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范文10篇

电视电影的起点是生存

电视电影这一电影形态在中国出现，是必然的也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趋势敏锐洞察和果断抉择的结果。其意义在于为中国电影的多元化发展奠定基础。它的逻辑起点是生存，不是学术。

在视听艺术中，电影一直以老大自居，因为它有百年的资历，新中国建立50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又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艺术创作和管理的体系及观念。电影大师的地位使得它在历次社会变革中坚强而有效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仅就改革开放以来几次较大的艺术或经济的变革来说，除了80年代中期的电影语言变革在当时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就之外，后来80年代末对电影类型化(娱乐性)的探索、90年代初对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改革都遇到重重阻力。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80年代中国电视剧兴起，电视台需要大量的制作队伍甚至制作基地，向电影厂频送秋波，当时报刊上已有一些以广电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向前为代表，撰写的关于影视合流是世界影视发展的大趋势的文章，而电影厂还是只把拍摄电视剧放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眼看着失去了一次占领电视市场，求得经济文化更大发展的机会。这期间，欧美电影已经或正在经历电视对电影的冲击。美国发生在60、70年代，好莱坞在电视的重创下，也不得不向电视台卖电影以补贴电影经济的不足。欧洲发生在70、80年代，据专家统计，法国在50年代影院观众在4亿人次左右，70年代下降到1亿7千万，80年代又下降了50%；英国50、60年代影院上座率很高，到80年代就有74%的观众不到影院去看电影了；西班牙60年代影院观众是4亿人次，到80年代末只有1亿人次左右。在80年代欧美国家有些已经解决了、有些正在解决影视合作的问题。这些前车之鉴在80年代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依然我行我素。

在这样一个固执的机体内，电视电影何以能破土而出呢?只有四个字：生存需要。

90年代初，在电影局及电影局副局长陆兆亨的大力推动下，在1995年乘中央电影台成立四个有线专业频道的风，中央电视台电视频道开通了。可是电影频道开播的第三年就把建国以来拍摄的近3000部国产电影几乎全播过了，有些播了近10遍。尽管电影频道的收视率在中央电视台的8个频道中一直排行第2，但没有足够的国产电影供播放已经显而易见。这里的原因很简单，电影频道每年电影节目的播出量很大，国家对国产电影与外国电影的播出比例有严格规定：(国产电影)3：(外国电影)1。如果按每天播出1部国产新片来计算，一年至少要制作365部国产新片。这对目前国产电影不到100部的产量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开播的前三年观众已经把电影频道看成是播放老古董的频道。1998年初，笔者当时因负责电影频道节目的总编排，把国产电影片源危机将影响到电影频道的生存危机向领导做汇报，并提出制作电视电影以弥补国产电影片源不足的设想。电影频道领导当机立断，1998年下半年就开始实施拍摄电视电影的计划。1999年春节第一次播出了我们制作的电视电影《岁岁平安》。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标志着一种新形态的电影在中国诞生了，在中国电影界，这应是一个革新，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和意义，即使是始作俑者也始料不及。

电视电影的起点是生存

电视电影这一电影形态在中国出现，是必然的也是对客观事物发展趋势敏锐洞察和果断抉择的结果。其意义在于为中国电影的多元化发展奠定基础。它的逻辑起点是生存，不是学术。

在视听艺术中，电影一直以老大自居，因为它有百年的资历，新中国建立50年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又形成了一套严密的艺术创作和管理的体系及观念。电影大师的地位使得它在历次社会变革中坚强而有效地维护着自己的尊严。仅就改革开放以来几次较大的艺术或经济的变革来说，除了80年代中期的电影语言变革在当时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就之外，后来80年代末对电影类型化(娱乐性)的探索、90年代初对电影发行放映体制的改革都遇到重重阻力。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80年代中国电视剧兴起，电视台需要大量的制作队伍甚至制作基地，向电影厂频送秋波，当时报刊上已有一些以广电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向前为代表，撰写的关于影视合流是世界影视发展的大趋势的文章，而电影厂还是只把拍摄电视剧放在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眼看着失去了一次占领电视市场，求得经济文化更大发展的机会。这期间，欧美电影已经或正在经历电视对电影的冲击。美国发生在60、70年代，好莱坞在电视的重创下，也不得不向电视台卖电影以补贴电影经济的不足。欧洲发生在70、80年代，据专家统计，法国在50年代影院观众在4亿人次左右，70年代下降到1亿7千万，80年代又下降了50%；英国50、60年代影院上座率很高，到80年代就有74%的观众不到影院去看电影了；西班牙60年代影院观众是4亿人次，到80年代末只有1亿人次左右。在80年代欧美国家有些已经解决了、有些正在解决影视合作的问题。这些前车之鉴在80年代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依然我行我素。

