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机制范文10篇

一、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在西方国家，调解被认为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ADR。如在美国9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的，其中调解所占比例最高。在我国，调解也是诉讼之外应用最广泛、种类最多样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1、建立、完善调解体系解决纠纷的需要。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纠纷的基本手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调解，即诉讼调解，是与审判相并行的一种民事审判机制，是诉讼中调解，属于狭义的司法调解。广义上的调解，除了狭义诉讼调解外，还包括所有诉讼外纠纷调解手段，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手段之一的调解，是以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为目的，能及时、彻底地治疗和补救被纠纷破坏的社会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工具。

2、衔接、互补诉讼内调解方式的需要。诉讼外调解作为与诉讼内调解相对的概念，二者在调解主体、调解性质、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诉讼外调解的调解主体是除审判人员以外的第三人，而诉讼中调解的主体为法院或审判人员；诉讼外调解无须融于和受限于诉讼审判中，具有自身独立性，调解的内容主要依赖当事人的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较弱，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的，可以通过法院调解或裁判，而诉讼中调解是以审判权为基础的调解，是司法机关对双方矛盾纠纷进行裁决前最后一次谋求双方达成一致的审判活动，是在法院或法官的主持和参与下进行的，调解协议书经双方签字送达后即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除非调解内容违法或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

3、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调解将讲法与说理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有利于彻底化解社会纠纷,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受一些观念的影响，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大量纠纷涌入法院，不仅增加了法院负担，也使矛盾难以迅速地化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摘要:近年来，医患纠纷数量多、调解难度大的问题依然显著存在。调解作为传统的医患纠纷处理方式之一，仍存在各部门缺少协同治理、调解员缺少专业医学知识等问题。华西坝派出所“调解天团”在调解医患纠纷中，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的调解模式和经验，新创由患方、医方、医学专家组和调解员组成的调解模式，弥补传统调解方式的不足，兼具公平性、专业性与及时性，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医患纠纷。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部分问题，可通过建立“互联网＋调解”模式，加强宣传与推广、培养专业性与复合型的调解人才来不断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调解机制；调解天团

近年来，全国医患纠纷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医患纠纷冲突不仅严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危及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甚至严重扰乱社会秩序。2015年5月，连续十多起全国暴力伤医事件引发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患方维权意识增强等多方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医患关系不断“升温”。纠纷发生后，患方的非法维权行为往往演变为扰乱医疗秩序等恶性事件，给社会和谐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如何及时有效化解医患纠纷，避免矛盾升级成为关键。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颁布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其中在第二十二条医疗纠纷解决途径中增加了“人民调解”。但随着近年来因调解员的医学专业知识不足等问题，容易导致医患双方对调解结果不满意，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故成都市武侯公安分局在深入开展社会治理、践行枫桥经验过程中，华西坝派出所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4家医院［1］联合，采用由患方、医方、医学专家组和调解员共同组成的成都新创涉医纠纷“调解天团”模式［1］对纠纷进行劝解。调解员、医学专家组扭转了当事人医学、法学专业知识不对等的局面，促成当事人更好达成和解协议，化解医患矛盾。

