第三人范文10篇

论文摘要：民事诉讼第三人是由司法实践和诉讼法学理论共同探索的产物。而民事诉讼中第三人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高速发展，逐步萌芽、确立、完善的。第三人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最出采用第三人制度是为了便于诉外的利害关系人，保护其合法权益，但罗马法并没有很好的将这一制度发展、完善。十六、十七世纪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拓宽了民事交往的领域，现有的法律已无法更好的去保护诉讼中涉及到的第三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法学家顺应了民事纠纷发展的要求，在一系列资本主义民事诉讼立法中正式确立了诉讼第三人。而真正规定这一制度的现代法典是1806年的法国民事诉讼法，虽该法只规定了诉讼参加的相关程序，没有对诉讼参与的实质加以规定，但它对大陆法系各国以后的诉讼参加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对之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规定。随后，日本、奥地利、中国、苏联等国都加以借鉴，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虽对此有相应的规定，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要求保护自身意识对的逐步增强，现行的法律在对第三人的制度的规定上有所不适之处。本文试图对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进行探索，并对第三人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与大家共同商讨。

关键词：第三人请求权诉讼标的

一、第三人的由来和产生

在古老的社会以前，源于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两个相同主体间的一次性成了当时民事交往的基本模式。由此也决定了民事诉讼中通常以原告诉被告的“两造诉讼格局”存在于审判实践之中。尽管罗马法承认对他人的诉讼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独立申请参加诉讼及上诉或声明不服。罗马法采用这种制度的原因，在于方便诉外的利害关系人，保护其合法权益，但诉讼第三人制度也终未能在罗马法中得到确立。十六、十七世纪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拓宽了民事交往的领域，民事交往远远突破了两个相向要求所形成的联系，若干经济实体之间形成了彼此衔接，相互影响的链条。当该链条的某一环节出现违法或侵权行为，往往导致连锁反映，在这些复杂纠纷面前，传统的“两造诉讼格局”充分暴露了其缺陷。因为，倘若削足适履地将连环纠纷分段成若干个“两造诉讼”，常常会导致诉讼浪费，裁判冲突，有悖于诉讼经济原则和法院裁判的严肃性。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法学家顺应了民事纠纷发展的要求，在一系列资本主义民事诉讼立法中正式确立了诉讼第三人。

在我国，1948年由陈谨昆拟定的《中华民国新民事诉讼法草案》第一次提出建立诉讼第三人的构想，这可视为诉讼第三人在我国的萌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前，对诉讼第三人我国的审判实践中普遍用“诉讼关系人”的称谓，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学者们摒弃了“诉讼关系人”的提法，选择使用了“第三人”。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对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若干问题了一系列司法实践解释，这样民事诉讼第三人在我国正式确立。

二、第三人的概念

摘要：在理论上，对人的概念以及特征的界定是很重要的。而在实践中，对人的认定是非常困难的，同时由于《合同法》的出台实施，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民事权利关系的划分成为可能，这就为司法实务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因此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第一，从民法的无权说，其都算是一种相对比较特殊的学说；第二，目前学术界的观点认为，只有当人的行为违反了善意的事由，才可以被称为受委托人，而非受追索的事由，所以这样的说法也就不是绝对的否定之论。

关键词：无权；第三方；《合同法》

一、第三方委托概述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物质的需求增加，对自己的财产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新的名词“物权说”。该说法认为，在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一种相互依存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某一方的单独存在。［1］因此该学说的基本原理是：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或者了解对方的情形下，为了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来确定其责任的承担者。

