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范范文10篇

在以“知荣辱•立言行•做典范”为主题的

第四届国家xx局直属机关杰出（优秀）青年表彰和演讲大会上的讲话

（2006年4月28日）

同志们，青年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我首先代表局党组向刚才受到表彰的3名杰出青年和10名优秀青年表示祝贺，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在今后创造出更大的成绩！

再过几天就是“五四”青年节了。在此，我也代表局党组并希望通过在座的各位，向测绘系统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衷心的祝愿，祝大家节日快乐，青春永驻！

一、炎黄文化的全方位再现

当代历史文化小说的表现重心，较多集中在有文字记载以后的历史时期，比如杨书案、曲春礼、孙皓晖的先秦文化小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以及王占君的隋唐历史小说，而文字记载前的史前文化却少有作家涉及，而黎正光却匠心独运地将眼光投向了炎黄文化，开拓出新的文化表现领域。作者黎正光指出：“由于炎黄时代，是一个缺乏文字准确记载的时代，加之过去人们对史前文明缺乏考古依据，致使许多代代口传心授的人物与事件成为部分神话与传说。”①史料的缺乏、记载的缺失以及考古知识的严格要求，给试图表现这一文化领域的作家带来了重重困难，而黎正光却凭着惊人的毅力，历经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为真实再现炎黄文化积累了大量的考古知识。“为写作，我在二十多年的文化考察里，搜集了大量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等考古史料，并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医术、巫术、祭祀、星象、历法、血族群婚、对偶婚、石器、陶器、兵器、服饰、文字符号、丝绸、律吕、舟车、冶炼、丧葬等等作了一定研究。”严谨执着的创作态度最终换来了丰硕的艺术回报，《仓颉密码》如同一部五彩斑斓的炎黄文化百科全书，全方位再现了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描绘出一幅涵盖原始氏族社会各个角落的清明上河图，凸显出厚重的远古历史文化底蕴。《仓颉密码》重点表现了炎黄时期的文字、民俗，祭祀与部落文化，成功地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象形文字是描摹事物外形特征最原始的文字，作为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甲骨文凝聚着华夏民族的智慧结晶，是解读炎黄时期原始氏族文化的文化密码。《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发明象形文字，生动再现了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象形文字的诞生、演变与发展，比如仓颉描绘一只乌龟的侧面形状发明“龟”字，观察两个人行走发明“从”字，从吃鱼肉和羊肉联想到“鲜”字等。仓颉对象形文字的思考与探究，不仅显示出作者扎实的古文字知识功底，更是抓住了切入炎黄文化内核的文化符号。黎正光深刻体会到：“作为以象形符号为基源的汉字，便是我们文明古国根基最深的文化基石。可以说，华夏象形文字的诞生，无论从时间和作用上讲，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传统概念中的四大发明，象形字才是辉耀我们华夏历史的第一大发明。”炎黄时期氏族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古代先民对自然感到神秘而恐惧，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祭祀成为原始氏族社会重要的社会活动。《仓颉密码》详尽描写了诸多氏族部落的祭祀文化，涉及到服饰、法器、图腾、礼仪、舞蹈等诸多考古文化领域。小说中仓颉和石娃深入白狼部落，偷窥白狼部落的生殖崇拜仪式：“牛角号音骤然响起，猛烈的皮鼓声也响了起来。腰系皮裙身穿皮褂的男女在崖壁前吆喝着，扭动着，跳起了原始而野性的生殖崇拜舞。头戴狼头图腾冠虎背熊腰的巴江酋长在崖壁前领舞。”在炎帝部落祭青苗仪式上，“炎帝头戴一顶牛头图腾冠，上身斜穿一件虎皮褂”，祭司则是“头戴高高皮制神帽，插有两根长长羽翎”，“雨师右手持有一根一丈来长的檀木神杖，神杖顶端镶有一个白绿相间玉石雕琢的牛头饰物；雨师左手握着一个陶制沙锤，脸上涂有红色矿物颜料纹饰，额头涂有三条黑色线纹。”在祭司主持下，部落成员装扮成野兽狂扭身躯，在旷野上跳起了祭青苗舞蹈，挥洒着野蛮强悍的生命活力。《仓颉密码》从服饰、器具、祭品、场地、仪式等诸多细节，真实再现炎黄时期丰富多彩的祭祀文化，渲染出奇幻神秘的原始氏族社会文化氛围。此外，《仓颉密码》通过仓颉游历天下的足迹，从人文环境、自然生态、地理风貌诸多方面，生动再现了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特征的部落文化。仓颉首先来到的白狼部落，以狼头为图腾，以羊皮为服饰，具有粗犷奔放的草原游牧部落文化特征；炎帝部落居住的是坑屋和土屋，以农耕与驯养家禽为生存方式，祭青苗则是部落的祭祀仪式；西陵部落发明了丝绸，以养蚕织绸为劳作方式，蚕成为西陵部落的文化图腾，部落重大节日则是祭祀蚕神的活动，白象山部落、空桑部落，有熊部落也都有独特的部落文化。作者在扎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上，将目光回溯到中华文明的源头，生动再现了多元的部落文化，正是不同部落文化的交流融汇，才奠定了沿承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的文化根基，成为现代中华民族国家的雏形。

