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差异范文10篇

1引言

目前，新农合制度主要是以县为单位统筹实施的，东、中、西地区在筹资水平、统筹补偿模式、管理服务水平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我国现代特有的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新农合制度脱离不开各地经济社会存在差异的现实，在追求快速覆盖目标下，其制度建设和运行情况必然存在地区差异。长远来看，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趋势下，城乡医疗保障的地区差异将不断缩小，最终实现医疗保障地区间均等化发展。因此，对新农合制度地区差异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利于完善新农合制度，特别是建立健全长效的筹资机制，也为未来实现医疗保障制度的城乡一体化提供前期基础资料。

2新农合制度的简要回顾和运行情况

2003年试点以来，新农合制度发展迅速，于2008年迅速覆盖全国，建立了全世界覆盖人数最多的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已逾十年，新农合由最初的农村居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发展成为目前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形式，可以说，新农合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日趋完善，运行平稳。2011年，全国参合人口8．32亿，参合率97．48％，实际人均筹资水平246元，省、市、县和乡级住院的政策补偿比分别达到了45％、55％、70％和80％。新农合制度的实施，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主要表现为：（1）筹资水平不断提高。2004—2011年，全国新农合筹资总额累计5838亿元，其中，各级政府投入4719亿元。2011年，实际人均筹资水平为246元，比2004年增加了200元。（2）受益水平不断提高。2004—2011年，住院补偿受益面由3．17％增长到8．46％，次均自付住院费用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例由72．31％下降到28．92％，住院政策补偿比由2010年的57％增加到2011年的70％。（3）党和政府得民心。新农合保障了农民的健康权益，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彰显了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参合农民对公共政策的满意度提升，对社会认同感增强，对党和政府的政策认可和拥护，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正如部分学者指出的那样，新农合制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效应，这要归功于基于制度与管理层面的不断创新，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平台和管理平台上，新农合制度框架将不断完善［2］。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地区发展不平衡，新农合制度发展必然存在地区差异。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适应形势变化，不断完善新农合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3实证研究

现阶段，新农合保障水平主要是由筹资水平决定的，而筹资水平又与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体系有着密切联系。本文对新农合制度地区差异的研究，既包括筹资机制的考察，也包括新农合保障水平的考察，还包括农户医疗服务利用水平的分析。研究方法侧重于对比分析和统计数理分析，主要内容如下：

1数据统计

根据图1的数据分析得出，首先是农业物质的费用投入对农业产值的增长有较大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资金投入始终是农业增产的重要因素，受地域影响较小。然后受地域影响较大的是农业劳动力投入对农业产值的影响，在经济水平不同的地区，可分配的农业劳动力也不同，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较弱，并且集中在山区，因此无法依靠土地扩张实现农业的增产，所以劳动力是唯一的增产方式；其次，对于较发达的地区，其可使用的劳动力较多，并且在满足自给自足的前提下，还能通过打工的方式增加收入，因此加大了地区之间的差异。耕地面积对农业增产的影响不明显，可分配的耕种面积是有限的，并且受地理环境和开垦条件的影响，较发达地区具有明显的城市化特征，可利用的土地减少，无法依靠土地增产来实现经济的发展。最后，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进步率和贡献率差异较明显，所以从整体上看湖北的农业发展仍处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

