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产业范文10篇

一、市场行为分析

1.价格行为分析对于电影产业来说，企业需要针对竞争环境，判断产品的边际成本，以此来制定正确的票价。目前，在国内电影的放映收费差距较大，对于不同的电影和不同的时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歧视。一是不同的影片都是差异的，也可以说是完全垄断的，放映方通过市场对于影片的评价高低，将评价高的影片安排在较好的时段，并且对于有绝对优势的影片制定相对较高的票价，实现了对不同影片的价格歧视。二是对于不同的时间段，放映方也实施了价格歧视。按照人们的生活规律，在周末和节假日等电影消费黄金时段对经营策略进行调整，并且在一天之内也形成有规律的阶段性周期:一般在周二被定位半价，工作日的白天比夜晚便宜，工作日比周末节假日便宜等。

2.非价格行为分析在非价格行为中，电影制作方的融资行为值得我们注意。电影的制作需要资金数额巨大，融资成为制约制片方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融资过程中，除了自有的资金外，制片方会通过植入广告、政府投资、版权预售等方式进行融资;同时也会使用私募股权投资(PE)、银行信贷、发行债券等方式进行融资。例如:《唐山大地震》1.2亿元的投资中，唐山市政府主导的资金就占45%;《非诚勿扰2》植入广告多达20种，收益近6000万元，招商银行为《集结号》提供5000万元无担保授信贷款;华谊兄弟和华策影视分别于2009年、2010年在内地A股市场上市，保利博纳于2010年年底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中影集团于2007年年底发行5亿元期限为7年的企业债券等。同样，为了控制风险，制片方也会为影片购买保险来降低风险。因此，大的制片公司在融资和购买风险上都会有优势，同时开展多个影视项目也可以将风险分散。而小的制片则在融资等方面出现困难，一部电影的受挫就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二、市场绩效分析

1.票价过高在如今，许多产业都已经回归到价值本位，而电影产业仍然被称为是“最后一个暴利行业”，中国电影票价过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票价过高成为很多人不去影院观影的首要原因。有数据显示，我国的电影平均票价从2002年的17.62元上涨到2010年的35.82元，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从2002年的435上涨到2010年的536.1。在与其他电影大国相比较时，我们引入票价收入指数，即:票价收入指数=平均票价人均GDP×1000，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电影的票价收入指数排名第一，且远远高于第二名。

2.技术进步由于近年来“高概念”电影理念的不断发展，电影行业中对于3D立体、特效等技术的运用不断加强，观影者对于电影的视听效果要求不断提高。许多厂商也注意到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为了保持影片在技术上具有竞争力，许多有实力的电影公司都组建了自己的数字技术研发和制作团队，并且购置最为先进的设备。从整个市场来看，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影片的质量提升，科技水平也越来越高。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上也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电影，并在国际上屡屡获奖;并且中国电影制作中的电影特效使用和后期处理技术也已经进入更高的平台。第二，数字银幕、3D银幕和IMAX银幕的数量不断增加。根据统计:2012年中国银幕总量达到13118块，IMAX巨幕超过100块，位居世界第二，2009—2012年的4年时间内，银幕数量增长近3倍。第三，影院档次提高，传统的单银幕影院被现代化的多银幕影院取代。第四，院线制的诞生使得信息技术在影院中广泛应用，计算机售票系统的普及使得行业数据能够被及时可靠地统计出来。

一、2002暑期香港电影市场：如履薄冰

2002年这个千年难遇的好年头，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却是一个厄运年，本土票房收入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冰点。贺岁片被《魔戒首部曲》拔得头筹，暑期档被《蜘蛛侠》《未来报告》《黑衣人2》等好莱坞影片抢占花魁。无论黄金档期还是淡期，港片都破纪录地被外国影片全线压制。截止到2002年8月20日，香港本地电影上映不足40部，暑期票房总收入只有7500多万港币，相比2001年同期17000多万港币的票房下跌了56%。票房前10名中，港片只占4个，不仅比例是近年来最少的一次，而且没有一部进入前三名，绝大部分港产片都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电影本土市场已经如履薄冰，到了关系生存的严峻时刻。

表12002年7月1日—9月1日，香港本土电影票房数据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票房冠军周数

