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服务业范文10篇

“入世”给中国电信服务业带来挑战，应当突破加强行政管制的传统思路，针对电信服务业的现状，参照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坚持扩大竞争的政府管制取向，寻求放松管制与改善管制相结合的法律对策。

关键词：电信服务业世贸组织结构性缺陷政府管制

电信服务业是中国最早施行政府管制体制初步改革的基础设施产业，它为中国政府管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实证资料。同时，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实践对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意义。面对“入世”的挑战，纵观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特别是电信市场因政府管制行为不当而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缺陷，令人担忧。为此，我们应当探寻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行为与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的差距，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研究缩小和弥补这种差距的对策，为中国电信服务业的体制改革和立法完善提供建议，并为完善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管制提供借鉴。

一、中国电信服务业及其管制立法的现状

自80年代以来，中国电信服务业经过放松价格管制、打破独家垄断和管制机构改革并产业重组为内容的三阶段改革，突破了原来政企合一、行政性独家垄断的体制框架，初步形成了各类业务在基础网络层次上的数家竞争格局。在固网电信市场，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拥有、建设自有的网络并竞争经营国际国内长途和市话业务；在移动通信市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拥有、建设移动通信网络并开展竞争性经营；在国内卫星转发器出租市场，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中国东方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鑫诺卫星通信公司三家开展竞争性经营；在无线讯呼网络市场，跨省联网无线讯呼公司23家，双向讯呼经营公司6家；在数据和互联网传输市场，中国电信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依托各自的基础网络资源开展竞争性经营；在国内桢中继电信业务市场，吉通公司和中元金融数据公司开展竞争性经营。

尽管如此，中国电信服务业市场业已形成的数网竞争体制还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在中国目前任何基础电信服务市场，政府颁发经营许可证数量的多寡与市场竞争局面能否形成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1994年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联通，就已经放发了经营固线通信网和移动通信网的第二块牌照，但是到1998年底中国联通实际仅仅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成为现实的竞争力量，而且也只占有全国移动通信市场份额的5%。如果增发经营许可证就等于形成竞争性市场，中国也不用在1999-2000年间再次大动干戈，分拆原中国电信了。因此，在各类基础电信服务市场上开展数家竞争，虽然相对于禁止竞争的体制是一个巨大进步，但仅仅提供了实现全面市场竞争体制的可能性。

“入世”给中国电信服务业带来挑战，应当突破加强行政管制的传统思路，针对电信服务业的现状，参照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坚持扩大竞争的政府管制取向，寻求放松管制与改善管制相结合的法律对策。

关键词：电信服务业世贸组织结构性缺陷政府管制

电信服务业是中国最早施行政府管制体制初步改革的基础设施产业，它为中国政府管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实证资料。同时，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实践对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意义。面对“入世”的挑战，纵观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特别是电信市场因政府管制行为不当而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缺陷，令人担忧。为此，我们应当探寻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行为与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的差距，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研究缩小和弥补这种差距的对策，为中国电信服务业的体制改革和立法完善提供建议，并为完善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管制提供借鉴。

一、中国电信服务业及其管制立法的现状

自80年代以来，中国电信服务业经过放松价格管制、打破独家垄断和管制机构改革并产业重组为内容的三阶段改革，突破了原来政企合一、行政性独家垄断的体制框架，初步形成了各类业务在基础网络层次上的数家竞争格局。在固网电信市场，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拥有、建设自有的网络并竞争经营国际国内长途和市话业务；在移动通信市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拥有、建设移动通信网络并开展竞争性经营；在国内卫星转发器出租市场，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中国东方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鑫诺卫星通信公司三家开展竞争性经营；在无线讯呼网络市场，跨省联网无线讯呼公司23家，双向讯呼经营公司6家；在数据和互联网传输市场，中国电信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依托各自的基础网络资源开展竞争性经营；在国内桢中继电信业务市场，吉通公司和中元金融数据公司开展竞争性经营。

尽管如此，中国电信服务业市场业已形成的数网竞争体制还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在中国目前任何基础电信服务市场，政府颁发经营许可证数量的多寡与市场竞争局面能否形成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1994年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联通，就已经放发了经营固线通信网和移动通信网的第二块牌照，但是到1998年底中国联通实际仅仅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成为现实的竞争力量，而且也只占有全国移动通信市场份额的5%。如果增发经营许可证就等于形成竞争性市场，中国也不用在1999-2000年间再次大动干戈，分拆原中国电信了。因此，在各类基础电信服务市场上开展数家竞争，虽然相对于禁止竞争的体制是一个巨大进步，但仅仅提供了实现全面市场竞争体制的可能性。

