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范文10篇

旅游，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随着其在国民经济中愈加厚重的比例及贡献率而被国内外诸多学者竞争研究，成为一门历久不衰的经典学科领域。然而，最为一门传统的文科类学科，其极富语言逻辑的背后必然同样被赋予文科领域一贯的缺失和不足，即定性研究有余，定量研究不足。因此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即是理论强大而实践不足，颇有些纸上谈兵的意味。纵观近年来的国家级课题申报表，可以看出旅游研究的大致导向，即定性研究之下的量化导向，将不同的学科知识引入旅游研究，如生态知识，社区和谐知识等等，以定性研究掌握大致的研究导向结构，在此指导下，以定量细化研究内容，强化实际指导性，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富于指导意义和价值。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刘晓欣、胡晓等人对中国旅游产业关联度的测算及宏观经济的效应分析，文章利用2002年和2007年的中国投入产业表资料对中国旅游产业的产业关联度，宏观经济效应及其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出：旅游业有较高的后向产业关联度，对国民经济有较大的拉动作用，且拉动作用正在日益增强。但旅游业内生增长动力严重不足，缘于旅游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其产品主要用于消费，因而具有较强的就业效应和较高的消费效应，与此同时，主要由一次性消费构成又使得这一经济链极具泡沫效应，因而对如何强化刺激作用，规避负面风险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1]。又如朱沁夫、李昭以游客集中指数取代地理集中指数，弥补了前者在衡量游客集中度方面受样本数量多少且没有衡量标准及无法对不同的样本数量进行比较而引发的不足，另辟蹊径，引入完全均匀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并且计算与地理集中指数之差，与此同时，利用此差值与地理集中指数进行比较而得出一个较为科学与中庸的结果，弥补了国内于此方面的空白[2]。白凯于2011年对无应答式李克特量表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做出相关检验，其在文章中以我国入境旅游热点城市知名度为研究内容，在研究设计中增加了“无应答”选项，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支持，对包含此选项与未包含此选项的选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增加此选项的三点优势。因为得出应在日后将“无应答”选项引入李克特样表，从而弥补了传统的选项卡无法反映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由于受访者缺失关键知识或相关经验而无法做出应答的判断失误[3]。

黄秀娟等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利用2003～2008年的数据，对我国森林公园发展的效率进行研究，为我国森林公园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运行效率的提高提供参考依据，并测算了31个省区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比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从全国来看，森林公园的技术效率较高；从个体来看，不同省区森林公园的技术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上海、浙江、广西、广东等省区的技术效率较高；宁夏、内蒙古、安徽等省区的技术效率较低。通过优化投入规模与结构、人员培训等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国森林公园整体的技术效率[4]。罗盛锋、黄燕玲等运用结构方程,从情感与认知两个视角构建游客满意度测评模型,运用LISREL及SPSS统计软件进行检验,以桂林山水市井演出“印象?刘三姐”为例,对情感因素对游客体验与满意度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消费前期望与消费后情感及感知价值并无必然联系。同时发现,游客对审美体验与教育体验的感受更强烈地影响他们对产品的体验评价，其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顾客满意度及购后行为的形成过程[5]。王玉梅等应用巴顾兹(Bagozzi)的态度模型，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构建并验证了基于饭店业一线员工感知视角的服务补救绩效预测模型并得出二者间关系的一系列结论[6]。李晓琴,银元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Driving-Status-Response,DSR)模型,构建低碳景区概念模型。文章指出，低碳旅游景区不能简单等同于节能减排，而应贯彻到涵盖景区发展阶段、资源环境、减排技术、消费经营和政策理念这五大层面上，选取一个全方位的综合指标评价体系，以期为低碳景区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7]。

国外方面，FaizalYahya以印度和新加坡为研究区域，重点通过描述印度自2001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及自由化热潮之后旅游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增长与繁荣及其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在基于互惠合作基础之上的竞合关系，在这个自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之后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创收较为稳定的旅游业微妙关系的框架中，着重研究一个国家的政策体系对旅游业发展乃至于国民经济的影响[8]。JenniferBriedenhann于2004年立足于南非地区，在各个国家经过1995年的民主政治改革的基础变化的前提下，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其在乡村旅游发展方面的优势，如深厚的文化底蕴，良好的生态环境及村镇旅游的另类不同体不足，诸如基础设施不够完善，融资环境尚未成熟，政府监管不利等同样制约着南非各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9]。ConstantiaAnastasiadou则是立足于欧洲各国间的基于欧盟共同体相关互惠原则之下的超越国家实体的无国界旅游，阐述出各国之间的政策之于旅游业的影响[10]。