《我左眼见到鬼》(银河映像)520001

《绝世宝贝》(一百年)418522

一、2002暑期香港电影市场：如履薄冰

2002年这个千年难遇的好年头，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却是一个厄运年，本土票房收入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冰点。贺岁片被《魔戒首部曲》拔得头筹，暑期档被《蜘蛛侠》《未来报告》《黑衣人2》等好莱坞影片抢占花魁。无论黄金档期还是淡期，港片都破纪录地被外国影片全线压制。截止到2002年8月20日，香港本地电影上映不足40部，暑期票房总收入只有7500多万港币，相比2001年同期17000多万港币的票房下跌了56%。票房前10名中，港片只占4个，不仅比例是近年来最少的一次，而且没有一部进入前三名，绝大部分港产片都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电影本土市场已经如履薄冰，到了关系生存的严峻时刻。

《我左眼见到鬼》(银河映像)520001

虽然同样的暑期档(7月1日—9月1日)，两个年度进入每周十大卖座排行榜内的港片数量基本一致，但票房成绩却相差很远。如此大幅度的票房滑落是史无前例的。2002年之前，好莱坞电影在许多国家囊括了50%到90%比例不等的市场份额，但独独在香港颇受冷遇，票房占有率不及香港本土电影的1/3。据统计，1970年至2001年31年间的香港电影市场，好莱坞电影的平均票房收入从未压倒过港片，占有量少于总票房的三成。在每一年的票房“十大”或“二十大”影片中，港产片也都是占尽优势。1981年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RaidersoftheLostArk)打不过香港影片《人吓人》、《投奔怒海》，票房排名第16位；1989年真人与动画结合的美国影片《谁陷害了兔子罗杰》(WhoFramedRogerRabbit?)，香港票房不及王晶《赌神》的1/3。即使在1993年以后政治因素一定程度影响香港电影产量的情况下，虽然好莱坞在港境遇略有改善，但票房占有率也绝对达不到50%。

为什么2002年暑期会走到有史以来的最低谷呢?或许2001年暑期市场的火爆，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外国劲敌所致?为廓清这层疑义，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数据：

两个年度登香港暑期市场的好莱坞电影，基本水准、国际声誉、市场竞争力都旗鼓相当，这从大都在3000万港币内上下浮动的票房数据中可清晰得到印证。但为何本土市场会落得如此迥然不同的境遇呢?

摘要：中蒙两国在电影合作交流上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近来，中国和蒙古国的电影交流合作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影视剧在蒙古国持续走俏，已成为最受蒙古国人民欢迎的外国剧。此外，蒙古国积极推进本国恢复传统文字，实现与我国内蒙古“书同文”的对接。这些都对中蒙电影产业的合作提供了有利契机。对蒙古国电影产业的研究，可以丰富对全球电影文化产业的本土化研究，为中蒙进一步合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关键词：蒙古国；电影产业；中蒙合作

中蒙两国进行电影产业比较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语境。从历史上来说，蒙古国电影产业和中国电影产业同样曾经完全由国家主导进行影片的创作，都受到过苏联电影教育工作政策的影响。在苏联解体后也分别经历了电影生产的市场化改革，电影市场由国营电影厂主导转变为由民营公司主导。从现实语境来说，中国和蒙古国的关系由于复杂的历史渊源而颇为微妙。在全球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中俄两国的关系日趋密切。对蒙古国电影产业的研究，可以丰富对全球电影文化产业的本土化研究，还可以为深化中蒙俄在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一、蒙古国电影概况

蒙古国最早的电影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12年起蒙古境内的外国机构和个人开始组织电影放映。这一时期主要放映的影片来自日本、墨西哥、英国和德国。1921年蒙古革命后，蒙古国开始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受到了苏联的很多帮助。学习苏联、模仿苏联模式长期作为蒙古电影事业的官方指导思想。20世纪30年代后，蒙古国陆续组织了多批电影工作者前往苏联电影学校学习，政府陆续出台了建设蒙古国电影制片厂，完善电影放映制度等方面的政策。1933年建立了第一家蒙古国电影院———人民电影院。1936年出品了蒙古国第一部故事片《蒙古之子》。1950-1960年代蒙古国的电影放映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1965年蒙古国已有电影院10座，固定放映点60余个，移动放映点300余个。并且从60年代蒙古国开始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影片的译制工作，到1990年为止，累计翻译了400余部影片。这一时期的电影主要为现实主义题材和革命题材。到了1970-1980年代，蒙古国对电影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目前全国已有25座电影院、常用电影厅34个、移动电影放映点470个。在此期间创作的104部作品中,现实题材影片约76部,并呈现新的艺术特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蒙古国的经济发展放缓，这对电影制片和放映事业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新世纪后，蒙古国电影逐渐走出低迷，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蒙电影合作的历史和现实