2湖北省农业技术地区差异现状总结

（1）基础建设比较滞后。政府投入的农业建设资金由于各种原因一般都难以及时落实到位，导致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更新较慢，降低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个别组织引导方式不当，使得农业生态环境的整治出现问题；农技推广体系和农业信息体系不健全，使得农业科技无法创新；农政执法体系和检验检测体系的匮乏导致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不达标；农产品市场缺乏基础性的建设，导致抗御自然灾难的能力降低，抗风险能力不高；农业内部积累资金转化率较低，用于农业扩大生产的资金有限；农产品出口规划与引导力度不够，与农业生产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市场化发展的需求仍有较大的差距。（2）农村人力资源匮乏。目前湖北省农村人口主要呈现老龄化和低素质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到城市去发展，留在农村的都是一些思想比较落后的人员；并且受农村饮食结构、医疗卫生条件的影响，使得湖北省农村人口身体素质较差。并且农村人力资源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方面都与城市有一定的差别，使得农村人力资源的综合素质比较差。（3）农产品质量较低。农产品的质量受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是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各类污水、废气使得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十分恶劣，降低农产品的整体质量。然后是种子、种苗、畜禽的影响，种苗选择不合理、品种更新进度慢、研发投入低都降低了农业投入的资本质量；最后就是质量安全标准的影响，相关部门缺乏对农产品质量的检测和监督，使得流入市场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4）缺乏规模化的组织。家庭承包责任制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提高了农业人员的积极性，但是却降低了整体的生产效率，使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商品量少、效益低下。因此出现了一些“合作社”，这种方式能够实现简单的规模化生产，但是这种合作组织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内部治理不规范，限制了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另外这种农业合作组织的规模都比较小，没有较好的带动能力，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缺乏相关的专业性人才。

3湖北省农业技术发展改革建议

（1）抓住新政策的机遇。规模化的生产方式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对于产权清晰的资源，可建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合作社的新农业经营形式，在改善原有农业生产方式低效率的基础上，融合最新的科技优势，通过规模化、全程化、自动化的方式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而且这类较大规模的农业有限公司或股份合作社在数量、土地规模、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传统小型家庭农场的水平。同时农场管理机制采用公司制以后，可设立董事，将农场工作内容进行细分，结合目前网络物流等，设立生产部、策划部、财务部、销售部、物流配送部、学习与研究部等，对于扩大就业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2）加强对农产品的宏观调控。开展公司制的农业生产以后，各个部门要尽快建立一套有效协调的农业生产体系，制定各项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加强监督检测，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对主要农产品的供求体系进行调控，使其稳定在平衡状态，此方面可借鉴德国的做法，德国政府为保障农业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对农业提供了一系列的如投资、贷款、社会保险补贴、债务减免、扶持就业等相关政策支持，并拿出巨资给予帮助，极大缓解了农业改革的压力。同时对农产品的宏观调控还能极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目前已经形成优势的产业和项目给予支持和保护，促进农村产业的全面协调。（3）农业产品品牌化。从实际情况看，湖北品牌农业发展市场空间比较大，除了城市居民对食品保鲜和安全的关注外，城市消费者对于健康营养的安全食品消费能力也提高了。因此可充分发挥湖北省禽蛋、食用菌、蜂蜜等产品资源，结合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开拓市场，建立自己的品牌。加大科研人员的投入，融合传统农业中的优良工艺和各种历史文化的承载，赋予品牌生命力，打造国际知名品牌，例如以恩施为中心的山野菜出口基地，主打纯天然绿色的食品产业。（4）保护生产改革成果。可通过颁布推行相关政策法规的方式来增强生产改革的严肃性，并且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借助法律的大环境，能够顺利地推动农业改革，有效避免随意性和片面性。同时认真处理好人的问题，最大化的保护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在财产分配以及解决事业人员的问题上，更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全面考虑农民和社会的承受力，发掘各行业的就业潜力，创新就业门路，杜绝单项改革引起过大的震荡，避免不稳定因素形成的阻力。并重点扶持绿色健康产业，大力推广有机食品、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同时通过相关的技术讲座来巩固改革的成果，利用规模优势扩大经济发展。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2005年我国相关数据，针对地区间保险业发达程度对我国保险业进行层次划分，进而选取了能够分别代表各层次的六省市为样本，通过分析其保险市场发展的差异性，探析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地区间的差异状况。本文横纵向比较了地区间保险业发展的各项指标差异，深入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最后针对成因分析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关键词：保费收入保险深度保险密度差异性