“入世”给中国电信服务业带来挑战，应当突破加强行政管制的传统思路，针对电信服务业的现状，参照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坚持扩大竞争的政府管制取向，寻求放松管制与改善管制相结合的法律对策。

关键词：电信服务业世贸组织结构性缺陷政府管制

电信服务业是中国最早施行政府管制体制初步改革的基础设施产业，它为中国政府管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实证资料。同时，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实践对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意义。面对“入世”的挑战，纵观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特别是电信市场因政府管制行为不当而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缺陷，令人担忧。为此，我们应当探寻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行为与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的差距，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研究缩小和弥补这种差距的对策，为中国电信服务业的体制改革和立法完善提供建议，并为完善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管制提供借鉴。

一、中国电信服务业及其管制立法的现状

自80年代以来，中国电信服务业经过放松价格管制、打破独家垄断和管制机构改革并产业重组为内容的三阶段改革，突破了原来政企合一、行政性独家垄断的体制框架，初步形成了各类业务在基础网络层次上的数家竞争格局。在固网电信市场，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拥有、建设自有的网络并竞争经营国际国内长途和市话业务；在移动通信市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拥有、建设移动通信网络并开展竞争性经营；在国内卫星转发器出租市场，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中国东方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鑫诺卫星通信公司三家开展竞争性经营；在无线讯呼网络市场，跨省联网无线讯呼公司23家，双向讯呼经营公司6家；在数据和互联网传输市场，中国电信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依托各自的基础网络资源开展竞争性经营；在国内桢中继电信业务市场，吉通公司和中元金融数据公司开展竞争性经营。

尽管如此，中国电信服务业市场业已形成的数网竞争体制还只是一个开端。因为在中国目前任何基础电信服务市场，政府颁发经营许可证数量的多寡与市场竞争局面能否形成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1994年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联通，就已经放发了经营固线通信网和移动通信网的第二块牌照，但是到1998年底中国联通实际仅仅在移动通信市场上成为现实的竞争力量，而且也只占有全国移动通信市场份额的5%。如果增发经营许可证就等于形成竞争性市场，中国也不用在1999-2000年间再次大动干戈，分拆原中国电信了。因此，在各类基础电信服务市场上开展数家竞争，虽然相对于禁止竞争的体制是一个巨大进步，但仅仅提供了实现全面市场竞争体制的可能性。

“入世”给中国电信服务业带来挑战，应当突破加强行政管制的传统思路，针对电信服务业的现状，参照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坚持扩大竞争的政府管制取向，寻求放松管制与改善管制相结合的法律对策。

关键词：电信服务业世贸组织结构性缺陷政府管制

作者宋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99级经济法研究生；王全兴，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电信服务业是中国最早施行政府管制体制初步改革的基础设施产业，它为中国政府管制理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实证资料。同时，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实践对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意义。面对“入世”的挑战，纵观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特别是电信市场因政府管制行为不当而存在的严重结构性缺陷，令人担忧。为此，我们应当探寻中国电信服务业政府管制行为与世贸组织《基础电信协议》的差距，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研究缩小和弥补这种差距的对策，为中国电信服务业的体制改革和立法完善提供建议，并为完善其他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管制提供借鉴。

一、中国电信服务业及其管制立法的现状

自80年代以来，中国电信服务业经过放松价格管制、打破独家垄断和管制机构改革并产业重组为内容的三阶段改革，突破了原来政企合一、行政性独家垄断的体制框架，初步形成了各类业务在基础网络层次上的数家竞争格局。在固网电信市场，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拥有、建设自有的网络并竞争经营国际国内长途和市话业务；在移动通信市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拥有、建设移动通信网络并开展竞争性经营；在国内卫星转发器出租市场，中国通信广播卫星公司、中国东方通信有限责任公司、鑫诺卫星通信公司三家开展竞争性经营；在无线讯呼网络市场，跨省联网无线讯呼公司23家，双向讯呼经营公司6家；在数据和互联网传输市场，中国电信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依托各自的基础网络资源开展竞争性经营；在国内桢中继电信业务市场，吉通公司和中元金融数据公司开展竞争性经营。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现对自己在过去一年里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勤奋学习，与时俱进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作为电信基层服务人员，我深刻体会到理论学习不仅是任务，而且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境界。一年来我坚持勤奋学习，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强化思维能力，注重用理论联系实际，用实践来锻炼自己。

