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权范文10篇

摘要:如何充分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我国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试从典权制度与我国其他一些相类似的法律制度的区别来说明典权制度是一条解决公有制条件下私权主题进入农村土地市场难题的有效路径,在赋予农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更好地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关键词:典权;农村土地流转;契合

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而与三农问题联系最密切的无疑是土地问题,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要素,同时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证,在我国可利用土地资源并不丰富情况下,如何加以充分高效地利用自然就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但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土地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交易机制尚不健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在推行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时难以避免地出现许多违背农民意愿,甚至随意改变农地用途,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形。这些都突出反映出了我国土地流转中存在的自发性和无序性以及流转交易秩序中的混乱性。要有效地促进农地有效流转,又避免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必须寻找一种既尊重土地所有权不变,又能使土地资源进入市场的物权形式。而中国传统的典权制度可能就是这种有效的法律形式。虽然《物权法》中没有规定典权制度,但在我国一些司法解释中涉及到了典权的内容,因而典权在我国是一种受到司法保护的权利。仔细分析典权制度的具体规定,我们就会发现它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既尊重契约自由,又能使我国既有土地资源进入市场,且具有较好经济效益的法律形式。下面我们仅从典权制度与我国其他一些相类似的法律制度的区别来说明典权制度,是解决公有制条件下私权主题进入农村土地市场难题的有效途径,在赋予农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更好地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一、典权与我国其他相似的法律制度的比较

典权是指支付典价、占有他人的不动产而予以使用、收益的限制物权。交付不动产并收取典价的人叫做出典人。不动产叫做典物。在典权制度中有一个三十年的回赎期,只要没有超过三十年,出典人就可以回赎典物。在典当法律关系中,尽管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所有权的权能都和所有权分离了,但是只要出典人有能力回赎典当物,其就有权回赎典当物。典权的主要特点:有出卖之实,没有出卖之名。我国目前存在许多与典权相似的法律制度,如:抵押权,不动产质权,租赁权等。但典权制度具有独特显著特征,是其他制度所无法取代的。这些特征使它更符合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典权制度在我国目前民事立法中的法律地位,其应作为一项独立的不动产用益物权制度予以系统规范。从对典权制度与其他相似的法律制度的详细比较中,说明其在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中起到了不可替代性作用。

(一)典权与抵押权

摘要：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是物质生活的满足，也是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需求的实现，更是对人权的充分尊重和保障。维护人民权益、保障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思想理念贯穿《民法典》全文。《民法典》之人格权编聚焦生命健康、人格尊严等人格权利的平等保护，彰显了具有实践温度的人权价值。从美好生活的角度理解《民法典》的立典初心，不难发现其在充分保障人民的健康生活、全力呵护人民的体面生活、细心维护人民的安宁生活、助力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价值，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和人权文明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民法典；人格权；美好生活

一、《民法典》充分保障人民的健康生活

美好生活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状态，在实际中具体表现在身心健康，最直接体现在生命安全中。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没有了生命，人权无从谈起。尤其在疫情形势仍严峻的今天，人民的生命安全得到全面保护，健康得到有效保障，这就是最大的人权保障，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

（一）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生命至上、健康无价的价值理念在《民法典》中显而易见，彰显保护人民健康生活的法治精神。一方面，在第二章的人格权编就集中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彰显“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人的生命、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得到悉心呵护”的温暖情怀［2］，体现了《民法典》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4］这表明生命权不仅是生命安全，还内蕴生命尊严的权利。身体权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也具有精神意义，是“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的统一体（第一千零三条之规定）。健康权不是纯粹的身体健康，而是强调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相统一的“身心健康”（第一千零四条之规定）。可见，《民法典》保护人民生命健康之决心、贴心和暖心。

摘要：未来我国民法典不应将物权请求权制度规定在物权法总则当中，而应采取德国民法典的模式，即在“所有权”一章规定基于所有权产生的各类物权请求权，至于其他物权人所享有的物权请求权，应依据该他物权之特点在相应的各章作出援引性的规定。因为在他物权当中，地役权人与留置权人只享有排除妨害请求权与预防妨害请求权，抵押权人则不享有任何物权请求权。

关键字：物权请求权，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预防妨害请求权

引言

物权请求权（dinglicherAnspruch）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民法所确立的一项制度，其基于物权而产生，旨在排除对物权现实或潜在的妨害，回复物权的圆满支配状态的请求权，具体包括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排除妨害请求权与预防妨害请求权。

