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自治范文10篇

摘要：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罗马的自治城市，后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实现参与和人权保障的表现形式。各国在长期的历史流变过程中，结合本国情况，发展了不同的地方自治理论，大体有：保护说、钦定说、传来说、固有权说、制度性保障说、人民主权说、人权保障说、法人说、地方政府论、权力分立制衡说。地方自治被认为是对全国性政府过度集权的一种制衡力量，其理论有一些共同之处，即以中央地方利益上的对立作为解决中央地方关系的观念前提，发展和确保地方自治权力的实现，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意愿，满足他们的参与愿望，实现生动、活泼的地方生活。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地方自治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关键词：地方自治，地方分权，中央集权，中央地方关系

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对任何一种宪法体制来说，都需要把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问题作为民主国家不可或缺的内容，予以明确定位”。[1]（P187）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重申地方自治原则。1985年通过的多国条约《欧洲地方自治宪章》，1985年通过、1993年再次通过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加重了对地方自治的关注，这意味着在今天，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积极意义在世界开始得到讨论，并逐步得到明确。与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相伴随的是地方公共团体事务优先原则的确立，即市镇村最优先、然后是省市县优先的事务分配原则，而中央政府只负责全国民、全国家性质的事务。[1]（P187）地方自治及地方自主恰好体现了《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在序言中的主张，实现一种“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的政治理想。因此，基于地方分权的地方自治在“缓和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方面，改善和提高政府活动的效率，激发地方的独创精神，释放出具有创造性的革新能力”[1]（P187）方面的作用已越来越成为人权和民主主义观念和制度的辅助成分。因此，认真探讨地方自治理论，对我国权力下放的实践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完善不无裨益。

地方自治的起源

一般认为，用于某一地域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来源于早期的自治市。“自治市”最早的定义起源于罗马，当时的罗马帝国授予一些城市一定的特权。罗马帝国衰亡之后，这一做法在欧洲沿袭下来。在欧洲，地方自治最早是对城市而言的，自治是捍卫城市特权的理论根据，是实现城市自由的手段，其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典型特征是实行代议制。[2]（P15）因此，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是分不开的。

自治，其字面意思为“自己管理自己”，或“自己治理自己”。[3]（P73）从表面上看，自治与“他治”相对，有人就持此论。[4]（P1100）但其实不然，自治非与“他治”相对，而与“官治”相对。日本学者阿部齐等人认为，“自治”与“统治”是分别位于两个极端的概念，它的本来含义是自己的事由自己负责处理。而“地方”一词与中央相对，因而“地方自治”的反义词是“官治”（中央统治）或中央集权。[5]此处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是政治学领域中的意思，而涉及到政治，必与国家分不开，须从探讨和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处着手。地方自治是在与国家概念相对的意义上展开的。有学者认为，“地方自治是相对于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的绝对控制而言的，它是对集中制的突破”。[6]（P2）地方政府是实现个人自由和分散过分中央集权危险的方式，[2]（P23）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国清末讨论地方自治问题时，对自治与官治之间的关系已有清楚论述。如梁启超从政体结构说明自治与官治的关系，认为“集权与自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政体乃完”。[7]当时的留学生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官府为国家直接行政机关，以直接维持国权之目的”，“自治体为国家间接之行政机关，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而间接以达国家行政之目的”，故“自治之制，盖所以补官治之不足，而与官治相辅而行”。[8]（P617）

摘要：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罗马的自治城市，后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实现参与和人权保障的表现形式。各国在长期的历史流变过程中，结合本国情况，发展了不同的地方自治理论，大体有：保护说、钦定说、传来说、固有权说、制度性保障说、人民主权说、人权保障说、法人说、地方政府论、权力分立制衡说。地方自治被认为是对全国性政府过度集权的一种制衡力量，其理论有一些共同之处，即以中央地方利益上的对立作为解决中央地方关系的观念前提，发展和确保地方自治权力的实现，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意愿，满足他们的参与愿望，实现生动、活泼的地方生活。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地方自治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关键词：地方自治，地方分权，中央集权，中央地方关系