1、注重克服思想上的“惰”性。坚持按制度，按计划进行理论学习。首先不把理论学习视为“软指标”和额外负担，自觉参加每季度的党课集中学习;其次是按自己的学习计划，坚持个人自学，发扬“钉子”精神，挤时间学，正确处理工作与学习的矛盾，不因工作忙而忽视学习，不因任务重而放松学习。

2、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工作中用理论来指导解决实践，学习目的再于应用，以理论的指导，不断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到公司三年来，我注重把理论转化为自己的科学思维方法，转化为对实际工作的正确把握，转化为指导工作的思路办法，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走出新路子，克服因循守旧的思想，力戒“经验主义”，拓展思维。

二、立足本职，爱岗敬业

近年来，随着我国增值电信业务市场的繁荣和发展，广大用户对电信收费问题反映强烈。为进一步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电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全国纠风工作会议的要求，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在全县开展治理和规范电信行业收费行为专项活动（以下简称“专项活动”）。

一、活动时间

从2013年6月开始到2013年12月底结束。

二、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及工作重点

指导思想：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监管为民，执政为民”的工作理念，切实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电信资费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工作目标：严厉打击恶意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价格违规行为，研究和完善综合治理的措施，净化移动信息服务市场的消费环境，倡导“依法经营、诚信服务”的行业风尚，形成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的电信资费监管长效机制，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移动信息服务业务的健康、持续发展。

电信业目前是我国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也是我国政府依照入世承诺对外商开放的主要领域之一,作为拥有世界第四大电信市场和最多人口的中国,必将成为外商激烈争夺的目标。随着中国电信市场的逐步开放,外国公司将凭借资金、技术实力、管理及市场经验展开激烈角逐,对于整体实力弱于外国电信大公司的我国电信服务企业而言,面临的巨大的竞争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依照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对开放电信服务市场的承诺,我国自2006年12月11日(即入世五周年)起对外资进入移动话音和数据服务领域取消地域限制,加上之前已经部分开放的增值电信和基础电信寻呼领域,我国电信服务领域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如此巨大的压力面前,我国电信服务企业应如何应对,我国电信服务贸易立法应如何与WTO电信服务贸易规则相适应,如果面临涉及WTO电信服务贸易的起诉或纠纷,这所有的一系列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美国诉墨西哥影响电信服务贸易措施争端案(以下简称“美墨电信服务贸易争端案”)是电信服务贸易领域第一个由WTO专家组作出裁决报告的案例,在此之前,无论在GATT还是WTO体制内,在服务贸易领域没有任何争端解决的成例可循。通过对本案专家组报告的分析及其对有关文件的解读,它对我们了解WTO电信服务贸易规则具有重大的参考意义,有助于我国更好地运用GATS的相关规则应对因电信服务市场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一、美墨电信服务贸易争端案概况

(一)基本案情和背景

1997年之前,墨西哥的国内长途和国际电信服务一直由Telmex公司所垄断;1997年之后,墨西哥政府授权多个电信运营商可以提供国际电信服务,但根据墨西哥国内法,在国际电信市场上对外呼叫业务最多的运营商有权利与境外运营商谈判线路对接条件,而Telmex公司作为墨西哥对外呼叫业务最多的运营商,自然就享有了该项谈判权利,事实上就拥有了排除外部竞争者的权力,从而引发了希望大举进入墨西哥市场的美国电信业巨头的不满。2000年8月17日,美国以墨西哥的基础电信规则和增值电信规则违背了墨西哥在GATS中的承诺为由,向墨西哥提出磋商请求,之后,美墨双方进行了两次磋商,但未能达成共识。2002年4月17日,根据DSU第6款,成立了专家组,因双方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就专家组的组成达成一致,2002年8月26日,WTO总干事最终任命了以Ernst-UlrichPetersman为首的三人专家组。另有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欧共体、古巴、日本、印度、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十国提交了他们的书面意见。[1]专家组分别于2003年11月21日和2004年4月2日提交了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2004年6月1日,经过再次磋商,墨西哥放弃了上诉,正式接受了专家组的最终报告,并最终就此电信服务争端与美国达成协议。协议中,墨西哥同意废除本国法律中引起争议的条款,并同意在2005年引进用于转售的国际电信服务;美国同意墨西哥继续对国际简式电信服务①进行严格限制以组织非授权的电信传输。[2]