一、“调解天团”调解机制的产生

（一）传统医患纠纷处理方式存在弊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处理医患纠纷的途径分为医患协商、卫生行政部门调解及人民法院裁决三种。在医患协商过程中，医患之间难以达成一致，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医患矛盾；在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过程中，患者往往认为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医院的主管部门，又是责任认定部门，调解的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因此调解结果多不被患方接受；选择人民法院裁决方式，易存在诉讼成本高、程序繁琐、周期长等问题。由于上述三种解决医患纠纷的方式均存在一定缺陷，故在国务院颁布了《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后，更多患者选择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实现诉求。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是独立于患方、医方之外的第三方调解机构，能相对客观地分析事实，提出合理的法律意见，易为患者所信赖。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调解法》）第二十条规定，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经验的人员或者有关社会组织的人员参与调解。但在实践中，调解时一般无专业医学人士的出席或是找不到愿意为调解出力的医学专家。一般人民调解员大多只具备法学知识背景，而缺少医学专业知识，因此在调解过程中容易出现调解人员是“法学专家”却又是“医学文盲”的现状。虽然调解员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双方解决部分问题，但遇见特别棘手的问题，例如医疗损害因果关系的论证，第三方调解人员通常是束手无策。为解决上述问题，华西坝派出所“调解天团”在原调解员基础上增加了医学专家。当事人双方申请调解时，不仅有具备法学知识的调解员，也有具备医学知识的专家为当事人解疑释惑。调解员专业背景的增加不仅有助于缓解医患双方的紧张情绪，避免矛盾的激化，还可客观地分析事实，提出合理的意见，促进双方达成一致，化解彼此的矛盾［2］，使得各方花费最少时间、精力和金钱以获得各自最大权益。（二）现有调解机制中缺少协同治理。现有医患纠纷调解机制中，普遍存在着“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情况。各部门之间缺少联系、合作，会使自身办事速度与质量大大降低。传统调解机制包括申请、受理和调解三个阶段，当发生医疗纠纷时医患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且自愿调解的，可向街道办事处进行申请。街道办事处受理审核合格后，派调解员到医院所在辖区的派出所进行调解。该种调解模式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在派出所调解虽可以保证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避免发生“医闹”事件，但调解室数量有限，当事人在申请调解时需要进行预约排队，大多情况下需要等待较长时日才能找到调解室的“空档期”；第二，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集中了西南地区大量优质的医疗资源［3］，来就医的患者大多为外地患者，患方需要在预约日期赶到，途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较大；第三，由于司法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公安系统间的差异，在调解受理过程中容易出现“各自为营”，各部门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拒与其他部门通力合作。综上可知，医患纠纷的解决不单单调解的是患者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还需要协调司法、公安等各方参与治理，以减少各方资源的浪费，维持良好的医患秩序。想要实现多部门协同分工，在治理过程中的“无缝对接”便成为关键。为此，“调解天团”在华西坝派出所的统一协调下，在四川大学华西四家医院院内增设医患纠纷调解室，一旦发生医患纠纷，由派出所民警向调解团队成员派单，调解员立即入驻所对应的医院调解室，实施联合调解。此操作省去预约的流程，医患双方可在华西各家医院的调解室随时进行调解。另外，“调解天团”也会随机抽取1至2名医学专家加入调解，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医疗建议。由此以来，“调解天团”同时具有医学、法学背景的专家，经验丰富，能更好地在调解中满足双方的主张和诉求，为医患纠纷的解决提供专业服务。

