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翻译范文10篇
时间:2024-01-18 16: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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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籍翻译与汉语文化传播探索
摘要: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如何增强文化“软实力”成为重要的课题。汉语热和奥运会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典籍的翻译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桥梁,是汉语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及策略
摘要:少数民族典籍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正确翻译民族典籍则是世界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将其文化传播到世界的最有效途径。翻译涉及的词语及少数民族文化,应把握其文化价值,避免翻译陷阱,按翻译基本理论和方法综合考量,强化语言的文化性与历史性。
关键词:少数民族;典籍;翻译典籍
经久不衰,蕴含着民族的文化精髓,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少数民族文化典籍作为传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成果的记录,其中蕴含着少数民族人民的经验与智慧。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交流日益频繁,将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向国际传播,已成为翻译领域研究者的重点研究课题。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对我国译者而言,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因此,有效翻译少数民族文化典籍,对其向世界传播与传承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的价值
我国少数民族典籍古老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进程中成为我国的奇珍异宝。可以说,若想全面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那么,了解该民族的文化典籍是其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而民族文化典籍的内容主要包括:神话、预言、歌谣、谚语等。传统的民族典籍形态多样,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其涵盖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知识。如我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即柯尔克孜族传记性史诗《玛纳斯》、藏族民间说唱体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和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都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第一个精神文化高峰,其价值也是其他文学作品所不能替代的[1]。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是我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因此,借助翻译少数民族典籍更好地向世界展现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精髓,使世界真正感受到我国民族文化的内涵和特殊意义,是我国译者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重要性主要包括以下两点:首先,对提升民族认同感和国际文化地位起着关键作用。目前,世界的通用语为英语,那么,若想有效地对民族文化实现广泛传播,就一定需要英语作为语言工具实现中译外这项工作。因此,将少数民族文化典籍翻译成英语并使其传播中国文化,可以使我国的软实力得到更高的国际文化地位[2]。其次,有利于向国际展示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和深厚底蕴。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多种文化间的相互碰撞可使我国文化多姿多彩。
二、我国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现状
典籍翻译与汉语文化的传播透视论文
论文摘要: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如何增强文化“软实力”成为重要的课题。汉语热和奥运会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典籍的翻译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精髓的桥梁,是汉语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论文关键词:典籍翻译文化传播
1.汉语文化传播的契机
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汉语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最佳的机会。北京奥运会的魅力不在于开闭幕式的精彩,也不局限于鸟巢、水立方等建筑,而是多主题、多视角,立体鲜活地展现了传统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的风貌与开放中国的胸襟。对于中国而言,经济腾飞固然重要,文化复兴更加意义深远,后奥运时代我们应更好地落实“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据统计,全世界有3000万人正在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全球不断升温的“汉语热”,一方面表明汉语作为一种世界语言和商业语言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对汉语文化价值的认识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目前,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局限在眼界所到的层次,虽然每年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的语言能力越来越强,但是对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积淀能够认知的人并不占多数,大部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肤浅了解来自有限的影视作品或其他大众传媒。汉语作为文化的有力载体,应当利用全球“汉语热”的契机扭转这一局面。世界范围内,懂汉语的人占很小比例,利用母语了解汉语文化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承载中华文明的典籍的翻译影响日益深远。
2.典籍承载的汉语文化
一带一路生态体系构建研究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现有译本的数量和质量与书法绘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远远不能满足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画论典籍的翻译、出版、发行,需要建立和健全一套规范化、系统化的译介体系,实现译介目标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画论典籍中蕴含的生态美学思想与胡庚申教授所提出的生态翻译学有异曲同工之处,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依据,研究构建画论典籍译介生态体系的路径和对策,符合画论典籍的整体思想。画论典籍的译介生态体系构建是实现画论典籍对外传播和出版工作长期发展的基础保障,也是提升中国画学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渠道。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文化“走出去”;画论典籍;译介
