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保护主义范文10篇

地方保护主义是阻碍和干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障碍，有效地打击和清除地方保护主义是推动建立公平、竞争、开放、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

地方保护主义,是指地方政府或所属部门,为了保护地方局部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利用行政权力干涉市场,操纵市场，设置市场障碍,破坏市场机制,限制非本地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参与公平竞争的行为。从本质上看,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部门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在管理活动中滥用行政权力的表现。目前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一)限定或变相限定本地企业、单位或个人只能经营、购买、使用本地产品或者只能接受本地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提供的服务

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其局部利益,以行政命令或下发文件的形式，用强制手段来扶持本地企业和产品,其中比较突出的产品主要有:烟、酒、药品、水泥、煤炭、汽车等;比较突出的领域主要有:建筑、保险、医疗等。例如,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二工街道办事处发文规定：新啤集团为其辖区内铁路局夜市啤酒的惟一经销商,所有摊主只许销售新疆啤酒这一种产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农八师都规定,主要工程项目都应由兵团建工企业承揽；农七师还要求所有工程项目使用的钢门窗必须是该师某企业的产品。

(二)设置壁垒，阻挠和限制外地商品或服务进入本地市场

摘要：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为保护局部利益牺牲法制统一、滥用权力的结果；各地方作为独立利益主体受经济利益的不当驱动是其产生根源，现行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审判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则是重要成因；应当从严格行政执法、加强地方行政执法机关的独立性、建立有效的对行政不作为的监督制度和科学的行政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合理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及改革行政审判体制等方面克服和防范地方保护主义。

关键词：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执法；成因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很多政府官员的传统执政理念，也是造就地方保护主义的观念基础。当前我国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地方政府追逐物质利益和发展经济的热情极度高涨，维护地方利益与严格执法不时发生冲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国家立法对地方保护主义缺乏有效的防范和制约，对地方官员的评价制度仍然停留于以“经济指标”衡量“政绩”的阶段，司法的监督又不到位，那么，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在价值层面，而且在制度层面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和基础。这不仅是一个合逻辑的理论推演结果，而且是一个被多年实践经验和教训证明了的事实。当然，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具有合理性，面对地方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现实，我们所要做的是：剖析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寻找有效的解决机制，克服和防止这种现象的蔓延和发展。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本质

何谓地方保护主义？有哪些具体表现？它的本质是什么？这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正确回答。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动用行政的手段和方法保护当地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观念和行动。虽然地方保护主义有合法与违法之分，也有褒贬两意，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地方保护主义专指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为了保护地方利益，超越法律权限，滥用权力，损害国家整体利益，影响国家法制统一的不当观念和行为。地方保护主义分为立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和执法、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为了更加清楚地分析问题，本文重点就行政执法和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加以研究。目前，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和手段主要有：

第一，封锁市场

经济的市场化、一体化、现代化势必以法治的现代化为前提。当前，随着司法改革足音的不断切近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颁布，人们的目光已越来越多地投注于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恶果也越来越凸显，成为我们司法改革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认识到，地方保护主义作为一种区际间对资源分配、人才交流、市场交换的不合理干预和控制，是因为各区际间狭隘的局部利益所致，其本质是违法的。而法院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有其体制上、经费保障制度上的深层原因。因此，从制度上改变目前我国司法权地方化、各级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权的状况，是我们克服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以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途径。关于变更人民法官的产生方式、人民法院领导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等方面的论述因而也常见于智者论述中。但是，囿于宪法修改的严谨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渐进性，上述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还难以实现。本文试就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克服作一浅探。或可以完善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为契机，寻找一个较为便捷的限制地方保护主义及司法腐败蔓延的切入点。

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负面评价

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肇始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在其后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应当说，这一制度契合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实际，与当时社会利益的单一化、经济活动的计划化、法律的简约化、权利观念的淡漠化是相适应的。它继承了我国“轻法理重人情”，“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道德基础。同时它更满足了“平和地解决纠纷”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单一诉讼价值标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些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权利观念越来越鲜明，国家权力在市民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逐渐淡出，人们对诉讼目的的追求已越来越多地转向正义的实现而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纠纷的解决，由此，调解制度的某些弊端尤其是其制度框架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也日渐显现。

