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权力范文10篇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像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城市特权要求一样,在我国,商品(市场)经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带来地方权力宪法化的要求。撇开军阀割据因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史界所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1912～1918年)正好与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思潮相契合。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它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打破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平衡的必然。“我们或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一下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化的特质,使农村显得安定而少变化,加上宗法制度与儒家不鼓励突破所造成的墨守成规,使基层的社会几乎停顿一旦与地区性经济利害配合上以后,就会很快地形成为政治上所谓的‘地方主义’。”②作为这种“地方主义”思潮的体现,从192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自1921年12月11日湖南省宪法通过后,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省纷纷开始制定省宪,谋求自治。“联省自治的理论架构,既然是在以地方权力平衡中央权力,以保障民治之实现,所以联省自治运动的本质,便是在争取较多的地方权力。后来联省自治运动,虽未能完全成功,而成为中国式的政治模式,但是地方分权精神之取向,却为社会普遍容纳和吸收甚而民国13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其一全大会的宣言中,仍强调了有关中央与地方权限之规定。”③“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原因复杂,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商品经济在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地方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中央的人,地方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地方利益无处不在,大到立法与政策制定、国计民生,小到造桥修路,都有中央对地方的利益平衡及“何予何取”的问题。尽管在法律层面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已经开始承认这种地方利益,开始实行有限的地方分权,如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等。但从1988年以来的四次修宪并未在地方权力宪法化方面有任何实际的步骤,修宪者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这是一个明显的欠缺,它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宪政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会人为地加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二

我国学界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有联邦制国家才在宪法中规定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实际上不仅联邦制国家的联邦与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由宪法所规定,大多数单一制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地方权力。“二战”以后制定宪法的单一制国家无不有此规定;在历来将地方视为中央人的法国,于1982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苏东剧变后新独立的国家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地方自治,将地方自治作为一项普遍的制度。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像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城市特权要求一样,在我国,商品(市场)经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带来地方权力宪法化的要求。撇开军阀割据因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史界所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1912～1918年)正好与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思潮相契合。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它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打破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平衡的必然。“我们或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一下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化的特质,使农村显得安定而少变化,加上宗法制度与儒家不鼓励突破所造成的墨守成规,使基层的社会几乎停顿一旦与地区性经济利害配合上以后,就会很快地形成为政治上所谓的‘地方主义’。”②作为这种“地方主义”思潮的体现,从192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自1921年12月11日湖南省宪法通过后,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省纷纷开始制定省宪,谋求自治。“联省自治的理论架构,既然是在以地方权力平衡中央权力,以保障民治之实现,所以联省自治运动的本质,便是在争取较多的地方权力。后来联省自治运动,虽未能完全成功,而成为中国式的政治模式,但是地方分权精神之取向,却为社会普遍容纳和吸收甚而民国13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其一全大会的宣言中,仍强调了有关中央与地方权限之规定。”③“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原因复杂,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商品经济在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地方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中央的人,地方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地方利益无处不在,大到立法与政策制定、国计民生,小到造桥修路,都有中央对地方的利益平衡及“何予何取”的问题。尽管在法律层面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已经开始承认这种地方利益,开始实行有限的地方分权,如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等。但从1988年以来的四次修宪并未在地方权力宪法化方面有任何实际的步骤,修宪者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这是一个明显的欠缺,它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宪政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会人为地加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二

我国学界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有联邦制国家才在宪法中规定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实际上不仅联邦制国家的联邦与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由宪法所规定,大多数单一制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地方权力。“二战”以后制定宪法的单一制国家无不有此规定;在历来将地方视为中央人的法国,于1982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苏东剧变后新独立的国家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地方自治,将地方自治作为一项普遍的制度。

内容提要中国地方政府的具体情形非常复杂，如何通过改革赋予不同类型、层级、区域的地方政府以必要的权力，设定必要的权限和责任，事关行政管理体制的大局。合理配置权力、设定权限、明确责任，是进行地方政府改革，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层次过多、职能交叉、机构臃肿、权责脱节和多头多重执法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权力权限责任

当代中国，政府改革特别是地方政府改革方兴未艾。中国地方政府的具体情形非常复杂，如何通过改革赋予不同类型、层级、区域的地方政府以必要的权力、设定必要的权限和责任，事关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大局。各级地方政府能否体现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权力配置、权限设定和责任明确的问题，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机构臃肿、权责脱节和多头多重执法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一

