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代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第六代个人化都市边缘人小人物影像

[论文摘要]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以个人化的叙事策略和对都市场景与边缘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以及强烈的影像塑造意识，体现出他们共同的“代”的意识与审美特质。

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是在80年代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是在中国电影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中开始拍摄的。与“第五代”相比，他们有着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导演也拒绝这种代际划分。但就笔者个人的看法，随着“第六代”作品的不断问世，他们在电影审美追求上的共同之处也渐次清晰。因此，对他们电影的整体特征进行描述，也许是可行的。

一、个人化的叙事策略

“个人化”这一概念，滥觞于日本的“私小说”创作，它是一种无视社会意义、专写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写作。是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活跃，“反传统情绪、个人主义思想，为之弥漫。一般人由关心国家变为关注自我，由国家主义转为‘沉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下，某些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极端失望的作家的产物。笔者之所以借用“个人化”这一概念，是因为“第六代”的叙述艺术，与小说界的“个人化”写作很类似。

“个人化”叙述的特征首先是，放弃“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回归个人的叙事状态，远离公共话语和宏大叙述，而面向个人的狭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从《头发乱了》，到《北京杂种》、《小武》、《长大成人》、《苏州河》、《月蚀》、《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无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精神状态，成为影片中作为主人公的个人化叙述的中心话语，虽然在这些作品中有社会因素存在，但那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有很多对社会阴暗现象的揭示，但叙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气，而只是一种“平民当事人”的个人化讲述与宣泄。其次，是叙述中总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虑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们的故事在大众心目中几乎无足轻重，但由于导演与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龄、经历、命运方面往往具有相关性——如姜文，在《日光灿烂的日子》中，干脆找一个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与自己经历的相关——人物形象便不仅是解读影片的显形符码，还成为解读导演的隐形符码，因此有理由认为“第六代”电影具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性质。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长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当的内心独白方式，表现某种敢于抗争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叙述成了第六代表达个人情绪的一种策略。

电影是以影像为手段的叙事，在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修辞方式具有叙事的共性，也有其特性。本文试图从读者反应和叙事修辞中倚重的价值体系两者的关联，把握“第六代”电影的文本现象。

冲击当下社会的原始冲动

网上有一篇影片，是关于刘冰鉴的《哭泣的女人》，虽然这部影片在第五十五届戛纳电影节上受到好评，评审团历史上第一次授予主演廖琴以评委会特别奖，以表彰她精湛的表演。这篇文章还是认为《哭泣的女人》是一部让人感到恶心的影片，理由是女主角竟然能够在情人的怀里为丈夫哭泣，而在监狱里又向劳教干部出卖自己的肉体，在丈夫死后还能继续哭丧职业，收取大把的钞票，总之，作者在这部影片里根本看不到社会和人性美丽的一丝一毫，便认为影片虚假造作，不符合现实。

无独有偶，网上的另一则评论，关于张元的《回家过年》，认为张元这部影片是招安之作，文章对两人回家时一路上遇到的好人好事尤其感到不满，比如除夕夜机动车的司机怎么可能把车费从三元降到二元呢?没这么好的人，更别说有女警官这样的好心人，放着年饭不吃陪着犯人回家的，“这部影片对于生活的粉饰以及对于人性卖好一面的表现已经到了不顾现实，不求真实的地步。”(注：《砖之看＜回家过年＞》银海网。)这种声音我们听到的也许比前者更多一些，很多“第六代”导演在体制内拍片时都会受到如此的诘难。

这两个例子虽然是观众观赏影片时当下感受的两个极端，他们一边已经厌倦了高大全式的好人，一边也不喜欢一无是处的所谓坏人，尤其当这个人是影片的主人公时，但却说明了电影的叙事修辞都在这一点上遭遇了失败。

导演总是希望观众能认同自己的人物，反过来说，很少有编导会把自己的主人公故意设置成一个令人恶心的人物，可爱的人物总是容易引起观众的同情，然后进而认同编导所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于是问题就从这里产生，首先编导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其次什么样的人物是可爱的?前一个问题比较明确，编导都想在影片中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念，剩下的问题是这个价值观念的表达是明确的还是模糊的。后一个问题需要观众和编导共同完成，这样问题就更为复杂，观众和编导能达成共识吗?如果能，那么是在什么基础上?还有，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实际上，这正是影片的修辞策略和修辞目的所要研究的。

摘要：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以个人化的叙事策略和对都市场景与边缘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以及强烈的影像塑造意识，体现出他们共同的“代”的意识与审美特质。

