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谈话节目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对电视谈话节目体现出的文化意义进行理性探讨，尝试着借此以期对中国目前的谈话节目制作提供一点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文化意义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电视谈话节目大行其道，成为影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体现出市场化大环境中受众的文化选择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开放的社会文化特征。传播学者陆晔认为“电视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文化情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谈话节目不仅把传统上私人领域的文化元素和社会公共领域交织在一起。……林林总总的电视谈话节目，为我们提供了电视受众和电视节目的关系基础上，一个透视社会文化格局特征的样本，并最终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电视作为社会文化传感器，对于当代社会多元与开放的文化品格表达和塑造的作用。”①

一、人际传播介入大众传播，提高电视文化传播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中，人际传播对大众传播的有效介入使节目本身具有了独特的视觉价值和审美价值，进一步提高了电视文化传播的效力。

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以人际传播的方式介入整个传播过程，在大众传播中实现了人际传播的最优化。作为媒介与受众之间的“感情、信息交流的桥梁与纽带”的谈话节目主持人，神情自然、亲切随和、落落大方，与现场的嘉宾及观众作真诚的交流，在媒介和受众之间营造了一种虚拟的人际交流情境，使大众传播摆脱了媒介机器的冷漠与单调，缩短了荧屏与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最大程度地拆除了电视与受众之间的藩篱与壁垒。美国著名谈话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把对观众和嘉宾生活的关注凝聚在倾听中，通过平等的交流和对话把谈话的主题逐步引向深入。在她的节目中，经常涉及到性、虐待儿童、吸毒、社会暴力等非常敏感非常刺激的话题，更有与上司不和、饮食过度、缺乏自信、尊严受损这类个体化和心理因素很强的话题。但在她极富耐心和魅力的带动和启发下，来自普通人群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倾谈出他们真实的生活感受，表露他们个人心中的隐秘，并通过这种倾诉来缓解郁结心底的压力。她非常真诚地对于每一个内心痛苦的在场者都表现出深切的同情，这使得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觉得她更像一个关心他们的邻居和好朋友。美国传播学者唐·库什曼说，“一个人想要进入人际沟通，不需要首肯对方的每个想法，但必须把对方作为一个独特自我或重要的个人加以支持，积极的尊重对这种互动来说是最基本的”。②

一、让电视节目内容回归日常生活真实

业内一般认为1996年央视《实话实说》节目的开播成功，正式确立了谈话类节目在我国电视领域中的地位。事实上，以《实话实说》为“排头兵”的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贴近民众真实生活的诉求和期待，顺应了社会转型时代电视媒介话语方式调整的历史逻辑。

很长时间里，在媒体上，人们都习惯了用别人的口吻或者规定的口吻说话。特别是在广播电视媒体中，人们很少听到、见到那种接近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真切的对白。在谈话节目问世之前，人们真实的思想观点、见解主张及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很少有机会在媒介空间中得到交流和碰撞。“当表达的内容不具有真情实感和真实的语境时，语言，特别是口头语言就会立刻失去魅力和吸引力。”①谈话节目的现身，打破了以往那种教化式、虚拟式的节目表述语态，让广大观众拾获了一种贴近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神情肃然，而变得自然、亲切、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从构成方式上看，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身临其境，感受真切。谈话节目的话题多是能引起普遍共鸣的热点话题，邀请的嘉宾也多是热点人物、名人或专家。在由节目所搭建的相对私人化的公共空间中，他们用真实、生动、可信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思想、见解及经历，使观众看到真实的人，听到真实的事，感受到真实的情。谈话节目这种真人、真话、实情、实景的节目样式的出现，无疑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与审美诉求。可见，谈话节目“流行”的背后，实际上联系着深层次的俗世生活基础。

谈话，是让电视产生真实感的重要元素，而纪实性地对谈话内容进行传播则更让谈话节目具有其它节目所无法获得的真切感。“因为只有纪实和谈话才能使电视接近真实，而接近真实就是接近观众的心理和电视传播的本质。”②以《实话实说》为例，节目所“搭建”的交谈场域，给主持人和现场观众营造了一种轻松和谐、真实平等的谈话氛围。“通过它，可以展示不同层面的看法和个性观点，让观众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别人的看法是否印证了自己的观点，自己的意见是否正确等等。”③从谈话节目中，观众真切地看到了真实的人和事，并能从节目中那些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寻找与自己情感诉求相一致的契合点，从而融入话题的讨论及对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发言进行思考。可以说，《实话实说》的热播，某种意义上是社会转型时代，媒介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对自身话语方式进行合理调整的成功尝试。因此，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算得上是国内电视媒介突破传统传播理念向现代传播理念演进的重要步调，顺应了中国电视媒介调整话语方式的历史要求。