二、“调解天团”处理模式的特征

一、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存在的必要性

现阶段，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期和农村经济发展期。土地纠纷的日益增多以及多元化和复杂性的背后，土地当事人面对实际经济利益都“志在必得”。我国是人情传统的熟人社会，目前，我国的法律虽不断健全完善，但针对土地纠纷仅通过诉讼是难以做到公正标准、利益平衡，尚有法难以之难，使其判决虽合法但不尽合理，导致结果上访、申诉等问题，导致当事人质疑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及公正性。法院调解在解决目前的土地纠纷案件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下是选择法院调解机制解决土地纠纷的原因和优势所在。(一)农村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是对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土地纠纷案件进行调解，相对于人民调解的主动排查纠纷和行政机关主动调解与其职权相关的纠纷，法院对土地纠纷案件能否进行调解，取决争议主体意思表示。因我国法院调解不告不理原则、当事人自愿原则及《民事诉讼法》九十三条规定，法院应在争议主体自愿事实清楚的前提下启动调解机制，即法院调解不是必经程序。由此，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程序的启动应取决争议主体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不得强行调解。因此，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争议主体可根据自律和自主性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弥补法律适用的不足。(二)从土地纠纷法院调解协议的启动来看，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有同等效力。相对人民调解协议和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法院调解协议具有最高效力及强制力，使得争议主体必须履行，不得对调解事项再次提起诉讼。由此，法院调解协议简化了诉讼程序，并在实践中提高解决土地纠纷的办案效率，利于土地纠纷的妥善解决。(三)法院调解的调解程序具有更强的规范性。如调解主体的选择，调解书成立有效的条件。在此基础上，程序方便灵活，没有严格的程序规制，不似审判那般要求严格依法办事，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维护自身权利实现双赢的局面，实现当事人主义的司法功能，提高当事人及有关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土地纠纷的发生。(四)低廉高效地彻底解决土地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和诉讼成本，达到最佳效果。尤其当法律服务收费高的时候，进行法院调解，对于贫困者或富者都是有利的。同时，在熟人社会，法院调解可以促进争议主体友好协商、互谅互让，促使争议主体达成调解协议，有效降低诉讼的对抗性，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由此，即维持争议主体的友好关系和长远利益，又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律和国家政策不断修改等原因导致农村土地纠纷数量、类型均呈上升趋势，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虽然法院调解机制在面对土地纠纷解决的问题上仍不断改革，但面对社会转型期及土地纠纷的复杂化、多样性，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在解决现代的土地纠纷陷入了困境。主要体现以下方面:(一)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程序规范性问题。目前，我国法院在调解土地纠纷的过程中，因存在法院调解和诉讼程序是否应该适用不同法理，遵循于各自程序规范的问题上，导致了法院调解和诉讼在调解土地纠纷时，交叉在相同的程序空间，导致土地纠纷法院调解过程中，因混淆造成实体和程序限制的双重软化。由此，既无法充分、纯粹的保障程序，也无法使土地纠纷有效率的妥善解决。在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程序中，法官因顾忌土地纠纷调解不成的诉讼程序而怠于主动调查取证;在诉讼程序中，因“调审合一”模式，法院调解土地纠纷过程中接触到的事实，虽不能当作裁判证据适用，但难以避免法官的自由心证，容易导致事实上的“心证突袭”。由于法院在调解土地纠纷实践中，因程序适用的随意性及法院调解具有灵活性这一正当理由，造成土地纠纷争议主体无法追究和保障法院调解过程中因程序适用带来的不足。因此，如不注重程序规制，可能导致合意型程序公平性上弊端的扩大。(二)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因现行的“调审合一”模式引发的问题，即审判组织和调解组织重合。“调审合一”是建国初期计划经济的产物，但面对今日国情下的土地纠纷，已无法发挥其功能，已带来紧张和不协调。例如，无益于司法工作的开展导致法官的“角色”冲突，导致出现强制调解和任意审判问题。损害土地纠纷当事人的利益，影响其公正性和权威性的建立。另外，我国目前法庭审判的组织形式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前者是由审判和陪审员组成，后者仅为审判员独任。由于我国"调审合一”的司法模式，在解决土地纠纷的司法实际工作中，多方面因素导致陪审制度仅存于形式，阻碍其实际功效的发挥，造成司法调解在解决土地纠纷的过程及结果由专业法官决定。(三)我国法院调解原则严重走样。如法院的调解偏好和审调并重原则，目前，我国法官因国家政策、个人喜好和利益，往往选择趋利避害的解决方式处理纠纷。即一般偏重法院调解。在法官调解土地纠纷过程中，间接承担积极主动的角色，提高了"强迫调解”或法官不中立的危险。虽土地纠纷争议主体在发生纠纷时有意选择诉讼，但法官以法院裁判性预测的话语间接的影射诉讼不如调解的结果好等间接干涉侵犯当事人的自愿调解权利。属于法院间接强制调解，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另外，法院调解的合法原则导致了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在本质上发生改变。法院调解在解决土地纠纷过程中，因我国现属社会的转型时期、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但仍存在部分地区民众意识淡薄、法律知识贫乏等因素，合法原则无法使得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大展拳脚。(四)法院调解在解决土地纠纷的作用功能日益弱化，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已使本应有的优势难以发挥，如在我国农村地区人情传统仍保留的熟人社会、历史遗留的“以和为贵”及农民的厌诉情结等问题导致纠纷进入诉讼程序之前，习惯选择政府调解或上访等方式解决。就算进入诉讼，意味着当事人之间的势不两立，法院很难进行调解。另外，片面追求提高法院调解协议的效力，忽视土地纠纷解决的其他方面。法院调解土地纠纷结案后，从法院调解土地纠纷新动向看，进入强制执行比例高、执行难等问题，削弱法院调解本应具有的“案结事了”的功能和价值。目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最新的司法解释第151条，虽强化了调解协议的效力，赋予调解协议的强制力，使得名义上调解协议和司法裁判具有同样的效力，但本质上仅赋予当事人“眼见为实”的确定力与执行力的调解协议。法律规定调解书不能上诉，仅在违反自愿原则和内容违法的情况下由土地纠纷争议主体申请再审，由此看出对调解协议的确定力具有较强的保护力度。然而法院调解土地纠纷制作的调解书与司法裁判相同，即争议主体不主动履行时仍由法院的执行机构强制执行，目前我国民事裁判仍有严重的"执行难”的问题，对保障和提高调解书执行力的问题上仍面临挑战。