关键词：第六代个人化都市边缘人小人物影像

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是在80年代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是在中国电影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中开始拍摄的。与“第五代”相比，他们有着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导演也拒绝这种代际划分。但就笔者个人的看法，随着“第六代”作品的不断问世，他们在电影审美追求上的共同之处也渐次清晰。因此，对他们电影的整体特征进行描述，也许是可行的。

一、个人化的叙事策略

“个人化”这一概念，滥觞于日本的“私小说”创作，它是一种无视社会意义、专写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写作。是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活跃，“反传统情绪、个人主义思想，为之弥漫。一般人由关心国家变为关注自我，由国家主义转为‘沉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下，某些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极端失望的作家的产物。笔者之所以借用“个人化”这一概念，是因为“第六代”的叙述艺术，与小说界的“个人化”写作很类似。

“个人化”叙述的特征首先是，放弃“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回归个人的叙事状态，远离公共话语和宏大叙述，而面向个人的狭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从《头发乱了》，到《北京杂种》、《小武》、《长大成人》、《苏州河》、《月蚀》、《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无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精神状态，成为影片中作为主人公的个人化叙述的中心话语，虽然在这些作品中有社会因素存在，但那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有很多对社会阴暗现象的揭示，但叙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气，而只是一种“平民当事人”的个人化讲述与宣泄。其次，是叙述中总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虑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们的故事在大众心目中几乎无足轻重，但由于导演与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龄、经历、命运方面往往具有相关性——如姜文，在《日光灿烂的日子》中，干脆找一个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与自己经历的相关——人物形象便不仅是解读影片的显形符码，还成为解读导演的隐形符码，因此有理由认为“第六代”电影具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性质。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长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当的内心独白方式，表现某种敢于抗争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叙述成了第六代表达个人情绪的一种策略。

摘要：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以个人化的叙事策略和对都市场景与边缘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以及强烈的影像塑造意识，体现出他们共同的“代”的意识与审美特质。

关键词：第六代个人化都市边缘人小人物影像

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是在80年代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是在中国电影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中开始拍摄的。与“第五代”相比，他们有着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导演也拒绝这种代际划分。但就笔者个人的看法，随着“第六代”作品的不断问世，他们在电影审美追求上的共同之处也渐次清晰。因此，对他们电影的整体特征进行描述，也许是可行的。

一、个人化的叙事策略

“个人化”这一概念，滥觞于日本的“私小说”创作，它是一种无视社会意义、专写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写作。是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活跃，“反传统情绪、个人主义思想，为之弥漫。一般人由关心国家变为关注自我，由国家主义转为‘沉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下，某些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极端失望的作家的产物。笔者之所以借用“个人化”这一概念，是因为“第六代”的叙述艺术，与小说界的“个人化”写作很类似。

“个人化”叙述的特征首先是，放弃“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回归个人的叙事状态，远离公共话语和宏大叙述，而面向个人的狭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从《头发乱了》，到《北京杂种》、《小武》、《长大成人》、《苏州河》、《月蚀》、《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无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精神状态，成为影片中作为主人公的个人化叙述的中心话语，虽然在这些作品中有社会因素存在，但那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有很多对社会阴暗现象的揭示，但叙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气，而只是一种“平民当事人”的个人化讲述与宣泄。其次，是叙述中总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虑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们的故事在大众心目中几乎无足轻重，但由于导演与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龄、经历、命运方面往往具有相关性——如姜文，在《日光灿烂的日子》中，干脆找一个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与自己经历的相关——人物形象便不仅是解读影片的显形符码，还成为解读导演的隐形符码，因此有理由认为“第六代”电影具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性质。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长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当的内心独白方式，表现某种敢于抗争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叙述成了第六代表达个人情绪的一种策略。

电影是以影像为手段的叙事，在传达知识、情感、价值和信仰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其修辞方式具有叙事的共性，也有其特性。本文试图从读者反应和叙事修辞中倚重的价值体系两者的关联，把握“第六代”电影的文本现象。

冲击当下社会的原始冲动

网上有一篇影片，是关于刘冰鉴的《哭泣的女人》，虽然这部影片在第五十五届戛纳电影节上受到好评，评审团历史上第一次授予主演廖琴以评委会特别奖，以表彰她精湛的表演。这篇文章还是认为《哭泣的女人》是一部让人感到恶心的影片，理由是女主角竟然能够在情人的怀里为丈夫哭泣，而在监狱里又向劳教干部出卖自己的肉体，在丈夫死后还能继续哭丧职业，收取大把的钞票，总之，作者在这部影片里根本看不到社会和人性美丽的一丝一毫，便认为影片虚假造作，不符合现实。

