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产业结构范文10篇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了对电信产业的改革。从1993年底中国联通的成立、1999年中国电信的“一分为三”到2001年的南北拆分，我国电信行业形成了如今的“5+1”的产业格局，我国的电信市场也从改革前的邮电部门独家垄断演变为如今的寡头竞争的局面。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动和主要影响了我国电信产业的变革呢？西方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源自哈佛大学贝恩创立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和芝加哥大学对产业组织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图1是著名的SCP（即“结构—行为—绩效”）模型。

虽然理论上一个产业的结构受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但由于现实中完全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因此，产业结构实际上还受到诸如技术变化、需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且我国又处在一个转型经济的条件之下，在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势必影响我国各个产业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在西方对产业结构演变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条件设计了调查问卷。调查方法采用德尔菲法（专家打分法）。问卷调查共进行了两轮，发放问卷19份，回收19份。本次调查对问卷中每个问题的各选择项都设计了不同的分数，因素的影响程度越深，分数越高。调查对象选择了电信行业的资深专家和管理者，他们具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对电信行业产业结构演变体会深刻、对市场竞争的压力及对手的企业竞争行为敏感等特点。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在我国电信产业的演变过程中，各种影响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如表1所示。

其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如以下各图所示：

1综述

我国电信产业经过几年不断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和电信产业相关的政府监管部门、电信业务运营部门、电信设备和软件提供商以及相关的内容提供商等都出现了长足的进步。整个电信产业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特别是去年完成的电信拆分，使得我国电信产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竞争格局，使电信业务消费者得到了大量的实惠。当然在快速发展和不断探索中，我国电信产业也面临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广电网络资源近几年的发展和技术更新，就深化电信业务接人市场整合的可能性进行探讨。

2目前电信产业中的一些问题

电信产业的产业链条构成是非常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宏观产业环境，如国家监管政策法规和经济发展状况等;其次为电信业务运营商和用户;再次是直接支持电信业务运营的设备、软件、技术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最后为间接提供支持的厂商，如芯片厂商、软件、中间件等厂商。维持良性发展，需要各个层面协同工作。在这个产业链条中，国家宏观监管政策法规在各个环节中都发生作用，是灵魂和核心。运营商是整个产业的纽带，正是因为有了运营商搭建的平台，各方利益才能进行交换，从而维持整个产业链的运转。因此宏观政策对各个运营商的作用是引导整个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观我国电信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可以简单概括为电信运营商力量不均衡和竞争不充分。由于历史的运营使得我国的电信运营商局部区域(包括地域和业务领域)垄断现象比较严重，由此引起的竞争不充分和力量不均衡限制了运营商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引入了一些其它问题。如各自坚守阵地造成互联互通不畅;彼此尽力渗透引发价格战;由此引发的矛盾使得国家电信管理部门很难处理等。

市场经济是以规则指导下的充分竞争为基础，电信产业也不例外。我国电信产业中竞争不充分是很明显的。比较显著的一点是电信业务平台互相竞争，而电信业务接人确存在严重的垄断显现。用户在透过垄断的接人途径访问彼此竞争的业务平台，必然会造成诸多矛盾。解决这类问题，采用行政手段往往很难奏效，只有引导好市场经济中利益分配规则才能最终解决此类问题。

首先，NTT不能承认新电信公司提出的互连间题，因为电信法没有规定NTT在该间题上有任何责任。然而，NTT逐渐认识到，与NTT网络互连是NTT与新电信公司竞争的关键。

第一个互连问题是与NTT市话交换机的身份号码功能有关的问题。新公司的交换机没有用于互连的身份号码功能。需由NTT来解决，但NTT不能马上做到这点，一些新电信公司的用户必须等几年才能连接上。

第二个间题是互连收费方案，邮政省确定了互连费用，新电信公司的用户必须同时支付新电信公司的费用和NTT的市话终端费用。该方案是日本新电信市场中既混乱又不公平的竞争。该问题最终被1994年4月的新收费方案所解决，根据新收费方案，新电信公司的用户也享受终端局收费标准、而新电信公司必须为市话业务支付附加费。