1、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毫无疑问，司法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对法官的判决有着严格的合法性要求。这种严格要求体现在法官对每一权利主张的肯定或否定都应具有实体法规范的支撑。判决对实体法规范的遵循是无条件的，非此不可的。这也是判决产生强制力和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和依据。而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比判决显然要宽泛得多。概而言之，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a.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b.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对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作出的。由此可见，正是“自愿处分”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权力意志和地方不法干预的因素，使得这种“自愿”显得格外暧昧。这样，就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2、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立法逐步完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开始形成；人民法院强化严肃执法，公正司法，审结的案件不断增加，较好地发挥了为大局服务的职能作用；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逐步增强，总的来看，法制建设的形势是好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当前的法制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不容易忽视的问题，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地方保护主义象幽灵般开始在一些地方滋生蔓延，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审判、执行活动的正常开展，阻碍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抵制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已成为当务之急。笔者本文就人民法院如何抵制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

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指地方经济利益至上并采取各种方法保护地方的经济利益的思维方式和态度。它以本地利益能否得到保护为唯一原则。地方保护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来自法院外部的，也有来自法院内部的。从种类上看，主要有地方行政保护、地方金融保护和地方司法保护三大类。这三种表现形式在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中都有反映，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一）来自法院外部的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有两种：

1、来自某些党、政机关及有关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为达到保护地方利益的目的，有的直接出面干预、阻挠法院办案，有的间接对法院施加压力，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如人权、财权等）“釜底抽薪”，迫使法院的审判和执行工作为其所用。

2、来自协助执行义务人的地方保护主义。如人民法院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在银行的存款时，银行借口推托，故意刁难，自立土政策，设立关卡，甚至向被执行人通风报信，帮助其转移存款等。又如涉及财产扣押、查封、变卖的，财产所在地有协助执行义务的部门、单位尤其是被执行人的上级主管部门、单位有意偏袒被执行人一方，寻找种种借口刁难、阻挠，甚至指使、帮助被执行人隐匿、转移有关财产，最终使执行人员无功而返。

经济的市场化、一体化、现代化势必以法治的现代化为前提。当前，随着司法改革足音的不断切近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颁布，人们的目光已越来越多地投注于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恶果也越来越凸显，成为我们司法改革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认识到，地方保护主义作为一种区际间对资源分配、人才交流、市场交换的不合理干预和控制，是因为各区际间狭隘的局部利益所致，其本质是违法的。而法院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有其体制上、经费保障制度上的深层原因。因此，从制度上改变目前我国司法权地方化、各级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权的状况，是我们克服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以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途径。关于变更人民法官的产生方式、人民法院领导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等方面的论述因而也常见于智者论述中。但是，囿于宪法修改的严谨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渐进性，上述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还难以实现。本文试就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克服作一浅探。或可以完善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为契机，寻找一个较为便捷的限制地方保护主义及司法腐败蔓延的切入点。

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负面评价

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肇始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在其后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应当说，这一制度契合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实际，与当时社会利益的单一化、经济活动的计划化、法律的简约化、权利观念的淡漠化是相适应的。它继承了我国“轻法理重人情”，“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道德基础。同时它更满足了“平和地解决纠纷”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单一诉讼价值标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些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权利观念越来越鲜明，国家权力在市民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逐渐淡出，人们对诉讼目的的追求已越来越多地转向正义的实现而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纠纷的解决，由此，调解制度的某些弊端尤其是其制度框架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也日渐显现。

1、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毫无疑问，司法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对法官的判决有着严格的合法性要求。这种严格要求体现在法官对每一权利主张的肯定或否定都应具有实体法规范的支撑。判决对实体法规范的遵循是无条件的，非此不可的。这也是判决产生强制力和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和依据。而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比判决显然要宽泛得多。概而言之，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a.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b.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对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作出的。由此可见，正是“自愿处分”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权力意志和地方不法干预的因素，使得这种“自愿”显得格外暧昧。这样，就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2、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本文作者：申艳琴工作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

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对于当地的一些违纪违规甚至不法行为不仅不采取有力措施查处反而有意掩盖、拖拉甚至于纵容包庇的权利扩张行为[1]。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是我国当代政治的弊端,而且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阻碍。它从地方的局部利益出发,过分保护地方利益,破坏地方与国家利益和外部利益的公平。以保护地方经济发展为名,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当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和外地利益发生冲突时,以保护地方利益而损害国家或外地市场主体的利益,并且在司法审判上丧失司法的公正性。

