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门范文10篇

［摘要］目前公共政策研究“范式”逐步转变，第三部门开始在我国发展壮大，逐渐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彻底改变了原来由政府领导的单一制、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机制，使自下而上的草根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尽管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在各方面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由于其特殊的原因限制等，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加复杂，科学性较低。本文从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内涵及其必要性、困境、优化对策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以期更好地为西部地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建议，服务于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建设。

［关键词］西部地区；第三部门；公共政策；制定

1第三部门参与政策制定的内涵及其必要性

1．1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内涵。要理解第三部门参与的前提并理解第三部门的含义，第三部门也称“非政府组织”或“社会中介组织”，它是和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相对而言的另外一个部门，指的是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LesterM．Salamon教授把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称为“非政府公共组织”。而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参与，是指第三部门通过各种途径，向政府转达民众利益和要求，或者提出各种政策意见和建议，协助政府改进公共政策，以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共利益取向，政策的执行不偏离预定的轨道，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整合。1．2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制度的必要性。1．2．1第三部门参与确保了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第三部门是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合理、有效的途径，是公民社会参与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细胞载体。第三部门的公共政策参与，是实现由“群众社会”向“参与社会”转换的纽带。亨廷顿在《变动中的社会秩序》一书中探讨社会的政治安定问题时，曾提到过两种社会类型：群众社会和参与社会。在这两种社会里，都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参与，但在群众社会里，政治参与是无结构的，无常规的，漫无目的和杂乱无章的，因为群众缺乏能够把民众的政治愿望和政治活动与他们领袖的政治目标和决定联系起来的组织结构。而第三部门作为公民社会的载体，以其灵活的形式和积极的行为参与到公共政策过程中，可以增加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及有效性，提高公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制度化、理性化的政策参与。1．2．2第三部门参与提高了决策信息充分性。第三部门组织在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基础性，包括一切既不属于政府部门，又不属于以营利为目的所有社会组织，其目的又是维护组织及组织内成员的共同利益，履行社会事务的管理功能。第三部门在归纳、总结单个人的信息基础上形成集中的，能反映本组织成员最大利益的信息并通过直接与决策者交流的形式反馈给他们，从而为政府或决策者获取信息提供了一条捷径。另外，第三部门是反映、表达和代表各种利益要求的利益表达主体，可以强化利益表达主体的自主性，加强利益表达的清晰度和透明度，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使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要求明晰化，扩大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与政府决策部门的信息交流和沟通。1．2．3第三部门参与为政策执行提供依据。第三部门不仅承担相当部分的公共政策的执行任务，而且对于那些必须由政府执行的公共政策还可以进行有效的监督。第三部门可以通过“顾客主权”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施加压力，迫使政府的执行机构产生更强的责任感，提高政策执行的质量。另外，第三部门对社会政策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共政策的社会认同度和接受度，而且有助于减少公共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和阻力，使公共政策的实施获得积极的社会支持环境，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由于第三部门其在社会公私领域的独特地位，能够达到组织机构和个人之间以及对社会公民之间利益的整合，在政府和公民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它一方面传导政府政策，另一方面又能够反映民众的诉求，使不同人的要求找到一个合法的表达途径和利益代言人，第三部门的参与增强了公众社会诉求的表达效力和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

2西部地区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存在的困境

在西部地区虽然有不少第三部门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以期通过影响政府的决策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但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第三部门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参与程度仍然比较低。造成我国第三部门公共政策制定参与不足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2．1能力不足导致对政府的依赖性比较强。首先，我国第三部门中有相当一部分团体挂靠于政府，官方色彩比较浓厚。比如我国的工会、妇联、残疾人联合会等群众团体，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虽然挂着第三部门的牌子，有正规的组织体系，以其非营利性的特征服务公众，但这些组织在人员构成和运作方式上却是官本位的，官方色彩比较浓；其次，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第三部门的资金来源过分依赖于政府。对政府的依赖必然造成第三部门在开展工作时始终难以摆脱行政化色彩，势必会影响其自治性的特征和自主性的发挥。2．2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渠道的非广泛性。我国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目前有两种可以利用的正式渠道：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二是党和政府开设了来信来访、领导接待日、各种不定期的座谈会等渠道，但参与的机会比较少，不足以对政府决策造成很大的影响，也不足以使政策存在的问题得到很好地解决。这对第三部门进入政府的政策过程构成了障碍，也影响了其政策参与的效用，同时，第三部门的政策参与缺乏制度保障，政府对第三部门的政策建议和意见常常重视不够，有时甚至置之不理。2．3参与方式形式化。第三部门参与方式形式化，即表现为走一走过程，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面临的环境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而真正要使政策得到第三部门的同意和支持，其中需要耗费的人力和物力等成本是相当大的；二是政府艰辛万苦制定出来的政策，不想通过第三部门参与的方式被一票否决，但又想避免在执行过程中遭到各方的阻力，只能走过场的形式，通过一定的方式让第三部门支持该项政策。总之，西部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原因，使得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政策存在形式化。