第三个问题是互连点(POD问题。在旧互连‘收费方案下，互连点越多，对新电信公司的竞争越有利。但NTT为之所付出的费用越多.所以NTT非常想将互连点数量保持在最小程度。该间题也是邮政省1992年解决的，其结果是.到1994年.新电信公司打算在每个县设一个互连点。

1990年，邮政省经过重新审议电信法和NTT公司法，试图再次改革NTT。这两项法律是1985年为保护用户不受彼断危害而制定的。而此时，有关NTT改革的讨论针对的是竟争而不是艘断。

在这次审议中，邮政省建议将NTT分解成两个公司:市话公司和长话公司，由于受到NTT和大藏省的反对，所以内阁不支持这项提案。大藏省关心的NTT的股票价格。NTT反对该提案纂于两点理由:首先，它认为它必须保持研究与开发能力。其次，它认为丧失规模经济有损国家利益。由于NTT的反对，除NTT的移动部被分解成独立子公司外，对邮政省提案的落实被推迟到厂1996年。

摘要：随着全球电信行业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移动通信的3G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背景下，移动通信产业如何保持快速的发展力、较强的竞争力，值得深思。本文从宏观角度入手，探讨了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中的市场行为和市场结构，着重分析了影响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竞争力的几个因素，并针对完善移动通信产业、提升行业竞争力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竞争力影响因素

一、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通信产业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工业、钢铁、运输等第一、第二产业中的基础性产业也为通信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通信产业将会给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带来提速效应，3G时代这种加速度将更为明显。从技术上说，3G移动通信最大的卖点是提高了移动上网速率，拓宽了高速数据下载业务，依靠新技术，传递内容及用户交互方式都有了很大提高。

从法律制度上说，良好的法律制度是通信行业正常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目前中国具有成熟的《电信条例》以及作为补充的部门规章，组成配套的法规体系。完善的电信法律体系有利于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减少由于垄断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对中国电信行业整体竞争力带来的影响。从电信产业政策上来说，国家的产业政策直接影响了产业的发展，从宏观上影响着企业的市场行为。企业壮大发展进入国际化阶段，政府对其所要进入行业的态度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则势必增强企业对其发展的良性预期，使企业能够积极投入，大力开展研发，创新活动积极踊跃，推动了产业发展速度，进而提高了整体产业竞争力。从国际化水平来说，国际化是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经之路，是竞争力提高的体现，只有其具有一定竞争力后才会考虑采用国际化战略，其中稳定的国内市场份额是其稳固的基础，否则国际化战略便是无根之木。具有国际化竞争实力的行业龙头的出现，也会带动整体行业进一步发展，在电信市场日趋国际化的今天，3G国际化水平也是其竞争力分析中影响因素的一个方面。

二、市场结构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电信业区域经济发展

论文摘要：强调应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对电信业进行研究，并对区域经济理论中电信业研究的脉络进行了回顾，最后指出在当前和今后我国加强这方面研究的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技蓬勃兴起，信息化浪潮不断涌动，世界电信产业的发展令人瞩目。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电信业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时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我国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也引发了人们对电信业的关注和研究。

1区域：电信业发展的立足点

从目前的情况看，对电信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上进行：一是技术的角度，二是经济的角度。如果撇开技术的角度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电信业的话，当前的研究又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从宏观层面研究电信业的本质属性和一般意义上的规律性；二是从部门层面上的研究成果斐然。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立足于区域，产业的整体性是由普遍布于各个区域的内容构成的。中国电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异军突起得益于各区域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各区域电信业的普遍发展，很难想象中国电信业能有现在的发展成就，因此，探讨中国电信业的发展问题也应该从区域的角度着手。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活动的区域化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土面积的广大必然造成资源赋存条件、经济发展基础、历史沿革轨迹、人文背景以及政策操作等方面各区域间存在很大的不同，由此产生根植于本区域各种经济因素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存在，本身就说明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共性，区域之间经济活动的差异性。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各区域各种经济活动差异性的综合表现。

