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机制范文10篇

一、股市宏观调控研究的简要回顾

股票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一种重要资产表现形式，股市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对股市宏观调控的内涵、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股市宏观调控的工具以及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等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在宏观调控的内涵方面，清晰界定了股市宏观调控与股市监管（沈小平，2004）；在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方面，基本上肯定了股市特别是我国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在股市宏观调控的工具方面，提出了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手段，绝大多数主张把政府对股市的干预转变为通过财政、货币和股市政策杠杆进行间接干预。在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方面，主要研究集中在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上，对此研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是有效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效果不明显。潘明霞、周莉凡（2006）的研究则表明，货币政策尽管对股市会产生影响，但相对于频繁的股市波动来说则显得微不足道，货币政策还不是解释我国股市波动的有效变量，也并非是应对股市“泡沫”和低迷的最佳工具；但当央行意图影响股市时，经验表明，选择利率工具要好于货币数量工具。货币政策对股市不具备可控性。国外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影响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也不能独立地解决资产价格的破坏效应（伯南克，2006）；另外，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发挥作用的时滞较长，但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却是非常迅速的（高湘一，2002）。加之货币政策的决策时滞较短，因而是调节股市的理想政策工具；同时认为，政府的各项财政政策亦会对股市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尤以证券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对股市影响更甚。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股市经济调控的论述相对来说要少得多。杨新松、龙革生（2006）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双向正向关系，而利率对股票价格有明显的反向影响。但由于股票市场会影响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使用货币供应量调控股票市场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难度增大，因而对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与货币供应量相比，中央银行利用利率调控股票市场更有效。论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提出财政政策是股市的自动稳定器；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社会总需求与经济结构而对股价的运行产生影响(夏宇、陈达，2002)。

从以上可以看出，目前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调控的有效性和调控的手段与工具上。尽管对宏观调控股市的效果有分歧，但在主流上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效果是有限的。

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有效性的最新检验

传统调控股市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特点来看，首先，实施货币政策的依据在于对基本经济面的判断而非基于对股市的判断。货币政策是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政策，一旦运用，必然会对经济全局产生影响，而不仅仅只限于股票市场本身，尤其是当股票市场调控的方向与基本经济面调控的方向相背离时，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窘境则显而易见。因此，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最多只能算作货币政策调控基本经济面的一个副产品，而不能为了专门调控股市而对基本经济面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货币政策往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传导才能作用于股票市场。因此，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是间接的，其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当前大量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并不明显。

财政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调控主要是对股市交易行为进行税率的调整，不管税率如何，其结果必然提高股市交易成本，弱化股市活跃程度，同时减少股市资金的净流入量和直接从股市汲取交易资金。从这个方面来讲，这种调控方式显然是一种漏损型调控，从长期来说，不利于股市的发展。因此，这种调控方式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弃之不用。间接调控和货币政策一样，其效果也要取决于财政政策对股市调控的传导机制。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股市调控的传导的内在机理与环节基本一致。因此，货币政策间接调控股市的效果与财政政策间接调控股市的效果具有同一性，在此，以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效果为例来说明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有效性。

试论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依据不同国别、不同区域、不同环境条件下的现实的经济调控机制,按照调控主体的不同,大致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市场调控机制,一类是政府调控机制。这两类经济调控机制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依据何标准对它们进行选择方为适宜?这既是国内外经济学家长期争论不休、至今未能彻底解决的重要理论课题,也是亟待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

一、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可替代性与不可替代性

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市场调控机制,其作用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独立性、差异性;调控信号是包括工资、利率、产权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与产品价格等在内的一系列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信号;调控方式是各微观经济主体在获利目标的驱动下,根据变动着的价格信号所提供的市场供求信息,对自身经济活动作出调整,进而引起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简言之,市场调控机制作用的本质在于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与相互协调所表现出的整体的合目的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由于价格信号所提供的供求信息往往是即时信息、短期信息,便决定了市场机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结果具有即时均衡、短期均衡的性质。

政府调控机制,其作用基点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经济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调控信号是政府、各级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计划部门发出的各项行政指令与法律部门的各种法律条文;调控方式是各个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认可与维护,按照政府部门的指令、指向及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对自身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整,进而引起各种经济资源在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之间流动,使经济资源的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政府是作为一个凌驾于一切微观经济活动之上的国民经济总体利益的代表者实施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组织、协调与控制,因而政府调控机制不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的自动的自我调控机制,而是一种外在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非自我调控机制。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在政府调控机制下,使经济资源宏观配置趋于均衡,则必然离不开事先设定的调控目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府调控是一种事先的自觉调控。由于政府调控目标是事先设定的,这一目标不过是作为调控主体的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及其长期变动趋势的预测与自觉意识的外化,故政府调控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长期调控,而非即时调控、短期调控。

