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性报道范文10篇

一、求知求新心理

求知心理。调查性报道通常是以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为报道对象，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内在的、隐秘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记者通过深入的调查事实，纵横对比新闻事实提炼新闻主题，表现了超出一般社会认知水平的“深入”认识事物的能力，以前瞻性的思维预见问题，以发散性的思维分析问题，以全方位的思维来提供建议，一个调查性报道通常就会解决人们对一个社会热点、焦点的疑惑，人们可以全面的知道新闻背后的故事。以《焦点访谈》为例，该栏目深入报道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重大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展现典型事件、现象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度分析，并请权威人士具体评论指导，老百姓有了疑惑就可以在此找到答案。

求新心理。调查性报道的深度决定了其时效性的削弱，调查性记者一般要用数周甚至一年、几年的时间去收集证据、整理材料。水门事件的报道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焦点访谈》对冠生园事件的调查也持续了一年有余。但是，时效性较差的调查性报道同样满足了受众的求新心理。因为调查性报道的内容多为当事人有意隐蔽，不欲为人知的内幕黑幕，不经过船头守望者的观察审视，一般的受众是很难有机会去了解其中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

二、受益心理或者受益期待心理

调查性报道记者敢于揭黑幕，通常都是以正义维护者和受害群体代言人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美国调查性报道的重要推动者——著名报人普利策主张“有力的写作和讨伐性新闻”，认为“什么是报纸的特色？就是斗争和揭露罪恶，为社会谋利……（我们的报纸）每一期要有一条‘爆炸性新闻’”。普利策的理论对后来的调查性栏目的采编人员的影响是深远的。著名的调查性记者通常担负着各种潜在的或者现实的风险，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软性和硬性的压力，这种事实对采编人员的各种素质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同时也给他们披上了一件金碧辉煌的外衣，公众会以自己人、代言人甚至恩人的概念来界定这些守望者，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守望者在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会为他们伸张正义，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守望者苦心经营的栏目和报道自然也树立了极强的公信力。

另外，公众在社会中或多或少的要遇到一些不平之事，在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不完善的社会转型期，通过媒体去求得自己合法权利的实现和受损权利的救济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途径。中央电视台门前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找《焦点访谈》“告状”的群众，这种对媒体的信任感正是群众在受益心理驱使下对《焦点访谈》“为民说话”形象的行为反馈。

一、人类学研究的视角

人类学是将所要进行的调查和研究对象作为文化之主体和群体来看待，以一种人类学家的视野和人文关怀的态度去探索人类的生活本质和文化形态。主张以异文化研究为己任的人类学者认为，本土人类学者往往无法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偏见中超脱出来，做出“客观的观察和判断”。研究者需要从对象的生活世界中去寻求事件的目的动机与原因动机、主观与客观等方面的意义；唯其如此，才能够对事件或者问题做出判断，进而对研究对象做出“类”的概括并达到对研究内容的普遍意义的认识。因此，它要求人类学家置身于研究的族群中，深入了解和理解被观察对象的生活和文化，以便避开自己社会的偏见。人类学方法“深描”所导致的理解超脱于“生硬的事实”之上，它追求对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观察者自身的观念世界以及观察者“告知”的对象——读者——的观念世界的沟通，这犹如在一系列层层叠叠的符号世界里的跨时空漫游，其索要阐明的是意义的人生与社会中的重要角色。对于调查性报道的记者而言，人类学这样广博的胸襟和宽怀，可以打开调查记者的视域，在遭遇调查对象和面对繁杂的事件时，有“开放的心胸，周密的大脑”。

