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政策范文10篇

货币政策理论概述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主要的货币政策理论有以下四种：

古典学派：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名义货币数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实际工资、实际利率、储蓄和投资等实物变量完全没有影响，货币数量的变化只能引起物价的同比例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对调节经济景气无能为力，即“货币中性论”。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真正起点，应该是凯恩斯在1933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称《通论》）一书。在该书中，凯恩斯认为，名义收入的变化可以通过利率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因此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并不是“中性”的，同时由于价格粘性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以修复所出现的失衡，需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对市场失衡进行修正，以减小经济的波动。其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相对低迷时采用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相对过热时，则用相对从紧的政策来应对。随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所倚重的经济调控工具。货币学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通货膨胀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首要难题时，面对无法解释通货膨胀的凯恩斯学派，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又以现代货币学派的形式卷土重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更是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推到了一个高峰。合理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首的合理预期学派给了凯恩斯学派最后一击，提出没有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有预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

综观以上各学派的观点，基本结论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有效”和“货币政策无效”两种对立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能通过宏观政策逆向地调节有效需求以平抑经济波动；现代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各流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按规则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走出困境。而在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在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中逐步占据上风。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货币政策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货币政策已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宏观政策，其每一次变化及未来可能的走势，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在货币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对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是否具有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边界，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基调。

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研究

一、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评价

(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进一步调低至15%.(2)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1998年11月20日财政部科研所、中国财经报社、经济科学出版社在京联合举办了“改革和发展中的财政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来自财政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贸委、中国人民银行等中央部委，以及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研究机构、院校的专家、学者、官员及在京的20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主要围绕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及影响、今后财政政策的取向、国债的运用、税制的改革及财政职能的定位及与货币政策的配合等一系列实践与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与会人员提交了30篇论文，限于篇幅这里只就部分会议发言中的主要观点简介如下。

（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

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供给制约转变为市场需求制约，为解决需求不足，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并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会专家认为：与货币政策相比，以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时滞短、作用效果明显，是当前可供选择的反经济周期重大措施。财政部综合司丛安妮副司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1）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增加180亿元支出，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及抗洪救灾等。（3）发行2700亿特种国债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资本金。（4）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强对出口退税的管理，努力保持外贸出口的增长。（5）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调整进口设备的税率，免征关税或进口环节的增值税。（6）简并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

与会专家认为：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除了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和消费、刺激国内需求外，还能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为银行扩大贷款创造条件。初步测算，1000亿国债资金的使用大致可使银行增加配套贷款1000亿元，如将投资乘数效应计算在内，预计1998、1999两年可以拉动经济增长2.5—3个百分点。

财政部基建司丁先觉司长还具体介绍了当前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情况和效果。他指出：从1000亿元国债专项资金涉及的投资项目看，安排的2100多个项目的概算总投资超过16000亿元，地方财政除承诺归还转贷资金外，还配套投资500多亿元。从1998年的总体情况看，财政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资金，对加大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幅度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对于进一步改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基础条件十分有利。

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使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摆脱了1998年初的低迷状况，从下半年开始迅速回升。1—9月，第一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5.6%；第三产业投资比上年同期增长32.5%.从地区分布看，呈现东部地区主导，西部地区增长突出的特点。

［摘要］近两年，中国的楼市一直处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中，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虽有下降，但价格却没有明显的回落，各大城市房价依然一路高走，宏观调控要何时奏效？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措施本身进行反思尤为重要。

