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范文10篇

一、总体性视野与20世纪中国文学

总体性是20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卢卡奇早期代表性著述《小说理论》中的核心范畴。在卢卡奇看来，文艺复兴以降，上帝退隐，理性毁灭，之前人生意义和生存价值或不证自明或依附于神得以建立的时代一去不返。个人生命与社会进程、时代延伸、人类命运的关系日益疏离，个体还来不及适应外部环境的变换，便被剪掉脐带，抛入前途莫测的现代世界。总体性消失，历史将向何处延伸，成为纠结于人们心头的哈姆雷特式难题。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小说文类历史地担负起为个体寻求和揭示新的总体性，并以之为标尺，重建个体生命价值与意义的重任。卢卡奇认为，最终走向自由与解放是人类社会的总体趋势，彰显现实与此总体的内在关联与隐秘互动，强调无产阶级在总体进程，弥合意识与现实的割裂，摆脱物化，自我扬弃，走向完善中的历史作用，被卢卡奇视为评判小说优劣与否的最高准绳［1］。正基于此，卢卡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褒奖有加，而对意识流小说执著于内心琐屑的雕刻则不屑一顾。然而，西方文学的实际进程并没有如卢卡奇所愿看到的情形铺展，一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迷惘”与“垮掉”，表现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和存在主义等现代主义思潮只能止步于揭示时代总体性缺失给人带来的异化、疏离、绝望等意绪，总体性的人类前景缺席，肉身的沉重与生存的价值仍无处得以安身。方兴未艾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消解深度与话语狂欢，颠覆淹没了建设，更是弃绝了对人类社会归宿追问的兴趣，仿佛历史已然终结，一切只在当下。西方20世纪文学离总体性所表达和追求的理念愈行愈远，反过来，却为我们审视和反思中国当代，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契机与切入点。

总体性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最重要范畴之一，不仅因为意识形态亲近性的关系，更缘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化症候、审美情态与文学实际，我们不能再为多元化的假象所蒙蔽，现在已经到了对于总体性的关切需要重新被提升到一个应有高度的时候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窥其大者，一个貌似于“总体性”的“总体性存在”———名称的相似标示出两者的关联，然而在具体语境下两者会出现分歧甚至根本抵牾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直是不构成问题的。现代文学以“启蒙民智”与“救亡图存”为主调，两者胶着缠绕，成为此一时期作家的总体性追求。当代文学以新中国的成立为起讫，便意味着它的发生首先要服务于为新生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构建、维护与巩固的话语基础。很长一段时间，意识形态性成为文学的根本属性，政治正确成为文学创作与评断的圭臬。由于特殊的政治气候，僵化的歌颂，图式化的揭露，题材选择、主题设计与人物形象塑造的高度宰制，种种因素造成这一时期整体文学成就不高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然而换个角度看，尽管对总体性的设定与表征不无检讨之处，但当代文学(1949～1978年)的“总体性存在”依然具备却是事实。进入新时期文学，接续“五四”新文学传统，再启蒙与现代神话重新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调。现代性的降临与滋长，被一批作家预定为中国未来的总体期待，“文明与愚昧的冲突”［2］成为此一时期文学屡试不爽的结构法则，当然主体倾向性是一目了然的，掌声与唾沫分别献给了前后两者。在主调之外虽然存在一些貌似的不谐音，如寻根文学和新历史小说，但本质而言，寻根文学与新历史小说虽将笔锋指向历史深处与荒山鄙地，但其意旨仍是执著地植根于当下与此在，表现的是对前者单一西方模式现代性的深深狐疑与焦虑。从这个意义上看，寻根文学与新历史小说实际上是从反面实现了向再启蒙与现代神话总体的靠拢。毋庸否认，总体性仅是众多衡量文学优劣的标尺之一，稍加检视便不难察觉，20世纪90年代之前现当代中国文学中的杰出者，现代如鲁迅、当代如贾平凹，似乎均坚守着总体性，并以娴熟的艺术手法叙述个人命运与总体间的内在关联与隐秘互动，并预示着总体性的前景。这一事实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如果说卢卡奇是以西方的人文状况为支撑，从理论上论证了总体性的有效性，那么中国20世纪的文学情形同样为其贡献了有力的旁证。其二，总体性对于中国文学解读的适用性，使其有理由可以成为反思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检讨新世纪文学种种乱象的一颗亮眼的“照明弹”。如若将总体性之于中国当下文学的意义之二付诸扎实的探究工作，这将是一项极富价值的课题，然笔者虽有意，此课题却非本文可以胜任。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择新世纪文学众多现象之一种，即聚焦评论界投入近十余年来少有的热情，议论纷纭且受到褒贬两重天待遇的“底层文学”，主要围绕作家的创作，也辅以批评家的评论与社会学者的研究，以“总体性”为聚光灯，冀图较为深入地透视与辨析底层文学的得与失，辩证施治，寄望于其能尽快奔脱羁绊，并带领中国文学闯出一条可资借鉴的光明大道。

二、“现代性”与新世纪底层文学的迷途

底层的困境，绝不是新世纪的今日才大规模出现的事实，而始终是20世纪乃至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个客观而尖锐的存在。然而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出于对现代性的单一追求，从国家的领导人到知识分子群体都始终怀着强烈的现代焦虑，从各自角度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以这样的视野出发，底层就变成了单一的工具性存在，而在作家笔下也自然不会被看做平等的、有个性的，有私生活的“现代”个体，他们要么在革命时代(1900～1949年)是革命者企望集中全民力量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动员对象，要么在后革命时代(1949年至今)是国家现代化或西化道路上的“人力资源”。正是由于“大多数思考都陷入现代性话语的霸权之中，对现代性话语的非人化的一面基本没有思考和反省的余裕”［3］，底层的伤痛因故才被遮蔽，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话题进入主流权力话语的观察视野与知识分子的言说范围。通过权力话语视野中20世纪底层形象的勾勒，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时期的“总体性存在”完全可以与“现代性”成功置换，至少在对底层的表述与想象上是如此。成败萧何，底层的苦痛是为现代性的迷梦所屏蔽的，但也正是在现代性神话出现日趋崩大的裂缝的情势下而钻入人们视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社会各阶层逐渐分化。一方面是一些“新富人”(王晓明语)与权贵勾结的暴富神话，另一方面是农民与工人劳而少获，有的甚至背井离乡，被赶出工厂，失去劳动机会。较大的生存反差已成为国家民族现代化道路上一个不得不需要严重正视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性”道路神话裂缝中的一个，但已足以引起我们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警醒，“底层”因此很自然地成为包括社会学者、思想学者和作家等在内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关切的焦点。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以曹征路《那儿》、陈应松《马嘶岭血案》、刘应邦《红煤》等小说为前奏，“底层文学”在新世纪文坛卷起一团声势浩大的旋风。对于底层书写带有文艺思潮性质的面世，人们刚开始的反应往往还只停留于简单表达自己的立场。欢呼雀跃者有之，视之为左翼文学传统的重新崛起;贬抑之声亦不绝于耳，斥之为民粹主义幽灵的回魂;清醒者亦不乏其人，他们一边质疑作家作为知识分子代言底层的可能性和正当性，一边忧虑于其艺术实践中的硬伤有可能导致其短命夭折。随着讨论走向深化，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对“底层文学”现象给予足够高的评价发展。随着底层文学在人文领域人气与影响日炙，一批写底层的创作蜂拥而上，良莠不齐的作品开始自我暴露出诸多受人诟病的把柄。简单梳理一下，缺乏辩证性的道德化写作、人物形象图谱单面化、廉价的苦难情怀、现代性焦虑症与文体风格滥情/戏谑化是至今为止出现的讨论中，底层文学总体性缺失的主要症侯表征。在批评者眼中，底层写作越来越演变成一种道德化姿态写作，作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实施创作主体对社会不公的道德审判与温情安抚，道德的正确性代替了对底层生态世界复杂性的考察与把握，“同情大于体恤，怨愤大于省察，经验大于想象，简单的道德认同替代了丰富的生命思考”［4］。另外，人物形象千人一面的苦大仇深，甚至连苦难的细节都开始彼此重复。文学形象塑造的总体特征高度简单化:富人都是坏人，至少是心怀鬼胎;底层都是善人，如做出出格之事，也是为富人所迫。底层形象的图谱化与单向性，令作品变得单薄虚假，形迹可疑，让人对此类文学能否担承起为底层鼓而呼的前景而疑窦丛生。与人物形象的模式化相伴随，底层文学的“苦难情怀”也一直为讨论者所广为诟病。许多底层写作在情节设置上向苦难表示亲热、献媚甚至顶礼膜拜，作家总是以一种放纵式的叙述姿态，将苦难和惨烈的每一个细节不断地放大，甚至给人以错觉:苦难是底层的身份证，是人民性的标识，苦难变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也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特权。苦难能说明一切的创作观，抹杀了文学理应具有的超越苦难本身并对苦难追问的精神价值维度，底层写作呈现出“严重的模式化、粗俗化和平面化的审美倾向”［5］。搁置艺术水准不论，上述不管是道德化地、情绪化地还是单面性地对底层的书写，所反映出来的思想立场实质上都是对现代性的根本质疑与完全否定。