新闻记者进入新闻现场时，从发现问题和界定问题，搜寻相关知识和资料到分析与整理资料，再到呈现信息，很容易受自己职业主义所认定的价值原理和行规支配和暗示，对调查对象仅仅作为新闻源对待，在自身立场中有一些内在的不被察觉的决定因素，这往往束缚记者的视野，就很难避免在对事件的调查中引入一种陈规。如果依照人类学者的立场去理解，将调查对象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文化对象去“观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主观倾向。而人类学的研究态度更值得学习借鉴，因为“研究者一方面要努力了解和解释他或她的研究对象的工作环境。同时也要时刻对自己的价值取向、理论观点和假设有自觉。……如果说优秀的研究都离不开自省。那么。参与观察的性质，决定了研究者的自省对于参与观察法，显得尤其重要。”因而新闻记者是否应该像人类学家那样，必须时刻特别注意保持一种反思性态度：避免由于与很多观察研究对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联。而深涉其中不能自拔。坚守方法上的警醒，保持一种必要的超然性，应内化为记者的自觉。

人类学有一种“变熟为生”(defamiliarization)的基本策略，即对常识加以分解，置熟悉的事物于陌生的事物、甚至令人震惊的场合之中，这些做法均以使读者获得文化差异的意识为目的。对一般人来说，对自己熟悉的事物似乎感到有足够的理解和把握，在自己的头脑中有对这一事物认知的图式，因而不会就这一事物进行深入的探究，而对自己所陌生的事物往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陌生而完全不感兴趣，从而不愿去接触和了解；另一种情况是，对陌生的事物有一种欲知的好奇和冲动，对该事物的发生、过程与结果以及因果关系都想作深入的探测。对于调查性新闻记者而言，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接触和了解所谓的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经年累月，习以为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在他们看来都是自己熟悉的，这就容易使他们产生新闻职业的常规事务感和“疲劳”感。如果采用这样一种“变熟为生”的策略，以打破陈规的视角对发生的社会事件以“陌生化”的审视，不仅对调查性记者有启发，而且其报道也将会给读者以新意。

二、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方法

1调查的“局内人”与“局外人”态度、“主位”与“客位”意识

一、调查性报道的采访相对独立

调查记者的采访活动是一种相对独立的采访活动。相对独立是指调查记者的采访是一种独立自主的采访活动，而不是仅仅依托于某个部门的调查结果。

美国新闻学者威廉.C.盖恩斯认为：“调查性报道必须是记者原创的作品，而不是公共机构的调查报告；他们所提供的是没有记者进取精神就不能披露的信息；他们对于公众具有重要的意义”。①罗伯特.格瑞斯（RobertW.Greence）强调：“在调查性报道中，调查和搜集必须是记者原创行为，而不是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组织的调查行为。选题和采访必须由新闻媒体独立进行”。②

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新闻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也越来越认同记者在调查性报道中的独立调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制片人张洁认为，调查性报道必须符合三个要件，其中第一条就是记者独立展开调查。南京大学新闻学者杜骏飞、胡翼青在论述调查性报道和批评性报道的区别时指出：“较为重大的批评性报道，大都是在内部已经得出结论的情况下才展开的，有些甚至中可以说是一种情况通报……然而，调查性报道不是这样，它所报道的新闻事件，最初没有任何结论，甚至没有任何线索，全要靠记者的深入挖掘来完成这一过程。”③

在新闻实践中，每一则调查性报道都渗透着调查记者的辛苦劳动。他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从大量的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新闻线索，然后确定选题，策划调查方案，在调查时，他们要采访各种消息源，尽最大努力找到第一手资料，寻觅知情人、目击者。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调查记者还要避开权力集团为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有时候甚至是死亡的威胁。美国著名调查记者西摩.M.赫什是一个令美国官方感到恐怖的人，因为它的调查性报道总能够掀起轩然大波。1968年，美国一个连队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个村子的居民全被杀害，不少妇女遭到性侵犯。西摩.M.赫什偶然了解到一个美军中尉因为杀害越南平民将被送上军事法庭的消息后，就冲破重重障碍到监狱找到了这个军官，从他的嘴里，西摩.M.赫什了解了整个事件的真相，并且写出了《在美莱，我们疯了》这篇美国官方极不愿意看到的调查性报道。报道刊出后，数十家媒体转载，在美国导致了大规模的反战游行。西摩.M.赫什并没有就此罢手，他又深入采访参与美莱大屠杀的美军士兵，写出了《美莱四号：对一场大屠杀和其后果的报道》，这些报道最后获得了1970年普利策新闻奖的国际报道奖。对美莱大屠杀的报道是西摩.M.赫什的成名作，此后，他又采写了很多有影响的调查性报道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对美国监狱虐待伊拉克战俘的揭露。在采写这则调查性报道作品时西摩.M.赫什遇到了来自军方的重重阻力，但是他仍然通过独立的调查采访摸清了新闻事实，并且勇敢地公布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调查记者的采访虽然是一种主体意识很强的采访活动，但是并不是绝对独立的，在很多情况下，调查记者的采访活动需要其他人和机构的帮助，尤其我国的调查记者，更需要国家党、政机关、司法部门的配合。