二、人际交流与大众传播的巧妙结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实话实说”为首的谈话节目现身荧屏，为人际交流这种传播形式找到了与一条大众传播实现有效对接的渠道。谈话节目，一方面给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赋予了人际传播的特质，另一方面则使谈话这种人际传播形式获得了大众传播的效果。可以说，既葆有电视传播的特性，又不失人际交流的个性化和亲和力。在谈话节目现场，主持人与嘉宾自然、本色的形象及随和、真切的语言，令观众倍感亲近。至此，电视也一改昔日对于受众高高在上的话语“权贵”形象，而彰显出平等传播的媒介语态。电视再也不是“话语霸权”的产物，而成为平民百姓分享公共事务话语权的平台。因为有了人际交流的个性化与亲和力，电视告别了冰冷冷的无个性的符号传播时代，使观众在收看节目时感觉自己面对的不再是冷漠的媒体，而是与自己相同的活生生的人，从而拉近了受众与荧屏之间的心理距离。

一、电视谈话类节目的诞生

1954年美国NBC推出《今夜》栏目,开创了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先河。中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开始于中央电视台在1996年开播的《实话实说》栏目。自此,在中国大陆上刮起一阵谈话类节目的旋风,各地电视台纷纷效仿,从此中国电视进入了“谈话”时代。

国内的谈话类节目存活期都很短。2005年,《实话实说》正式从央视一套“搬迁”至央视新闻频道,主持人崔永元则告别《实话实说》。后来他坦承,当初离开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节目进入了难以突破的瓶颈期。但崔永元后来另起炉灶的《小崔说事》,也难续《实话实说》火爆的“神话”。《实话实说》还算幸运地“存活”着,国内更多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却不得不匆匆离去。如沪上开播不足一年的新闻辩论节目《撞击》,终因收视率差强人意而黯然“下岗”。一些谈话类节目在短暂的风光之后便黯然退出电视舞台,更多的则还在苦苦支撑着。其原因主要在于:1.国内谈话类节目题材单一;2.观众对于谈话类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所谓众口难调,电视作为大众传媒受众最为广泛的传播工具,观众对其电视节目总是褒贬不一的。据统计,我国各式各样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已达数百个,能让人记住的不过是《面对面》、《杨澜访谈录》、《鲁豫有约》等少数名牌节目,而这些节目被记住的原因更多的在于主持人而非谈话内容。然而,谈话类节目想要吸引观众,想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不在于“谁来说”,而在于“说什么”。

与国内的访谈类节目“短命”相比,国外的脱口秀节目往往经久不衰。比如开创访谈类节目之先河的美国NBC电视台推出的《今夜》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在访谈类节目层出不穷的今天,对国内访谈类节目在制作理念和方式上缺失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

二、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困境

当然,无论一个节目曾经是如何受欢迎,收视率是如何火爆,都有周期性,先来看一个例子:

【内容摘要】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特性：追求以人际传播形式完成大众传播活动。着重指出人际传播与角色传播的不同，而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就是要达到真正的人际传播。第二部分论述了作用于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两大因素：“谈话关系范围的划定”与“谈话者彼此的了解度”，解析了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从而指出应被还原的客厅氛围是可被还原的。第三部分论述了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语言符号标志：谈话者“复杂代码”的使用。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人际传播；角色传播；大众传播

在电视谈话节目中，人们希望能有一种融洽的谈话氛围，彼此间坦诚地交流观点，倾诉感情，就像在自家客厅中与朋友聊天一样，撇去别的社交场合过多的修饰，呈现一种真实的状态。在此，就把这种体现真实的氛围，称为电视谈话节目的客厅氛围。一个成功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对客厅氛围的还原过程。

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重点是使谈话者彼此间从基于角色关系的角色传播，进入到基于人际关系的人际传播。

电视谈话节目中，谈话个体面对面的交流并非使谈话者理所当然地处在人际传播之中，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际传播，其本质是独特个体间“我与你”的交流。电视谈话节目平民化的走向，对于“人”的关注，恰恰是对人际传播本质的追求，这也是还原电视谈话节目客厅氛围的真意所在。

一、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特性：追求以人际传播形式完成大众传播活动

一、电视谈话节目“谈”什么

电视谈话节目是一种较为特别的电视节目类型，它以面对面、零距离和即兴谈话（所谓的脱口秀）为主体。口头语言的趣味性、话题的吸引性、谈话的深刻性和对观众产生的思考性以及对影视蒙太奇的“排斥性”为其显著特征，在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繁荣以及它对大众的影响已经成为学者们强烈关注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在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历史虽然不长却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节目形态。那么，究竟什么是电视谈话节目呢？其内涵与外延又是什么呢？

