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范文10篇

摘要：新农村建设、城市化疾进突出的地权问题，其实质不在于“公私”，而在于“官民”。由于官民之间缺少委托机制，权责不对应，致使农民连土地使用权都不能保证，这导致“圈地运动”的劣性发展。以维护农民权利为核心推进地权改革，尊重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部分地承认其土地所有权，这一改革虽然应该慎重，但却不宜久拖。

一、地权应当归农

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扩大公共品的投入。这原是政府本着多予少取的原则为农民办的好事，但由于体制的制约却往往发生权责颠倒，把为农民尽服务之责变成向农民行管制之权，于是在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对农民不肯合作的抱怨。有的地方提出“免征农业税后对农民的约束机制消失了”，要求重建这种“约束机制”；有的地方明确指示“要采取强制措施，确保新农村建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果在这些地方，新农村建设往往变成一场“收地拆房运动”，这导致近年来一直存在的土地制度争论出现两极化的趋势：一些人因担心收地拆房运动蔓延而再次发出土地私有的呼吁；另一些人却为顺利进行收地拆房而要求改变现行承包制，在“集体”的名义下进一步弱化农民地权。

其实，土地问题的实质不是集体所有或个体私有的问题。世界各市场经济国家的民法体系关于产权的规定中并无“集体所有制”的提法。集体要么是老百姓根据结社权自由结成的民间性集体，要么是身份性或强制性的官办集体，所以地权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公私”，而在于“官民”。

归根结底，掌握地权的不是老百姓（农民），就是官府（官员）。如果农民有结社权，可以自由结成集体，那么土地归农户还是归这种集体，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在国外民法中它们都算私有）；即使有区别，农民自己也可以作出选择，而无须他人越俎代庖。但如果农民并无结社权，那么土地归农户还是归官办集体，实际上就是土地归农民还是归官府之别。那么，从有利于农民的角度讲，从对农民多予少取的角度讲，地权是归农民（农户或民间性集体）好，还是归官员（官府或官办集体）好，难道还有疑问吗？

如今有人极力强调土地是“最后保障”，对农民非常重要；他们要靠土地养老，因此不能把地权交给他们，以免被他们挥霍掉了，失去保障。我曾经指出，以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为理由反对地权归农，是一种颠倒权利和义务的奇谈怪论。他们将“国家责任不能推给个人”颠倒为“国家可以剥夺个人权利”，是很荒谬的。而以个别二流子可能会挥霍土地为理由，剥夺全体农民的地权并把它交给不受制约的官员，认为这样能使农民更有“保障”，这不是荒谬至极吗？

摘要：新农村建设、城市化疾进突出的地权问题，其实质不在于“公私”，而在于“官民”。由于官民之间缺少委托机制，权责不对应，致使农民连土地使用权都不能保证，这导致“圈地运动”的劣性发展。以维护农民权利为核心推进地权改革，尊重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并部分地承认其土地所有权，这一改革虽然应该慎重，但却不宜久拖。

一、地权应当归农

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是扩大公共品的投入。这原是政府本着多予少取的原则为农民办的好事，但由于体制的制约却往往发生权责颠倒，把为农民尽服务之责变成向农民行管制之权，于是在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对农民不肯合作的抱怨。有的地方提出“免征农业税后对农民的约束机制消失了”，要求重建这种“约束机制”；有的地方明确指示“要采取强制措施，确保新农村建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结果在这些地方，新农村建设往往变成一场“收地拆房运动”，这导致近年来一直存在的土地制度争论出现两极化的趋势：一些人因担心收地拆房运动蔓延而再次发出土地私有的呼吁；另一些人却为顺利进行收地拆房而要求改变现行承包制，在“集体”的名义下进一步弱化农民地权。

其实，土地问题的实质不是集体所有或个体私有的问题。世界各市场经济国家的民法体系关于产权的规定中并无“集体所有制”的提法。集体要么是老百姓根据结社权自由结成的民间性集体，要么是身份性或强制性的官办集体，所以地权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公私”，而在于“官民”。