［关键词］宏观调控；房地产调控政策；政策的可行性论证

一、问题的提出

2006年初以来，中国的楼市再掀调控之风，但从全国来看，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度虽有下降，价格却没有明显的回落趋势。7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两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7694.59亿元，同比增长24.2%；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6个百分点，涨幅回落3.3个百分点。虽然上半年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明显低于31.1%的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但房地产开发投资依然继续保持着增长的态势；虽然商品房价格的涨幅总体趋缓，但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在涨，2006年6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0.7%，同比和环比涨幅均与上月持平。部分城市房价上涨仍然较快，8个城市新建商品住房价格同比涨幅超过10%，19个城市月环比涨幅超过1%，广州等城市被国家发改委列为房价涨幅较大的七个城市之一。从国务院九部委联合“国十五条”至今，已经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了，宏观调控也进行了将近两年，各地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走势已经成为判断这一轮宏观调控成效的关键因素。但从目前地方和国家的统计数据来看，各大城市新建商品房和二手房价格依然一路走高。在宏观调控进行了两年后，房价仍不断上涨？我们不得不对调控的政策和措施本身进行反思，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笔者主要针对房地产经济政策实施的可行性分析及评价问题，结合现行政策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任何一个单位或个人，面对一个项目，无论大小，均离不开大量的市场调研和实证分析论证、实施中的实时监控和事后的评价。如果将房地产经济政策作为一个项目来考虑，作为政策的制定者，面对比单个项目更重要更宏观更复杂的市场，则更需要进行系统和准确的实证性分析、可行性论证及政策效果的分析和评估。这中间需要精确的统计数据的支撑，定量化的分析手段和测算工具，相关专家及智囊团的科学分析论证。只有这样才可能使宏观调控政策更为科学合理，以适时适度地发挥调控经济的作用。

二、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目标与效应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为认真贯彻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根据省建设厅《关于印发<20*年全省房地产调控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建监发〔20*〕1*号），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重点

（一）切实调整住房供应结构

1、开展住房调查和制定实施住房建设规划落实情况。重点是住房调查情况；住房建设规划的编制和公布、备案情况；今明两年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建设目标、规模、项目布局、进度安排的落实及公布情况。

2、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落实情况。贯彻落实国办发〔20*〕37号文件及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落实新建住房结构比例要求的若干意见》（建住房〔20*〕165号）落实情况；20*年6月1日起，新审批、新开工的商品住房，套型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下住房（含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所占比重落实情况；20*年6月1日后，已审批但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清理和套型结构调整情况。

（二）税收、信贷、土地政策落实情况

【摘要】本文以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调控对出版行业上市公司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等债务融资的影响问题，结果发现，当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基准利率上升，货币政策趋于紧缩时，出版行业上市公司的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等银行信贷融资都会下降，而公司商业信用则会上升发挥替代银行借款的作用。因此，出版行业上市公司，应高度关注国家宏观经济状况与货币政策调控的变化，努力拓宽各种融资渠道，还要与商业银行维持良好的银企关系，建立长期合作机制。

【关键词】货币政策;出版行业;融资;银行信贷;商业信用

随着出版市场的逐步开放，以及资本市场的日趋成熟，我国出版行业的融资规模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市场体制转型之后，出版企业纷纷转型为自主经营的企业，融资来源也由基本靠财政拨款转变为主要依靠自身筹集资金，拓宽融资途径。但是，不可否认，出版行业融资渠道还比较单一，融资环境仍比较脆弱，当外部的经济形势或国家的宏观政策发生改变时，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和融资数量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本文将基于出版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讨论货币政策调控对出版行业债务融资的影响，并分析其可能的后果及应对策略。