综上所述，在旅游研究领域，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之于国外学者，其研究重点很少放在量化的实际分析上，相反，更注重于社会大环境基础之下的种群关系、社区关系，大至国家政策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导向对于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更具人文价值，人际关系理念浓厚；与此相反，国内学者在此方面则是比较注重于量化的分析导向与模式构建，力求其研究的形象化、标准化，这点纵观近年来的国家级项目申请结果即可窥探一二。本文作者认为，定性分析规范着研究的基本方向，而定量分析则将变量因素加以量化，使研究结果更加便于推广，二者缺一不可，各司其职。缺失定量分析的定性研究颇有纸上谈兵的味道，而缺失定性分析的定量研究同样是一盘散沙，毫无目的性可言。在旅游研究中，还是应该恰当地将两者结合起来，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不确定性确定性

内容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理论，揭示制度变迁的起源及其动力，导出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以期为我国现有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确定的，而在长期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

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1990）认为，“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但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而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关键在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存量。由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是不可确定的，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的。诺斯在此表达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确定的同时，阐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怎样过渡到长期的确定性，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如果根据质量互变运动规律来理解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的确定性，的确让人费解或面临困惑。关于人类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历史变迁路径以及制度变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需要的理论考察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度的起源

关于制度起源，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制度的形成最初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这第一层次的制度的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所以现实中的制度、规则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的衍生物。

内容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理论，揭示制度变迁的起源及其动力，导出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以期为我国现有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确定的，而在长期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不确定性确定性

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1990）认为，“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但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而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关键在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存量。由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是不可确定的，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的。诺斯在此表达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确定的同时，阐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怎样过渡到长期的确定性，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如果根据质量互变运动规律来理解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的确定性，的确让人费解或面临困惑。关于人类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历史变迁路径以及制度变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需要的理论考察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度的起源

关于制度起源，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制度的形成最初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这第一层次的制度的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所以现实中的制度、规则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的衍生物。

本文作者：刘一纯工作单位：湖北大学法学院

一部稳定的宪法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法律秩序和宪政建设等等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因此,除非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引起了国家根本制度的改变、导致宪法规范从实质上已经不再适用;或者由于宪法规范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无法调整社会现实。否则就应该尽量地保持不变,特别是不宜轻易地改变宪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规则等决定宪法稳定性的因素,也不宜频繁地修改宪法条文。那么,什么样的应变方式能使宪法在适应变动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仍然保持其稳定性?本文就此谈点个人浅见。