本文作者：杨帆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1.各国的主张在DS363案中，主张“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性质为货物美国认为：“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是一种包含内容及其物质载体的货物，是有形的电影胶片硬拷贝，《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第4条：“有关电影片的特殊规定”是其主张的依据。当然，大多数货物确实通过一系列相关服务进行商业使用，但并不能改变其货物的本质属性。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还举出听诊器的例子：听诊器是能够进口的货物，并且通过提供保健服务进行商业使用，但是，听诊器用于提供保健服务的事实并不表示听诊器不是货物。③而主张“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性质为服务的中国则认为：“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商业价值在于能够从为利用它进行的服务中获得利益，而不在于货物本身销售带来的收益。电影胶片在实验室制作，旨在制成母版底片和拷贝。发行商将获得母版拷贝以及其他相关的交付材料（包括声带、广告材料），以便在其区域组织电影发行。但是发行商还需要：归还所交付的所有材料以及发行商制作的所有材料，或销毁所有材料。④由此可见，电影发行商并未购买电影，只是获得在电影院组织放映的有限权利，观众也未购买电影，只是获得参与放映的权利。因此，“供影院放映的电影”不能视为“货物”，即有形和能够占有的物品，其性质只能属于服务，并且是一种许可服务。中国将“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承诺置于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减让承诺表”，也表明中国影响电影进口的措施不适用WTO有关货物进口的法规。其实，早在GATT1947第4条对电影片做出特殊规定后不久，就曾经出现过与电影具有很大同质性的其它视听产品是否享有同样地位的广泛争论，并且引发了关于视听业应当划分为货物还是服务的讨论。⑤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大众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巨大的发展。随着电视节目在数量上急剧增长，各国对电视节目设置的贸易限制也逐渐增多。由此引发了一场电视节目是否适用于GATT1947第4条争论。美国认为，电视节目是属于GATT调整的货物，但是其不属于GATT1947第4条的调整范围；而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认为，电视节目更像货物还是更像服务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好判断的。随着1989年欧共体委员会旨在确保欧洲本土电视节目最低播送时间的《电视无国界指令》的通过，欧洲国家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面对美国的指控，它们开始承认电视节目属于货物，同时辩称电视节目属于GATT1947第4条的调整范围，因而《电视无国界指令》是合法的。上述电影和视听产品服务与货物之争是与当时国际贸易大环境紧密联系的。在上个世纪，美国的视听产业一直占支配地位。据统计，1995年，主要由电影、电视和出版物等构成的全球文化产业总值为3480亿美元，其中美国为1840亿美元，所占份额超过一半以上；欧洲为970亿美元，远不及美国。⑥因而，作为文化产品的输出国，其必然会主张电视节目应当受规定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GATT规则的调整，并排除GATT1947第4条的适用。而欧洲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视听产业以及维护本国的价值体系，则主张电视节目应适用GATT1947第4条乃至更为宽松的GATS。在现有的WTO体系下，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程度远比不上货物贸易，尽管GATS要求其缔约国通过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具体承诺来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但是作为一个框架性的协议，其对于缔约国的服务贸易壁垒并不能起到强有力的限制作用。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贸易形式的日新月异，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既不同于传统货物贸易也不同于传统服务贸易的贸易形式。因此，出于文化利益、经济利益的考虑，各国必然会努力使对自己有利的规则得以适用，从而在贸易的性质上产生分歧。2.货物性质或服务属性的界定尽管各国都试图通过对电影性质的不同解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国际贸易领域，货物的服务与货物之争的解决所依赖的仍然是现有的国际贸易法律规则。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并没有对“服务”一词做出明确的定义。其第1条所称的：“为本协定之目的，服务贸易定义为……”，实际上只是列举了服务贸易的四种模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而没有给出“服务”的明确定义。我国学界关于“服务”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比较权威的观点认为：服务是“由服务提供者凭借体力、智力和技能，借助一定的工具、设施和手段，在服务接受者的参与下完成某种活动，以直接满足其需要的过程。”⑦这种观点进一步指出，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既存在诸如法律咨询、网站维护这类的不涉及实体货物的服务，也存在诸如建筑服务、交付光盘磁带这类以实物为依托或媒介的服务。前一类服务的实现过程没有实体货物的参与，因而仅仅受到服务规则的调整；后一类服务的实现依赖于货物的参与，尽管在提供和交付过程中实物本身的价值不大，但是其依然要受到货物贸易规则的调整。因而，这类服务受到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的“双重调整”。笔者认为，尽管后一类“服务”受到服务贸易规则和货物贸易规则的“双重调整”，但仍然可以进行划分，即这种所谓“以货物为依托的服务”，其实质上已经不单单是服务，而是一个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整体。其中，作为载体的货物交付是货物贸易；而借助此种货物的交付，“完成某种活动，从而满足他人需要”这一过程是服务贸易。由于两者的相互依存性，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应当同时调整两者构成的这一整体。但是，并不是说货物贸易规则和服务贸易规则同时调整这种客体，客体本身的货物性质和服务性质就不可分。就电影而言，电影的生产商借助电影片的交付为发行商与分销商提供电影内容，以满足其利用电影内容的需要的过程是服务贸易；而电影片的交付本身则是货物贸易。这两种贸易在性质上是可分的，但在实际运用时不可分，因此中国有关货物贸易权承诺以及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有关的服务贸易规则将同时调整“供影院放映的电影”。