在这样一个固执的机体内，电视电影何以能破土而出呢?只有四个字：生存需要。

90年代初，在电影局及电影局副局长陆兆亨的大力推动下，在1995年乘中央电影台成立四个有线专业频道的风，中央电视台电视频道开通了。可是电影频道开播的第三年就把建国以来拍摄的近3000部国产电影几乎全播过了，有些播了近10遍。尽管电影频道的收视率在中央电视台的8个频道中一直排行第2，但没有足够的国产电影供播放已经显而易见。这里的原因很简单，电影频道每年电影节目的播出量很大，国家对国产电影与外国电影的播出比例有严格规定：(国产电影)3：(外国电影)1。如果按每天播出1部国产新片来计算，一年至少要制作365部国产新片。这对目前国产电影不到100部的产量无异于是一个天文数字。而且开播的前三年观众已经把电影频道看成是播放老古董的频道。1998年初，笔者当时因负责电影频道节目的总编排，把国产电影片源危机将影响到电影频道的生存危机向领导做汇报，并提出制作电视电影以弥补国产电影片源不足的设想。电影频道领导当机立断，1998年下半年就开始实施拍摄电视电影的计划。1999年春节第一次播出了我们制作的电视电影《岁岁平安》。虽然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标志着一种新形态的电影在中国诞生了，在中国电影界，这应是一个革新，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和意义，即使是始作俑者也始料不及。

这些新来源的收入很快就超过了剧场放映的收入。1980年，从剧院发行和放映的收入(包括美国国内和海外)占好莱坞制片厂年收入的76%，但是1990年，这些收入只占好莱坞制片厂年收入的32%。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收费电视的收入则从4.8%上升到9%。更富戏剧性的是：录像带的收入则从1%上升到45%(《银幕财经》1993)。(注：见《银幕财经》，“制片厂收入在1993年将成长6.9%”(1993年5月5日，第8—13页)。)因此，当同一时期电影票的收入在美国以及全球呈下降趋势时，这并不意味着电影没有人看了，而只是意味着它更多地出现在小屏幕上。

这意味着，从1895年电影第一次公开放映以来，电影——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录像带上——现在更多地是从家庭的电视机上观看，而不是在剧场里观看。那么，这个变化重要吗?它对于理解当前电影的状况有什么意义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考察一下有关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发展得越来越紧密的种种分析和辨论，以及考察一下把这种发展看作是有“失”也有“得”的种种观点。

经济

以上分析显示，电影和电视融合的推动力来自于经济的力量。虽然电影和电视常常被看作是有明显区别的(甚至是互相敌对的)，但是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复杂的和多变的。威廉姆·拉弗蒂认为：“和传统的认识相反，电影和电视的经济关系有一段很长的历史”。(注：见威廉·拉弗蒂的“电影和电视”，载加里·爱杰顿编辑的《共栖中的电影和艺术：参考指南》(纽约，格林伍德出版社，1988)。)他把这种关系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好莱坞为了掌握潜在对手的发展，同时探索在剧场放映电视的潜在可能性，就投资于电视、广播和传播网络。但是由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反对，这些策略没有成功。因为联邦通讯委员会当时就已经担心电影工业中的垄断倾向。后来，在50年代，威廉姆·拉弗蒂将这一时期确定为电影和电视工业终于结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关系。在这一时期，电影制片厂开始把所属的电影资料馆完全对电视业开放，并开始直接为电视制作节目，这促成了60年代早期“电视电影”的出现。

皮特·克雷默认为，好莱坞大制片厂在这样做的同时，采用了一个“双重策略”。(注：见皮特·克雷默的“大银幕的诱惑：电影，电视和好莱坞”，载希尔和麦克罗尼编辑的《大银幕，小屏幕：电影和电视的关系》(卢登，约翰·利贝媒体和卢登大学出版社，1996)。)一方面，好莱坞大制片厂把原有制片厂体制下的生产程序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于针对电视观众的常规化生产；在另一方面，它们通过投资于专门的“巨片”(以使用最新的技术、特技，和奇观场面为特征)来探索一种不同于电视电影的“剧场电视”，希望以此继续吸引观众到电影院来。克雷默认为，尽管大制作电影在回收资金上现在也越来越依赖于小屏幕媒体，但是这和它的初衷并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正是“大片的引诱力”——“电影的壮观和神秘”——为电影和录像带的观众提供了电影的特有魅力。