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对任何一种宪法体制来说，都需要把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问题作为民主国家不可或缺的内容，予以明确定位”。[1]（P187）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重申地方自治原则。1985年通过的多国条约《欧洲地方自治宪章》，1985年通过、1993年再次通过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加重了对地方自治的关注，这意味着在今天，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积极意义在世界开始得到讨论，并逐步得到明确。与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相伴随的是地方公共团体事务优先原则的确立，即市镇村最优先、然后是省市县优先的事务分配原则，而中央政府只负责全国民、全国家性质的事务。[1]（P187）地方自治及地方自主恰好体现了《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在序言中的主张，实现一种“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的政治理想。因此，基于地方分权的地方自治在“缓和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方面，改善和提高政府活动的效率，激发地方的独创精神，释放出具有创造性的革新能力”[1]（P187）方面的作用已越来越成为人权和民主主义观念和制度的辅助成分。因此，认真探讨地方自治理论，对我国权力下放的实践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完善不无裨益。

地方自治的起源

一般认为，用于某一地域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来源于早期的自治市。“自治市”最早的定义起源于罗马，当时的罗马帝国授予一些城市一定的特权。罗马帝国衰亡之后，这一做法在欧洲沿袭下来。在欧洲，地方自治最早是对城市而言的，自治是捍卫城市特权的理论根据，是实现城市自由的手段，其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典型特征是实行代议制。[2]（P15）因此，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是分不开的。

自治，其字面意思为“自己管理自己”，或“自己治理自己”。[3]（P73）从表面上看，自治与“他治”相对，有人就持此论。[4]（P1100）但其实不然，自治非与“他治”相对，而与“官治”相对。日本学者阿部齐等人认为，“自治”与“统治”是分别位于两个极端的概念，它的本来含义是自己的事由自己负责处理。而“地方”一词与中央相对，因而“地方自治”的反义词是“官治”（中央统治）或中央集权。[5]此处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是政治学领域中的意思，而涉及到政治，必与国家分不开，须从探讨和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处着手。地方自治是在与国家概念相对的意义上展开的。有学者认为，“地方自治是相对于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的绝对控制而言的，它是对集中制的突破”。[6]（P2）地方政府是实现个人自由和分散过分中央集权危险的方式，[2]（P23）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国清末讨论地方自治问题时，对自治与官治之间的关系已有清楚论述。如梁启超从政体结构说明自治与官治的关系，认为“集权与自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政体乃完”。[7]当时的留学生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官府为国家直接行政机关，以直接维持国权之目的”，“自治体为国家间接之行政机关，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而间接以达国家行政之目的”，故“自治之制，盖所以补官治之不足，而与官治相辅而行”。[8]（P617）

摘要：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罗马的自治城市，后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实现参与和人权保障的表现形式。各国在长期的历史流变过程中，结合本国情况，发展了不同的地方自治理论，大体有：保护说、钦定说、传来说、固有权说、制度性保障说、人民主权说、人权保障说、法人说、地方政府论、权力分立制衡说。地方自治被认为是对全国性政府过度集权的一种制衡力量，其理论有一些共同之处，即以中央地方利益上的对立作为解决中央地方关系的观念前提，发展和确保地方自治权力的实现，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意愿，满足他们的参与愿望，实现生动、活泼的地方生活。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地方自治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关键词：地方自治，地方分权，中央集权，中央地方关系

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对任何一种宪法体制来说，都需要把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问题作为民主国家不可或缺的内容，予以明确定位”。[1]（P187）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重申地方自治原则。1985年通过的多国条约《欧洲地方自治宪章》，1985年通过、1993年再次通过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加重了对地方自治的关注，这意味着在今天，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积极意义在世界开始得到讨论，并逐步得到明确。与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相伴随的是地方公共团体事务优先原则的确立，即市镇村最优先、然后是省市县优先的事务分配原则，而中央政府只负责全国民、全国家性质的事务。[1]（P187）地方自治及地方自主恰好体现了《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在序言中的主张，实现一种“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的政治理想。因此，基于地方分权的地方自治在“缓和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方面，改善和提高政府活动的效率，激发地方的独创精神，释放出具有创造性的革新能力”[1]（P187）方面的作用已越来越成为人权和民主主义观念和制度的辅助成分。因此，认真探讨地方自治理论，对我国权力下放的实践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完善不无裨益。

