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范文10篇

本文作者：赵进华牟瑞瑾工作单位：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一“、原心定罪”的由来

汉代大儒董仲舒说：“《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1]《春秋》为何重“志”？因为《春秋》的主旨是要弘扬一种“礼”的精神，而“礼之所重者在其志”[1]，只有“志敬”才能“节具”，也才能谓之“知礼”；只有“志和”才能达臻“音雅”，方可称得上“知乐”；也只有“志哀”才能做到真正的“居约”，这才是真正的“知丧”。正是本着这种“重志”的精神，董仲舒在《春秋》决狱的实践中正式提出了“原心定罪”的审判理论。董氏在《春秋繁露•精华篇》中将他的审判宗旨归纳为“《春秋》之决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可以看出，董氏在坚持“事”和“志”相结合的基础上，特别看重一个人的主观意志对于定罪量刑的关键意义，并以之为依据将犯罪分为不同的类型，针对不同的情况处以不同的刑罚。董氏之后，《盐铁论》又进一步发挥了“原心”的理论，将《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概括为“论心定罪”，即“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2]。只不过这样一来，就从相对的“重志”滑向了单纯的主观归罪。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将董仲舒的“原心定罪”发挥到极致，就会蜕变成毫无任何限制条件的“赦事而诛意”，即中国人常说的“诛心”。这当然不是董仲舒的本意。这种纯粹主观归罪从而惩罚思想的范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端恶劣的影响，典型的例证就是“腹诽”罪名的问世。同时“，诛心”的观念对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民间心理的形成也影响至深。中国人在评陟人物时总喜欢做“诛心”之论。“诛心”说在当代的新表现，就是动辄对人们的言论文字或行为上纲上线，乱扣大帽子“，”中此类事例真是擢发难数。“诛心”的观念的思想根源何在？为何在中国古代能够泛滥成灾？郝铁川认为，儒家的“性善论把人心视为一切美好价值观念的源头，引导人们向内挖掘，使得中国传统的刑法以‘诛心’为目的，即‘论心定罪’”[3]。可是，令笔者疑窦丛生的是，法家虽信奉性恶之说，却同样主张“诛心”，试看韩非子的经典论述“：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又《韩非子•外储说上》云“：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更证实了儒法两家在钳制思想方面立场的不谋而合。无疑，他们都是主张“绝恶于未萌”[4]的，这也是由他们的学说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本性决定的。那么，如果说一定要冠以“专制主义的帮凶”的名号的话，似乎也应该由儒家和法家来共同承担才对。就这样，由董仲舒所发起的《春秋》决狱，其审判宗旨最终被概括为“原心定罪”，尽管其间充满了曲解和误会，然而终于和中国悠久的“诛心”传统合流了。

二“、原心定罪”对客观归罪的矫正

秦代法家奉行“诛名而不察实”的形式规定，实践中往往只看效果，不看动机，只看现象，不看实质，于是导致客观归罪风气肆虐，不利于个案公正的实现，“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5]的现象比比皆是。至于为何会演化为这般局面，据吕思勉先生的分析，是由于世易时移，“德与礼之用穷”，而“不得不舍其意而诛其事”[6]。而从学术的层面上来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亦是先秦时代以申商、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发展到极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从法家的眼光看来，一良善不为恶的人，与一畏刑不敢为恶的邪人，在客观的行为上并无分别，不必注意其内心上的差异……”[7]323以“原心定罪”为指针的《春秋》决狱的启动和实施，其初衷乃在于力矫汉法僵化、苛酷的弊端，而在客观上的确遏制了当时刑罚的深刻和泛滥。武帝时儿宽以博学为奏谳掾，后擢为中大夫，迁左内史，史称其“缓刑罚，理狱讼”[9]。廷尉于定国“，延师学《春秋》……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野称颂曰“：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10]又陈宠虽以法律传家，为理官，但“性仁矜……，数议疑狱，常亲自为奏，每附经典，务从宽恕。帝辄从之，济活者甚众。”[11]东汉时“（何）敞在职，以宽和为政，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12]。《春秋》决狱的一个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察狱重情”，而“民情不易得，则蔽狱不免失实，而不得不力求其轻，故曰：‘附从轻，赦从重’”[6]399。董仲舒曾经运用《春秋》经义处理过这样一个案子，儿子为救助父亲，却误伤了父亲，依当时律法应按殴父罪处以“枭首”之刑。董仲舒却有截然不同的解说“: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13]164在此案中，董仲舒依据“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的“春秋大义”，认为父子乃至亲之情，子执仗救父，动机本非殴父，所以不应将其治罪，应予赦免。如果按照沿袭自秦朝的纯客观主义的归罪原则，固然可以维护法令的形式公正和表面的权威，但因其在深层次的意义上瓦解了儒家伦理主义的秩序观念，因此必将导致实质的偏离公正和权威的丧失。“原心定罪”一方面是对秦朝法家严格客观归罪的纠正，另一方面也是对上古社会重视犯罪人主观心态的断狱指导思想的再度回归。“古之听讼，所以异于后世者何与？曰：古者以其情，后世则徒以其事而已矣。”[6]396自董仲舒始，后世的司法官员大都以“原心论罪”作为断案判罪的最高鹄的，由此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而得到史家的盛赞。