生态体系画论,就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简称。它是长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它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具体反映[1]。中国画学以宇宙生命的广大和谐为最高境界,具体体现为人与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自然生命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四个层面[2]。画论中饱含“比德”、“畅神”、“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气韵生动”、“中和”等生态美学思想,蕴含古人的生态存在意识,反映了古人对诗意栖居的追寻,对人与自然、社会和谐一致的理想生存状态的追求。石涛(1642年—约1707年)生于清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奇才,他所著的《画语录》(又名《石涛画语录》,《苦瓜和尚画语录》)首度建立了中国山水画艺术创作的理论架构,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石涛一生笔耕不辍,擅长山水、花鸟和人物画,作品往往直抒胸臆,独步于中国画坛。他的作品在其所处时代并未受到关注,直到19世纪石涛及其《画语录》才逐渐被国内外学者所熟知,尤为被美国和日本的哲学和美学界所推崇。近代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都曾展出过石涛的画作,并被列在馆藏典籍名录中,此前从未有中国的艺术家获此殊荣。耶鲁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也有众多学者从事中国画学的研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各国人民期望从多维度了解中国文化,因此,画论典籍的对外译介和出版工作具有重要的学科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现状
对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现状的评价需放在中国典籍外译的背景下进行,我国目前典籍译介的现状是文学哲学典籍多,其他领域少。以《道德经》为代表的哲学典籍一直是西方汉学家和中国本土学者追捧的对象。《道德经》的英译及研究情况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道德经》的英译及研究活动从18世纪开始就十分显著,译本数量相当可观,超过很多典籍的译本之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画论典籍的译介研究只有少量的译著和成果。著名翻译家王宏印教授曾谈到:“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取得的成绩很大,并且已经产生了很多译著。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书法理论,如孙过庭的《书谱》;绘画理论,如石涛的《画语录》等,在典籍翻译领域关注得很不够,甚至没有纳入到典籍翻译的核心文献之中。”[3]另外,画论典籍译介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够。北宋郭熙的《林泉高致》在绘画理论和技法上的传承,亦对整个中国及世界的画学流变有着深远的影响,目前只查阅到1935年伦敦约翰•默里公司出版的日本学者坂西志保(ShioSakanishi)的英译本。在研究《画语录》中画学术语翻译的文献和论文中,大多只选取王宏印教授的译著《〈画语录〉注译与石涛画论研究》和林语堂的译本进行讨论和分析,忽略了弗吉尼亚大学哲学与宗教系教授考尔曼(EarleColeman)所译的《画语录》。考尔曼教授作为以英语为母语的汉学家,他的译注极具参考价值。由此可见,画论典籍译本数量不足、译介研究缺位的现象严重。
二、画论典籍的四种译介生态体系建设
传播学视角下典籍英译探讨
一、传播学与翻译
在传播学领域,所谓传播即一个系统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号得到传播,以达到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共享。翻译是通过对语言符号的转换,达到信息的交流和传播。因此,传播学与翻译有着共同的特征,即信息的处理和交流。传播学关注的是如何让信息从信源到达受众,以达到传播者的目的;翻译所关注的是如何将原作者要表达的信息传达给译文读者,以达到译者的目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典籍英译显然具备传播的特性,只是其传播过程更为复杂些,但并不影响传播学理论对它的指导意义。将传播学与典籍英译研究相结合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翻译的传播学特征引起学者们在传播学视域下关注和研究翻译问题。然而,在当前经济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优秀典籍传播的相对滞后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不相符,如何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前典籍英译研究的重中之重。
二、中国典籍英译与对外传播的意义
“中国典籍”包含两个义项,一是中国古代重要文献、书籍;二是法典、制度(汪榕培,2009:1)。中国典籍浩瀚渊博,博大精深,汇聚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精髓,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典籍英译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好途径,同时对提升我国的文化魅力乃至文化软实力大有裨益。当今,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全球化,而全球化不等于西化,不等于美国化。中华民族是一个海纳百川、好学上进的民族,在漫长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我们翻译并学习了大量的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文化。我们已成功地“拿来”西方的文化,现在的关键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化“送”出去,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交流中,让世界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华文化,以保持中华民族固有文化身份。
三、传播学视角下典籍的对外传播
在国际市场上,如果我们翻译的东西进入不到他们文化的核心部分,那我们的典籍翻译也就是在闭门造车了。优秀的典籍译本还需要恰当的媒介推广,才能为世界人民了解。为此,中国要认真思考,结合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和中国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需求,大力拓展对外传播渠道,发挥人力优势,借助媒体,把我们“和合”的价值核心体系传播到世界各地,使之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化理念。
茶文化语言学英译论文3篇
第一篇
摘要:本文首先就语言学的定义和相关概念进行了相关阐述,接着就语言学与翻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说明,并对茶文化文本的分类及语篇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从语言学出发对茶文化文本的英译策略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语言学;茶文化;文本;英译策略