1研究方法

1.1模型的提出

近年来,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制度变迁的多种模型和假说,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推动说、利益格局调整说、技术决定论、制度变迁自我循环累积论、技术与制度互动论、制度变迁二元并存论[5]、制度变迁三阶段论[6]、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说[7]、制度变迁多元并存、渐进转换说[8]、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等。虽然这些模型通常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较强的背景依赖性,但仍可从中提取出一些共识。段文斌等[9]将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归结为:①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②技术的变化;③其他制度的变迁;④社会科学的进步与扩散。本文在对中国电信产业改革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0],提出了如图1所示的电信产业制度变迁诱致模型假设树,并围绕这些基本假设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为探讨中国电信产业改革的驱动和路径奠定了基础。

1.2样本

本文在设计调查问卷和测量项目时,主要是根据对现有文献的综述和本文对管制制度变迁的案例和理论分析,以及对部分电信专家、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的访谈而设计的,然后通过小样本测试来修订问卷。我们先在北京市发放30份问卷,其后在北京、锦州、河南等地以当面调查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23份。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为电信企业中高级管理者、信息产业部和各省电信管理局官员和电信领域专家学者。

1.3变量的定义和测度

一、信息是体制的基石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思维哲学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着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刘钢,2003)。

本文并不论证或者讨论“信息”比“认识”的哲学含义更为基础和更逼近抽象,而是侧重从技术哲学的范畴探询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内涵、作用和意义。技术哲学关心诸如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对于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如何之类的宏观问题(Brey,1997)。正如技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Kapp)在1877年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的那样,技术哲学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引起对这种复杂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术世界的精确特点,它如何能产生出来,它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的看法是,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学,应该说比技术哲学更逼近抽象和普遍。“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简称PI。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钢博士撰文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在《元哲学》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是重要的标志之一。“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是作者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断言。副标题《赛伯哲学:哲学与计算的交汇》显示,信息哲学产生于哲学与计算的交汇点上。因而这门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关照着哲学,其新就在于把“计算”的“工具”引入了哲学。这与以往的哲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其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工具驱动。美国从事虚拟实在研究的哲学家海姆(MichaelHeim)甚至将计算机称为“形而上学的实验室”。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的讲演。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4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

信息,其定义五花八门,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报导”(辞海),“人们同外部世界交换内容的名称”(维纳),“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香农),“影响人们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评价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从功用的某一个侧重点定义的。综合以上定义,狭义上可以把“信息”定义为“经过加工、具有一定含义的、对应用和决策有价值的数据”。广义上,应该定义为载体与数据,也可以划分为硬件与软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赖以存在的硬件和软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内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扩展。原来无法承载或不能经济性地承载信息的硬件,现在可能实现承载或者具有承载的实用价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电子管的发明,晶体管的发展,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突变,以及日后可能实现的生物芯片。原来的软件,也无法和现代的软件同日而语。

体制是“体”与“制”的复合。“体”是组织结构形式,是硬件;“制”是组织运行规则,是软件。其中的活跃要素“人”,作为实体,与“财”、“物”等同属硬件的范畴,作为意识、思想、观念、文化、技能等虚体,归入软件的类别。

技术是产业形态演变的重要推力。早在钱德勒时期，技术创新的巨大成功，使得传统的松散联系、纵向分散的产业结构逐渐向高度集中的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结构演变。相应的，低成本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成为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纵向一体化也成为了当时最主流的企业组织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创新和发展，产业链条不断地发生裂变、细化和延伸，这极大地削弱了一些传统企业在“价值创造和分配”角色上的主导力量，使得钱德勒式的生产方式逐渐失效，并给链上其他环节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兴企业的涌入，在企业功能聚合的导向下，每个产业不同程度地被切割成诸多非同质的关联性业务单元，这在引发产业的价值分布从集中走向分散的同时，又对整个产业运行系统的灵活组织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愈发复杂和开放的产业环境，模块化作为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被管理者们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到企业的生产管理领域中来[1]，并在计算机[2~3]、汽车[4]、造船业[5]、电子制造[6~7]等行业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实践应用。IBM、丰田等企业基于产业链平台开展产品模块化创新设计，获得巨大成功的事实，使得模块化创新逐渐成为推动产业结构和企业行为调整的革命性力量。本质上，模块就是一个具有半自律性的子系统，而模块化则是将一套复杂的系统拆解为可独立设计与生产的具有半自律性的子系统的过程[1]。主流文献已经指出，由于提前定义了模块间界面规范和规则，产业的模块化创新与设计可以增加产品的战略柔性，进而有助于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产品的复杂化和多样化需求[2,8]，而联盟中模块化的产品结构性能也能影响联盟企业的竞争力[9]，这也使得模块化创新的战略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对模块化创新的价值与机理[10~11]、路径与流程[12-13]、协调与知识管理[14]、商业模式创新[15]等角度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尽管上述成果为模块化创新的理论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研究现状表明，模块化创新研究未能在模块化与技术创新之间建立逻辑一致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仅将模块化视为产业技术的输出结果，忽略了模块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反向作用。以上研究的缺乏使得模块化创新研究难以在模块化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形成完整的系统框架，从而使得实证研究结果缺乏一致的评价基础。针对上述不足，本文力图通过对产业模块化过程中的企业行为考察，揭示产业模块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从而为产业发展规划设计以及企业实践提供有效指引。全文的结构安排具体如下：首先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其次对模块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再次，结合移动通信产业模块化的“现象事实”进行分析，揭示移动通信产业的模块化发展对通信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最后是结论，对上述“现象事实”背后的规律进行归纳和解释，并进一步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模块化理论综述

