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税制范文10篇

摘要：我国的分税制经过十几年的调整和完善已初步奠定了地方税体系的基础，但从建立规范的分级分税财政管理体制的要求看，我国的地方税体系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而要完善我国地方税制，则应在明确整体改革思路的前提下采取分步实施的具体对策。

关键词：地方税制；问题；对策

Abstract:Ourcountry''''staxdistributionsystemundergoestenseveralyearsadjustmentandtheconsummationhaslaidthelocaltaxsystem''''sfoundationinitially,butdividesthetaxfinancialcontrolsystem''''srequestfromtheestablishmentstandard''''sgraduationtolook,ourcountry''''slocaltaxsystemstillhastheprominentproblemwhichsomeurgentlyawaittobesolved,butmustconsummateourcountryplacetaxsystem,shouldinbeclearabouttheconcretecountermeasurewhichthewholereformmentalityunderthepremiseadoptsstepbystepimplements.

keyword:Placetaxsystem;Question;Countermeasure

一、我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税权高度集中的状况尚未打破

一、我国现行地方税制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税主体税种缺失

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真正属于地方税性质的税种只有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零星、分散的小税种。通观世界各国的地方税也多由一些零星、分散的小税种构成，这并不能构成我国地方税设置的主要弊端。但问题在于：第一，地方税的主体税种不明确，目前占地方税收入前三位的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均不是纯粹的地方税，而是具有共享税性质的税种。2005年房产税收入占地方税收入的比重仅为4.5%，土地使用税、契税等税种收入累计占地方税收入的比重也很低，仅有7%左右。地方税主体税种缺失。我国地方税主体税种的缺失，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理财、聚财的积极性，不利于为地方政府提供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也不利于地方经济稳定健康地发展。

（二）税权划分制度的保障缺失

我国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的地方税税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体制，几乎所有地方税税种的税法、条例以及大多数税种的实施细则都由中央制定和颁发，地方税的减免权、税目与税率的调整权等税收的各种管理权限也基本集中在中央，地方只具有少数税种的开征和停征的权力、税率的选择权以及征收管理权及制定一些具体的征税办法和补充措施的权限。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不利于各地方政府运用税收政策杠杆因地制宜地调节地方经济，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

笔者认为，在我国税权划分缺乏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下放地方税权可能会引发税权的滥用。世界其他国家税权的适当下放，也仅限于一些小税种的开停征权，以及税目、税率的调整权。而且，这种调整是建立在严格的制度约束框架内的，且有章可循，不可逾越。规范的分权要求以宪法和其他法律形式来明确政府间的关系。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这种博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宪政体制下的合法博弈；另一种则是在缺乏制度安排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讨价还价。目前，我国尚无统领整个税收体系的“税收基本法”和统领地方税体系的“地方税通则”。难以从法律的高度对我国地方税的性质、作用、立法原则、管理体制、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客体及主客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和解释权、各级税务机关职责等问题，作出科学、明确的规定。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约束。因而，一税权下放与否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焦点应该是如何尽快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税权划分的约束机制，以确保中央与地方之间在行使各自权力时，有法可依。

本文运用路径依赖的基本理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对我国地方税制改革中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了地方税制改革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其存在的负面影响，提出在新一轮制度创新中的对策思路。

“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因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将会选择那些能筹集收入最大化的税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种税制安排能为国家带来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在随后的改革中，这种制度安排就会得到强化。地方税制作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筹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国家强调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内含有强调收入功能的惯性特征。

市场经济要求法制化、规范化，要求公平竞争条件，要求打破地区分割，形成全国统一市场；要求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这些内在要求，只有实行分税制才能得以实现。分税制的实质和主要内容是要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独立的税制。因此，凡是实行分税制的国家，都十分重视中央与地方两套税收体系的建设，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我国从9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以分税制改革为核心，将进一步促进税制改革及政府机构改革，促进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虽然94年的税制改革，使我国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地方税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由于理论上的不成熟和实践上的经验不足，我国的地方税制还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成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不断完善，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客观上要求我国财税体制向国际惯例靠拢。国外地方税设计与改革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是很好的借鉴。

世界各国按不同政体，大致可分为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两类。由于各国具体情况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历史传统以及政治经济体制各异，其财权集中与分散的程度亦不尽相同，地方政府治税理财的方式也是各具特色。我国市场经济建立，分税制模式都取自于美国、日本一些国家的成功做法，下面就美、日、中地方税制作一比较分析。