一、宪法应变方式的选择

宪法的变动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前者主要有宪法修改和颁布宪法性法律的方式,后者主要是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宪法判例等各种宪法变迁方式。以下我们逐一分析各种变动形式对宪法的稳定性可能产生的影响,宪法应当怎样合理和有效地利用某些变动方式来应变社会变化,达到既能应对社会变化的需要,又能保持宪法的稳定性的目的。1.宪法修改的方式宪法修改是一国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的或惯例的修宪程序,对宪法结构和规范进行调整、更改、增添、删减的活动。具体有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两种做法。全面修改是在国家政权性质及制宪权根源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依法律有关修改问题的规定,由法定的修宪机关按照具体的修宪程序改写宪法的大部分内容或调整、变动宪法的结构,通过或批准整部宪法并重新予以颁布,同时废止原宪法的活动。宪法的部分修改只是对宪法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增补、删节、更改和调整,并不涉及全部规范内容,并且它通常只针对具体条文进行,而不涉及宪法的形式和结构。具体说来,宪法的部分修改又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决议的方式直接废除宪法条文中的某些规定或以新内容代替旧内容,然后将整部宪法予以重新公布;二是以修正案的方式增补、删减或更改宪法内容,只需将修正案加以公布后附在宪法典之后,作为宪法典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而无须对整部宪法予以重新公布。对于有益于保持宪法稳定性的宪法修正案方式,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所采取的增加、删除或更改等具体修改方法对宪法稳定性的影响是否是一致的。¹表现为增加的修改。增加就是在原文规定中增加一些条,或在原文某些条下增加一些款,或在原文某些款下增加一些项,或在某些项下增加一些目(当然,对于原则性抽象性较强的宪法而言,其规定一般是很少具体到“项”和“目”这种层次的),通过所增加的条款项目来补充宪法原文规定的不足之处。通常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且有必要存在的有益的事实的抽象归纳,增加后完善了原文的内容,加强了宪法的适应性,是一种“锦上添花”性的修改。º表现为删除的修改。删除就是删去宪法原文某些条款项目的规定。需要删除的一般应该是对现实社会生活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存在价值的规定。»表现为更改的修改。更改就是用新的语言表达取代原来的表达,从而改变宪法规定的内容或含义。所作的更改既可能是改变宪法实质内容的,也可能是使原来的规定更完善的,还可能只是使某些用语更准确的技术性修改。简而言之,“增加”的结果是原来没有某些规定,现在有了;“删除”的结果是原来有某些规定,现在没有了;“更改”的结果是原来那样规定,现在这样规定。因此,三者相比,“更改”对宪法稳定性的负作用最大,“删除”次之,“增补”不影响宪法的稳定性。在对必须修改宪法时,最好全面考虑,斟酌选用。2、颁行宪法性法律的方式除了不成文宪法国家有宪法性法律之外,在一些成文宪法国家也存在宪法性法律这一法律形式。所不同的是,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往往是直接反映该国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则及宪政制度的主要载体,如英国的《人身保护法》、《议会法》、《人民代表法》等;而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则多是将由宪法典所规定的一些制度加以具体化的形式,如我国的《选举法》、《立法法》、《国家赔偿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各种国家机关组织法。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主要用于因时代的变化需要而对既有的宪法原则和宪法规则及宪政制度加以补充完善的情况。从逻辑上说,补充和完善不但不会损害稳定性,反而会巩固和加强稳定性。就现有相关国家的情况看,后来制定通过的宪法性法律一般都没有否定以前相关法律的精神,而是强化了相关法律中蕴涵的精神,从而以连续性来保持了稳定性。因此,宪法性法律作为不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规范主要载体,同时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应变方式。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性法律是对宪法典规定的一些宪政制度的具体化规范,因此,只要正确把握了宪法典的精神实质,并严格贯彻到宪法性法律的制定中,就可以通过统一性来保障宪法典与宪法性法律之间的一贯性,进而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只是由于在成文宪法国家,这种形式是为了落实宪法典中的概括性内容,使宪法的概括性抽象性的规定具体化,在概括性的抽象的宪法典规定与实际生活之间搭起桥梁,使概括性的抽象的宪法规范变得可操作,可实际实施,所以这种宪法性法律一般是作为宪法典的配套法律而存在的,不是在宪法应对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产物。也就是说,在成文宪法国家,它不是一种理想的应变方式。3、宪法变迁的方式宪法变迁是由前联邦德国宪法学者耶林令克首先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在与宪法修改的比较中,他认为,宪法修改是通过有意识的行为而形成的宪法条文的一种变更,而宪法变迁是指宪法的结构和条文表达在直观表现上保持不变,而其中一些宪法规范原来的含义在没有意图、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基于事态变化而发生实质性变更,产生出新的含义的事实和过程。宪法变迁可以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变迁,指将宪法规范内容与现实的宪法状态之间发生的矛盾认定为客观事实,并以社会意义赋予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种是宪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变迁,指在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某种宪法规范因失去原来存在的意义而产生新的含义,遂成为一项新的宪法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变迁是一种无形的宪法修改。本文讨论的也是这个意义上的宪法变迁。这一意义上的宪法变迁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发展变化不相适应的矛盾,一些国家也通过宪政实践肯定了其存在价值。