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范文10篇

一、“钓鱼执法”的法律属性

“钓鱼执法”又叫“执法圈套”、“诱惑侦查”，来源于英美法。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主要用于刑事侦查中。为了打击犯罪，警察常常主动出击，制造陷阱，诱惑犯罪人，使其上当受骗，从而抓捕，将其送上法庭。可见，“钓鱼执法”最初来源于刑事侦查中，并且在实际应用中有严格的限制。“诱惑侦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侦查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惑侦查时的事实不能作为犯罪证据。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是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运用，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意设计一些能诱发行政违法的情境或者机会，以此来收集行政违法相关证据，并对行政违法相对人作出相应处罚的行为。通过上海“钓鱼执法”案件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公司的司机，孙中界肯定不能算作犯罪嫌疑人，并且他以前也没有任何违法记录被执法者所掌握，而是他的义举让他钻进了执法者为他设置的圈套。在他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的情况下，被告知“非法营运”等候处罚。可见，在这个案件中，当事人根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所谓的违法活动，行政部门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否则将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

二、“钓鱼执法”的行政法分析

（一）“钓鱼执法”违反了行政合法性原则。依法行政是行政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行政法治的追求目标。依法行政要求政府执法必须依据明确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擅自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条件、标准、限度。由于执法机关握有庞大的行政权力,这些权力与社会公共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如不予以严格限制,则很容易被滥用。现阶段,我国没有任何一部相关法律规定,执法机关可以设立“诱惑侦查”去引诱本身没有犯罪意图的公民违法犯罪,然后将其抓获。并且在上海“钓鱼执法”案件中，执法者滥用职权，设置各种圈套引诱行政相对人“上钩”，并且不给对方申诉抗辩的权利，甚至采取非法强制措施让对方“认罪伏法”。所有这些都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违背。

（二）“钓鱼执法”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行为，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也就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要做到合情、合理、恰当和适度。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行政行为必须有合理的动机。上海市有关执法部门打击非法营运、维护社会公共管理秩序的目的是好的，但采取“钓鱼执法”这种行为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因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为实现行政目标可能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某种不利影响时，应当使这种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现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谓“比例原则”，即行政手段应该与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对其采用激进的“执法钓鱼”手段，这一手段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与互助。其最终必然会使民众产生政府权力是否合理运用、政府是否诚信等质疑，从而影响政府的公信力，这也是与我们所提倡的法治是背道而驰的。

一、“钓鱼式”行政执法事件及过程

2009年9月上旬，上海张晖“好心搭载胃疼陌生人”被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据此认定自己非法营运，张晖不服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的处罚。10月14日晚7时30分左右,上海某公司司机孙中界，应一名衣着单薄的男子恳求同意其搭车,行车没几分钟他即被两辆车包围、逼停,被指认涉嫌黑车经营,车辆被有关部门扣留，孙中界怀疑自己被“钓鱼式”行政执法，不懂如何用法律自救的他断指示清白。按照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的工作总结，两年来仅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就多达5000多辆，罚没款高达5000多万元，这种“钓鱼式执法”迅速演变成为公共话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先描述下这种“钓鱼执法”的全过程。作为行政执法主体的交通执法大队，通过在社会招募“钓头”和“钓钩”，由其假扮各种处在紧急、可怜状态的普通市民，以骗取同情等方法，在行动范围内“垂钓”私家车，上车后用携带的录音设备以取证，主动表示给钱，到执法大队埋伏区即要求下车。待车主将车停稳，则突然地拔取车钥匙。同时，埋伏多时的执法队员汹涌围上，使用暴力将车主制服，并搜去身上所有财物和证件，开出罚单并暂扣车辆。至此，“钓头”和“钓钩”任务完成，他们成功垂钓一次可分得几百元人民币。车主若想取回被扣车辆，必须缴纳万元巨额罚款，“承认非法营运”，同时签署“放弃抗议申辩”文书，最后缴纳200元“代驾费”后提车。此类事件日益引发公众的质疑，“钓鱼式”行政执法是否具有合法性,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从法理角度分析其合法性。

