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范文10篇

“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等概念暗示了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政治参与者和基本理论分析范畴的首要位置。然而，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世界权力格局和政治规范已经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比如，2000年4月，当布什在攻打完阿富汗之后为进攻伊拉克而做舆论准备的时候，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次讲话中公开宣称，他为英国能参与使一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的行动而自豪。1在经济领域，不少跨国公司操纵着规模远远大于许多民族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实体。在传播领域，一些主权的民族国家纷纷修改宪法和其他法律中有关传播产业结构和所有权的条款，以适应世贸组织和其他多边贸易协定的要求。所有这些都表明，仅仅把民族国家作为理解和分析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关系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传播现象已经不够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以下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在大英帝国的旧殖民主义政策和布莱尔今天热衷的在某些国家搞政权更迭的策略之间有什麽区别？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官员们纷纷展开红地毯欢迎国际传媒巨子，而这些国家的传媒机构则忙于与以西方为基地的传媒跨国媒体公司结盟的时代，对“文化帝国主义”这样的概念是否应该重新理解？当第三世界中有第一世界的生存景况、第一世界也存在着第三世界的生存景况之时，当分散在纽约、孟买、圣保罗等地的消费精英们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比他们与各自国家中的贫困群体的共同语言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考虑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单一的分析框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局限性？

本文拟探索一条理解世界传播的新思路。首先，本文引入帝国这一概念作为理解我们这个快速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分析框架。其次，本文提供对世界传播舞台中四个主要参与者，即超国家机构、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变化和运作逻辑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描述帝国时代世界传播的混杂建构状态。之后，本文简要讨论9•11之后世界传播领域中的新发展，尤其是美国国家对自己作为帝国的首要传播者的地位的强化以及国家与资本间更加紧密的关系。在最后的结论中，本文将简短归纳现行世界传播秩序中的矛盾与张力。

一、帝国和新型统治制度的建构

冷战结束、跨国公司与超国家机构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力量增长，以及市场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导致了民族国家统治权力的削弱，尽管这是一个极端不平衡的过程。今天，在确定的区域内管制经济和文化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而，帝国主义“就是欧洲民族国家把主权扩展到自己的边界以外”2这一传统观念已经不再能够恰当描述世界现行秩序了。许多学者就此提出一系列的新的理论表述，从右翼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到左翼的哈维的（DavidHarvey）“后现代状况”和卡斯泰尔（ManuelCastells）的“网络社会”。最近，哈特（MichaelHardt）和内戈雷(AntonioNegri)关于帝国的理论在西方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他们合著的《帝国》一书中，作者用帝国这一概念来描述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操作的新的统治形式。就象他们所说：

我们最基本的假设是统治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在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下联合组成。这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我们称之为帝国……与帝国主义相反，帝国并不建立地域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障碍。它是一个分权和去地域化的统治机器，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领域包括在其开放和扩展的前沿。帝国通过调整其命令网络控制着混合的身份，可变的等级制度，以及多元的交流系统。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地图上清晰可辨的代表不同国家的色彩条块已融化混合成为帝国时代的全球彩虹。3

因此，帝国是与世界市场的实现相对应的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就像哈特和内戈雷所定义，帝国的概念“假定一个有效地囊括了空间全部的制度，或者规则凌驾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现实”。4全球化，从这个观点看来，不是侵蚀了单个国家的主权，而是将其转化为一个由扩散的国家和超国家机构组成的新的系统。这产生了新的裁判机构和新的管制及社会控制形式，这些新的机制既依赖于国家又依赖于资本全球化。这种新的统治形式并不导致统治的终结，而是将其自身建构为全新的形式--“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5这一形式一方面凌驾于现有民族国家形式和国际体系之上，一方面又依存于现代国家与国际体系，并把这一体系与资本的全球扩张紧密联结起来.因此虽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这种竞争已被一种单一的权力秩序和权力观念所决定。6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帝国是一个“混杂的结构”--其组成不仅包括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还包括跨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摘要]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以中外档案为依据，填补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空白，并且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标准。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即便在今天的研究水平下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时人对他做翻案文章的理解与他的真实意图存在着差距。他的目的在于为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即运用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以现代化的方法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姚文放：《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年第2期。

[摘要]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以中外档案为依据，填补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空白，并且成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标准。他对琦善的一些论断即便在今天的研究水平下也是不能被推翻的。时人对他做翻案文章的理解与他的真实意图存在着差距。他的目的在于为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即运用外交手段求得和平，以现代化的方法来与帝国主义相抗衡。