无独有偶，网上的另一则评论，关于张元的《回家过年》，认为张元这部影片是招安之作，文章对两人回家时一路上遇到的好人好事尤其感到不满，比如除夕夜机动车的司机怎么可能把车费从三元降到二元呢?没这么好的人，更别说有女警官这样的好心人，放着年饭不吃陪着犯人回家的，“这部影片对于生活的粉饰以及对于人性卖好一面的表现已经到了不顾现实，不求真实的地步。”(注：《砖之看＜回家过年＞》银海网。)这种声音我们听到的也许比前者更多一些，很多“第六代”导演在体制内拍片时都会受到如此的诘难。

这两个例子虽然是观众观赏影片时当下感受的两个极端，他们一边已经厌倦了高大全式的好人，一边也不喜欢一无是处的所谓坏人，尤其当这个人是影片的主人公时，但却说明了电影的叙事修辞都在这一点上遭遇了失败。

导演总是希望观众能认同自己的人物，反过来说，很少有编导会把自己的主人公故意设置成一个令人恶心的人物，可爱的人物总是容易引起观众的同情，然后进而认同编导所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念。于是问题就从这里产生，首先编导想要传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其次什么样的人物是可爱的?前一个问题比较明确，编导都想在影片中表达一定的价值观念，剩下的问题是这个价值观念的表达是明确的还是模糊的。后一个问题需要观众和编导共同完成，这样问题就更为复杂，观众和编导能达成共识吗?如果能，那么是在什么基础上?还有，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实际上，这正是影片的修辞策略和修辞目的所要研究的。

摘要：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以个人化的叙事策略和对都市场景与边缘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以及强烈的影像塑造意识，体现出他们共同的“代”的意识与审美特质。

关键词：第六代个人化都市边缘人小人物影像

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是在80年代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是在中国电影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中开始拍摄的。与“第五代”相比，他们有着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导演也拒绝这种代际划分。但就笔者个人的看法，随着“第六代”作品的不断问世，他们在电影审美追求上的共同之处也渐次清晰。因此，对他们电影的整体特征进行描述，也许是可行的。

一、个人化的叙事策略

“个人化”这一概念，滥觞于日本的“私小说”创作，它是一种无视社会意义、专写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写作。是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活跃，“反传统情绪、个人主义思想，为之弥漫。一般人由关心国家变为关注自我，由国家主义转为‘沉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下，某些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极端失望的作家的产物。笔者之所以借用“个人化”这一概念，是因为“第六代”的叙述艺术，与小说界的“个人化”写作很类似。

“个人化”叙述的特征首先是，放弃“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回归个人的叙事状态，远离公共话语和宏大叙述，而面向个人的狭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从《头发乱了》，到《北京杂种》、《小武》、《长大成人》、《苏州河》、《月蚀》、《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无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精神状态，成为影片中作为主人公的个人化叙述的中心话语，虽然在这些作品中有社会因素存在，但那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有很多对社会阴暗现象的揭示，但叙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气，而只是一种“平民当事人”的个人化讲述与宣泄。其次，是叙述中总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虑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们的故事在大众心目中几乎无足轻重，但由于导演与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龄、经历、命运方面往往具有相关性——如姜文，在《日光灿烂的日子》中，干脆找一个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与自己经历的相关——人物形象便不仅是解读影片的显形符码，还成为解读导演的隐形符码，因此有理由认为“第六代”电影具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性质。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长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当的内心独白方式，表现某种敢于抗争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叙述成了第六代表达个人情绪的一种策略。

一、个人化的叙事策略

“个人化”这一概念，滥觞于日本的“私小说”创作，它是一种无视社会意义、专写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写作。是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活跃，“反传统情绪、个人主义思想，为之弥漫。一般人由关心国家变为关注自我，由国家主义转为‘沉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下，某些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极端失望的作家的产物。笔者之所以借用“个人化”这一概念，是因为“第六代”的叙述艺术，与小说界的“个人化”写作很类似。