一、美国地方税制及其特点

1、美国的地方税制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国宪法把美国政府分为联邦、州、地方三个级别。与三级政府相适应，税收也实行三级管理。各级政府都有明确的事权和独立的征税权。其基本特点是：

第一、税种上划分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自成体系，各级政府都有“当家”税种，主要税种同源分享。联邦税收体系以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三大直接税为主体，辅之以消费税、遗产和赠与税、关税；州政府的税收体系是以销售税、总收入税为主，辅之以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消费税、遗产税以及其他税种；地方政府的税收体系以财产税为主体，辅之以销售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种，以及规费。州政府主要收入来源是销售流转额征收，占州政府的58.3%。这种税直接对工商企业的商品或劳务的生产和销售流转额征收，其优点是州政府可用较低的名义税率和保证费用得到大量收入，征管效应强，为州政府提供了稳定的税源。由于固定资产代表一种相当长远的资本投资形式，因而能成为地方政府一个丰富的税源，所以财产税在地方政府收入中的比重达75.98%。上述三级税收体系表明，美国各级政府之间划分税种并不是绝对的，一些主要税种由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源，采用税率分享的办法划分收入，这是美国分税制的一个显著特点。由三级政府同时开征的税种有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薪工税、销售税、消费税等；由联邦和州政府共同开征的税?钟幸挪驮胨埃?nbsp;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开征的税种有财产税。自本世纪70年代以来，地方税收入（州和地方政府税收）占税收总额的比例大致保持在40%左右。

本文运用路径依赖的基本理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对我国地方税制改革中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了地方税制改革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其存在的负面影响，提出在新一轮制度创新中的对策思路。

“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

一、我国地方税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税权高度集中的状况尚未打破

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不仅要求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划分税种，还要求适度划分税权，这既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对税收管理体制的基本要求，也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财政税收分配关系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但从当前的现实看，虽然中央税、地方税划分已大致明确，但税收立法权仍高度集中于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证中央政令统一，维护全国统一市场和企业平等竞争。”按照这一规定，目前几乎所有地方税税种的税法、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都是由中央制定和颁发的，只是把屠宰税、筵席税的某些税权（如是否征收及征收额度）下划给地方。地方税的其它税权，如税法解释权、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制订税收优惠减免政策的权力也基本集中在中央。这种高度集权的税权管理模式很难与我国各地复杂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千差万别的税源状况相适应，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不利于地方政府利用税收杠杆调控地方经济运行，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的手脚。

（二）地方税收体系过于薄弱，缺乏主体税种

按照分税制改革的有关规定，划给地方政府的税种数量并不少，但这些税种往往都是税源比较分散、征管难度比较大、税收收入数量少的小税种。税源集中、税收收入数量大的税种要么划为中央税（如消费税、关税），要么划成共享税（如增值税），而且中央在分成比例上占大头。营业税是地方税体系中一个比较大的税种，但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归中央，使之也具有了共享税性质。个人所得税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十分重要的税种，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时，由于收入量少，征管难度大，划为了地方税，但随着近年来收入的增加，又被中央调整为共享税。总之，地方税体系单薄，缺少主体税种的问题自分税制改革以来一直没有解决。虽然分税制改革是在不侵犯地方政府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但中央政府毕竟在收入增量分配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增量越来越大，分配越来越向中央政府倾斜，而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却有增无减，地方税体系单薄对地方政府财力造成的负面影响体现得也就越来越明显。这种状况越到基层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就越严重。在通过正常的分税渠道无法获取足够财力，收支矛盾突出，而税权划分又高度集中、地方财政无法通过增加地方税收入来增加财力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通过盲目扩大地方收费权限和收费规模来保证政府职能的实现。另外，我国地方税制的税种设计也不适应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要求，遗产税、赠予税、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尚未开征，税收聚财功能、调节功能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其他地方税，如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使用税等也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

（三）地方税制不够稳定且内外有别

[摘要]当前我国地方财政运转普遍存在困难，本文从我国地方财政困境的现状入手，着重分析了这种困境形成的制度根源，提出了完善我国地方税制，解决这一困境的政策建议。

（中经评论·北京）一、当前我国地方财政运行普遍面临困境

我国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本着提升中央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思想，对中央和地方财政收支都进行了调整和界定，使得1994年成为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减少的一个分水岭。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在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中央财权大幅提高、地方财权大幅降低，1994～2006年期间中央事权平均为30%、地方事权平均为70%；中央财权平均为52%、地方财权平均为48%。这种情况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自给能力系数之比发生较大变化：1979～1993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比是0.77：1.06到2006年这一比例就变成了2.05：0.60。