地方政府改革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是精简机构，有的强调职能转变，我认为核心是权力配置以及与此相应的授权、设限、明责。合理配置地方政府权力，首先涉及对权力概念的界定。罗素认为：“权力可以定义为有意努力的产物。”他还把权力分为对人的权力和对事物或对非人类生活方式的权力。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活动中，甚至是在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进行抵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达尔认为权力就是影响力。顿纳斯·H·隆也认为“权力是一些人对另一些人造成他所希望和预定影响的能力”。伯恩斯认为权力等于动机+资源。丹尼斯·朗认为“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实际上，地方政府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即地方行政权，而这种地方行政权同样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

其实，权力是特定社会主体决定和实施影响、控制对象或接受对象影响、控制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履行该权利和责任义务的能力。地方政府权力就是它所具有的决定和实施影响、控制对象或接受对象影响、控制的权利和能力，它是一种公共权力——行政管理权。一方面，地方政府经由一定的途径拥有或获得有关权力，得以影响和控制社会；另一方面也受到相对方的影响和控制，如社会制约与监督。

摘要：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摘要：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摘要：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像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城市特权要求一样,在我国,商品(市场)经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带来地方权力宪法化的要求。撇开军阀割据因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史界所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1912～1918年)正好与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思潮相契合。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它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打破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平衡的必然。“我们或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一下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化的特质,使农村显得安定而少变化,加上宗法制度与儒家不鼓励突破所造成的墨守成规,使基层的社会几乎停顿一旦与地区性经济利害配合上以后,就会很快地形成为政治上所谓的‘地方主义’。”②作为这种“地方主义”思潮的体现,从1920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自1921年12月11日湖南省宪法通过后,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省纷纷开始制定省宪,谋求自治。“联省自治的理论架构,既然是在以地方权力平衡中央权力,以保障民治之实现,所以联省自治运动的本质,便是在争取较多的地方权力。后来联省自治运动,虽未能完全成功,而成为中国式的政治模式,但是地方分权精神之取向,却为社会普遍容纳和吸收甚而民国13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其一全大会的宣言中,仍强调了有关中央与地方权限之规定。”③“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原因复杂,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商品经济在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地方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中央的人,地方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地方利益无处不在,大到立法与政策制定、国计民生,小到造桥修路,都有中央对地方的利益平衡及“何予何取”的问题。尽管在法律层面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已经开始承认这种地方利益,开始实行有限的地方分权,如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等。但从1988年以来的四次修宪并未在地方权力宪法化方面有任何实际的步骤,修宪者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这是一个明显的欠缺,它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宪政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会人为地加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二

我国学界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有联邦制国家才在宪法中规定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实际上不仅联邦制国家的联邦与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由宪法所规定,大多数单一制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地方权力。“二战”以后制定宪法的单一制国家无不有此规定;在历来将地方视为中央人的法国,于1982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苏东剧变后新独立的国家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地方自治,将地方自治作为一项普遍的制度。

研究对象与方法

在大型批发市场的发展中，往往占地面积大、交通组织无序、发展层次不高、经济辐射力强、社会联系复杂、利益主体多元、就业面广等现状并存，其规划成为大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命题和难题。X市场地处广州近郊区，自发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经20年的发展，已成行业翘楚。其经营商包括冷库、供应商、贸易经销商、运输企业和食品加工企业，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货源主要依赖进口，来自南北美洲、澳洲、欧洲、东南亚等地，产品主要销往全国除西藏以外的各省市。全国每年冻品交易约八成来自广东市场，基本上是在X市场完成集散。X市场以大型冷库为中心，周边星罗密布的小型冷库为支撑，集合珠江口两岸大城市成规模的冷库，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性冷库集群，吸引着冷链交易各个环节的全国贸易商。因市场信息广泛、渠道畅顺、客户群集中、价格指导性强、交通便捷等优势，X市场获得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冷冻禽类和猪副食品最大交易市场的地位。X市场除为地方提供直接税收来源和上万人的就业机会外，还带动和辐射了货运市场、饮食、娱乐、金融、信息、物业出租、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协同发展，形成了积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随着城市郊区化的加速，X市场逐渐成为中心城区的组成部分。或存或废或迁，是市场当下面临急切的规划命题。广州市商贸经济发达，2009年社会商品销售总额15173.59亿元(居全国第三位)，其中批发贸易业占76.0%，批发贸易是城市商贸经济的核心支撑。根据《广州市批发市场布局规划(2008-2020)》调研结果，广州市共有467个大型批发市场，最主要分布在近郊圈层(X市场所在)。在针对城市305户市场业主的调查中，经营者最强烈的需求分别是“完善周边交通、解决停车问题”和“扩大用地、建筑规模”。在近郊区，批发市场业主的诉求与城市中心区的空间需求显然是有矛盾的。X市场面临的问题，在其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信息时代下批发贸易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当中，批发市场的规划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嵌入与根植地方的命题。笔者试图以典型样本—X市场的选址事件为切入点，以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专业精英的地方认同为主线，探讨地方认同差异下权力的生成方式及其在空间规划中的建构作用(图1)。研究援引地方理论和精英理论为基础，诠释地方认同-权力生成-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揭示规划中权力对空间的建构功能。研究数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X市场规划选址事件所涉主体在不同背景下的话语以及问卷所提供的基础信息。行动主体包括不同类型和层级的体制精英，前者如规划和质检部门等，后者如区级和村级政府等；以及经济精英(如X市场管理者和贸易商等)和专业精英(规划师、学者)；二是当地政府提供的官方文件和报告。