与前三者截然相反，坚守现代性信念的现代性焦虑症也构成当前底层写作正在误入的歧途。在现代性攻城掠地，所向披靡，主宰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历史进程中，对现代性神话的建构与维护，中国20世纪文学可谓不遗余力，居功至伟。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为现代性推波助澜，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说到底“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性断裂的情感备忘录。它一直在为现代性的合法、合理与合情展开实践”［6］。然而随着现代性在中华大地的铺展与深化，在给国家、民族与个体带来经济繁荣和物质丰裕的同时，其负面效应和断裂性也日愈暴露出来，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群体层级分化、秩序规范、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带来的强烈乃至颠覆性的冲击，这些急需引起人文学者对现代性的警醒与反思。然而一些底层写作或许是惯性思维定势缘故，仍企图在肯定现代性的框架基础上，为底层的苦痛寻求合理性，极力想证明底层的苦难作为“现代化的阵痛”是实现现代性美好前景的征途中值得付出的必要代价。无视社会现代性转型这一大背景，要合理解释底层所承受的苦难，这样的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现代性焦虑症便在作家的创作中产生了。温情/戏谑叙事是底层写作中作家疏泄和缓解现代性焦虑症最常见的路数。所谓温情叙事，是指从现实的批判抽身，将之转化成情感的发掘，再把这种情感形式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底层写作的温情叙事不仅是文笔风格的诗意与温暖，更在于它企图以创造正面肯定性的形象，向读者提供回忆和伤感，其所传递的审美诉求就不会有力地撼动现实的深层结构。人们从过去寻求意义，也总是会在对过去意义的批判中渴望新的意义，这种常常处在意义与放弃意义之间的徘徊状态，便是众多作家退回到民间社会的主体性困厄。然而，这是一种不需用理智甄别便可知的严重写作误区，“它使文学变得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可能有结构、有技术，写得也很巧，更有文学理论批评家想要的美学标准，但无论如何没有思想的分量和审美的冲击力以及现实的观照力”［7］。对于底层写作，如果说温情叙事是不合时宜的浪漫风情，那么戏谑叙事便是自我作践的后现代狂欢。底层书写对底层的美化有之，但丑化戏谑似乎更胜一筹。底层书写的主人公都是处于层层重压之下的弱势群体，在作品中也同样处于弱势地位，一任作者矮化、丑化与戏谑。一些作家对善良美好真实的人情物事缺乏敏感，反应冷淡，而对委琐卑微屈辱阴暗的一面颇感兴趣，乐于沉浸在黑暗中狂欢。一写到底层世界就是暴虐丑恶病态残缺，一写到底层民众，就是命运重压下的扭曲异化沉沦堕落。于是，底层世界和底层民众的真实面目被遮蔽了，本来严肃的社会批判也因过多的丑恶展露和感官刺激而失之简单皮相。很多作品“少了对底层现实困境的真切反映，多了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描写;少了完整的情节结构，多了让读者摸不着头绪的心理结构、零散结构;少了和底层相通的朴素纯净的语言，多了能淹没文本内容的爆炸性语言”［8］。底层民众的精神状态在这种书写中要么被忽略，要么过于模糊而难于辨认。以上是对新世纪底层文学中陷入的各种主要歧路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不管歧路如何五花八门，盘根错节，其实质上都主要是对现代性在立场、理解以及底层与现代性关系处理上出了问题的具体表征。底层文学要步出迷途与困厄，开辟一番新天地，归根结底需要对中国现阶段的现代性有更全面辩证的把捉，以及基于之上的更理性正直的写作立场，当然敏锐的艺术触角和高超的表现技法同样不可或缺。

1底层文学的发展变化

“底层文学”主要就是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这样一种文学，它描写底层人的生活状态，代表底层人发表出他们的声音，是这样的一种文学的形式。具体说来，“底层文学”与“纯文学”不一样的是，“纯文学”是不描写现实生活或只描写中上层生活的，而“底层文学”描写的是底层生活；“底层文学”与通俗文学不一样的是，通俗文学是模式化的，主要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大众在幻想中逃避现实，而“底层文学”则是作家的独特创造，它不是要迎合而是要提升大众的审美趣味，并使之对真实的处境有所认识与反思；“底层文学”与主旋律文学不同的是，主旋律文学对现实秩序及其不公平之处加以粉饰，使之合理化，而“底层文学”则对现实有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希望引起大众对不公平、不合理之处的关注，以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底层文学作为近年来文学界讨论的热点文化现象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着真实世界里万物变迁的社会面貌，其实底层文学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所展现，在这个时期，我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分化的阶段，而以这种形式的分化主要是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宽广的思想路线。比如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部分文学分离了与社会同步的对应关系。但9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合法性逐渐被承认，过去潜伏“地下”或“半地下”的流行文化迅猛地走向前台，几乎占据了消费文化的全部空间。现在被普遍认同的文学的“底层化”，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现实的。大部分底层文学作者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不能代表底层人说话，这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你是知识分子了，可能别人就说你跟底层人关系不大，但是另一方面在创作上，单纯从概念的层面来讨论底层文学比较困难，而且它还在发展中，像萨特说的“存在先于本质”，只有在“存在”中，在具体的历史现实的发展中，才能创造出它的“本质”，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底层文学和跟它相对应的其他文学不太一样。