翻译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语言学则是对语言规律的研究,二者之间很显然存在天然的联系。近现代某些语言学者将语言学理论运用到了翻译过程之中,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目前,由于国家对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重视,我国茶文化文本的翻译工作也因此得到了重视,但是译文仍旧存在一些不过关之处。语言学对翻译工作有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因而译者可以尝试将语言学理论应用到茶文化文本的翻译活动之中。
1语言学与翻译
1.1语言学概述。“人类语言的起源”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谜团。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人类语言的诞生与文明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语言学的英文表述是“Linguistics”,其研究对象自然就是“语言”(language)本身。从传统意义上来讲,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主要为文献资料和书面语言,因而一些学者也将其称之为“语文学”。相比之下,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书面语,同时还涉及口语。语言学主要是对语言的本质、特点以及使用规律等进行研究,属于一门系统的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内外学者从诸多角度对语言学进行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很多理论观点。基于语言学者的研究成果,语言学也因此出现了很多分类,比如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从微观角度出发,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为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篇等内容,因而也派生出句法学、词汇学等学问。通过对语言学的各个因素进行研究,我们能够发现语言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各个对象自身的发展规律,这很显然是有助于文本分析和解读。只有“吃透”语言本身,我们才能够透过语言认识文本内容,因而语言学是极为重要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每一种语言都不尽相同,所以针对每一种语言的语言学研究也会有所差异,这需要研究者加以区分。1.2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语言学与翻译之间的关系主要为以下两点。其一,语言学为翻译提供理论指导。不同语言有着自身的规律,比如汉语文本多为主动句、简单句,而英语文本则多为被动句、长难句。众所周知,不同的语言对应着不同的文化,而不同语言文本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受到语言背后文化的影响,而这正是语言学研究的方向之一。译者只有掌握语言规律,才能够更好地进行语言转换。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译者可以掌握文本的句法、词汇、语篇等特征,同时还能够根据不同文本拟定不同的翻译策略。比如说,科技类文本的文字较为客观直接,译者就可以采用“直译为主”的翻译方式;文化类文本的文字较为委婉且颇具内涵,译者就可以运用“直译+意译”的方式。其二,翻译活动为语言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更多可能。翻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看似简单的句子需要反复思索才能转换为地道的、被目的语受众接受的语言。现代译者往往在翻译活动之前会根据材料拟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比如语用原则等),而翻译策略的拟定通常需要根据语言学理论或其他相关理论。根据译文的效果,我们可以对翻译策略的作用就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对于语言学理论自身的丰富和完善也能够有所帮助。
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翻译研究综述
摘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下,为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积极参与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文明互鉴,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做好中华文化的译介十分关键。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传播与交流中,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活动起着十分重要的媒介作用。近年来,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翻译的研究在不断加强,该文结合先前的研究,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翻译研究进行综述,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为今后的云南民族文化对外翻译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翻译;综述
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和传播不可或缺。在中国各省份中,云南作为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居住着彝、白、傣、哈尼、傈僳等25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在其世代繁衍生息的进程中,创造了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和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里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起着独特的作用。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有助于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保持自己固有的文化地位,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从而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彭杰2013)[1]。近年来,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研究多从宏观或整体的角度着眼,所分析的案例多为个别有代表性的民族,缺少系统化多层次地对一种民族文化进行细致的翻译研究。本文从民族文化所包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出发,按饮食文化、文学、风俗与图腾文化以及其译介传播和应用层面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研究进行综述,并对未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思路进行思考与探索。
1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研究