摘要：第三部门和制度供给不是单项的被制约和制约关系，它们之间是辩证的、双向互动的制约和促进关系。一方面，第三部门必然在制度的制约和规范下参与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和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另一方面，第三部门可以参与社会制度供给过程，既可以为自身争取生存与发展的制度空间，又可以改变某些领域制度供给滞后的现状，为整个社会增加制度资本存量，增进社会资本。

关键词：第三部门制度供给辩证关系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第三部门现状时，总要指出第三部门在当前中国缺乏存在和发展的制度空间，言外之意是制度与第三部门之间仅是单向的制约或促进关系，这种观点有失偏颇。第三部门与制度之间应是辩证的制约与促进关系，二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尤其是第三部门对社会制度供给的促进和提升作用才是第三部门和社会制度供给之间关系的真谛所在，也是第三部门社会功能的应有之义。对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深入研究，阐明第三部门在制度供给，尤其在改变中国当前制度供给相对滞后现状中的重要作用，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一、第三部门、制度、制度供给的内涵

第三部门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形成并流行起来的，它源于人们对社会构成“两分法”的重新审视和再划分。最早冲破“两分法”的束缚，提出“第三部门”概念的是美国学者利维特。他认为，以往人们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公即私，非私即公——的划分方法忽略了大批处于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指出这类社会组织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的事，并进而把这类社会组织统称为“第三部门”[①]。联合国宪章第71条将第三部门定义为：第三部门是指国际范围内从事非营利性活动的政府以外的所有组织，其中包括各种慈善机构、援助组织、青少年团体、学会、合作协会、经营者协会等。[②]由此可见，第三部门指的是介于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或之外的社会部门，它是除政府机构和营利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它与政府部门以及企业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第三部门对公共管理的功能主要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助于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为社会提供广泛的社会公共服务；有利于维护公民权利，制约政府权力，参与公共决策，推进民主政治；有利于增进和激发服务公益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公民精神，促进自律性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社会的稳定；第三部门对社会资本的积累有积极贡献[③]。这里，第三部门促进自律性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社会资本积累的功能，指的就是第三部门可以参与社会制度供给过程，促进社会制度的供给，以增进社会资本存量。

人类社会各种经济主体都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着各自的经济行动，这种活动必然要建立在一定的信任与秩序基础之上，在毫无秩序的地方，社会交往的代价必然高昂，也就无信任和合作可言。但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与利益分配格局决定了各种经济主体行动的动机和目的，同时由于存在着“知识问题”以及“经济人”倾向等，都决定了无论人们所处的社会或组织环境给他们规定了怎样的规范，他们的现实追求都是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各种机会主义和不可预见行为。为了克服各种不可预见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就必须有一定的制度规范，使各经济主体只能在特定制度许可的范围内选择和实施自己的行动，以确保必要的秩序和信任，维持各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增强各种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与创新的动力和信心。那么什么是制度？马尔科姆·卢瑟福认为，制度是行为的规律性或规则，它一般为社会群体成员所接受，详细规定具体环境中的行为，它要么自我实施，要么由外部权威来实施。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④]制度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则系统，对理解人际交往具有重要价值，它在协调个人行动上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制度的关键功能是通过系统性和非随机性的关于行为和事件的规则系统来约束人们行为，增进社会秩序，以鼓励信赖和信任，减少协调人类活动的社会成本与合作成本。当秩序占主导地位时，人们就可以预见未来，更好地与他人合作，也能更有信心地从事创新活动。制度还可以设法克服资源的稀缺性，以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因此制度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本。