2叙事手段上的想象性表述

底层文学在内容上，主要描写底层生活中的人与事；在叙事手段上，以现实主义为主，但并不排斥艺术上的创新与探索；既有着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也在背后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资源；在传统上，它主要继承了20世纪左翼文学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的传统，但又融入了新的思想与新的创造。这是我所理解的底层文学，我觉得它基本上在整个文学界还处于弱势的地位，就跟整个的底层在现实领域中所处的地位，大体差不多的这样一种状态。但是我觉得它的发展的势头比较好。有人觉得底层文学是一种新的工具论，像以前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样的文学一样，它不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专门注重它的工具性。还有的说现在这些作家，包括一些赞成底层文学的这些人，是在“抢占道德的制高点”，做一个道德的姿态。还有的说现在描写苦难成为了一种时髦，底层文学成为了一种时尚。底层文学是有很长远的发展前景的，现在最活跃、最有艺术性的，就是现在描写底层的这些作品。不仅如此，底层文学作品不仅在文学界，而且在整个文艺界也都是具有先锋性的。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中所展现的底层文学在叙事手段与影像表现上的想象空间，就给了我们一个鲜花的实例。贾樟柯的电影世界是一个“沉寂的中国”，不是“活的中国”，所以他是从外部、在高处来看这个世界，这样他影片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表情，或者说只有一个表情，那就是麻木、忍耐、逆来顺受这样的表情，真实的中国、真实的底层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所以这是一个精英的视点，我们优秀的底层文学已经超越了这一点。某些底层写作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将社会底层人民的苦难或生活厄境照相式誊写、影印，就是一种人道主义关怀，但他们疏忽了底层人民的精神需求。这种肤浅的认识导致底层写作一味地渲染贫穷、绝望，使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视觉的惊悚与感情的宣泄，忽视了对底层人民除经济的窘迫与社会地位的边缘以外的精神和心理世界的探求与解析。某些作家可能认为底层人民缺房少车，于是人生一片黑暗，但他忘了，贫嘴张大民有忧愁亦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由于受传统底层文学写作手法的影响，现如今过于注重苦难生活与生存矛盾的写作手法仿佛成为底层文学的标签，但是在不少优秀的文学作品当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超出现实主义的想象手法也在底层文学著作当中开始有做发展，但是我们的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展现这些“奇观”，以及展示“奇观”的种种套路和手段，作家的心灵必须穿越喧嚣，真实书写底层人们的心灵，同情地了解他们的生活境地和心灵世界，同他们一起感受，一同思考，真正地为他们而写作。底层文学拥有着真实生活赋予它的强大的生命力，艺术来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对于生活文化的二次加工就需要底层文学的创造者在叙事的想象性上发挥出能够贴有自身标签的文学价值。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这就是底层文学的崛起。以曹征路的《那儿》和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的发表为标志，底层文学风起云涌，方兴未艾。许多作家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底层，以自己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真实地呈现了底层百姓艰难困苦的生活境遇和生存状态，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这样一种文学现象，自然也在批评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李云雷、贺绍俊、孟繁华、蔡翔、刘继明、陈应松等学者、作家纷纷撰文，对底层文学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誉之为“新世纪的先锋文学”，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1］。但与此同时，对底层文学质疑的声音也时时出现，有人认为底层文学只是堆积苦难，以题材取胜;是抢占道德制高点，以道德审判代替了美学追求;更有人直陈底层文学是粗粝的，缺乏文学性的，甚至连一些对底层文学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对底层文学的文学性存有疑虑。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怎样评价底层文学的文学性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毋庸讳言，底层文学作品对百姓苦难的叙写是详尽细致的。在某些人眼里，确有“堆积苦难”之嫌。但是，我们必须指出，文学作为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一方面造就了一个个人财富以百亿计的富豪阶层的同时，另一方面则是形成了一个以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为主体的庞大的底层世界。因此，莺歌燕舞、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另一面，便是无数底层百姓的重重苦难。老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可是在当下中国，底层百姓连不幸都是相似的:失去土地，失去工作，要不来工资，房子被强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留守老人和儿童的无依，随时都会降临的各种“难”等等。应该说，文学作品中所写苦难，与人们每天从媒体中得知的情形相比，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在百姓的痛苦哀号面前无动于衷，在百姓的苦难不幸面前闭上眼睛，继续写一些粉饰太平的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作品，那简直就是作家良知的失落和道德的堕落。文学的文学性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并不是一个需要加以讨论或争论的问题。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就已经明确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把诗赋的语言形式美提到了首位;陆机的《文赋》里，更是对诗的语言风格有着明确的界定———诗缘情而绮靡。自魏晋以来的中国文学，可以说，对文学性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只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强调文学性的目的主要还是更巧妙地彰显其政治道德内蕴，用前些年流行的话，就是“形式为内容服务”。

文学性作为一个文论术语，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是在形式主义文论渐成气候以后的事。形式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文学的形式，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应是作品的形式价值即“文学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的东西，主要包括文学的语言、结构和形式［2］。这里，我们也与时俱进一回，就用这种理论来关照一下尽管成绩卓著但仍颇受指责的底层文学，以为底层文学辩诬。因为事实上，底层文学尽管以底层生活为题材，书写弱势群体的喜怒哀乐，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但同时在文学性上，也苦心孤诣，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仅从底层文学的语言、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稍作分析，文学语言对于文学作品之意义，无疑是太重要了。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建筑材料，是构成文学的第一要素，这些老生常谈的文学常识，明白无误地启示着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时时刻刻都不会轻视语言的运用。就拿有人以语言粗粝来诟病底层文学来说，事实上正是这样一种粗粝的语言，才能本色地反映出底层社会那种粗粝的生存状态。我们很难设想，用张爱玲、沈从文等高雅作家的精致语言，能反映出当下这个社会中庞大的弱势群体一点也不高雅的生活来。四川作家曾平的小说《大伯》，高妙之处便在于，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而这篇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品非常本色化的语言运用。小说中有一段叙写:“那天村长李乘龙到他家来的时候，大伯才刚刚吃过早饭。对于村长的亲自到来，大伯很有些受宠若惊。平常，除了陪乡干部来收农税提留村统筹、计划生育罚款、打狗费、灭鼠款，还有就是杀了年猪或者有了酒席请他过来喝酒，村长是难得到他这样的人家来的。大伯和李乘龙在一个社，按族谱排，李乘龙还该叫大伯叔。大伯从来没敢奢望村长叫他叔。李乘龙当然也不会叫大伯叔。……大伯非常迅速地扯开喉咙喊婆娘，给李村长上茶，打开水蛋(荷包蛋)!这是老鹰嘴招待客人的最高礼节。村长李乘龙到老鹰嘴的家家户户，都要享受打开水蛋的待遇，包括去收粮收款，催计划生育。”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读者会立即感觉到这段文字的真切、自然、本色。