(二)争议焦点

⒈墨西哥是否根据《参考文件》第2条保证其主要电信运营商提供电信服务的条件和费率“基于成本”且“合理”,这是本案的重中之重。《参考文件》第2条是关于电信服务运营商线路对接的规定,美国认为Telmex公司是主要供应商(mainsupplier),其没有按照基于成本的费率及合理的条款向美国服务商提供对接。专家组审查了墨西哥《长途电信规则》(ILD规则),发现该规则授予前六个月的长途呼出服务中占市场份额最大的一家特许运营商谈判制定结算费率的排他特权,经审查,专家组认为Telmex公司符合参考文件中对于主要供应商界定的“有能力实质性干预参与市场的条件”,构成终端服务市场的主要供应商。墨西哥在《参考文件》中承诺对接费率应当“基于成本”且“合理”,这是墨西哥在参考文件中的重要承诺,美国认为墨西哥未能根据承诺保证Telmex公司按照基于成本的合理费率为美国电信服务商提供对接服务。因为,⑴针对同样的网络设备,对美国供应商的对接收费比对国内的平均高出75%;⑵通向墨西哥的各种国际线路的灰色市场费率远低于Telmex公司的收费;⑶许多国家与其他竞争性长途运营商之间的终端服务费率批发价远低于Telmex公司的收费;⑷根据ILDRules对墨西哥运营商涉及“成比例回报”的财务安排,Telmex公司的费率高于成本。而墨西哥认为,只有服务供应商在另一成员境内自己完成终端传输时才算跨境传输,本案中美国运营商只是在边境将初始端服务传输给墨西哥运营商进行终端服务,不构成GATS中定义的“跨境支付”。专家组经分析否认了墨西哥的观点,确认本案中美国电信运营商提供的服务构成“跨境交付”,属于GATS所管辖的范围。专家组支持了美国所提出的第一、二、四项观点,认定Telmex公司提供的对接费率非“基于成本”也不“合理”。

随着电信服务产品的增多、服务种类的不断丰富，电信行业不良竞争事态的日益严重等。电信公司迫切需要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业务水平，扩大盈利空间。首先，随着电信业务的广泛化，电信服务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电信业务分类的发展中，电信服务分类管理促进了电信业务的发展和提升，提高了用户的使用评价。其次，电信服务的智能化，为电信服务分类管理提供了便捷，使服务管理理念和服务水平有了“质”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平台的建立和拓展，更加方便了电信用户，赢得了用户的满意和肯定。再次，电信服务分类管理是中国电信走出国门、面向世界的需要。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电信业务分类的日益明确化、精细化，电信服务分类管理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电信的运营效率和企业效益。因此，电信服务分类管理对电信的稳定、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电信服务分类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电信服务分类大多沿用业务分类、经营分类等概念，以用户为本的市场调查不足，对用户的服务需求和服务诉求分析不到位，导致服务分类管理水平难以提高。一方面，电信强调客户的满意度、企业的效益。却不能把用户的真实诉求放在第一位，服务分类以企业的意志为主导，用户意愿考虑较少。另一方面市场调查是服务分类管理科学化的前提，但实际操作中，太看重理论依据而忽略了实践基础，致使服务分类管理经验匮乏。服务分类应统筹电信全局，兼顾企业运营与客户需求。而实际操作中主要以电信业务、电信运营信息为参考，采用的分类方式单一，缺少科学性、系统性，服务分类结果无法满足管理需求。而且由于各种原因，服务分类较为混乱、缺少细节的统一性和规范性，给服务管理带来了很多不便。人才问题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人才要有很强的理论基础和创新思维，才能为电信服务分类管理提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建议和措施。另一方面人才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理论知识，将电信服务分类管理的理念研究透彻、深入，这样才能更好地执行这种管理模式。但实际中这样的人才难求，一方面高学历的人才加入到这个团队后，对实践工作了解得不够深入，不知道管理要从哪入手，认为市场调查等工作是苦差，工作起来缺少积极性。另一方面有实践经验的人员理论知识不足，对工作的认识不充分，工作的积极性、创新性难以调动。不利于服务分类管理的开展。