市场调控机制本质上是各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关系,经济资源宏观配置均衡是这种机制运作的必然结果,因此,市场调控机制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其存在的必然性是毋庸置疑的。至于政府调控机制,虽然伴随着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与市场调控机制的完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作用曾一度减弱,并退居为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但不能由此得出市场调控机制可完全替代政府调控机制的结论。历史的辩证法是: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阶段的发展,市场调控机制的缺陷、局限性正在充分地暴露出来,而政府调控机制得以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条件与手段却日趋成熟。人类的经济生活正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各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的补充,从而实现二者有机的辩证的融合。二者的相互补充性,也就是二者的非相互替代性。从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二者作用的最终结果看,二者都是实现经济资源宏观优化配置的方式、手段,故表明二者又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市场调控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不可替代性,才决定现代经济的调控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也正是因为两种调控机制具有可替代性,才存在一个经济调控机制的选择与配置问题。因此,对市场调控机制和政府调控机制的选择,不可能是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的选择,而只能是二者不同组合的选择。

汇率作为货币的价格信号对资源配置与宏观经济运行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汇率政策的选择也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的实现。我国自1994年进行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就明确提出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然而，从我国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实际走势来看，我们的汇率政策体现的都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在央行对汇率的强有力的调控下，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已演化为与美元挂钩的钉住汇率制。显然，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汇率调控方式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内在要求是不一致的，也不符合中央关于“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的精神实质。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汇率调控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力探讨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完善汇率调控机制的对策与思路。

人民币汇率调控的基本特征

所谓汇率调控是指一国中央银行为实现本外币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之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通过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而对汇率水平进行调节的过程。我国自1994年进行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调控目标下，汇率变动呈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按照一般汇率理论分析，汇率虽然是货币之间的比价，但归根到底是由国家之间的综合经济实力所决定的。汇率对于实质经济变动的反应不仅是迅速和灵敏的，而且往往存在“汇率超调”的现象，即汇率变动幅度通常会大于实质经济的变动幅度。例如，1995年4月，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还保持在80日元兑1美元的高位水平，但一年多以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却跌至110日元对1美元的水平，跌幅达40%，显然大大超过了同期美日两国的实际经济变动幅度。反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趋势却正好相反，在中央银行的干预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表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无论两国实质经济发生什么变化，人民币汇率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状态。显然，在我国央行稳定汇率的调控目标下，人民币汇率变化作为反映经济变化的“显示器”与“放大器”的功能消失了。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国一再强调汇率体制改革后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但实际上自1996年开始，国际社会就将我国纳入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之列。

在汇率调控过程中实行强制结售汇及结售汇周转头寸和最高持汇规模的双重限制。虽然自1994年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成立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但在这个市场上仍存在诸多的限制，强制结售汇制就是突出的表现。按照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内资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必须出售给政府，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也必须调回境内，出售给政府或保留，而进口用汇则需经过真实性审核批准。为使银行间的外汇资金能够流动，1996年4月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上，银行每天买卖外汇的差额形成外汇周转头寸，外汇管理当局对其外汇头寸实行上限管理，超过限额的外汇必须卖给中央银行或其他没有达到上限的银行，央行对银行出售的外汇也必须购买。总之，在实行强制结售汇条件下，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限额以上的外汇，外汇指定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周转头寸限额以上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中央银行通过人民币外汇占款方式全部吸纳，这样，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外汇市场的最终出售者，也是唯一的造市者，换句话说，在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承担着干预汇市和扎平市场交易的双重任务。

在强调汇率稳定的同时，中央银行放任外汇储备的不断攀高，使人民币潜在升值压力始终难以消除。我国现有的强制结售汇体制决定了国际收支的顺差会直接导致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结售汇顺差，即美元相对人民币供给增多。如果中央银行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管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直接结果就是人民币升值。而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入市干预，收购美元，卖出人民币，所以保持汇率稳定的必然后果就是外汇储备的大幅上升。我们很容易从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来验证这一点。如果说在外汇储备还很稀缺的时代，增加外汇储备也是中央银行意愿的追求目标，那么当储备已经远超过国际公认的保持三个月进口支付的安全警戒水平，继续大幅增加外汇储备规模则只是保持汇率稳定的副产品了。因此，尽管人民币汇率保持了连续多年的基本稳定，但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也使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从而使中央银行继续稳定汇率的努力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论文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券宏观调控风险防范机制