自1980年至今，我国保险业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期，商业保险分散风险、保障安全方面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2005年，全国保险业共实现保费收入4927.3亿元，同比增长14%，快于同期GDP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我国保险业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也更加明显，2005年北京市保费收入为497.7亿元，保险深度和密度分别为7.4%和3293元，同期贵州省保费收入40.5亿元，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分别为2.1%和103.2元。保险业发展的差异性已经引起了保险界普遍重视和反思。本文根据保险业发展的差异层次，选取六省市为样本分析我国保险业地区差异状况及其成因。

我国现阶段各地区保险业发展状况及样本选择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保险业发展梯度较大，出现了明显的层次区分。第一层次包括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辽宁、天津、福建等，保险业发展各项指标优势明显；第二层次包括：河北、山西、黑龙江、吉林、湖北、河南、重庆、宁夏、安徽等，保险业发展各项指标居中；第三层包括海南、贵州、青海、西藏、广西等，保险业发展相对滞后。

本文选取北京、江苏、河北、湖北、贵州、青海六省市组成样本，对我国保险业发展结构层次状况进行代表性分析。

一、我国区域发展介绍

由于我国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东西部的我国的东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机制有较大的差异。主导产业及其所决定的结构性质和竞争力，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增长质量、增长速度，竞争力和整体优势，决定着资本配置的效果。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继20世纪80年代沿海发展战略、90年代末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目前新的区域发展格局正成形成，即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实行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原因

（一）自然条件

我国中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0％以上，但其中不易利用的沙漠戈壁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占60％，这种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直接导致了人口分布的不合理性。而中西部的地形是属于则封闭式的，其地理环境比较复杂，生存条件差，气候也比较差，并且其离亚太区域的经济中心更是比较的远，所以说，光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自身的原因，难以招来外资，是没有办法形成生产力的。

（二）历史因素

内容提要许多人对一些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感兴趣，却很少有人对西部地区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东部地区的时间表进行研究。本文试图用数据把东西部地区在人均GDP上的差距转化为时间和速度上的差距，并对西部追赶东部所需要的时间和速度进行量化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并不仅仅表现在人均GDP方面，甚至还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但无论如何人均GD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因为文章篇幅的缘故，本文只把人均GDP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

关键词西部追赶速度人均GDP

一、东西部地区差距正在缩小？

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已由1999年的1.5个百分点缩小到2002年的0.6个百分点，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正在缩小。“增长速度的差距正在缩小”和“地区差距正在缩小”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念，而许多媒体在报道这条消息的时候却称：李子彬说，我国东西部地区差距正在缩小。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误报导”，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些学者“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预言。应该说，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距正在缩小，这是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所出现的令人鼓舞的现象。但如果据此就认为西部的发展速度将很快赶上和超过东部还为时尚早，还不能做出这种发展趋势能够长期保持的结论，那些“地区差距正在缩小”的宣传则更是不负责任。

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通过投资和项目安排等一系列政策倾斜，有效地遏制了整个西部和东部差异的拉大，这是令人鼓舞的好消息。但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目前经济最发达之地有三个主要地区，一是南方的珠三角，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加工出口及三资企业基地。二是华东的长三角，这里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工农业及科技实力雄厚，更是当前外贸及外商投资增长重点。三是京津冀北地区，这里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北方经济、运输中心，科研资源更居全国首位。上述三大经济发展带从南至北分布于东部沿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及速度。入世后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不同程度的跃升，他们以较好的政府治理效率，较高的人力资源素质，较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成为入世后加速增长的赢家。

相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2003年我国经济受到“非典”的较大影响，特别是华南和华北地区的影响更为严重，但全国的经济增长仍然达到9.1%，受影响最为严重的东部地区依然保持了很高的增长优势。东中西三大地带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为12.7%、10.6%和10.8%，中、西部地区GDP增长基本在同一水平上，西部地区增速快于中部地区0.2个百分点，与中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地缩小，但东、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又有了扩大的趋势，从2002年的0.6个百分点扩大到2003年的1.9个百分点。

一、问题的所在

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农村工业的高速增长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和经济面貌，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收入分布具有重要影响已成为共识。大部分研究结果认为，相对于农业收入而言，非农业收入的分布较为不均匀。而且，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从总体上改善农民收入的同时，加剧了农民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在贫困地区。

