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对象范文10篇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因此必须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确定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的形势下，必须把国家宏观调控关系、市场管理与规制关系、社会公用关系以及可持续发展关系纳入到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畴中来，成为其具体内容，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稳定、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经济法；调整对象；市场经济

一、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原因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是确保经济法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必然要求。它也是明确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是，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化是重要的一步。同时，厘清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是界定经济法定义的前提和基础。我们都知道，一部法律要想在现实社会中起到预想的作用，达到预设的目的，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要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如果达不到此标准，该法律就不成法律，更不用说其效力大小了。调整对象，就是某一法律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在经济法中也不例外，它也是经济法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内容，因此要想有一个全面、具体、正确的经济法定义，必须明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这也是民法等其他法律给我们的启示。因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但结果是各研究都有自己的观点，调整对象的内容没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陈述，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问题。在中国，学术界的活跃程度固然重要，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的混乱和模糊，甚至误导初学者。其次，确立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明确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目的在于解决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问题。其次，通过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明确了被调整人对法律的内在要求，即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达到现状。一方面，它既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又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其他法律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无法保障的部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也有利于行政部门按照法律行政，健全法律模式，真正发挥法律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效力与作用。

二、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具体内容

（一）宏观调控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有形之手”与“看不见之手”深入合作，即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市场调节有自身的弱点与不足，概括起来讲就是自发性、盲目性以及滞后性，因此在遇到市场大的波动、经济结构大的调整等一些仅仅靠市场调节无法真正发挥效应的情况下，只有国家出面从宏观上进行把握和调控，才能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从而制止“市场失灵”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是很有必要的。其中，宏观调控的关系是与市场经济的诸多方面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混合关系。其出发点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大局。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国家干预，这直接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其内容主要包括产业调节、国有资产管理、市场投资、经济规划、财政金融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几乎涵盖了市场经济在宏观上的方方面面。因此，将国家宏观调控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要内容，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的意义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国家与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关系具有相同的价值目标，即资源的优越性。这也是设置前者作为后者调整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国家宏观调控手段与经济法也有相似之处。一般来说，国家宏观调控需要法律支持，如货币管理法、银行法、金融法、信用法、税法等。事实上，这些法律法规是具体经济法的内容，是具体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市场管理与规制关系。市场管理与规制的关系也是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商务主管部门与商品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管理对象包括商品生产者、商品经营者和商品消费者，以打击其中的假冒伪劣。同时，对扰乱市场秩序、不正当竞争、垄断、经营者买卖的非法手段加以限制。维护商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禁止不公平，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保障我国市场经济有序发展。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存在着不正当竞争、市场垄断等现象，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势必导致资源配置的失败，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基于以上现象，为了协调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保障市场经济秩序，必须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法律环境，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参与、引导和规范。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弥补其缺陷互法律手段就是完善市场机制。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是，一方面要制定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另一方面要依法惩治违法行为。经济法是完成市场经济任务的法律。很多人担心民商法已经存在，而且在完善市场经济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如果把市场规制关系纳入到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畴之中，就会导致两者的冲突。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不用担心的，因为经济法和民商法都属于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的法律，两者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只是分工有所不同，即使有重复的部分，但本质精神都有利于解决矛盾，可以说，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驾护航者。（三）社会公用关系。市场调节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对于社会公用品，比如公共设施中的公共厕所、公园健身器材等，是社会人公用的，它们在社会流通中不符合一般市场经济的规律，会导致市场失效。也可以理解，在社会总体质量达到相当大的水平之前，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许多社会人只想享受公共物品的使用价值，而不愿意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心理，那么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就没有收益，即使最基本的成本也无法收回，国家必须为缺失付出代价，这是一种现象。另一个现象是，许多公共产品，如高风险、高投资和低利润产品，不能由私营部门生产和交易，它们不愿意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国家生产和提供来自消费国家的干预尤为重要。上述各种情况，都体现出在社会公共关系中，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手段，在国家的干预过程中，必须有一定的法律依据，水利电力法、公用事业法、国有资产投资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就是此类法律的重要代表，它们也都是经济法的范畴。只有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保障作用，对国家投资企业进行管理，对私营企业进行有序引导，国家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四）可持续发展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也是中国经济法调整目标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系列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资源过度开发、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代价，也制约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禁止甚至惩治矿产资源开采法、环境保护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等行为，但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可以看出，这些法律中存在着非法因素。这主要是因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象是由经济原因造成的。有些人认为环境法就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源开发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重要法律，但是该法律局限于环境方面的因素，而经济与环境之间的深层关系，如何协调才能真正促进两者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必然还需要经济法的参与和规范，这样才能把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协调开来，也才能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可持续地发展。因此，在我国处于转型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把可持续发展关系纳入到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畴中具有现实意义。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目前国内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形成了“国家协调论”、“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国家干预经济法论”、“国家调节经济法论”和“经济管理经济法论”等若干有代表性的学说，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理解不同，而对经济法调整范围的不同界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界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涉及到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以及界定经济法调整范围的大小等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