论文内容摘要：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有利于地方政府开辟融资渠道，但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证券金融市场波动、产业结构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宏观调控风险。应对风险的法律制度缺失、政府机关纵横向权力配置不当、公众参与宏观调控过程的渠道不畅是造成宏观调控风险的主要因素。为此，文章认为要制定宏观调控法、地方政府债券法以及完善配套制度；采取行政内部分权、行政内部监督机制等行政自制措施；要建立政府信用社会评价和公众参与风险评估机制，来防范风险。

我国地方政府债券面临的宏观调控风险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内需保增长，我国中央政府2009年和2010年相继决定由财政部分别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元，列入省级预算管理。我国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无疑有利于地方政府开辟融资渠道，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然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制度没有改变的条件下它将面临着潜在的宏观调控风险。具体而言，这种宏观调控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通货膨胀的风险

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意味着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规模的扩大加速了资金流动，货币流动性的提升与增大货币发行量一样，都会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的发生，将进一步削弱民众生活水准，给投资和消费带来不确定性。

一、股市宏观调控研究的简要回顾

股票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一种重要资产表现形式，股市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对股市宏观调控的内涵、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股市宏观调控的工具以及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等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在宏观调控的内涵方面，清晰界定了股市宏观调控与股市监管（沈小平，2004）；在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方面，基本上肯定了股市特别是我国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在股市宏观调控的工具方面，提出了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手段，绝大多数主张把政府对股市的干预转变为通过财政、货币和股市政策杠杆进行间接干预。在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方面，主要研究集中在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上，对此研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是有效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效果不明显。潘明霞、周莉凡（2006）的研究则表明，货币政策尽管对股市会产生影响，但相对于频繁的股市波动来说则显得微不足道，货币政策还不是解释我国股市波动的有效变量，也并非是应对股市“泡沫”和低迷的最佳工具；但当央行意图影响股市时，经验表明，选择利率工具要好于货币数量工具。货币政策对股市不具备可控性。国外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影响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也不能独立地解决资产价格的破坏效应（伯南克，2006）；另外，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发挥作用的时滞较长，但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却是非常迅速的（高湘一，2002）。加之货币政策的决策时滞较短，因而是调节股市的理想政策工具；同时认为，政府的各项财政政策亦会对股市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尤以证券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对股市影响更甚。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股市经济调控的论述相对来说要少得多。杨新松、龙革生（2006）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双向正向关系，而利率对股票价格有明显的反向影响。但由于股票市场会影响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使用货币供应量调控股票市场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难度增大，因而对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与货币供应量相比，中央银行利用利率调控股票市场更有效。论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提出财政政策是股市的自动稳定器；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社会总需求与经济结构而对股价的运行产生影响(夏宇、陈达，2002)。

从以上可以看出，目前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调控的有效性和调控的手段与工具上。尽管对宏观调控股市的效果有分歧，但在主流上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效果是有限的。

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有效性的最新检验

传统调控股市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特点来看，首先，实施货币政策的依据在于对基本经济面的判断而非基于对股市的判断。货币政策是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政策，一旦运用，必然会对经济全局产生影响，而不仅仅只限于股票市场本身，尤其是当股票市场调控的方向与基本经济面调控的方向相背离时，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窘境则显而易见。因此，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最多只能算作货币政策调控基本经济面的一个副产品，而不能为了专门调控股市而对基本经济面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货币政策往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传导才能作用于股票市场。因此，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是间接的，其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当前大量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并不明显。

财政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调控主要是对股市交易行为进行税率的调整，不管税率如何，其结果必然提高股市交易成本，弱化股市活跃程度，同时减少股市资金的净流入量和直接从股市汲取交易资金。从这个方面来讲，这种调控方式显然是一种漏损型调控，从长期来说，不利于股市的发展。因此，这种调控方式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弃之不用。间接调控和货币政策一样，其效果也要取决于财政政策对股市调控的传导机制。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股市调控的传导的内在机理与环节基本一致。因此，货币政策间接调控股市的效果与财政政策间接调控股市的效果具有同一性，在此，以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效果为例来说明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有效性。