地方自治的起源

一般认为，用于某一地域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来源于早期的自治市。“自治市”最早的定义起源于罗马，当时的罗马帝国授予一些城市一定的特权。罗马帝国衰亡之后，这一做法在欧洲沿袭下来。在欧洲，地方自治最早是对城市而言的，自治是捍卫城市特权的理论根据，是实现城市自由的手段，其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典型特征是实行代议制。[2]（P15）因此，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是分不开的。

自治，其字面意思为“自己管理自己”，或“自己治理自己”。[3]（P73）从表面上看，自治与“他治”相对，有人就持此论。[4]（P1100）但其实不然，自治非与“他治”相对，而与“官治”相对。日本学者阿部齐等人认为，“自治”与“统治”是分别位于两个极端的概念，它的本来含义是自己的事由自己负责处理。而“地方”一词与中央相对，因而“地方自治”的反义词是“官治”（中央统治）或中央集权。[5]此处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是政治学领域中的意思，而涉及到政治，必与国家分不开，须从探讨和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处着手。地方自治是在与国家概念相对的意义上展开的。有学者认为，“地方自治是相对于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的绝对控制而言的，它是对集中制的突破”。[6]（P2）地方政府是实现个人自由和分散过分中央集权危险的方式，[2]（P23）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国清末讨论地方自治问题时，对自治与官治之间的关系已有清楚论述。如梁启超从政体结构说明自治与官治的关系，认为“集权与自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政体乃完”。[7]当时的留学生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官府为国家直接行政机关，以直接维持国权之目的”，“自治体为国家间接之行政机关，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而间接以达国家行政之目的”，故“自治之制，盖所以补官治之不足，而与官治相辅而行”。[8]（P617）

摘要：现代政治发展理论认为，一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贱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地方自治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重要内容，贯穿其民主革合思想发展的始终，值得后人认真学习与研究。

关键词：孙中山地方自治直接民权

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可划分为产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

早在1897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谈话时指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致，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地方自治的主张。随后，孙中山在与兴中会骨干陈少白、郑士良等8人在致港督仆力书中进一步强调:“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所谓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物。惟其主权仍在宪法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所谓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至于会内之代议士，本由民间选举”。在信中，孙中山不仅正式提出了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张，而且为实行地方自治设计出了具体方案。1905-1906年，在其手订的《同盟会宣言》和《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将革命过程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此即后期的革命程序论。其中约法之治，即“军政府授权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这是孙中山首次将“地方自治”写进正式的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地方自治思想的初步形成。

辛亥革命后，迫于形势，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但他对地方自治的重视并未因此稍减。在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时，他毅然宣布讨袁护国，并在其讨袁檄文中将“停罢自治”列为袁世凯的主要罪状之一。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形式上回归民主，但孙中山痛感民国“基础尚不坚固”，认识到“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而“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他指出:“吾国自推翻帝制，五年以来，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实地方自治不发达。若地方自治既完备，国家既可巩固。”这一时期，孙中山对地方自治简直到了人迷的程度，仅在1916年7月至8月间，他以地方自治为主题的演讲就达六次之多，而在其后的各种场合对地方自治的宣传更是难以计数。为促进地方自治的实行，孙中山于1920年发表了《地方自治实行法》一文，对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步骤和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划。而在其兼任部长的内政部中，孙中山更是专门设立了“地方自治局”，意在将地方自治落到实处。这一切均标志着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演进，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他先是发表《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一文，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权在民的含义和民治与官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最后指出，要实现主权在民，达致民治，必须要执行四个方略，即分县自治、全民自治、五权分立和国民大会。其中分县自治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盖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籍，所谓全民自治必无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未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当知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先行分县自治。”但局势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和势单力薄的现状，孙中山感到困惑绝望。“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与他合作。”这直接导致了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而“国民党一大”则是这种转变的主要标志。1924年1月23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发表了由孙中山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宣言》的第三部分为国民之政纲，该政纲的对内政策的前三条规定的全是地方自治的相关内容，而《大纲》则用了多达11个条款来规定地方自治，举凡地方自治开始的时间、规则的制定、应办的事项、执行的程序和达到的目的无不罗列详备。这两个对国民党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文件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完备与成熟。