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涉及到以下问题。

首先，首要问题在于确定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出发点，是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还是以西方的法的体系为标准来确定和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呢？目前，经济法学界一致认为应以实践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杨紫煊：《论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笔者认为，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其一，从法理上看，法的部门是实质意义上的，即它是由特定的法律规范组成的，而不是指某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确定法的部门有违常识。所以，显然不能想当然认为《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一出，经济法与民法便泾渭分明了。其二，从法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的法的体系是历史地形成的，对于我们而言，有必要进行扬弃，而在扬弃中，其基本依据必然是从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在具体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时是否应充分尊重民法、商法传统的调整领域，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是否正“日趋缩小”或越小越好？笔者认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符合现实的要求，并不一定拘泥于现已被认可的法的体系。法的体系是主观的产物。法的部门的存在与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人的认识可能落后于实践，囿于各种原因，人们可能认识不到已经存在的事物，或虽有所认识但混同于其他事物。另一方面，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知识的积累、现实发展的要求，人们的认识逐渐提高，已有的法的体系将会被打破，更为科学的法的体系将会建立起来。

其次，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是特定的，是由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虽然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有不同的表述，但均认为经济法不调整非经济关系，也不调整所有的经济关系，只调整国家对经济生活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经济关系，即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

再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应当区分清楚。如果不能划分出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则经济法无从建立；如果不能严格划分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界限，则经济法的体系也不可能严谨科学。因此，关于经济法与其他法的调整对象“交叉”或“重叠”等说法只能说是对经济法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或相当程度的认识，但还不能说完全科学地界定了经济法的概念和应有地位。

根据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度全省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度全市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18年度全县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现就2018年度全镇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工作内容

（一）扶贫对象动态调整

1、贫困人口退出。以户为单位，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省扶贫标准，且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有保障的贫困户，在入户采集信息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一评议一公示一公告”程序实施退出。

2、贫困人口新纳入和脱贫户返贫。对符合贫困标准和条件，未纳入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以及以往年度标注脱贫又返贫的贫困人口，在入户采集信息的基础上，严格按照“两评议两公示一比对一公告”程序分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返贫人口，切实做到“应纳尽纳、应扶尽扶”。新纳入和返贫人口重点关注低保人口、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重度残疾人口。

3、贫困人口自然变更。对贫困户成员因出生、婚入、迁入等原因增加的，填写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增加情况表。对贫困户成员因死亡、婚出、迁出、判刑收监等原因减少的，填写贫困户家庭成员自然减少情况表。