当前我国正在起草民法典，物权法更是有望于近期提交最高立法机关审议。虽然理论界与实务界就物权请求权的具体类型存在不少争论，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物权法中应当规定物权请求权制度。从现有的三个民法典草案或建议稿来看（注：这三个草案或建议稿分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2002年12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教授等人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王利明教授等人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物权请求权制度均被规定在物权法（或物权编）总则编的“物权的保护”一章中，对于此种规定方式，迄今未见学者提出质疑。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探讨此种物权请求权制度的定位模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一、大陆法系民法典中物权请求权的定位

内容摘要：

典权是我国民法上一项特有的制度，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围绕这一制度的性质、价值有过诸多争论。本文对典权的历史发展及其性质的历史变迁提出了笔者自己的观点，论证了随着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发展，典权制度在不动产的用益与流转方面的独特价值战胜了其他属性，使得用益物权的属性成为其性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方面。并围绕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今天，如何看待典权制度的性质，自身的独特价值，及其与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制度相比较的优势，从而挖掘典权制度这种古老的产权制度在新时期的意义与价值这一命题来进行，并不揣冒昧地提出将典权制度推广到土地使用权流转领域的制度发展建议。

关键术语：典权、用益物权、担保用益、不动产质

典权制度是我国民法物权法上的一项非常独特而有价值的制度，它在不动产所有权与用益权的协调上，与其他国家民事立法上类似制度相比较有着更为灵活的作用，更加有利于达到法律关系双方利益与需要上的双赢结果。在市场经济时代“典”这种古老的物权制度必将重新活跃于不动产流转领域，并被时代赋予新的内涵，从而获得其完全超越以往的第二次生命。

一、典制的历史研究及其性质的历史变迁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均发现不动产作为价值相对稳定、巨大，且可以直接予以利用以获得收益的财产，非常适于作为抵押或担保来保证债权的实现，但是其所担保的金额必然将非常巨大,涉及到债权关系双方的重大切身利益。然而债权对债权人的保护与如此大的金额所带来的风险相比显然偏于弱小，因此各国在民法中均设定了涉及不动产担保的债权关系的物权制度来强化对双方，特别是权利方利益的保护，比如德国的担保用益制度，法国、日本的不动产质等制度，当然本文所论述的典权制度是这些制度中有着突出的特点和自身优越性的一种。

摘要“典”是中国传统且特有的特权制度,经历了社会习俗到成文法制度变迁过程,由于各种原因,各个时期的立法者对“典”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典”的具体内容大不相同。本文通过对典制度的法史学考察,在还原典制度本质的同时为我国典权制度立法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典权典权制度法史学研究

“典”指承典人支付典价而占有、使用、收益出典人的财产,出典人在一定期间内有权回赎财产的权利。典权的内容包括:对出典人而言,丧失对典物的占有、使用、收益,但仍保留对典物的所有权,并可转让典物或就典物再设担保;在典权存续期间有找贴的权利;在回赎期内有行使和放弃回赎权的权利。对典权人而言,有占有典物,并为自己之权益使用、收益的权利;有妥善保管典物的义务;当出典人回赎时,有返还典物之义务。“典”是在中国特有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物权制度。

一、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习俗的“典”

从历史上来看,在夏商青铜器上,已多次出现“典”字。但在汉以前,“典”均未具有后世作为田土交易方式的含义。西周时,“典”只具有租赁的含义;春秋战国时“典”频繁运用于表示“规范性”的含义;秦时,“典”更多的被使用作为官职名称,意指控制掌握。汉代由于土地私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出现了“典当”,但此时的“典当”相当于后世的“当”而非“典”。北齐时出现“帖卖”,这是一种附有买回条件的土地买卖,是“典”的前身。随着封建经济的极大发展,唐代成为典权的一个重要的形成时期。此时典的客体不仅包括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有时也包括动产和人身。宋至明代是典权制度形成的最为关键时期,现代意义的典权制度的直接渊源——“典卖”制度逐渐产生、发展并推广起来。北宋时期的不动产买卖分为绝卖和活卖,绝卖即丧失所有权的买卖;活卖即典卖,是保留回赎权的交易。到了清代,现代的典权制度更为成熟,法律对“典”作了更为详尽的规定。