一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本质

地方保护主义的本质是地方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本地当事人与外地当事人发生利益冲突时,置法律的规定于不顾,片面保护本地当事人的利益;或者利用行政权力,帮助本地当事人谋求非法竞争优势;或者运用司法权利,枉法裁判,应当判决本地当事人败诉却判决其胜诉等等。有时地方党的机关、权力机关也对本级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偏袒本地当事人。地方保护主义渊源于自然经济,它是一种封建社会残存的血缘主义、亲缘主义和地缘主义的表现。司法是国家权利在法律上的体现,司法是国家法律的具体适用。司法公正是司法的要求和目标,司法公正的重要前提是司法的全国统一性,没有司法的统一,司法就无公正可言;司法公正需要司法的国家权威保障,地方保护主义破坏司法的国家权威,维护地方的局部利益,损害司法公正。因此,司法公正与地方保护主义是相互排斥的。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地方利益,削弱国家法律的权威;司法公正以统一的法律权威冲破地方的阻碍,公平地保护所有公民的合法利益,两者是相互排斥的。

二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公正的危害

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公正排斥的产生是因为两者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公正的排斥表现在它对司法公正的危害。

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是与它的社会形态相一致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度，就决定了它的文化精神重视天人合一与人人相合，礼乐便是这个系统的体现。礼不仅包含宗教仪式，而且包括各种规章制度；乐则是调和礼制内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美善结合，以善统美，这是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尽管后来的儒家把善的内容界定为封建仁义道德，反过来束缚了文艺的发展。这一点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写就的《摩罗诗力说》曾予以全面的批判与审理，但是强调美善一体，审美与文艺必须有特定的社会伦理内容，却是有其合理价值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海般的小农社会国家来说，审美文化如果不能成为国民精神的火花与前导，而只是某种娱乐工具，就会在现实上造成失误。摒弃理性，提倡感性主义只会导向低级的官能主义，如今“过一把瘾就死”，“潇洒走一回”，这些社会话语隐喻了人们及时行乐、醉生梦死的心态，地摊文化便是这种心态的审美幻化，严肃文艺的[a]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也就势所难免了。

传统审美文化提倡美善全一的同时，还提出“反（返）情以和其志”的思想，即提倡将情感升华到高尚的道德境遇。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十分重视用艺术的形象教育使人们确定道德规范，最后在审美与意识中获得人生的快乐。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审美文化的主要职责不在满足人们的宣泄感官的消遣娱乐作用上，而在引导人们超越自身的感性存在，上升到自由的人生境界。文艺有责任而且完全可以净化人们的灵魂，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当然节情以理，并不是返回封建主义产物上去。这里的“礼”和“志”，其内涵是新型的道德标准。其次，“理”还应该包含作品本身的内在逻辑。尊重作品本身的辩证法，而不是人为地扭曲作品，使作品成为某种抽象理性与道德的符号。传统审美文化价值的确立首选应该站在今天的高度去审视。这一点是基本的原则。

1．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曾予以全面批判的对象是（）。

A．中国传统审美文化

B．天人合一的思想

C．把善的内容界定为封建仁义道德

中国传统审美文化是与它的社会形态相一致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国度，就决定了它的文化精神重视天人合一与人人相合，礼乐便是这个系统的体现。礼不仅包含宗教仪式，而且包括各种规章制度；乐则是调和礼制内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美善结合，以善统美，这是中国审美文化的基本特征。尽管后来的儒家把善的内容界定为封建仁义道德，反过来束缚了文艺的发展。这一点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写就的《摩罗诗力说》曾予以全面的批判与审理，但是强调美善一体，审美与文艺必须有特定的社会伦理内容，却是有其合理价值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海般的小农社会国家来说，审美文化如果不能成为国民精神的火花与前导，而只是某种娱乐工具，就会在现实上造成失误。摒弃理性，提倡感性主义只会导向低级的官能主义，如今“过一把瘾就死”，“潇洒走一回”，这些社会话语隐喻了人们及时行乐、醉生梦死的心态，地摊文化便是这种心态的审美幻化，严肃文艺的[a]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也就势所难免了。

传统审美文化提倡美善全一的同时，还提出“反（返）情以和其志”的思想，即提倡将情感升华到高尚的道德境遇。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十分重视用艺术的形象教育使人们确定道德规范，最后在审美与意识中获得人生的快乐。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审美文化的主要职责不在满足人们的宣泄感官的消遣娱乐作用上，而在引导人们超越自身的感性存在，上升到自由的人生境界。文艺有责任而且完全可以净化人们的灵魂，培养良好的国民素质。当然节情以理，并不是返回封建主义产物上去。这里的“礼”和“志”，其内涵是新型的道德标准。其次，“理”还应该包含作品本身的内在逻辑。尊重作品本身的辩证法，而不是人为地扭曲作品，使作品成为某种抽象理性与道德的符号。传统审美文化价值的确立首选应该站在今天的高度去审视。这一点是基本的原则。