这种“双重策略”也和变化中的电影消费模式有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比起好莱坞制片厂制度的鼎盛期，到电影院去看电影越来越变成一种“专门的”活动而不是一种经常的活动。观众的社会背景也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到电影院去看电影的观众都是15至24岁的年轻人。对比之下，年龄较大的和社会背景更为多样的观众则通过电视和录像带观看电影。这种观看电影的方式对于他们而言是经常性的和习惯性的。因此，就美国的电视电影而言，有人认为尽管它们在批评界不大受重视，但是它们常常吸引了比影院人数更多的观众。他们还认为：电视上“每周电影”和微型系列电影的巨大观众群可以和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举家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巨大而经常的观众群相媲美。(注：见劳伦斯·贾维克/南茜·斯特里克兰的“电视电影：比想像的更好”(载《美国电影》杂志，1988年12月，第41—43页)。)然而，尽管人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在电视上看各种各样的电影，问题仍然存在。西尔维亚·哈维认为：重要的是不仅要重视花费在观看电影上的时间的“数量”，同时也要重视观看电影的时间的“质量”。(注：见西尔维亚·哈维的“电影是什么?感觉的，抽象的，政治的”，载克里斯托弗·威廉斯编辑的《电影：起源和未来》(伦敦，威斯特明斯特大学出版社，1996)。)这也联系到了电影和电视关系中的另外一些问题。

一、

在60年代，美国的商业电视网还普遍信奉着所谓“最低公分母原则”和“最少抵制原则”，也就是坚持让自己的每一个节目，都要尽可能满足最大多数观众的需要，得到最大多数观众的喜爱，同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反感和不满。在这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最初的电视电影很自然地走上轻松娱乐的路子。传统的好莱坞式惊险故事、浪漫故事和喜剧故事，是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电视电影的主流。只是由于这些专门为电视制作的影片预算很低，拍摄周期很短，而且播出时间基本上为90分钟，去掉广告时间只有普通影院电影长度的四分之三左右，因而是些名符其实的小制作，很少有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但从70年代起，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70年1月，全国广播公司播出了一部由百老汇戏剧改编的影片《我亲爱的查理》（MySweetCharlie）。这是一部讲述黑人青年与白人姑娘爱情故事的影片，动作性不强，其封闭式结构也不可能为将来的发展留下什么余地，更重要的是，这种黑白恋爱的内容肯定会引起南方保守的白人观众种族主义情绪的不满。但在经过60年代民权运动和社会大动荡洗礼后的美国社会和美国观众毕竟与以往不同了，全国广播公司在经过再三考虑之后，还是决定上这部片子。结果这部影片受到了相当高的评价，同时创下了很不错的收视率，在不久后还得到了3项艾美奖。《我亲爱的查理》的成功，对以后相当一部分电视电影转向更严肃的题材，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1971年，美国广播公司在其“每周电影”的栏目中播出了《布里安之歌》（Brian''''sSong），讲述了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布里安·皮科罗和盖尔·赛耶思的故事。与以往的电视电影不同，这部影片中的主人公和他们的故事是以真实的生活为依据的，据影片的制作者说，这部作品中只有5％是虚构，其余全是事实。在这部影片中，主人公布里安由于身患癌症，在26岁时就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而在一个故事中主要讲述这样一个情节，在电视节目的传统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尽管由于预算低、工期短（实拍只用了14天）、时长有限（实际时长73分，播出时长90分），这部影片算不上特别精彩，一些内容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但还是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在电视中播出之后，这部影片后来又被释放到电影院中放映，从而创造了美国影视业一项新的制度：在可能的情况下，比较优秀的电视电影会在电视播出过一段时间后进入影院。尽管从总体来看，这类影片数量不多，也从来没有创造过骄人的票房成绩。

这部影片还在另外两个方面为以后的电视电影提供了模仿的样板。首先是这种以真实事件为依据的故事后来被认为特别适合于电视电影的样式，成为以后许多电视电影的基本题材，这类影片在美国有一个专称，叫作“纪录剧”（docudrama）。其次是讲述生理和精神疾病的故事成为后来电视电影中一种重要的类型，以至于被人们称作是“每周疾病”（diseaseoftheweek）故事。从70年代起，以真实生活为故事基础的电视电影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这种样式的一种主流形态。这些作品在处理真实与虚构的比例时虽然各有不同，但大都以当前的或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真实事件为核心内容，而且一般都使用原人物的真名实姓。其中既有历史或当代名人的传记，如《约翰·保罗二世教皇》（PopeJohn&nb

sp;PaulⅡ），或是新闻热点人物的故事，如《辛普森的故事》（TheO.J.SimpsonStory）；也有描述普通人不平常经历的作品，如讲一位不懂英语的柬埔寨移民小姑娘在几年时间获得英语拼写大奖的《拼写自由的女孩》（TheGirlWhoSpelledFreedom），或是讲真实的强奸并杀害未婚妻案的《加利福尼亚命案》（ADeathinCalifornia）。

本文作者：宫晨单位：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影产业也逐渐开始凸显商业化和产业化的特点，电影的欣赏者和制作者对于电影自身的艺术水准开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部电影要想取得艺术和票房的成功，就不能离开电影美术的精彩演绎。