二、仓颉文化人格的塑造

仓颉是远古历史的传奇人物，如何超越历史史料的缺失，真实再现远古人物形象，是绕不过的艺术难题。《仓颉密码》在吃透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地想象与揣摩，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切入，紧紧抓住特定文化环境与人物性格形成的契合点，细腻表现出远古文化如何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仓颉的意识深处，从而形成特定的性格气质与言行举止，有效避免了远古人物塑造的现代化、理想化与意识形态化，成功塑造出立体真实的远古文化英雄形象。当代文化历史小说如唐浩明《曾国藩》、二月河《雍正皇帝》与刘斯奋《白门柳》，塑造的历史人物积淀着以儒家为主，间杂道、法、墨文化内涵，其文化人格塑造相对容易且有迹可循。而面对封建正统文化尚未形成的原始氏族社会，如何真实表现仓颉的文化人格、文化心理与思想情感？如何将仓颉这一传奇人物请下神坛，化作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血肉丰满的生命个体？塑造仓颉这一传奇人物可谓困难重重，作者黎正光将仓颉放在炎黄时期部落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切入到仓颉的文化内心世界，来表现其文化人格的蜕变轨迹。少年仓颉在神鹿部落由于结绳记事丢失猎物，受到酋长神鹿氏的训斥，赌气一定要发明新的记事方法，年轻气盛的仓颉为发明象形文字踏上征程，先后来到了白狼、炎帝、西陵、女娲等诸多部落，部落女子如巴英、芹姬、涿光氏、肖玑、竹媛、绿波、绿浪被仓颉所吸引，纷纷对仓颉表示出异性的倾心爱慕，仓颉甚至沉醉于温柔乡之中不能自拔，逐渐忘却了人生的方向，其文化人格更多呈现出原始生命的本能。随着仓颉游历不同部落，目睹了不同部落的图腾岩画、祭祀巫术、丧葬礼仪、群婚野合，接触到诸多的原始氏族文化习俗，积累了丰富的原始文化知识，旺盛的情欲逐渐冷却，文化内涵逐渐提升，文化人格由浮躁凌厉走向平和淡泊，发明象形文字深化为仓颉的文化心理内核，激发着仓颉的坚韧意志，成为仓颉一生的精神支柱。然而《仓颉密码》并没有把仓颉写成完美无缺的道德英雄，以至于脱离了当时的文化环境，成为某种抽象的思想理念的演绎，作者真实地表现仓颉糅杂并存的文化人格，让原始激情从仓颉生命深处肆意地喷薄而出。由于炎黄时期民族国家、伦理道德与家庭观念尚未形成，因此仓颉身上摆脱了政治理念的束缚，也超越了伦理道德的制约，呈现出充满生命强力的原始文化人格。仓颉发明象形文字既非出自崇高的政治信仰，也非为了民族国家，仅仅是源于丢失猎物懊恼后的突发奇想，显得非常真实自然。仓颉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英雄，仓颉好狠斗勇、野性冲动、贪恋女色，他每到一个部落就与女性交合，尽情释放原始的本能，仓颉也经常与部落其他男性发生冲突，动辄打架斗殴，暴露出了他性格中的鲁莽与强悍。作者并不因此对仓颉性格的负面因素进行批判，而是不动声色地将其如实再现，发掘远古先民的生命潜能，讴歌强悍有力的生命意志，从而使得数千年的远古英雄更加真实，富有鲜活的世俗气息与人性内涵，焕发出独立不羁的生命活力，彻底颠覆千百年来的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束缚。《仓颉密码》塑造的其他人物，如蚩尤、黄帝与金二伯等人物，既非传统的佛儒道文化人格，也不是现念的演绎者，而是一批充满原始生命活力与激情的远古英雄，他们张扬着独立人格与个性，丝毫没有受到封建文化思想体系的沾染，与原始氏族社会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黎正光将笔触深入到远古人物文化心理的深处，真实还原了早已逝去的古人心迹，使得历史人物性格发展按照自身的逻辑自然展开，与浓郁的炎黄文化氛围融为一体，显得真实自然又鲜活灵动，有效地解决了历史人物塑造过于现代化的顽疾。