我们再来看一下底层文学的叙述视角，因为这也是关乎到作品的文学性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作品采用的是零聚焦叙述，即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作者通常是从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立场进行叙述。叙述者如同无所不知的上帝，可以了解过去、预知未来，还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人物的心灵深处挖掘隐私。如吴克敬的《状元羊》，就是以这种叙述视角把一个残疾人冯来财大起大落看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的人生遭遇勾勒了出来;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也以同样的叙述视角反映出了九财叔是怎样由一个被社会侮辱和损害的弱者走上杀人劫财的不归路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刘继明的《茶鸡蛋》，以冷峻的笔调，不动声色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社会底层人物蒋婆因为想挣地主后代黄老三的高价茶鸡蛋钱而被黄老三羞辱，在悲愤交加中悬梁自尽的悲惨的故事，其鲜明的阶级意识并没有被客观写实的叙述策略所遮掩。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采用内聚焦叙述，即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通常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他既可以参与事件过程，又可以离开作品环境面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这种叙述视角的最大好处，是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觉，同时也便于作者随时借人物之口，抒发自己难以压抑的情绪情感，叙述的主观性使作品更容易打动读者。罗伟章的《大嫂谣》和《我们的路》就都是这样的内聚焦叙述。在《大嫂谣》中，“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大嫂的坎坷境遇，大嫂的美好品德，大嫂的善良贤惠，都是借“我”的眼睛看到、又借“我”的口述说出来的;同时作为故事的参与者，在结构设置上，“我”不仅成就了小说的又一重叙事格局，而且将小说的主题更深入地推进了。

“我”连接起了大嫂的梦想和这个梦想实现之后的另一种现实:挣扎于“城里”的“底层”，不但不能改善父母兄弟们的处境，而且连自己的妻儿都难以养活。在大嫂的心目中，读了大学的“我”显然是她正为之流血流汗的儿子清华的“未来”，这也可能是大多心中存有一道“遥远的光”的农人们的愿望。但比照“我”在城里的处境，如果“我”的今天成为清华们的明天，大嫂们为心中“一道遥远的光”所付出的艰辛是否还有意义?这显然是需要再度质疑的问题。《我们的路》中的“我”，虽然不同于《大嫂谣》中的“我”，因为后者虽说生活也很拮据，毕竟是读书读到城里的知识分子，但到底也是高中毕业且考上大学只是因为家庭困难才与大学失之交臂的农村知识青年，因此与其他打工者相比，就多了一些思考。而作者正是要借助这样一个人物，不仅把农民工真实的生存状态展现出来，更要把自己的思考表达出来。在作品中正是通过“我”，给我们传递了许多信息，而且与《大嫂谣》不同，“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作品的全部内容，即“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娓娓道来，便显得十分亲切自然。小说中，春妹的遭遇，是“我”听春妹叙说的;贺兵因为老板克扣工资同老板吵架，以至他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死，老板以一万块钱打发走了他的父亲，是“我”亲眼看到的;许多农民工给老板多次下跪，老板把农民工的血汗钱席卷一空、逃之夭夭，是“我”的一段难以与村人言说的经历;至于小说中着墨较多的“我”与金花的情感交流和冲突，壮劳力出去打工后农村的惨不忍睹的状况，更都是“我”或亲历或目见的。因此读这样的小说，你似乎会感到，这是一个历经坎坷的过来人，向你敞开肺腑的娓娓倾诉。作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关爱之情，以及十分鲜明的平民意识和人文情怀，通过“我”的娓娓诉说，得到了非常含蓄而又非常直接的表现。我们不能不赞叹这种叙述视角选取的巧妙。还有结构安排。平铺直叙、不加雕饰，固然也是一种风格，但如果在结构安排上有所变化，肯定更有利于主题的表达。曹征路的《霓虹》中，主人公倪红梅走上做妓女道路的历程。她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境，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小说的结构形式也比较独特。全篇由勘察报告、侦查日志、谈话笔录以及主人公倪红梅的日记构成。这样的结构安排既让读者对小说的故事框架有比较直观的认知把握，同时更能在不动声色中彰显出倪红梅的心灵轨迹，使作品更具有真实感与亲和力。倪红梅之所以走上的道路，尽管不无“丈夫死、女儿病”这些个人原因，但更与整个社会、与绢纱厂改革的不公正密切相关。正是为改革的“阵痛”付出代价的这些人最终被社会抛弃，才形成了这样悲惨的局面。所以在倪红梅身上所显现出来的，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且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悲剧。小说中，当倪红梅走过以前工厂废墟的时候，忍不住放声大哭，那种哭，不是难受，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悲凉，一种冰寒彻骨万劫不复的悲凉。

在吴克敬的《手铐上的蓝花花》中，作者并不是先写主人公阎小样怎样由一个美丽纯洁的农村少女变成因为杀人而判了死缓的罪犯，然后再写在宋冲云、谷又黄等警察押解她前去西安的途中发生的故事，而是以青年干警宋冲云、谷又黄押送已经判刑的阎小样到省城西安的监狱服刑一路上的经历为线索，以传统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穿插介绍了阎小样的犯罪经过，展示了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故事，同时把阎小样这个所谓的罪犯内在的人性中的美丽和高贵展现在了读者面前。判了重刑、几乎已经没有了任何希望的一名“罪犯”，在被押解途中，对谷又黄肚子疼的关心是真诚的。当车上上来一伙车匪，手握短刀，逼向宋冲云时，“阎小样看得真切，她大喊一声住手，自己则如一只冲动的小兽，挺身而起，挡住了刺来的短刀。阎小样感觉得到，她的右大臂上冰冻似的冷了一下，跟着，就有鲜血渗透衫袖往出流了。”这样的挺身而出，面对能致死人的生命的刀却毫不畏惧，这应该是一个大无畏的英雄见义勇为的壮举!这里人性的善良美丽，人性的高贵，让人们不能不对这样一个“罪犯”油然而生敬意。还有曹征路的长篇小说《问苍茫》，直接以台风来临，幸福村的台资企业宝岛电子公司的工人酝酿罢工切入故事，然后再从容地叙述常来临如何利用工人对他的信任，巧妙地替资本家陈太化解了一次重大危机。这中间，穿插写了山区招工“开处”潜规则，写了陈太精于世故的老道与心力交瘁的处境。这样就避开了平铺直叙的叙述老套，一下子把读者的心弦绷紧，进而产生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欲望。至于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不是形式主义文论所要关注的文学元素，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作为作品文学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底层文学可能由于题材的缘故，也可能由于作者还来不及在创作方法上加以精心选择，因此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既然如此，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便成了底层文学题中应有之义。

摘要: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利益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扩大致使社会阶层流动固化。从乡村流向城市，生活在社会边缘的青年群体是当下底层群体生活境况的缩影。《无名之辈》将保安、劫匪、残疾人、按摩女、无业游民等具有代表性的底层人物的命运交织演绎，呈现了一场因离奇盗窃案而引发的荒诞闹剧。以共情理论为学术视角，分析《无名之辈》对观众传达底层情感的电影符号元素，以及观众在接触电影所传达的情感符号而激发内心的情感联动过程。最后基于影片表达的底层情感，分析电影镜像反映底层群体阶层突围的情感价值。