既有的研究成果论证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唐平，1995；赵人伟等，1997；Rozelle，1996：ChenandFleisher，1996；李实等，1998；陈宗胜等，1999；万广华，1998）。有学者认为，收入分配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它同时又是影响甚至于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李实等，1998）。可是，收入分配及其变化更多地表现为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制度变化因素和经济发展因素构成了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化的直接和间接决定因素（李实、赵人伟，1999）。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中国农村收入分配出现不平等度扩大的结果，那无疑是制度变迁和经济政策在执行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或现有的收入分配政策存在着缺陷。

本文希望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和地区差异，以及农村非农收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和作用进行认真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涉及的问题有：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的现状和特征如何，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国各省（区、市）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现状、特征和变动趋势是什么，等等。

二、文献回顾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如果国家间收入差别是由各国资源的初始禀赋不同所造成的，那么，随着各国经济向平衡增长路径收敛，这些差别会逐渐消失。换言之，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与其人均收入的起始水平呈负相关关系，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同，落后地区最终将赶上发达地区（Barro，1998）。但是，也有学者对超过100个包括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绝对趋同现象（Ben-David，1998）。林毅夫等（1998）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三类地区之间。蔡昉等（2000）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在改革以来的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普遍的趋同现象，却形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趋同“俱乐部”。同时，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有条件趋同。

一、物流生产函数的建立与估计

（一）物流生产函数

本文中的物流生产函数是指中国物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宏观技术关系。由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技术进步给收入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分配带来的效应分化而引发的技术进步中性与非中性的争论，使得生产函数相应地分为中性生产函数和非中性生产函数。由于中性技术进步使得某个经济变量在一规定环境下保持不变﹙比如，当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的比例不变时，两者在技术进步前后边际替代率保持不变的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在衡量一个经济系统的技术进步及对某产业进行宏观研究时，做出中性技术进步的假设会使分析问题的难度大大降低，因此中性生产函数在现有文献中使用得较为普遍。但考虑到中性技术进步的强假设性，本文在物流生产函数的实际估计模型中同时采用了中性技术进步和偏向技术进步两种生产函数形式。我们以全国及各地区物流业生产总值为物流业产出指标，以全国及各地区物流业资本存量与劳动作为物流业资源要素的投入指标。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借鉴Denison﹙1985﹚的方法，把劳动投入分为数量和质量两个构成部分，其中劳动力人数作为劳动的数量部分。在Denison的方法中将教育作为构成劳动质量的部分，即人力资本水平。教育程度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反映。由于目前中国的所有统计资料中，尚未发现专门针对物流行业的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全国或区域数据，因此，本文采用全国及地区物流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占行业全部就业人员比重这个指标来衡量全国及各地区用于物流生产的人力资本水平。综上，在考虑了行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基础上，本文使用如下假定的物流生产函数模型：Y=F﹙K，L，h，A﹚上式中：Y表示物流产出；K表示物流业物质资本；L表示物流业劳动力人数；h表示行业人力资本水平；A代表技术状态，如果描述为动态形式，则有A=A﹙t﹚，且dA/dt>0，t代表时间。对于物流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尽管超越对数函数无需固定替代弹性，但估计中较容易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因此我们仍使用经典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由于本文仅是通过全国及分省相关物流产业的样例对中国物流业的全效率生产前沿面进行估计，所以在生产函数中并未考虑物流生产中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的技术非效率效应。此外，为了进一步探究人力资本在物流产业中的促进作用，本文将人力资本水平分量作为生产要素引入模型，以便考察它的物流产出作用。我们设定如下形式的物流生产函数：Y=A﹙t﹚KαLβhγ﹙1﹚其中，α、β、γ分别为相应生产要素的物流产出弹性。值得指出的是，根据Miller和Upadhyay﹙2002﹚的建议，生产函数﹙1﹚放弃规模弹性为1的假设，当要素弹性之和小于、等于或大于1时，物流增长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不变或递增。