一、理论分析

（一）货币政策与银行借款融资。Bernanke和Blinder（1988）在CC-LM模型中对银行借款渠道如何传导货币政策进行了探讨。银行借款渠道主要讨论了货币当局利用货币政策影响商业银行的对外放贷水平，进而影响实体经济的机制。一般来说，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再贷款率来减少对商业银行可贷资金供给，如果商业银行不能通过其他融资渠道来抵消可贷资金的减少，就不得不削减其对企业的贷款，最终将减少企业的投资，导致经济增速的放缓。由于资金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商业银行的出现可以缓解信贷市场上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所以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特定类型借款人的融资需求只能通过银行借款得以满足，银行借款与其他融资渠道不可完全替代，只要没有其他融资来源和融资方式来替代银行借款，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借款渠道就会按照以下方式发挥作用：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减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和吸收的存款，从而减少银行可发放贷款的数量，因为许多借款人依赖银行贷款为其活动提供资金，因此贷款的减少必然会导致投资支出（和可能的消费支出）的减少。由此货币政策的影响可表示为：M↓→D↓→L↓→I↓→Y↓自从Bernanke和Blinder（1988）提出的银行借款渠道强调了货币政策传导中贷款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后，商业银行等存贷款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特殊角色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此后，围绕货币政策是否能够通过影响银行等部门的贷款供给量，进而影响借款人的信贷可获得性并最终影响产出，有大量文献基于公司融资行为的视角检验货币政策传导的这一效应，一般做法都是结合紧缩期公司银行借款如何变化来考查。比如Hann和Sterken（2002）利用欧元区国家和英国企业的面板数据，得出货币紧缩时短期银行借款率减少的同时长期银行贷款率上升的结论，说明短期利率上升，企业银行借款的期限结构会由短期向长期调整；Bhaumik等（2007）则通过对货币政策影响印度上市公司债务结构的研究，发现货币紧缩，利率水平上升会减少短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二）货币政策与商业信用融资。2000年之后，商业信用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现实中，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等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取资金，也能够通过其上游供货商获得资金支持，这就是企业以延期付款的方式从供应商那里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其实也可以把商业信用融资看作是银行借款的一种替代。Nielsen（2002）的研究表明在货币紧缩期小企业会增加其从上游企业那里获得的商业信用；利用公司面板数据，Atanasova和Wilson（2003）发现在货币紧缩期，受银行借款约束的企业比例会大幅度上升，这些企业会是用商业信用融资来替代银行借款融资。魻zlü和Yal觭覦n通过比较企业对商业信用和银行借款的获得与使用，发现货币紧缩期那些易遭遇融资约束的企业会使用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来代替减少了的银行借款。国内对货币政策与商业信用的研究相对较晚，石晓军等（2009）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也证实了当中央银行实行紧缩银根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时，商业信用就会作为体系外的“融资”补充进来。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则使用中国1997～200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同样发现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债务中商业信用的大量存在也符合替代银行借款的特征。

二、研究设计

一、住房需求与货币政策

(一)住房需求与实体经济

1.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住宅需求日趋多元化。按购房主体可分为国外需求、本地需求和外来需求；按购房动机与目的可分为自住需求和投资需求，自住房需求还可细分为因拆迁、结婚离婚、家庭小型化、进城务工、为子女上学、就业形成的刚性需求和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改善型需求等(见表1)。

2.收入增长与住房需求。从对住宅需求的细分可以看到，中国住宅市场正处在一个改善性需求和刚性需求的集中释放期，其中，改善性需求的增长主要来自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自1999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持续强劲增长周期，GDP年均增长率9.4%，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9.6%，这为人们改善居住条件，卖旧房、买新房奠定了基础。

3.城市化、婴儿潮与住房需求。1978年改革之初，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18%，到2007年达到44.9%，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89个百分点，而近10年城市化进程加快，年均增加1.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年新增城市人口近2000万。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城市化中所未曾有过的，由此诱发的刚性需求也是显而易见的。

4.除人口数量外，人口结构也是影响需求的重要因素。自建国以来，我国共出现了三次“婴儿潮”，1963～1974年第二次“婴儿潮”和80年代后期出生的第三次“婴儿潮”，使得未来15年我国25～35岁和35～45岁人口占比重上升，当这些年轻人步入成家立业年龄，购房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将进一步加大住房的刚性需求。

摘要：房地产业是目前我国的支柱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房地产业的良性循环必然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因此，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能否健康的发展。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在房地产市场中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