如德国宪法法院在1971年的一项判决中认为:当宪法规范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中出现无法预料的新的状况,或因人所共知的事实已经渗透社会发展整体过程中而具有新的关系和意义时,宪法规范的含义便已发生变迁。[1]宪法变迁不可能自动发生。从一些国家的宪政实践看,主要是通过宪法解释、宪法惯例和宪法判例等具体方式实现的,[2]也有少数其它特殊方式。[3]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这各种具体方式对于宪法稳定性的影响。¹宪法解释国内外学者对于宪法解释有不同的认识。西方国家学者比较普遍地把宪法解释看作是违宪审查与阐明宪法的含义两者的统一,我国学者则一般认为它是对宪法条文的含义、内容和界限的说明。[4]笔者认为,宪法解释是在不改变作为宪法规范载体的宪法条文的字面语词的前提下,由有权机关基于一定目的、按照一定原则、依照一定程序对宪法规范的含义所进行的适当的说明。宪法解释由于宪法规范的许多特性而显得十分必要:由于宪法规范具有概括性和原则性,宪法解释便成为宪法实施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行为,只有通过到位的宪法解释,才能将一般性的宪法规范适用于具体特定的宪法关系;由于宪法内容具有根本性和最高性,宪法解释便成为宪法监督保障工作中必不可少的行为,只有通过合理的宪法解释,才能判断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为是否违宪;由于宪法关系具有稳定性,而社会生活又是永远变化着的,宪法解释便成为既保持宪法稳定性又保证宪法适应性的必不可少的行为,只有通过灵活的宪法解释,才能使既定的宪法规范有效地适应政治力量实际对比的变化。可见,宪法解释并不是唯一地作为宪法变迁的一种方式而存在的,但它却是宪法变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为了使宪法规范具有比较恰当的适应性,宪法解释对宪法规范字面语词的解释往往是与时俱进的,一些宪法规范的含义由此也灵活地发生着变化。事实上,宪法规范的含义并非凝固不变,而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就象一个词语放在不同的上下文语境下便有不同的含义一样。英国赖特勋爵也清楚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宪法文字是概括性的,其全部和真实含义常常只有考虑随时间变化的全部事实才能确定。这并不是文字的全部含义变了,而是不断变化的环境证实和阐明了它的全部含义。”[5]由于宪法解释既能避免频繁地修改宪法条文,又可以使宪法有效地付诸实施、富有灵活适应性、保持生机和活力,因此,它对于保持和维护宪法的稳定性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正因为它的灵活性,所以,又很有必要对它进行一些限制,使所作的解释不至于前后矛盾,通过保持宪法精神的一贯性来实现宪法的稳定性。º宪法惯例我国有学者认为,“如果成文宪法典是一部‘死’的宪法的话,而宪法惯例则可称为是‘活’的宪法、‘行动中的宪法’、‘潜在宪法’。正是由于这种‘活’的宪法,才能使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得以解决,从而才使得宪法条文规范得以实施。”[6]国外也有学者深刻地阐述过两者的关系:“宪法已经有了,接着就产生了使他们逐渐适应于不断改变着的形势的问题。但是解释的逻辑并不是宪法起源的逻辑。宪法在革命精神中诞生,却在惯例的裁决影响下实施;宪法的观点是预言性的,却按照惯例来应用。”[7]宪法惯例之于宪法的关系之紧密,由此可见一斑。由此推之,它对于宪法稳定性也一定有深刻影响。对此,可以从宪法惯例的特征得到说明。国内外学者关于宪法惯例的解释众说纷纭。[8]笔者认为,不管怎样下定义,宪法惯例有几点确定无疑的特征:宪法惯例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宪法惯例没有有形的明确的表现形式;宪法惯例既可以在宪法典之外创设新的宪法制度(如著名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制度的创立),也可以在不变动宪法原文的情况下或补充和完善宪法因原则性和概括性所导致的不足和局限,或更改已有的宪法规范的含义,或使某些宪法规定实际上丧失效力。[9]这最后一点便属于宪法变迁。与宪法解释一样,无论是补充和完善宪法规定,还是更改宪法规范的含义,还是事实上废弃宪法中的某些规定,宪法惯例都没有直接从形式上触动宪法原文,这对于保持和维护宪法的稳定性是十分有益的。但是,与宪法解释不一样的是,宪法惯例是通过政治家的言行、或著名法学家的总结、或政治斗争以及政治生活实践等途径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宪法惯例的约束力是伴随着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长期性而产生的,形成过程的长期性是宪法惯例的特点之一。由此可见,与需要长时期的多次的普遍的实践才能形成的宪法惯例比起来,宪法解释的产生简捷得多,在宪法应变方面,宪法解释灵活得多,因而也更有优势。»宪法判例是宪法文本无明文规定而由司法机关通过对诉讼案件所作的判决而宣示的宪法原则或规则;或者是宪法文本虽有规定,但有权机关根据时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对其含义作出新的解释,并依此解释作出裁判(包含宪法解释的宪法判例,或以宪法判例表达的宪法解释);所宣示的宪法规则或所解释的新含义与宪法中的条文规定具有相同法律地位,所宣示的有些宪法原则甚至高于宪法的某些具体规定;[10]这些对以后相同或类似案件的判决都具有范例性的约束力,所以称为判例。宪法判例不仅是不成文宪法国家的重要宪法渊源,在20世纪以来的大陆法系国家也得到学者的普遍承认,并逐渐占据了一席之地。[11]对于成文宪法“以有限之法条,不能适应无穷的人事”,因而“缺乏规定、规定不明、及其规定不能适应当前情势的现象”,宪法判例能通过“法官于判决的时候,将成文法缺乏规定者补充之,规定不明者阐发之,规定不适当于当前情势者,则将其推陈出新。”[12]由此使成文宪法得到充实和完善,并有效地增加其适应性。这种方式不触动宪法文本,而是通过个案来宣示一项新的宪法规范,或通过适当的解释揭示宪法文本中某项规范的含义(这种情况也就是美国式的在司法中进行宪法解释,并将这种解释通过判例固定下来),对于保持宪法的稳定性显然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在典型的不成文宪法国家英国,除了宪法性法律和宪法惯例之外,宪法判例也是其宪法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它补充着宪法性法律的不足;在严格适用“遵循先例”原则的司法制度下,宪法判例使其宪法表现出突出的历史延续性,从而保持了宪法稳定性。在开成文宪法之先河的美国,宪法判例与宪法解释一起,对其宪法文本虽二百年不变而仍然有良好的适应性起着充分有效的保障作用。对宪法变迁的以上三种具体方式进行归纳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点,也是宪法变迁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宪法变迁形式上没有触动宪法原文,而实质上却使宪法规范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变迁的结果是宪法的稳定性得到保持和维护,同时,宪法也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因此,宪法变迁是有利于宪法稳定性的一种应变方式。