（二）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在实际计量模型中，我们采用两种生产函数形式进行估计。中性技术进步的CobbDouglas物流生产函数表示为：lnYit=α0+α1lnKit+β1lnLit+γ1lnhit+α3t+α4t2+μit﹙2﹚此外，考虑偏向技术进步的CobbDouglas物流生产函数为：lnYit=β0+α2lnKit+β2lnLit+γ2lnhit+β3tlnKit+β4tlnLit+β5tlnhit+β6t+β7t2+μit﹙3﹚其中：Yit表示物流业产出；Kit、Lit、hit分别表示物流业的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人力资本水平；αm、βn﹙m=0~4；n=0~7﹚为待估参数；μit为随机误差项，假定其服从零均值、不变方差的正态分布，即μit~N﹙0，σ2μ﹚；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但换一种说法，它也是代表某个技术状态的指数，表示生产函数对应的技术水平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步，模型中t取值1~12，代表2000—2011年。本文以各省市地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总值为物流业产出指标，以各省市地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社会固定资产存量、劳动从业人数及产业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投入指标，对2000—2011年中国及各地区物流生产前沿面进行估计。本文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物流年鉴》、各地方统计年鉴及中经网，并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整理。我们选取2000—2011年的省级水平面板数据，在中国大陆31个省区中，因西藏数据统计不全，予以中剔除，最终30个省区共12年的数据进入样本，共计360个观测值。由于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文中使用各省市地区相应年份的价格指数对当年的名义值进行平减。对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总值及其社会固定资产存量，由于统计年鉴中没有细分的行业价格指数，本文采用各地区当年物价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分别对上述两个指标进行平减，得到以2000年为不变价格的实际值。对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社会固定资产存量的计算，一般采用永续盘存法，其基本公式为：Kit=Iit+﹙1τ﹚Ii，t1﹙4﹚其中：K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以基期不变价格表示的物流业资本存量；I表示以基期不变价格表示的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τ为折旧率。在使用永续盘存法时主要涉及基期资本数量的计算和折旧率的选择。原则上讲，在利用永续盘存估算资本存量时，式﹙4﹚中的τ应该是重置率，但由于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对社会固定资产进行重估的基础，所以在实际计算中采用统一的固定资产折旧率来代替重置率。本文将固定资产折旧率τ设定为12.1%①。对于基期的物流资本存量的计算，参考欧阳小迅、黄福华﹙2010﹚的做法②，在计算出基期物流资本存量后，即可利用式﹙4﹚计算出以2000年为基期的2001—2011历年的物流资本存量。关于全国及各区域③相关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三）估计结果

卫生公平理念从人权和伦理的角度出发,强调了卫生资源配置均等化和个体获得健康机会公平性的统一,即均等化的卫生资源能够按照社会个体的需要进行合理配置和利用,以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基于伦理主义的公平与公正。在相关研究中,卫生公平通常被界定为由卫生筹资公平、卫生服务供给公平、卫生服务利用公平、健康公平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理念系统,形成了两要素、三要素、四要素等不同研究范式。[1]不同研究范式虽然有所侧重,但都一致认同卫生公平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伦理价值,是卫生经济政策制订、实施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浙江农村为背景,考察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内部、区域性的卫生公平差异,揭示其问题根源,为推进卫生经济决策优化,促进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提升农村内部卫生公平性水平提供依据和启示。

1调研指标与样本分布

调研立足于卫生公平价值理念系统的四要素,结合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内容,选取了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公共卫生项目覆盖率、基层卫生资源利用率、医疗卫生服务地区差异、新农合实施效果等指标,作为考察的变量,以揭示浙江农村区域性卫生公平差异。调研运用了5点级的“语义差别满意量表”来测评浙江农民对各项指标的满意度,以此作为差异分析和对策优化的切入点。在样本选取上,考虑到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调研以2008年浙江人均GDP(42214元)为标准,将全省11市分为1~4类地区(1类地区含杭州、宁波市;2类地区含绍兴、舟山、嘉兴市;3类地区含湖州、台州、金华、温州市;4类地区含衢州、丽水市),运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共抽取36个县(市、区),发放问卷1440份,回收有效问卷1038份,有效率为72.1%。