色彩、光影的完美演绎。电影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摄像师对于光线和色彩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部影片是否能够成功，是电影艺术创作中的重要艺术元素，电影创作者可以通过对色彩的把握和对光线的选择形成统一基调，而这些基调也可以成为表达感情的一种无声语言，是电影感情产生张力和电影剧情发展的有效表达手段，电影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始终离不开电影美术的一把各项，电影美术的属性也是评价整部影片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步优秀的电影艺术作品制作过程也就是该片电影美术的整体设计过程，由电影创作者前期对剧本的理解、阅读以及基调的确定和造型的确定，都必须有电影美术设计师根据自己的技巧和美术修养去展开电影的创作。电影的后期制作也需要采用美术手段来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艺术表现效果，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就是将美术在电影表现中的作用真正发挥到极致，为电影形象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人物造型以及命运发展。在一部影片当中，人物造型实际指的就是服装和化妆，也就是电影美术设计者对于电影剧本当中文字通读之后，根据服装效果和人物形象设计将想象中的一些人物转化成具体的相关人物形象，人物化妆必须要和角色身份、性格以及年龄等特征相吻合，作为人物造型当中重要的手段，服装设计是剧中人的情感、生活境遇、地位和身份最直接的反映，人物的造型设计也能够直接反映电影的情节变化以及发展，能够对情节发展的趋势起到很好的暗示作用，一旦对人物服装和化妆的把握不能到位，就会使得剧中的人物不能符合其自身的身份特征，产生不和谐，引发观众心理上的反感。以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为例，美术设计者张叔平巧妙利用了张曼玉服装的变化来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在整部影片当中，张曼玉自始至终都身着旗袍，伴随着背景音乐不断变换各种造型，真正通过旗袍的造型变化反映了其人物多变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无奈以及渴望。

场景的设计和情节推动。同戏剧艺术不同，电影自身的非假定性使得所有的景物元素都需要达到较为逼真的艺术效果，使得观众能够真实感受到影片制造出的氛围，场景设计是电影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电影实际上就是由不同的场景根据特定的顺序逐渐连缀起来的，而主体形象就主要活动在该场景当中，场景的设计能够准确反映情节发展，也能够推动情节不断向前发展，要想实现场景在电影作品当中基本表达的功能，电影美术设计师就必须要根据影片自身的表达要求，设计与电影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相吻合的景象，能够使这些景物鲜明准确地表达影片中人物日常的生活现象、特定文化风貌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例如，要想拍摄五十年代的北京，就应当着重突出北京的干净，不应当是像二三十年代那么脏，但也不能像现在这样整齐。另外，场景的设计必须要同特定的人物命运和地域相吻合，不同地区的自然风光不同，所孕育的相逢民俗也不相同，影片情节的高潮和推进都不能离开电影当中人物的演绎，设计的场景也应当成为影片人物表演和活动的重要舞台，场景的设计应当与人物的个性特征、地位以及身份相符合，达到符合人物个性特征、地位和身份的要求，并能制造出真实的效果。

电影美术设计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正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它是电影艺术最基本的一种表达手段，也是一种没有声音的电影语言，能够真正展现电影艺术本身的背景、造型，并且可以为电影奠定基调，其风格的设计对影片有着重要影响和意义，随着数字化电影时代的到来，美术设计的风格也将会有自己的发展，给电影工作者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电影工作者更应当努力奋发，制作出更好的影视作品。

一、讨论电视电影问题的前提

有一个事实或许能够打开我们的思路，就是电影界的一个新成员——电影频道这几年的发展态势。电影频道是靠国家贷款启动的，也就是负债经营。1996年1月正式开播，第一年就还清了贷款，第二年取得了丰厚的利润，第三年的广告收入在前一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翻。而且这一年多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乃至电影频道在全国媒体利润收入上排名第五。更值得提出的是，位居前四位的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东方电视台、上海电视台都各自拥有多个频道，而电影频道只有一个频道。这么好的经济效益正是由于电影频道的节目有很高的收视率。根据央视调查，这些年在中央八个频道中，电影频道的收视率始终排名第二。尽管全国有3000多家电视台，上星的电视台已近50家，电视竞争十分激烈，但电影频道的收视率一直平稳地保持在中央八套节目的第2位。电影频道有这么好的广告效益和收视率实在是说明电影光芒四射的魅力仍然强烈地吸引着观众。