三、民族文化精神的弘扬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萌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萌芽、成熟与传承的漫长历程，逐渐形成了以佛儒道文化为主体的思想观念体系，潜移默化沉淀在国民的无意识深处，成为数千年来薪火相传的文化精髓，也是区别其他民族文明的文化图腾。与其他文化历史小说不同，《仓颉密码》偏离了发掘佛儒道文化精神的传统模式，而是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中华民族精神的原点，深入发掘远古民族文化精神。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由于年代的久远与史料的缺失，较多在远古神话传说如夸父追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或民族史诗如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荷马史诗《伊里亚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得以表现。《仓颉密码》塑造了仓颉这一远古英雄形象，凝聚着远古先民的开拓进取精神，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仓颉冲破了鬼神血亲迷信观念的束缚，敢于创新发明象形文字，无疑点燃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文明的火种，自强不息敢于创新成为远古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素质，为创造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内驱力。自小受到结绳记事之苦的少年仓颉，在丢失猎物受到训斥后，便立志发明新的记事符号，仓颉受到燃烧篝火的启发突发灵感：“这世间万物，都有形状，我何不以这天地万物之形，描画出各种不同的形状，这不同的形状，就可作为不同的象形字了。”“我将用象形的方法来描画世间万物，这描画的方法就是象形方法，所以我就给这些描画的东西取名为象形字。”为搜集各种符号发明象形字，仓颉开始游历天下各个部落，考察了无数的图腾、石刻与岩画，历经重重险阻与考验，闯入白狼部落祭祀的山洞被追杀，拒绝了炎帝的酋长权位的诱惑，经受住大隗部落美色的考验，多次在蚩尤骑兵追杀下侥幸逃生，联合轩辕与炎帝部落战胜了蚩尤部落，最终发明象形文字造福天下苍生。仓颉身上所焕发出的自强不息精神，成为远古华夏民族文化精神的缩影，象征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精魂，寄托着作者对民族性格的思考与期望，正如黎正光所说：“仓颉身上，体现了我们华夏民族百折不挠，永远求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仓颉密码》对自立自强自信的民族精神的弘扬，在西方文化无孔不入的全球化语境下，凸显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文化的吞噬，西方国家大力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的文化观念，借助全球化的名义实行文化侵略。另一方面，五四以来在启蒙神话与现代化浪潮的驱使下，传统文化被视作充满毒素的文化糟粕被激进否定，内外两者的双重冲击，使得千百年来承传的民族精神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信仰缺失与盲目崇外成为当下最严重的精神症候。面对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与享乐主义等现代文明病的肆虐，黎正光以中国作家的良知与责任感，重新审视被遮蔽已久的远古文化资源，发掘出开拓进取的仓颉精神，从而激活了炎黄文化的生命力，衔接上断流已久的文化血脉，彰显出远古文化的巨大价值与现实意义，如陈寅恪所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因此，仓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发明中华象形文字，他在挫折面前表现的百折不挠的顽强精神，他在与命运抗争所激发出来的蓬勃生命激情，他在游历天下征途中所展示的独立不羁，复活了远古先民的文化心理与精神世界，反映出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改造现实环境的真实足迹，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找到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坐标。

同志是内蒙古大草原上成长起来的优秀少数民族领导干部，他的先进事迹表现出孺子牛公仆情怀，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春蚕到死丝方尽，烛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风貌和政治本色，为我们树立起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光辉榜样。

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正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的各项决策部署。深入学习牛玉同志先进事迹，对于进一步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鞠躬尽瘁、勤政为民，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加快推进经济转型进程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学习牛玉同志先进事迹，就是要学习他身上闪耀的三种光辉精神，争做五个方面的先进典范。