对制度：补缺和完善

在国内外的一些公司案件中，通过财经媒体的曝光引起监管层注意从而推出相关法令的案例比比皆是。“中国证券民事赔偿第一案”银广厦案件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月15日《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并于2003年1月9日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法院系统如何受理、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进行了规定，这些都为之后中国证券市场的民事索赔事件提供了先例和法律支持。2005年的东方电子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涉及全国6989名原告，诉讼总标的4.42亿元，最终成功调解率达到97%。2009年，杭萧钢构因为虚假陈述被判向118名股东赔偿400万元。再如，经财经媒体报道了“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之后，美国证券市场开始实行《萨班斯法案》，大大加强了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并对控制、披露工作不适当的公司进行了严厉惩罚。这些法律制度的完善使财经媒体在揭露公司真相的同时，也推动了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良性运转。根据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发现，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与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程度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媒体言论保护得最好的国家证券市场，总市值与GDP之比平均为28.81%，媒体保护中等的国家，该比值平均为16.46%，媒体言论保护最差的国家，该比值平均为7.32%，从实证意义上看，媒体的监督越自由，证券市场就越发达。

对中小投资者：维护知情权

在信息即财富的证券市场，公司信息披露、政策信息出台都是财富变动的源泉，谁能最早获取准确信息，谁就能最快知道股票定价的准确与否并从中获利，因此财经媒体应该以准确传播真实客观的资本信息为根本职能。中小投资者或者说散户，一直是市场的弱势群体，他们资金量少、专业知识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少，容易被外界不良信息诱惑误导，他们总是在不断地追高和套牢中徘徊不前，究其原因，是他们对证券市场的信息知道得太少。财经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是有助于中小投资者深入了解市场、了解公司的有效途径，是维护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的有力保障，通过财经媒体的报道，能够增强证券市场的透明度、减少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中小投资者能更清楚地了解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正确判断良公司和劣公司、良股和劣股，消除“柠檬市场”i现象，更好地判断股票的质量和价值，从而更好地控制风险。

对公司：舆论监督促进公司的体制完善

不论是中国第一起上市公司欺诈案———原野案的股金投入不实、利润外流、政企关系，还是德隆系的混业经营，亦或是杭萧钢构的虚假陈述，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二十余年间，公司中存在的虚假业绩、股价操作、内幕信息、政企关系等问题一直像乌云一样飘荡在尚还年幼的中国证券市场上空，除了证监会的行政和法律监管之外，财经媒体的舆论监督同样对完善公司治理和促进公司体制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调查性报道的作用和意义，欧美新闻界有一种认识，就是在现代庞大的社会机构中，以揭露、报道重大问题著称的调查性报道会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促成问题的解决，保持整个社会各机构高效运转，如《华尔街日报》揭露的美国证券界的问题甚至比美国证监会揭露出的问题还多。ii财经媒体作为市场中的啄木鸟，应该充分运用其采访权和质疑权进行舆论监督报道，发挥证券市场的预警功能。