二、民法人对第三方的法理分析

1．法律行为要符合社会道德。在我国《合同法》中，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做出了规定，但是没有明确的条文来约束人的权，因此在理论上，人们对其的认识还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中。而《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的内容是：“不具有合法的身份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他人的利益和不法的目的而与无权人进行交易，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由此可知，该条的主体指的就是无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所以，该条的具体条款的表述是：“不具备法定的地位或职权的人与无权人之间的，基于事实的原因所订立的，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履行的”这也就说明了这一点。2．受让方的主观要件。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的主观要件主要包括善意相对人的事观念定或自愿的事实行为。［3］（一）第三方对第三方的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持意处分，可以要求受领人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明确了：“因他人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由自己和本人共同偿还。”《物权法》的相关内容也说明了，在交易中，买卖双方是平等主体，买方和卖方是相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签订合同时，买房者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而对于第三人，则要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即善意的买房者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所以当一方的不法行为导致另一方遭受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就应该由第三方来代为行使追索权，以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对这一方面的立法还不够完备，因此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来进行规制。（二）民法人对第三方的立法可行性。法律是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和规范，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作为一种手段来解决纠纷的行为而存在的；它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所以它的作用也不仅仅在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是通过对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分配来实现其价值。因此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要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以法的形式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该制度的具体内容，使其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担保义务/第三人

内容提要: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以担保第三人的履行为合同标的,合同的当事人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而非第三人。债务人负担的是担保义务,第三人没有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即属债务人担保义务的违反,发生违约责任。其违约责任原则上为损害赔偿责任,所赔偿者为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个别场合也可以是代为实际履行责任。

一、序说

《合同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这是我国法律关于“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基本规定,在司法实务当中已有应用。惟对于其法理构成,我国学说讨论不多,有待改进。本文先从一则真实案例入手,展示相关问题,并作初步的学理探讨。

原告X是一国际物流公司；被告Y2是货运公司,被告Y1是其分公司。Y1委托X由黄埔港运输4个货柜至墨西哥曼沙尼略港,运费到付,每柜2,668美元。X接受委托后向A公司订舱,委托其运输上述货物。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无人提货,运费无法收回。其间,Y1曾向X出具保函,保证对X的上述运费损失承担付款责任。X因无法收回上述运费,A多次催付运费。据此,起诉两被告连带支付运费10,672美元及其利息,并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等。Y1辩称指出,涉案运费是到付,承运人在无人提货的情况下,应当先行使留置权,然后才能向托运人索赔,X没有先行使留置权,故不能向Y1索赔。法院认定本案是一宗涉外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之一是X可否直接向Y1索取运费的问题。[1]在揭示本案的处理结果之前,宜先解明何谓“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二、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含义

一、行政复议第三人的概念

行政复议中的第三人与申请人、被申请人同属于行政复议当事人范畴，是指除申请人、被申请人外，与复议案件有利害关系，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参与复议程序，承有复议权利与义务的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行政主体、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第三人与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区别仅在于程序上，申请人是复议程序的发动者，被申请人是申请人复议请求的对象，而第三人则是复议程序启动后申请或被复议机关追加而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程序的，因此，第三人作为一种特定的当事人，与申请人、被申请人具有质的共性。二、行政复议第三人的种类

行政复议中的第三人主要有下列几种：

1、有独立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这主要是从复议请求角度进行区分的，有独立请求是指第三人的复议请求并非依附于申请人或被申请人，而是排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复议请求的独立的复议请求。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主要是一些竞争性许可案件、公平竞争权案件。如行政许可案件中，有三位自然人A、B、C竞争一个执照。行政主体将许可证颁发给A，B不服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颁证行为，颁发给自己，在此复议案件中A、C为第三人，A自然倾向于维持颁证行为，支持被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C则要求撤销颁证行为，并要求颁发给自己，其主张与被申请人、A、B均冲突，尽管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概念（程序上，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须对原告和被告提起诉讼），这是由于行政诉讼中被告限定为行政机关所致，但这并不影响其诉讼请求的独立性；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则是指第三人的复议请求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申请人或被申请人的复议请求，该种第三人在复议中处于辅助地位，其复议目的是请求复议机关维护申请人或被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2、作为行政主体的第三人与作为行政相对方的第三人

行政许可作为国家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必然同广大公民的权利义务有着重要联系。当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许可侵害了其自身合法权益时，行政相对人可以依司法途径寻求救济在司法实践中不存在任何争议。但是当行政许可行为侵害行政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时，第三人能否同样可能寻求司法救济，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有必要深入予以研究。