二、“钓鱼式”行政执法的概述

（一）“钓鱼式”行政执法的概念

所谓“钓鱼式”行政执法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意设计一些能诱发行政违法的情境，或者根据违法活动的倾向性向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调查对象提供实施的机会和相关环境条件,以此来收集相关证据和掌握相关信息,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者结果发生后,当场对其进行拘捕，并对行政违法相对人作出相应的处理。

（二）“钓鱼式”行政执法的研究现状

摘要：随着北京市的人口数量持续递增，北京作为水资源严重紧缺的特大型城市，水资源安全问题、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南水北调来水调入密云水库调蓄工程的正式运行，京密引水渠、团城湖在南水北调工程中承担着正向、反向输供水的重要任务，也成为全市生命保障线，为实现首都水资源“喝补存”战略部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京密引水渠水生态环境治理近年来受到社会关注度逐年提高，如何确保京密引水渠水环境安全，让市民喝上安全水、放心水？水务部门创新求变，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水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致力于守护好这片净水。尽管作了大量工作，但仍有一些问题无法根除，主要体现在乱倒垃圾渣土、游泳、钓鱼等违法涉水行为屡禁不止，水环境治理成果仍然与社会及广大市民的期望有所差距。文章通过对京密引水渠海淀段水环境现状进行了充分调查、研究，分析查找存在问题及原因，结合渠道自身现状和特点，提出一些对策，为进一步做好引渠水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支撑与保障，实现对现有水资源有效保护。

关键词：京密引水渠；水环境现状；存在问题；保护措施

在报告中，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并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京密引水渠作为首都重要的水源流经地，在南水北调工程中承担着正向、反向输供水的重要任务。目前，水环境工作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工作，做好水环境保护工作，保障水源地安全，使我们水务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也是广大市民的的责任和义务[5]。

一、京密引水渠海淀段、团城湖基本情况

京密引水渠始建于1960年10月，1966年5月全线通水，始于宫庄子进水闸，流经密云、怀柔、顺义、昌平、海淀五个区，全长105.059km。[1]温泉管段从后沙涧（左岸分水闸、右岸山洪桥）至团城湖南闸段渠道，全长25.527km。团城湖位于颐和园昆明湖西侧，是全市重要的饮用水供水枢纽工程，同时是南水北调北京段重要输配水设施，属于Ⅰ级水源保护区，水面面积29.03万m2，相应库容59.3万m3。近些年，随着南水北调来水调入密云水库调蓄工程的正式运行，温泉管段在南水北调工程中承担着正向、反向输供水的重要任务。担负着向第三、第九、城子、田村山、长辛店和通州等6个水厂供水任务以及北长河、昆明湖生态供水的任务，其作用和重要性更加突出。如图1所示。

二、水环境现状

为加强滩坑水电站库区（下简称“库区”）渔业管理，促进库区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持续健康发展，结合《加强滩坑库区渔业管理》重点提案的督办工作，8月24日，县政协主席带领部分提案委成员，对库区渔业管理工作进行了视察。视察组听取管理处、水利局、水上派出所等部门单位的相关情况介绍，并就如何加强库区渔业管理工作进行了交流探讨，形成共识。现将视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库区渔业管理的基本情况

滩坑库区水域面积约78平方公里(其中在我县境内约43平方公里)，并保持着较深的水位，为鱼类的生存繁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渔业资源丰富，种类繁多，这里也成了非法捕捞的重灾地。非法捕捞者网、电、炸、毒鱼现象较为严重，致使库区鱼类数量、种类大量减少。为保护库区渔业资源，促进库区生态平衡，改善库区水体水质，保障下游饮用水安全，管理处、渔政和水上派出所等单位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一是投放鱼苗，丰富资源。2011年、2012年连续向库区投放大量鱼苗，以改善库区鱼类构成，丰富渔业资源。特别是鲢鳙鱼、草鱼的大量投放，起到了“清道夫”作用，改善了库区的生态环境，保证了水质安全。二是专项整治，加大打击。今年以来，渔政执法大队组织开展渔业行政执法180多人次，并联合公安等部门进行专项整治，共查处违法案件6起，没收网、刺等渔具500多副，有力地打击了非法“电、炸、毒”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三是加强宣传，增强意识。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以及张贴标语、通告等多形式、多渠道宣传渔业法律法规。今年以来出动宣传车12次，发放宣传资源4000多份，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进一步提高了群众保护渔业资源和渔业生态环境的法律意识。四是成立协会，加强管理。2012年成立了有200多名会员的钓鱼协会，由协会来管理会员，通过协会的自律来规范钓鱼行为，以引导、促进我县钓鱼业的合理健康有序发展。