学习牛玉同志的三种精神

一要学习牛玉同志赤胆忠诚、鞠躬尽瘁的公仆精神。人民的利益高于天，这是牛玉同志的座右铭。他生前经常微服私访，深入企业、街道、社区、农村牧区等基层一线访贫问苦，体察民情，了解民意，亲手解决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牛玉同志在家里接待最多的客人就是那些素昧平生的普通群众。他对家人说：群众既然找上门来，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千万不能冷了他们的心。他常说：不能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宁可少上几个项目，也要解决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基本生活问题。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牛玉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情怀，体现了他不忘本色，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的崇高品质。

二要学习牛玉同志满怀激情、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人们对牛玉同志的评价是全自治区最有激情的干部。他也常说：只要我们生命一分钟，就要敬业秒。在担任自治区副主席期间，他坚持从抓项目建设和规划编制入手，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和运作，先后争取到一大批重点项目，为全区经济发展挂上了高速档。担任包头市市长时，他曾感慨要建设好包头，首先要热爱包头、献身包头。在他充满激情、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推动下，包头市经济发展一路闯关夺隘，整体实力和发展后劲大为增强。在呼市上任伊始他就提出，要让呼市的各项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好首府的龙头带动作用。在具体工作中，他不分昼夜地南北奔波、上下忙碌，抓建设、搞引资、促生产，使呼市的发展步入了个省会首府城市前列。

公义社区共有居民980户，2862人。社区两委领导成员8人（其中交叉任职2人），五名党总支成员中，大专文化程度3人，助理以上职称4人。党总支下设4个支部，8个党小组，90名党员。党员政治素质高，业务技术过硬，有50名党员能掌握1—2门实用技术，18名党员获得技术员以上职称，党员中有21名个体私营业户，10名种植、养殖大户。民兵连、团总支、妇代会、工会、经管会、治保会、调委会、社区商会、计生协会、老年协会、物业管理中心等群团社会组织健全，活动正常。居委会下设3个工作委员会，15个居民小组，51名居民代表。居民议政小组、理财小组组织健全，经常开展活动，能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社区领导班子团结协调，配合默契，具有很强的整体合力，居民认同程度高。各项规章制度如例会制度、学习制度、居民议事制度、居民理财制度、政务、财务公开制度、物业管理制度和社规民约等健全完善，运转正常。社区人心思上，邻里和睦，社会安定，为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思想动力。近三年来，该社区先后获得市级文明社区、市级示范社区、市级模范居委会、区“三个代表”学教活动先进单位、区“五个好”示范村（居）党组织等荣誉。

建设一个好班子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多年来，该社区一直把领导班子建设摆在首位，突出抓了以下五点：一是以换届选举为契机，选好配强社区两委班子。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干部“四化”方针及德才兼备的原则要求，实行“两推一选”，充分发扬民主，把那些理想信念坚定、宗旨观念牢固、工作作风扎实、群众信任拥护的同志选进领导班子，通过换届，班子年龄结构、知识层次、办事能力都有了很大改善。二是抓好社区干部的学习培训。总支书记和居委会主任每年都参加区里统一组织的培训，其他领导成员每年也都参加街道工委组织的培训，并把参加培训同干部考核紧密结合起来，防止流于形式。坚持两委干部周一例会制度，每次例会前拿出半小时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文件精神，然后研究部署工作，让每个干部都了解本周的工作重点，找准自己的定位。三是对社区干部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按照上级党委的部署，他们认真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达到了干部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目的。学教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干部素质的显著提高，增强了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群众满意，上级党委也充分肯定，给予高度评价。四是强化干部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两委干部有明确的责任分工，每年都签订工作目标责任书，严格考核，严格奖惩。实行干部包片联系群众制度，要求干部每年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走访入户，努力贴近群众，为群众解疑释惑，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他们还实行“首问责任制”，规定群众不管找到哪个干部反映问题，都要热情接待，不准推诿扯皮，属于自己分工能解决的，立即解决；自己解决不了的提交周一两委例会研究后，由首问接待人负责向群众答复。因工作不负责造成不良影响的，追究首问责任人的责任。五是加强工作网络建设。该社区人口多，覆盖面大，居民构成复杂，为保证工作快捷有效，他们不断加强社区基层组织的配套建设，居民议政、居民理财、居民小组、妇女小组、党团小组、民兵连、妇代会、共青团、工会、老年协会、社区商会等都紧紧围绕社区工作中心独立开展工作，配套联动，各负其责，有力地支持了两委的工作。