三、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完善

为使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适应我国现在的国情，首先对我国相关法院调解的理论和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实践出现的问题进行较全面的分析和探讨。目前，法院调解在面对新时期的土地纠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面对不健全的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需对法院调解在解决土地纠纷上进行改革完善，无论是从土地纠纷当事人还是法院调解主体等多方面进行完善。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调审分离模式奠定实践基础。通过对人员分离、角色分离、程序分离和地点分离以及现有民事诉讼制度的框架内完成调审分离的改革。(一)面对我国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的程序规范性问题，最优的解决方案是将调审两个程序分离，如此减少法院程序的交错问题，同时确立法院调解和诉讼遵循其不同的程序规范，实现各个程序价值。在法院调解土地纠纷过程中，如不能从机制上直接分离，即在当前的程序构架下，尽量针对其不同的程序交叉适用不同的法理，做到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实行职权探知主义，保障调解组织解决纠纷对象的范围不受争议主体主张的限制，保障因事实调查获得证据，保障程序的正当性，保障争议主体的合意。另外，保障法院在调解土地纠纷不成后的审判程序中，采取当事人主义，强调程序的严谨性与对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最终使程序保障与土地纠纷妥善解决。(二)目前，运用"审调合一”的模式的法院调解解决土地纠纷实践中，缺陷日益明显。面对此问题，我们应建立法院的调解和审判分离模式，将调解程序前置到立案后开庭审理前，改革调解庭的组成方式，设立专门的调解法官，以避免调解法官和审判法官的"角色冲突”。但在设立过程中，仍要坚持法院调解庭引入普通民众，扩大调解组织群众基础。在此，不得剥夺当事人选择调解员的权利和违背回避制度。另外，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诉调对接，发展和完善诉调对接机制。面对复杂多变的土地纠纷，设立或重建关于土地纠纷专业的基层调解组织，或在法院内设立土地纠纷调解室，并实行协助调解，建立协助人队伍，积极培育专业性调解组织。建立专业性的土地纠纷法院调解机制，由有法律素养的专业人士担任调解员调解解纷。不仅能起到分流作用，缓解积案压力，还可缓解诉讼调解"审调不分”，调解过程影响审理程序的弊端。(三)重构法院调解制度的原则。法院调解在解决农村土地纠纷过程中，法院应取消因调解结案率作为法院、法官的重要考评标准、法院的硬指标等衡量因素所带来的不良"调解之风”，让法院调解自愿原则落到实处，避免调解率成为法院或法官之间互逐的目标。为此，法院应理性对待"调解优先”，着重处理好调解优先与调解结案率、自愿原则以及民事权利保护等之间的关系。如法官对土地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的处理方式予以保护并充分尊重其权利。在调解土地纠纷过程中，应及时查明双方纠纷争执点，合理合法地开展调解工作，充分考虑当事人利益，准确合理地确定双方利益的平衡点，使争议主体的各项权利保持基本均衡，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确保签订调解协议时的真实性、合法性，内容上确保当事人真实合意。至于法院调解的合法原则应与审前调解程序的合法原则一致，即不同于审判程序中的合法。这里“合法”的考察指标为当事人是否“合意”。土地纠纷法院调解过程中争议主体解决纠纷的合意是其私法行为，即采取宽松的标准，法不禁止即合法。保证土地纠纷争议主体在自愿合意的基础上，确保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限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即为合法。(四)强化土地纠纷法院调解协议的效力，针对农村土地纠纷的解决，加强法院调解与诉讼衔接，强化其调解机制，有效运用农村“熟人社会”，减少调解资源的浪费，赋予调解协议相应的法律效力，既有利于及时、有效和良好地解决土地纠纷，稳定农村社会秩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对法院调解工作成效的认可。另外，法院在面对大量复杂土地纠纷进入执行程序等问题，应树立正确的调解观，理性地对待调解结案率，合理准确定位基层法院调解在大调解格局中地位，合理运用大调解，将土地纠纷化解在基层，加强法院调解与执行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从理论和实践上防范和缩小法院调解案件进入强制执行的有效措施。