二、库区渔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渔业养殖尚未开发，难以发挥社会监督。库区渔业养殖没有市场化，还是停留在由政府投放鱼苗，并进行行政化管理的阶段。这带来的问题：一是群众会认为库区的鱼类是公共资源，可以随意捕捞；二是难以发挥社会的监管作用，因为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一般群众较少主动去监管。

（二）法规制度不够完善，难以进行有力惩治。当前，对非法捕捞的处罚，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于该规定只在五万元以内进行量刑处罚，而且自由裁量权空间大，造成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发挥威慑作用。

2014年*月24日上午**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执法类公务员面试真题

1、有人说“不怕做错事，就怕站错队”，对于这种说法你怎么理解?假如单位正副两位领导不和，经常同时分配给你互相矛盾的工作，你怎么处理?

2、现在社会上，执法人员对有些事情不管理时，被群众骂“不作为”，管了又被群众骂“乱作为”。你怎么理解?

*、你是工作人员，今天有5件事等你完成，你如何安排：

(1)参加某执法知识培训课程。

(2)有*位客人来访，接待他们，并将接待情况作总结报告领导。

尊敬的党组织:

随着陆地资源的减少和海洋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以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所有国家都将目光瞄准了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这中间难免牵涉到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由“钓鱼岛事件”引发的中日争端，显著地将海权这一大问题摆在了中国人面前。大多数民众普遍认为中国必须要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来维护海权。

而近日，中国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局长李立新透露，中国目前的海洋执法船尚未达到每千平方公里的海域内配备一艘的水平，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为提高海洋维权执法能力，中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建造30艘海洋执法船。但是事情远远不是这么简单，对于一片海域来说，拥有权益，首先就必须所有者能够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这片海域。它包括对海域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以及各种保障能力能在关键时刻达到所控制的海域。因此，海权的获得并不是单一地靠海上力量决定的。它是以海上力量为基础，综合国力为保障多种国家力量交汇实现的，建造海洋执法船只能作为我们控制海域的一小步。公务员之家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国防建设的保证，海防作为国防的一部分在当代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部分国家因为中国的发展壮大提出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毫无根据的。中国发展海军力量旨在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和地区和平稳定，永远不会全球争霸。新中国建立61周年来，经过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积累，中国共产党不断积累和丰富和平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这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

汇报人:Xx

第一篇

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14日在北京闭幕。新的一年，新的一次全会，怎样布局今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又有什么新的反腐倡廉策略，外界充满希冀。

回望过去的一年，“反腐”注定是人们盘点2014年时绕不过去的重大主题。打虎拍蝇绝不手软，全年立案调查的省部级及以上官员达40多名，腐败分子受到强力震慑;专项巡视瞄向重点人和事，成为发现和惩治腐败的新利剑;围剿“塌方式腐败”“家族式腐败”，清除“圈子文化”，纯洁了党内政治生态;海外追逃深度发力，打破了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切断了腐败后路;深化派驻机构改革，推进纪检“双重领导体制”，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多点开花的工作局面，生动诠释了什么叫“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什么是“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充分体现出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从严治党治吏的决心。纪检监察机关创造性开展工作，行动效率之高、问责力度之大，查办的领导干部级别之高、人数之多，改革推进之深入和坚决，前所未有，党心民心为之提振。党风廉政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为新一年工作奠定良好基础，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打虎还会继续，正风还应深入，改革还需发力，坚定不移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项工作，依然是今年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反腐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作风建设也不可能一劳而永逸。就当前看，不正之风的病原体并未彻底清除，消化腐败存量、减少腐败增量的任务依然严峻，高压正风反腐的势头不容放松。无论是抓反腐还是抓作风建设，都应着力从“常”和“长”、“严”和“实”上下工夫。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一年。方此不进则退的关口，气可鼓而不可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理应继续激发敢于负责、敢于监督的蛮拼精神，乘胜出击，趁势而上。