一、行政许可第三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

所谓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个人、组织的申请，依法准许个人、组织从事某种活动的行政行为，通常是通过授予书面证书形式赋予相人、组织以某种权利能力，或确认具备某种资格。[1]但行政许可行为并不是仅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发生影响，它们中间存一种"有第三人效力之行政处分"的行政许可行为，此种行为的"规制内容，不仅对相对人有着授益或增加负担之效果，并且同时对第三人之法律地位产生影响"，即此行政行为涉及行政机关、相对人及第三人之间"三极"法律关系。[2]如行政机关许可建筑工程建设，涉及建筑工程所在地周边地区的人的利益问题，从而产生涉及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作为行政相对人，因不服行政许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司法界是不争的事实，而第三人对于此类由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使自身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能否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争议。一方面，在客观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始终处于弱者地位的第三人，由于得不到有效地司法保护，从而导致本该为其所有的权益被非法剥夺，有违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因此，学者认为，法院作为当代社会中权力的监测器和权利的卫士，没有理由在对普通公民的权利最直接最经常产生威胁的行政权力面前有所保留或残缺。但另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法》法第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将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界定为行政相对人，因此，常常将第三人作为行政诉讼原告的资格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3]这种立法上的滞后，严重影响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因而对于这种行政诉讼主体的界定必须重新予以审视。

对行政诉讼主体的范围，各国的规定宽窄不一。在英国，司法审查起诉人的范围很广，包括英王、检察官、地方政府和公民，而公民限于对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在美国，提请司法复审的当事人在范围上扩大的趋势。原先是"明显当事人"已被"利益关系当事人"所取代。在日本，原告是"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在南斯拉夫，允许公民、法人、国家机关、公设律师、社会自治律师、工会以及其他没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作为原告起诉。如可违法的行政文件侵犯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院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也有权作为原告起诉。在前苏联，原告是认为公职人员的行为损害了己权利的公民。[4]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客观上的需要和借鉴别的国家的有关经验，最高人法院最近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原解释关于资格的有关规定修改并界定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即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利益，便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行政相对人"的范围。体现了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精神，顺应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趋势。同行政诉讼主体范围相一致的是，行政许可诉讼原告的范围应界定为一切与行政许可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行政许可行为直接或间接地侵犯了有关当事人的权利，都应当成为行政许可诉讼的对象。

二、法院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审查程度

行政许可第三人作为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启动诉讼程序后，法院对哪些行为进行审查，审查程度如何，既是决定原告诉讼结果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诉讼本身是否科学、公正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法院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行政许可进行审查。

摘要：行政第三人问题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本文认为，行政法律关系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方主体即行政第三人，并在此基础之上，对第三人的涵义及其意义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行政法律关系，行政第三人，行政相对人，行政诉讼第三人

依照行政法学之通说，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仅仅包括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但我们认为，除这两类主体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方主体，即行政第三人。本文拟对行政第三人的有关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一、行政第三人概念的提出

任何行政行为都有相应的相对人，即行政主体的相对一方当事人，通常是指行政行为所直接针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能以民事关系、行政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为中介，与已作出的行政行为产生间接的利害关系。如在「判例1」江西某公司诉湖南省商检局案中，鉴定行为直接针对的是提出商品鉴定申请的湖南某公司，因此，湖南某公司是相对人，江西某公司不是相对人。但是，由于湖南省商检局的鉴定行为间接导致了江西某公司的经济损失780万美元，江西某公司由此与鉴定行为具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又如，在「判例2」王某诉辽宁省某乡人民政府案中，乡政府批准吴某建房的行政行为的直接针对人为吴某，而非王某，因此，吴某为该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相对人，王某则不是。然而，由于王某对乡政府批准吴某100平方米建房中的3平方米宅基地具有合法使用权，乡政府却将其批准给吴某使用。显然，王某的合法权益受到该批准行为的侵犯，王某因此与该批准行为也具有间接的利害关系。