[关键词]琦善；鸦片战争；反抗帝国主义；中国近代外交史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琦善的地位远逊于林则徐。头一次以琦善为主角并且还为他说了一些好话的，当推1931年蒋廷黻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了。对此当时既有人吹捧，也有人批评。1980年以来，这种褒贬不一的情形又再度出现。实则蒋廷黻后来还在一些文章中继续讨论过这个问题，下面就先总结一下他的基本观点。

一蒋廷黻关于琦善的基本观点

蒋廷黻主要从军事及外交两个方面人手研究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言行及功过。军事上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琦善应负撤防的主要责任吗?其次，琦善到底有没有开门揖盗?最后，琦善有没有拒绝增兵、陷害忠良?他认为，琦善未主持交涉之前，道光帝即已制定并下达了撤防的命令，因此“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其二，说琦善开门揖盗有失偏颇。谈判破裂以前，“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谈判渐趋破裂以后，琦善一方面仍不放弃谈判，一方面又不得不加强军备。在两种矛盾的策略下，广东的防务呈现出偏重于虎门以内的局面，并且一直秘密从事，结果于国内国外均不得谅解，终致开战。从大角、沙角之战与虎门之战的战况来看，中方“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多，炮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横档”。“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预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总起来说，琦善在军事上的表现“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失败的根源还是在于当时战斗力“远不及英国”。不过蒋廷黻也承认，虽然客观上琦善没有撤防，没有陷害忠良，但在他的主观看法上，对于战争是十分悲观的。

蒋廷黻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1、《泰坦尼克号》风波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帝国体系下的民族关系与少数民族；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建设的开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将中华民族汇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是不同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帝国体系，又称为中华帝国体系、这种契合性保障了帝国体系的超稳定结构、文化的同化、中央的调控、经济的渗透、族群的流动、民族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一面、人类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中华各族聚合的实际政治意蕴、外部列强的欺压，是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外因、“中华民族”从自在存在向自觉存在转变的历史过程，应该从三层历史逻辑来看、自在存在的中华民族是与传统的帝国体系相适应的等，具体请详见。

今天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所有民族，都有相当的历史，它们在历史潮流的推动和作用下，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界，将中华民族汇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是不同的。在1911年之前，这个共同体是传统的中华帝国体系；在1911年之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帝国体系的瓦解，这个共同体就是逐渐确立和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的实现，既需要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发展，也需要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更高程度的团结与统一。本文将通过对帝国体系与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考察，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一、帝国体系下的民族关系与少数民族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少数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费孝通先生描述了这个过程：“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吕思勉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逻辑的描述都共同展现出一个基本现实，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以华夏为中心不断吸纳和融合周围少数民族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以前，主导这个历史过程的是以汉族为主体、以中原为腹地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发展出来的，以秦统一国家为起点形成的帝国体系则是汉族与其他民族实现互通、互融的直接主导力量。

中国传统社会的帝国体系，又称为中华帝国体系，是在秦建立统一的国家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汉承秦制之后，通过独尊儒术，实现了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有机统一，此后这套体系不断完善，直至存续至清末。这套帝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基础是以皇权和官僚统治为主体的中央专制集权；经济基础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社会基础是以家族单位为主体的宗法社会；文化基础是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朝代更替、分合循环，但是帝国体系的基本架构却持续存在，它与构成这个体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性保障了帝国体系的超稳定结构。这套帝国体系的创造主体是汉族与汉文化，但在帝国体系的存续的历史过程中，它并非都一直掌握在汉族统治为主体的王朝手中，如元、清两代就非汉族统治，但是，作为一种华夏文明的制度和价值的具体体现，这套帝国体系凭借其所蕴含的文明力量的优势，却自始至终保持着以汉文化为核心聚合多元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格局。在中国传统社会，各少数民族都有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存在形态和治理形态，但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发生交往关系后，其生存与发展就不得不面临帝国体系的作用与影响。从传统中华帝国体系发展来看，帝国体系对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主体体现为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文化的同化。在艾森期塔得看来，在前现代社会所存在的帝国体系中，中华帝国体系属于文化性的，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作为帝国统治所必然追求的领土扩张、军事强盛和经济增长等等，“总是在文化方面被表达出来，并且是作为文化价值与取向的从属物而形成的。”中华帝国体系的这个特点决定了文化同化是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文明、与汉文化交往必然面临的问题。这种文化同化，首先源于中原地区文明对周边和外围文化的辐射作用以及汉族以“文化”内涵来确定族群“认同”的观念。从历史上看，中原王朝在区分属民时，常用的范畴是“化内”和“化外”。所谓“化”，指的是汉文化的“教化”，凡是接受“教化”的就被认同是“天子”的臣民。“化外之民”者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蛮夷之属”。因而，“化”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文化同化功能，而这种文化同化，不仅仅具有文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政治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帝国体系内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以及少数民族中个体的社会身份，因而其内在力量是很强的。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文明与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历史落差，使得少数民族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原地区的文明作为仿效的典范，学习汉文化，争取中央朝廷的赐封和爵位。由于有对汉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对中原地区文明的向往，这种文化同化，不是通过武力或其它强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政治和文化的交往实现的，其过程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