改革是反腐败治本之路上的关键一步，要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体制机制，就必须用好改革这个推进器。当前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成效，与纪律检查体制机制改革措施所带来的“红利”密不可分。新的一年，如何继续牵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如何加强和完善纪检机关内部监督机制，防止“灯下黑”?如何推进市县纪检部门改革，让它们免于本级党政机关的干扰?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还需不断实践探索，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将改革推向更深处。

近日，区规划局认真总结上半年以来的城乡规划工作，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了安排。

一、上半年全区城乡规划工作总结

上半年，区规划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和合川区委、区政府下达的城乡规划工作目标任务，按照“提速发展，跨越赶超，奋力建设*北部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总体要求，全区城乡规划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一）开展宏观研究，夯实理论基础

依托新组建的规划研究服务中心，建立开展规划宏观战略研究的工作平台。根据*一小时经济圈战略布局及合川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定位，围绕热点、难点问题，抓住规划管理的薄弱环节，深入开展城乡发展战略、城市发展动态、城乡规划政策、规划管理运行机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等不同层面的研究工作。目前，已启动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依据的城市战略研究工作，开展“建立规划发现机制”、“规划统筹与统筹规划”、“主城（合川）区建筑外装饰及色彩规划行政许可办法”、“在统筹城乡中如何发挥好规划的参谋作用和宏观调控作用”、“草街航电枢纽成库后的影响及对策”等课题研究。其中：“主城（合川）区建筑外装饰及色彩规划行政许可办法”、“草街航电枢纽成库后的影响及对策”、“建立规划发现机制”已基本完成，其余课题研究工作也正在深入开展。

（二）抓好规划编制，充实法定依据

如何保证整顿效果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立法角度看，我国市场法律体系尚不够完善。从外因看，市场执法整顿环境也不尽如人意，主要体现在：社会上对工商机关依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秩序还缺乏共识，地方保护主义和人情风的干扰颇多，一些部门因小利益驱动造成整个布局失控，损害全局利益，严重影响市场秩序。从内因看，工商执法干部的总体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大市场监管要求。我国“入世”在即，新的经济领域，新的经济主体、客体、交易行为不断出现，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这就对我们工商机关市场整顿执法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当前工商干部队伍综合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对大市场的监管要求，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自身政治素质、文化知识的制约，缺乏应有的法律法规知识和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业务生疏、一知半解，工作拖沓、效率低下；对一些新领域中的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缺少敏感性、洞察力和判断力，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市场经济某些领域的监督和管理。同时，由于少数执法人员文化素质低，法律水平差，分析能力弱，监管办法旧，也使得一些新领域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得不到有力查处。有的甚至怕办案(大案、新案)，有怕办错案的顾虑，只图得过且过，不求上进开拓。

在此次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我认为基层工商部门在措施和方法上应有所侧重，以保证整顿效果。

(一)大力加强和提高工商干部的综合素质

1．在整顿工作中，要着力提高工商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干部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敏锐的洞察力、鉴别力；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热爱工商工作，有忠于职守的主人翁责任感；要有千辛万苦不抱怨、千头万绪不迷乱、千难万险不退却的精神。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本文作者：李华工作单位：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年2月11日至2月14日，《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5个大中城市展开了民意调查。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8.7%评价“一般”，接近半数（46.6%）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甚至“很差”[1]。日常生活中各类失信现象充分说明了民众为何对社会诚信现状不满意：三聚氰胺毒奶粉、苏丹红鸡蛋、频繁使用催熟剂或保鲜剂的各类蔬果、及至最近的某知名品牌牛奶被检测出含强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M1，诸如此类的食品安全不合格事件层出不穷；中小学高昂的课外补习费、蔚然成风的各类考试作弊现象以及高校中不时传出的教授剽窃他人论文、在国家级课题中造假等新闻，使得教育界也不再是诚信为本的净土；在“数字出官”的政绩考核方式下，部分官员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甚至人为编造数字，炮制数字，导致民众轻易不相信官方言论。社会诚信现状如此糟糕，应归因于信仰、道德观念、法律制度等众多方面。自晚清以来，中国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变动中，传统的信仰、价值观、道德准则遭遇了重大冲击，在我们尚未来得及对传统观念进行系统的优劣甄别反思工作时，中国社会就迅速进入了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改革开放时期。迄今为止，旧的信仰、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或弃置，而新的尚未建成，使当下的我们处于一个信仰缺失、传统道德观念被破坏的时代。中国传统的诚信意识是建立在道德自律基础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诚信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中，诚信更需要在法治的土壤中培养累积，而诚信的这一他律保障在目前尚有许多不足。在对诚信造成重大影响的这些因素中，一方面道德信仰的重建非短期可以完成，需经历长时段的努力方见成效；另一方面，如果说在两千多年的小农社会中，信任和承诺更多地取决于私交的话，那么在今天，诚信更多地是建立在契约、法律或其他法律性文件的基础上。正如弗里曼所言：“现代社会是多元的，权威趋于减弱并越来越分散，当习惯的力量减弱，当权威受到质疑的时候，对法律的需要就应运而生了。”[2]所以剖析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否对社会诚信造成的影响显得更为迫切，已有研究成果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往往将法律因素与经济发展、道德破坏等置于一文中，这就对法律问题的分析未能全面深入。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在法律制度层面思考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从立法、普法、执法、司法等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完善的法律体系是营造和保护社会诚信环境的重要前提