为了满足观众对电影欣赏的需求，这几年电影频道一方面每年用一个多亿购买国产影片，买断了建国以来拍摄的几乎所有的国产片，还买了大量的二十至三十年代拍摄的国产片和各类短片。电影频道购买国产影片的电视播映权价格上在国内是力度最大的，为了让广大观众看上当年的优秀电影，曾多次拿出70万以上的高价购买电影的播映权。另方面电影频道不断加大投资拍摄国产影片的力度，仅去年一年就投资4000万与各电影厂联合拍摄了18部电影，从影片部数上看占去年国产片生产总量近五分之一。在今年华表奖获将的十部影片中，电影频道投资拍摄的影片就有四部，占总数近一半。为了丰富节目源，电影频道又开拓了新型态电影……电视电影，年产量在百部左右，而且制作力量主要依靠全国的电影厂家。电影频道以这种方式进一步加强电影厂家的造血功能。一个电视频道开办4年多对电影能有这么高的回报率，是创办者始料未及的，这个事实也是令人深思的。

从世界影视发展史来看，电视比电影的诞生晚40多年，它给世界各国电影业带来过重大的冲击，但它也给电影带来丰厚的利润，这在欧美国家早有经验。美国仰仗好来坞使电影显赫于世，可是在电视的重创下，也曾不得不屈尊向电视台卖老电影片以贴补电影的不足。开始在经济上并没有看到更多的实惠，直到1961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电视网在黄金段最先推出电影剧场《周六晚间影院》，播放的都是一些新影片，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见此情景，1962年、1965年另外两大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也先后推出自己黄金段的电影剧场，使电影新片在电视上播出形成气候并获得非常好的收视率，一些影片的相对收视率达到了40%-50%，如希区柯克的《鸟》和《乱世佳人》。于是，更多的电影剧场出现了，带来了电视台对电影的极大的需求，电影的电视播映权费也随之大大提高，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桂河桥》的电视播映权竟卖到了300万美元的天价，这一切给美国电影补充了血液，带来了生机。

欧洲电影也走过类似的历程。根据专家的统计数据，法国电影在50年代，影院观众在4亿人次左右，70年代下降到1亿7千万，80年代又下降了50%。巴黎的电影院数目1982年为286家，到1988年就只有187家了。英国50年代、60年代影院上座率很高，但到80年代就有74%的人口不去影院看电影了。西班牙1966年影院观众是4亿人次，到90年代只有8000万人次，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每年都有将近400家影院关闭。欧洲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是电视蓬勃发展的结果，开始他们想尽办法维持电影的地位，后来发现虽然影院的电影观众大量流失，但电视台的电影观众却大大增加。西班牙60年代是4亿电影观众，到90年代陡增到32亿电影观众，其中85.5%的观众是通过电视看电影的。电影院在大幅度减少，电视机却在翻倍地增加等事实，使欧洲电影人认识到电影可以在电视上获得更广大的观众群，不但扩大了电影的影响也赢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如法国电视四台每年播出电影在400部左右，使电影业获得利润上亿美元。

这些历史和事实提示我们的是，电影的传播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影不再仅仅是影院中的电影。我们急需改变传统的电影观念，从新的角度去延伸我们的电影概念，去讨论电影未来的发展。

20世纪初中国电影在上海初兴时直接或间接受到美国电影影响，已多有论述，本文仅是对此论题的补充，探讨卓别林喜剧与中国早期喜剧电影观念的关系，特别是对滑稽喜剧、悲喜剧和讽刺喜剧电影观念的形成产生的重要影响。

对卓别林代表的美国滑稽喜剧的借鉴

中国电影观念的开端与滑稽电影自有不解之缘。

在现存史料中，对于20世纪初滑稽片在中国和美国电影联系方面的作用多有记述，尤以郑君里在《现代中国电影史略》的论述最为精要。上海拍摄商业电影始于亚细亚影戏公司。1909年，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最早在中国上海组建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拍摄《西太后》、《不幸儿》，在香港拍摄《瓦盆伸冤》和《偷烧鸭》。这几部影片的详情无从知晓，郑君里从片名上推测，“《西太后》和《瓦盆伸冤》似乎是属于‘改良旧剧’的系统，《偷烧鸭》则属于时装（清装）的滑稽电影”。①这是中国电影兴起时的两种主要形态。

《偷烧鸭》是否真正属于滑稽电影，由于疏于考证，尚可存疑，但是对于拍摄于1913年的一批短片，则可以肯定相当一部分属于“以文明戏所开拓的近代化的演剧形式为基础的滑稽电影”。②此时，亚细亚影戏公司已经发生重要变化，1912年布拉斯基把公司转让给美国人依什尔与萨弗，1913年依什尔等聘请张石川任顾问，张石川又与郑正秋、杜俊秋、经营三等组织了新民公司，承包了编剧、导演、雇佣演员、摄制影片的工作，这意味着，亚细亚公司虽然仍属美国公司，但是其运作已改由中美双方人员共同参与，而其中的创作部分已由张石川等中国人承包。“在这种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了不少关于电影技术的知识，为以后土著电影的诞生种一伏线”。③创作观念随之变化，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环境而选择中国本土题材，1913年秋，张石川、郑正秋等共同拍摄了《难夫难妻》。