“个人化”叙述的特征首先是，放弃“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回归个人的叙事状态，远离公共话语和宏大叙述，而面向个人的狭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从《头发乱了》，到《北京杂种》、《小武》、《长大成人》、《苏州河》、《月蚀》、《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无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精神状态，成为影片中作为主人公的个人化叙述的中心话语，虽然在这些作品中有社会因素存在，但那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有很多对社会阴暗现象的揭示，但叙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气，而只是一种“平民当事人”的个人化讲述与宣泄。其次，是叙述中总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虑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们的故事在大众心目中几乎无足轻重，但由于导演与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龄、经历、命运方面往往具有相关性——如姜文，在《日光灿烂的日子》中，干脆找一个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与自己经历的相关——人物形象便不仅是解读影片的显形符码，还成为解读导演的隐形符码，因此有理由认为“第六代”电影具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性质。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长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当的内心独白方式，表现某种敢于抗争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叙述成了第六代表达个人情绪的一种策略。

第六代导演的以个人化叙事传达自我情绪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即兴创作”。电影不仅丢掉了戏剧的“拐杖”，而且完全不使用剧本，演员在导演情绪感觉的指挥下直接表演，整个电影的建构全部在剪辑室里完成，使电影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摆脱了文学的范畴。影片《北京杂种》就是导演张元即兴创作的作品，并使导演体验了这种即兴创作中随意自由的快感：“《北京杂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创作。我们那帮人，崔健、杜可风、还有舒琪，那次拍摄经历是我最大的幸运。我也不知道第二天要拍什么，常常是凭着即兴和随意的想法去做。完全是把自己身边的几个人物放在一起，很自由的一个空间。”当然，这种即兴创作显然是第六代导演叙事叛逆性的一种极端表现，旨在表明与传统的叙事风格的对立。同时，影片中插入了许多摇滚乐队演出的场面，以此来打破故事的完整性。导演借助现代摇滚乐的叛逆性，在影片叙事中表达自我感受，使这部影片的叙事呈现出个人化、情绪化的特征。

第六代导演所选择的这种个人化乃至情绪化的叙事策略，使他们放弃了“社会代言人”的角色，远离公共话语和宏大叙事，回归到个人的叙事状态。受西方艺术电影的影响，他们追求的是自我方式的“纯艺术”。而并不完全把电影当作“大众的艺术”。因此在电影叙事中采用直截了当的内心独自方式表现某种敢于抗争的、玩世不恭的和任性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有的评论者把这种叙事状态称为“主体性叙述”，即将抽象的、逻辑的、清晰的、理性的思维，诸如思想主旨、哲学理念、生活见解，以及艺术风格与造诣等等，全部统领和提契着他们作品的具象叙述。或者通俗地说。就是在观看他们作品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一个无形的解说者在那里对观众耳提面命。

二、都市场景与边缘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

摘要第六代导演及其作品表现出了明显的审美特征：刻意模糊叙事线索和淡化叙事情节，具有新内涵的写意风格，对边缘化群体的审美关照，着力于微观叙事的写实主义，强烈的文学化倾向，简约凌厉地给观众营造大量想象空间的影像铺排。这些审美特征促成了第六代导演在大众审美视野内的崛起，从而形成了中国电影视觉媒介审美范畴内的全新文化景观。

关键词中国电影第六代导演审美特征突围

新生代电影导演胡雪杨在其处女作《留守女士》(199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刚推出时。有意无意地向公众宣称：北京电影学院87届五个班的同学是中国电影的第六代工作者。此话一出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第六代导演”这一命名便不断出现在大众面前。

第六代导演的电影在文化底层上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尽管这一艺术群体并没有共同的艺术宣言，但从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审美文化的指向性看却有着基本的精神，从而使之在艺术追求和美学表达上呈现出某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包含了他们对电影艺术的理解和他们所关注的一些命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隐含着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态度。

本文并非要给第六代导演及其作品一个全面的评价，而是尝试从审美文化和审美特征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影像表现，并努力寻找第六代的意识形态思维逻辑和美学实践品格。

一、作为审美机制的电影

[摘要]现代性，作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得到众多学者的认真反思。置身于现代性的学术视野，第六代电影的读解可以从现代性反思、真实性深化、先锋性探索三方面进行探讨，审美现代性得以凸显，正是在此意义上，第六代电影提供了一份可资解读的文本。

[关键词]现代性新生代真实性先锋性

现代性作为百年来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得到众多学者的认真反思；但是。迄今我们仍然不能对现代性问题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定位、理解和阐述。目前，一个相对统一的界定是将现代性大致分为两层：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代表了一种在社会经济层面强烈追求现代性的理想，这种现代性理想坚守“现代”的时间观念和价值立场，追求“进步”、“解放”。这种“进步”、“解放”的信念建立在形而上的“历史不断进步”的基础之上从而使现代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现代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意识形态化成为一种“进步”的标志。审美现代性则作为审美活动是对现代性的回应，它以主体性和个性为核心，对工业资本主义及其阶级社会的种种现实和观念进行审美的反思和批判。因为社会现代性的极度发展会带来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从而排斥“人文理性”反过来异化人性的正常健康发展。

从九十年代初的崭露头角，第六代已经走过了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今天，我们有理由对第六代走过的这二十年进行一次盘点，其电影的意义何在?在这二十年的风风雨雨里，有哪些得失可以留给后来人借鉴?