1、电视谈话节目的定义

目前，对于谈话节目的定义并没有一种非常权威的说法，国内大多数的定义都是基于对《实话实说》模式的感性描述。按照传播学理论的观点，谈话是一种人际口语传播活动，包含了这种活动的参与者、谈话内容和交流方式，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信息交流手段的“以交谈的方式”。没有把“交谈”和“交谈的方式”准确地区分开来是电视谈话节目界定混乱的原因之一，这样就很容易忽视谈话节目自己的特点，从而把它与“交谈式”的其它节目类型即“谈话节目”与“谈话因素的节目”混为一谈。

张泽群认为，电视谈话节目是“谈话人（包括特邀嘉宾、现场观众），在演播室里就某一问题在主持人的引导下阐述和讨论观点的节目。”这一定义突出了节目主持人在现场的“遥控器”角色，但对谈话节目的空间限制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电视谈话节目完全可以走出“象牙塔”般的演播室，回归嘉宾真实的生活空间。

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吴郁对谈话节目下的定义是：“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邀集有关人士及受众，围绕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轻松和谐，平等民主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群言式言论节目。”这一定义基本上是对现象的描述，显得过于琐碎。

我们先来分析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

制作过程一般包括前期筹备、谈话现场录制和后期剪辑制作三个紧密相联的阶段。谈话节目的前期筹备是确定话题、设计谈话内容、选择节目表现方式等，这个阶段是由策划、编导和主持人等共同完成的。现场录制是节目的真正实施过程，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谈话交流通常以“准直播”的方式进行(大多数的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没有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有浓重的人际传播色彩。一般的谈话节目录制两到三个小时，而播出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所以，编导要对现场的谈话进行浓缩，并保证节目仍具有“现场谈话”感觉和氛围，这就是节目的后期剪辑制作。

很明显，谈话节目制作是组织行为，目的就是制作一档可以播出的节目。它有严密的前期策划和管理，节目内容、节目形态、节目时长、嘉宾的选择、话题的选择、谈话的方式、谈话的节奏、话题的走向等，都是在一定的规划下进行的，而且，在后期制作时也要遵循预定的原则和规划。这一前一后的规划和删削也决定了电视谈话现场的组织传播特征。在电视谈话现场，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的谈话是以制作节目为目的的，也形成一个组织，有强烈的目的性。尽管现场交流是没有文稿的、即兴的、面对面的，反馈及时的，但主持人和嘉宾的交谈不仅仅是说给对方听的，也是为了谈给现场观众听的，更是说给电视机前的听众的，这与人际传播的自发性、随意性、自由性的特点有明显区别，二者不可混同。另外，由于电视谈话节目是在大众传播平台上的播出的，这对它的可视性、艺术性、思想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综合电视谈话节目制作播出的全过程，其传播模式可以定义为组织传播通过大众传播平台的延伸——公开交谈的艺术展示。

电视谈话节目现场的传播模式决定其谈话现场的特定场景和氛围。传播过程的展开依托一定的社会场景，“社会场景形成了我们语言表达及行为方式框架神秘的基础”，。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会有不同的举止、或受到所在的地方和参加者的影响，场景的区别会影响到传播过程的结构和性质。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现场来说，正如张颂先生提出的，场景是“实境”与“虚境”的结合：主持人在和现场的嘉宾交流是实境；通过媒体平台和大众交流是虚景。对此，约书亚·梅罗维茨也有类似的表述，即媒介平台使“表演的社会舞台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社会场景”，谈话现场是物理场景。媒介创造出的是“信息场景”。谈话现场的这种虚实结合的传播场景构筑了新的交往模式和传播模式。生活中面对面的谈话是没有虚境的，交流对象总是可感的，确定的；电视媒体给电视谈话节目增加了“虚境”，而对这个“虚境”的感知和把握往往体现了一个主持人的职业素养。崔永元讲过自己早期作为主持人参与《昨日童星》节目录制时的一个疏忽：“有个嘉宾说到张嘎子，我就想去看照片，上去了，把照片拿下来，自己看看，再给了别人”。如果是普通人际交流这一系列动作毫无问题，但当时导播立即指出，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照片拿过来，在镜头前展示一下”，“让大家看完以后，再拿过来给观众”。显然，这个所谓的疏忽就是忽略了电视的特性，没有顾及到场外观众对看照片的视觉需求，只让自己和现场观众看清楚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节目的传播效果。媒体创造出的这个信息场景从本质上区分了生活中的传播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即使被大家认为是最像生活中面对面传播的电视谈话节目也从本质上和生活有了距离，不仅多出了一个信息场景，原来的物理场景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两个场景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杂糅在一起互相影响制约。虚境传播决定了实景传播的性质和目的，实境传播是虚境传播目的的执行。