一、经济法是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干预经济关系的法

在经济资源配置中，人们对市场和政府各自应起多大作用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辩证发展过程。亚当·斯密认为，在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资源能够目动达到最优配置，利己主义动机会驱使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实现社会利益；而政府，尽管是出于良好愿望和社会利益，试图干预资源配置过程，也往往会适得其反。斯密把政府活动仅限于国家安全、法律秩序的维持和部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斯密给人们树立的是这样的信念——自由放任，听之任之，不要干预。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了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信仰，通过引进边际分析、效用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来论证市场机制的完美无缺。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自由竞争市场上，消费者偏好是一根指挥棒，引导资源的配置方向。而资源是否得到最优配置最终取决于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市场调节方式是边际微调，通过资源在各种用途上的边际对比来驱使资源流向最有利的方向实现帕累托最优境界，出自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仰，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主张政府介入资源配置过程。

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一系列弊端如失业、贫富分化、周期性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经济危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机制本身的局限性。

在市场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来实现的，但市场调节及价格机制发生作用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市场供求力量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那么它是建立在以下三个假设条件之上的：首先，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一个企业有影响市场价格的市场势力；其次，不存在外部性，市场结果只与市场的参与者（买者与卖者）有关，对旁观者的福利没有影响；第三，不存在公共产品。但这种假设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市场不是理想的，存在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

（一）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就是某个经济主体在生产或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外在于市场体系的外在影响或效应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未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及收益。依据个人或社会是否无偿地享受了额外收益或是否承受了不是由他导致的额外成本这一标准，外在性可分为积极的有利的外部性（或称为外部经济）与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或称为外部不经济）。外部性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市场失灵，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者看来，原因在于消极的外部性会引起供给过度，即私人活动的水平常常要高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而积极的外部性会引起需求过度，即私人活动的水平会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由此必然会使市场供求失衡，使社会资源配置偏离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摘要：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它可以提供部分公共产品，提升公共管理绩效，促进社会自治和秩序稳定等，但目前政府在第三部门的管理上，还存在一些政策上的滞后。

本文从公共政策管理的视角，运用学科前沿理论，在综合分析、评判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目前第三部门的功能、困境及发展趋势，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第三部门发展的路径选择，特别强调公共政策管理的作用及其体系设计。指出:第一，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政策一方主体，仍需政府的监督、引导和管理;第二，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主体，拥有资源优势，以及坚持公共性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它对暂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政策对象第三部门承担着管理的职责和义务;第三，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应符合现实需要，即有度、有序。

本文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是相当有限的，存在着不足，今后将在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第三部门的属性、产权、运作机制和制度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开拓。

关键词:第三部门，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选题动机与研究价值

一、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现状分析

1.“供给主导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不能满足农民真实需要

由于农民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导致在当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不是需求方(农民),而是供给方(各级政府)。而农民所处的位置又很难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来约束政府的行为,这就会使各级政府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做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各级政府往往更倾向于提供反映自身偏好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说此时政府作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就会凌驾于作为需求者的农民之上,主导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决策,形成了“供给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这种供给机制客观上造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不能满足农民的真实需要。另一方面,与农民利益相关、事关农村发展的公共物品供给却严重不足。事实上,前者供给过量与后者供给短缺存在着内在的因果关系,也是供给主导型的供给机制造成的严重后果。

2.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财政支出严重不足

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有财政的大力支持,但目前我国仍未摆脱“重城市、轻农村”的财政投入模式,在社会发展投入上城市比农村获得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资源。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总体的比重趋于不断下降。我国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亦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但就是在这样有限的投入中也存在严重的城市倾向,导致农村的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教育水平不断下降,甚至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下级政府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财政支农资金不到位或被挤占、挪用,造成农村公共物品虚假提供的现象。

3.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筹资渠道受限问题日渐突出

摘要：第三部门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独特的功能优势。它可以提供部分公共产品，提升公共管理绩效，促进社会自治和秩序稳定等，但目前政府在第三部门的管理上，还存在一些政策上的滞后。

本文从公共政策管理的视角，运用学科前沿理论，在综合分析、评判第三部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目前第三部门的功能、困境及发展趋势，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第三部门发展的路径选择，特别强调公共政策管理的作用及其体系设计。指出:第一，第三部门作为公共政策一方主体，仍需政府的监督、引导和管理;第二，政府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主体，拥有资源优势，以及坚持公共性的政策目标和价值取向，它对暂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政策对象第三部门承担着管理的职责和义务;第三，政府对第三部门的管理应符合现实需要，即有度、有序。

本文的研究成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层面上，都是相当有限的，存在着不足，今后将在政府与第三部门关系、第三部门的属性、产权、运作机制和制度环境等方面进一步开拓。