在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中,研究者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翻译史、典籍翻译、文学翻译、对外传播、语料库翻译等,该类研究中以民族典籍翻译的研究最为突出。学者基于民族典籍,不断探讨译介理论。此外,也有学者从宏观着眼,对中华文化对外翻译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事业走向世界的不断重视,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在民族文化对外翻译传播中占据了突出地位。李正栓和王心(2019)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期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族典籍翻译进行了综合论述,按照地理位置分布和研究的民族对象归纳了民族典籍的翻译实践结果,分析了基于民族典籍的翻译研究和人才培养状况,以及近几年来所召开的学术研讨与成就[2]。在宏观层面,学者结合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难题和矛盾对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进行了思考。刘汝荣(2014)从多维角度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与翻译进行了思考。其指出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与传播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译什么、如何译、谁来译等,中华文化的中译外理论研究较薄弱,少数民族作品翻译甚少[3]。贺桂华(2015)解读了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外宣翻译中的多重矛盾关系。在先前的研究中,所采取的译介策略多以实例分析归纳为主,研究多着眼于微观层面,而翻译活动本身的整体观照缺乏,影响翻译活动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原语文本、翻译方式和传播手段[4]。二位学者阐释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翻译的总体认识,文本选择、翻译理论以及传播效果的重要性。马晶晶和穆雷(2019)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翻译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其中通过大量统计数据,从不同层面总结了少数民族翻译现状的特点,提出了未来发展的设想和建议[5]。基于译介理论视角,学者结合了“功能对等”“文化翻译”“生态翻译”、翻译伦理等对少数民族文化翻译进行了研究。翁明菊(2017)基于“功能对等”,以苗族服饰翻译为例,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外宣翻译[6]。宋引秀和郭粉绒(2015)基于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文化翻译”观,指出文化是翻译中的基本单位,译者在传递字面意义的同时,还需传达原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加注、释义是有效手段;翻译应注重文化功能等值,译者的主体性十分重要,译者可根据语境、读者需求、翻译目的来选择特定的翻译策略或方法[7]。张娟与熊兵(2015)基于生态翻译学,结合“多维转换”“掏空”“补建”“依归”“仿生”和“干涉”视角来解读少数民族孝文化[8]。杨司桂(2017)着眼于翻译伦理,站在“学”的高度,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翻译进行多维阐释[9]。在译介理论的指导下,谢振天对文化“走出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剖析,探讨了翻译的认识问题、译入与译出的区别、文学文化跨文化传播规律的把握问题等(陆莲枝周艳群2018)[10]。在国家大力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翻译的好坏关乎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成效。基于先前少数民族文化的翻译研究可见,少数民族文化的译介和传播有待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应用翻译理论探讨还需不断深入。
2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翻译研究
中医院校博士英语课程改革论文
1中医院校博士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
培养目标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却忽视了语言输出能力的培养和不同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需要各院校根据地区差异和专业特点在教学实践中进行调整和完善。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博士研究生英语技能的培养与所从事的职业和科研工作不相关或不实用,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因此博士英语课程亟需进行改革。山东中医药大学每年招收非英语专业博士研究生约70人,涉及15个中医相关专业,英语课程为其必修学位公共课程,开课时间为博士一年级两个学期,课时分别为90和54学时。为了解博士研究生对英语学习的需求,本研究对2012级68名博士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博士生希望英语课程教授的内容依次为:英语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能力(43%);国际会议英语口语表达能力(26%);中医典籍翻译能力(23%);英语听说能力(8%)。该调查结果表明博士研究生非常注重英语课程的实用性,希望通过课程学习解决学历教育和职称评审当中的论文写作和发表难题。另外,博士研究生也希望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和翻译中医典籍,将中医文化传播至世界范围。这种层次较高的需求在以前的教学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博士英语课程备受冷落的原因。鉴于此,有必要对中医院校博士研究生英语课程的改革进行探索,重新确立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机制。
1.1培养目标
根据中医院校博士研究生的专业特点和需求,确定其培养目标为:
1.1.1中医英语和医学英语阅读、翻译能力
能熟练阅读和翻译英文医学文献,掌握中医英语翻译技巧,能将中医文化和中医知识翻译成英语,传播到国外。
马建忠的善译理论探讨论文
[摘要]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建忠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提出了“善译”理论,努力矫正洋务翻译的弊端。“善译”构建了我国近代重要译学理论的发展基础,“翻译书院”则勾画了清末译学馆的基本办学框架。但“善译”以培养对外交涉“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翻译人才为宗旨,在甲午战争后变革图强的转型社会中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马建忠;翻译书院;善译
Abstract:AftertheFirstSinoJapaneseWarin1895,MaJianzhongadvancedtheconceptof“goodtranslation”inhis“ProposalforSettingupaTranslationAcademy”inordertoovercomethetranslationshortcomingsintheSelfstrengtheningPeriod.Theconceptof“goodtranslation”laidafoundationforthedevelopmentofmodernChinesetranslationtheories,whiletheproposed“translationacademy”providedtheframesforthetranslationacademiestobesetupinlateQingDynasty.Ma’sadvanceof“goodtranslation”aimedtotraintranslatorsandinterpreterswhocan“knowthemselvesandtheenemytofightvictoriousbattles”,andhadobvioushistoricallimitationsinthedrasticsocialtransformationperiodaftertheSinoJapaneseWar.