根据县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要求，结合我县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最大限度的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的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主线，进一步理顺司法所管理体制，创新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设和调解员队伍管理模式，逐步建立科学、规范、长效、惠民的人民调解工作机制，最大限度的将民间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更好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主要任务与责任分工

1、成立机构：成立县人民调解中心，作为县司法局科级常设机构；在县司法局设立人民调解大厅，整合公证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调解员等分别设立窗口，设立法律服务专线，现场解答法律咨询、开展人民调解、办理法律服务等，为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及时、快速化解矛盾纠纷。

分管领导：

一、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在西方国家，调解被认为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ADR。如在美国9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的，其中调解所占比例最高。在我国，调解也是诉讼之外应用最广泛、种类最多样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1、建立、完善调解体系解决纠纷的需要。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纠纷的基本手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调解，即诉讼调解，是与审判相并行的一种民事审判机制，是诉讼中调解，属于狭义的司法调解。广义上的调解，除了狭义诉讼调解外，还包括所有诉讼外纠纷调解手段，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手段之一的调解，是以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为目的，能及时、彻底地治疗和补救被纠纷破坏的社会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工具。

2、衔接、互补诉讼内调解方式的需要。诉讼外调解作为与诉讼内调解相对的概念，二者在调解主体、调解性质、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诉讼外调解的调解主体是除审判人员以外的第三人，而诉讼中调解的主体为法院或审判人员；诉讼外调解无须融于和受限于诉讼审判中，具有自身独立性，调解的内容主要依赖当事人的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较弱，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的，可以通过法院调解或裁判，而诉讼中调解是以审判权为基础的调解，是司法机关对双方矛盾纠纷进行裁决前最后一次谋求双方达成一致的审判活动，是在法院或法官的主持和参与下进行的，调解协议书经双方签字送达后即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除非调解内容违法或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

3、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调解将讲法与说理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有利于彻底化解社会纠纷,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受一些观念的影响，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大量纠纷涌入法院，不仅增加了法院负担，也使矛盾难以迅速地化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一、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在西方国家，调解被认为是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ADR。如在美国9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非诉讼程序解决的，其中调解所占比例最高。在我国，调解也是诉讼之外应用最广泛、种类最多样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之必要性

1、建立、完善调解体系解决纠纷的需要。调解作为化解社会纠纷的基本手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调解，即诉讼调解，是与审判相并行的一种民事审判机制，是诉讼中调解，属于狭义的司法调解。广义上的调解，除了狭义诉讼调解外，还包括所有诉讼外纠纷调解手段，如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手段之一的调解，是以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与对抗为目的，能及时、彻底地治疗和补救被纠纷破坏的社会关系，是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工具。