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补贴国有企业亏损等各方面的责任，加之庞大的具有刚性特征的办公和人员经费支出，地方财政支付负担沉重，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地方财政自给率自1994年以来不断下降。地方财政自给率是衡量地方财政运行状况的重要标志，1993年以前，我国地方财政自给率已经显示出逐步回升的态势，到1993年已经达到102%，地方财政不仅可以保证自己支出的需要，而且略有剩余。从1994年开始这一指标逐年下滑，1994年跌至59%，2002年仅为56%，到2004年地方财政自给率也只有59%。地方财政收支存在巨大缺口，财政赤字压力日益上升，地方财政运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分税制改革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我国的政府财政收入形成了向上级政府集中的格局，越到基层政府，财政困境就越明显。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大多数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也包括变相发债等违规手段，据《2005年中国农民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表明：乡镇债务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和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截至2005年，全国县乡镇政府的显性负债就已高达4000多亿元，个别乡镇债务高达亿元，全国乡镇平均债务在400万元左右，而这些数据中还不包含村级债务。有专家估计，全国的乡村债务总额估计不会低于6000亿元，甚至可能已经突破了上万亿元，占全国GDP的10%左右，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30%～50%，大大超过了长期建设国债的总负担。这些制度外的举措带来了各种社会经济问题，给财政总体运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二、地方税制设计不合理是分税制体制缺陷的突出表现