归根结底，掌握地权的不是老百姓（农民），就是官府（官员）。如果农民有结社权，可以自由结成集体，那么土地归农户还是归这种集体，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在国外民法中它们都算私有）；即使有区别，农民自己也可以作出选择，而无须他人越俎代庖。但如果农民并无结社权，那么土地归农户还是归官办集体，实际上就是土地归农民还是归官府之别。那么，从有利于农民的角度讲，从对农民多予少取的角度讲，地权是归农民（农户或民间性集体）好，还是归官员（官府或官办集体）好，难道还有疑问吗？

如今有人极力强调土地是“最后保障”，对农民非常重要；他们要靠土地养老，因此不能把地权交给他们，以免被他们挥霍掉了，失去保障。我曾经指出，以所谓“社会保障不能私有”为理由反对地权归农，是一种颠倒权利和义务的奇谈怪论。他们将“国家责任不能推给个人”颠倒为“国家可以剥夺个人权利”，是很荒谬的。而以个别二流子可能会挥霍土地为理由，剥夺全体农民的地权并把它交给不受制约的官员，认为这样能使农民更有“保障”，这不是荒谬至极吗？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爱恋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他们把土地当作命根子。但现在的问题似乎是农民想离开土地，他们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疏远。他们对土地粗放耕作，甚至造成大量良田荒芜。湖北省广水市杨寨镇刘贩村的个别村民小组有一半以上农户举家离开农村，数年不归。他们的责任田有的被其他农户以低价承包，有的干脆抛荒。[1]

从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耕种，这是共产党最为自豪的仁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陈锡文把家庭承包经营看作是农村改革“伟大成就”之一。[2]原中央政研室农村工作研究组的霍泛说：“在我过去四十年的农村工作中，前后两次真正看到党的政策发动了农民。一次是1942年在太行区黎城县的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我当时任该县县委书记）……第二次，就是这次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3]

与时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比较起来，今天的农村土地制度虽仍称作集体所有制，但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被分割了，国家承认了农民以家庭承包形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由承包权产生的土地使用权是农民在农村改革之后获得的一项新的权利。

但是，农民的这个新权利并不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说“近年农民信访中，约半数涉及土地承包权被侵犯问题。”[4]其中最严重的情况是一些地方自己制定土政策，拒不执行土地承包权制度。“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为了解决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规模不经济’、‘土地分割零碎’、‘狭小的土地与现代化生产不适应’等矛盾的现实行动，某些地方以集体名义开始搞‘归大堆’、统一经营。个别地方在试办‘合作农场’时，实行责任田反租，一度引起农户‘闻合色变’。”[5]

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最普遍形式是不尊重土地承包关系，视承包合同为废纸一张。一些地方可以根据“村规民约”或“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6]在一些地方则可以根据村党支部书记的一句话中止土地承包合同。山西孝义市贺岭村党支部书记王清礼就是这么干的。[7]中央说土地承包15年不变、30年不变，但在农村，“普遍是3－5年调整一次，少数村甚至年年有调整。由于土地变动较多，农民缺乏稳定感”[8]据调查，从1978年以来，农民承包的土地已经平均调整3.01次，至少有超过60%的村庄和60%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9]

一项对浙江、河南、吉林、江西四省八县800人的调查显示：尽管中央政府有延续承包期30年的规定，但到1996年底，虽然超过一半的村子重新调整了土地，却只有20%的村子按照政府的指令签定了30年的合同，其他大部分只签10－15年，甚至更短。[10]

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爱恋是怎么说也不过分的，他们把土地当作命根子。但现在的问题似乎是农民想离开土地，他们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疏远。他们对土地粗放耕作，甚至造成大量良田荒芜。湖北省广水市杨寨镇刘贩村的个别村民小组有一半以上农户举家离开农村，数年不归。他们的责任田有的被其他农户以低价承包，有的干脆抛荒。[1]

从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土地承包给农民耕种，这是共产党最为自豪的仁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陈锡文把家庭承包经营看作是农村改革“伟大成就”之一。[2]原中央政研室农村工作研究组的霍泛说：“在我过去四十年的农村工作中，前后两次真正看到党的政策发动了农民。一次是1942年在太行区黎城县的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我当时任该县县委书记）……第二次，就是这次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3]

与时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比较起来，今天的农村土地制度虽仍称作集体所有制，但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被分割了，国家承认了农民以家庭承包形式获得土地使用权。由承包权产生的土地使用权是农民在农村改革之后获得的一项新的权利。