1．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曾予以全面批判的对象是（）。

A．中国传统审美文化

B．天人合一的思想

C．把善的内容界定为封建仁义道德

一、普遍性伦理原则

普遍性伦理原则是指在法治社会中，一切法律规则必须对所有主体具有普遍适用性，其深刻寓意乃在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就意味着普遍性原则在本质上就是法律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认可的概念，但是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普遍性原则这样一个概念则更多是体现在个人伦理的问题上，具体到立法的过程中就是理想治国，即认为国家是一个完美的实体，它以最理想的状态来为其每一个公民提供实现自我的平台，而公民也以最理想的状态来面对国家。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也就是社会法治以及立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给出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和概念来对这一问题给出具体而翔实的说明，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本质上的解释和说明来对我们所希望解释的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下的立法普遍性伦理制约进行一个透彻的认识。

（一）真理判断性

对于真理判断性，至少在立法过程之中，我们是对其存批判性态度的，这就要从真理判断性的内涵和本质说起。真理判断性实际上也就是在政治说教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真善美”等价值取向，也就是政治制度在立法的过程中寄希望于人们自身的认识和思想境界，这在立法过程中是不现实的，主要是因为两个明显的缺陷使得这一概念难以发挥出我们所希望其发挥出的功能：一是这一概念中没有涉及任何整体社会成员之间财产分配的逻辑关系以及其相应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而是由于这样一种概念中同样没有涉及任何在立法过程中都必然需要深入涉及到的公平公正性质，而这一点对于立法而言，基本上是致命的。这样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下就很容易暴露并导致更为严重的立法障碍，下文中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还将继续展开讨论。

（二）契约主义

契约主义所表现的和真理判断性则刚好呈对立状态，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理解，也就是认为契约主义就是人们自由的选择约束，在现实立法过程中则表现为人们通过自由的讨论和协商来共同制定出一套大家都愿意自行遵守的规则来，本质上就是为了自由而约束。从这样一种本质上的揭示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契约注意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限制所带来的自由和利益是远大于其所剥夺的自由的，且由于本身就建立在公平民主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概念是符合普遍性原则的，在立法过程中同样适用，这是因为，在这样两个过程中的一致性的达成都是由自由的选择实现的。下文中我们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问题的阐述来表达一个贯穿全文的观点：从地方主义保护政策法规来看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进行制约的最合理方式就是普遍性原则的渗透和应用。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制约主要包括两点，即平等性和地方与中央、个体与大众的关系两方面。

经济的市场化、一体化、现代化势必以法治的现代化为前提。当前，随着司法改革足音的不断切近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颁布，人们的目光已越来越多地投注于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恶果也越来越凸显，成为我们司法改革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认识到，地方保护主义作为一种区际间对资源分配、人才交流、市场交换的不合理干预和控制，是因为各区际间狭隘的局部利益所致，其本质是违法的。而法院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有其体制上、经费保障制度上的深层原因。因此，从制度上改变目前我国司法权地方化、各级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权的状况，是我们克服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以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途径。关于变更人民法官的产生方式、人民法院领导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等方面的论述因而也常见于智者论述中。但是，囿于宪法修改的严谨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渐进性，上述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还难以实现。本文试就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克服作一浅探。或可以完善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为契机，寻找一个较为便捷的限制地方保护主义及司法腐败蔓延的切入点。

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负面评价

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肇始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在其后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应当说，这一制度契合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实际，与当时社会利益的单一化、经济活动的计划化、法律的简约化、权利观念的淡漠化是相适应的。它继承了我国“轻法理重人情”，“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道德基础。同时它更满足了“平和地解决纠纷”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单一诉讼价值标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些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权利观念越来越鲜明，国家权力在市民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逐渐淡出，人们对诉讼目的的追求已越来越多地转向正义的实现而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纠纷的解决，由此，调解制度的某些弊端尤其是其制度框架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也日渐显现。

1.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毫无疑问，司法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对法官的判决有着严格的合法性要求。这种严格要求体现在法官对每一权利主张的肯定或否定都应具有实体法规范的支撑。判决对实体法规范的遵循是无条件的，非此不可的。这也是判决产生强制力和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和依据。而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比判决显然要宽泛得多。概而言之，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a.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b.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对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作出的。由此可见，正是“自愿处分”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权力意志和地方不法干预的因素，使得这种“自愿”显得格外暧昧。这样，就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2.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