关键词:第三部门，政府，公共政策，管理

前言

1.1选题动机与研究价值

一、“第三部门”产生的经济分析

“第三部门”作为西方制度背景下产生的产物，其概念首先是由列维特等人在1973年提出，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中心的“结构—运作”定义，“第三部门”应具有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自愿性的特征，它是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福建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中由林农自愿组织产生的“第三部门”，包括家庭林场和各种协会等，实质上是林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联合自助组织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机构，是人的联合，非资本组合体，在林业生产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第三部门”产生的经济背景

福建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中“第三部门”的兴起，发端于过去的福建集体林业体制在林业生产中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一方面，自2003年福建开始的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以来，目前全省基本完成对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尚未明晰的集体商品林及县级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的改革任务，实现“山有其主、主有其权、权有其责、责有其利”的目标，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形成权、责、利相统一的集体林经营管理新机制。福建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结果使原来的集体经济组织体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分散经营的农户，经营主体多元化；林农可以相对自由地流转林地使用权和林木资源，利益主体多元化。这些不同利益主体为了在市场经济中处于有利地位，需要建立能够反映自己利益的组织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为“第三部门”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林地、林木经营的规模缩小，原来由集体经济组织完成的工作，如森林病虫害防治、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等，这些工作是单个农户无法完成的；同时，受林业生产特点的影响，非林农自愿组织起来的其他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不突出，这种经济环境促使林农自愿组织的“第三部门”产生。

（二）“第三部门”产生的经济原因

人们对森林经营重要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森林经营既给其经营者带来损益又使森林经营者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获取损益，前者即是森林经营的内部效应，后者则是森林经营的外部效应。森林经营的内、外部效应均有正负之分，其中正效应是指有利而无害的效应，负效应是指无利而有害的效应。一般而言，森林经营的外部效应基本表现为正效应，如休闲效应、防护效应、涵水效应、调节气候交叉重叠构成森林经营外部效应。森林经营外部效应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环境，但森林经营外部效应的受益主体并未通过货币或其他等价物的支付而受益。就商品林而言，经营者虽然从中获得经济收益，但生态效益被社会无偿享用；而公益林相对其投入而言，经济收益很少，其生态效益也被社会无偿享用。这就使营林的边际收益小于社会边际收益，如果没有弥补这种差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不可能使森林资源达到最佳供给量。因此，作为非市场交换商品，森林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任何个人或群体不能从公共物品的消费中排除出去，且一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排斥他人对同一公共物品的消费，消费者无法为消费公共物品而付费。可见，纯粹的自由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或者提供过少的公共物品，由此导致外在性的存在。而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必要的。

摘要：福建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进入第二阶段后，随着广大林农自治能力的逐步提高，市场和政府不能涵盖的林业生产领域方面出现了“第三部门”。本文对“第三部门”的出现、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经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加强对“第三部门”的制度支持与约束，完善提高“第三部门”自身参与能力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福建；“第三部门”；集体林业产权

自2003年4月，福建省开始进行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拉开了全国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序幕。福建省经过三年的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已完成明晰产权的村有11602个，基本上实现了明晰林业产权、“均山均林”的阶段性改革目标。改革的第一阶段完成后，政府职能和集体体制都已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如何防止小农化倾向问题，如何规范林地、林木流转市场，如何使林农获得林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以及如何应对森林资源保护出现的新情况等，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担心的问题。在这种变革时期，有些社会和经济问题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解决不了或者解决不好的，市场和政府不能涵盖整个林业生产领域，随着广大林农自治能力的逐步提高，需要建立和发展“第三只手”，这“第三只手”就是“第三部门”。［1］

一、“第三部门”产生的经济分析

“第三部门”作为西方制度背景下产生的产物，其概念首先是由列维特等人在1973年提出，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组织比较中心的“结构—运作”定义，“第三部门”应具有组织性、私有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自愿性的特征，它是不同于政府和企业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组织。福建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中由林农自愿组织产生的“第三部门”，包括家庭林场和各种协会等，实质上是林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联合自助组织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机构，是人的联合，非资本组合体，在林业生产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第三部门”产生的经济背景

摘要：建设和谐发展的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模式的比较，分析了政府主导型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弱相关、不规则相关”、第三部门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强相关、正相关”和市场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强相关、负相关”。最后，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构建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监管模式，实现监管行为与收益的“协调、可持续的正相关”。