人民币汇率调控的基本特征

所谓汇率调控是指一国中央银行为实现本外币资源的优化配置，使之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通过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及法律手段而对汇率水平进行调节的过程。我国自1994年进行汇率体制改革以来，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调控目标下，汇率变动呈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按照一般汇率理论分析，汇率虽然是货币之间的比价，但归根到底是由国家之间的综合经济实力所决定的。汇率对于实质经济变动的反应不仅是迅速和灵敏的，而且往往存在“汇率超调”的现象，即汇率变动幅度通常会大于实质经济的变动幅度。例如，1995年4月，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还保持在80日元兑1美元的高位水平，但一年多以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却跌至110日元对1美元的水平，跌幅达40%，显然大大超过了同期美日两国的实际经济变动幅度。反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趋势却正好相反，在中央银行的干预下，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表现出明显的“调整不足”，无论两国实质经济发生什么变化，人民币汇率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的状态。显然，在我国央行稳定汇率的调控目标下，人民币汇率变化作为反映经济变化的“显示器”与“放大器”的功能消失了。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我国一再强调汇率体制改革后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但实际上自1996年开始，国际社会就将我国纳入实行固定汇率的国家之列。

在汇率调控过程中实行强制结售汇及结售汇周转头寸和最高持汇规模的双重限制。虽然自1994年上海外汇交易中心成立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但在这个市场上仍存在诸多的限制，强制结售汇制就是突出的表现。按照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内资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必须出售给政府，资本项目下的外汇也必须调回境内，出售给政府或保留，而进口用汇则需经过真实性审核批准。为使银行间的外汇资金能够流动，1996年4月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在这一市场上，银行每天买卖外汇的差额形成外汇周转头寸，外汇管理当局对其外汇头寸实行上限管理，超过限额的外汇必须卖给中央银行或其他没有达到上限的银行，央行对银行出售的外汇也必须购买。总之，在实行强制结售汇条件下，企业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限额以上的外汇，外汇指定银行不得持有超过外汇帐户周转头寸限额以上的外汇，甚至连外国直接投资也必须由中央银行通过人民币外汇占款方式全部吸纳，这样，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外汇市场的最终出售者，也是唯一的造市者，换句话说，在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承担着干预汇市和扎平市场交易的双重任务。

在强调汇率稳定的同时，中央银行放任外汇储备的不断攀高，使人民币潜在升值压力始终难以消除。我国现有的强制结售汇体制决定了国际收支的顺差会直接导致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结售汇顺差，即美元相对人民币供给增多。如果中央银行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管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直接结果就是人民币升值。而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入市干预，收购美元，卖出人民币，所以保持汇率稳定的必然后果就是外汇储备的大幅上升。我们很容易从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来验证这一点。如果说在外汇储备还很稀缺的时代，增加外汇储备也是中央银行意愿的追求目标，那么当储备已经远超过国际公认的保持三个月进口支付的安全警戒水平，继续大幅增加外汇储备规模则只是保持汇率稳定的副产品了。因此，尽管人民币汇率保持了连续多年的基本稳定，但居高不下的外汇储备也使人民币面临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从而使中央银行继续稳定汇率的努力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国现行汇率调控体系不存在趋向长期均衡汇率的调节机制。长期均衡汇率是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的，主要受长期经济增长绩效、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当然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到短期汇率的变动趋势。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对短期汇率波动幅度的严格限制，因此，一旦短期汇率偏离了长期均衡汇率，这种失衡就会持续存在。因为政府干预所造成的市场机制的扭曲，是无法依靠外汇市场的自我调节来纠正的。换言之，目前我国的外汇市场并不存在内在的纠偏机制，因此，即使短期汇率与长期汇率保持了一致，也仅仅会是一种短暂的巧合而已。

编者按：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本文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三个方面揭示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论文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公务员之家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对阿片肽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在心血管系统中，内源性阿片肽（EndogenousOpioidPeptide，EOP）主要表现为负性肌力和舒血管作用［1］，近年有研究表明EOP在缺血预处理（ischemicpreconditioning，IPC）等病理生理过程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EOP及其受体对细胞内离子的调控是其生物学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主要介绍阿片肽及其受体对心血管系统离子通道的作用。