（一）地方税收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

[论文关键词]地方税制;税收管理权限;分税 [论文摘要]地方税制建设的重要基础是税收权限的划分。公共支出的效率理论和政府管理体制的现状决定了地方税权划分的必然性。我国目前在税收权限上还是倾向于集权为主，权限的划分很不合理。我们要应充分考虑政府职能分工和税种本身的性质，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合理划分省级及省级以下的税收管理权限。 科学的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划分是建立完善地方税制的重要基础。现行的税收管理权限划分离彻底的分税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这说明现行的税收管理权限只是过度性的。当前应顺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和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客观要求对现行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划分进行创新和改革。 一、地方税制管理权限划分的理论依据 地方税制作为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划分和政府间分税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按照西方边际效用理论和灵活偏好理论的分析．由中央统一提供公共物品会造成效率损失．因此公共产品的提供必然是多层次性的。另一方面．从政府管理体制来看．由于受到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的制约．世界各国实行的都是多级政府体制。地方政府理应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才能更有效地满足全社会的公共需要．从而达到或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层次性使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相应的分配．因而有必要根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事权)划分财权并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分配使地方政府的财权基本满足一般性财政支出的需要。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财权的划分自然就集中地表现在了税收的划分上。即以“分税为基础在整个政府内部实行由中央向地方的放权．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制．并确定各级政府相应的权限，从而使整个国家的税收权利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分配。 建立地方税制就是要对所有划作地方财政固定收入的诸税种．从税收立法、解释、征管到税款入库和使用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包括哪些税种应划作地方税收的范围．地方政府对地方税收应有哪些管理权限、地方政府对地方税有那些法律法规的要求等．上述制度的核心就是税收管理权限的划分。 二、我国地方税制管理权限划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地方税制的一／卜重要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决定地方税的税基和税率等税制要素．即税收权限。将以立法权为核心的税收管理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合理划分．是分税制的一个基本特征。《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决定》规定：”中央税、共享税以及地方税的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这一规定构成了我国现行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划分制度的框架。目前由我国地方政府享有和行使的税收立法权如下：一是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种的条例都规定．省级政府对这些税种条例享有制定施行细则的立法权。二是现行一些中央地方共享税和地方税的基本法赋予了省级政府享有如下税法立法权：《1)享有在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幅度内确定本地区娱乐业适用税率的权力：(2)享有对因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原因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决定减免资源税的权力《3)享有对未列举名称的其它非金属矿原矿和其他有色金属矿决定开征或暂缓开征资源税的权力《4)享有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决定实行定期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权力；《5)享有对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所得税以及因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损失等减征个人所得税的权力。 总体而言，我国地方政府既没有确定税基的权力也没有调节税率的权力(除了几个小税种外)．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过严在税收权限上还是倾向于集权为主由于地方税收的管理权限较，我国的地方税实质上是指由中央统一立法或授权立法收八划归地方政府并由地方政府负责征管的税收。税收权限划分的不合理．必然产生很多不良后果。 第一．从某种意义上讲．现行分税制管理体制基本上是传统体制的翻版中央向地方放钱不放权．没能深入一步。虽然对于打破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的体制有一定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随着改革和发展的深入这种体制自身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从中央来看．它放掉的只是钱．然后又可凭手中权将钱重新收回．故而可能出现左手放右手拿的局面。从地方来看，它得到的是钱而不是权．或即使在某些方面拥有一定的权力．但因为不是法律所赋予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地方政府无法决定自身的税收权限收入构成和规模．造成地方支出责任(事权)与收入权利(财权)之间的不匹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的发挥．自然使地方容易产生一些短期行为。 第二．地方性收费和基金侵蚀地方税的税基。一些符合条件应以税收形式征收的地方性收费或基金项目由于地方政府无税收立法权而不能征税．这削弱了地方税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地位．制约了税收规模的扩大．并促使地方政府不断通过收费扩大自己的财力．造成收费项目多．规模大．甚至“费挤税“现象的出现．扰乱了国民经济正常的分配关系。 第三．地方税管理权高度集中在中央．不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处理当地的税收经济问题．地方也无力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由于各地自然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在全国各地的税源统一立法的情形下．势必造成以下不利的影响中央要求开征的税收．地方没有相应的税源．或因税源小而不足以开征．而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具备了某种税源．又需用税收调控，而地方却无权开征相应税收。因而不利于地方政府开发本地资源优势．培植骨干财力．削弱了地方税特有作用的发挥．而由于缺乏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自主财源，地方政府在提供符合公众利益的区域性公共物品上也常显得力不从心。 三．合理划分税权，建立三级分税制 1地方税制管理权限划分的基本要求 地方税收管理权限的划分．体现了中央与地方财权的分配．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权的大．有利于从制度层次保障地方行使财权。合理的税制权限划分既要保证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和宏观调控能力．又要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保证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需要。 一是地方税权的划分的选择应综合考虑政府职能分工和税种性质。在税种和税收收入的划分上．由于中央政府所承担的任务具有全局性和重要性．地方政府主要承担与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事务。所以．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能分工的不同．将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的税种，在经济稳定与增长周期性变动时．可以作为经济稳定手段的税种．宏观调控性能强、协调国际税收关系作用大的税种．税源在地区间分布极不平衡具有调节自然资源级差性质的税种．划归中央．将具有明显受益性质、主要用于提供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公共产品的资源配置类税种，流动性较差的财产类税种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小税种等．划归地方：税源广泛．收入功能较强的中性税种．可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通过分享的比例调节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规模．以满足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资源配置的职能需要。 二是各地税收权限的确定和划分要适应地方性特点．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状况，气候条件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我国地区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由此导致地区间的税源分布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地方税收权限的确定和划分要适应经济区域化的要求．体现区域的差异性．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适应经济区域化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发挥税收的经济调节功能，使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和经济发展的情况通过征税或税收减免等税收手段．对经济进行调节．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合理划分省级地方政府的税收管辖权 权限的设定是建立地方税制的首要问题．是构建地方税体系的核心内容。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包括很多的内容地方政府开征、停征税种的权限、地方政府征收管理的权限，确定税源、税率的权限，地方税收的立法权、解释权等．可以简单概括为立法权、解释权、调整权和征收管理权。为了保证这些权限获得稳定性的划分．应该尽快制定我国的《税收基本法》和《地方税通则》．从法律层次上明确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并在此基础上对税权作进一步的调整和明确，从而保证地方税制的顺利建立。公务员之家 目前在我国的地方税中．除了征收管理权在地方政府外．立法权、解释权和政策调整权仍然高度集中在中央。为完善我国的地方税制．应该在不违背全国税法的统一、不影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不妨碍全国市场统一的前提下．赋予省级地方政府必要的立法权、解释权和调整权．使其根据本行政区内地方性税源分布和基本财政需要，自行设立或选择征收部分地方性税种为正确划分我国地方税收权限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考虑(1)在全国统一开征．而且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地方税种，如营业税、个人所得税等．可以由中央制定基本法规和实施办法，将征收管理权下放给地方．(2)在全国统一开征，但对国家宏观经济影响较／J、而对本地区影响较大的地方税，如城建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除由中央制定基本法规外．其实施办法政策解释权税收调整权和征收管理权都可以下放给地方政府．(3)对全国不统一开征的．具有明显地域性特点的地方税．如契税屠宰税等，其税收立法权，政策解释权、税收调整权和征收管理权都可以划归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当地经济资源和社会发展状况．报经中央政府批准．在保证全国税法统一的前提下．决定开征地方性税种。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地方税收立法权的”地方，是指省级的地方；地方税立法权的权限．是指省级人大。 另外．对于一些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一般由中央政府进行统一税收管理．并将地方政府应该享有的份额直接划拨为此为了规范管理．中央必须从制度使予以制约．建立健全税收立法审批制度．监督、引导地方税收立法．合理确定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一上述关于划分税权的基本认识．可以通过下表进行简明反映： 3合理划分省级地方政府的税收管辖权 以上都是从中央与地方(省级)关系的角度来对地方税权划分进行研究的．但是地方政府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其内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级次。根据分税制改革的要求．坚持不同级次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相对应的原则．一级政府对应一级财政．建立完善的地方税制，那么我国地方税制内部也应该分为四个级次即省级地方税制、地级地方税制县级地方税制和乡级地方税制。但实际上按照这种方式设置地方税制是缺乏效率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过多的地方税收级次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级次多．会加大对事权和财权划分的难度．造成各级政府之间在税收收入方面的协调困难．其次．没有足够的地方税种满足各个级次地方税制的需要．再次．如果级次较多．并且每一级都建立相应的地方税制．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税权划分，则可能由于税务机构的增多、税源的有限、税负的转嫁等原因．造成地方税收征收的低效率和地区税负的增加．最后．地方税制级次过多还会带来税收管理上的困难。所以在建立地方税制的同时．还有必要合理确定地方税制的级次。 对于我国地方税制级次问题．一般认为．我国应当建立中央，省、县三个政府级次．同时增加省的数量．缩小省级区域范围。取消市、乡两级政府之后，县成为最基层的政府．由省直接管理县．可以进一步精简行政机构．各级政府间事权的划分也相应更加简化和明确。对于地方政府内部(省级以下)地方税制的权限的问题．其划分的基本原则仍然可以按照处理中央和地方税制之间关系的原则进行。具体来说，在税收权限上根据地方税种的特点和重要程度，以及对地方经济的影响程度．确定地方税种的归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权限．对于在不同级次地方税制内部共享的地方税种由上级进行统一管理和征收．在不同级次地方政府中建立地方税制过程中．仍然要保证上级地方政府的税收主导权．而由此所造成的下级地方政府的财力短缺．则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地方税收调整制度．对下级地方政府进行适当的补助的方式来解决。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等，具体请详见。