关键词:《无名之辈》;底层群体;情感表达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共情是个体体验他人的精神世界，如同体验自己的精神世界一样的能力。［1］情感作为电影与观众互动的介质，情感的传递成为影片和观众情感关系强化的“粘合剂”。电影《无名之辈》通过电影符号元素将人物、情节、表达的核心思想输出给观众，观众在观影时将影片情节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体会影片底层人物精神世界，产生情感联动与共鸣。此外，电影具有承载着反映时代背景、揭示社会现实的影像功能，是时代语境的反映［2］。电影对社会现实的刻画为具有相似生存背景的观众诉说其内心的声音，并激发观众对整个社会现实问题作价值思考。底层电影关注的对象以及反映的价值意义将人物群体所隐蔽的“个体”形象抽离出来，从宏大的国家观念转变为对生存在现代城市“人”境遇的关注。电影《无名之辈》以市井小人物的立场透视底层群体，通过电影符号深入刻画生活在西南某个县城中的底层群体因一起离奇盗窃案而引发的寻枪行动，并由此迸发一系列阶层突围事件。保安马先勇、劫匪李海根和胡广生、瘫痪女马嘉旗、按摩女肇红霞等身份鲜明的角色是影片中的灵魂人物，也是现实社会底层人群的缩影。通过人物塑造和情节演绎展现底层人物的阶层突围抗争，引发观众情感共鸣的同时表达了对现实社会底层群体的价值关怀。本文围绕底层群体这一主体，引入共情理论，分析电影符号对底层人物身份塑造的情感表达，观众在观看影片过程中所引发与影片人物类似生存心境的情感联动，唤醒观众内心情感共鸣，以此传达社会底层群体为改变自身所处阶层、维护尊严与命运抗争的现实意义。

一、电影符号塑造底层人物蕴含的情感表达

底层群体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占有少量的甚至没有社会资源，包括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社会人群，并且这种资源的占有状况具有持续性。”［3］由于权力和利益集中在相较于底层群体而言的社会中上阶层，他们的身份被标签化，在城市中遭受生存的压迫和他人的鄙夷。“电影对人物身份的塑造从来都无法与情节、场面、细节、语言、结构等构成剧本的一切元素割裂开来单独讲述，”［4］而电影和观众“要产生共情现象，也需要一定的前提，情感传播就是共情出现的温床。”［5］《无名之辈》借助电影符号元素活现底层人物形象，对现实社会底层群体进行刻画写照，并从中赋予底层情感元素。通过角色设定奠定主人公的角色身份，赋予台词、举止行为等元素共同塑造底层群体形象，将能明显代表现实底层群体身份的特征投射于影片人物，影片将蕴含对现实底层群体生存困顿的情感符号元素传播给观众，为激发观众对社会底层群体的情感联动创造前提条件。1．角色的设定带有现实性的阶层身份人物是电影的灵魂，电影叙事情节的戏剧化展开依托人物的参与而实现。“电影人物作为情感表达的载体，通过其语言、行为、心理愿望等完成其典型化与情感化的统一。”［6］《无名之辈》的角色设定主要通过职业奠定底层群体的身份，人物角色在情节中的行动也是根据角色定位展开。保安马先勇曾经是当地警察局队长的下属，由于一场意外车祸，失去原本辅警的职位，在楼盘工地当保安，他的角色代表着在城镇生活困顿的中年群体，骨子里认定自己是警察，渴望通过职业来改变社会他人对其身份的认同;劫匪胡广生和李海根代表着怀有城市梦的农村青年群体，他们从农村到县城打拼，希望通过盗窃卖掉赃物获得一笔钱财与爱人回乡共建家庭，获得他人的敬仰，在城市中完成“做大做强”的梦想。保安、小偷等人物角色都演绎着现实底层群体在城市中的生存处境，他们在影片中的职业和地位身份奠定他们在影片中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共同代表着现实底层群体的身份。影片人物角色出于自身利益围绕盗窃案展开行动，希望通过行动和努力跨越自己所处的阶层，摆脱自身的社会底层身份。这些影片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的设定是对现实社会中生活境遇相似的人或是社会群体的虚构描画，其人物的塑造往往是现实社会人物的缩影，将所代表的现实社会人物的固有特征附加在影片人物上，让观众能透过电影寻找到现实人物群体的影子，增强观众内心对底层群体的现实情感记忆。影片人物角色鲜明的身份定位，使观众清晰认定影片人物角色的同时也易于感受到现实底层群体社会身份和职业阶层所带来的生存窘境，影片以此引导观众对底层群体的情感关怀。2．台词用语凸显市井人物形象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流工具，它能清晰地传达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感情，也是电影人物性格及形象灵活且直接的表现符号。台词用语是人物在内在思维的符号载体，对事物内在看法的外在表达，能直接体现角色的心理活动、思想和情绪。“废咯，残废咯!”这句话除了凸显马嘉旗强硬、彪悍的个性外，消极的言语中透露自己对残疾人这个身份的无奈，直接将自己身份认定为“废人”。当她失禁的时候力拒李海根和胡广生帮忙，“不要过来，不要动我!你不要看我!”马嘉旗作为残疾人在无法处理正常生活而又力争维护自己尊严时的竭力呐喊在她身上油然而生。“人物角色的台词有着鲜明的人物特征即个性化”［7］，马嘉旗这一个性彪悍的人物角色通过自己的台词来隐藏她最为卑微的一面，害怕被别人看穿自己卑微的内心，用扮演者任素汐的话来说，“她内心的痛苦发泄不出去，所以见一个骂一个，骂人是因为需要一个出口宣泄，她内心脆弱自卑，遭遇的生活困境却很大”［8］，抗拒他人因为怜悯而对她给予帮助。电影台词对人物地位的反映还可以从正面和侧面来探讨，正面即人物通过自身台词话语标识自身所属的群体身份，侧面即通过电影其他人物角色与主要人物角色在台词对话中所使用的语言对主要人物具有明显性的身份判别。台词的话术使用更为直接将影片人物内心情感传递给观众。与马先勇有冲突对立角色的台词用语侧面显现马先勇的底层身份，对立角色在激动情绪下爆发的辱骂性台词进一步凸显马先勇的社会身份阶层。黑社会头目刘五将马先勇吊在工地吊机，并辱骂“还汪汪乱叫不?你是保安，不是公安!给高明的看门狗!”并召集人群殴马先勇，镜头同时特写放大马先勇身上带有“保安”徽章的制服，语言和镜头画面两种电影符号同时运用显现马先勇的阶层身份。马先勇在学校教育女儿依依，高明儿子高翔一拳挥向马先勇，“你这个死保安!”刘五和高翔与马先勇在角色设定上有一定的冲突性，和马先勇发生冲突时爆发的动作及台词用语增强电影对底层人物塑造的真实感，也复现现实底层人物在矛盾争执之间的愤怒情绪。“废人”、“保安”、“汪汪乱叫”等台词带有明显身份歧视，影片将这类带有强烈情绪的台词直接传递给观众，触发观众内心情感的波动，让观众从心理上产生接近而融入影片角色，从情感上对影片中的底层人物窘迫境况带有认知和现实共鸣。3．举止行为强化底层人物的熟悉感人物的行为也是诠释性格的重要手段，是人物心理活动的外化，其动作是内心情感的流露。［9］电影人物角色的行为举止根据人物身份定位设计而成的动作，具有放大人物特征功能。主演在电影中的一个小举动体现着人物在其所处特定场景环境下的直接反应，行为强化人物身份的形象定位。影片通过大量的特写镜头放大底层人物带有浓厚生活气息的一举一动，当影片赋予人物的举止行为契合观众对现实底层人物行为的印象感知时，观众能从影片中寻找到现实底层人物的影子，留下对电影人物以及现实底层人群的深刻印象，使观众在看到动作镜头产生对现实底层群体身份的熟悉感。黑格尔［10］曾这样说过:“能把个人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动作，人的最深刻方面只有通过动作才能见诸现实。”马先勇在水果摊顺手拿起李子在外套擦一擦塞进嘴里，从称里抱出一堆李子，顺手拿走隔壁摊主儿子不要的鸡蛋;去到案发现场顺手拿走别人吃剩的早餐，偷偷打听着现场警察的案件分析。买水果记账，顺走食物等看似生活中不经意的行为活现马先勇“小市民”形象，通过镜头的特写将马先勇“小市民”行为进一步强化，显现马先勇身处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底层一员，经济上的窘境使他贪图小便宜行为在生活场景中自然流露。在与吴老师僵持过程中称，“手头比较紧，打欠个欠条。”尝试用记账买来的李子讨好吴老师，李子撒了一地，马先勇单膝跪地上匍匐着身子捡起一个个李子，跪地捡李子的人物举止行为也体现马先勇心疼不容易得来的小恩小惠，甚至在自己好意不被接受情况下的失落感以及无奈和窘迫，也折射出马先勇在城市生存的弱小和无力。影片中的这些人物细节行为复现了现实社会多数底层群体举动，通过镜头画面展现的行为同样唤醒观众头脑印象中为生活拮据的底层人群。