模块化理论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大师Simon对复杂性系统的考察，研究中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复杂系统，都普遍存在着子系统内部连接紧密性要强于子系统之间连接紧密性的规律[16]。随后，Starr正式提出了模块化生产的概念，并指出模块化生产实质就是使企业所设计、开发和生产的零件能产生最大的组合或通用性[17]。随着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竞争的来临，人们的消费也逐渐向个性化和多样化转变，此时模块化思想在产业分工中的作用开始凸显。Baldwin和Clark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模块化时代的管理》一文，指出模块化现象已经覆盖到了信息产业、汽车等行业的各个生产、设计环节，这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模块化时代[2]。在Baldwin和Clark的引领下，学术界正式迎来了模块化理论研究探索的高潮。Ulrich指出，模块化是降低产品结构复杂性的有效方式，是设计的最终目标[18]。为了确保产品的最终功能实现，模块化结构需要做到功能要素与实体部件要素之间的一一对应。Fine基于产业的视角考察了模块化的重要作用，指出模块化在改变产业竞争格局的同时，也推动了设计、生产等流程的完善，使得基于模块化的供应链管理成为了企业竞争的关键[19]。Baldwin和Clark进一步指出，在“看得见的设计规则”和“隐藏的参数”的共同作用下，模块化设计能够快速实现熊彼特所指的“破坏性创新”，它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开展复杂产品设计与生产的重要战略[20]。DewenYao指出模块化是一个方法来解决经济系统复杂性和新的产业结构的本质[21]。近些年，曹虹剑，张建英，刘丹分析产品模块化、企业组织模块化与产业组织模块化之间以及模块化分工与协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22]。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逐渐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模块化创新方面。模块化创新就是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以企业合作网络为平台的分工创新与整合创新模式[4]。Sanchez和Mahoney指出，由于提前定义模块间的界面规范，模块化降低了产品的复杂性，进而缩短了每个模块的创新周期[8]。由于模块化创新提高了产品的战略柔性，Baldwin和Clark对模块化创新的战略价值进行了关注[2]。骆品亮和殷华祥[14]在Baldwin和Clark研究的基础上，运用DSM方法，考察了模块关联结构对模块化创新价值的影响，进一步揭示了模块结构间的关联性与分割价值、替代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2]。遵循理论研究的逻辑推导，模块化创新的实证研究也逐渐展开。Kodama以日本作为研究对象，对其PC行业和汽车行业的模块化创新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产业模块化的深入，行业的创新逐渐从装配企业向模块化供应商转移[23]。骆品亮和潘忠以GNU/Linux的开发历程为例，揭示了自由软件源代码内部结构的模块化创新对软件开发的重要影响[24]。郝斌以丰田公司为例，考察了模块化创新过程中企业之间的价值吸收问题，进一步拓展了模块化创新的实践范畴[4]。可以看到，尽管模块化的理论与应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现有研究仅将模块化创新作为产业技术的输出结果，一种既定的创新模式，没有进一步揭示模块化对技术创新的反向影响。直觉上，模块化作为一种全新的战略逻辑，重点关注于跨边界组织间的规则设计、结构安排、信息传递与共享等，这些核心思想与行为显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竞争优势的获取甚至产业的持续发展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因此，研究产业模块化对模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意义。综上分析，本文将结合国内模块化程度较高的移动通信产业实际情况，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重点考察产业模块化（主要考察3G/4G）对模块化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力图在模块化与技术创新之间建立逻辑一致的联系，进而为现实产业规划、企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二、移动通信产业的实证考察