2、衔接、互补诉讼内调解方式的需要。诉讼外调解作为与诉讼内调解相对的概念，二者在调解主体、调解性质、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诉讼外调解的调解主体是除审判人员以外的第三人，而诉讼中调解的主体为法院或审判人员；诉讼外调解无须融于和受限于诉讼审判中，具有自身独立性，调解的内容主要依赖当事人的自觉履行，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较弱，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的，可以通过法院调解或裁判，而诉讼中调解是以审判权为基础的调解，是司法机关对双方矛盾纠纷进行裁决前最后一次谋求双方达成一致的审判活动，是在法院或法官的主持和参与下进行的，调解协议书经双方签字送达后即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除非调解内容违法或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

3、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和谐的需要。调解将讲法与说理相结合,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有利于彻底化解社会纠纷,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受一些观念的影响，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等诉讼外纠纷调解机制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大量纠纷涌入法院，不仅增加了法院负担，也使矛盾难以迅速地化解，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作者从我国矛盾纠纷和调解的现状出发，分析了大调解的来源、概念，以区县为视角，站在党委政府的角度，通过对大调解的目标、性质、功能进行定位，对调解的范围进行界定，对调解的观念、机构、功能、方法进行整合，对管理、程序、行为、结果进行规范，按照相应的逻辑组合，搭建共同调解的合力平台、形成了调解行为的分工负责机制、合法调解的促进和激励机制、非法调解的约束机制、调解方法的综合集成机制，完成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对于矛盾纠纷的分流和化解，缓解法院诉讼信访压力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于调解立法、社会矛盾的综合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然而基层调解组织弱化、人员老化、手段僵化、效果退化、动力锐减、各自为政，从而使得调解的范围窄、效力低、公信力差，造成使不少矛盾激化、冲突升级，群众在无其他选择情况下只有依靠行政处理、仲裁诉讼，矛盾纠纷的出口变窄，因而群众上访不断，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严峻形势迫使各地纷纷进行探索，*年4月，江苏省南通市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1]，此后江苏省建立从地市到村组六级排查调处工作网络，形成社会各方整体联动大调解格局[2]。

一、大调解机制的概念

调解是以“调”的方式达到“解”的目的，是指第三者（调解人）依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风俗、惯例、道德、法律规范等），在纠纷主体之间沟通信息，摆事实明道理，促成纠纷主体相互谅解、相互妥协，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3]。调解的概念中包含了纠纷原因分析、防止矛盾激化和冲突升级、控制处理矛盾纠纷之意，是一种综合的社会治理手段。根据主持调解的主体不同，调解可分为友好调解、邻里调解、家族调解、社团调解、行业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法院调解。不同种类的调解其性质不同，达成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已就不同。大调解中“大”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站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目前对大调解有三种理解：站在法院的角度，对内所称的大调解是全员、全程的诉讼调解，除法院自己调解外，还包括委托协助调解，对外所称大调解强调诉讼调解与其他单位、其他调解的有效对接；站在司法局的角度，大调解主要指主体人民调解，尽管一定程度上揉合了行政调解和其他民间调解力量，强调是人民调解的网络建设；站在党委的角度，指党政领导，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司法部门指导、其他部门参与、各种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纠纷排查和处理各种矛盾的机制。本文所称的大调解是指区县党委主导下的大调解，主体多元、手段多样、方式灵活、反应灵敏、协调顺畅的矛盾纠纷的协商和处理。而大调解机制是指矛盾纠纷的一系列的程序、制度、规范和章程的总和。

大调解与ADR都能缓解法院审判压力，都能满足多层次纠纷解决的需求，都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通过对话和协商的解决渠道，但他们还是区别：ADR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总称,包括诉讼外的调解、传统仲裁,还包括法院附设调解、仲裁、早期中立评估、简易陪审团审判等方式。大调解是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协调处理社会纠纷的一种机制，其范围仅限于各类调解,与ADR的运作方式不尽相同,而且与我国传统的调解也有差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4]。

调解只是纠纷解决的一种手段而非唯一手段，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可以调解结案，但也可以以其他方式结案，大调解中含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中的调解，但大调解并不能完全涵盖行政处理、仲裁和诉讼，大调解是多元化解决手段的一种但并非全部，大调解可以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机的衔接起来，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