二、观众对影片符号传递产生的情感联动

最近，围绕“党员干部有正气才更有力量”大讨论活动，我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深入学习和认真反思，在思想认识上有了进一步提高。我认为，“正气”就是一种品格，一种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如果每名基层干部都具有一身正气，那么我们的基层职工队伍就会焕发出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敢于同工作中的任何困难比高低。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究竟怎样才能树立起正气？怎样才能将一身正气转化为团队影响力？现将我的五点认识汇报如下。

一、讲正气必须具有诚实守信的道德素养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基层干部要做到有正气，必须首先做好“人”。我们基层干部，每天从早到晚跟职工群众打交道，从事的是与职工群众息息相关的管理工作，我们做了些什么、想到些什么，职工群众看得清清楚楚、摸得明明白白。所以，你想糊弄职工是做不到的，即便今天侥幸糊弄过去了，明天恐怕也要露馅。一旦露馅，面子扫地还在其次，关键是做人的基本信誉和人格都会荡然无存。试想如果一名基层干部一旦失去了职工群众最基本的信任，还能有什么资本教育引导职工、带动队伍呢？因此说，诚实守信的道德素养对我们基层干部来说应是摆在第一位的工作要素。在XX站日常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一言一行都要诚信于职工、诚信于上级、诚信于群众，凡是向职工承诺过的事情就努力兑现，确实因为客观原因兑现不了的，就一定实打实地跟职工有个交代。说话办事前掂掂份量，不说大话、妄话、过头话；汇报工作，坚持实事求是，成绩归成绩、问题归问题，既不隐瞒虚报，也不好大喜功。对待问题，坦然诚恳，错了就是错了，虚心改进。正是由于我们的坦诚，赢得了居民群众的信任和依赖。

二、讲正气必须具有讲求团结的大局意识

“团结就是力量”。一个团队，只要具备了团结的氛围，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基层干部要做到讲团结，首先，要顾全大局。当个人利益与大局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要以大局为重；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要以他人为先。一名基层干部如果事事考虑自己，那他就很难谈得上维护好团结的大局。其次，要心胸开阔。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仅要团结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更要去团结有缺点、犯过错误的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基层干部必须学会宽容。团队成员之间如果相互嫉恨，谁也不宽容谁，那这个团队就是一盘散沙，就会失去战斗力。再次，要关心群众。基层的职工最朴实，最憨厚，需要我们基层干部用心去团结，动情去帮助。在工作中，职工有了成绩，我们就及时给予肯定和赞扬；有了意见，我们就虚心倾听；有了困难，我们就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有了问题，我们就积极引导，善意帮扶，正是从这些琐碎的细节上关心职工，我们的队伍才有了今天的凝聚力。

三、讲正气必须具有公平公正的工作作风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十余年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体制性的转变,经济生活与日常生活日益复杂化,中国社会阶层的层次感与距离逐渐拉大,社会的治理方式也在经历着不断刷新的变革。时至今日,中国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遗留的矛盾与问题逐渐自上而下的沉淀,积压在社会底层,形成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的“后遗症”。而如何化解底层社会的诸多矛盾与纠纷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那么,针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我们如何采取一种更有效、更灵动的治理方式以协调各方矛盾和关系,提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以维护良好的生活秩序呢?为此,本文通过描述底层社会的纠纷与解决机制,以现象分析、原因阐释与制度建构的途径,为进一步完善底层社会纠纷及其解决提出设想和方案。

一、底层社会及其纠纷

社会因层级的划分而形成不同的社会类型。由于社会呈现出一种梯度变化的过程,因此,社会矛盾也区分为不同阶层、阶层与阶层之间等多重形态的秩序结构。为此,笔者根据社会结构分层的差异而将我国现实社会区分为底层社会与中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包含中层及其更高阶层的社会形态;底层社会主要是指针对刚刚达到温饱标准及其以下的生活状况的社会群体生活的社会形态。底层社会并非一种准确的学术概念,而是一种现象描述的概念,主要是针对经济收入状况处于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的社会贫困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下岗工、农民工、社会闲散人员,等等。这些人群大都处于追求或满足生活基本需要和基本保障的低层需求上,以维持生存的基本状况。底层社会由这样的底层人群构成,他们或居住在密集贫困区域或分散在不同的生活场所。底层社会边缘化在国家和市场之外,却又与两者密切相关的一个独特制度空间和行动领域。相对于公民社会,它更零散而缺乏秩序;相对于市场社会,它更为无序而缺乏规制。但底层社会又受制于国家与市场的影响,在这个公共领域中,民众以分散的个体或自我组织的形式行事;在法治相对缺位与社会规制体系相对乏力的框架下,民众依靠自我认知调整人际交往与处世方略。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民众需要更为强烈的自我保护,追求的利益更为赤裸与无顾忌,面对社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更为消极。底层纠纷既是指底层人群之间或者底层人群与其他社会阶层人群之间发生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纠纷因数量的庞大与情形的繁杂以及司法费用与成本的“高门槛”使司法体系难以觉察。但是,当底层纠纷因共同的动因而不断聚集,形成群体性利益诉求或因“多米诺”效应而不断引发出连锁反应时,如果不及时化解纠纷,就极易导致恶性结果的发生。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转,积极化解底层社会纠纷就成为保障国家方针政策得以落实的前提与基础。