三“、原心定罪”与现代刑法理念的暗合

【内容提要】刑法分则为协助组织行为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其原因是该行为在组织犯罪中的常态化，这样的规定并不完全排除刑法总则关于从犯处罚原则的适用，组织罪和协助组织罪在共同犯罪的场合仍然需要结合刑法总则规定区分主犯和从犯。相关司法解释将协助组织确定为一个罪名并无不当。为了合理解释帮助行为单独定罪的立法现象，需要正确理解刑法理论、刑法规范以及司法实践三者的关系。

【关键词】组织帮助行为罪名确定司法解释

从理论上讲，我国刑法中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资助恐怖活动罪、协助组织罪、介绍贿赂罪等罪名，其行为性质属于帮助行为，⑴依照常规应当按相应犯罪的帮助犯处理。通过立法把这些罪名从某种犯罪的帮助犯中分离出来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帮助行为单独定罪”。以协助组织罪与组织罪的切分为例，从立法原因分析、刑法总分则关系、罪名设置等角度探讨帮助行为单独定罪这个“小问题”，从中进行关于刑法立法、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如何相互关照的“大思考”，是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以期达到的目标。

一、协助组织罪的立法沿革与理论解读

（一）协助组织罪的立法沿革

刑法第358条第3款规定：“协助组织他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997年12月16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以下简称《罪名规定》）将组织的帮助行为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确定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协助组织罪。实际上，对组织罪与协助组织罪进行“切分”的规定沿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9月4日通过的《关于严禁的决定》（以下简称《严禁决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199g年12月11日印发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协助组织独立成罪的司法实践也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2010年8月，《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第46条规定，将刑法第358条第3款修改为：“为组织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该条规定最后能够通过，协助组织罪的罪状将更为明确。

一、街头“两抢”犯罪的现状

所谓街头“两抢”犯罪，是指行为人在市区或者人口聚居地公然实施的抢劫犯罪和抢夺犯罪。频繁发生于我省城区的街头“两抢”犯罪，严重危害了社会治安，破坏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影响了海南大特区的良好形象。据统计，自去年“严打”至今年6月份，全省各级法院共受理抢劫案件646宗1098人，审结633宗1091人，大部分是街头抢劫案件，被判处死刑的51人，其中街头抢劫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被判处死刑的26人。共受理抢夺案件160宗220人，审结160宗218人。我省“两抢”犯罪最为严重的地区是海口市，自去年“严打”以来，海口市三个区法院共受理抢劫案件174宗241人，受理抢夺案件94宗127人。当然，法院受理的街头“两抢”案件只是已经侦破并被起诉的案件，实际发生的街头“两抢”案件远远多于法院受理的案件。

长期以来，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着对街头“两抢”犯罪，尤其是对其中的抢夺犯罪的危害认识不足的现象，更谈不上对“两抢”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严打”整治斗争以来，街头“两抢”犯罪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之一。研究“两抢”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二、街头“两抢”犯罪的定罪