论文摘要：

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罗马的自治城市，后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实现参与和人权保障的表现形式。各国在长期的历史流变过程中，结合本国情况，发展了不同的地方自治理论，大体有：保护说、钦定说、传来说、固有权说、制度性保障说、人民主权说、人权保障说、法人说、地方政府论、权力分立制衡说。地方自治被认为是对全国性政府过度集权的一种制衡力量，其理论有一些共同之处，即以中央地方利益上的对立作为解决中央地方关系的观念前提，发展和确保地方自治权力的实现，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意愿，满足他们的参与愿望，实现生动、活泼的地方生活。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地方自治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关键词：地方自治，地方分权，中央集权，中央地方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政治及观念上的变化促使各要素进行重新整合。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趋势进-步压缩空间，政府职能转化引发的社会事务的增多释放和增加了更多的权力，打破了原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垄断权力和社会资源的状态，扩大了参与主体的范围，中央地方关系的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地方自治观念面临着新的发展。

一、地方自治的起源

1、地方自治的含义

论文关键词：孙中山地方自治直接民权

论文摘要：现代政治发展理论认为，一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贱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地方自治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重要内容，贯穿其民主革合思想发展的始终，值得后人认真学习与研究。

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可划分为产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

早在1897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谈话时指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致，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这是孙中山首次提出地方自治的主张。随后，孙中山在与兴中会骨干陈少白、郑士良等8人在致港督仆力书中进一步强调:“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所谓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为之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物。惟其主权仍在宪法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所谓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至于会内之代议士，本由民间选举”。在信中，孙中山不仅正式提出了地方自治的政治主张，而且为实行地方自治设计出了具体方案。1905-1906年，在其手订的《同盟会宣言》和《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将革命过程划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此即后期的革命程序论。其中约法之治，即“军政府授权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这是孙中山首次将“地方自治”写进正式的纲领性文件，它标志着地方自治思想的初步形成。

辛亥革命后，迫于形势，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但他对地方自治的重视并未因此稍减。在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时，他毅然宣布讨袁护国，并在其讨袁檄文中将“停罢自治”列为袁世凯的主要罪状之一。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形式上回归民主，但孙中山痛感民国“基础尚不坚固”，认识到“欲民国之巩固，必先建其基础”，而“地方自治，乃建设国家之基础”。他指出:“吾国自推翻帝制，五年以来，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实地方自治不发达。若地方自治既完备，国家既可巩固。”这一时期，孙中山对地方自治简直到了人迷的程度，仅在1916年7月至8月间，他以地方自治为主题的演讲就达六次之多，而在其后的各种场合对地方自治的宣传更是难以计数。为促进地方自治的实行，孙中山于1920年发表了《地方自治实行法》一文，对试办地方自治的区域范围、步骤和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划。而在其兼任部长的内政部中，孙中山更是专门设立了“地方自治局”，意在将地方自治落到实处。这一切均标志着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演进，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在他去世前的几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他先是发表《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一文，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权在民的含义和民治与官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最后指出，要实现主权在民，达致民治，必须要执行四个方略，即分县自治、全民自治、五权分立和国民大会。其中分县自治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盖无分县自治，则人民无所凭籍，所谓全民自治必无由实现。无全民政治，则虽有五权分立，国民大会，亦未由举主权在民之实也。……当知中华民国之建设，必当以人民为基础，而欲以人民为基础，必当先行分县自治。”但局势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复杂多变的政治局面和势单力薄的现状，孙中山感到困惑绝望。“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与他合作。”这直接导致了孙中山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而“国民党一大”则是这种转变的主要标志。1924年1月23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国民党发表了由孙中山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宣言》的第三部分为国民之政纲，该政纲的对内政策的前三条规定的全是地方自治的相关内容，而《大纲》则用了多达11个条款来规定地方自治，举凡地方自治开始的时间、规则的制定、应办的事项、执行的程序和达到的目的无不罗列详备。这两个对国民党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文件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完备与成熟。