二、底层纠纷面临的多重困境

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社会各阶层、各集团都会采取利己的策略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此所承担的风险与利益冲突就有可能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转,而事实是大部分社会矛盾与风险被不断地转移给缺乏保护、缺失权力的底层社会,当上层的压力与风险逐渐传导给下层时,底层民众所赋有的生存空间就进一步萎缩。同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风险事故与危机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也往往是底层社会的民众,比如2003年的“非典”事件、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以及2010年的大连原油泄漏事件,等等,其最大的利益受害者都通常处于社会中下层。在社会多重压力与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底层社会承载了难以想象的“压强”,这促使了底层社会内的外部反弹力。在此情形下,单一的权力治理已经很难有效化解底层纠纷,不断上访申诉的案例就是不争的例证。

面对上述社会危机与风险,中国司法体系并没有完全实现有效应对的法治功能。面对不断上访与申诉的民众,法院往往提高起诉的标准和门槛,将诉苦的当事人拒之门外;针对底层民众之间的琐碎纠纷,司法机关经常是“不管不问”。而一旦底层矛盾聚合产生较大的破坏力之时,司法机关的解忧排难的功能又需要依附于政府导向,而缺乏自觉性,在此,中国司法制度所包含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并没有发挥足够的功效,更没有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和萌芽之中。

海小平是一名通俗的底层回族民警，饱含着对群众深沉的情绪和对任务的热情，恪敬职守忘我任务，最终倒在了他最酷爱的任务岗亭上。他是一切在本人平凡岗亭上静静贡献劳动者的一个缩影，他更是“80后”青年的新时代典范。作为一名底层任务人员，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进修海小平的精神。

一是容身本职，勇抢先。海小平是一名底层民警，面临的是千丝万缕的群众琐事和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然则他不时进步政治素质和业务身手，在短短的三年工夫里就成为单元里的多面手和顶梁柱。不怕苦不畏难勇抢先，是新一代青年克意进步最活泼的模范。

二是人民好处摆首位，群众安危安心间。“为人民效劳”是党对人民最肃静的承诺，海小平把本人看成人民的儿子，把群众的好处和安危一肩挑了起来，他把本人摆得很低很低，群众把他放得很高很高。

三是忠孝两全，义领先。海小平是家中独子，又在遥远地域任务，平常任务忙碌，但每次回家都不忘对爸爸妈妈以尽孝道。他用对党和事业的忠实和对家人的最深邃的喜欢诠释了现代青年对“义无反顾”和“义无反顾”的了解。

“80后”是饱受社会诟病的一代，自私、狭窄一度成为其代名词，然则海小平用本人的生命和芳华来佐证了“80后”是有为的一代，是奋起的一代，是能担当大任的一代，“做党的忠实卫士，当人民群众的贴心人。”海小平把铮铮誓词一笔一画地写在办案笔记本上，更是用芳华和热血写在本人时间短闪光的生命里。

新一代的青年定要进修海小平容身本职任务，甘于贡献，克意进步的精神，酷爱人民，忠于职守，不辱使命，在平凡的岗亭上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从平常的一言一行做起。

【摘要】贾樟柯电影作品中的底层人物，他们的行为并不仅仅是底层被动的生活行为，而是带有作者个人色彩的“自主性行为”，这种“自主性行为”使得贾樟柯电影中的底层人物脱离了纯粹的底层范畴，他们是贾樟柯理想化了的“底层”。本文探讨了贾樟柯电影中底层人物“自主性行为”的主体，以及其所具有的特点、所展示的底层生命力和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价值。由此体现出贾樟柯电影底层叙事的独创性和作者性。

【关键字】贾樟柯电影；底层人物；“自主性行为”

尽管底层中国是贾樟柯电影的主要内容，他所塑造的人物也绝大多数来自于底层，但贾樟柯电影的叙事视角并不完全等同于底层的视角。因为底层的叙事视角贴近于底层生活本身，生活迫使着人做出选择，受限于底层的出身背景，人物的行为往往无法脱离自我局限的认知，行为的动机也往往来自于生活本能的驱使。而在贾樟柯的电影中，角色的某些行为却是带有自主性的。这种自主性的行为与物质上的需求无关，行为本身并不一定会为角色带来益处，而没有了这些行为，角色的基本日常生活也不会受到影响。于是，这种自主性的行为就成了角色自我意识的体现，而这些意识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底层的思想局限。贾樟柯正是通过这些超越底层局限的自主性的行为，将自我的理念和思想阐释了出来。而作为行为载体的底层角色，就成了贾樟柯理想化了的“底层”。他们同时具有底层的身份和超脱其底层身份的思维模式，这就造成了角色与他所生存的环境的格格不入，角色与社会环境之间产生了“疏离”。他们既是观众凝视的对象，同时，观众也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观察周遭的环境。在贾樟柯电影中，这些拥有自主性的行为的底层往往都是没有固定职业、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的游民群体。他们承载了贾樟柯对逝去生活的怀念、对当下的迷惘和对未来的希望。

一、游民群体行为的自主性

所谓游民即游食之民，他们既无恒产又无居所。贾樟柯电影中游荡的小偷、混迹社会的流氓、离开家乡的流浪者均是属于游民群体，他们的日常生活与绝大多数底层从业者们始终存在着距离，他们没有固定的生活起居，闲暇的时间相对充裕，对待现实生活，又都有着理想化的态度，这就给予了他们的行为以某种意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体制和思想观念的变革，深切地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底层。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失业，辍学，在城镇中游荡的游民，仿佛就处于旧与新的边界之间。一方面，他们仍坚持着传统的、自我的价值观念，有意无意地不接受或者抗拒新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社会的变革，在窘迫的处境中陷入迷茫。然而，正是这些人群，在拒绝新的价值观念的同时，也保留了前工业时代原始的生命力。就像意大利导演、马克思主义者帕索里尼在60年代末的底层游民无产阶级身上发现了基督教的原型一样。帕索里尼把那些迷失方向的人，视为有创造力、有活力的人。他认为一个诗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远离资产阶级社会，摒弃他们的价值，而去赞扬那一切不受约束的似乎是自由的东西，去体验那种新鲜的生机活力，那种无序的、放任自流的生活①。让帕索里尼失望的是，这些小城镇无产阶级在经济奇迹下，很快就接受了建立在不同等级基础上的消费价值观。在几十年后的中国，这样的情况又再次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将贾樟柯电影中迷失的游民群体视为贾樟柯所理想化的“底层”，他们并没有接受现实的价值观念，依旧坚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像扒手小武，电影并没有将他的行窃行为视为单纯的谋生手段，事实也证明了如果不行窃，他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生存道路去实现社会地位的转变。然而，小武并没有这样做，他试图以行窃的方式去维持友情、爱情、亲情这些旧有的人际关系，结果却是人际关系的逐一破灭。《任逍遥》中的斌斌和小季，行为则更加纯粹，小季没有缘由地追求巧巧，小季和斌斌抢银行也只是一时兴起。“你想干啥就干啥。”这是巧巧对庄子《逍遥游》标题所作的解释。虽然人物自主性的行为看似在追求绝对的自由，其本质却是对现状的不满和无可奈何，他们试图以一种逆反且荒诞的行为模式去寻求关注，以获得自我的认同。在这些行为的背后，是社会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巨大变迁，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各种形式的冲击，他们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来和这个社会徒劳地周旋②。社会环境的变迁最直观的表现便是对老建筑的大规模破坏和重建。在《三峡好人》中，作为异乡人的韩三明来到奉节的目的是重新找回妻子和孩子，却无意中见证了一个古城的逐渐消亡。顺着韩三明的旅程，我们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混日子的青年，迷恋流行歌曲的小孩，守着旅馆的老人，拆房挣钱的工人，在平静的表面下，却是一整个群体的迷惘。世代生活的城市沉入水底，不仅意味着这个群体生活地域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他们生活过的痕迹，他们祖辈的历史，他们记忆中的地方也被逐一地抹去。行为在这里被乡愁式的哀伤所包裹。破坏与变化、停滞与变动、对故乡的不断追寻是贾樟柯的核心叙事主题③，这些主题是通过游民群体自主性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游民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行为的自主性，但是，自主性的行为中的某些因素仍是不属于游民群体的。游民只是行为的载体，是“符号化”的人物，在他们的行为中，渗透进了贾樟柯的“文人意识”。