电视谈话节目现场传播关系也是复杂的，是一对对传播关系的有关联的叠加形成的一个系统的传播的网络，是一个组织传播的现场。“是否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参加信息交流，是区别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关键所在。”每一个参与谈话的人员是作为节目的一员参与其中的，作为节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场外观众进行交流。我们可以用图来显示谈话现场的人员状况：

如图所示：左边的平面代表电视谈话节目录制现场，右边的平面代表场外观众接受信息层面，在这个立体三角形中，先是谈话现场平面有三组一对一的传播关系：主持人←→嘉宾、主持人←→现场观众、嘉宾←→现场观众；每组传播关系又和剩下的那个倾听对象形成了新的传播：主持人和嘉宾←→现场观众、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嘉宾、嘉宾和现场观众←→主持人，这六对传播是有及时反馈的，沉默、掌声、笑声、语言都是反馈的形式。再看连接两个平面的传播关系，两个平面之间听不到反馈。每一个现场的人员组成元素都会单独向观众传播信息：主持人→受众、嘉宾→受众、现场观众→受众；而现场的每组交流又会共同向观众传播信息：主持人和嘉宾→受众、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受众、嘉宾和现场观众→受众，最后现场所有成员集体和受众形成了传播关系：主持人和嘉宾及现场观众→受众。可以看出，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关系实际是两个交流过程的嵌套，即现场构成的每对交流关系又通过电视平台和场外观众构成新的交流关系，正如卞之琳《断章》里描写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电视谈话节目进入我国观众的视野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并曾作为主要节目样态占据各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有人统计过，2006年全国电视谈话节目超过200个，但大部分节目都只是昙花一现，好景不长，其中的根源是值得探讨的。

关于电视谈话节目的界定学术界有很多观点，本文采用叶子对电视谈话节目的界定方式，即访谈节目是电视节目中专访节目形态和谈话节目形态的统称，本文把研究范围界定在谈话节目中，即“由主持人邀集嘉宾及受众，围绕公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轻松和谐、平等民主的氛围中展开讨论的群言式言论节目。”从该定义中可以看出，电视谈话节目作为电视节目具有大众传播的属性，同时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交谈又带有人际传播的特点，因此严格说来，电视谈话节目是在大众传播中融合了其他传播类型的节目样态，但这种融合到底是“大众传播的人际化”还是“人际传播的大众化”。理论界存在着争议。同时，也有观点明确指出电视谈话节目的人际交流和日常生活的人际交流有质的不同，上述两种表达似乎过于简单，并没有体现电视谈话节目的本质属性。

从严格意义上讲，电视谈话节目包括制作过程和播出过程，前者以传播为目的，后者是传播的真正实现，是大众传播，但传播的效果则直接决定于节目的综合制作水平。因此。孤立地对播出过程进行分析显然是不全面的。本文拟对电视谈话节目的全过程以及参与各方的传播关系进行细致的梳理，对其本质进行分析，从而概括出电视谈话节目的传播模式，找到电视谈话节目实践中出现的某些问题的根源，并探讨其解决办法。

我们先来分析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

制作过程一般包括前期筹备、谈话现场录制和后期剪辑制作三个紧密相联的阶段。谈话节目的前期筹备是确定话题、设计谈话内容、选择节目表现方式等，这个阶段是由策划、编导和主持人等共同完成的。现场录制是节目的真正实施过程，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谈话交流通常以“准直播”的方式进行(大多数的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没有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有浓重的人际传播色彩。一般的谈话节目录制两到三个小时，而播出只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所以，编导要对现场的谈话进行浓缩，并保证节目仍具有“现场谈话”感觉和氛围，这就是节目的后期剪辑制作。