（一）移动通信产业发展历程一般而言，30多年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历经第一代通信系统阶段（1stGeneration，简称1G）、第二代通信系统阶段（2ndGeneration，简称2G）、第三代通信系统阶段（3rdGeneration，简称3G）和第四代通信系统阶段（4rdGeneration，简称4G）等四个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着自身的产业结构和特点，每一次阶段过渡蕴含着产业技术的升级和跃迁。1987年，为了配合第六届全运会的顺利开展，邮电部将广州作为试点城市，建立了全国第一个TACS模拟蜂窝通信系统，并于当年年底正式商用，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移动通信时代[25]。在2G阶段，随着移动通信产业技术的发展，分组和数字交换技术的不断涌现，提升了移动通信网络的应用价值，使得运营商不仅可以向用户传输语音业务，还可以传输数据增值业务。而政府规制的放松、竞争的引入以及语音业务的日渐普及，削弱运营商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控制力量时[26]。在上述影响因素的共同驱动下，移动通信产业价值链体系发生振动和裂变[27]。从特点来看，裂变之后移动通信产业价值链具有结构形态的非线性和多变性、价值分布的分散性两大显著特征。在2G阶段产业价值链中（尤其是2G的后期），随着改革的深化，用户的地位逐渐提升，此时网络垄断不再是唯一的关键要素，提高业务质量并加快新业务开发，进而满足用户需求，成为了2G阶段电信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源泉。2009年1月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发放3G牌照，其中移动获得TD-SCDMA牌照，联通获得WCDMA牌照，而电信获得CDMA2000牌照。这正式标志着我国进入3G阶段。随着三网融合进程的加速，移动通信业将向更加多元、开放的产业价值链结构发展[28]。2013年12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4G牌照，标志着国内4G时代正式来临。在新的产业价值链中（如图1所示），一方面，行业竞争会促使越来越多的传统服务提供商（A类）涌入市场。另一方面，一些拥有广播电视网或者其他局域网的服务提供商（B类）也将逐渐转变为新型运营商。它们直接面对用户，与传统运营商之间呈现以“竞争为主”的价值关系，共同为广大用户提供丰富多样的数据增值服务。从特点来看，更加开放的3G/4G产业价值链具有参与主体多元性和竞争激烈性的显著特征。在新的形势下，每个企业主体的价值空间都将会被压缩，但业务的运营要求却会进一步提高。基于价值链上下游的合作与共赢，成为了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主旋律[29]。（二）移动通信产业的模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考察1.移动通信产业的模块构成分析产业的模块化构建与经营，取决于其自身的特性。经典的文献已经指出，一个可模块化经营的产业，必须具备以下特征：（1）业务的可分解性和独立性。每个业务模块可以从产业系统中分解出来，并且可以作为一个半自律的子系统进行相对独立的运行[2,30]；（2）业务的通用性和可组合性。通过架构、界面以及接口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每个业务模块按照一定的规则可以进行组合，并且在此过程中不会失原有功能[20,31]；（3）价值的网络外部性。这主要源于各业务模块之间的互补性，当业务模块进行相互组合时，互补产生的价值将会随着组合模块的增多而不断放大[11,32]。移动通信产业是由运营商、网络设备提供商、终端设备提供商、服务提供商等一系列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大系统。整个产业系统通过产品架构的搭建以及标准化的界面接口管理，将各子系统联结起来。各子系统既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又在移动通信服务的提供过程中互补协作。在统一的标准协议下，各子系统相互组合，在实现资源共享的同时，极大地发挥了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效应，促使整个产业系统达到了价值的最大化[33~34]。因此，从产业特性来看，移动通信业显然具备了产业模块化经营的基本特征属性。在移动通信产业模块化系统中，产业价值链各环节根据相关性的不同，被划分到了各模块中，并参与了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各模块相互组合，共同地搭建了一个具有协同效应的整体模块化价值创造系统，进而实现产业价值创新的根本目的。