──栖村一桩诉讼案件的解读

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分野和冲突是法学界关注农村治理的重要视角（苏力，2000；田成有，2002）。在村治研究当中，考察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冲突、效力、整合是建立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和现代化话语之上的。显然，由于这样的特殊背景，使得这些研究带有强烈的政治言说倾向：即政权建设和政治力量是实证法学研究的不可忽视的维度。但是由于学科和分析话语的选择关系，这些研究又偏偏放弃了对于政权建设和政治力量的正面解剖，使得案例描述滞宥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本文考虑将法律关系上产生的政治影响和道德影响放在政治制度设计──特别是立宪选择的角度──考察，试图揭示村庄治理的困境产生的原因和法律制度设定的理论资源。通过对于一个村庄微观视角分析，我们试图建立地方自治在政治制度演进和法律制度构建中的初始和渊源的地位。

表面上看，栖村的一桩村干部之间、村干部和村委会之间的诉讼案，集中体现了民主的政治模式引入村庄社区后的制度困境──对于「民主」生存状态的迷惑和对于民主力量的迷恋构成的复合体。与此同时，诉讼引起的村治危机和社会成本的最后承担者就是栖村社区，法律作为力量锲入后就产生一个非均衡的格局，然后这个格局的均衡的力量又重新在社区内酝酿。不过，我们对栖村诉讼事件的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初步启发：一是法律作为国家力量的一种在对村庄作用时和行政权力大为不同，法律的刚性使得政治权威在村庄范围得到全面、毫无余地的调整，但是正是这样的调整使得村庄社区道德化气氛被破坏，而重塑这一氛围需要村民承担较多的学习成本；二是村庄约定的个体交易方式和法人交易方式大为不同，实际上，大宗村庄资产引发的内部冲突就是对于交易规则的不认同，对于交易争端解决的过程，可以认为是达致交易规则认同的过程。三是政治组织通过国家认定的程序集中了大部分人的政治愿望，但是这种程序解决了权利授予的合法性问题，却难以培育村民自发的政治忠诚。此时，村委会可能被政治精英当作政治竞争和玩弄权术的工具。这些初步的印象引导出一列问题，法律忠诚和政治忠诚在村庄政治中是如何设定的，法律调整政治组织设定的立法意图和表达的正义观念是甚么，村委会的法律主体资格是甚么或者法律调整的限度是甚么，精英政治的动员有效性和法律程序自治的外围支持是如何改变村庄政治秩序的，村庄治理的法律边界和政治边界如何划分──甚么制度可以导致这样的划分和维护真正的村民权利。这些问题是我们面对栖村案例的思考方向。

本文的展开，就是随着诉讼事件的发展而进行铺陈的。

一诉讼事件的文本解读

诉讼的起因是对于村里一桩场地出租协议的争议。前任村委会将村里的一块场地以租赁的形式交由邻县一M姓老板MYT搞建材市场开发经营，栖村的场地约5,500平方，合同期限为11年，由MYT出资建设，合同规定：前7年MYT建市场的投入作为租金，后4年每年交租金25万元1。合同生效时间为2001年12月。同年底，村民委员会进行改选，PXY不再担任村委会主任，继任村委会主任PSM上台。由于涂镇城市化进程加快，位于镇区中心地带的栖村的地价上升奇快。原先签订的合约显示出利益上的反差，投资方获利巨大，而村委会财务状况不佳又加剧了对原来决策的怀疑。这些怀疑，在起诉书的文本上得到最为完整的表现。

摘要：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最早起源于罗马的自治城市，后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实现参与和人权保障的表现形式。各国在长期的历史流变过程中，结合本国情况，发展了不同的地方自治理论，大体有：保护说、钦定说、传来说、固有权说、制度性保障说、人民主权说、人权保障说、法人说、地方政府论、权力分立制衡说。地方自治被认为是对全国性政府过度集权的一种制衡力量，其理论有一些共同之处，即以中央地方利益上的对立作为解决中央地方关系的观念前提，发展和确保地方自治权力的实现，在坚持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尊重地方居民的意愿，满足他们的参与愿望，实现生动、活泼的地方生活。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传统地方自治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