Keywords:MaJianzhong;translationacademy;goodtranslation
一
1894年冬,维新人士马建忠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在这个2500字左右的中国近代翻译史名篇中,马建忠提出了“善译”的标准:“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1]214。
民族翻译在文化的作用
本文作者:储著武工作单位:国家民委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
我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大体分为公务员管理体制和事业单位管理(包括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体制两类。公务员管理体制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如各级政府机关的翻译处(室)主要从事党政文件文献的翻译工作,从业人员大都具有公务员身份,工作性质主要是翻译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除外)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大都从事民族文化工作,从业人员具有专业技术职称。那么,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必然面临着体制改革的问题。21世纪以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紧迫任务。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存在不少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目前,我们解决文化发展的主要途径有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对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来说,走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很难走通。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文化事业由于区域发展、经济条件的限制,很难在市场上有发展的空间。可从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来看,少数民族的新闻广播、影视、网络、出版等翻(编)译工作又必不可少。那么,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总体上只能走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道路,通过国家的扶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这项事业。当然,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适当兼顾经济效益,做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为此,我们在考虑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改革的时候,必须注意两点:1.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是重要的公共服务型文化事业不少从事民族语文翻译的工作者、研究者以此为职业和爱好,并以此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桥梁。这本身是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专业化特征极强的表现。但我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管理体制机制上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诸如管理体制不统一、工资待遇较低、人才流失严重等。通常情况下,文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在福利待遇等方面确实不如公务员管理体制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强调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需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光靠理想和说教很难支撑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的正常发展。这就需要国家考虑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公共服务型文化事业的特点,一方面在管理体制机制上做足功夫,调整相关的政策措施,减少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就是国家加大对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资金投入,在稿酬、福利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对文化事业单位的人员适当照顾。2.加强民族语文翻译从业者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教育在充分认识到这项事业重要性、必要性的同时,民族语文翻译从业者也要看到翻译工作确实需要不懈的付出、长期的学习积累、耐得住寂寞和甘于奉献的精神。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确实冷门,也很难赚大钱。这就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必须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教育。其实,这些涉及民族语文翻译事业体制改革深层次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如何改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的生活待遇和发展问题。不管是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管理体制,还是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笔者认为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公务员(或者参公)管理体制的翻译机构属于行政岗位,但职位毕竟有限,行政性事务繁杂,对翻译业务工作影响很大。事业单位管理体制的民族语文翻译人员能够参加国家的职称评审,待遇和福利直接与职业贡献有关。实际上,这两者各有好处,也各有劣势,只有理顺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体制机制,才能够改善当前翻译工作的尴尬处境。为此,笔者认为,当前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应从体制机制上注重理清发展思路,以翻译事业本身的特点来构建发展模式。至于是采用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还是公务员管理体制,不能一概而论,但至少要达到动态平衡,不能差距拉得过大,由此根本不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五大方面。[6]近几年,党和国家采取措施加大加快少数民族文化建设。