【论文关键词】：深度报道;新闻调查;调查性报道

【论文摘要】:《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名牌栏目，自1996年5月17日开播以来，以其深刻、理性的栏目风格确立了自己在广大电视观众中的形象，被誉为"中国最具深度的电视新闻节目"。文章拟以央视《新闻调查》节目的发展变化为主线，试图对电视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名牌栏目，自1996年5月17日开播以来，以其深刻、理性的栏目风格确立了自己在广大电视观众中的形象，被誉为“中国最具深度的电视新闻节目”《新闻调查》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诸多方面，有人说，“除了综艺娱乐类节目不做以外，《新闻调查》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新闻调查》以其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表现出了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可是，外界的这句话也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每个电视栏目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内容侧重点，这样才形成自己的个性，而无所不包的结果则是泯灭了自己的个性，从而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的内在品质。所以，外界的批评其实也是在提醒：《新闻调查》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须精选符合自己栏目特色的题材。

那么什么是《新闻调查》的特色呢？这决定于《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按其自己的说法是“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⑶，可是从字面来看，它应该是“调查类报道栏目”，那么这二者之间是否可以等同呢？“调查类报道”产生于美国，由揭发黑幕而兴起。它的特点是“以暴露或揭丑为核心，以社会的腐败现象、犯罪、政府官员的错误行为、内幕新闻以及被某些人企图掩盖的事实为主要目标”⑷。《新闻学大辞典》将它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某人某事进行的‘单项揭丑式’，另一类是针对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综合分析式’，也称‘新型调研式’，前者重在揭露政府和公共机关里某些人的违法活动及腐化丑闻，最典型的如对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报道；后者重在分析研究政府和公共机关及整个社会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那么“深度报道”又是什么呢？《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的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联系、矛盾演变、影响作风、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深度报道不满足于向受众提供简单的新闻事实，而是使新闻要素做进一步的深化，要求一方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另一方面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从总体联系上把握其真实性。”。这么看来，深度报道的内涵要大得多，调查类报道显然和它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所以，《中国应用电视学》中指出，“解释性、调查性、分析评述性、问题探讨性等等一切具有思想内容深度报道都可归属于广泛的深度报道范畴”。这么看来，调查类报道只能算在广义的深度报道范围内，但它绝对不是狭义的深度报道，即新闻文体中严格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平面媒体中深度报道的体例已经比较完备，这样的报道例子也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它由于涉及内容的广泛又被称为“全息摄影式”报道。电视形态深度报道较典型的例子现在还很难举出，这主要是因为电视的这种报道形式还刚刚起步，还远未到较完备的地步。

之所以区分“调查性报道”和“深度报道”这两个概念，目的就在于说明调查类报道只能承担起自己力所能及的报道范围，而不能代替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狭义的深度报道以及可涵盖这三者的广泛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否则它也就不是调查类报道了。那么回到《新闻调查》这里，它的性质到底是“深度报道”呢还是“调查性报道”呢？不妨看一看它栏目的实际：新闻调查创办之初，定位语是“新闻背后的新闻，正在发生的历史”。到了2001年，新闻调查开播5周年时，他们已经鲜明的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探寻事实真相”。新闻背后的新闻是什么，是调查；探寻事实真相又是什么，还是调查。如果说《新闻调查》刚创办时把自己定位于调查类栏目还只是一个尝试的话，那么可以说经过5年的实践和思考，《新闻调查》已经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命所在——调查！所以如果要给《新闻调查》一个明确定性的话时，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认定它为“调查性报道”更准确一点。它自己所说的“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应该理解为广义的深度报道，它应该是一个属的概念。《新闻调查》是属概念意义上的深度报道，更是种概念意义上的调查类报道。明确这一性质，就是为了避免《新闻调查》混淆自己与其他报道特别是狭义的深度报道的界限以至自己负载过多的内容，也从而避免由于这种信息过载和定位模糊而给观众造成的不确定性和陌生感。