精英地方认同的基础

根据梅西和普雷德等人[6]的观点，不同的地方其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方式是不同的，它们与全球化力量相互决定。地方化不是仅与全球化相对的“被渗透”者，而是一个复合的过程：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环境中，各种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关系自我结构化，并与全球化的外生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再结构化过程。在此之中，不同行为主体地方认同程度的差异，可以被视为其对地方关系网络中的依附程度，以及自身对这个网络建构所产生作用力的差别。情感认同、经济认同、身份认同均被包括其中。地方认同的概念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指人对地的依赖情感和体验，该层面侧重地方内部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二是指嵌入于本土社会文化制度而又与全球紧密联系的网络关系，该层面侧重地方在与外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独特结构关系。许多研究已经指出精英对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作为对地方经济资源、社会管理和发展秩序有着深刻影响的精英群体，其地方认同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地方具体联系的方式和强度。从X市场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反映精英群体与之形成的关系。(1)外来经济精英主导的起步阶段。1993年，X市场开始出现零星的冷冻食品买卖，只有外贸和食品公司等几家冷冻食品仓库。冷冻食品市场交易不规范，走私、偷税、漏税等现象严重，市场规模和影响力很弱，潮汕人和福建人是市场的主要贸易商。(2)本土体制精英主导的初步成型阶段。1995年区属食品公司5千吨A库建成投产，扩展X市场冷冻食品的库存量，批发贸易迅速发展，市场开始成行成市。由于食品公司尚未转制，体制精英的市场主导作用显著。(3)本土体制和经济精英并起的规模化阶段。1998年开始，食品公司5千吨B库、五大本土民营冷库(共2.2万吨)均建成投产，X市场全面规模化发展。在精英群体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从海外原料供给、当地政府管理至仓储、贸易、生产、终端消费各环节配合默契、价值链完整、国内外影响力强的冷链系统。(4)多元精英介入的高峰阶段。随着国家有关肉类食品政策的放开，拥有广阔国内市场和分销渠道的浙江籍贸易商进入市场，行业市场需求不断扩大。2009年，X市场及其周边冷库库存量已超过30万吨，进入发展高峰期，交通和用地等问题也日益明显。区政府部门对市场进行规范化管理，并启动了针对X市场重新选址的规划论证。在X市场的发展历程中，除了区属食品公司在国企转制前后分别扮演体制精英和经济精英的角色外，本土经济精英(冷库商)、外来经济精英(早期的潮汕人、福建人、浙江人)、体制精英(政府)、专业精英(规划师)接踵登场，与市场产生或强或弱的关系。经济精英主要收获物质财富，体制精英的收获是增加财政收益和推动城市发展。可以这样认为，精英群体与市场形成的关系强度，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精英群体内部的博弈方向。规划选址事件的结论，将直接为从形成到壮大、从繁荣到鼎盛、从鼎盛到未知的X市场给出一个答案。