置身于现代性的视野笔者认为，第六代电影的读解至少可以从以下三点进行探讨：

一、现代性反思

本文是关于近20年中国电影两大导演群体艺术创作的比较研究，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暂借用大家比较熟悉的“第五代”、“第六代”的称谓，并从其导演艺术共性中梳理中10个关键词，进行文化学的比较分析。由于学术界对“第五代”的研究相对深入且有着大体确定的观点，因此对其论述相对简略。

阅历/体验

第五代丰富而广阔的生活阅历，无疑成为其鲜明艺术风格得以形成的丰厚底蕴，也成为了其终生取之不尽的精神富矿。其对生活广度的体认，对于生活艰辛的感受，对于苦难的认同，皆具有非常的经验。于是在第五代导演的人生资历上，“苦难”成为了其重要的标识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且成为了其传奇性的经历：“凯歌插队”、“老谋子卖血”、“子牛为运粪船拉纤”……第五代在成就其艺术光辉的同时，也最终完成了作为一代人楷模的、历经苦难的、富有人格魅力的男子汉群像的造型。正是一个病态的时代，造就了拥有健康体魄的一个群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滞缓，第五代的个性意识都不同程度地被社会的群体意识所支配甚或代替，因之我们看到，他们在其拥有了丰富的生活阅历的同时，既有的体制与经验，却压抑了个性的极力舒展与自我的自由发挥。

而第六代则与第五代有着迥然相异的人生经历，他们成长于经济复苏的开放时代，尽管他们没有了第五代丰富的生活阅历，然而其对生命的体验却大为深刻，如果说第五代在生命之轴的横向上具有很大拓展，那么第六代则在生命之轴的纵向上不断掘进。因此在观念上，第六代不认同第五代“苦难成就艺术”的人生阅历，并公开表示自己的不以为然：“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是获得话语权的一种资本。因而有人便习惯性地要去占有''''苦难''''，将自己经历过的自认为风暴，而别人，下一代经历过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点坎坷。在他们的''''苦难''''与''''经历''''面前，我们只有闭嘴。''''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并因此衍生出一种价值判断。”“好像只有这种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1](P167)于是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种要求，又与其青少年时期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对第六代的成长经历稍作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在生命的早期，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小时候不约而同地曾受到病魔的折磨，而这正好与他们后来的创作发生了密切关系：“我的片子和我的人生经历很有关系。我自己生过一场大病，这一点对我很重要，虽然不是一件好事，但得完这场病以后，我突然对一些事情看得很开。当你几乎看到你的归宿的时候，很多东西就没有必要斤斤计较了。当时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突然觉得亲情是最重要的，其他事情都很无聊。我是一个宿命的人。这种情绪在作品中是不自然带出来的，有时候不找着这种感觉，你就觉得影片没劲。”[1](P214-215)“支气管扩张尽管不是大病，但是很吓人。隔一两年复发，然后吐血，大口大口的吐血，呼吸很困难。”“我差不多十三四岁的时候开始第一次发作，然后每隔两年就发作一次。这个发作期有七、八年的样子，在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转换的阶段我其实一直有病，我很庆幸有这种病，它没有真实的危险，但是它给你一个死亡的幻觉，你真是大口的吐血，然后你窒息，然后觉得不行了。我现在是很不怕血的，我太知道血是什么东西了，一痰盂一痰盂的吐。那会儿就很孤独，我大学没考上，就看书，也不管功课。”[1](P152)

即使没有经历过大病的贾樟柯，却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太多的生与死，也在自己的影片中探讨着生命哲学的问题：“在自然的生、老、病、死背后，蕴含着生命的感伤，花总会凋零，人总有别无选择的时候。无论如何，这部电影的主题是人，我想通过它去挖掘和展现人民之中蕴藏着的进步的力量；电影讲述了群众的一段经历，那也是我时刻怀念的一段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