到了2001年，《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里，不但包括我上面所说的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这也许可以被叫做调查类节目的中国特色。”这标志着《新闻调查》对自己选题的认识已经到了问题的本质认识阶段。调查的本质就在于事物的真实情况没有显现或没有完全显现，所以才有调查的必要。到这里，《新闻调查》这几个字中的“调查”才完全摆脱了主要作为形式的限制，它已经成为节目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节目中必须有值得调查的事实真相。当然，在节目的选题上，光有“探寻事实真相”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不是仅具有“被掩盖的真相”的题材就可以成为《新闻调查》的节目内容。在这次会上，《新闻调查》提出了选题时的四项要求：有没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证或澄清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不是有关切度：这一事实有没有价值，是否反映出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典型特征；是不是有区隔性，即这样的选题会不会同时被其他栏目选中。这可以说是《新闻调查》在选题上达到了高度的理论化，它抓住了调查类节目最本质的特征：真相、关切度、社会价值。

【论文关键词】：深度报道;新闻调查;调查性报道

【论文摘要】:《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名牌栏目，自1996年5月17日开播以来，以其深刻、理性的栏目风格确立了自己在广大电视观众中的形象，被誉为"中国最具深度的电视新闻节目"。文章拟以央视《新闻调查》节目的发展变化为主线，试图对电视深度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做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名牌栏目，自1996年5月17日开播以来，以其深刻、理性的栏目风格确立了自己在广大电视观众中的形象，被誉为“中国最具深度的电视新闻节目”《新闻调查》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诸多方面，有人说，“除了综艺娱乐类节目不做以外，《新闻调查》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新闻调查》以其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表现出了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可是，外界的这句话也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每个电视栏目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内容侧重点，这样才形成自己的个性，而无所不包的结果则是泯灭了自己的个性，从而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的内在品质。所以，外界的批评其实也是在提醒：《新闻调查》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须精选符合自己栏目特色的题材。

那么什么是《新闻调查》的特色呢？这决定于《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按其自己的说法是“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⑶，可是从字面来看，它应该是“调查类报道栏目”，那么这二者之间是否可以等同呢？“调查类报道”产生于美国，由揭发黑幕而兴起。它的特点是“以暴露或揭丑为核心，以社会的腐败现象、犯罪、政府官员的错误行为、内幕新闻以及被某些人企图掩盖的事实为主要目标”⑷。《新闻学大辞典》将它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某人某事进行的‘单项揭丑式’，另一类是针对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综合分析式’，也称‘新型调研式’，前者重在揭露政府和公共机关里某些人的违法活动及腐化丑闻，最典型的如对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报道；后者重在分析研究政府和公共机关及整个社会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那么“深度报道”又是什么呢？《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的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联系、矛盾演变、影响作风、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深度报道不满足于向受众提供简单的新闻事实，而是使新闻要素做进一步的深化，要求一方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另一方面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从总体联系上把握其真实性。”。这么看来，深度报道的内涵要大得多，调查类报道显然和它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所以，《中国应用电视学》中指出，“解释性、调查性、分析评述性、问题探讨性等等一切具有思想内容深度报道都可归属于广泛的深度报道范畴”。这么看来，调查类报道只能算在广义的深度报道范围内，但它绝对不是狭义的深度报道，即新闻文体中严格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平面媒体中深度报道的体例已经比较完备，这样的报道例子也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它由于涉及内容的广泛又被称为“全息摄影式”报道。电视形态深度报道较典型的例子现在还很难举出，这主要是因为电视的这种报道形式还刚刚起步，还远未到较完备的地步。