二、宪法变动内容的限制

在采用以上原则选取应变方式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在采用部分修改和宪法解释及宪法判例的做法变动宪法时,应该在变动内容和变动次数上有所限制,随意修改或解释以及频繁修改和解释,都会损害宪法的稳定性。就随意修改宪法而言,如果所修改的对象每次都是相同的,这一次这样改,下一次又那样改,必然给人以该项内容变幻不定之感;如果每次都不同,这一次改这里,下一次改那里,再下一次又改别处,将会使人对宪法内容的确定性和科学性产生怀疑,最终都将严重地挫伤人们对宪法的信任和信仰,损害宪法的权威性。就随意地进行宪法解释而言,如果对同一规范的解释前后不一,甚至有矛盾之处,那么,该规范本身及其解释都会由于缺乏确定性、没有稳定性而丧失应有权威。就随意作出宪法判例而言,如果在数量或内容上无节制地作出创立新原则或新规则的判例,必然喧宾夺主,对成文宪法的主导地位构成威胁;如果是阐发宪法规范新含义的宪法判例,其随意的缺乏一贯性的阐释会产生与随意进行宪法解释一样的后果。至于对宪法加以频繁修改和解释,其危害性更是显而易见:频繁修改使人感到宪法内容动荡不定,而频繁解释,特别是对同一项内容多次的和不同的解释,则使人无所适从。为避免因随意变动宪法而导致不良后果,各国宪法都规定了一些限制,主要是对宪法修改的限制。另外,一些国家也通过宪法判例(如美国和德国)规定了宪法解释的原则和规则。对于宪法修改来说,从理论上讲,学术界存在着修改有限制说和修改无限制说之分歧,[13]从实践中看,一些国家在宪法文本中明文或隐含着规定了修改宪法的禁区。归纳起来看,大致有四种内容是禁止被修改的,一是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根本原则、宪法基本精神。如挪威宪法第112条:宪法“修正案决不能同本宪法所包含的原则相抵触,只能在不改变宪法精神的前提下对某些具体条款进行修改。”其实,即使其他国家宪法没有如此作明文规定,其在政权性质未变的前提下实际作出的宪法变动也没有触及这类内容。因为,从最基本的宪法原理上讲,宪法所规定的根本制度和原则是一国的立国之本,必须绝对保持不变。二是宪法中规定的一些特定原则。如德国基本法第79条规定:“对本基本法的修正案,不得影响联邦按州划分之原则,各州参与立法的原则或第1条和第20条规定的基本原则。”科威特宪法第175条规定:“除有关埃米尔统治的称号或者增加自由和平等的保证外,关于本宪法规定的有关科威特埃米尔制度及自由和平等原则的条款,不得建议加以修改。”巴林国宪法第104条规定:“巴林君主世袭制原则、本宪法所规定的自由和平等的各项原则、以及本宪法第2条均不得成为修改的对象。”其第2条规定是“伊斯兰教为国教,伊斯兰教律为立法之主要源泉,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葡萄牙宪法对于修宪有着更为详细的规定,其第290条具体列举了14项修改宪法时必须尊重的内容。三是国家领土范围。如法国1958年宪法规定:“如果有损于领土完整,任何修改程序均不开始或继续进行。”四是共和政体。如意大利宪法第139条规定:“共和政体不得成为宪法修改之对象。”对于宪法解释来说,一些国家除了通过宪法对有权进行宪法解释的主体作出明确规定之外,也从宪法解释的实践中发展出有关解释的方法和限度的一些准则或规则。按照美国一位学者的研究,各国宪法解释中常用的准则大约有50条之多。[14]我国也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认为,比较普遍的解释原则有这样几条:不能背离宪法的根本精神与基本原则,符合制宪目的,系统整体地解释,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历史性地追究制宪者意图,符合字面可能的含义等。[15]另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既不可能绝对客观,也不能由着解释者的主观“恣意”而为;应该通过制宪者的意图约束、宪法基本精神约束、客观的历史进步方向约束、解释规则约束以及解释者人格的自我约束等方面来约束解释者的主观性,从而获得一种相对客观的解释。[16]可见,这些准则或规则只存在枝节上的差异,其出发点是一致的,实质意图是一致的,即宪法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对宪法解释应当加以限制。来自这些准则或规则的限制将宪法解释限定在既能赋予宪法规范以新的含义,使相对稳定的宪法规范能灵活适应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需要,又不至于完全脱离宪法既定原则和宪政制度的范围内,对于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十分必