关键词：地方自治，地方分权，中央集权，中央地方关系

地方自治是近代宪政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对任何一种宪法体制来说，都需要把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问题作为民主国家不可或缺的内容，予以明确定位”。[1]（P187）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重申地方自治原则。1985年通过的多国条约《欧洲地方自治宪章》，1985年通过、1993年再次通过的《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加重了对地方自治的关注，这意味着在今天，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积极意义在世界开始得到讨论，并逐步得到明确。与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相伴随的是地方公共团体事务优先原则的确立，即市镇村最优先、然后是省市县优先的事务分配原则，而中央政府只负责全国民、全国家性质的事务。[1]（P187）地方自治及地方自主恰好体现了《世界地方自治宣言》在序言中的主张，实现一种“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的政治理想。因此，基于地方分权的地方自治在“缓和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方面，改善和提高政府活动的效率，激发地方的独创精神，释放出具有创造性的革新能力”[1]（P187）方面的作用已越来越成为人权和民主主义观念和制度的辅助成分。因此，认真探讨地方自治理论，对我国权力下放的实践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完善不无裨益。

地方自治的起源

一般认为，用于某一地域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来源于早期的自治市。“自治市”最早的定义起源于罗马，当时的罗马帝国授予一些城市一定的特权。罗马帝国衰亡之后，这一做法在欧洲沿袭下来。在欧洲，地方自治最早是对城市而言的，自治是捍卫城市特权的理论根据，是实现城市自由的手段，其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典型特征是实行代议制。[2]（P15）因此，地方自治和城市自治是分不开的。

自治，其字面意思为“自己管理自己”，或“自己治理自己”。[3]（P73）从表面上看，自治与“他治”相对，有人就持此论。[4]（P1100）但其实不然，自治非与“他治”相对，而与“官治”相对。日本学者阿部齐等人认为，“自治”与“统治”是分别位于两个极端的概念，它的本来含义是自己的事由自己负责处理。而“地方”一词与中央相对，因而“地方自治”的反义词是“官治”（中央统治）或中央集权。[5]此处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是政治学领域中的意思，而涉及到政治，必与国家分不开，须从探讨和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处着手。地方自治是在与国家概念相对的意义上展开的。有学者认为，“地方自治是相对于中央政府对于全国的绝对控制而言的，它是对集中制的突破”。[6]（P2）地方政府是实现个人自由和分散过分中央集权危险的方式，[2]（P23）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国清末讨论地方自治问题时，对自治与官治之间的关系已有清楚论述。如梁启超从政体结构说明自治与官治的关系，认为“集权与自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政体乃完”。[7]当时的留学生也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官府为国家直接行政机关，以直接维持国权之目的”，“自治体为国家间接之行政机关，以地方之人，治地方之事，而间接以达国家行政之目的”，故“自治之制，盖所以补官治之不足，而与官治相辅而行”。[8]（P617）

开放基层政权、实行地方自治是清末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也是清政府筹备立宪的重要举措。考察当时的舆论倾向以及自治活动的实施,可以发现侧重城市推行地方自治的明确轨迹。

思想界更是依据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将城市自治视为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根基所在,积极要求推进城市自治,改革城市政治。作为寻求社会政治改良的方案,城市自治思想还与20世纪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相伴随,成为城市近代化在政治诉求方面的主要内容,影响着城市的发展走向。尽管城市自治的实施效果与理想相去甚远,但客观上有助于近代城市的发展,成为推动近代城市发展的主观精神动力。

一

地方自治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地方管理制度,是西欧封建社会城市自治传统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变。鸦片战争前后,地方自治思想随着对西方议会制度的介绍传入中国。近年来,学界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充分,对清末城市自治运动也多有涉及①,但是对清末城市自治思想的形成、流变及其对20世纪较长时段内中国城市发展走向的影响尚缺乏梳理,本文拟在此宏观角度作些努力。

城市自治思想尽管形成于清末,然而对西方

①研究晚清地方自治思想的论著有沈怀玉:《清末西洋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丁旭光:《近代中国地方自治研究》,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等。研究清末城市自治运动的论文有吴桂龙:《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述论》,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朱英:《戊戌至辛亥地方自治的发展———湖南保卫局与上海总工程局之比较》,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等。

摘要：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