之所以区分“调查性报道”和“深度报道”这两个概念，目的就在于说明调查类报道只能承担起自己力所能及的报道范围，而不能代替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狭义的深度报道以及可涵盖这三者的广泛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否则它也就不是调查类报道了。那么回到《新闻调查》这里，它的性质到底是“深度报道”呢还是“调查性报道”呢？不妨看一看它栏目的实际：新闻调查创办之初，定位语是“新闻背后的新闻，正在发生的历史”。到了2001年，新闻调查开播5周年时，他们已经鲜明的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探寻事实真相”。新闻背后的新闻是什么，是调查；探寻事实真相又是什么，还是调查。如果说《新闻调查》刚创办时把自己定位于调查类栏目还只是一个尝试的话，那么可以说经过5年的实践和思考，《新闻调查》已经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命所在——调查！所以如果要给《新闻调查》一个明确定性的话时，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认定它为“调查性报道”更准确一点。它自己所说的“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应该理解为广义的深度报道，它应该是一个属的概念。《新闻调查》是属概念意义上的深度报道，更是种概念意义上的调查类报道。明确这一性质，就是为了避免《新闻调查》混淆自己与其他报道特别是狭义的深度报道的界限以至自己负载过多的内容，也从而避免由于这种信息过载和定位模糊而给观众造成的不确定性和陌生感。到了2001年，《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里，不但包括我上面所说的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这也许可以被叫做调查类节目的中国特色。”这标志着《新闻调查》对自己选题的认识已经到了问题的本质认识阶段。调查的本质就在于事物的真实情况没有显现或没有完全显现，所以才有调查的必要。到这里，《新闻调查》这几个字中的“调查”才完全摆脱了主要作为形式的限制，它已经成为节目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节目中必须有值得调查的事实真相。当然，在节目的选题上，光有“探寻事实真相”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不是仅具有“被掩盖的真相”的题材就可以成为《新闻调查》的节目内容。在这次会上，《新闻调查》提出了选题时的四项要求：有没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证或澄清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不是有关切度：这一事实有没有价值，是否反映出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典型特征；是不是有区隔性，即这样的选题会不会同时被其他栏目选中。这可以说是《新闻调查》在选题上达到了高度的理论化，它抓住了调查类节目最本质的特征：真相、关切度、社会价值。

文章的前一部分把《新闻调查》在调查类报道和深度报道之间进行了严格区分，可能会引起许多疑问：在目前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深度报道栏目的情况下，这样划分《新闻调查》的选题范围是否有意义？如果连《新闻调查》都不可以作深度报道类节目，那么深度报道又该让谁去做呢？这确实是《新闻调查》如今在实际工作中的两难境地：既要保持栏目特性，又要承担做深度报道的任务。在一个深度报道类栏目产生之前，这种尴尬局面肯定要持续下去。《新闻调查》不可避免还要继续做一些深度报道，这是电视事业发展的现状决定的，从实际情况来评价，对《新闻调查》的这种做法也不能求全责备。等有一天深度报道的量增多了，新的栏目自然也就出现了，那时《新闻调查》也就可以一门心思做调查了。文章的目的无意于对《新闻调查》目前的做法予以否定，但是区分调查类报道和深度报道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能够从学理的角度澄清自己的认识：在进行一些深度报道的同时，《新闻调查》必须时时记住自己的特质——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调查》以清晰的面目面对观众；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调查》永葆自己栏目的生命。

《新闻调查》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名牌栏目，自1996年5月17日开播以来，以其深刻、理性的栏目风格确立了自己在广大电视观众中的形象，被誉为“中国最具深度的电视新闻节目”《新闻调查》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诸多方面，有人说，“除了综艺娱乐类节目不做以外，《新闻调查》几乎无所不包。”。可以说，《新闻调查》以其极大的社会责任感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表现出了一种博大的人文关怀。可是，外界的这句话也在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每个电视栏目都有自己的定位，都有自己的内容侧重点，这样才形成自己的个性，而无所不包的结果则是泯灭了自己的个性，从而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的内在品质。所以，外界的批评其实也是在提醒：《新闻调查》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就必须精选符合自己栏目特色的题材。