一、财政法的概念

“财政”概念常常被人们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使用,因而被赋予多种意义。首先,财政可以是指一种行为,即国家为了满足公共需要而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财政管理和财政支出等;其次,财政可以是指一种制度,即财政活动据以运行的机构和规则体系。它既可能是法律规定的显性制度,也可能是财政活动中自发形成的、有待法律确认的隐性制度;最后,财政还可以指一种社会关系,它既可能是指从过程来看的国家机关之间以及它们与财政行政相对人之间,在财政活动过程当中发生的相互制约的或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政行政关系,也可能是指从财政分配结果来看的各种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即财政经济关系,还可能两者兼而有之。

从形式层面看,财政法就是调整财政关系之法。按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这种界定方式因为凸现了财政法独特的调整对象,所以可以使财政法与其他部门法相区分。由于这种定义方式颇具中性色彩,既不涉及到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涉及到法律的价值追求,因此它可以适应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所有情况。无论是奴隶社会时期,还是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资本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时期,财政法的形式共性都可以从其调整财政关系这一点找到。也正是基于这个共性,财政法学才可能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延伸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政治经济背景的国家,从而形成财政法制史或比较财政法等研究分支。

然而,概念的广泛适用性必定是以高度抽象作为前提的。当事物的共性被作为唯一的追求对象时,其诸多的特性就不得不被舍弃。对于身处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国家的个人或团体来说,抽象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种与自身发展密切关系的特殊性同样不可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事物的特殊性在决定其发展方向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自从国家产生、法律创制以来,人类共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四种不同的历史类型,不同历史时期财政法的职能定位和价值追求也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财政法都是建立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君王或皇帝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中心,财政权力只是君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论上财政权力并非来自于人民,相反,它们是压制人民权利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法仅仅是专制政权利用法律形式推行财政政策的一个工具而已,缺乏独立的与民众利益声气相求的价值取向。财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保障财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而财政支出方面则仅仅停留在技术性层面,满足于统治阶级内部从上到下的管理和监督。

封建社会末期,新兴资产阶级与君权的矛盾集中体现在财政问题上。封建君主的横征暴敛激起了资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市民革命由此爆发。如英国的历次革命均因国王滥施税负而起,最终为人民通过议会争得“课税同意权”;美国的革命则发端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人民抗缴茶叶税,最终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新国家。资产阶级国家建立之后,至少在形式上开始确认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基于这个前提,财政法的宗旨和原则都较以前发生了质的变化。首先,财政被定义为一种服务于大众的公共物品,它源自于人民的公共需要,因此必须受到人民的制约;其次,财政权力不再是一种单纯用于统治的工具和手段,它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同时也在此范围内受人民的监督;再次,财政的民主基础备受重视,人民通过议会行使对财政的决定和控制权成为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最后,财政法的功能开始转向保障财政的民主统制,财政权力的失范成为关注的重点,人民的基本权利开始凸现。因此,这一历史时期的财政法明显不同于君主专制时期的财政法,尽管它们都符合在调整对象方面的共性。

提要我国是世界十大航运国之一，远洋运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占居重要位置。1993年7月1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是近年来我国所颁布的法律中与国际惯例和国际通行做法接轨最多的法律之一。明确海商法的调整对象，有利于加强对海商法的研究。本文论述了海商法的四方面调整对象：海上企业组织、海上商业运输、海上损害赔偿和船舶担保法。

关键词海商法船舶运输提单

海商法一词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为法律的海商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等等；二是指海商法学科，即以海商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老的法律学科，一般又称为海商法学。本文从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海商法一词，即本文所研究的是海商法法律的调整对象，而且主要以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为基础来研究海商法的调整对象。

海商法一词在大陆法系国家称为MaritimeLaw或ThelawofAdmiralty，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为ShippingLaw.从词源上考查，海商法一词是与“海”和“商”有关的法律，是有关海洋商业的法律。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各国学者认识不一，各国的立法实践也多有相异之处，这除了与法律传统、文化习俗、航运习惯等有关之外，还与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外贸地位等有关。我国海商法体系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国籍船舶管理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环境保护法》、《北京理算规则》、《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等以及中国参加的有关海上运输方面的国际条约为内容构成的，并以众所周知的航运习惯为必要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由此可见，我国海商法律的调整对象是海上运输中发生的以及与船舶有关的各种关系，包括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的海商、海事关系和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纵向的海商、海事及船舶行政管理关系。