我国刑法对抢劫罪和抢夺罪的定罪量刑作了严格的规定，再谈街头“两抢”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似无必要。其实不然。这是由这类犯罪的特点决定的。其特点是：行为人乘人不备，抢夺他人财物时一是不计后果，即不管是否会造成被害人伤亡的后果，二是遇到反抗或抓捕时立即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和作案时的客观情况往往模糊了行为的性质：既象抢夺，又似抢劫。这就要求我们严格区分抢夺罪与抢劫罪的界限，做到定罪准确。为此，省高院于2001年4月向全省各级法院专门下文（下称《高院文件》）。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省高院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海口市街头“两抢”犯罪猖獗的实际情况，会同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和海口市公安局联合制定了《关于海口市办理抢夺犯罪案件的意见》，对抢夺犯罪的数额标准、犯罪情节、证据收集等问题作出的具体规定。《高院文件》规定：对乘人不备，抢走他人财物的，以抢夺罪定罪处罚。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论抢夺财物数额多大，一律以抢劫罪定罪处罚：1.抢夺中致被害人轻伤以上伤害的；2.抢夺中与被害人争夺财物的；3.抢夺时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4.抢夺后逃跑，对抓捕人员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抗拒抓捕的。其中的1、2项是根据街头“两抢”犯罪的特点作出的规定；3、4项实际上是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抢劫罪转化规定的进一步细化。

值得一提的是，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一是“凶器”的范围，枪支、刀具固然是“凶器”，绳索、根本不能射击的玩具枪是否也是“凶器”呢﹖二是“携带”的具体含义，随身携带固然是“携带”，但街头“两抢”中常见的驾驶摩托车抢夺的，如果行为人将“凶器”放在摩托车后车厢内是否也是“携带”呢﹖三、抢夺犯罪的量刑

摘要：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受贿罪已经成为被打击的重点犯罪，为更好地打击受贿犯罪，本文对受贿罪主体、构成要件之“为他人谋取利益”、贿赂的内涵与外延等问题作了分析，以便对受贿犯罪本质的认识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受贿罪犯罪构成共同犯罪

一、受贿罪的涵义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受贿罪。”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的行为，在理论上被称为“间接受贿”或“居间受贿”。受贿罪是我国当前发案率高、群众反映强烈一种职务犯罪，它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廉洁形象，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不信任心理，人民群众要求铲除腐败严惩贪官的呼声日益高涨。我国司法机关虽对此犯罪加大了打击力度，但由于立法本身的不尽科学合理，造成对不少案件查处难度大，或者无法定罪量刑。现就此罪若干问题加以分析，以便对受贿犯罪本质的认识提供一些思路。

二、受贿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的主体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一是全民所有制法人单位。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自然人主体只能是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一切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摘要:刑法谦抑是少用或者不用刑法的一种思想或理念，是刑法应有的价值之一，具体来说就是刑法无效果、可代替、不经济时不适用刑法。近年频发的类似“为试探父爱导演跨省绑架案”亲属相犯行定罪量刑，理论上存有争议，实践中认识不一。本文在刑法谦抑性的视角下，梳理分析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为完善亲属相犯行为刑法制度提供建议或者思考。

关键词:谦抑性;亲属相犯;定罪量刑

一、问题提出

据江苏广电融媒体新闻中心报道，2017年13日晚上，江苏泰州警方接到陕西延安朱先生的报警电话，朱先生说自己的孩子小朱被绑架。泰州警方接警后立即出警，对人质进行解救。但是结果令人啼笑皆非，事情缘由，朱先生的儿子感觉父母不爱自己，这次来到泰州打工，没找到工作，带来的钱也用完了，就和伙伴商议，想试探父亲是否关爱自己。上述朱先生的孩子小朱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根据《刑法》第274条规定可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后不管法院对该小朱处以何种量刑，对于犯罪人、受害人和国家来说都难以实现刑罚的预期目的。近年发生类似“为试探父爱导演跨省绑架案”亲属间的犯罪行为逐渐增多，不仅有盗窃、抢夺、敲诈勒索等侵害财产权益犯罪行为，还有遗弃、虐待、婚内强奸、家庭暴力等侵害人身健康的犯罪行为，我们把这类发生在亲属间犯罪行为称之亲属相犯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严格按照刑法规定对亲属相犯行为定罪量刑，难以实现刑法的目的，但是如果按照刑法定罪量刑，又违背刑法罪行法定、人人平等、罪责相当等基本原则。因此，亲属相犯行为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成为当前刑法理论与实务的焦点之一，本文在刑法谦抑的视角下对亲属相犯行为进行梳理分析，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粗浅完善建议或立法思考求教于同仁。