一、协助调解的性质

协助调解是指法院邀请调解人参与诉讼调解，请调解人帮助法官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以促进纠纷的调解解决。

与委托调解相比较，协助调解的性质是清晰的，委托调解的情况比较复杂，其性质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委托调解的不同情形而定[2]。协助调解在性质上不存在任何疑问，它是法院调解的一种形态，协助调解虽然有协助人参与调解，并且协助人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以法院为主导的司法性质的调解。

协助调解的特征是：

第一，协助调解是诉讼调解。协助调解的前提是纠纷已经诉讼到了法院，法院已经立案受理，并决定采用调解方式处理该案件。法院对诉讼案件既可以自行调解，也可以邀请特定的组织或个人协助调解。但即使是邀请他人参与调解，在性质上仍然是诉讼调解，只是在调解中有协助人参与其中。

第二，协助调解是以法院为主体的调解。在协助调解中，主持调解的仍然是人民法院，法院对调解的开始、调解的进行，调解方案的形成、调解协议的审查和批准、调解书的制作负有责任。在调解中，法官需要认真研究案情，厘清法律关系，分清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提出具体的调解意见，协助人主要是根据法官对案件的判断和意见，帮助法官做当事人的工作，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今年，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建立是我市司法行政系统在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中的开拓突破，并不是原有民调方式的简单综合，而是在对原调解方式从形式到体制的全面优化改革，是适应南京市旧城改造、新城区建设步伐加快的必然产物，必将有效地提高社会矛盾调解的质量和效率，对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必将产生轰动效应和深远影响。

一、整合调解力量，形成工作合力。以前的人民调解是以司法行政、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的调解体系，其工作对象主要是民间纠纷，在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时，调解力量和力度显然薄弱，不能很好的应对群体纠纷，而我市在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主要以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滞后行业的整治和取缔等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带来的矛盾，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加之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极易引发群众上访事件，甚至带来社会动荡。而对以上新情况，只靠调委会和民间调解显然不能应对，这就要构建大调解网络，把民间调解、治安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综合起来，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组成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或司法牵头实施，由民政、城建、妇联、工会、公安、法院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解组织，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增强对矛盾纠纷的调处力度，确保调处成功率。

二、确保信息畅通准确，掌握工作主动权。当前，社会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建速度特别是河西新区的建设速度加快，征地拆迁、劳力安置等工作，必然带来部分群体利益的再调整，这是群体性矛盾爆发的重要因素。针对当前社会矛盾所具有的动态性、可变性的特征，为及时准确的掌握第一手信息，把握工作的主动权，超前做好化解工作，防患于未然，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信息员及党、团员的骨干力量作用，及时了解掌握民情、社情，尽快取得第一手资料，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进行分析、判断，为化解矛盾提供依据。

三、抓住主要矛盾，把握调解重点。当前的社会矛盾多具有广泛性、多发性的特点。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应把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重大影响的、群众所关心的、社会所关注的拆迁补偿、就业安置等热点问题上。群体性上访或群体性阻挠某项工作的开展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调解中心在调解这类矛盾时，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想法，详细认真地解答有关政策、规定，真心实意帮助确有困难的群众解决困难，但对个别无理起哄，不满现行政策，组织煽动的幕后策划者，则根据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严肃教育，必要时，对其采取果断措施，严格控制，以防事态扩大，对已经发生的群体上访事件，要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兑现优惠政策，本着公开、公正、透明、关心的原则，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工作，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大程度的稳定群众情绪，尽量化解矛盾，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敏感时期的大调解工作，要认真、细致、深入、如重大节假日、重要会议或活动期间，调解中心的工作要有高瞻性，提前做好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动态，才能把握工作的主动权，以免由于群体上访给工作、生产、生活、交通秩序造成混乱，造成不良影响。