全球粮价上涨已牵动国人的心，这不仅关系到普通老百姓饭桌，更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农业发展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历时一年，对美国农业和粮食市场进行了“田间考察”和调研，访问众多基层消费者、农业生产者以及NGO行动者和研究者。经过3个月的写作，他完成了题为《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的报告，对全球粮食产业链进行了相对完整的梳理，并提出中国粮食政策的方向性建议。

本报记者就当下全球粮食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

农业是最容易被资本所抛弃的

如何看待去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粮价暴涨？已有的分析说，各国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干旱歉收、乙醇汽油开发、石油涨价，还有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工业用地挤占耕地、生活水平提高粮食需求量增大，这些原因共同构成了粮价上涨。请问，您认为这中间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缺乏资本青睐，常常成为投入不足的产业，这使得其稳定的供给常常是脆弱的。粮食储备下降、出口国干旱歉收、石油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涨价、工业化城市化占地等因素，在近两年集中释放，影响了粮食的稳定供给，打破了本来应该相对稳定的粮食供求平衡。

1、《泰坦尼克号》风波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1、《泰坦尼克号》风波

在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方法是把大众文化批判与媒介帝国主义批判（或相关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等）结合起来。认为西方（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导致非西方或第三世界国家文化传统的丧失，导致全球文化的"美国化"。以形象的语言说就是整个世界的"麦当劳化"或"可口可乐化"。比如姚文放先生在《文化工业：当代审美文化批判》（《社会科学辑刊》1999、2）中专门谈到了"文化工业与文化殖民主义"问题。文章指出："文化工业的跨国跨地区运作，最终结果势必是达成全球文化的一体化、单一化，它致力于让长期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用同样的方式去看、去听、去思考，将他们的意愿、思想、情绪、欲望统统纳入同样的模式，而这同一的观念形态、生活方式和话语系统主要以发达国家地区的文化为标准，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为代价。"作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1)

在好莱坞巨片《泰坦尼克号》以锐不可挡之势席卷中国之时，运用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讨伐该片以及中国观众的文章也铺天盖地地被炮制出来。媒介帝国主义的批评常常有高屋建瓴之势与振聋发聩之声。比如在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者看来，《泰坦尼克号》的凯旋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对于第三世界的文化征服。有论者写道："《泰坦尼克号》的巨大胜利是金钱的绝对胜利，金钱以它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将一部空洞无聊的三流影片变成了一部’巨片’。同时，它是美国意识形态的胜利，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和欺骗"，"90年代，是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巨大胜利，成为美国文化工业在中国的一次诺曼底登陆。于是中国成为好莱坞的一个分销店，它不仅压迫了中国的国产电影，而且放逐和压迫了电影的精神内涵，使电影彻底地商业化，电影实际上成为一片精神废墟，90年代将作为中国电影引进史上和中国思想史上最可耻的年代而进入历史"（2）；另有论者就《泰坦尼克号》的消极影响写道："我们的感官在感受强烈刺激的时候，大脑已被悄悄地冲洗。长此以往，没有任何意义的消遣和盲目的认同，将成为我们走进电影院的直接动机和不期然而然的结果"（3）

说实在的，最初看到这样的批评时，感受到的震惊实在不亚于《泰坦尼克》。我想如果不是我缺乏起码的艺术趣味与民族尊严还有阶级觉悟，那就是我们的这些批评家的艺术趣味、民族尊严、阶级觉悟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因为我本人作为偶尔也从事电影批评的人，居然很喜欢《泰坦尼克号》，而且看了两遍！有几天，我对自己从事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信心大大动摇。好在最近看了汤林森（J·Tomlinson）的一本书叫《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论述提出了质疑，这才稍稍找回了一点感觉。