二、刑法谦抑性与亲属间犯罪制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概述

摘要：受贿后又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定一罪还是数罪,存在着分歧。一罪说的理由是:受贿后又滥用职权的,两行为之间非竞合即牵连。本文认为,这种情况应定数罪。理由是:这种情况既非竞合也非牵连。

关键词：一罪数罪想象竞合犯牵连犯

我国《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徇私枉法或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等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第385条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由于渎职犯罪中除了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罪以外,其他渎职犯罪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等都可能同时触犯受贿罪的情况,对此应如何定罪处罚,实务部门和刑法理论界多数人认为,对于上述情况应一律比照《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一罪说)。理由是:

1.这一规定是提示性规定而不是特别规定,这一规定体现了对牵连犯的一般处罚原则,是处理其他贪赃枉法类渎职犯罪的依据。

2.类似行为非牵连即竞合,不管属于哪种情况都应从一重罪处断。认为是牵连犯的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实施渎职犯罪过程中又犯受贿罪的,两行为间必定存在着目的与手段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符合刑法理论中有关牵连犯的特征。例如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受贿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即属于牵连行为,也是贪赃枉法行为,完全可以比照《刑法》第399条最后一款的规定人一重罪处断。认为是想象竞合犯的理由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受贿又渎职的,渎职行为实际是就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因此这种行为是包含在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之中的。从这一角度看,受贿又渎职的,实际上是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即是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处罚。

3.贪赃枉法比其他渎职行为有着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当然解释原理,其他渎职又受贿的行为更应从一重罪处断

摘要:我国《刑法》第301条第一款规定了聚众淫乱罪，但将此种涉及隐秘私生活的行为界定为刑事犯罪，并不是其他国家普遍的做法。从法益侵害理论、刑法谦抑性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价值论等角度衡量，将聚众淫乱行为犯罪化缺乏合理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是刑法对道德领域的入侵，易导致刑罚的负价值。因此应将聚众淫乱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

关键词:聚众淫乱行为；法益；犯罪化；犯罪圈

我国《刑法》第301条第一款规定：聚众进行淫乱活动的，对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上述条文确立了聚众淫乱罪。所谓聚众淫乱，是指聚集男女多人一起性交，群奸群宿或者跳裸体舞等，主观方面是故意，且具有淫乱的目的。我国刑法理论界一般认为，聚众淫乱行为无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其侵犯了公共生活的健康正常状态[2]，因此应将其犯罪化。但综观域外刑法，将聚众淫乱行为界定为犯罪却很少见，究其原因，自然产生如下疑问：将“社会公德”、“公共生活的健康正常状态”纳入刑法调整的范畴是否妥当?用刑法来调整公民私生活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刑罚权的滥用?笔者认为，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其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考量，不应将聚众淫乱行为纳入犯罪圈。

一、与法益侵害理论相悖

当某种行为造成法律所保护的生活利益被侵害或者引起危险时，才给予否定性评价，以凸现被损害的法益自身的重要性，这就是法益侵害理论①的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在现代刑法理论中，法益侵害理论应当作为划定某种行为罪与非罪的基点，即犯罪圈应以法益受到侵害或有受到侵害的危险为设置原则，对于不损害法益的行为，应排除在犯罪圈之外。当下，价值观愈发趋于多元化，“在正统的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坚持法益侵害说是保证刑事司法公正性的重要手段，没有法益侵害就没有犯罪”。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有14个风化类的罪名，分别为：聚众淫乱罪，重婚罪，传播淫秽物品罪，强奸罪，强迫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协助组织罪，引诱、容留、介绍罪，引诱未成年聚众淫乱罪，引诱幼女罪，走私淫秽物品罪，组织罪，组织淫秽表演罪。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侵害他人法益，即有明显被害人的犯罪。包括重婚罪，强奸罪，强迫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猥亵儿童罪，引诱未成年聚众淫乱罪，引诱幼女罪；二是侵害社会法益的，即虽然没有侵害具体公民的利益，但影响到社会管理秩序，危害了公共社会的情感。此类犯罪包括传播淫秽物品罪，协助组织罪，引诱、容留、介绍罪，走私淫秽物品罪，组织罪，组织淫秽表演罪。对于上述两类犯罪，由于其侵害了个人或社会的法益，具有结果上的非价值和非难性，故刑法当然应对其予以调整。