关键词：农业生产资料；监管模式；比较研究

新农村建设中，要想实现农村的和谐发展，真正做到以农民为本，以农业为基，以农村社会和谐为最终目标，必须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力度，务必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保护农民利益。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药、兽药、种子、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农机及零配件和渔机渔具，这些农业生产资料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农资的质量、数量、价格、服务的高低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第二，建立生态绿色农业，保护农业弱质产业的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的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农产品的质量，因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好坏影响初级农产品的质量。

比如，饲料和饲料添加剂，它的质量高低会大大影响动物的肉质的好坏；第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农业生产资料如一些农药、兽药、种子、肥料、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的使用，会对自然生态产生影响，可能会影响到生物种类、质量、数量等，甚至会导致生物的变异，危害生物伦理和生物种的多样性；第四，实现食品安全的源头控制。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比如非典、禽流感、苏丹红等都与食品有关。而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从农田带餐桌整个过程，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是农业生产资料质量不合格或不正确使用导致的。所以，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反思、重构以往的监管模式，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有效监管。

一、动态契约理论——从传统社会契约论到动态的社会契约论

传统的社会契约论构建了“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架构，随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两元架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于是社会对社会结构提出了新的需求，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也就应运而生。动态社会契约论包括两层内涵：一方面，人们将部分权力让渡给某个主权者——即政府（国家）。由于社会情形的变迁，又将部分权力让渡给第三部门组织；政府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自由、正义、公平、秩序、效率，也将一些人们让渡的权力，让渡给第三部门组织。另一方面，第三部门——社团既是其成员缔结契约的结果，又是人们与政府缔结契约的结果，因此在其社会与契约关系中，根据社会地位（角色）即身份不同，分别施加不同的影响，即保持人们交易过程中的“校正公平”。动态的社会契约论以新自然法思想与社会连带主义思想为底蕴，弥补了社会契约论的不足与契约自由的流弊，构建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社会第三部门、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权利形态：第一，以人们手中掌握的不断缔约能力——即宪法上规定的结社权，不断对政府（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各国政府不断改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第二，使公共利益的单一代表制（政府）转化为公共利益的多个代表制（政府、社团、个人），形成公共利益代表者的有效竞争机制；第三，社会第三部门主体藉此取得合法权利，能够增强其成员收集信息的能力，强化其判断力。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政府主体监管、社会第三部门主体监管、市场主体监管进行合理的产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农业生产资料监管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它的供给主体可以是政府主体，也可以是社会第三部门主体和市场主体，使它们在三元互动格局进行有效的竞争，并形成对农业生产资料监管的多元监管模式。

摘要：由于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共时挤压”的特性，这样的环境促使中国公共行政退出市场领域，市民社会开始发育；公共行政退出社会领域，公共领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公共治理理论兴起。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为适应当前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变化趋势，中国的行政发展必须实现其发展范式的转换，从传统的管理走向现代治理。

关键词：知识经济；治理；公共治理

一、治理的兴起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共行政的发展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再由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的治理，这些行政范式的转变都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行政模式的转变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和公共领域的崛起。当中国市场经济与市民的社会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时，公共行政模式不做相应调整，必将使中国公共行政发展陷入困境。在当今的时代状态下，市场经济与信息技术这两种力量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发展的速度、路径、性质，由于市场力量的扩展和知识经济的结构，现代社会的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出现了一种伸缩现象，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使得时间被大大压缩；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使得空间被大大扩展，即市场全球化使得单一国家市场、社会、政府的涉及领域逐渐扩大。这种特异的现象在学界被称为“共时挤压性”。而当代中国公共行政正处于这一历史情境之中，正是这一特性，为起步较慢、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带来困难。

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市场经济体制，其结果不仅仅是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公民与国家及政府的关系上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公民的立场上，他们开始重新界定国家与政府的作用，并且普遍关注经济、教育、医疗、福利等方面问题，他们把政府放于批判与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形成了对于国家与政府的公共性、合法性方面的挑战。

在释放了经济职能的同时，国家和政府也深刻地感受到了公民对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的需求。而传统的行政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政府开始在某些领域推出，让市场经济支配下的社会体系自发地完成这些功能。首先，政府释放具有经济性特征的社会事务，例如，政府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放开对电信通讯行业的垄断、结束福利分房商品房货币化等等；其次，政府开始释放一些公共性的领域，例如高等教育、医疗卫生、公路铁路等。国家这样的释放性活动，使得一些介于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半民间半官方的组织产生，如慈善性机构、学术团体、公民的自主组织、非盈利性咨询服务组织等。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也意味着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已开始回归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