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典”习俗呈现出下列特征:其一,“典”的客体不仅包括不动产,有时还包括动产甚至人身。中国传统社会认为,只要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典”的客体。唐杜甫诗“朝回日日典春衣”,陆游诗“新寒换典衣”,就是指的典动产;在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有典雇妻妾的现象。其二,典卖不分、典当不分、典质不分。由于中国古代法律物权思想的浅陋,不能厘清典的实质内含,因此典卖不分、典当不分、典质不分。《唐书.列传》七十二卷一百四七载“卢群化节度,尝客于郾,质良田以耕”,《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载“节度使姚南仲先寓居郑州,典质良田数顷”,此处“质”及“典质”均指不动产之典。《后汉书·刘虞传》书“虞所赉赏,典当胡夷”。此处典当并用。《宋刑统》卷十三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此处典、卖并用,混淆了转移占有与转移所有权的区别。其三,“典”与我国的传统伦理联系在一起。典权之兴起,因为传统认为变卖祖产尤其是不动产,是败家之举,使祖宗蒙羞,为众人不耻,从而采取“典”这种折衷之法。其四,“典”主要作为民事习惯存在。典早在我国汉、唐时代就在民间流传,形成了一些固有习惯。但是由于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在法律上重刑轻民,所以对于典并无系统的法律规定,直到清朝才有一些法律条文散见于清律、户部则例,但这些规定也只重于刑法税契方面。

摘要: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法律制度在不断的完善，其中知识产权和民法典之间的关系一起处于争议之中。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已长成参天大树，民法典已经无法囊括知识产权法所规范的对象和范围，而且物权法、债权继承法等传统民法与知识产权的交集越来越少。因此我们将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中很难反映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将知识产权与民法典相对的独立看待，就会为社会的发展起到更好的规范和约束效果。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民法典;单行法;自由发展

一、知识产权法不宜作为民法典的一编

在民法典中有人格权、身份权、债权、继承权等民事权利，它与知识产权存在很大差异。例如知识产权是针对人类的智慧成果作为对象形成的，它是无形的;而民事权利则是基于人们的财、物以及人本身的原因产生的权利，它是随着人的出生就产生的权利。所以在具体实践中如果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中，在处理问题时就会产生很多难题。例如，在知识产权中，我们能够发现对相关产业的政策有明显突出的表述，也就是知识产权制度中有较为浓厚的行政法因素，但是这些在民法典中却没有全面有效的体系。另外，一部合格的民法典应该具有如下特点:如结构合理、体系严密、内部和谐，但是知识产权法对于民法中的一些分支法律如物权、人格权、继承权等具有特殊性，所以我们如果将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典中的一编，不仅难以做到法律的结构合理、内部和谐，而且也无法体现逻辑自洽、体系严密的特点。最后，知识产权法适用性很强，因为它作为部门法在具体规定上十分详细，但是，假如我们将知识产权作为民法典诸多内容中的一编，那么知识产权的全部条文就会因为民法典的条文总量而受到压缩，最终会导致在具体生活中应用时操作性差，甚至是难以满足生活中的多元化需求，因此我们说知识产权法不宜作为民法典的一编。

二、知识产权法制与民法总则

民法总则包含很多不具体的法律，例如商法、劳动法、经济法、无形财产法等诸多法律。同时也是以民法存在为前提和补充性规范，但是民法总则的许多规则对于知识产权不是总用的关系，也不是类推适用的关系，而是适用的关系。这就表明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要遵循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解释权和适用的规则。而不能将知识产权关系的适用优先适用于民法总则，也就是说在具体实践中遇到知识产权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考虑适用知识产权法，当且仅当知识产权法没有针对具体问题的相关规定时，我们才会去适用民法总则。当遇到一些资产渠道具体定义或者产生歧义时，我们在纠结时需要应用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及精神，而这些都无法解决时才会应用民法总则，使原来模糊的定义变得更加清晰明白，并且消除之前的歧义。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民法总则中的众多制度和规则，具体来说包括民事权利、民事责任、除斥期间、民事主体等规则，还有民法的基本原则、诉讼时效的规则等。这些法律制度在具体应用时都应该适用于知识产权的案件中，只是我们在具体应用时要分清楚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总则在使用时应该注意到顺序。

摘要:如何充分高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我国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试从典权制度与我国其他一些相类似的法律制度的区别来说明典权制度是一条解决公有制条件下私权主题进入农村土地市场难题的有效路径,在赋予农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更好地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关键词:典权;农村土地流转;契合