摘要：近年来，扒窃犯罪活动突出，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出行安全感的热点问题，且这种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但由于目前扒窃犯罪作为盗窃犯罪的一种，在定罪量刑标准上，与盗窃犯罪完全一致，造成打击处理力度较低，较难控制扒窃犯罪的发生。必须引起立法、行政，司法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充分考虑扒窃犯罪的主观恶性，提高对扒窃犯罪的定罪率，有效打击扒窃犯罪行为，最大限度地预防乖减少扒窃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扒窃犯罪；法律适用；定罪；量刑

在公交车上进行扒窃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大多数为乘坐公交车的普通百姓。对于这一群体来说，如果发生被侵害，往往会在他们的生活上、精神上造成极大损害，甚至影响到家庭的安定和稳定，这类犯罪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打击不力，就会使得百姓对外出乘坐公交车失去安全感。

近年来，扒窃犯罪活动突出，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和群众出行安全感的热点问题，日益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本文重点分析当前扒窃犯罪的新情况和新特点，研究提出法律适用相关见解。

一、扒窃犯罪的概念及构成

扒窃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不同的掩护方式，采取一定技术性手段或者其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其构成具有以下特征：

【摘要】漫漫华夏五千年，从夏的禹刑、汤刑到春秋的《法经》，从奴隶五刑到后世历代对刑罚制度的改革，无不彰显中华法治的进步与发展。然而，2006年许霆ATM机案却引起全国从事刑事司法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律师间的激烈争论，将我国司法定罪量刑存在的问题的讨论推向了高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刑事司法改革中的定罪量刑制度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笔者拟从定罪量刑一体化模式出发浅析我国定罪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优化建议。

【关键词】合理量刑；定罪量刑一体化的缺陷；量刑的优化建议

中华法系经历四千年而从未间断，内涵尤其丰富，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十分清晰的传承关系。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华夏大地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部落国家，随之也揭开了中国法制史的帷幕。在夏政权建立后，亦有“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到了秦朝，严刑峻法则发展到了极致。如死刑的名目相当繁杂且存在随意性。比如有腰斩、弃市、具五刑、磔、车裂、枭首、戮、定杀、抽肋等等等等。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采用的是大陆法系定罪量刑一体化的模式，但由于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重定罪，轻量刑”的习惯，量刑似乎是定罪的附带。2006年许霆ATM机案，一审法院判决其构成盗窃罪，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审法院判决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许霆仍不服，然高院驳回其上诉。这一判决在全国从事刑事司法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律师间引起了激烈争论，从定罪到量刑，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对于两次量刑的巨大差异，普通民众中引发了对我国刑法制定合理性问题的担忧。笔者认为随着科技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欧洲地区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由于取款机出错而导致该类案件。虽获得的数额及未发生之后潜逃的过失，然而其他国家都只是对其进行了小小的处罚。正因为我国上升到了犯罪的程度，笔者认为在赞成性本恶的欧美国家尚轻罪于人，为何从尚性本善的中国却如此苛以重刑呢？本文结合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浅析我国司法定罪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优化建议。