电信服务分类管理的建议

服务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服务质量、提高用户满意度。因此，用户的声音必须得到重视。一方面市场调查方式要多样化，比如网上调查、问卷调查等，切实了解用户需求。另一方面对市场调查的结果要重视，对调查报告认真分析研究，结合用户意见进行服务分类，以方便用户的理解和使用，同时也方便了电信业务的宣传。随着电信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我们要创新思维，不能等用户上门来“找”服务，应积极的、主动地为用户考虑，站在用户的角度，以我们对行业的熟悉程度，超前的为用户设计好服务项目，做好服务分类，一切以人为本，以方便快捷为准。服务分类兼顾内外因素，拓宽分析途径，积极的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人才是企业竞争的动力，电信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众多“电信人”的贡献。在电信服务分类管理中，一方面要注重专业人才的吸收和培养。第一，为人才提供发展的平台，让人才在电信这个大家庭里充分实现自己的价值。第二，为人才提供进步、提升的条件，让每个岗位的人才都看到企业的未来、个人的未来，让他们真正融入到企业中来。另一方面注重内部人员的培养，通过培训、学习等方式提高电信员工的综合素质，使他们能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一样的出色表现，能广泛熟悉电信内部每一个业务的运行。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好电信服务工作，才能更好地配合电信服务分类管理工作的进行。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电信服务类别的边界也在逐渐模糊，面对庞大而又统一的服务体系，我们只有把服务分类管理做得更细致、更扎实，才能跟上电信业发展的脚步。同时，随着电信服务业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展，电信服务管理对服务分类的标准化、服务分类管理的规范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和市场结合起来，通过实践进一步完善电信服务分类管理的模式。另一方面要努力扩充自己的知识层面，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为电信服务分类管理提出创新的、有价值的建议，使电信服务分类管理的模式更规范化、科学化。

电信服务分类管理模式还处在探索、实践的发展阶段，对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认真思考，仔细分析，反复实践。确保管理程序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对于管理中的薄弱环节，要组织人员充分讨论、认真分析，从内外因素入手，强化服务分类管理的效率、效果，努力使企业的服务管理模式更加强大。实现电信服务的高效率、高水平。

摘要:信息服务贸易与传统贸易不同，以提供信息或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资料，包括个人资料经过处理加工，成为对人们有用的信息，即信息服务贸易的标的。个人资料在跨国信息服务贸易中，极易受到侵害。贸易自由和个人资料安全是对立统一的，只有对个人资料提供有效保护，才能使跨国信息服务贸易自由化成为可能。

关键词:信息服务贸易个人资料保护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信息服务业作为一项以文献、图书、情报等的采集、利用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服务早已存在。但作为新兴的信息产业的支柱组成之一的信息服务产业，其崛起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信息服务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实现对信息资源的采集、处理、传输、利用等综合服务内容上的商品化、产业化和手段上的电子化、网络化。上述信息资源，有相当部分来自个人资料。而国际互联网的兴起，为资料的跨国流通与信息服务贸易提供了便利。

资料的跨国流通，英文为TRANSBORDERDATAFLOWS（简称TDF或TBDF），TDF最早在由经合组织赞助的一个关于隐私权保护研讨会上首次使用。经合组织于1980年9月23日通过的《隐私权保护及个人资料跨国流通准则》提到“TDF是指个人资料跨越国境的流通”。该准则指出个人资料是指任何关于一个被识别或可以被识别的自然人（本人）的信息，其形式不仅限于电脑处理的个人资料，还包括以人工处理的个人资料。其流通方式包括国际航空信件、国际电话、电报，无线广播、电视之跨国广播，互联网传播，甚至各种有形资料通过人工携带出境。

TDF最初是围绕个人隐私权保护提出的，然而，随着跨国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TDF的范围已不限于个人资料，而是包括了大量的商业数据、科教文化资料等。本文仅涉及个人资料。信息服务的跨国贸易迅猛发展，要求资讯（包括个人资料）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个人资料的安全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如何在贸易自由与保护个人资料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结合点，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自然垄断的概念

自然垄断概念源于西方经济学。所谓自然垄断，就是一个企业能够以低于两个或者更多的企业的成本向整个市场供给一种物品或者劳务而产生的垄断。

自然垄断行业一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显著。规模经济效应就是产品成本随着企业产量规模的扩大而降低。但是，规模经济效应也不是无限制的，并不适合所有类型的企业，它取决于特定的技术条件和产品特性。自然垄断行业是规模经济效应十分强烈的极端形态，平均成本总是随着产量规模的增加而降低，因此，自然垄断的特点是独家垄断、效益最高。第二，需要大量启动资本，且一旦资本投入，就“沉淀”在该行业里而很难再行退出。行业外的厂商很少有兴致来替代自然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行业内也很难维持多家竞争的局面。当多家规模相近的企业在一个自然垄断的行业内自由竞争时，两败俱伤是最可能的结局。正是在此意义上，可将自然垄断的这个特点称之为“竞争无利性”。

自然垄断行业政府管制的必要性

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控制，一是出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考虑，二是出于对产业发展的正确引导，三是出于政治上稳定的考虑。政府进行管制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其中政府管制执法成本所占的比重最大。在政府管制的实际过程中，应当考虑边际成本的边际收益情况，如果政府管制的收益大于政府管制成本，则这种政府管制是十分必要的。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各国政府颁布的管制法规都属于公共产品，政府管制本身也是公共产品。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实行管制的必要性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