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我国现有的部门法种类较为齐全，法律规范从数量上来说也非常可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但是法律自身具有滞后性，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新事物的出现，相关法规不能及时出台，或者旧法规没有得到相应的修订，导致一些人为获取高额利润而采取各种不诚信行为，而相关部门在进行管理处分时却发现“无法可依”。如虚假电视购物广告屡禁不止，根源就在于国家相关法规缺失。媒体购物属于新生产业，当务之急是国家相关部门在培育发展核心企业的同时，应支持出台媒体购物行业标准，并应尽快出台媒体购物法规。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规模不断拓展，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假文物充斥市场、虚假鉴定、高估藏品等。《北京商报》报道指出，目前国内文物造假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条产业链拥有超过30万从业人口，每年收入超百亿元。至于目前文物收藏市场造假泛滥的原因，可归结为“造假无罪”。目前我们虽然有文物保护法，但是与现实相比是滞后的。该法没有把制造、买卖假文物认为是违法行为，这就使得在打击文物造假、售假行为层面，缺乏相关的法律依据，造成“买卖真文物违法，买卖假文物不违法”的怪象。有鉴于此，各级立法工作者要及时制订新领域需要的法律，也要着手对已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旧法进行修订，以杜绝投机者钻法律空子，堂而皇之地实施各类不诚信行为。目前，保障信用机制的相关立法较为薄弱。失信现象如此普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主体对其失信行为所要承担的代价太小，即失信成本过低。从管理学上来讲，当失信成本小于失信收益，失信行为有利可图时，市场行为主体有可能选择甚至主动选择失信行为，失信现象就会大量发生；而当失信成本大于失信收益，失信行为无利可图，并可能给行为者带来损失和制裁时，市场行为主体就会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尽量避免失信行为，从而促进信用环境的好转。因此，加强诚信建设其中重要一环就是要大大提高市场行为主体的失信成本。提高失信成本的主要措施是要建立完善的信用机制，包括信用征信机制、信用评估、信用交易及信用管理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个人、企业及政府的信用信息都会长久保存，并且所有人可以共享信息。针对失信者，形成社会联防，让所有的企业、商店、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和私人业主不与有严重失信记录的企业、自然人进行信用交易，让重要行业的雇主不聘用有失信记录的人，造成失信的企事业单位事业上难以发展，失信个人在生活上会遭遇一系列不便的严重后果。当那些失信者因其失信行为付出难以承受的道德成本、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时，市场行为主体才会自动地约束其行为，达到有效地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目的。由此可见，诚信记录在现实生活中非常重要。但是，一份科学合理的诚信记录需要先解决这些问题：征信机构该如何设立，征信业务应遵守哪些规则、怎样做信用评级、如何保护信息主体的权益、对于征信机构如何进行监督管理等等，这些都需要有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虽然国务院于2009年10月和2011年7月两次了《征信管理条例》意见稿，征求社会意见，但迄今为止该法规没有正式颁布施行。此外需要尽快出台的法律法规还包括《信用信息公开法》、《信用中介机构管理条例》及《个人信用管理条例》等，只有健全诚信法律法规体系，实行依法治信，才可能建立起包括信用登记、查询、评估以及风险预警、管理及转嫁制度在内的完备的信用制度，才能抵制失信行为，增强社会诚信观念。