借鉴杨洵[32]的研究成果，本文将移动通信产业的模块系统分为四大模块，分别是：（1）网络设备提供模块。主要负责提供移动通信网络设备，搭建运营支持系统与平台，由网络设备提供商、芯片厂商、测试厂商等构成；（2）终端设备提供模块。主要负责终端设备的提供，保障终端用户业务的使用，由终端制造商、芯片厂商、测试厂商、终端软件提供商等构成；（3）服务提供模块。主要负责设计、开发和提供各种移动通信业务，由服务提供商、内容提供商、系统集成服务商等构成；（4）运营与交易清算模块。主要负责各种业务的运营以及资费的分成结算，由运营商构成。2.移动通信产业的模块化影响分析（1）指标的选取与度量衡量创新的指标有很多。借鉴Eng和Shackell[35]、Lee和O’nell[36]已有的研究，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以电信企业研发支出作为技术创新行为测度指标。（2）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本文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电信企业层面数据，由于电信企业层面数据存在口径不统一、数据不完整等问题，为了减少观测值的损耗，我们以国泰安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当数据出现错误或者缺失时，再利用网络或刊物上公开的数据进行更正或补充。同时，结合我国3G牌照发放的时间（2009年1月7号）以及3G规模化应用转折时间点，本文主要选择了2009~2014年间移动通信行业上市公司的季度财务数据进行分析。我们查找了深沪证券交易所信息技术行业中的通信及相关设备制造以及通信服务两个子行业，共获得85个上市企业样本，随后通过进一步筛选，剔除了主营业务不属于通信业或研发支出没有披露的30家企业样本，最终保留了50家企业样本。在具体分析时，借鉴其他学者[37]对类似事件分析的处理方式，选择了移动通信产业模块化之前三年和之后三年作为事件窗，共得到了347个观测值。（3）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从样本的构成来看，28个样本企业属于网络设备提供模块，占总样本的56%，12个样本企业属于终端设备提供模块，占比24%，余下10个样本企业属于服务提供模块，占比20%。表1给出了相关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移动通信产业模块化后，各模块的研发支出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即各模块的创新指标在短期内都出现了较为积极的向好变化。进一步，我们再运用t检验比较模块化前后的均值差异，相关结果如表2所示。从检验结果来看，服务提供模块、终端设备提供模块在1%的置信度水平上显著，而网络设备提供模块以及整个产业的差异则不显著。究其背后原因，主要跟各模块内企业的整体竞争能力有关。从现实情况来看，3G/4G的发展使得传统的固定电话、移动语音、短信、彩信等传统业务收入受到冲击，相反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高速增长，固定互联网使用量较快增长，衍生出医疗、教育、电子商务等更多样化的服务。由于服务提供市场暂时还没有开发，因此，随着3G/4G牌照的发放和应用的普及，国内提供商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t检验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产业模块化后，服务提供模块的创新力度明显加强。在终端设备领域，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25.0%，国产厂商全球合计市场占有率（38.6%）接近苹果和三星两大巨头之和；平板电脑出货量同比增长5.4%；手机类产品的出口额同比增长21.3%，出口额从2010年的百亿级美元水平提升至2014年的千亿级美元水平，出口增长速度领先于其他主要电子信息产品。正是由于移动通信网络环境的持续改善、企业对软硬件技术的不断创新等因素，我国移动智能终端市场强劲增长。t检验的结果验证了产业模块化后，终端设备提供模块的创新力度也明显加强。而在网络设备提供领域，由于更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较为复杂，内容较为分散，技术与标准本身距离成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相应的网络设备投入和产出比较低，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何产业模块化后网络设备提供模块的创新差异不显著的原因。