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GATS作为参与国家最多的服务贸易多边协定，其本身并没有为“服务”做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WTO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报告形成的判例在服务与货物之争中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并不构成对后来案件具有约束力，但是由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决类似的争端问题时，总是习惯引用先前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作为依据，它们实际上起着“准先例”的作用。非常遗憾的是，在本案中，专家组认为，对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性质的认定是无关紧要的，其仅仅是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这一过程本身进行分析，得出了其受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同时调整的结论。⑧当一项国际贸易行为同时受到服务贸易规则与货物贸易规则调整时，如果规则存在差异，可能会发生适用冲突。在“中美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案”中，尽管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在对“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定性上采取了回避态度，它们还是就“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规则适用作出了一个正面的回答：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贸易同时受到货物贸易规则与服务贸易规则的调整。那么，调整电影的货物贸易规则和服务贸易规则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在适用时是否会发生冲突？发生冲突又应如何解决呢？1.有关的货物贸易规则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货物贸易规则主要体现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7》（GATT1947）第4条和《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有关放开贸易经营权的承诺。GATT1947第4条的内容主要包括：a款规定对影院中国内电影的放映，成员方可以按照放映时间规定最低的配额，即通常所称的“荧幕配额”，这实际上是GATT1947中国民待遇原则的一个例外；b款规定对a款配额之外的份额在外国电影间分配不得实施差别对待；c款则规定了b款实施的例外，对特定来源的电影片的放映时间可以保留不高于1947年4月10日已实施水平的最低比例；d款要求成员方就放映限额的限制、放宽或取消进行谈判。《中国入世议定书》中有关放开贸易经营权的承诺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在加入后3年内，使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均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从事所有货物的贸易，但附件2A所列依照本议定书继续实行国营贸易的货物除外；②除本议定书另有规定外，对于所有外国个人和企业，包括未在中国投资或注册的外国个人和企业，在贸易权方面应给予其不低于给予在中国的企业的待遇。为了履行这一承诺，我国在2004年修改了《对外贸易法》，取消了1994年《对外贸易法》第9条关于对外贸经营者经营条件的限制。新法的第8条规定：“本法所称对外贸易经营者，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这一规定不仅扩大了外贸经营者的主体范围，同时也意味着外贸经营资格的授予由许可制转为登记制。但是，如前所述，我国和“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有关的两个行政法规：《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对电影贸易权的限制显然与上述承诺冲突。因此，按照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货物贸易规则适用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中国贸易权承诺属于货物贸易规则———中国相关电影行政法规与中国贸易权承诺不符这—的逻辑推理，最终作出上述两项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违反性的裁定。⑨2.有关的服务贸易规则中国在其《入世议定书》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对“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做出了如下承诺：“在不损害与中国关于电影管理的法规的一致性的情况下，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允许以分账形式进口电影用于影院放映，此类进口的数量应为每年20部。”根据这一承诺中国提出两项主张：其一，根据GATS第20条的规定，附件中的具体承诺表是其组成部分，因而该项关于“进口电影”的承诺可以视为GATS的规则，由此电影在性质上应属服务而非货物；其二，中国影响电影进口的措施不适用WTO有关货物进口的法规。如前所述，这两项主张都因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电影性质认定的回避而未产生任何意义，最终导致中国在这一争点上毫无所获。但是，如果我们抛开DS363，直接解读GATT1947和中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关于“电影”的规定，不难看出这些规定是差异的。这种差异为什么会产生？而当GATT规则与GATS规则的调整范围发生重叠，但规则内容又存在差异时，应当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3.服务贸易规则和货物贸易规则的重叠适用首先我们来探究一下调整“电影”的GATT规则与GATS规则重叠的原因。一方面，在GATT1947制定的时候，尽管交通、金融、通讯等部分服务行业有所发展，但是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其发展的规模与速度还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都无法与货物贸易相提并论。尽管现在国际社会公认GATT的调整范围为货物贸易，但是GATT在其条文中并没有明确将其范围限定于货物贸易。出于国际贸易实际的需要，GATT规则中的许多条款似乎都规定了比货物贸易更广的适用范围。⑩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的形式日趋多样化，新兴的服务贸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于本案中的以货物为依托的服务贸易。因此，后制定的GATS中关于这类服务的规则势必会与GATT中的货物贸易规则在调整范围上发生重叠。在本案中，GATT规则与GATS规则在对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调整上的重叠就是基于上述原因。