精英地方认同的产生

X市场经济精英构成具有多元化特点，其地方认同可以从关系嵌入和情感依赖两个层面进行分析。起步阶段的经济精英以外来的潮汕人和福建人为主，市场自发形成、无序发展的特点使市场形成一种特殊的秩序：正规的体制管理缺失，而非正规化关系网络却非常发达。访谈中X市场某早期创始人提到鸡副产品灰色交易的历史，包括走私的进入方式、中间商通过灰色社会网络关系包办解决所有从报关到检疫和运输的环节。交易商只需要下单和接货即可，其他事情由他人代办。某冷库经营商也指出这种灰色经济普遍存在不规范问题，特别是走私和偷税漏税的现象。但有意思的，他们认为这恰恰是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早期外来先锋经济精英与X市场的关系是松散型的，他们认同和依赖的是一条灰色交易链条，X市场仅作为一个有获利机会的交易节点，它与珠三角其他有冷库的市场吸引力是一样的。外来精英的地方情感依赖并不存在，经济嵌入程度一般。随着X市场的发展和成熟，经济精英中逐渐分化出两大权力主体：长期扎根本土的冷库经营商和外来流动性较强的冻品交易商，共同构建了以“场外交易为主，现场交易为辅”的独特贸易结构。具体贸易流程为(图2)：(1)“飞单”交易模式。冻品交易商利用其活泛的市场应变能力以及发达的营销网络渠道，直接通过电话、网络方式向北美等地的海外原料商下订单(从下单到交易期限往往间隔一段时间，使得价格存在波动的空间)；订货完毕之后，贸易商拥有大批预期的冻品，其角色转变为国内的原料商，开始全力为冻品寻找第二次交易以赚取最大的利润。第二次交易的方式非常灵活，可以全部通过境外完成对国内冻品的配送，并从广州之外的其他港口报关；或者在广州入关后再进行货物的二次配送。不论哪种方式，冻品交易的运作中心都是在X市场，但货流却不必经过X市场。“飞单”交易的方式占了X市场交易量的80%。(2)现场交易模式。“飞单”在X市场外部完成交易之后，如果有余留冻品，则通过经过报关、检疫等一系列手续运抵X市场。如果发现新的商机，余货则可不经过冷库的仓储环节，直接向国内其他地方进行配送。也有的冻品交易商不经过“飞单”模式，在冻品到达X市场时即在现场完成“现货”交易。这种货物交易方式体现为场所依托X市场，但冻品却没有进入冷库进行储藏。(3)冷库取货交易模式。冻品交易商完成以上的交易方式之后，将最终余留的冻品储藏进冷库，再根据实际需求情况从冷库取货进行交易；或者有的贸易商由于市场价格变动等因素，导致其无法完成“飞单”或现场交易，也必须将冻品存入冷库后再寻找商机。在整个交易模式中，冷库起到重要的调剂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交易稳定器。它能够解除冻品交易商的后顾之忧，避免货品难以完成交易时无处安放造成损失，也间接具有了调控冻品交易市场价格的功能。冷库成为完成冻品期货或现场交易的中心，是交易商大展拳脚的后方根本保障。冷库的建设成本为0.4亿～0.5亿元/万吨，高进入门槛使其成为一种市场稀缺资源，冷库经营商成为市场中举足轻重的控制力量。X市场中的冷库经营商，绝大多数是地道的本地人。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南部凭借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很多本地商户充分把握国内电器需求旺盛的市场，从事电器批发贸易，完成个人“第一桶金”的资本积累。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X市场规模的逐渐扩大，一批本土经济精英转型加入，并选择“坐地生财”式的冷库经营，成为最重要的冷库经营商，如食品公司的A库、B库以及周边各大冷库。在X市场的交易方式中，冷库商是属于刚性的本土经济联系。冷库一旦建成，不管是否有货品存放都必须全天候制冷，不允许中断，他们无法进退自如。因此，在经济联系上对X市场空间的认同度最高。在社会关系上，长期的本土生活使其产生难以割舍的深厚地方依赖情感。从访谈信息得知，不少冻品交易商居住在X市场附近的祈福新等楼盘，其起居、生意接洽、交友、休闲娱乐都完全接受了当地的习惯。而且，长期的经济活动中，他们与当地基层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关系融洽，平时办事方便高效。这部分本土精英深度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结构，对X市场重新选择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斯多波指出地方经济的竞争力在于其嵌入地方网络关系中的人际、办事程序和习俗等制度环境之中。冷库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精英群体，他们将X市场从经济到社会层面嵌入了地方之中，而不仅仅是商品批发贸易的关系。冷库商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地方尺度，是一种刚性的本土经济关系嵌入和全面的本土社会关系嵌入。X市场中的贸易商，以外来经济精英为住，他们是引领X市场走向世界、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目前“X市场”品牌在美国和欧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以致每年美国禽类协会都要自费到该市场举办答谢宴会，反映出X市场充分的国际化。外来经济精英以浙商为代表，熟悉国际市场行情，拥有贸易网络。