二、行政执法是否公正规范直接影响社会诚信

我们看到，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许多问题，使得执法主体不仅没有为民众树立诚信的榜样，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诚信的危机。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委托的组织及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行使行政管理权，贯彻实施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的活动。既然享有如此强大的权力，执法者的诚信对社会诚信环境的营造起着直接的示范引导效应，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所以政府多次强调执法者应该文明执法、依法执法，做诚信的表率。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由于传统的官本位意识仍有广泛影响，再加上执法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行政程序法的缺失，执法者诚信缺失的行为频频见诸报端，政府公信力一再遭遇挑战。我们从影响度非常广的两个例子来进一步分析这一问题。第一个例子是钓鱼式执法，即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下，从事了违法活动。这种执法方式实际上由来已久，而且在某些行业已是公开的秘密。2009年，上海张晖驾驶中捎载了一位自称胃痛的“路人”，结果被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为“无运营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经营”，并被处以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张晖不服，认为该执法大队故意设计陷阱，雇佣不良社会人员，利用原告同情心，采取非法手段对其进行处罚，因此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撤销该处罚。自此，钓鱼式执法被推向风口浪尖，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谴责和义愤。钓鱼式执法是在罚款经济刺激下催生的，执法者为获得高额罚金，不顾行政执法程序的相关规定，公然采取引诱、胁迫、欺诈、倒钩、栽赃等违法方式以获取证据。这些行为沉重打击了社会的公序良俗。网上“最牛车贴”———“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是对这一后果最形象的说明。人们已经在叹息如今世风日下，世态炎凉。如果再遭遇执法者以如此卑劣、龌龊的手段设置“执法”陷阱的话，受到重创的是人们的同情心、恻隐之心、善心爱心。如果不积极地制止这类行为，其后果就是社会信任危机加剧，互助友爱土壤板结，人们良知泯灭，社会道德沉沦，使本来十分脆弱的社会道德生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第二个例子是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面临严重信用危机。中国红十字会创建之初是非政府组织，但建国后基本行政化了：其总会是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各级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一把手，各级红会负责人由政府任免，按政府机关行政序列定级，其正式聘任的工作人员属于“参照公务员”编制。作为中国最大的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工作内容之一是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向突发群众和受难者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善款的使用情况就成为红十字会能否赢得民众信任的关键。近几年来，从万元帐篷、高额餐费到郭美美炫富事件，再到审计署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红十字总会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使得民众一再质问善款的去向，直接后果是2011年各地红十字会收到的个人捐款锐减，各地义务献血的人数也减少了，更深远的影响是整个中国慈善公益组织的公信力遭到质疑。各国慈善组织在活动中出现一些问题都是在所难免的，上述几件事情之所以引起民众如此强烈的质疑和不满，深层次原因是长期以来，中国公益慈善组织的善款流向及慈善机构本身行政支出不透明，捐赠人的知情权、监督权被剥夺，大部分捐赠人无从知晓善款的使用情况。这种情况使得红十字会的公信力本身就比较脆弱，一有突发事件，其信誉更是雪上加霜。透明公开是现代慈善的灵魂，或者说要想激发蕴藏于社会的慈善力量，形成更具活力的慈善市场，慈善组织必须首先让民众看到他们诚实守信的态度与决心。所以，中国的慈善组织必须改变现有的工作方式，进一步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行政事业性经费和社会捐赠资金的规范管理和使用，要严格遵守财务纪律，尤其是要和捐赠者维持良好关系，积极向捐赠者介绍机构的近期动向，使捐赠者知道捐款用到了何处，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投身慈善事业，不让捐款减少，不让血库告急，不让需要帮助的人在等待中失去希望。不仅仅是在行政执法领域，在政府的诸多活动中都有不诚信现象存在。政府公信力的强弱和民众的诚信度密切相关。所以改善社会诚信缺失的现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努力提高政府公信力。各级政府要恪守透明、尽责及诚信原则，公开政务，满足民众知情权，接受民众监督、媒体监督和司法监督。同时要依法行政，文明行政，做到言而有信，有诺必践。这样，才能为社会大众树立好的形象，起到榜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