2数据统计与问题分析

2.1农村基层卫生资源相对不足,农民总体满意度较低自2003年以来,浙江通过调整和优化农村卫生资源布局结构,逐步完善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截至2007年底,全省有乡镇卫生院1671个,卫生人员5.4万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106个,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室)6319个,社区责任医生3.1万人,农村基层卫生设施和服务能力不断得到提升。[2]但是,相对于全国以及东部地区平均水平而言,浙江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较为薄弱:乡镇每千人医院数为0.04、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数为0.17、社区责任医生数为0.91,村级医疗资源及水平更为有限。调查显示,农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满意率仅为13.2%(见表1)。分地区而言,嘉兴、绍兴、舟山、湖州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较高,衢州、丽水、宁波、台州地区次之,杭州、温州、金华地区较低。受经济发展程度影响,1、2类地区农民预期购买医疗服务的可能性显著高于3、4类地区。2类地区农民对“医疗费用”、“医疗技术”、“医疗服务态度”等指标的满意率均居全省后列,其中,农村卫生人力资源配置和使用质量矛盾较为突出。3类地区医疗费用最低,与该地区“应就医而未就医”比重较高相关。4类地区的医疗可得性受交通不便、耗时较长等因素影响十分显著。此外,造成2、4类地区满意率急降的原因在于部分地区的异常偏离,如2类地区中的绍兴、舟山和4类地区中的丽水,上述地区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浙江农村三大类12项公共卫生项目达标率为91.2%,县、乡(镇)级卫生监督网络逐步完善。调查显示,农民对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社区责任医生的满意率为72.6%和78.2%。其中,除2类地区的两项指标均高于全省均值2.8和3.4个百分点外,其他地区指标均低于全省均值,尤其是3类地区两项指标落后于全省均值1.0和2.1个百分点,为全省满意率最低的地区。在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农民基本卫生常识知晓率为71.6%,2类、1类地区分别高于全省均值2.3和1.0个百分点,3类、4类地区则低于全省均值1.3和1.8个百分点;农民健康档案建档率为81.3%,1、4类地区高于全省均值3.1和1.0个百分点,而2、3类地区则落后0.2和1.9个百分点;全省60岁以上老人体检建档率为82.9%,1类地区高于全省均值0.7个百分点,而2、3、4类地区分别落后0.4、0.1和0.1个百分点。此外,农民对公共环境卫生的满意率为24.1%,主要问题集中在污水乱排(64.2%)、垃圾乱扔(61.3%)、饮水不卫生(28.7%)等领域。分地区而言,1~4类地区分别为26.3%、25.9%、22.8%、22.6%,呈明显的梯度特征。

2.2农民就医习惯不够理性,基层卫生资源利用率有待提升调查显示,农民应就医而未就医比例为59.4%。其中,2类地区农民选择“小病不治”、“自己买药”方式的比重最高,就医可能性最低;1类地区农民主动就医率最高,3类地区最低;4类地区农民因医药费用过高而放弃对大病治疗的比重为全省均值的2.9倍,突显了医疗救助在该类地区的“网底”功能有待强化(见表2)。在就诊地选择上,农民患“一般病”时,选择县(市、区)医院就诊率偏高,一方面增加县市级医疗机构医疗负担和农民医疗支出,另一方面导致乡镇及以下医疗机构业务量下降,影响基层卫生资源运转和发展,抑制农民就医可能性。分地区而言,1类地区农民选择县市级医院的比例高于全省均值4.5个百分点,而4类地区则低于全省均值7.1个百分点。受各类地区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影响,宁波、绍兴、舟山、温州四地的常见病患者在乡镇及以下医疗机构就诊比例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分析方法和数据说明；实证分析；讨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服务业产出在最初形态上具有非实物性质、政府对于公共服务部门的投入会不断加大、分析方法、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差异存在趋同的现象、数据来源说明、采用变异系数考察的中国服务业增长在城市地区和市区两个层面上的趋同模式十分相似、2003年以前服务业增长的差异都大于国民经济增长的差异、地域范围主要为工业发展中高水平的东部地区和省会城市、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基础、各城市的市区都是历史上或现代交通枢纽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借助趋同分析的标准方法,就210个地级及其以上城市服务业增长趋同情况展开讨论。实证结果表明,城市服务业增长存在σ趋同和β趋同;城市的市区层面服务业增长有明显领先于城市的地区层面增长的现象。进而对服务业增长地域特征的研究发现,服务业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域范围内存在显著的均衡增长特征,对于整体国民经济增长差距扩大具有减缓趋势。