二、“自主性行为”的特点

首先，我代表乡党委对各位领导来我乡检查指导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把今年以来我乡基层党建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我们乡是革命老区，位于宁阳县最东部，6万人，6.8万亩耕地，辖45个行政村，77个党支部，其中村党支部43个、机关事业单位党支部28个，新经济社会组织党支部6个。党员总数2126人，其中农村党员1569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557人。今年以来，乡党委按照县委提出的“四三二一”工作思路，以落实中央四个长效机制文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总抓手，按照统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确保”（确保计划生育和信访稳定工作上台阶）、“两个优化”（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三个加强”（加强党的建设，执政能力进一步增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夯实思想道德基础；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保障公平正义）、“四个突破”（招商引资、工业经济、新农村建设、财政收入实现新突破）、“五个提高”（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提高村集体收入，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提高农民收入，加大建设管理力度、提高小城镇品位，加大投入力度、提高教育卫生质量，推进劳动力合理转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的整体工作思路，坚持依法行政、科学决策，用发展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团结带领全乡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取得了明显成效。认真回顾过去的工作，我们认为，以上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我们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定不移地把基层组织建设当作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今年以来，我乡按照省、市、县委关于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为中心，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根本，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立足实际，强化措施，实现了党建工作的较大飞跃，促进了全乡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跨越发展。

一、紧紧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中心，夯实基层组织基础我们始终把加强党委自身建设、选准配强乡村干部、加强乡村干部教育培训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形成抓基层党建工作的强大合力。我们坚持把基层党的建设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深入研究探讨推动工作的有效措施。一是建立强力推动的领导机制。乡党委切实加强对党建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以乡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向各村派驻了党建指导员，坚持一季一次联席会议，针对具体问题研究解决措施。乡党政成员实行“一岗双责”，全面落实联系点制度，每位党政成员、人大主任都联系一个经济强村、一个相对后进村。二是配齐配强党务干部。从机关各部门抽调了6名优秀的机关干部充实到组织室，进一步加强了组织工作力量。将基层组织建设经费列入乡财政预算，确保组织建设工作顺利开展。三是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创建目标、创建规划和创建措施。按照县委关于开展“三级联创”活动的意见和“五个好”村党组织、乡直站所考核标准、考核办法及验收细则等一系列文件，实行一季一调度，半年一考核一通报，年底综合考核并进行表彰奖励，督促抓好落实。四是实行严格的目标责任制。乡党委坚持每年与各村、乡直部门签订《“三级联创”工作目标责任书》，明确目标，砸实责任。同时，在全乡上下叫响了“不抓党建的书记不称职、抓不好党建的书记是失职”的口号，营造抓党建工作的浓厚氛围。五是建立调度考核机制。对目标责任书落实情况，作为对村和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坚持一季一考核、年底总考核，严格兑现奖惩。目前达到“五个好”的村有35个，乡直部门28个，分别达到总数的81%、82%。

2、加强自身建设，增强乡党委的执政能力。坚持以争创“五个好”乡党委为目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一是强化学习提素质。乡党委认真坚持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定期组织中心组理论学习读书会，及时传达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总书记视察山东时的重要讲话等内容，中央、省市县委一系列长效机制重要文件，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党建理论水平。二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增活力。坚持重大事情党委会集体研究，让每一位同志都发表意见，不搞“一言堂”，营造既有共同意志又心情舒畅的干事创业环境。三是班子成员定期述职、“三线”作战加压力。坚持周一例会制度；每半月一次班子成员向党委书记、乡长述职，总结经验，谈下一步工作打算。实行党政成员三线作战：一线为本职工作，一线为所包管区重点工作，一线为招商引资上项目。本职工作县委考核，包管区工作、招商引资工作乡党委年终考核，严格兑现奖惩。四是向调查研究要思路、要办法。坚持采取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开展调查、了解情况。既调查机关，又调查村企；既调查党员干部，又调查普通群众，深入到问题所在地和矛盾症结处，追根求源，掌握第一手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提炼有价值的东西。实行党委书记带头驻村蹲点制度，进百家，知民情，为准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避免失误。五是认真落实“五个一”工作制度。党委书记率先带头，坚持每半个月深入一个村搞调研，每半个月与一名支部书记座谈；乡党委每月集中会诊一个村，召开一次村级班子运行分析会，培训一次村主职干部，有效促进基层组织建设水平不断提高。

论文摘要：从家谱的记载看，下层文人对古代诗文名篇的评论，主要有三种情形：向往诗文所表现的某种人生理想；对诗文的内容予以具体的分析；对诗文的意义给予改造性理解和引用。所体现出的观点有的与我们此前所看到的专业评论接近，有的则别出新意。而无论是哪种情形，都能反映普通人阅读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基本风貌和具体过程，是对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补充。

论文关键词：底层文人；普通民众；古代文学批评

在古旧家谱文献中，保留了一些下层文人甚至乡野村夫评论中国古代诗文名篇的资料。这些评论有的与我们此前所看到的专业型评论接近，有的则别出新意。而无论是哪种情形，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人阅读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某些风貌和过程，这些过程及结论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及价值、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鲜活状态，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和参考价值。兹简要介绍如次。

一、以向往诗文所表现的人生境界而表达对诗文的理解

许多乡下文人对于古代诗文中所表现的某种人生理想产生极其浓厚的兴趣。而在这种兴趣中，也同时反映了他们对诗文意义的理解。

尹炳金、尹任公等纂修、民国间永思堂木活字本《尹氏家乘》卷十六中载席珍撰“伯父云庵公传”，称尹御尊“屡试辄败。家居饮酒，常以读书下之。一日读仲长统《乐志论》，每一过，浮一大白。适有友人吴紫陶见之，笑日：‘有如此下酒物，虽一斗不足多也”’。仲长统是东汉时期的智士和狂士。《后汉书》本传称他“性假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其《乐志论》为自己设计了一种既无衣食之忧又无心灵之扰、闲静时置身山水、嬉乐时良朋满座的闲适安逸生活。这样的生活即使神仙也难以企及，但许多厌世的文人却十分向往。落榜书生尹御尊每读一遍《乐志论》，即痛饮一杯，其中的意境他自己虽未明言，但友人一句“有如此下酒物，虽一斗不足多”，则替他将《乐志论》的精髓点了出来。实有言在此而意在彼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