本文运用路径依赖的基本理论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对我国地方税制改革中存在的路径依赖问题进行分析，指出了地方税制改革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其存在的负面影响，提出在新一轮制度创新中的对策思路。

“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1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论文关键词]地方税制；税收管理权限；分税

[论文摘要]地方税制建设的重要基础是税收权限的划分。公共支出的效率理论和政府管理体制的现状决定了地方税权划分的必然性。我国目前在税收权限上还是倾向于集权为主，权限的划分很不合理。我们要应充分考虑政府职能分工和税种本身的性质，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合理划分省级及省级以下的税收管理权限。

科学的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划分是建立完善地方税制的重要基础。现行的税收管理权限划分离彻底的分税制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这说明现行的税收管理权限只是过度性的。当前应顺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和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客观要求对现行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划分进行创新和改革。

一、地方税制管理权限划分的理论依据

地方税制作为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政府间支出责任的划分和政府间分税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按照西方边际效用理论和灵活偏好理论的分析．由中央统一提供公共物品会造成效率损失．因此公共产品的提供必然是多层次性的。另一方面．从政府管理体制来看．由于受到管理能力和管理效率的制约．世界各国实行的都是多级政府体制。地方政府理应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才能更有效地满足全社会的公共需要．从而达到或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

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层次性使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了相应的分配．因而有必要根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事权)划分财权并在各级政府之间进行适当分配使地方政府的财权基本满足一般性财政支出的需要。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财权的划分自然就集中地表现在了税收的划分上。即以“分税为基础在整个政府内部实行由中央向地方的放权．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制．并确定各级政府相应的权限，从而使整个国家的税收权利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