一、海商法调整对象之一：海上企业组织

海上企业组织是从事海上商业运输和海上生产活动的主体。海上企业组织可以是法人、非法人的单位和自然人，在现代海上运输实践中，海上企业组织多以法人的形式出现，非法人的单位和自然人则较为少见。海商法对海上企业组织的调整主要是关于船舶所有人、船舶辅助人员以及船舶本身的规定。

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它由一群经济法律法规构成一个部门法体系。但由于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认为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就只有经济法，显然不够正确。本文就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提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民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及其局限

民法是以调整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为己任的，它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强调意思自治，排斥国家权力的纵向干预，在民事责任上以补偿为主要原则。它是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颁布，使民法进入一个辉煌时期，这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当时，法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客观上排斥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及参与，而民法恰是一个以平等、自愿、等价、有偿为原则的法律体系，它正适应了资产阶级“管得越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样一种要求。这一阶段民法是调整经济关系最主要的法律。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垄断资本家凭借其自身对资源的垄断而排斥自由竞争。由此，民法所确立的一系列平等、自愿等原则受到极大的冲击。就本质而言，民法由于自身局限，不可能解答因政府基于公平考虑而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适度调控，以及组织管理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带来的问题。如依民法合同自由原则，只要合同订立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况，则国家不加干涉。但在大工业条件下，合同完全自由绝对不可能体现出法所要达到的公平、正义。就经营者与消费者形成的消费关系而言，经营者因其专门从事某一商品的生产及销售，积累了许多该商品质量方面的专业知识，且因现代社会的极其复杂性，消费者不可能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全知全能，即使成为某一方面专家，当与经营者达成购买商品协议时，虽该商品达不到一般质量要求，该消费者不一定能够发现。按民法理论，该合同却能依法成立并得到履行。这样，虽然经营者的行为不公平，却合乎民法规范，可见民法对该行为已无能为力。因此，国家基于公平、正义的考虑，为了保护消费者作为“弱者一方”的应有权益，通过立法制定一系列强制性经济法律法规，强令经营者遵守，且不得以合同加以排除，从而起到衡平经营者与消费者利益的目的。

二、行政法调整模式及局限

马克思为了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而引起的剥削制度的非人道性，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其中一条是由政府按社会需求有计划的组织生产。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按这一模式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依靠行政命令组织生产。虽然该体制能集中国力进行建设，开始阶段确实显示了良好的经济效果，但由于在计划体制下，计划主体是国家，企业家无经济决策权，而国家计划因少数人认识的局限性与经济生活的无限复杂性，难以切实可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行政权力包办经济领域一切的行为日益表现出不合理性。在我国，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出现政企不分，企业生产由政府统一计划，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企业财务由政府统收统支，统负盈亏，企业等同于被动执行政府指令下的机器。无产、供、销和人、财、物的经济自主权，实质是否认企业有物质利益权，否认企业主观能动性，企业的领导由政府任命，对政府负责，而不向企业负责，企业管理没有良好的监督程序，造成国企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不高。虽有的国企因领导班子得力仍有较好经济效益，而更多的国企因产销脱节，产品不能实现价值，终至靠举债度日。可以说，国有企业的困境反映了依靠行政权力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目前国内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形成了“国家协调论”、“经济管理与经济运行经济法论”、“国家干预经济法论”、“国家调节经济法论”和“经济管理经济法论”等若干有代表性的学说，他们的主要分歧在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理解不同，而对经济法调整范围的不同界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界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涉及到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以及界定经济法调整范围的大小等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