关键词:城市;服务业;趋同;地区差距

一、问题的提出

自Baumol[1]基于Maddison数据采用趋同分析方法发现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存在趋同趋势之后,学者们基本采用相似的方法对地区差异演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我国学者也借用这一方法对经济增长差异问题做了大量研究[2~4],但综合来看,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仅在国民经济整体层面上展开,或是沿着地区差异演变趋同机制和趋同工具箱的拓展两个方向发展,而忽视了对于地区差异演变产业层面的分析,而服务业与工业的产业特性又是截然不同的。

一般来说,服务业产出在最初形态上具有非实物性质,其生产和消费几乎同时发生,并且具有难以储存、难以运输等特点,即服务业的消费和生产环节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某一个地区消费的服务多倾向于在区域内或周边生产和购买,因此服务业发展规模与当地的人口规模大致会维持在一定的比例,这与工业产品差别较大[5]。由于工业产品的实物性质,使得工业产品能够以较低廉的成本远距离运输和较长时间储存,所以工业产品的生产地一般并不需要大量消费者的积聚,因此工业生产更注重的是生产条件的适宜性,如劳动力、土地成本等,在具有适宜条件的地区,工业增长表现出高度的地区积聚特征,并且具有自我加强趋势。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衡量指标、方法与数据；中国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变化；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分解；结论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准确地反映了地方可以用于安排一般预算支出的可用财力、分析时段的数据选择2001年以来人均财力的差异、基尼系数是衡量财力差异的重要指标,它可以采用分组和不分组两种方法来计算、离差系数反映了各地区人均财力的离散程度、中国各地区间财力差异的绝对值和相对水平变化、中国地带之间财力差异的绝对值和相对水平变化、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异的变迁、地区间财力差异分解的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结果等，具体请详见。

近年来,随着中国各地区财政收入快速的增长,地方财力也不断增强。2001-2007年,中国各地区人均财力由866元迅速提高到2587元,年均增长20.1%,远远高于同期GDP增长速度。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各地区财力增长带有明显的不平衡性,财力差异仍然很大,这种差异反映在地带间财力差异和省际之间财力差异。因此,单纯研究某一方面的地区差异很难反映出中国地区财力差异。本文将选择人均财力作为主要指标,利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和离差系数来综合衡量中国省际之间财力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锡尔(Theil)系数对中国地区间财力差异进行分解,以探寻地带间差异和省际差异。

一、衡量指标、方法与数据

本文将人均财力作为衡量地区间财力差异的指标,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地方可以用于安排一般预算支出的可用财力。有关数据来自于财政部编写的《中国财政年鉴》(2002-2008)、财政部预算司地方处编写的《地方财政运行分析》(2001-2007)和河北省财政厅国库处编写的《河北省财政统计资料》(2001-2007)。

分析时段的数据选择2001年以来人均财力的差异。本文分析的地域范围包括全部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但不含台湾省),其中,按照财政部地域分类方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9省市;中部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等10省市;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省(直辖市、自治区)。

本文使用变异系数等国内学术界普遍采用的方法来衡量地区之间财力差异,同时还采用了基尼系数和离差系数进一步验证各地区财力差异的变迁。在分析影响财力差异的因素时采用了锡尔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