但是，农民的这个新权利并不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说“近年农民信访中，约半数涉及土地承包权被侵犯问题。”[4]其中最严重的情况是一些地方自己制定土政策，拒不执行土地承包权制度。“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为了解决所谓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的‘规模不经济’、‘土地分割零碎’、‘狭小的土地与现代化生产不适应’等矛盾的现实行动，某些地方以集体名义开始搞‘归大堆’、统一经营。个别地方在试办‘合作农场’时，实行责任田反租，一度引起农户‘闻合色变’。”[5]

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最普遍形式是不尊重土地承包关系，视承包合同为废纸一张。一些地方可以根据“村规民约”或“村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权。[6]在一些地方则可以根据村党支部书记的一句话中止土地承包合同。山西孝义市贺岭村党支部书记王清礼就是这么干的。[7]中央说土地承包15年不变、30年不变，但在农村，“普遍是3－5年调整一次，少数村甚至年年有调整。由于土地变动较多，农民缺乏稳定感”[8]据调查，从1978年以来，农民承包的土地已经平均调整3.01次，至少有超过60%的村庄和60%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9]

一项对浙江、河南、吉林、江西四省八县800人的调查显示：尽管中央政府有延续承包期30年的规定，但到1996年底，虽然超过一半的村子重新调整了土地，却只有20%的村子按照政府的指令签定了30年的合同，其他大部分只签10－15年，甚至更短。[10]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依法处理土地权属争议，保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处理土地权属争议，适用本办法,本办法所称土地权属争议，是指因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归属问题而发生的争议。

第三条处理土地权属争议，应当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以法律、法规和土地管理规章为依据。

第四条土地权属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当事人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处理，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先进行调解；调解无效的，由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

第五条土地权属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处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负责办理土地权属争议调处的具体工作。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安定团结，促进林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是指因森林、林木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归属而产生的争议。

处理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争议（以下简称林权争议），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处理林权争议，应当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的原则。

第四条林权争议由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如果全中国农民真正享有稳定的土地权利，那么可以预期中国农民也会对增加土地投入和投资进行高附加值的农业生产。同样，也只有在稳定的土地权利下，农民现有的承包经营权才能够进入农用地市场，从而具有农用地价值。

“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民的土地权利问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目标是还权于农民，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这似乎也没什么异议。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这一基本目标，却是众说纷纭。本文将提出本人的一些粗浅认识，供探讨。

谈到中国农村土地问题，必须有两点基本认识。首先，土地权利是农民的基本经济权利，是因为土地所具有的两种基本功能。一是其生产功能，即农民通过土地的耕作生产人们所需的食物；二是土地作为不动产的财富功能，即农民通过土地的市场交换，无论是农用目的的流转或者是非农目的的转用，使土地具有货币价值。近年来所强调的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完全基于土地的这两种基本经济功能。也就是说，土地生产功能和财富功能的大小，决定了其保障功能是否能真正起到保障作用。假如这一说法成立，那么，我们农村土地的政策法律设计必须着眼于如何提高土地的这两种功能。

第二，无论中国的经济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从事农业的农民人数如何减少，中国的绝大多数耕地必须用于农业。这是中国固有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因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能成为他国制约中国的工具，同时他国也难以大量提供中国所需要的食物。将这一基本国情纳入我们对中国土地问题的探讨，必然得出这一结论：中国目前有18多亿亩耕地，尽管再拿出一两亿、两三亿亩耕地用于城市化和工业建设也许还可以承受，但中国绝不可能将其大多数耕地转为非农用途。这一现实告诉我们，谈到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立足于增强大多数中国农村土地的农用生产功能和农用市场价值。当然，征地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但是必须注意到，无论怎么改革，涉及的可能仅仅是十分之一左右的耕地；决不能就此设想中国的多数农村土地都可以拿出来进行非农流转或非农抵押，决不能就此推出这样的结论：只要还权于农民，全国农民都可以通过卖地或抵押农地谋取非农用途利益。

那么，应该如何在中国基本国情之下提高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和财富功能呢？有人提出土地私有是根本的途径。不否认，土地私有再加上有效的执法体系可能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但同样也要看到，土地私有并不是保护农民土地权利的惟一途径；相反，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措施和执法体系，相应的权利并不能得到保证。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之后实行了土地私有化，但是到今天为止，很少有农民像全中国农民那样建立起高效率的私人农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要从原国有或原集体农庄中拿出私有的土地份额、拿出哪块地来建立私人农场，必须要经过其他原农庄庄员的同意。我国的香港从未采用法律意义上的完全农地私有，香港农民拥有的是50年农地使用权，但由于这种使用权的稳定和香港执法体制的完善，农民的土地权利并没有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公有（回归之前是英王所有）而受到损害。