那么，当GATT规则与GATS规则的调整范围发生重叠，但规则内容又存在差异时，应当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呢？GATT与GATS是WTO规则体系的组成部分，但就两者的性质而言，它们首先都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下的多边国际公约。在处理两个条约之间的关系时，至少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考虑：（1）两个条约之间调整的是否是相同的事项。如果两个条约调整的是不同的法律事项，则不存在冲突的可能；（2）两个条约的缔约方是否相同。若两个条约的缔约方完全不同的话，自然不存在适用上的冲突；（3）两个条约规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冲突。如果两个条约的缔约方完全相同，并且调整的事项也相同时，需要考察它们的权利义务是否冲突。若两个条约规定的权利义务不存在冲突的话，它们就可以就所调整的事项同时适用；若存在冲突，则须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确定优先适用的规则。在本案中，中美双方均是GATT与GATS的缔约方，并且受争议的“供影院放映的电影”同时受到GATT与GATS规则的调整。因此，我们只需要对GATT与GATS关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规则规定的权利义务是否冲突进行讨论。GATT1947有关“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规定主要包括：a款规定对影院中国内电影的放映，成员方可以按照放映时间规定最低的配额，即通常所称的“荧幕配额”，这实际上是GATT1947中国民待遇原则的一个例外；b款规定对a款配额之外的份额在外国电影间分配不得实施差别对待；c款则规定了b款实施的例外，对特定来源的电影片的放映时间可以保留不高于1947年4月10日已实施水平的最低比例；d款要求成员方就放映限额的限制、放宽或取消进行谈判。从这4款规定可以看出，GATT1947第4条实质上是一个授权性规则，在此种授权下，一国可以对自己的国内电影在国内的放映保留最低的时间比例。而中国在其《入世议定书》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对“供影院放映的电影”承诺：“在不损害与中国关于电影管理的法规的一致性的情况下，自加入时起，中国将允许以分账形式进口电影用于影院放映，此类进口的数量应为每年20部。”这种表述方式说明中国在GATS规则下对“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承诺则实质上是一个命令性规则，即中国必须保证每年为数20部的进口大片。一个命令性规则和一个授权性规则发生冲突，只有在以下情况才可能出现：授权性规则做出了与命令性规则相反的规定。例如：一公司同时一项命令性规则和一项授权性规则：命令性规则要求员工必须每年工作360天，而授权性规则允许员工每年享受至少80天的休息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员工不依授权性规则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而不违反命令性规则的要求，也不能改变两项规则本身冲突的事实。但是，GATT1947第4条授权成员为国内电影保留一定时间比例，而中国关于“供影院反映的电影”的承诺要求进口电影必须达到的基本数量，这两项规则本身并不冲突，中国完全可以在保障进口电影承诺数量的同时为国内电影保留一定的时间比例。因此，中国在GATS中做出的有关“供影院放映的电影”的承诺与GATT中有关电影片的规则在具体个案中是同时适用的。综上，电影的生产商借助电影片的交付为发行商与分销商提供电影内容，以满足其利用电影内容的需要的过程是服务贸易；而电影片的交付本身则是货物贸易。这两种贸易在性质上是可分的，但在实际运用时不可分，因此货物贸易规则和服务贸易规则可以同时调整“供影院放映的电影”。中国在《入世议定书》中放开外贸经营权的承诺既然也适用于电影，我国两个行政法规《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对电影贸易经营权的限制就具有了WTO违反性；而中国在《入世议定书》服务贸易中关于“供影院放映的进口电影”最低数量的承诺与GATT1947第4条的“允许保留国内电影最低时间比例”规定将同时适用于“供影院放映的电影”。