可以说，类似于「判例1」、「判例2」的案件在实践中大量存在。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与行政行为仅具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既不是行政主体，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相对人，后者通常指的行政行为的直接针对人。那么，这类主体在行政法上究竟应当如何定位呢？

《行政诉讼》第27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在行政审判中弄清第三人的确切含义，正确确定第三人，对于切实保障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是确保办案质量、实现司法公正一个不可忽视和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从审判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浅谈几点意见。

一、“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含义

这里所说的“利害关系”，首先指的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和法律的保障利益的得失关系。这种法定权利，集中反映在我国宪法的规定中。如公民的权利就有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社会权利等。如体现在民法上的就有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婚姻家庭权、财产权、相邻权、经营权、承包经营权、继承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直接影响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特定权利和利益，才能视为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如果仅属于间接影响，则一般不构成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如城建部门对正在施工的违章建筑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对已建部分予以拆除，未建部分不准继续施工。”建筑单位对处理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虽然因为这一处理决定使得建筑承包单位、建材销售单位的合同利益受到损害，但这种损害仅属受具体行政行为的间接影响，直接原因是他们与建设单位之间的建筑承包合同和建材购销合同发生变更，因此建筑承包单位、建材销售单位与城建部门对违章建筑进行处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不是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可另行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

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应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之间存在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的性质必须是行政法律关系，而且必须属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倘若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使行政机关的下属机关或所属工作人员基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影响，则这种“利害关系”不属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

具体行政行为首先是对行政行为的对象（即相对一方）有最直接的利害关系，诸如：对相对一方赋予或不赋予某种职能，设定某种义务，采取某种行政强制措施，科以某种行政处罚以及依法对相对一方和其他民事主体所发生的某些民事争议进行裁决和处理等。与此同时，由于相对一方在社会上并非孤立存在，相对一方的权益变化往往会影响到第三者权益的变化，只要这种权益变化直接来自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法律事实，亦应视为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某甲的违章建筑妨碍某乙通行，但城建部门对某甲违章建筑的行为罚款了事，对违章建筑不予拆除，准其继续存在，显然这种于法相悖的所谓处罚影响了某乙的相邻通行权利，城建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同其直接对象某甲有直接利害关系，同并非直接对象某乙也有直接利害关系。

就直接对象而言，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可能是单数，也可能是多数。在多数的情况下，该具体行政行为和所有直接对象都有利害关系。最后，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和权益受到该行为直接影响的非直接对象可能都是多数。如环保部门对共同造成某一水域污染的多家工厂进行行政处罚，而直接受污染之害造成经济损失的又有多家渔场和养鱼专业户，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同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

【摘要】自2018年8月23日孙赫在高铁上霸占其他乘客座事件位以来，公共交通设施“霸座”的案例又频频被曝出。我国目前《侵权责任法》没有对第三人侵犯他人债权的侵权行为进行规制，基本处理方式都是对“霸座”方处以行政处罚，但对于被侵权人的合同权利却无法律途径救济，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以“霸座”为典型，探究第三人侵犯债权的民事救济途径有利于民事主体权利的实现，促进社会和谐，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债权；侵权；第三人；霸座

一、“霸座”案中的法律关系与问题

分析“霸座男[1]”“霸座女[2]”等多起“霸座”案[3]，笔者发现，“霸座”案一般是在公共交通运输活动中，乘客票面分配的座位被第三人强行霸占，不予返还并受到相应处罚的情形，在这类案件中往往存在以下两种民事法律关系：第一，乘客与承运人的客运合同关系，乘客与承运人之间虽无书面合同的订立，但是售票时客运双方均对始发地、目的地、座位区域、携带行李、票价等一系列合同内容达成合意，《合同法》293条规定，无特殊情况的，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乘客与承运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是“霸座”案中最基础的法律关系。第二，乘客与第三人侵权关系，在“霸座”案中，客运合同真实有效，乘客与承运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乘客享有在客运期间内乘坐票面规定座位到达目的地的权利，在承运人完成提供相应座位的义务之情况下，乘坐约定的座位属于合同标的给付的一部分，第三人的“霸座”行为是典型的侵犯债权行为，会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完全实现。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乘客对座位享有特定的合同权利，应对其加以保护。但侵权关系产生的侵权之债因我国无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法得到救济，在权利本位范式下，第三人侵犯债权救济制度的建立相当具有必要性。