很明显，谈话节目制作是组织行为，目的就是制作一档可以播出的节目。它有严密的前期策划和管理，节目内容、节目形态、节目时长、嘉宾的选择、话题的选择、谈话的方式、谈话的节奏、话题的走向等，都是在一定的规划下进行的，而且，在后期制作时也要遵循预定的原则和规划。这一前一后的规划和删削也决定了电视谈话现场的组织传播特征。在电视谈话现场，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的谈话是以制作节目为目的的，也形成一个组织，有强烈的目的性。尽管现场交流是没有文稿的、即兴的、面对面的，反馈及时的，但主持人和嘉宾的交谈不仅仅是说给对方听的，也是为了谈给现场观众听的，更是说给电视机前的听众的，这与人际传播的自发性、随意性、自由性的特点有明显区别，二者不可混同。另外，由于电视谈话节目是在大众传播平台上的播出的，这对它的可视性、艺术性、思想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综合电视谈话节目制作播出的全过程，其传播模式可以定义为组织传播通过大众传播平台的延伸——公开交谈的艺术展示。

摘要让节目内容回归生活真实，将人际交流的意趣与大众传播手段巧妙结合，贴近受众生活以及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人本化的节目特质，是电视谈话节目吸引受众的重要人文内核。

关键词谈话节目生活真实话语方式

电视谈话节目，是指由主持人、嘉宾以及观众围绕某一社会话题在谈话现场共同进行谈论的一种节目形式，一般不事先备稿，而是脱口而出，因而在港台也被形象地称为“脱口秀”。谈话节目在我国起步虽晚，发展却极为迅速。这些年来，各地先后也涌现了一批比较著名的谈话节目，如央视的《实话实说》《对话》《艺术人生》、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一虎一席谈》、湖南卫视的《新青年》、重庆台的《龙门阵》等等。这些节目具备了相对成熟的节目风格，拥有一批较为稳定的受众群，在社会上也较有影响力。毫无疑问，谈话节目的“发达”，在我国电视节目的发展历程中有着重要影响。那么，谈话节目到底有哪些“招引”人的魅力呢？电视谈话类节目“风行”的背后，究竟又联系着怎样的社会语境和俗世生活情怀？笔者拟从人文的视野，就此做一番简单探讨。

一、让电视节目内容回归日常生活真实

业内一般认为1996年央视《实话实说》节目的开播成功，正式确立了谈话类节目在我国电视领域中的地位。事实上，以《实话实说》为“排头兵”的电视谈话节目的问世，满足了大众对媒体贴近民众真实生活的诉求和期待，顺应了社会转型时代电视媒介话语方式调整的历史逻辑。

很长时间里，在媒体上，人们都习惯了用别人的口吻或者规定的口吻说话。特别是在广播电视媒体中，人们很少听到、见到那种接近大众日常生活的真实、真切的对白。在谈话节目问世之前，人们真实的思想观点、见解主张及对生活的真切感受，很少有机会在媒介空间中得到交流和碰撞。“当表达的内容不具有真情实感和真实的语境时，语言，特别是口头语言就会立刻失去魅力和吸引力。”谈话节目的现身，打破了以往那种教化式、虚拟式的节目表述语态，让广大观众拾获了一种贴近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一改往日的正襟危坐、神情肃然，而变得自然、亲切、落落大方，令人耳目一新。另外，从构成方式上看，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完成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是直接的参与者，他们身临其境，感受真切。谈话节目的话题多是能引起普遍共鸣的热点话题，邀请的嘉宾也多是热点人物、名人或专家。在由节目所搭建的相对私人化的公共空间中，他们用真实、生动、可信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思想、见解及经历，使观众看到真实的人，听到真实的事，感受到真实的情。谈话节目这种真人、真话、实情、实景的节目样式的出现，无疑迎合了观众的心理期待与审美诉求。可见，谈话节目“流行”的背后，实际上联系着深层次的俗世生活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的主流、精英、大众三种文化相互整合的态式；以及对电视谈话节目运作的影响，并分析了由此构成的现实困境：在三种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下，电视谈话节目倾向于调和、缓和矛盾，形成了一种“夹缝里求生存”的状态；由于缺乏真正意义的沟通，观众对主持人的依赖性导致了节目的模式化。

［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现实困境文化背景媒介功能

电视谈话节目在西方电视界已有30多年的历史，是各大电视台的重要节目类型，它深刻地影响着观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我国，中央电视台于1996年3月6日开播《实话实说》，开辟了人际交流的新空间，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谈话类节目。据“央视调查中心”调查统计，三年多来该节目收视率一直在高位波动，在每周日早上720—800的观众中，62%以上的人在收看《实话实说》，其社会影响力之大，观众喜爱程度之深可见一斑。在《实话实说》的影响和带动下，各省市电视台纷纷开办谈话类节目。一时间大江南北，“家事国事天下事”，尽付笑谈中。目前，电视谈话节目经过了最初的躁动与热闹之后，渐趋稳定，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而弊端与不足也开始显露。可以说，谈话节目越谈越难，陷入了困境之中。让我们以《实话实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化背景和媒介功能两方面来展示此类节目的现实困境。