前几天闲来无事就随手乱翻书，结果翻到一本《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看完之后感慨万分—遥想当年香港电影鼎盛时期，在整个亚洲乃至全球电影市场上是何等威风！可怜香港电影现在衰败到好不容易出了个《无间道》，屁股后头马上就跟着出来一串长相颇为可疑的小弟，还都个个不成器。等到已经成为“星爷”的周星驰终于在沉寂四年后推出了救市之作《功夫》后，虽然票房一路飙红，但整个香港电影实际上已经到了无市可救的地步。

不过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经典，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来说简直是醍醐灌顶—“不管你是否影迷，你都会为港片的基本吸引力打动：比如说故事的方式、影像与音乐的配合、人类普遍情感的煽动与塑造。这些跨文化吸引力，都是艺术技巧制造出来的。那技巧，就是娱乐的艺术。”

而在当今的亚洲电影中，我觉得惟一还能对得起这段话的，恐怕也就只剩下韩国电影了。

前段时间买了一张叫做《我的野蛮女金刚》的韩国电影，我之前听都没听说过(后来一查才知道，这是韩国的票房冠军《淘气少女求爱记》)。不过一看这片名，就知道是走“野蛮女友”路数的电影，作为一个刚刚从“什么什么斯基”和“什么什么夫”组成的大师迷魂阵中逃出来的人，我很想找点够庸俗够搞笑的片子放松一下，就将它拿下。结果回去以后看的津津有味，很是怀念了一番当年和一帮朋友在录像厅的小黑屋里看港片的乐趣。

这样的电影我不说大家都知道，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搞怪的女孩子，不漂亮也一定可爱，不可爱也一定有个性。然后她一定会遇上一个帅哥，不可爱就一定有钱，没有钱就一定温顺，如果连温顺都没有，那他就一定只能用“逆来顺受”来形容了。然后就是两个人搞来搞去，当男主角被女主角玩的将死未死的时候，爱神就象白袍甘道夫那样出现了。最后两个人就幸福地远去，留给女性观众无限的遐想和尖叫。

既然这样的电影路数是如此鲜明或者说老套，那为什么我还能边看边傻笑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需要娱乐！因为我们需要娱乐！因为我们需要娱乐！

摘要：韩国的电影政策随着社会的变革不断改变，促进了本土电影的崛起与繁荣。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中国如何振兴本土电影，走出国门。韩国的电影产业发展经验将会给中国电影产业政策带来根本的启示。

关键词：韩国电影；政策；中国；本土电影

一、韩国电影产业政策的变革

电影不仅是艺术作品，更是表达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所以电影的发展与繁荣必然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在韩国电影发展史上，有关电影的政策法规包括现已废除的电影审查制度、分级制度、电影法、电影放映保障法和电影振兴法。在日本与美国的殖民统治期间，韩国从1926年就开始实施电影审查制度，经过47年，于1973年开始对《电影法》进行的第四次修改中仍然明确强调加强影片审查。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开始在韩国实行电影分级制度。这期间，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并存，但以审查为主，分级从属于审查，对韩国电影进行更多的限制。1962年，朴正熙政权继续采用了被日本统治期间的电影政策，为了进一步遏制电影的发展，紧接着出台《电影法》，用明文法律法规的手段来规范电影已经成为电影人的共识。1973年韩国政府立法明确保障本土电影年上映天数，更在1984年第五次修订《电影法》中指出，进一步提高国产电影在影院放映的基本保障天数，正式确立了所谓的“电影季系统”，明文规定每个影院每年放映国产电影的天数不得少于146天。这一系列的强制性保障措施，不仅促进了本土电影产业发展，还遏制了好莱坞电影横扫韩国电影市场的趋势。1986年韩国政府进行第六次《电影法》的修改工作，降低电影制片和进口商的注册标准，打开了韩国的进口电影之门，这也是被迫迎合美国的自由化的电影政策。1993年金泳三当选韩国总统，在全国“民主化”的浪潮之下，韩国电影迎来了自由发展的重要时期。1997年韩国了电影振兴法，涉及电影业登记、独立制作、审查、振兴机构、振兴基金和电影季系统等十多项。自此之后，韩国的电影的限制政策变得逐渐宽松。韩国电影的“春天”真正始于1998年金大中政权大力支持电影产业的发展。1998年，韩美签署《韩美投资协作第三次实务协议》，韩方表示要将目前实行的“电影季系统”中的146天缩短至92天，这一决定引起韩国电影产业界的强烈不满，直接导致发生了韩国电影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光头运动”。这次电影人的游行让政府取消了这一政策。这一次的游行示威活动不仅保护了韩国本土电影的成长，而且使民众的国产片情节深入人心。1999年韩国国会颁布了《电影法修正案》，其中规定将于2000年彻底废除影像制品的审查制度，完全采用分级制度，继续维持影院韩国电影放映任务制度。经过长期的政策改革，韩国本土电影市场份额由以前的15%~20%到如今的50%~55%，自2011年来，韩国本土电影连续7年突破五成大关。