一、我国司法定罪量刑的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迄今为止，理论界对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法系的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二是大陆法系的定罪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根据定罪量刑一体化模式的理论，法庭审判以被告是否构成犯罪为核心，量刑则是根据犯罪情节等因素进行考量，属于定罪程序的附带裁判事项。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日本刑法对我国刑法的制定具有较大的影响。根据日本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一个人对一个有害的、法律禁止的行为产生的结果有部分或全部的责任，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为此，定罪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述“从立法论上来说，量刑畸重缘于过重的法定刑。但是，一方面，不能因为判处无期徒刑过重，就否认许霆的行为属于盗窃金融机构。另一方面，既然判处无期徒刑过重，就必须合理运用刑法的相关规定，对许霆判处低于无期徒刑的刑罚。”这是非常直接、客观、全面地揭示面对我国法定刑过重、量刑规定过于机械的现实，法官应当合理运用刑法结合案件事实进行最终量刑。然而，笔者认为法官能否就合理量刑的“合理”二字始终保持客观性、中立性是值得深思的。虽然法官受过较为严格的训练，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案件时，无论是法律素养方面还是心理素质方面都比普通人更胜一筹。但法官本质上始终是普通人，其同样难免受各种情绪的影响及左右。面对成堆的刑事案件、每个案件的各类犯罪事实证据、被告的种种劣迹，法官与陪审员是否能够做到每一个案件都深刻论证、合理量刑，甚至敢于突破机械适用法条的日常，综合案件特殊性给予被告人“合理”量刑，这些都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量刑是衡量犯罪轻重的标准，定罪为何并不是真正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对被告人而言。因此，社会各界对我国法律的量刑随意性及基层法院审判水平深感担忧。学术界则如何准确量刑展开激烈讨论。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争议与担忧，实质是我国采取定罪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所存在的固有缺陷所致。在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中，法院通过庭审，既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解决有罪被告人量刑的问题。但刑事审判的核心应当是量刑问题而非定罪问题。根据我国的刑事司法审判流程，更注重的依旧是定罪环节，从而导致公诉人、辩护人对于量刑的参与较少，主要以法官的裁量为依据。同时，量刑一般采用数字化的量化标准作为法律的适用标准。以盗窃罪为例，盗窃财物价值人民币29999元与价值人民币30000元到底有多大的质的区别呢？恐怕没有，但两者在量刑适用上却存在着质的差异与区别，进而对被告人采用的刑罚也有了本质的区别。量刑仅仅以固化的数据进行判定本身脱离了个案多样化的特点。最后，一体化模式的量刑，法官不可能对被告人有全面的了解，如犯罪人的成长环境、家庭状况、被害人过错、社会原因等。此间公诉人、人又无法积极参与量刑辩论，量刑完全基于法官的自由心证与法律规定。综上，笔者认为鉴于我国法制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各级各地法官业务水平不一，未必能够做到对每一个刑事案件“合理运用刑法量刑”的提议，尚需制定更为合理的量刑制度、程序协助法官办案。

二、关于我国定罪量刑模式优化的建议

摘要：受贿后又滥用职权的行为，应定一罪还是数罪，存在着分歧。一罪说的理由是:受贿后又滥用职权的，两行为之间非竞合即牵连。本文认为，这种情况应定数罪。理由是:这种情况既非竞合也非牵连。

关键词：一罪数罪想象竞合犯牵连犯

我国《刑法》第399条第4款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徇私枉法或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等行为，同时又构成本法第385条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由于渎职犯罪中除了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罪以外，其他渎职犯罪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等都可能同时触犯受贿罪的情况，对此应如何定罪处罚，实务部门和刑法理论界多数人认为，对于上述情况应一律比照《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一罪说)。理由是：

1.这一规定是提示性规定而不是特别规定，这一规定体现了对牵连犯的一般处罚原则，是处理其他贪赃枉法类渎职犯罪的依据。

2.类似行为非牵连即竞合，不管属于哪种情况都应从一重罪处断。认为是牵连犯的理由是:犯罪嫌疑人实施渎职犯罪过程中又犯受贿罪的，两行为间必定存在着目的与手段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符合刑法理论中有关牵连犯的特征。例如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受贿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的，即属于牵连行为，也是贪赃枉法行为，完全可以比照《刑法》第399条最后一款的规定人一重罪处断。认为是想象竞合犯的理由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受贿又渎职的，渎职行为实际是就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因此这种行为是包含在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之中的。从这一角度看，受贿又渎职的，实际上是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即是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处罚。

3.贪赃枉法比其他渎职行为有着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根据举重以明轻的当然解释原理，其他渎职又受贿的行为更应从一重罪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