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而与三农问题联系最密切的无疑是土地问题,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要素,同时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证,在我国可利用土地资源并不丰富情况下,如何加以充分高效地利用自然就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但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土地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交易机制尚不健全,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较多问题。在推行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时难以避免地出现许多违背农民意愿,甚至随意改变农地用途,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形。这些都突出反映出了我国土地流转中存在的自发性和无序性以及流转交易秩序中的混乱性。要有效地促进农地有效流转,又避免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必须寻找一种既尊重土地所有权不变,又能使土地资源进入市场的物权形式。而中国传统的典权制度可能就是这种有效的法律形式。虽然《物权法》中没有规定典权制度,但在我国一些司法解释中涉及到了典权的内容,因而典权在我国是一种受到司法保护的权利。仔细分析典权制度的具体规定,我们就会发现它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既尊重契约自由,又能使我国既有土地资源进入市场,且具有较好经济效益的法律形式。下面我们仅从典权制度与我国其他一些相类似的法律制度的区别来说明典权制度,是解决公有制条件下私权主题进入农村土地市场难题的有效途径,在赋予农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更好地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一、典权与我国其他相似的法律制度的比较

典权是指支付典价、占有他人的不动产而予以使用、收益的限制物权。交付不动产并收取典价的人叫做出典人。不动产叫做典物。在典权制度中有一个三十年的回赎期,只要没有超过三十年,出典人就可以回赎典物。在典当法律关系中,尽管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所有权的权能都和所有权分离了,但是只要出典人有能力回赎典当物,其就有权回赎典当物。典权的主要特点:有出卖之实,没有出卖之名。我国目前存在许多与典权相似的法律制度,如:抵押权,不动产质权,租赁权等。但典权制度具有独特显著特征,是其他制度所无法取代的。这些特征使它更符合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典权制度在我国目前民事立法中的法律地位,其应作为一项独立的不动产用益物权制度予以系统规范。从对典权制度与其他相似的法律制度的详细比较中,说明其在我国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中起到了不可替代性作用。

(一)典权与抵押权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胎儿民事权利立法保护的现状；其他国家对胎儿民事权利的立法保护；胎儿民事权利的范围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依法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溯及取得民事权利能力、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在某些事项中有民事权利、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对其利益的保护上视为已出生、健康权、健康权是指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保持其躯体生理机能正常和精神状态完满的权利、抚养损害赔偿请求权、但现实中,不可忽视的是被抚养权、继承权、纯利益获得权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目前我国民法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的立法忽视导致目前许多涉及胎儿合法权利的案件得不到法律的有力支持,这一情况与我国追求现代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完善对胎儿民事权利的有效立法保护应是我国目前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关键词:胎儿民事权利民法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依法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要谈保护胎儿的民事权利,就必须首先从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说起。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从而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人只有在具备了民事权利能力的情况下,才被真正认为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才真正开始享有民事权利。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了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起始的时间是“始于出生”。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胎儿是否就是民事权利的当然否定主体?

一、我国胎儿民事权利立法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的立法保护只体现在《继承法》第28条,该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可见,法律保护的范围还仅仅局限在一个相当狭小的范围内。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保护就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精神了呢?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中曾有这样一个案例:2001年的7月27日傍晚,当时已经怀有6个多月身孕的裴红霞在散步时被后面驶来的一辆摩托车撞到了肚子。她看清骑摩托车的是自己楼下的邻居钱明伟。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由于没有太多的医学知识,吵完之后,裴红霞没有多想,仍旧继续散步,可到了当天晚上,下身便开始有少量的水流出。7月29日凌晨5点,裴红霞被紧急送往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后,被诊断为胎膜早破先兆早产,并进行抗炎保胎。8月8日,裴红霞被迫提前两个月早产了女儿吴佩颖。在出生医学证明书上,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评为差,体重只有2公斤。作为早产儿的小佩颖的身体将来能否发育正常,就必须需要家里人长年的精心护理,补充营养来预防早产儿的各种并发症,度过一段成长发育期,直到孩子完全发育成熟并一切正常为止。这不仅仅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负担,而且也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后,由于经济困难,孩子只好出院回家。裴红霞一家人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因为那天被撞造成的,而当初撞人的钱明伟却再也没有露面。于是,在律师的帮助下,刚出生33天的小佩颖当上了原告,和其父母一起要求赔偿孩子的生命健康权伤害费、医药费、护理费及其父母的精神损失费共计6.3万元。庭审过程中,由于在事件发生时,吴佩颖尚在母体中,能否成为诉讼主体成为本案争论的焦点问题。最终,法院认为当时孩子未出生,在目前法律框架下,不具有法律的人的身份,她的利益只能通过母亲的名义得到保护,判决被告赔付裴红霞医药费等经济损失5455元,其余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摘要:学界有人提出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倡议,笔者经过分析认为尽管知识产权法典化对于社会生活有诸多好处，"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其体系内存在许多重要的缺陷,目前看来尚缺乏现实可行性。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知识产权法典化绝对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产权法学思维水平的提高，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从而造福人类。