2、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形式

依据汤林森的划分，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可以分为四种，一是作为一种媒介帝国主义

一、新帝国：战国逻辑的一个结果

如果不考虑意识形态，冷战时的力量格局应被描绘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恐怖均衡。按照基辛格的理论，由于双方都担心对方会进行核报复，所以不轻易发动核攻击；又因为任何常规战争都可能升级为核战争，所以双方尽量避免冲突（1972）。美苏两国甚至自觉地利用核恐怖互相制衡。1972年，它们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其用意就是将双方暴露在对方导弹攻击的威胁之下，反而促使双方谨慎从事，进而减少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事实证明，核恐怖均衡是起作用的。自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近50年间，除了一些局部战争，世界基本上是和平的；尤其是，美苏之间没有打过仗。

显然，与无核世界相比，核恐怖均衡是一种不合作均衡。我曾提出，在存在着武器竞赛的情况下，不合作均衡也是不稳定的，因为会有一种"不合作升级"现象，或叫作"不合作非均衡"（盛洪，1999，第188页）。即当其中一方在武器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后，就打破了原有的军备均衡，获得不合作升级带来的好处（见图一）。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又类似于经济学描述的双寡头垄断。一般而言，当有两个竞争者时，竞争往往是恶性的，即一方要将另一方淘汰出局，才善罢甘休。尽管不合作升级对整个世界没有好处，由于会给其中一方带来暂时利益，所以变得似乎不可遏制。因此，核恐怖均衡是不稳定的。

说明：当美苏双方知道，一旦发生核战争，双方都会同归于尽（-∞比-∞），它们宁愿采取核恐怖均衡的策略（5比5）；但美国打破了武器（包括导弹、生化、基因和太空武器）水平的均衡，即采取了不合作升级的策略，获得了相对于俄罗斯的明显优势，它必然挖掘这一优势所带来的好处，成为新帝国（10比-20）。

事实上，虽然没有爆发核战争，双方都在"暗中较劲"。其目的是改变力量对比，在竞争中胜出。直接来看，尽管双方签署了一系列保持战略武器平衡的条约，但任何一方从来没有放弃过改进武器的努力，或者钻条约规定的空子，或者开发没有条约约束的、但更为"先进"即更为可怕的武器。而其战略，包括改变结盟关系（如从苏中结盟到美中结盟），也包括经济发展的竞赛，因为军事实力背后一定是经济实力。更长远地看，即使两大国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它国家的发展也会打破现有均衡。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在核俱乐部中达成一致也就越来越困难。苏联的解体证明了这种两国体系的不稳定性，而冷战后新的核国家的出现，使核恐怖均衡体系变得更加复杂了。

冷战的结束，实际上就是这场双寡头竞争的一个结局。尽管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仍是一个军事大国，但其经济实力已经远远落后了。这意味着两大国体系将要终结。充分意识到自己优势的美国显然要面临选择：或者继续维系这种均衡；或者摆脱它，走向单极世界，即本文所说?quot;新帝国"。与一个其实力与自己相差甚多的国家维系一种均衡，意味着美国要压抑自己的发展潜力，同时要在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放弃假如在单极世界中无需放弃的利益。而如果摆脱旧有均衡的束缚，走向新帝国，尽管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建立战略导弹防御体系有某种增大核战争的危险，由于对手俄罗斯的衰落，这种危险已经不如原先那样大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美国实力上升，俄国实力下降的阶段，把握时机扩大优势、拉开距离，则可以一举成为没有竞争对手的超超级大国。其对美国的好处自不必说。对世界而言，从短期看，一个新帝国支配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比双寡头的情形似乎更具稳定性。因此，不管是否小布什上台，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国际规则下，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短期内的理性选择，就是要成为一个新帝国。原来保证核恐怖均衡的条约体系，现在在美国看来都是要摆脱的"过时的"束缚。美国参院否决批准、继而小布什不再要求国会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使美国实际上退出了该条约；为推出战略导弹防御体系，美国公然退出《反弹道导致条约》；一直秘密研制生化武器，在被披露后又声称"为了防卫"，干脆把《禁止生物和毒剂武器公约》视为一纸空文；我们更不惊讶，当美国宣布要研制太空轰炸机时，也不认为还存在《外空条约》了；更不用说美国还在加紧研制暂时没有条约束缚的基因武器。进行新的一轮武器升级和扩军备战，加上海湾战争，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就是美国走向新帝国的足迹。问题是，新帝国是可能的吗？它将给世界带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