如果以现代喜剧观念观照，《难夫难妻》起点颇高，不仅具有社会批判性，同时喜剧性也力避低俗，倡导高雅含蓄，“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④作者用电影的方式展示出日常生活中的荒谬，似有现代主义意味。可惜在电影尚处于婴儿时期，中国观众对于电影的种种表现方式非常陌生，尚未形成欣赏此类现代喜剧雏形的精神需要，迫使其夭折。此时，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合谋挤压，“文明戏的进步的精神便为封建的治力所斩折，退而变质为一种与现实契机脱离之单纯的、描写悲欢离合的‘闹剧’……只剩下消极的娱乐成分”。⑤之后，郑正秋暂时离开亚细亚影戏公司，也带走了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改良社会的人文精神。张石川娱乐大众的文化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他组织拍摄了《活无常》等十余部滑稽短片。

进入21世纪后,台湾电影因《海角七号》而让人产生惊喜之感,(主要集中在大台北地区的)票房与口碑双双漂亮的成绩让人们看到了台湾电影的新希望。其后,《不能没有你》、《一八九五》、《艋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等一部又一部台湾电影不断在华语电影世界持续造成反响,似乎20世纪80年代台湾电影的辉煌景观即将重现,让人们看到了新世纪台湾电影的希望。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虽然《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等影片在台湾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赞誉、获得了市场的肯定,但在大陆、香港,除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票房成绩漂亮外,《海角七号》以及从品质到口碑在台湾都得到高度肯定的《赛德克•巴莱》并未获得预期的票房,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我们去分析。分析这一拨在台湾造成新新浪潮之势的电影,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台湾本土生活的表现,以在地生活作为电影的主要内容,语言呈现多元交融之势,而不同的族群如客家、原住民的历史都成为电影表现的题材。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以本土、在地为主要特征的电影是深受侯孝贤电影影响的结果。

自20世界80年代以来,由于侯孝贤、杨德昌、李安等电影人的出现,台湾电影曾经让世界刮目相看。而在这一拨新浪潮中,笔者认为台湾电影形成了两种传统,一种是以侯孝贤为代表的,以表现台湾本土历史、文化、族群生活为主的电影传统,即在地化传统,笔者称之为台湾新电影的小传统;另一种是以李安为代表的,以表现中华文化、伦理、道德为主,对东方文明进行精致化呈现或者是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形成对话之势的电影传统,即大中华文化或东方文明的表现的传统,笔者称之为台湾新电影的大传统。《海角七号》等2008年以来在台湾造成比较大影响的电影,多为侯孝贤的在地化及小传统的延续,并将之发扬光大,甚至可说是推向极致。这些作品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

第一,展现了相当台湾多元族群生活的丰富景观和不同族群的历史。在这一拨新新浪潮电影中,使全世界观众看到了台湾不同族群和谐共存的生活,如《海角七号》,也看到了特别是在过去的台湾电影中比较少直接或正面表现弱势族群的历史,如客家人的历史(《一八九五》)、原住民的历史(《赛德克•巴莱》)等。

这些电影不仅表现了不同族群的历史,更是表达了当下台湾人的情绪。魏德圣在很多场合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景:“台湾那么小,却拥有那么复杂的东西,有山、有海洋、有湖泊、有河流、有离岛、有平原;有原住民、客家人、闽南人,有外来族群;有汉人移民的文化、原住民的文化,还有外来殖民的文化,现在还有外省文化、蓝绿文化……我就想,能不能做一个多元族群和谐的故事?”这样一种理想借其《海角七号》得到了丰富而淋漓尽致的呈现,而他的这种理想,其实也是当下台湾人民希望改变自民进党上台后屡屡操弄族群分裂的状态的体现,自然在台湾获得了观众的热切追捧,甚至出现了台湾电影市场上多年未见的,全家扶老携幼去看电影、支持这些表达他们愿景的电影的景观。同时,藉这些电影在大陆、香港等地区的上映,使台湾之外的华人地区都感受到台湾新新浪潮电影的力量、气势、情绪,为全世界华语影坛所瞩目。

第二,不同方言杂糅,对一些方言尤其是闽南方言在年轻族群中的流行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这一拨“新新浪潮电影”多为偶像剧,多是对台湾当下不同族群生活的全方位展现。因此,银幕上不同族群操着不同方言,在台湾吸引了那些不太会使用普通话、只会说闽南话或客家话的年纪较长的观众去影院观影。如《海角七号》、《艋舺》、《翻滚吧!阿信》、《鸡排英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等电影在放映时,由于这些电影主角多是偶像派的明星,又由于电影的受众主要是年轻的观众,因此,当闽南语的对白从这些俊美时尚的男女主角口中吐出时,对年轻人学习与使用闽南语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甚至使闽南语借这些演员之口在年轻观众中流行起来,并改变了闽南语在青年人印象中“土”与“俗”的刻板印象。