本文作者：尚铮铮王祎工作单位：东北大学

2004年宪法修正案已施行近两年的时间，然而其留给我们的思考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去，一系列新条款的出现和改动在顺应了我国发展需要、带给人民更多效益的同时，宪法修改的举动背后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可“一笑置之”。

一、宪法修改与宪法稳定性的涵义

1.宪法修改所谓的宪法修改，是指在保持宪法主要制度的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对宪法的内容进行增补、修订、变更等，以增加宪法的完整性、适应性的国家立法活动。社会变迁的恒常性使宪法文本难以具有不变的时空穿透力，特别是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较大的情事变更，社会关系的重大调整，国际局势的剧烈变化，修改宪法能作出有效的回应。新产生的社会关系需要宪法增设新的制度来加以规范，过时的制度则通过必要的废止来清除，因此宪法修改显得在所难免。我国1954年制定宪法以来，先后经历了1975年、1978年、1982年三次整体修改和1979年、1980年、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6次部分修改。2.宪法的稳定性所谓宪法的稳定性，是指宪法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由于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定和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在一定时间内不被修改，包括变动、订正、增加和删除等。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稳定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权威性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宪法的稳定性。当然，宪法的稳定性是建立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上的，否则，片面或不恰当追求宪法稳定性，而不适时对其进行必要变动和发展，必然会反过来妨碍乃至破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改革和发展。

二、美国宪法的稳定性

作为近现代成文宪法之开篇的美国宪法，其稳定性为学界所公认，自1787年问世以来，虽历经200余年的社会变迁，但其文字和结构没有变动，其所置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依然如故。形成美国宪法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是：首先，美国宪法所依据的宪法理论较为成熟，古典宪法理论是美国宪法得以制定的成熟的指导思想并得以立足的坚实的理论基础。主要是经典的分权理论，在西方人眼里，人人都享有天赋的权利，但缺乏保障；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并一部分权力交给国家，以保证个人不受侵犯；国家权力应该实行分立，设立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别行使，因为国家权力很容易被滥用，所以要实行法治。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华盛顿、杰弗逊和潘恩等人将古典宪法理论发展到了极致。其次，美国宪法如同其他一切法律规范一样，作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基本上也是以其社会经济生活状况为制宪依据的，因此才会在宪法中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以确立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美国宪法所涉及的两院制立法机关和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就是对各州利益兼顾与平衡的产物。第三，美国的宪法规定得相当的精简，所以在具体实施中，其基本原则即使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也往往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加以更改，而不必对宪法进行大规模的改动。第四，美国最高法院富有弹性的宪法解释，美国宪法资1787年制定以来，虽然只是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作过部分修改或补充，从形式上看违背全文推翻，从字面上看也是修改无多，但联邦最高法院基于行使违宪审查权所作出的弹性十足的宪法解释却极尽所能地用社会生活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现实内容与需求来诠释宪法的文字含义，从而在不改变宪法文字的前提下实现了宪法的灵活适应性，为美国宪法所表现出的超常稳定性特点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笔者觉得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美国人对于宪法所普遍怀有的宪法信仰、宪法崇拜心理和宪法诉讼习惯，美国人的法律意识是维护其包括宪法在内的所有法律永远处于国家的最高地位的原因，这是别的国家包括中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的东西。

[论文关键词]社会分层；社会分工；社会异化

[论文摘要]社会分层是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社会分层的定性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方向性，而且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对社会分层现象的制度选择。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分层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今天的人们都深信，要寻求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出现的原因，只能立足于这个世界本身，所以，所有关于人的事情的原因同样也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而且，归根结底要在人身上寻找。”[1]对于社会分层的正确认识同样也只有从人身上去探求。“人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其他各种疑问（关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甚至社会分层）只有在指向人自己的存在时才具有意义。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里的一个基本概念。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地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一、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

人类源于自然，却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在人出生之时，自然只给予人最基本的生存前提，而将塑造人的任务交给了人自己。不同于其他完全由自然所引起和决定的生物，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创造者，人正是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促使自然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来满足自己需要。这样，“人类在与自然母体分离之后，凭借着自己所获得的能力，创建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文化的、日益文明的‘人的世界’，从此之后，人便开始成为一种追求理想、创造价值的属人世界的理性存在。”[2]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是人在塑造自己、塑造社会、塑造世界的过程中的自身能力的发挥和表达的客观结果。