一、电视谈话节目运作的文化背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互整合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三种文化形态相互整合的态势，这三种文化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市民大众所认同的大众文化和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精英文化。目前这三种文化形态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分化，共同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一）主流文化：力图建构文化共识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的主流、精英、大众三种文化相互整合的态式；以及对电视谈话节目运作的影响，并分析了由此构成的现实困境：在三种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下，电视谈话节目倾向于调和、缓和矛盾，形成了一种“夹缝里求生存”的状态；由于缺乏真正意义的沟通，观众对主持人的依赖性导致了节目的模式化。［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现实困境文化背景媒介功能电视谈话节目在西方电视界已有30多年的历史，是各大电视台的重要节目类型，它深刻地影响着观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我国，中央电视台于1996年3月6日开播《实话实说》，开辟了人际交流的新空间，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谈话类节目。据“央视调查中心”调查统计，三年多来该节目收视率一直在高位波动，在每周日早上720—800的观众中，62%以上的人在收看《实话实说》，其社会影响力之大，观众喜爱程度之深可见一斑。在《实话实说》的影响和带动下，各省市电视台纷纷开办谈话类节目。一时间大江南北，“家事国事天下事”，尽付笑谈中。目前，电视谈话节目经过了最初的躁动与热闹之后，渐趋稳定，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而弊端与不足也开始显露。可以说，谈话节目越谈越难，陷入了困境之中。让我们以《实话实说》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化背景和媒介功能两方面来展示此类节目的现实困境。一、电视谈话节目运作的文化背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互整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发展呈现出三种文化形态相互整合的态势，这三种文化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主流文化、市民大众所认同的大众文化和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精英文化。目前这三种文化形态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分化，共同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一）主流文化：力图建构文化共识主流文化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文化。而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正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其他文化形态持日渐宽容的态度。但是主流文化不可能放弃对文化市场的控制，它以政权作为强大后盾，将它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有利于既有统治体系的“共识”，以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主流文化对于电视话题节目的影响表现在它决定了节目的基本价值取向、具体的指导原则以及整个节目的基调。这种影响是无形的，电视人的思维和言行为之操纵而不自觉。当政府官员作为嘉宾或现场观众出现在节目中时，他们不仅为节目增添了些许官方色彩，也对现场其他人施加了潜在的心理影响。于是，电视谈话节目遇到了第一个困境：如何在节目的官方色彩和多样化的观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二）精英文化：在世俗社会处境尴尬精英文化即知识分子的文化，它是与大众文化相对而言的一种文化形态，确切地说，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而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精英文化没有充分适应时代的变化，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精英文化陷入尴尬的境地：严肃的交响音乐被轻音乐和摇滚乐所替代；国家一流的芭蕾舞剧院和歌剧院亏损严重；人文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难以出版……面对危机，精英文化开始分化，一部分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与大众文化融为一体，而另一部分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承担起提高民族文化水准和唤起社会良知的重任。精英文化的主体即知识分子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希望节目具备丰富的人文内涵，包括一定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对庸俗肤浅的谈话表示失望和不满。一些知识分子索性参与进来，担任节目策划，或作嘉宾和现场观众。他们为节目释疑解惑，提供独到的见解和分析。知识分子的参与确实提高了谈话节目的文化水准，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有些专家和学者脱离实际、纸上谈兵，说教色彩浓厚，使观众产生逆反心理。