关键词：博弈；房地产；调控

从1979年广州市东湖新村6万平方米外销商品房的兴建算起，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而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则将这一历程清晰地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国家主要实行福利分房制度；在此之后，住房分配货币化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中央政府实行这一政策转变的初衷主要是向城市低收入者提供负担得起的经济适用房，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房地产市场供应体系。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银行违规放贷现象突出，致使房地产业成为“空手套白狼”的暴利行业，土地的出让也自然而然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加之各种房产投机炒作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房产泡沫愈演愈烈。为了遏制房价高涨，国务院先后于2005年和2006年出台了八条意见、六项措施调控房地产业，并于2007年出台了针对外资投资房地产的“限价令”。不幸的是，这些措施的出台并没有遏制住日益走高的房价，中低收入者依然只能望房兴叹。直至2008年，不期而至的经济寒潮使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低迷时期，房价才有所回落。但是好景不长，出于刺激经济的目的，国家于2008年和2009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房地产发展的措施，如降低贷款利率和首付比例、延长贷款期限、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甚至取消、商贷转公贷、降低或减免契税、直接给予消费者购房补贴、二套房政策放宽、取消印花税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又推动了房价的上升。而2010年被称为针对房地产“史上最严调整政策”出台的一年。先是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简称“国十条”），明确提出暂停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随后又出台巩固楼市调控成果措施（简称“新国五条”），再次重申“首付贷款比例不低于30%”、“停发三套房贷”等政策。然而，高强度和高密度的调控措施并没有阻止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告显示，从2010年9月开始，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已连续四个月呈上涨趋势。截止2010年12月份，同比上涨6.4%，环比上涨0.3%。

房地产市场之所以会出现居高不下的现象，除了调控政策的合理性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国家实行调控过程中，各方利益存在着互相博弈的过程。本文接下来就将对房地产调控中博弈的参与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消费者进行分析。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在货币经济学理论文献中指货币当局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与政策手段制定的货币政策，通过特定的传导机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即货币当局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预定的货币政策目标。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涌入、巨额贸易顺差使得我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金融项目连续多年持续双顺差，内外失衡时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受到影响，干扰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和央行货币冲销的效果。为了应对当前形势，中国人民银行频频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在金融市场不健全、利率市场化缓慢推进的情况下，中央银行政策工具的选择余地很小，必然限制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一、研究文献回顾职称论文

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应考虑在具体货币政策操作中，实现最终目标的程度和时滞，及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陆军、舒元(2002)采用两步OLS方法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在我国有效，同时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货币都影响产出，货币政策对产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上存在非对称性效果[1]。彭方平、展凯、李琴(2008)应用非线性STSV

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以金融机构存贷差为流动性过剩度量指标显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明显处于流动性过剩状态。流动性过剩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的调控能力，但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的影响能力，反而有所加强[2]。谭旭东(2008)基于政策时间不一致性模型得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政策的可信性之间密切相关，随着货币政策可信性的提高其有效性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央行实行有规则、透明度高、连贯性强的货币政策最优[3]。徐亚平(2009)基于理性预期理论分析得出稳定和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4]。殷波(2009)引入投资的时机效应和资产价格波动，对一般最优利率政策模型进行扩展，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得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低效率的原因在于央行制定利率政策时忽略了投资的时机效应和资产价格波动，从而使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系统性的反应不足，导致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效果不佳[5]。范从来、赵永清(2009)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自1998年以来外汇储备变动是货币数量M1变动的决定性原因，货币政策丧失部分自主性，但VEC模型显示我国货币政策自主性并没受到系统性制约[6]。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中，Cover(1972)通过考察美国二战后的季度数据得出，正的货币冲击对产出的增加几乎没有作用，而负的货币冲击对产出则有明显的减少作用[7]。本文基于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变化与宏观经济运行效果，运用VAR模型验证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最后总结归纳优化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二、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分析

通过分析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可以更好地了解其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进而把握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如何发挥功效[8];了解央行在连续时间段内，其资产负债业务量上的增减变化及资产和负债项目中子项目变化对各自项目的影响，从而分析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有效性;通过资产负债表结构和项目的变化，对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状况及发展变化的未来趋势加以分析和预测，形成央行货币政策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