从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社会分层的活动或形成显然最终有赖于人类共同体的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在人类共同体里，每一个人都具有某种使其成员适应其职责的独特的能力，而且这个共同体实质上存在于能力相互关联的活动之中，这种联系既是他们能力发挥的基础，也是他们形成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客观必然。因此，社会分层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好像是人们的资源占有量的描述。我们不应在此停止不前，而应继续探究这种概念的内涵。这样我们就会立刻看出其含义，即社会分层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充分表现自己的能力特性，以适应——实际上是促进——形成这个共同体的各种关系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分层都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的反映。一个健全的国家组织会通过某种必要的联系使个人的能力特性得到健全的平衡与调节。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概述；保证保险中存在可保风险；保证保险体现了风险分摊的特征；保证保险的费率可以确定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保证保险究竟是保险还是保证，在国外争论不一、在中国关于保证保险性质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保证保险从其本质特征上只具有保险属性，属于保险、风险的纯粹性指这种风险是一种只会给当事人带来灾害和损失的危险、风险的偶然性是指该风险是一种偶发的随机现象、风险的非普遍性主要是指所保风险不能使大多数的保险对象同时遭受损失、保险的过程，既是风险的集合过程，又是风险的分散过程、保证保险其保险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交易的促进作用、保证保险作为保险的一个险种、保险是建立在众人协力、互助共济基础之上的、保证保险中的损失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研究保证保险的性质对于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公正、合理地解决纠纷具有重要意义。保证保险本质上只具有保险属性，属于保险。保险一般应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可保风险的存在是保险的前提要素；风险分摊是保险的基本要素，费率的不确定是保险的可能性要素。

关键词：保证保险；可保风险；风险分摊；费率

一、概述

保证保险究竟是保险还是保证，在国外争论不一。因此。保证保险的概念目前也未统一。在此，笔者将不讨论其概念，而是从其特征人手进行研究。英美的法学者一般认为，保证保险是保险公司开办的保证业务。按美国学者的说法是：“当一家机构经注册批准成为一家保险公司并从事以货币为对价的保证业务时，这就成为了保证保险。受各州保险法的管辖。”爱尔兰1936年保险法更直接将保证保险定义为“签发保函或保证合同”。但是，国外保险界学者多主张保证保险是一种保险，而司法界则更倾向于保证保险是担保的一种。

目前，在中国关于保证保险性质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保证说．保证保险的实质是一种保证担保。一般的保证保险合同均约定，投保人未能按借款合同或者买卖合同约定的期限偿还欠款的，视为保险事故发生，其实这与保证合同中主债务人没有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约定没有区别。第二，保险说，保证保险的实质是以转嫁被保险人(即债权人)所面临的投保人(即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风险为目的的一种保险。合同的主体、责任方式、合同的性质以及保证的范围均存在很大的不同。第三，二元说，保证保险是保证与保险两种制度的结合。尽管保证与保险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并不完全排斥，尤其是双方在对特定人保障与补偿方面的一致功能，使保险与担保这两种制度就有可能相互连接与配合，从而发挥保障与补偿方面的整合功能。分别支持这三种观点的论据都非常的充分和详细，各自形成理论，由于篇幅限制，此不多述。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3M树脂加强型玻璃离子水门汀（3MESPERelyXTMLutingCement），登士柏玻璃离子水门汀（DENSPLYDETREYChemFlexTMGlassionomercement），松风聚羧酸锌水门汀（ShofuPOLYCARBOXYLATECement），有机玻板，人工唾液，调拌刀，玻板，游标卡尺，电子天平，扫描电镜，冷热循环仪，可控电热干燥箱，低温冰柜.

1.2方法取一35mm×20mm×4mm的有机玻璃板，在一侧用机钻制备一直径10mm，高4mm的圆孔,边缘打磨光滑.分别按三种水门汀说明书要求，严格按粉液比调拌，充填入圆孔中，两侧用光滑玻璃板压平.待其固化后，轻轻推出圆孔，用蜡刀去除飞边.相同方法三种水门汀各制备20个样本.将样本放入烘干箱中24h，温度设为70℃然后用电子天平称质量，标记（采用牵线法标记每个样本）.3M树脂加强型水门汀标为A组，编号A1到A20；登士柏玻璃离子水门汀标为B组，编号B1到B20；松风的聚羧酸锌水门汀标为C组，编号C1到C20.将样本放入网兜中，置于人工唾液中室温浸泡30d（人工唾液采用的是第四军医大学制备的500mL瓶装），其间每天在5℃和55℃的人工唾液中自动冷热循环100次，循环间隔60s.计算出每个样本的溶解率，采用方差分析和OneWayANOVA统计分析，比较各水门汀溶解率的差别.扫描电镜观察样本，比较实验前后变化，及各组间区别.