显然，农村土地两大功能是否能得到增强，关键并不在于所有权是否在法律上私有，而在于所蕴含的各种权利是否稳定。衡量土地权利是否稳定，有三大标准。一是权利的广度，即在占有权、使用权、受益权、排他权、处分权等等权利中，权利人持有多少。二是权利的期限，期限越长权利越稳定。三是权利的保障，即权利的广度和期限是否得到法律的认可，受到有效执法的保障。

一、“死人城”扩展成为大型贫民窟

下乡调查之前，先去了开罗老城区古老的教堂参观，那附近就有一片埋葬基督徒的“死人城”。街道与普通社区相似，有些作为坟墓使用的“住宅”相当漂亮；唯一不同的是相对比较安静，因为“住宅”里基本上没有活着的人。但是，在大路边的那些更大规模的埋葬穆斯林的“死人城”却炊烟袅袅，一派生机，在大片不要钱的死人宅邸里居住了成千上万的穷人。

尽管开罗人口已经超过1600万，占全国7000万人口的20%以上，而且郊区无规划的密集楼群摩肩接踵地不断扩张蔓延，还是不断有更多贫苦农民流人这个超大城市中心区，使得开罗的“死人城”已经演变成越来越大的贫民窟。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承认住在“死人城”的贫民的基本权利，出资为“死人城”修建电力和上下水设施。现在，“死人城”已经成为连旅游手册都介绍给国外游客参观的景点之一。

二、地权冲突所在地简介

迪克纳斯镇属于达卡利亚省(Dikemes，Dakaliaprovince)，位于开罗东北150km之外的尼罗河三角洲平原上。从开罗汽车站搭乘小巴或7座轿车需要两个多小时，每人只要付8个埃镑(1埃镑约合0.188美元)，约合1.5美元。

这一路上很少见到交通标志，却至少看到5个持枪武警的检查哨卡。据当地人解释，这不表明治安情况不好，埃及虽然小偷小摸或其他刑事案件不少，但却很少有武装团伙犯罪；之所以城市乡村到处设立武警哨卡，可能是由于自从1981年埃及前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后开始执行的《紧急状态法》延续了25年至今仍没有发生改变。

日前，山东省诸城市撤销辖区内全部1249个行政村的建制，合并形成208个农村社区，并逐步选举产生社区党委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这些社区大体上以两公里为服务半径，向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治安警务、劳动保障、文化体育、社会救助、司法调解、人口计生等公共服务，同时开展生产性服务、积聚商业，并引导农民向社区中心村聚合居住，形成了“多村一社区”的诸城模式(8月19日《南方农村报》第3版报道)。

另一方面，广东近日出台《珠江三角洲城乡规划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欲打造世界级城镇群，为配合这一规划，广东将在地方政府的事权上进行改革，比如对经济发达、城镇密集地区的城市，适时撤销镇一级行政区划，设立街道办事处，以强化城市的统筹协调能力；通过扩权强镇等方式，赋予更多行政资源；加快推进城市(镇)增长区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城市(镇)增长区的乡镇管理机制转变为现代城市管理体制(8月17日《南方农村报》第7版)。

这两个地方的改革显示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两种不同类型的乡村地区、乡村居民城镇化的模式。

城镇化是文明演进的自然趋势，现代工商业的发展会加速这一趋势。城镇化的本质是原来生活在乡村的人口，逐渐过上城镇式生活。很多人错误地以为，城镇化就是造城。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观察，则城镇化的真实含义其实是，居民可以更为便利地得到一组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享受现代技术所保障的生活上的便利。为了较有效率地获得这种便利，人们才需要集中起来，形成地理上的城镇。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些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也完全可以延伸到乡村地区。换言之，生活在乡村地区的居民，也完全可以过上城镇式生活。