关键词:知识产权法法典化可行性无形财产权

一、引言

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关于法典化的讨论一时间也颇为盛行，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关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地位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热点。而在其中最引人注目可能就是单独制定知识产权法典的观点。

该论者认为，知识产权法学理论在国外经过几百年的积淀，加上WIPO等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研究的推动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熟，这为知识产权的法典化提供了理论准备。现实中，成功的立法例已经出现：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颁行于世，开创了知识产权法法典化的先河，成为知识产权立法史上的里程碑。《菲律宾知识产权法典》也随后诞生。世界贸易组织（WTO）1994年缔结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也第一次将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作品、计算机程序、数据库、商标、地理标志、未披露信息（商业秘密）、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等大部分知识产权保护对象，集中在一部国际条约中进行规范，相当于是一部法典化的国际条约。在我国知识产权方面的单行法已始成规模，形成了门类较齐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因此将这些法律规范系整合于一部法典，以建立体系化、逻辑性的知识产权法，应属可能，而且益处多多。[2]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笔者将就知识产权法典化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讨论。

2002年3月20日、2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召开专家研讨会，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和《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的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法律建议稿”）。会议由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主任王胜明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明教授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杨立新教授、姚辉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江平教授、王卫国教授，北京大学魏振瀛教授、王轶副教授，清华大学王保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张新宝教授、于敏副教授，烟台大学郭明瑞教授、房绍坤副教授，吉林大学蔡立冬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汉东教授，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唐德华教授、李凡副庭长、杨永清法官、陈现杰法官、姚宝华法官，最高人民检察院杨明刚检察官，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王宝发教授，法工委退休资深官员魏耀荣教授。

会议认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制订中国民法典非常重视，****委员长多次提到要加快制订民法典工作的步法。建国以来，曾经几次起草民法典，都没有完成。这次将起草民法典的工作提到立法机关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加快步伐，时间紧，难度大，特别是整个社会还是处在一个转型时期，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认识清楚，有些问题规定在民法典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时代烙印，有些民法制度研究得还不够，困难很多。但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准备，制订民法典的条件基本上成熟了。这主要表现是：第一，是社会需要，经过了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又加入了WTO，社会发展急需制订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第二，国家陆续颁布了《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民法单行法，正在制订的还有《物权法》，民法典的基干已经有了，这就是制订民法典的最好基础。第三，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学理准备，专著、论著丰富，对各项民法制度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国民法典现在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会议对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提出的“法律建议稿”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在短时间内就提出了这样具有丰富内容和很高质量的“法律建议稿”草案，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可贵的。同时，对“法律建议稿”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进行修改，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会议建议，起草者根据与会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形成较为完整的“法律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一、关于民法典侵权行为法编的体例和总则问题

（一）关于侵权行为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多数与会专家认为，制订民法典，侵权行为法应当作为单独的一编。这种意见认为，这种做法不是大陆法系的传统体例，但是制订民法典，如果仍然将侵权行为法放在债法中，确有不妥之处。其理由是：第一，侵权行为法之于债法，其个性大于共性，侵权行为的责任形式已经大大丰富，债法的规则有些不能适用于侵权行为法；同时，侵权法的内容也大大丰富，债法原有的体系也承受不了；《民法通则》对债权和侵权行为责任也是分开规定的，突出了侵权行为法的地位。因而应当把侵权行为法作为单独的一编。第二，侵权行为法是一个权利保护法。民法典的体系是以确立和保护权利为中心，分则的编排就是以权利的性质进行构建的，因而侵权法应当放在分则的各项权利之下。侵权法既然是一个保护权利的法律，只要是合法的权利，就应当受到侵权法的保护，这也是侵权行为法发达的原因。第三，侵权法是确定裁判的规则，是裁判法。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大陆法系的侵权法为什么内容简单，就是解决裁判的原则问题，其他的适用问题交给法官解决，因而形成了大陆法系侵权行为法的判例法发达的现象。就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侵权法首先是对权利和利益的补救，不能由法官作为判断，而是要由法律作出规定；侵权行为法的新问题越来越多，适用什么归责原则，具备什么构成要件等等，都不是一个标准，因而表现为归责原则多样化，抗辩事由多样化。如果把这些问题完全交由法官解决，是有问题的，同时也有一个法官的素质问题。因此，接受英美法的经验，法律应当具体规定侵权行为，使之更有利于实践。第四，侵权法就是责任法，也不完全是赔偿法。当前出现了大量的侵害人格权的侵权行为，更多的责任形式不是赔偿，而是增加了新的责任形式，这些不都是债的形式。因此，赞成“法律建议稿”将侵权行为法编作为单独一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