那么什么是《新闻调查》的特色呢？这决定于《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新闻调查》的栏目性质，按其自己的说法是“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⑶，可是从字面来看，它应该是“调查类报道栏目”，那么这二者之间是否可以等同呢？“调查类报道”产生于美国，由揭发黑幕而兴起。它的特点是“以暴露或揭丑为核心，以社会的腐败现象、犯罪、政府官员的错误行为、内幕新闻以及被某些人企图掩盖的事实为主要目标”⑷。《新闻学大辞典》将它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某人某事进行的‘单项揭丑式’，另一类是针对某一方面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综合分析式’，也称‘新型调研式’，前者重在揭露政府和公共机关里某些人的违法活动及腐化丑闻，最典型的如对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报道；后者重在分析研究政府和公共机关及整个社会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那么“深度报道”又是什么呢？《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的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联系、矛盾演变、影响作风、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深度报道不满足于向受众提供简单的新闻事实，而是使新闻要素做进一步的深化，要求一方面剖析新闻事实的内部；另一方面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从总体联系上把握其真实性。”。这么看来，深度报道的内涵要大得多，调查类报道显然和它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所以，《中国应用电视学》中指出，“解释性、调查性、分析评述性、问题探讨性等等一切具有思想内容深度报道都可归属于广泛的深度报道范畴”。这么看来，调查类报道只能算在广义的深度报道范围内，但它绝对不是狭义的深度报道，即新闻文体中严格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平面媒体中深度报道的体例已经比较完备，这样的报道例子也很多，最典型的就是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报道”，它由于涉及内容的广泛又被称为“全息摄影式”报道。电视形态深度报道较典型的例子现在还很难举出，这主要是因为电视的这种报道形式还刚刚起步，还远未到较完备的地步。

之所以区分“调查性报道”和“深度报道”这两个概念，目的就在于说明调查类报道只能承担起自己力所能及的报道范围，而不能代替分析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狭义的深度报道以及可涵盖这三者的广泛意义上的深度报道，否则它也就不是调查类报道了。那么回到《新闻调查》这里，它的性质到底是“深度报道”呢还是“调查性报道”呢？不妨看一看它栏目的实际：新闻调查创办之初，定位语是“新闻背后的新闻，正在发生的历史”。到了2001年，新闻调查开播5周年时，他们已经鲜明的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探寻事实真相”。新闻背后的新闻是什么，是调查；探寻事实真相又是什么，还是调查。如果说《新闻调查》刚创办时把自己定位于调查类栏目还只是一个尝试的话，那么可以说经过5年的实践和思考，《新闻调查》已经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了自己的生命所在——调查！所以如果要给《新闻调查》一个明确定性的话时，根据它的实际情况，认定它为“调查性报道”更准确一点。它自己所说的“中央电视台的深度报道栏目”，应该理解为广义的深度报道，它应该是一个属的概念。《新闻调查》是属概念意义上的深度报道，更是种概念意义上的调查类报道。明确这一性质，就是为了避免《新闻调查》混淆自己与其他报道特别是狭义的深度报道的界限以至自己负载过多的内容，也从而避免由于这种信息过载和定位模糊而给观众造成的不确定性和陌生感。

到了2001年，《新闻调查》提出了‘探寻事实真相’这个口号。在这个口号里，不但包括我上面所说的内幕调查，同时也包括对复杂问题的深层探究。这也许可以被叫做调查类节目的中国特色。”这标志着《新闻调查》对自己选题的认识已经到了问题的本质认识阶段。调查的本质就在于事物的真实情况没有显现或没有完全显现，所以才有调查的必要。到这里，《新闻调查》这几个字中的“调查”才完全摆脱了主要作为形式的限制，它已经成为节目内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节目中必须有值得调查的事实真相。当然，在节目的选题上，光有“探寻事实真相”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不是仅具有“被掩盖的真相”的题材就可以成为《新闻调查》的节目内容。在这次会上，《新闻调查》提出了选题时的四项要求：有没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证或澄清的事实；这些事实是不是有关切度：这一事实有没有价值，是否反映出社会发展与变革中的典型特征；是不是有区隔性，即这样的选题会不会同时被其他栏目选中。这可以说是《新闻调查》在选题上达到了高度的理论化，它抓住了调查类节目最本质的特征：真相、关切度、社会价值。