调研显示，他们依托冷库进行贸易但并不认为一定要依托X市场特定空间的冷库。这类精英在经济网络中具有较大的自主弹性，无需固守一地。不过，随着创业时间的推移，部分精英也与地方形成较强的生活联系和办事关系。与本土经济精英类似，在经历长期的经营活动后，他们的家庭和儿女教育也逐渐融入本地，自身正从一种从单纯的经济关系转向经济与社会文化复合的关系，市场搬迁并不为其乐见。他们认为“(这里)没有欺行霸市，没有黑社会势力的介入收保护费”、“政府办事方式比以前好多了”。贸易商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全球尺度，是一种弹性的全球经济网络嵌入和适度的本土社会关系嵌入。从表1可见，本土冷库商对X市场地方认同最强烈而外来贸易商则倾向模糊。体制精英包括基层(街道和村)、执行层(局)和决策层(区)。X市场所在村本地人口1450人，流动人口超过4000人。村通过出租土地经营物业，集体经济的收入大约为560万～580万元。X市场带来的3万～4万人间接就业人口中，有很大部分的居住、饮食、运输与村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问卷调查显示经营者中有21.1%“自有或租住市场周边村屋”，75.9%“在市场附近自建、购买或租住商品房”，他们均直接或间接推动了村经济的发展。该村村长表示，目前正在洽谈中的一个投资10万吨规模冷库项目，首期已征用该村的约4万m2(60亩)用地。X市场的经济及其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关系，被视之为本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地管理层作为基层行政村的精英代表，他们主导下的村经济发展与X市场命运休戚相关，对后者的地方依赖和认同感最为强烈。X市场所在的街道管理层，作为基层体制精英的一部分，与执行层精英(如打私办、检验检疫局、工商、经贸和税务部门)共同对市场实施经济管理职能。调研发现，该类精英与地方的关系主要不是经济嵌入型，亦非社会关系嵌入型，而更多属于管理功能型。他们私人并没有在市场入股经营获益，市场交易方式使管理难以征收增值税(“X市场里90%以上的是个体户经营，税务局对它们进行定税征收，一年约有300万税收，每个个体户一年的定税为2千元”)，打击走私和检疫成为常态化的管理事务(“这里拥有地理优势，以前走私产品从四面八方运到X市场来……目前正规和走私的产品比例约为8∶2吧”)，突出消防和安全管理的重要性(“要注意旧厂改造为冷库在建筑上的安全隐患”)。显然，功能型的联系使该类体制精英地方认同感较弱，他们之中虽然有本地成长起来具有情感归属的精英，但群体上更多将X市场视为一个城市功能区而产生的职能联系。决策层(如区政府)与X市场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地方的本身。由于批发贸易的交易方式使市场作为税基贡献并不突出(这是很多批发市场的共性)，加上X市场所在区位日益中心化的趋势，决策层对其认同体现出强烈的工具性。作为城市的功能地块，如何因应广州日益国际化的需求、更全面地发挥地块的综合经济社会效益，是该类精英对X市场认同的方式。X市场作为地方的概念迅速隐去，面向城市、全球的概念快速凸显。作为执行层的部分精英(如规划局)，与决策层的地方认同方式是一致的，即地尽其用，并不存在情感认同的因素。对X市场而言，体制内的大部分基层精英表现为地方尺度的认同，是经济、情感、生活和社会关系全面的深度嵌入；执行层和决策层精英主要表现为城市尺度的认同甚至全球尺度的认同，是行政管理功能的嵌入。如果援引权力研究的术语表达，前者对X市场的身份认同是一种自我(self)建构，精英将自身内化为地方的一个组成部分；后者对X市场的功能性认同，精英将市场视为行政主体之外的他者(other)，是一种他者化(otherization)的建构。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历程看，学界关于规划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有严重的分歧。远离、迎合、说服、抗争等不同立场对规划科学的发展，孰为最佳，均有广泛而尖锐的争论。利维直言不讳地指出规划是政治性的，规划师往往身兼中立者、设计者、经营者、代言人和激进者等多种身份。其中必然有一种规划师立场和身份是认同地方的。在X市场规划选址事件中，专业精英以规划师和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为主体，他们是方案的直接设计者。虽然专业精英的工作是建立在真实了解X市场运作秩序和充分考虑各方利益的基础之上，但没有迹象表明这个群体对X市场有着任何情感、社会文化关系上的地方依赖。他们的地方理解建立在格迪斯“调查-分析-规划”理性过程的演绎当中，可以认为专业精英的地方认同是一种完全剥离地方情感因素的理性认同。对规划师而言，纯化X市场用地功能和疏导市场交通、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高级交易平台是职责所在。从目前规划机构的工作性质看，地方认同在专业精英群体中体现的主要是专业理性认同和政治认同。

摘要：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摘要：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关键词：商品(市场)经济单一制地方权力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