1内源性阿片肽的分类

内源性阿片肽是哺乳动物体中天然生成的阿片样活性物质，包括最初发现的脑啡肽，内啡肽，强啡肽家族和后来又分离出的许多新的阿片肽，如孤啡肽等。

1.1脑啡肽家族包括甲硫氨酸脑啡肽(Methionine-enkephalin,MENK)和亮氨酸脑啡肽(Leucine-enkephalin,L-ENK)，它们是由5个氨基酸构成的小肽。1975年Hughes最先从猪脑中分离出来这两种具有很强阿片活性的阿片肽(Hughes,1975)，它们是脑内含量最高的阿片肽。

1.2内啡肽家族该家族中最主要的成员是含有31个氨基酸的β内啡肽(β-endorphin,β-EP)，它是1976年李卓浩从下丘脑提取物分离提纯得到的第一个内啡肽类的阿片肽(Li,1976)。此外，该家族还包括含16肽的α-内啡肽和17肽的β-内啡肽。

1.3强啡肽家族主要包括强啡肽A(Dynorphin,Dyn-A，17肽)和强啡肽B(Dyn-B，13肽)。这类阿片肽在1979年由Goldstein发现。

一、科学认识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基于闭环型物质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传统经济活动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的单程线形的物质流动模式，而循环经济采用的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reduction)、再利用(reuse)以及资源再生化(restoration)，这通常简称“3R”原则。减量化是指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资源的使用量和废弃物的排放量，实行清洁生产、文明消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再利用是指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条，尽可能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目的是防止产品过早地成为废弃物、减少废弃物的排放;要求提高资源的重复使用效率，尽可能使用可以多次使用的产品。资源再生化是指废弃物的资源化，使废弃物转化为再生资源，重新生产出原产品和次生产品，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利用。

二、经济与环境的互作关系及反馈机制

统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首先要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见图1)，“+”表示正反馈，“-”表示负反馈。经济系统正反馈表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需求，从而对生态系统物质需求增加，且迅速占据物质总量;权且假定人口不增长，按照相对收入消费理论看，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提高;技术进步会加快经济系统的正反馈作用。生态系统的负反馈表现在生态容量会限制人口需求增长，即经济增长会受到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约束。为此，经济与环境之间始终存在经济需求无限和生态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必须处理好如下三个关系:第一，人口需求→经济增长→资源(能源)供给→环境质量提高;第二，经济增长→技术进步→资源利用效率→生态平衡;第三，资源(能源)→价格(市场)→信息调控→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如果把三个反馈网络构成一个整体，会发现人口、资源、环境是三位一体的核心要素。经济增长要考虑人口、资源、环境要素。

在第一个关系网络中存在的致命弱点是资源(能源)的高消费模式，不顾环境质量和人口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大起大落;在第二个关系链中，现实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多数技术体系，其资源效率低下，并且以生态失衡为代价;在第三个关系链中，资源低价、产权不明等非市场化管理，政府调控缺位或不力，既破坏环境质量，又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新环境保护技术体系、建立产权明晰、行之有效的市场。这些单靠独立、单一的学科边界是无法完成的，必须整合生态、社会、经济、技术要素，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所以，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的调控机制是统筹的核心，实现有效制度安排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建立内部会计监控机制的必要性

1、内部会计控制失控是建立内部会计监控机制的主要原因。由于长时间旧体制的影响下，国有商业银行虽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形成一套控制机制，但贯彻落实不够，制度制约软化，内控制度存在着若干局限性，监督管理失控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国有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国有商业银行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实现其经济职能，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2、会计信息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是建立内部会计监控机制的客观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信息已成为经营管理者、投资者、社会大众改善经营管理，扩大投资，评价经济状况等方面的重要依据。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对内影响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对外则影响有关方面的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保持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就必须加强会计信息的监控以达到目的。

3、构建内部会计监控机制是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客观需要。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业逐渐形成重信贷指标，轻内部管理，重数量增长、轻质量增长的经营特点，导致成本费用观念淡薄，信贷资金控制力度薄弱，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高比例的不良资产对整个国家支付和清算体系正常运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就要求国有商业银行不仅在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还需建立起一整套系统有效的，适合商业银行的对内部会计控制进行再控制的监控机制。

二、内部会计监控的涵义

内部会计控制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要确保这个过程能却实有效地执行且能够适应外部不断的变化的新情况，对内部会计控制系统进行再控制必不可少。内部会计监控，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促进商业银行健全内部会计控制，评价内部会计控制业绩质量的进程,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银行体系安全稳健运行，监控主体即会计管理人员通过监控目标、监控方式、监控措施与监控对象之间相互作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方式，对内部会计控制整体框架及其运行情况的跟踪、监测和调节，促使会计行为规范、会计信息真实、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