文章的前一部分把《新闻调查》在调查类报道和深度报道之间进行了严格区分，可能会引起许多疑问：在目前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深度报道栏目的情况下，这样划分《新闻调查》的选题范围是否有意义？如果连《新闻调查》都不可以作深度报道类节目，那么深度报道又该让谁去做呢？这确实是《新闻调查》如今在实际工作中的两难境地：既要保持栏目特性，又要承担做深度报道的任务。在一个深度报道类栏目产生之前，这种尴尬局面肯定要持续下去。《新闻调查》不可避免还要继续做一些深度报道，这是电视事业发展的现状决定的，从实际情况来评价，对《新闻调查》的这种做法也不能求全责备。等有一天深度报道的量增多了，新的栏目自然也就出现了，那时《新闻调查》也就可以一门心思做调查了。文章的目的无意于对《新闻调查》目前的做法予以否定，但是区分调查类报道和深度报道的意义在于：提醒人们能够从学理的角度澄清自己的认识：在进行一些深度报道的同时，《新闻调查》必须时时记住自己的特质——调查，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调查》以清晰的面目面对观众；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调查》永葆自己栏目的生命。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调查性报道；舆论环境；新闻舆论监督作用

【论文摘要】：自17世纪70年代调查性报道诞生以来，越来越受到新闻界的重视。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调查性报道的舆论环境日趋成熟，调查性报道在我国发挥着巨大的舆论监督作用。

一、调查性报道的概况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它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尤其是关系到影响公共利益的不正当行径的强有力的解释。[1]

调查性报道包括揭露性报道和调研性报道。揭露性报道的重点是揭露政府官员、公司企业经理以及公共机构中管理人员的不法行为和丑闻。调研性报道其重点既非揭露某桩丑闻，也非追踪某个特定的违法者，而是系统的调查研究政府机构、公司企业以及整个社会制度中存在的痼疾和缺陷。

由此可见，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在于，媒体在报道中并不满足刊登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常规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也常常是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但是他们仅仅是调查的起点，而非终点。

关键词：精确新闻了解实践实验研究

[摘要]：

本研究采用实验研究方法，集中考察分析对精确新闻报道的“了解”、“实践”，如何影响人们对精确新闻报道优势和劣势的评价、对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等。研究显示，要推进精确新闻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我们不但要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全面、准确地介绍精确新闻报道，还要努力使之实践精确新闻报道。

Abstract:Thisstudyuseexperimentmethodtoanalyzehowunderstandingandpracticingtheprecisionjournalismmakeeffectstothepeople’sevaluationsontheadvantageanddisadvantageoftheprecisionjournalismanditsdevelopmentinChina.Thisresearchindicatesthatifwewant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precisionjournalisminChina,wemustintroduceitcompletelyandaccuratelytothemediapractitioners,aswellasmakethempracticeit.

KeyWords:precisionjournalism;comprehend;practice;experimentresearch

一、研究的目的

[内容提要]

追踪调查式的电视深度报道，作为对某一新闻事件作纵向拉长延伸的报道，通常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详细深入地剖析事件的起因和过程。这类深度报道重在事件过程性和故事性，非常讲究记者的介入，追求的是一种具有调查感的效果。本文正是希望从“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三个关键词入手，多角度地观照故事性因素的开掘途径和切入方式。另外，也将就故事性因素开掘的意义以及我国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独具的品格内涵进行探析。

[关键词]

故事性因素、事实与过程、悬念与冲突、画面、记者的介入、倾向性

本文题目中提及的――“故事性因素”，有一个状语成分的修饰――“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中”。我们又可以从这个成分中剥离出三个要素，即调查式、电视、深度报道。这三个要素从不同向度上对故事性因素的开掘提出要求：

首先，基本事实和叙事过程是故事诞生的先决条件――“深度”本身的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