在这些影片中,闽南语不再是“土”和“俗”的代表,而是年轻和时尚的;对方言的学习与了解,不仅仅只是学会一门语言,更多的是引起观众对语言所承载的某个族群历史、文化探究的兴趣与热情,对抵御因全球化而带来的某些问题更是具有重要的意义。魏德圣在其《小导演失业日记》中写道:每个族群都有属于他自己的颜色。族群融合？我们族群融合的概念已经变成了族群（溶）合……把你的颜色混上了我的颜色、再混上了他的颜色、结果竟变成了一堆黑泥的颜色……如果我们能够适时抽离，努力把每种颜色还原，然后再以互相尊重的态度将它们并置在一起，那将是一道多么美丽的彩虹啊？我的一个作家朋友排湾人撒奇努曾经说他有一个梦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在路上，看见排湾人穿着排湾人的传统服装，泰雅人穿着泰雅人的传统服装，汉人穿着汉人的传统服装，各族人都穿着他们自己的服装，你想那会是多么美丽的一个画面……如果我穿着排湾人的服装坐在拥挤的快速交通车上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另一位也是穿着排湾人服装的人自另一个远方的车门上车的时候，我们彼此微笑点个头……就了解了……”多么美丽浪漫的想法呀！（1）魏德圣的这样一种理想,实际上是表达台湾人民共同的理想,是全球化浪潮中弱势族群共同的心声。因此,这样一种理想信念支撑下所拍摄出来的作品自然有其独特的韵味,在华语电影世界中得到了高度的肯定。

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我国实行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的第九个年头。在这一年中，中国电影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好的方面，中国电影不仅创造了130多亿的票房新高，更在艺术质量和制作水平方面有所突破，其中以抗日题材影片《金陵十三钗》为代表的国产大片就是很好的例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高票房背后存在的问题：票房的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银幕数量的急剧增长，综合考虑影院建设、运营成本和国产大片的制作成本等因素，那些日渐完善和成熟的大片很有可能依然陷入巨大投入却惨遭赔钱的困境。与大片“不踏实的繁华”相比，2011年国产小成本影片却取得了骄人成绩。从2006年《疯狂的石头》以小成本创造票房奇迹以来，近五年国产小成本电影不断取得突破，市场接受度也有很大提高。《疯狂的赛车》《观音山》《钢的琴》《失恋33天》等影片冲破了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小成本影片在投资规模、市场认可、商业价值等方面的制约，在激烈的竞争中异军突起。国产小成本电影取得的成绩值得庆贺，但更令人深思。

1、国产小成本电影的成功原因分析

2011年国产小成本电影取得很大成功。以2011年11月上映的《失恋33天》为例，投资890万元，上映七天票房即突破2亿。超过同期上映的《猩球崛起》《铁甲钢拳》和《惊天战神》的票房总和。观众和网友评价的“接地气”能说明一些道理。从题材上看，反映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是小成本电影成功的共同法宝。小成本电影填补了大片注重宏大叙事却较少贴近普通人真实生活体验的缺陷，表现都市人的生活体验，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况。如《失恋33天》，讲述普通人的情感和“失恋”故事，贴近人心。从受众看，当下中国电影的消费主体是18到35岁上下受过大学教育的中青年，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同时也面临和经历现实生活中诸如学业、事业、生活等各种压力，与普通平民相比，他们有着更多的情感诉求和表达欲，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抓住中国电影的命脉需要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大多数成功的小成本电影正是反映和表达了他们对于学业、事业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态度，以及在社会生活经历中流露出的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的情感。

当下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顺势增长，反而在社会生活的压力下有所下跌。小成本影片通过触及现实，以情动人，引发了受众的现实认同感。虽受成本限制，较难提供精致的影像，却在中国电影“大片”当道的形势下创下了佳绩。从演员选取看，不一定选用大牌明星，但多是观众缘好，亲和力较强的演员。如《失恋33天》中，主演文章和白百何已在当年电视剧《裸婚时代》和《家，N次方》的表演中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客串演员几乎涵盖了这两年最热的电视领域明星，张嘉译、海清、马伊琍、姚笛等人都深受观众喜爱。相比于价格昂贵的大牌明星，物美价廉的大熟脸更加深入人心。在营销手段上，走平民草根的路线。如《失恋33天》创办官方微博，创造了国产电影网络营销的成功纪录。这其中，采访失恋人群的视频集锦起到了关键作用，真实感人的内心独白引发了无数草根网友的共鸣，不同城市的营销细分化更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预告片的成功。《失恋33天》预告片群星云集，虽然一些演员在实际电影里的戏份很少，但通过群星预告片的放大，观众会感觉影片很有看点。再加上预告片台词幽默犀利，这些都增加了影片卖点。