2结果

溶解率的计算公式M=(m1-m2)/m1（M：溶解率，m1：实验前样本的质量，m2：实验后样本的质量）.三种水门汀的溶解率(n=20，x±s)分别为A组0.03986±0.03361；B组0.25230±0.10307；C组0.92864±0.19786.通过SPSS10统计检验（P<0.05），三种水门汀的溶解率任意两组间均有显著性差别.由低到高依次是3M树脂加强型玻璃离子水门汀，登士柏玻璃离子水门汀，松风聚羧酸锌水门汀.

3M树脂加强型水门汀实验前后表明变化不大（图1A,B）；登士柏玻璃离子水门汀表有基质溶解，填料暴露（图1C,D）；松风聚羧酸锌水门汀则表面有大块填料的脱落（图1E,F）.溶解率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各水门汀的组成成分不同，粘固机理有差别.

[论文关键词]社会分层；社会分工；社会异化

[论文摘要]社会分层是当今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社会分层的定性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方向性，而且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对社会分层现象的制度选择。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社会分层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常态，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今天的人们都深信，要寻求这个世界中的事物出现的原因，只能立足于这个世界本身，所以，所有关于人的事情的原因同样也只能在这个世界中寻找，而且，归根结底要在人身上寻找。”[1]对于社会分层的正确认识同样也只有从人身上去探求。“人是什么？”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因为其他各种疑问（关于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发展和未来，甚至社会分层）只有在指向人自己的存在时才具有意义。社会分层是社会学里的一个基本概念。从文化哲学的观点来看，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既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社会分层作为由各个个体的生产力发展而形成地社会集合之间的一种整体性社会事实，也必然会体现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也决定了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社会异化的区别，从而也体现出其终极的目标价值——人的全面发展。

一、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工

人类源于自然，却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在人出生之时，自然只给予人最基本的生存前提，而将塑造人的任务交给了人自己。不同于其他完全由自然所引起和决定的生物，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创造者，人正是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实现自身存在价值，通过改造自然和社会、促使自然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来满足自己需要。这样，“人类在与自然母体分离之后，凭借着自己所获得的能力，创建出了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文化的、日益文明的‘人的世界’，从此之后，人便开始成为一种追求理想、创造价值的属人世界的理性存在。”[2]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是人在塑造自己、塑造社会、塑造世界的过程中的自身能力的发挥和表达的客观结果。

从社会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层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现象。社会分层的活动或形成显然最终有赖于人类共同体的成员所具有的能力。在人类共同体里，每一个人都具有某种使其成员适应其职责的独特的能力，而且这个共同体实质上存在于能力相互关联的活动之中，这种联系既是他们能力发挥的基础，也是他们形成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的客观必然。因此，社会分层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好像是人们的资源占有量的描述。我们不应在此停止不前，而应继续探究这种概念的内涵。这样我们就会立刻看出其含义，即社会分层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充分表现自己的能力特性，以适应——实际上是促进——形成这个共同体的各种关系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分层都是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的反映。一个健全的国家组织会通过某种必要的联系使个人的能力特性得到健全的平衡与调节。

摘要：目的建立五味保肝丸定性定量质量标准。方法薄层色谱法定性鉴别五味子和丹参的存在，高效液相色谱法确定降酶丸中五味子甲素含量。结果定性鉴别五味子和丹参，方法简便，图谱清晰；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含量，结果准确，阴性无干扰。结论该实验方法可作为降酶丸的定性定量质量标准指标。

关键词：五味保肝丸；薄层色谱；高效液相色谱；五味子甲素

五味保肝丸由五味子、丹参等中药组成，是我院传统中药自制制剂(鲁卫药制字Z02080175)，具有敛阴、活血、降酶功效，用于乙型肝炎、转氨酶升高等病症，临床应用近30年，疗效确切。为控制该制剂质量，除常规检测项目外，实验研究五味子、丹参两味药的薄层色谱法鉴别方法，以及该制剂主要药效成分五味子甲素含量范围，为该制剂质量控制指标提供定性定量实验依据。

1主要仪器、试剂与药材

1.1主要仪器

Agilent1100型高效液相色谱仪(美国)，JA2003型电子分析天平(上海)，KQ100型超声波清洗器(昆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