确立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标准涉及到以下问题。

首先，首要问题在于确定研究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出发点，是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还是以西方的法的体系为标准来确定和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呢？目前，经济法学界一致认为应以实践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根据改革、开放的需要，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来确定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杨紫煊：《论中国的经济法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笔者认为，这一出发点是正确的。其一，从法理上看，法的部门是实质意义上的，即它是由特定的法律规范组成的，而不是指某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出发确定法的部门有违常识。所以，显然不能想当然认为《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一出，经济法与民法便泾渭分明了。其二，从法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的法的体系是历史地形成的，对于我们而言，有必要进行扬弃，而在扬弃中，其基本依据必然是从实践的需要出发。因此，在具体确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时是否应充分尊重民法、商法传统的调整领域，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是否正“日趋缩小”或越小越好？笔者认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符合现实的要求，并不一定拘泥于现已被认可的法的体系。法的体系是主观的产物。法的部门的存在与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方面，人的认识可能落后于实践，囿于各种原因，人们可能认识不到已经存在的事物，或虽有所认识但混同于其他事物。另一方面，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知识的积累、现实发展的要求，人们的认识逐渐提高，已有的法的体系将会被打破，更为科学的法的体系将会建立起来。

其次，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应是特定的，是由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目前，国内经济法学界虽然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性质有不同的表述，但均认为经济法不调整非经济关系，也不调整所有的经济关系，只调整国家对经济生活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经济关系，即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

再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应当区分清楚。如果不能划分出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的界限，则经济法无从建立；如果不能严格划分经济法与其他法的部门界限，则经济法的体系也不可能严谨科学。因此，关于经济法与其他法的调整对象“交叉”或“重叠”等说法只能说是对经济法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或相当程度的认识，但还不能说完全科学地界定了经济法的概念和应有地位。

民法、行政法、经济法从不同的方面调整经济关系。要明确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必须将这三个法律部门所调整的对象分别界定。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现在的问题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中确定哪部分由经济法调整，哪部分由行政法调整。本文试就此问题再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资本主义经济取得合法地位时起就出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后，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另一方面对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行为，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后一部分内容是资产阶级干预经济的行为。由这一行为产生的经济关系是新出现的经济关系，也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

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在资产阶级国家里不是唯一的经济成分。除了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外，还有少量的国有经济和为数不小的个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不同的经济成分，采取不同的法律措施，对国有经济，资产阶级政府是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其进行管理的，行使的是行政权。对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私有财产是无能为力的。现在看起来，资本主义国家对国有经济所颁布的法律是属于行政法。但当时对私有经济的干预尚没有颁布专门的法律，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是在其他法律中规定几个法律规范。因此，尚未引起法学家的注意。

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垄断现象的出现，经济危机的发生，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将要崩溃，资产阶级将要退出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国家强烈地意识到过去干预私有经济的力度不够，于是加强了干预私有经济的立法。此种法律，不但数量多，其作用也显著。于是引起法学家的注意，并对其进行研究。德国法学家首先将此类法律称为经济法。经济法这个概念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纳。经济法开始只是几个法律规范现已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经济法应当调整生产经营领域内发生的经济关系

一、关于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问题

对于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问题，在我国国际私法学界，虽然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大都把它概括为“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涉外民事法律关系”。②虽然由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第主编，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的《国际私法教程》认为：“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由张仲伯、赵相林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的《国际私法》也主张：“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可以说是国际民事关系，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就是涉外民事关系”；但他们又都同时特别强调，这种“国际民事关系”或“涉外民事关系”就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③在余先予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的《简明国际私法学》和由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第主编的《国际私法教程》中，还专门就“涉外民事关系”和“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关系问题作了论证。两本著作都主张这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没有任何区别，而且都以日本学者江川英文的观点作为论据，最后或者是认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与涉外民事关系在国际私法中是同义语，约定俗成，没有必要用这一个来排斥那一个”；或者是认为“国际民事关系和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在国际私法中是同义语，争论是没有现实意义的”。④