造就一支好队伍

党的方针政策要在基层全面贯彻落实，需要造就一支过硬的党员队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能否得到充分发挥，是衡量这支队伍是否过硬的基本标准。多年来，该社区十分注重对党员的教育管理，认真坚持“”制度，近年又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坚持每季度向党员和居民代表通报一次工作，搞好沟通，征求意见和建议，形成共识，然后由各支部、党小组向广大居民做好宣传和疏导工作。每个党员都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年度目标，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干部要带头做到。每年“七一”，党总支都组织系列活动，对党员进行宗旨教育、党性教育和纪律教育。认真开展党内“双评”和党员“十带头”活动。树立典型，实行典型引路。党员肖玉爱在每年助残日都向淄川特教中心的残疾学生捐款3000元，党总支书记赵庆毅同志为患病大学生徐鹏捐款1000元，还发动社区商会为其捐款5000元。**年，两委成员从年度奖金中各拿出1000元用于社会救助工作。坚持从严治党，对不能发挥党员作用、无故不参加党的活动、半年以上不过组织生活的个别党员，实行劝退除名，从而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搞好组织发展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符合标准的经济带头人入党，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考察，责任到人，跟踪培养，不断补充新鲜血液。

党总支十分重视团的工作，由一名总支委员专管团的工作。**年在广大团员中公开选聘团的干部，通过答辩推选，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团总支，并新发展了15名青年入团，壮大了团的队伍。不断对青年团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妇代会发动妇女小组长，积极协助计生部门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组织开展“双学”、“双比”活动及各类文体活动，今年六月又组织妇代会成员和民营企业妇女捐款6350元，救助特困学生。民兵连则邀请部队首长进行国防教育，每年防汛期间，都以基干民兵组成突击队，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

敬爱的党组织：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指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必然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证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思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思想指引，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顺利地进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我们不但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也要高举邓--理论旗帜。邓--理论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整体背景之下，中国哲学研究摆脱了政治化写作并慢慢走上了自律性的轨道。也许有人觉得这一点已经失去新鲜感而没有再提的意义，但对于经过了一个非常“特别时代”的我们来说，保持对它的记忆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当前我们所遇到的问题的性质。大概谁都会承认，如果没有这一过程，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很难说是中国哲学研究自律性状况之下的问题。比起中国哲学研究的他律性和单一性来，在很大程度是自行选择的自律性和多样性研究，的确使中国哲学研究显示了在60和70年代我们所不能想像的面貌，我们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并使“积累”成为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到相当的安慰和满足。但是，现在我们又焦虑地感觉到我们不能再安于现状了。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人们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寻找和诊断我们的困境。

姑且拿“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正当性问题来说吧!相应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大家对运用西方范式解释中国学问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深感不安。在人们开始对运用西方哲学范式和观念观察中国哲学常见方式产生怀疑的时候，有人甚至对通用已久的作为代表“中国学问”一个方面的“中国哲学”这一术语本身也发生了动摇。理由好像是说，“哲学”这一概念是“西方的”，它生长于西方并适合于西方，他所承负的那一大套东西都是与西方文化整体联系在一起的，让他成为代表中国一部分学问的化身，就使中国学问丧失掉了他的真实面目和独特性。在这种忧虑之下，拒绝西方观念和范式在中国运用的主张和放弃“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种逻辑，我们就必然要遇到这样一种局面，即撇开自然和技术领域，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几乎所有领域所使用的近代以来翻译过来的大量源于西方的“术语”（主要是通过日本翻译并输入进来，数量之多超出了人们的想象）都得放弃，用这些术语所命名的学科和学术分类都得改弦易辙。且不说这样做的可能性如何，关键是这样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意义。张之洞很早就拒绝使用“哲学”这一术语，因为他把“哲学”只看成是“西方之学”，并试图以“名学”或“理学”代替“哲学；王国维从“普遍性”的立场出发，坚持认为哲学是中国的固有之学，只是用名不同罢了。当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先生用“哲学”这一术语分别书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大纲》的时候，他们都认真思考了运用“哲学”概念的正当性问题，并从此出发建立起了为时代刻上了印记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按照张岱年先生的处理方式，“哲学”术语源于西方但“哲学”不等于“西方哲学”，因为他把“哲学”视为一个“共名”，在此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都是他的一个“属”。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方，“哲学”概念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概念，就像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一样。如果不从“类”的观点考虑问题，即使在西方也照样会发生使用“哲学”概念的困境。因为“哲学”术语起源于希腊，如果只能把它与希腊相联系而有所谓“希腊哲学”，那么把中世纪之后的“西方哲学”也称之为“哲学”就有困难。“哲学”概念在中国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不能说我们所说的“哲学”就“等于”西方所说的“哲学”。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不使用“哲学”，而在于如何在使用中不断地为“哲学”赋予新的意义，在于如何从中国哲学中发现哲学的丰富意义。同样，“中国哲学”也不是固定的产物，他会随着我们不断的理解特别是那种突破性理解而得到“转化”和“转生”。