据此，城镇化其实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演化：第一个方向就是人们熟悉的城镇化，即人口聚集于城镇。过去二三十年来，随着工业化的高速发展，珠江三角洲已经出现了大量这样的人口聚集区，现在这些聚集区的建制通常是镇。这些镇已经具有城市的“质料”，政府现在应当做的事情是，让这些“半城市”成长为城市。目前进行的简政强镇具有这个意图，但还不够充分。应当考虑突破现有行政建制，设立“县辖市”，享受目前建制市的政策，使之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的中心，乡村人口可以逐渐聚集于此，实现城镇化。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全中国所有农民都必须进入城镇居住，即便在珠三角地区，更不要说在广东广大地区，必然会有一部分农民不愿进城居住。从文化角度、从社会角度看，保持大量地区为乡村地区，也是完全有必要的。在内地广大地区，事实也肯定会如此。

本文作者：吴志刚工作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农民的“土地权益”与农民基于土地的“权益”

虽然农民土地权益问题早已为人们所关注，但是，至目前为止，“农民土地权益”术语本身却仍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方面，从法律规范层面来讲，“农民土地权益”尚未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另一方面，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大部分学者都是把“农民土地权益”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来使用。而就已有的一些少量关于“农民土地权益”概念之观点而言，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从农民的“土地权益”（限于物权体系内）视角出发，主张农民土地权益是指农民所享有的物权体系内的土地权益。例如，有观点认为，“农民土地权益是指以农村土地作为财产客体的各种权利的总和，包括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3]二是从农民基于土地有的“权益”（不限于物权体系内）出发，主张农民土地权益是指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例如，有观点认为“，‘农民的土地权益’是指农民围绕土地所产生的并且应当享有的一系列民主权利与获得物质利益权利的总称。”[4]哪一种观点才能够真正反映“农民土地权益”的本质属性？目前“，土地权利”或“土地权益”往往是指权利人按照法律规定直接支配土地的权利，如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地役权、租赁权和耕作权等[5]。中国《物权法》所明确规定的土地权利就主要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等权利。因此，相对而言，由于“土地权益”往往专指不动产物权体系内的系列性权利，随之，农民土地权益的含义自然也就将被局限于物权体系内。但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特定场景下，尽管农地的所有者不是农民，但是对于其实际占有者———农民来说，土地所承担的绝不仅仅是经济功能，更多的还是生存功能和发展功能。如此一来，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权利，就必然包含有生存权、居住权、发展权和环境权等诸多事关农民生死存亡的权利，而且，不容否认的是，这些权利又恰恰都属于基本权利，因此将农民土地权益仅局限于物权体系内的观点就存有严重缺陷。更为关键的是，该种观点不仅与事实不符，甚至还会给无止境地征收农村土地提供了一种理论借口，即只要给与农民足够的经济补偿，就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征地。由此可见，就概念上来看，农民土地权益应是指农民基于土地享有的权益；而从外延上来看，农民土地权益既包括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实体权益，也包括农民为保护前述实体权益所享有的程序权益。

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与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的真实存在