二、第三人侵犯债权的理论基础

（一）债权的不可侵犯性。第三人侵犯债权制度建立与发展的基础是债权的不可侵犯，有观点认为，“盖即曰权利，即有不可侵犯性，物权为然，债权又何独不然。”[4]法律以其强制力保障公民之权利，虽然对于权利种类有相对权与绝对权之分，但从法律规定之目的出发，笔者认为，在权利本位的范式下，无论权利是何种类型，只要是合法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债权是众多权利的一种，当然具有不可侵犯性，侵犯他人合法权利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或受到相应处罚。（二）债权相对性的突破。传统民法按照义务人的不同将权利类型划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债权是典型的相对权。但在目前的民事生活中债的相对性已有所突破，“债权物权化”的体现日益增多，有学者认为“物权和债权在某些特定部分仍然处于混合状态”[5]，比如在我国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明确了两种债权相对性突破情形，第一，实际施工人可跨过转包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第二，发包人向承包人和分包人均可主张违约责任。[6]又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既可以向销售者追偿，也可以向生产者求偿。而“买卖不破租赁”的特殊规定更是债权物权化的体现，使得租赁权能够对抗所有权。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债权相对性被突破的应用越来越广，权利本位范式下公民对包括债权在内的权利保护要求越来越高，债权不可侵性的特征得到发展与认可，此背景下，第三人侵权制度的构建有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摘要：仲裁中是否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需要探讨。本文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提出我国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仲裁；第三人；肯定说；否定说；设立

是否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是近年来在处理经济案件中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认为我国需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

一、对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争论的辨析

对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主要有“肯定说”和“否定说”的争论。

(一)“否定说”诸多理由不能成立

一、行政诉讼第三人与民事诉讼第三人概念的区别

行政诉讼制度脱胎于民事诉讼制度，很多方面行政诉讼制度往往参考民事诉讼制度，第三人制度也不例外，但是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却有所不同。为了更好理解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概念，有必要将其与相关概念加以比较。

民事诉讼第三人是指对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或无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参加到他人之间正在进行的诉讼中来的人。可以将民事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认为自己有全部或部分独立的请求权，以独立实体权利人资格提起诉讼请求而参加到诉讼中来的人。“独立请求”是第三人对本诉原被告侵害其权益的行为，请求法院责令本诉的当事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实现自己的主张。这种请求不同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同于被告的答辩主张。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申请参加诉讼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依据是他与争议的一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必须是民事、经济或劳动法等实体法上的利害关系。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实体权利，他站在原告或被告的立场上，间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要他支持的一方败诉，他将可能承担败诉的法律义务。

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最关键的不同是参加本诉的基础不同。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本诉是以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行政诉讼第三人和被告行政机关双方存在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处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地位，而民事诉讼第三人参加本诉是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行政诉讼第三人没有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分，不能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分类，因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固定的，原被告争诉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民事诉讼法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将本诉的原告和被告作为被告提出诉讼而参加诉讼，而行政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系被告所为，自然不存在将本诉原告作为被告的问题。因此只能说，行政诉讼第三人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因为因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使其负担某种义务，而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即使败诉，也不一定承担义务。行政诉讼第三人处分诉讼权利的范围与民事诉讼第三人也有所不同。行政诉讼第三人一般有原告的资格，在诉讼中重新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可以由第三人转变为共同原告身份。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就无权提起诉讼。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是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而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在范围上有所不同。[6]

2、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1、行政诉讼第三人案件裁判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既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是行政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