笔者认为，把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或者“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观点是错误的，应该把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定义为“国际民事关系”。⑤即在此特别强调：作为国际私法调整对象的应该是“国际关系”，而不是“涉外关系”；是“民事关系”，⑥而不是“民事法律关系”。

强调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应该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涉外”民事关系。主要是考虑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深入实施，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与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融合，我们有必要站在整个国际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国家的角度，即应该从更加全面和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我国及其国民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且，笔者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词语的改变，而是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随整个国际社会一起步入21世纪的中国所绝对需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的更新。

强调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国际“民事关系”，而不是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是因为笔者认为，这既是一种法理上的逻辑要求，也是国际私法实践的必然结果。

从法理逻辑上说，作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只能是一般的社会关系，而不应该是法律关系；一般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法律规范的调整以后才能成为法律关系。由余先予主编的《简明国际私法学》和由刘振江、张仲伯、袁成等主编的《国际私法教程》在论证这一问题时，都是引用日本学者江川英文的主张，认为“在国际私法中，法律关系一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使用”，而且，“在国际私法上一般地讲法律关系，所说的就是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生活关系这样的意义。而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使用法律关系一词决没有什么不适当之处。所以勉强来排斥这个词，没有考虑的必要。”⑦很显然，这些学者们的论据，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在国际私法中，法律关系一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使用”；另一个是“在国际私法上一般地讲法律关系，所说的就是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生活关系这样的意义。而为了表达这个意思，使用法律关系一词决没有什么不适当之处。”笔者认为，这两个论据都存在问题：首先，“在国际私法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使用”决不能作为使用这个词的依据，不科学、不准确的表述不可能因为使用多了就能够变得科学和准确起来。其次，既然“在国际私法上一般地讲法律关系，所说的就是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生活关系这样的意义”，就应该直接使用“生活关系”或“社会关系”，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标新立异”而“独树一帜”；而且，这样只能徒增不必要的法理逻辑上的纷乱。再次，任何部门的法学理论、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话语都有其内在联系和内在统一性；作为整个法制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其应该是完全一致的，如都把“法律关系”定义为：“经过法律规范调整以后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社会关系”。既然在国际私法中，“法律关系”与“社会关系”也同样有不同，⑧既然国际私法中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与其他部门法中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为了保持和维护有关法学理论、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话语的统一，就应该与其他部门法及部门法学中的表述保持一致。因此，为了使法学理论、法学教育、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话语在内的整个法制体系保持统一，这种“排斥”或“争论”绝对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经济法存在吗？它能与民法、行政法相区分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无疑要先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因为通常人们判断一个法域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关键是看它有没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事实上，我国许多经济法学者也都将此作为整个经济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认知入口，可见对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确实非常重要。本文从分析国外两大法系中所存在的经济法现象的经济社会根源和目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法所担负的特殊的历史使命入手，试图逐步揭示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找到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从各国经济法学流派的主要观点中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简述各国经济法学界的主要观点

通常我们都认为现代经济法产生于德国。在经济法学创立之初，德国的经济法学家就对经济法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只不过是企图指出当时各种经济关系有趋向于法制化的观点而已；另一派则认为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中“企业法”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企业管理或完成经济企业者的事业而产生的关系：“社会法”说认为经济法是把“社会”作为调整对象的法，介于公私法之间：“组织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同经济政策相适应的一个独特的法律部门。“统制经济法”说则认为经济法是统制经济固有之法。

日本也是一个经济法学较为繁荣的国家。其中较为著名的学者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是“为了弥补民法调整所不及的法律空白状况，即其中包含的与市民社会私人方面相对的公共社会方面”的内容而形成的法。丹宗昭信则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是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介入市场的一系列法规。

英美法系的国家因其传统不强调公私法的划分，所以也不关注与此划分密切相关的经济法。虽然在英美法学界绝大多数人迄今为止不主张使用“经济法”这一独立的概念，但并不代表这些国家就没有经济法现象，如今被称为“经济宪法”的反垄断法，就首先诞生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