二、中国电影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相比较韩国电影法规政策的变革，中国电影产业还缺乏一定的法律保护与支持。虽然国家在宏观层面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尤其是影视产业，但没有稳定而有效的法律政策去持续推进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政府管理对电影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制定的政策如果不符合电影产业发展规律，则会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阻碍产业的前进。在改革开放之前，电影是完全作为事业单位来运营管理，其意识形态的功能更加突出，商业功能被抑制，不能不能满足消费者对电影的需求，导致市场低迷。比如在2002年，政府直接投资3亿人民币支持电影产业的发展，当年大部分的国产电影都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像这类非商业投资形式下生产出来的电影，大部分是为了“献礼”“评奖”的目的而拍摄，严重脱离市场，缺乏艺术创新。这一系列的举措都是违背经济规律而作的政策。另一方面，电影产业政策对于部分关键环节迟迟不开放，文化政策壁垒重重，行政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市场推出门槛不合理，例如中外合资影片的限制，审查太严格、资金和资源的分布不均，这些都导致中国本土电影的发展受到重重阻碍。本文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提出两点改进意见。(一)加快电影文化的普及，提高观众的参与度。对比韩国观众对于本土电影的情节，中国观众对国产电影的忠诚度并没有很高，缺乏对本土电影的认同感。因此，中国电影人应该频繁的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增进相互理解。同时政府要注重电影文化的普及与教育，举办国际电影节的同时，一定要让观众参与进来，而不是一个小圈子的聚会。同时这也将拓展观众的国际视野，提高文化鉴赏能力，使他们能够接受并欣赏本国导演拍的优秀电影。(二)完善我国电影政策法规。尽管我国已经出台《电影管理条例》、《电影审查规定》等法律法规，但是，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性规定，比如“意见”“通知”“办法”，政策的不稳定性和互相冲突性导致政策的不稳定，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性很大，往往有不同的解释，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因此我国电影的各项政策应该法律化。另一方面就是柔性处理电影审查的问题，在中国一直悬而未决。政府部门应该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根据市场经济与电影市场的发展规律，推进电影分级制度的建立，这样以便减少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和保障电影艺术的自由表达。

一、引言

电影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编剧、导演、演员等剧组人员扎实的业务能力、专业素养等做支撑，还需要强大的经济资本为其实现资金支持。经济资本主要是指电影制作方获取投资人对电影制作提供经济支持的能力[2]。从金融视角出发，随着电影产业化的发展，丰富的投融资渠道对电影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开拓电影投融资渠道，吸引更多电影投资人进行投资的关键在于要有包括合理可量化的投融资回报体系在内且能降低不确定性风险的完整产业链。投资回报方面，电影具有极强的后续价值，好莱坞许多电影后续产业链带来的收入远超票房收入，而我国电影投融资回报主要以票房为主，而票房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抗风险能力弱。产业链方面，大型电影公司通过兼并、收购等手段实现产业链一体化有利于实现经济资本积累、降低投资风险。比如华谊、光线等上市民营企业已形成了包括电影策划、制作、投融资、发行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而普通影视公司也可以通过与产业链中其他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增加投资回报、开拓投融资渠道，促进电影产业发展。因此本文从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史开始，构建了金融视角下具有丰富投融资回报渠道的完整电影产业链路径体系。