（三）大众文化：全面勃兴、渐成时代的强音大众文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以都市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意义体现在：首先，它加快了文化的世俗化进程，面向百姓，追求感性娱乐；其次，大众文化所表现的快节奏、讲效率、重实际等特点，有利于解放思想、改变陈旧观念；最后，大众文化还以其特定的实践形式对人的感官需要和消费欲望作了一种合理性的肯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个体生活价值的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大众文化正以各种形式广泛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这么说，大众文化消费现在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活需求；娱乐电影、电视综艺节目、现代广告、流行歌曲、居室装璜……可谓铺天盖地，色彩斑斓。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传播载体莫过于电视了。电视以中性的方式建构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即以消费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电视以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再造着我们；而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它则以不厌其烦和秀色可餐的诱惑使你难以抵御不忍拒绝……我们的话题和关注中心便时时与电视相关，电视成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成为社会最具支配力和影响力的文化力量。”大众文化的勃兴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有两点明显的影响：一是对于选题的影响。综观《实话实说》的选题，我们发现它总是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定位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而且善于“小题大做”，通过小事来透视社会大环境。二是节目体现在“关注人”的人文精神。电视关注的热点已经由事件和生活流程向人的生存状态过渡，开始关注人的命运，人的内心感受，关注他们深层的心理状态，关注与他们生活相联系的社会大背景的变迁。“关注人”使中国的电视传媒与观众前所未有地贴近，而电视谈话节目采取平民化的视角，展示出一种平常心态，使得节目充满了人情味。综上所述，电视谈话节目在三种文化形态相互冲突的背景下，获得了一个共同的文化空间。由于受到“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倾向于调和、折中，缓和矛盾。而这也许是电视谈话节目的一厢情愿，在三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冲突之下，它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为了满足各种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实话实说》的运作就如同中央电视台办春节联欢晚会一样，想让大家满意，却难料众口难调，落得个吃力不讨好。这是《实话实说》面临的最大困境，也是它明显的缺陷：求大求全，定位不清。像《实话实说》，既非新闻类也非娱乐类的谈话，五花八门的话题充斥其中，犹如一锅大杂烩。与中国相比，西方的电视谈话节目定位就比较明确和专业化。美国研究电视的学者伯纳德·蒂姆伯戈在其《电视谈话》一书中将电视谈话分为4大类——新闻谈话，娱乐性谈话，重大社会事件谈话和推销性谈话。不同类型的谈话节目都有自己内容上的侧重、独特的风格以及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体。各类谈话节目“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二、电视媒介功能的拓展：沟通意见电视作为一种媒介，以往人们只看到其信息传达的功能、娱乐功能、服务功能，而忽略了电视沟通意见的功能。谈到电视的沟通功能，我们有必要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是由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伯玛斯（Habermas）提出的。哈伯玛斯认为“公共领域”是指市民可以自由表达以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其条件是所有市民应有相等的表达机会，参与者以私人身份参加自主性的聚会，而讨论的主题以公共事务为主。公共领域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制度化的空间，二是法律的明文保障，保证公众对既有权力敢于论辩批评。在哈氏看来，大众传媒就是理想型的公共领域，尤以电视为代表。前面说到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三种文化形态在当今中国相互整合，每一种文化都试图将自己的观念通过有效的渠道传播出去，电视成了它们的首选目标。在电视这个“公共领域”中，各种意见在此交汇，相互碰撞和融合，电视被赋予了沟通意见的功能。沟通的内涵有两个层次：一是各种意见要被陈述出来，二是各种意见之间要进行交锋和论争，实现充分的了解和交流。进行沟通需要一个理想的传播情境，要求沟通者以自主平等的地位参与沟通过程，展开充分的理性的讨论。哈伯玛斯认为真正有效的传播必须在免于压迫性的社会力量介入的情境之下进行，所有参与传播者都应有相同的机会自主地表达，并可以相互置疑和论辩。目前的电视谈话节目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并没有形成一个理想的传播情境亦即沟通情境。首先，谈话节目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常由专家学者或知名人士担任且标明身份，对现场观众构成一种潜在的心理压力，使得其“传播能力”无法发挥，造成一种“扭曲传播”的情境。在这种“扭曲传播”的情境中，现场观众经过层层心理机制，将“那些可能不被接受的动机加以压抑，并试图转换成可以接受的表达”。一个明显的后果是：现场观众的参与意识不够强烈，往往是欲言又止，说半截子话，谈话的论辩色彩不浓，没有形成激烈的交锋。西方的谈话节目则不然，其嘉宾多为普通人，只报姓名而不标明身份。而现场观众发言踊跃，经常出现观众与嘉宾激烈争辩的场面，也不乏对着嚷、对着骂的情景。《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崔永元说他“喜欢和颜悦色地争论问题，虽然相互观点完全可能是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但最后那也得握手言别，相约下回再说”。他对那种“要么互相吹捧，要么互相攻击，而且一争论起来就非得弄个你死我活”的谈话方式表示反感。在崔永元这种“和风细雨”式的主持风格之下，参与者表现得都很斯文，绝难看到对着嚷、对着骂的争辩场景。除了嘉宾和主持人的因素之外，限制现场观众进行沟通的另一个因素是电视传播的特殊性。