2006年,《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纲要》中提出要“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实施“新疆、西藏、内蒙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工程——支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各种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复制和发行”,设立“国家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和基金”,支持“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以及无线广播电视的覆盖。2007年,等五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事业扶持力度的通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工作扶持力度,其中就有重点补贴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编译人才的培养、民族文字新闻出版单位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走出去”的项目等。[7]2008年,国家民委、文化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要加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的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8]2009年,国务院专门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9号)。这些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大举措,大都涉及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要在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充分发挥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文化功能。为此,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从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角度科学定位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作为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权力重要举措,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确实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我国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力的重要体现。但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这仅是重要方面之一。民族语文翻译工作完全可以有更广的范畴,包括参加翻译整理少数古籍工作、向少数民族翻译介绍优秀汉文化典籍及将优秀民族典籍翻译成汉文等各种文化工作。2.要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审视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地处边疆地区,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对我国国家安全影响极大。近几年,不断有一些跨境语言通过书籍、广播影视、网络等途径对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进行文化渗透,误导少数民族群众,严重危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那么,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我们就应该翻(编)译大量优秀的文化作品(包括书籍、影视、网络等),来丰富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来源之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56个民族的伟大复兴。既然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联系紧密,我们就不能仅为一时政策所需来安排工作,而是有侧重地翻(编)译出版符合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实际的作品,切实满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3.要充分考虑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本身特点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本身是“一种跨文化的族际交流手段”[9]。一般地,不通晓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语言文字很难从事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至于成为优秀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研究者,那还得经过长期的学习积累。因此,从事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人员必须具有翻译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另外还得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翻译技巧,多向前辈学者学习,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者。2010年12月,国家民委专门《国家民委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委发〔2010〕198号文件),指出:“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是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客观需要,是各级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干部的桥梁和纽带。”这就明确了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加强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而不是忽视或边缘化这项工作。
当前,民族语文翻译工作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笔者认为,以下工作值得期待:首先,要高度重视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重要作用,突出翻译工作在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尽管当前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确实面临着人才队伍流失严重、待遇不高、社会地位尴尬等方面的问题,但正像前面分析的那样,国家已经在投入力量,不断重视和加强这项工作,这是值得欣慰和鼓舞的事情。其次,大力加强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建设是民族语文翻译工作不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相关管理机构应该联合部分高校、翻译机构、研究院所的力量,就民族语文翻译人才队伍的培养、培训问题拟定出一个具体规划(包括培养机构、培训场所、资金、就业等问题,都要统筹规划和考虑),尽快组织实施。最后,创新民族语文翻译工作的体制机制建设,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大力推进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的体制改革,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兼顾一定的经济效益,切实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