如前所述，农民土地权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民土地权益中的实体权益，笔者将其称之为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二是农民土地权益中的程序权益，笔者将其称之为农民土地程序权益。其中，农民土地实体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经济权益、农民土地政治权益、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和农民土地文化权益等内容。具体来说，农民土地经济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承包权、农民土地使用权、农民土地收益权和农民土地受偿权等；农民土地政治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信仰权、农民土地知情权、农民土地参与权、农民土地决策权和农民土地监督权等；农民土地社会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土地就业权、农民土地生存权、农民土地居住权、农民土地发展权和农民土地环境权等；农民土地文化权益主要包括农民基于土地享有农村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以及农村文化产品的权利。此外，就农民土地程序权益来看，其主要是指因保障农民土地实体权益而自然延伸出来的权益，如农民土地纠纷行政裁决请求权和农民土地纠纷司法裁判请求权等。现实中，尽管农民土地经济权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却也基本得到一致的承认，与此相反，农民土地政治权益、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和农民土地文化权益，以及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等却往往受到了忽视。本文以当前农村土地征收实践中存在的农民土地权益受侵情况为例，论证权益存在的真实性和亟待保障的迫切性。第一，农民土地政治权益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在审批征地方案阶段，针对是否同意征收农村耕地的问题，农民的决定权未受到尊重。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农村耕地征收是由国务院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单方批准的，其无需听取农民和农民集体的意见。其次，在公告征地方案阶段，针对是否同意耕地征收方案的问题，农民的参与权也缺少保障。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6条规定在此阶段，农民仅享有耕地补偿的登记权利，对于耕地征收方案并无参与权和话语权。最后，在批准补偿方案阶段，针对补偿标准过低问题，农民的话语权也未受到重视，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耕地补偿标准是由征地机关单方面决定的，农民并不享有参与确定具体补偿标准的权利。第二，农民土地社会权益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征收农村耕地使得农民失去就业岗位而影响了农民的就业权。事实上，绝大部分农民在被迫转岗的过程中，也的确因缺乏足够的技术而处于就业市场的末端。其次，征收农村耕地损害了农民的生存保障权，因为征地使得农民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实践中，由于征地补偿费用较低，且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依然比较落后，不少失地农民的生活处境不仅没有因为征地而提高，反而呈现出“开倒车”的趋势。再次，征收农村耕地损害了农民土地发展权，因为当农民失去土地时，其也就失去了基于土地所享有的发展机会。例如，《土地管理法》第47条所规定的耕地征收补偿目标仅是为了“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而未将农民及其家庭的长远生计和今后发展考虑在内。再如，事实上，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的征收制度，即政府往往以较低的补偿费来征收农村耕地，然后再以高出原补偿费许多倍的价格卖出[6]，如此一来，就使得农民无法分享到土地的增值收益。复再次，个别征地机关强行以低价征收农村宅基地的行为，也势必损害了农民土地社会权益中的住房保障权。最后，征收农村土地也必将会损害到农民的环境权。一般情况下，相较于市民而言，农民可以接触到更洁净的空气、更清洁的水、更充足的阳光和更美的自然风景，但是，一旦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农民被迫住进城市之后，其本应享有的环境权自然也就受到了影响，因为，不仅其无法继续享受农村特有的清新环境，而且也无法继续享受鸡鸣犬吠、炊烟袅袅和空旷山野等农村的特有美景。但是，就现有的征地补偿制度而言，农民基于土地享有的就业权、生存权、发展权、居住权和环境权等社会权益，并没有被纳入到征地补偿范围中，因为《土地管理法》第47条所规定的征地补偿范围仅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这三个方面的物质损失，由此可见，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保障。第三，农民土地文化权益未受到充分的保障。首先，由于农民对耕地和宅基地都有着深深的依恋和归属等文化性情感，因此当耕地，尤其是宅基地因征收而被铲平时，其心理所受的创伤应该是相当严重的。毕竟失去了土地，往往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村落、宅、祖居、井、服饰和食器等诸多凝聚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其次，当农民因征收而失去了全部土地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其基于土地而形成或养成的安逸、稳定和安全等心理和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和忍辱负重等性格将受到影响。如此一来，这势必又使得农民的心理文化和以此为基础的农村文化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再次，当农村耕地或宅基地被全部征收的时候，对农民来说，这也就意味着其将彻底失去在农村生活的机会、失去基于土地而养成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随之，农民不仅无法继续欣赏到早已习惯的地方戏曲和武术表演等农村文化产品，而且还往往会在语言、饮食、起居、习俗和礼仪等方面出现文化适应上的困难。对此，正如有观点所言，“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7]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土地文化权益显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为，不仅征地补偿范围中不包括对该权益损失进行的补偿，而且失地农民因文化适应困难而引发的心理问题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治疗。第四，农民土地程序权益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目前，对于中国大陆地区的农民而言，不仅征地程序不是一种完全的参与型程序，而且针对征地纠纷的诉讼救济机制也不健全。例如，尽管农民对征地方案不满意，却始终无力阻挡征收的进程。从表面上看，也许是某些征地机关过于急躁，没有依法办事，但是，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农民土地权益诉求机制不健全，尤其是司法救济权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例如，根据《行政复议法》第30条第2款的规定，农村集体或农民可以对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做出的征用土地的决定提起行政复议，但行政复议决定却是最终裁决。再如，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的规定，农民对农地征收补偿方案和安置有异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和裁决，即使农民对协调和裁决的结果仍不满意的，也不得影响农地征收工作的正常开展。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3款和第2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农民针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不均所提起的诉讼，但却不受理农民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所提起的诉讼，即土地补偿费“分不分”和“拿多少出来分”等问题，因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故不属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

农民土地权益与基本权利谱系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