三、结论

一、信息是体制的基石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思维哲学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觉经验先于概念内容，概念内容是基于知觉经验的判断，但是知觉经验仅仅是一个信息状态，只具有非概念内容。后来，埃文思的观点得到国际著名的哲学家达米特的赞同，他在《分析哲学起源》中评论道：“有一个比知识更天然和更基础的概念这个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觉传递，由记忆储存，尽管也通过语言传递。在恰当地达到知识之前有必要集中在这个概念上。例如，获得信息无必要理解使其具体化的论点；信息流的运作层面要比知识的获取和传播更为基本”（刘钢，2003）。

本文并不论证或者讨论“信息”比“认识”的哲学含义更为基础和更逼近抽象，而是侧重从技术哲学的范畴探询信息和信息技术的内涵、作用和意义。技术哲学关心诸如技术的本质是什么，技术对于人的精神、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如何之类的宏观问题（Brey，1997）。正如技术哲学概念的提出者，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Kapp）在1877年的《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中认为的那样，技术哲学的主要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引起对这种复杂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术世界的精确特点，它如何能产生出来，它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的看法是，技术哲学的真正问世，在于哲学中的实践取向压倒理论取向，在于意识到技术在一定意义上高于科学（而不是科学的应用），在于意识到技术比科学有更漫长的历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学，应该说比技术哲学更逼近抽象和普遍。“信息哲学”在国际哲学界简称PI。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钢博士撰文认为，2002年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在《元哲学》上发表的论文《什么是信息哲学？》是重要的标志之一。“本文是第一篇企图系统地分析信息哲学性质的文章。”是作者严肃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断言。副标题《赛伯哲学：哲学与计算的交汇》显示，信息哲学产生于哲学与计算的交汇点上。因而这门具有“交叉科学性质”的哲学学科，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关照着哲学，其新就在于把“计算”的“工具”引入了哲学。这与以往的哲学具有本质的不同，其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工具驱动。美国从事虚拟实在研究的哲学家海姆（MichaelHeim）甚至将计算机称为“形而上学的实验室”。另一个标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国卡奈基－梅隆大学主办的计算机与哲学大会的司马贺计算与哲学讲座所做的题为《信息哲学的若干问题》的讲演。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个问题被归入以下4个方面：语义、智能、自然和价值。

信息，其定义五花八门，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报导”（辞海），“人们同外部世界交换内容的名称”（维纳），“用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香农），“影响人们改变对于决策方案的期待或评价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从功用的某一个侧重点定义的。综合以上定义，狭义上可以把“信息”定义为“经过加工、具有一定含义的、对应用和决策有价值的数据”。广义上，应该定义为载体与数据，也可以划分为硬件与软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赖以存在的硬件和软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的内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扩展。原来无法承载或不能经济性地承载信息的硬件，现在可能实现承载或者具有承载的实用价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电子管的发明，晶体管的发展，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突变，以及日后可能实现的生物芯片。原来的软件，也无法和现代的软件同日而语。

体制是“体”与“制”的复合。“体”是组织结构形式，是硬件；“制”是组织运行规则，是软件。其中的活跃要素“人”，作为实体，与“财”、“物”等同属硬件的范畴，作为意识、思想、观念、文化、技能等虚体，归入软件的类别。

摘要：电信市场是一个遵循“内因为依据、外缘为条件”发展规律的复杂系统;它的内因与外缘是由错综复杂的技术、市场与政策等因素所构成。要掌握电信的发展方向,必须秉持“了解全球趋势、把握本地重点”的原则。

关键词：现今电信；电信发展；趋势与挑战

Abstract:Thetelecommunicationmarketisonefollows“theinternalcausetoreston,theoutflowboundaryisthecondition”thelawofdevelopmentcomplicatedsystem;Itsinternalcauseandtheoutflowboundaryarebyintriguingfactorsandsoontechnology,marketandpolicyconstitute.Mustgraspthetelecommunicationthedevelopmentdirection,mustgrasp“understandstheglobaltendency,theassurancelocalkeypoint”theprinciple.

keyword:Nowadaystelecommunication;Telecommunicationdevelopment;Tendencyandchallenge

前言

目前全球电信发展已逐渐进入系统解构的混沌期。要使系统顺利通过混沌区进入新的有序状态,不论是电信监管当局或事业经营者都必须:1)了解当前混沌状态的具体发展情势;2)洞察主导老系统解构与新系统成核的内在自组织作用力;3)运用关键性政策控制参数,导引系统完成跨临界分岔,建构新的电信秩序。以下是针对这三个面向的问题所归纳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