四、抓好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政府部门依法办事的能力。当前的群体纠纷矛盾主要表现在征地拆迁、安置、落后行业的整治等方面。群众是矛盾一方的主体，在解决群体矛盾纠纷时，应把宣传教育放在首位，抓好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增强群众的意识和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的自觉性，尤其是现行政策较高执行的政策有较大差距时，更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以求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即使部分群众一时难以想通，由于时间或项目的特征不同，调解工作相对来讲也好做一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当前社会矛盾的产生不是一种因素所造成，不是靠一个部门或某个组织能调解成功的，在大调解机制下，必须多部门联合，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才能较好地平息事态，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秩序，才能保证社会的快速发展。

目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商事纠纷案件数量急剧增长。特别是今年4月1日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正式施行以来，诉讼费用交纳标准降低，交纳范围缩小，民商事案件出现“诉讼爆炸”的现状。在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及时预防、消除和化解各种不稳定因素，已经成为各级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为此，笔者主张加强诉讼调解，充分利用人民调解，建立调解大格局，构建多元化化解社会矛盾的调解机制。

一、诉讼调解，是促进或者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良好方式。

诉讼调解，又称为司法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互谅互让，就民事权利义务或诉讼权利义务达成协议，合情、合理、合法地解决民事纠纷的诉讼活动。诉讼调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息诉止争，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实现公正与效率和案件的执行；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诉讼调解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诉讼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优势，被国际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诉讼调解本不是个“新”话题，但笔者坚持再提，并且认为还必须加强。

（一）目前，诉讼调解现状不容乐观，调解结案力度正在削弱。由于民事案件数量大量增加，法院审判力量相对不足，随着民事诉讼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法院的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出现了弱化调解功能片面强调“当庭宣判率”而致使人民法院以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受到冷遇，出现了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调解，法院不注重调解结案率的情况。特别是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实施后，由于诉讼费减少，诉讼门槛降低，使得当事人普遍将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首选方式，人民调解组织诉前化解社会纠纷的功能将会弱化，法院多年来倡导的社会化调解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将受到冲击。以往当事人考虑执行成本选择在诉讼阶段调解而获得债务人直接履行，现在的当事人则不愿调解让步而更愿意进入强制执行。同时，案件的大幅度增长进一步加剧了法官的办案强度和法院人手不足的矛盾。大家都知道，一次成功的调解，需要法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法官在不违反审限期规定的前提下，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耐心细致地开展诉讼调解工作。面对法院经费保障越来越严峻的形势，在现行财政保障的情况下，法院办公、物质装备建设、法官福利待遇等经费保障问题将进一步突出，这些因素直接影响到法官调解结案的积极性。实际上，不少法官诉讼调解结案的积极性大不如前，而且更倾向于直接判决。

但是，法院如果对诉讼调解重视不够，该调不调，能调不调，调解结案率就会下降，上诉、申诉率就会上升，信访压力就会增大。调解结案率的降低，相对促使了判决结案情况的上升，无疑，法官的工作量必然大增，这也是导致基层法院案件的上诉率、发回重审、改判率上升的原因之一。这些情况的出现，使法官的工作难度加大，审判质量有所降低。事实上，尽管一次成功的调解在审判程序中耗时间、耗精力较多，但从总体上讲，诉讼调解结案，减少或者避免了案件二审、再审、执行等后续诉讼程序和涉诉信访处理的工作量，达到了缩短诉讼周期，节约了司法成本的功效，促进和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构建加强诉讼调解、激励诉讼调解的有效机制。诉讼调解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调解让诉讼更加“人性化”。调解强调当事人的积极参与，通过当事人自愿协商而不是法官依法裁判来解决纠纷，整个诉讼过程当事人都非常清楚，容易理解和接受。其次，调解可以有效降低诉讼的对抗性。调解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协商和妥协，促进当事人之间互谅互让和友好合作。大降低和弱化了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再次，调解更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调解具有简便、高效、经济的特点，调解方式灵活，能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也能节约司法资源。第四，也是更重要的，调解结案更符合“司法公正”的实质要求。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纠纷的真像和他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自愿选择的处理结果应当说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需求的，也最接近当事人追求的实体公正。因此，也有利于当事人的自觉履行。①为此，人民法院更应加强诉讼调解，激励诉讼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