二、新时期电影产业金融化发展阶段

我国电影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阶段：19世纪末至建国前、建国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至今。[3]第一阶段1895年12月28日，法国出现电影。1896年法国商人在上海徐园的茶楼“又一村”放映中国第一场短片电影“西洋影戏”。1903年，中国商人林祝三在北京放映了从欧美携带回来的影片。这是第一场中国人自己放映的电影。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与京剧名角谭鑫培合作拍摄的戏曲纪录片《定军山》标志着中国电影的正式诞生。抗日战争时期，电影发展被政治势力主导，娱乐性被弱化。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电影以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事业化发展为主导。所有拍摄、发行、预算等流程都由国家电影管理部门统一计划、审核、分配。其核心功能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国家由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电影管理条例》。此后国有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统购统销、层级发行、垄断经营的发行体制瓦解，多种机制、形式的发行、放映模式并存，我国电影产业市场化经营体制逐渐建立。我国电影产业诸多限定逐渐放开。新时期的电影产业逐渐走向金融化发展阶段。十八大以后，电影融资可进行版权质押操作。“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使大批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电影产业，更深化了中外电影产业的交流、合作。2015年是近几年来票房增长幅度最大的电影“大年”。但因接连曝出“阴阳合同”“天价偷逃税”“明星高片酬”等负面消息，2018年广电总局等国家相关部门加强了监管工作，再加上整体经济环境不太景气，如今影视公司正经历“资本寒冬期”。电影行业急需规范发展，更新换代。而在有优质内容为核心的基础上依托资本，制定全面的战略和财务投资计划，完善风险控制体系，将企业发展与金融运作有机结合，链接电影产业链各个环节，将有力促进电影产业化发展。[4]

三、我国电影产业链路径优化概述

电影产业链主要包括制作、宣发、上映、院线后价值开发等环节。相比好莱坞电影产业成熟、理性以“制片人为中心制”的标准“流水线”式工业体系，我国电影产业更像是带有丝丝情怀以“导演为中心制”的手工作坊。具有极致精湛、高超工艺的“手工作坊”也能战胜“流水线生产”的一般产品，但好莱坞出品的普遍是在先进技术加持下具有优质内容的商业大片。我国近年来尽管影片质量不断提高，但商业爆款仍属“偶然现象”。即便具有同样优质的内容，电影生产缺乏标准的产业化流程，相比之下也将难具竞争力。基于传统电影产业化流程提出的电影产业链路径优化模型就像一套工具，使我国电影生产更具效率。如图一所示，电影产业链路径优化模型包括了从上游的制片环节：先进行题材选定，开拍前讨论，意见收集并进行投融资可行性评估。之后在进行剧本确定的同时制定相应的制片预算以及投融资计划。中游的融资环节：在有良好政策和市场环境的环境下，完片保险、真实可靠的投融资计划和清晰的财务核查体系让电影与金融资本有效对接。下游的宣发与院线后价值开发环节：电影摄制结束，拿到公映许可证后进行宣传与发行，上映后仍进行衍生品开发实现价值增值。同时尽管电影作为一种具有版权价值的文化商品具有极大的产业联动效应，通过版权授权，可延长产业价值链。但如果割裂了各个环节容易导致价值开发失败，因此为规避风险，在摄制初期，电影公司就应当进行产业链整体布局，加强合作，争取效益最大化。

一、2002暑期香港电影市场：如履薄冰

2002年这个千年难遇的好年头，对于香港电影来说，却是一个厄运年，本土票房收入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冰点。贺岁片被《魔戒首部曲》拔得头筹，暑期档被《蜘蛛侠》《未来报告》《黑衣人2》等好莱坞影片抢占花魁。无论黄金档期还是淡期，港片都破纪录地被外国影片全线压制。截止到2002年8月20日，香港本地电影上映不足40部，暑期票房总收入只有7500多万港币，相比2001年同期17000多万港币的票房下跌了56%。票房前10名中，港片只占4个，不仅比例是近年来最少的一次，而且没有一部进入前三名，绝大部分港产片都只是昙花一现。香港电影本土市场已经如履薄冰，到了关系生存的严峻时刻。

表12002年7月1日—9月1日，香港本土电影票房数据

片名上映周数票房累计(单位：万港币)票房冠军周数

《我左眼见到鬼》(银河映像)520001

《绝世宝贝》(一百年)418522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国办发〔2010〕9号文件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意见》精神，大力繁荣我县电影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县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发展目标

（一）总体要求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坚持贯彻落实“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丰富产品和加快产业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以现代化基础设施为依托，以科学化管理为保障，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大众，市场运作、政府推动，完善政策措施，积极实施城镇数字影院建设、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和优秀影片进校园放映三大工程，大力推动我县电影产业跨越式发展。

（二）发展目标

1、电影发行放映的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逐步完善数字化发行放映网络，努力改善、建设城镇数字电影院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电影院数量，扩大规模、提升效益。采取政府扶持、市场化运作、社会化融资的方式，在县城以及人口密集的乡镇和社区新建、扩建、改建一批数字影院。2015年前基本构建起覆盖城乡区域的数字影院放映网络，实现年电影票房收入450万元以上，全县电影经济总量年均增长速度高于全市年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