参与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通过电视这个威力巨大的传播载体幅射四方，顷刻间家喻户晓。《实话实说》有一期做人体模特的话题，有一个女模特被请来作嘉宾。为了不被人们认出来，这位女模特化了妆，戴了墨镜。结果节目一播出，她还是被左邻右舍给认出来了，最后只好在别人的议论纷纷之中搬了家。崔永元为此特别不好受，他说：“这样的话题还不如不做，别为了节目毁了一个人。”所以说，在电视上露脸的人们，一般都比较谨慎，很注意分寸。2000年1月30日的《实话实说》是有关改善老师和家长的不良交往行为的话题，崔永元让现场观众发言时，一位小学生说自己学习不好，以后要与老师多沟通，崔永元问了一句：“你说说，你们老师有什么缺点？”这位小学生有点急：“这里都是说老师好的，没有谁说缺点。”原本说“童言无忌”，看来现在的孩子活得现实多了，也沉重多了，大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崔永元对此也是会意地一笑：“好，我就不为难你了。”由此看来，现场观众在参与电视谈话节目时，涉及到谈话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而这直接关系到沟通的效果。这里所说的真实，不光是指表层的内容真实，而且还包含深层的真实，即参与者是否敢于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将真实想法和内心隐秘和盘托出。《实话实说》看久了，给人一种游戏感和表演的倾向，有点假。美国有一个闻名全国的电视谈话类节目——“奥普拉·温弗里节目”，其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OprahWinfrey）经常在节目中讲她自己，甚至包括她的隐私。为了表示对受虐待儿童的同情，温弗里在节目中对大家说自己小的时候也遭到过亲戚的性骚扰。当一位女士谈到因为怕失去男朋友才去吸毒的时候，她马上想到：“那正是我的故事。”温弗里总是设法令她的观众和她一样，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进行深入灵魂的交流。但是在当今中国的电视这样一个敏感的公共场合中，由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等现实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崔永元还是现场观众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就算做到了，也要担心那些有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内容会对观众和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后者的承受能力如何，不能排除谈话内容引起舆论大哗、人心浮动的可能性。这样，电视谈话节目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如果不能实现深层次的真实，那么沟通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层次，没有达成心灵的沟通，节目质量难以提高，久而久之，节目将丧失其生命力；而达到了这种真实，又要担心社会是否能够承受以及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可贵的是，《实话实说》的编创人员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崔永元对此深有感触：“最初，我们就想做一个很好看的谈话节目，可渐渐想法也在发生变化，什么收视率下降先不要去管它。我们现在是想努力找到一种交谈方式：让我和谈话对象真正完成一种心灵的沟通。从要做好看节目到寻求真正的谈话，我觉得这又是一种境界的变化。”在电视等“公共领域”中，沟通并不必然要得出某个结论。各种意见观点孰是孰非，由公众自己作出评价。在《实话实说》中，主持人总忘不了适时地对观众的发言说一两句，看似随意，其实那几句话相当于归纳总结，让观众由此得出一个大体的判断。当然这并不能一味责怪主持人，观众自己也有原因。部分观众缺乏一种独立而成熟的价值评判能力，缺乏思辨的素质。因此，他们对于传媒有一种依赖性，他们的时空观念，道德取向和世界观等受到传媒的潜在影响。于是，电视谈话节目又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主持人不“画龙点睛”，部分观众茫然而无所依从：进行引导，作出结论，又会导致节目模式化，价值取向单一，不利于观众思辨素质的提高，也影响了谈话节目向纵深发展。最后，对于节目主持人要说两句。在电视这个特殊的沟通情境中，主持人的定位和姿态很重要。崔永元说过，“节目主持人应该是节目的灵魂。”实际上，崔永元也正扮演着“节目的灵魂”这一重要角色。在努力营造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积极参与、畅所欲言的谈话氛围方面，崔永元费尽了心思，功不可没。但是作为主持人，崔永元做得不轻松，做得很辛苦，精神负荷太重了。他给人一个突出的感觉，对自己过于低调，姿态过于谦卑。有人对此提出了建议：“崔永元，不要扮傻，不要‘大智若愚’，不要做全国人民的儿子，不要做信访办主任，不要做男妇女主任。”话虽然讲得有点刻薄，但细一品味，还有几分道理。如果电视谈话节目能够走出以上那些困境，逐步完善自身，那么其发展前景是广阔的。这类节目不但可以向公众展示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极富个性的观点，并以此形成思想观念的相互交流，而且可以促进公众之间的理解和沟通，达成个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参考文献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樊凡、单波：《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邹广文：《人类文化的流变与整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孟繁华：《众神狂欢——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上官子木：《中美电视谈话节目的社会文化功能极其比较》，《电视研究》，1998年第11期。张静民、朱剑飞：《<实话实说>及谈话式电视新闻节目的策划》，《电视研究》，1999年第1期。杨君：《电视“关注人”的革命》，《现代传播》，1999年第1期。钟新：《美国电视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里》，《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6期。关洪：《给至于电视台主持人“揭短”》，《大众电视》，1999年第10期。何东：《实话实说口难开》，《大众电视》，1999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