在新媒体时代，网上的高关注度反过来倒逼媒体关注，主动跟进是很常见的。再加之《失恋33天》的剧组上了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的节目，此外主持人何炅、谢娜在各自的微博上大力推荐，这些因素都使得影片的关注度有了极大飞跃。

2、国产小成本电影的发展瓶颈及出路

摘要：小津安二郎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日本电影工业在上世纪50-60年代黄金期的标志性人物，其作品多次入选日媒《电影旬报》年度评选十大影片。他的家庭剧在日本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本文研究分析了小津安二郎电影镜头在电影摄影中的应用，以便为中国电影借鉴其摄影风格提供参考。

关键词：小津安二郎;摄影技法分析

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迅速发展，我国很多电影制作追求大场面的视觉效果，普遍存在票房高口碑差的问题。喜剧题材电影盛行但其内容空洞，更新快，很多作品都没有为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小津安二郎代表作《晚春》以黑白画面方式进行拍摄，故事内容简洁，剧情给人一种亲切感，台词质朴，其电影风格非常别致，摄影技法较为独特，充分展现了小津安二郎电影的魅力。研究小津安二郎电影摄影技法有利于为我国电影制作提供借鉴。

一、小津安二郎导演简介

（一）小津导演个人经历。小津安二郎在日本电影界享负盛名，其一生共拍摄影视作品53部，其中36部得以保存。小津安二郎电影在二战后日本经济低迷期，也不减其热度，可见其作品的魅力。小津安二郎制作电影的工匠精神是其作品获得大众认可的关键因素。青年阶段的小津安二郎对当代小说非常入迷。中学时代，他曾经到津市与名古屋区看电影，中学毕业后，小津安二郎怀揣着对电影的热爱放弃了深造的机会，在机缘巧合下进入松竹映画，作了摄影助理[1]。进入松竹莆田制片厂后，小津安二郎在牛元虚彦导演身边学习了很多的电影知识。1927年，他指导了首部作品《忏悔之刃》这是他制作影视作品中唯一的一部时代剧。1931年，小津安二郎拍摄的《东京合唱》获得《电影旬报》年度十佳第三位，从此开始专注于拍摄庶民剧。《独生子》是小津导演在1936年创作的首部有声电影。1949年起，小津导演进入创作巅峰期，其《秋日和》获得第八届亚太地区电影最佳导演奖。丰富的创作经历为其电影风格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小津导演的电影风格。自电影诞生以来，拍摄方式不断创新，镜头语言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方式。小津却敢于打破固有的模式，他认为：电影文化非严格意义上的文法，没有固定的文法。小津导演在拍摄手法中的跨越轴线，对音乐的运用及对特写镜头的摒弃都是他电影拍摄的突破与其电影作品风格形成的基础。小津导演电影的一大特色是拍摄中轴线的大量使用。如拍摄两人对话的场景，传统的拍摄方法是摄影机轮流拍摄两人特写，且不超过两人间的视线。这种拍摄方法使甲的左面与乙的右面面向镜头，观众观看双方对话时看到两人的左右侧的面部镜头，如同二者视线交叉，好似真实对话场景。小津导演大胆突破此方法的束缚，认为这种拍摄手法过于牵强，拍摄者会受到很大约束，过于拘泥轴线拍摄则会失去电影轻松的本质，破坏电影画面的美感。电影拍摄的特法由美国导演里格菲斯创造。如拍摄演员悲伤时紧握的双手迅速拉近镜头，使观众体验电影的细节[2]，这种表现手法被广泛的运用。小津的电影中，表达演员的情绪时较少运用特写镜头，表示悲伤的效果时，小津导演通常使用远景展示，通过整体氛围渲染说明。小津导演的电影中的音乐也突破传统模式的限制。他会通过反差的手段，用欢快的音乐衬托悲伤的场景，以增加场景悲伤的效果。小津导演说，电影应是能牵引观众情感共鸣的表达方式，拍摄激发要服从于整体，打破固有的文法才能使观众对电影产生新奇感。最好的表达方式要从自身感觉出发，通过实践达到某种电影艺术效果。小津导演认为电影是一种意识的表达方式，电影拍摄中的表演，镜头等要服从于意识的表达。在电影的后期创作中，小津导演对命运不可抗拒进行重复解读，小津作品表现形式成为思想工具，使得小津因人生无常的苦痛与悲悯意识贯穿于其作品中。

二、小津导演的拍摄手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