“哲学”名词的使用只是一个例子，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广义上运用“范式”的正当性问题。不管如何，只要我们进行观察，我们就需要观察的“立场”和“视点”，而“范式”恰恰就是构成我们立场和视点的那种基本的东西。观察中国哲学的视点一旦改变，中国哲学的形象相应地就会发生改变。在稍早的黑格尔眼中，中国的历史似乎变成了一块凝古的化石，它毫无进展，千古都在重复着那永恒不变的东方****主义的老调：“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1]“它的显着的特色就是，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2]黑格尔的文明观不言而喻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在欧洲之外的东方世界特别是中国都被他边缘化为理性和自由的不毛之地。黑格尔的中国不变论和父家长制****主义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们对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看法，有人比喻为黑格尔咒语。[3]如果与更广的“启蒙叙事”或“反传统叙事”联系起来，我们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曾经被作为暴露和颠覆的对象感到惊讶。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仍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是，9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概念视为当然的一种设定。按照这种设定，作为与希腊、印度差不多同时并行的中国，也处在这个“轴心”之中并拥有轴心期文明的基本特征。[4]人们乐意接受这种设定，是因为它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世界文明观，满足了要求改变那种把中国古代文明边缘化的愿望。雅斯贝斯批评说：“在西方世界，基督教信仰缔造了历史哲学。在从圣•奥古斯汀到黑格尔的一系列鸿篇巨著中，这一信仰通过历史而具体化为上帝的活动。上帝的启示活动相当于决定性的分界线。因此，黑格尔仍能说，全部历史都来自耶稣基督，走向耶稣基督。上帝之子的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我们的年表天天都在证明这个基督教的历史结构。但是，基督教仅是其教徒的信仰，而非全人类的信仰。因此，这一普遍历史观的毛病在于，它只能为虔诚的基督徒所承认。”[5]真正讲来，人们不会轻易完全放弃黑格尔，不会轻易放弃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但雅斯贝斯的“文明轴心论”或其它的“多元文明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观察中国哲学的新视点，在这样的视点之下，中国哲学展现给我们的面貌自然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具体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为中国“传统”正名和辩护的立场重新兴起，以消解各种“反传统”的叙事方式，与此同时，史学领域中摆脱“疑古”思维方式的“释古论”也开始获得新的活力。于是，中国哲学形象就不再以一幅狰狞的面目而是以一种非常亲切的姿态出现了。但是以高度简化的“封建主义”和“****主义”立场进行反叛传统的要求，有时仍然让人感到非常强烈。如当传统主义和新传统主义者以失落、断裂和意识危机描述和忧虑“传统”在我们时代的不幸境况时，反传统主义者仍然坚持认为我们依旧被束缚在传统的枷锁之中，一心一意盼望我们能够尽早跳出传统的魔掌。人们面对“五四”的其中一个截然分明的立场，就是为“五四”新知识分子反叛传统赋予非常不同的意义。或者是把“五四”以科学和民主为为基础的反传统作为一个伟大进步和解放的象征，热烈地相信“五四”给予后世的价值和理想是那么多，而后世偿还给“五四”的却是那样少，结论是要不断地检讨和反省我们所处当下巨大现实对“五四”精神的背离；或者是把“五四”反传统作为问题因果之链的开始，坚持认为“五四”反传统犯下的过失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后来的许多过失，它不能不承担责任，结果反省和检讨“五四”反传统的缺陷就成为首务。对“五四”所形成的这两种不同形象，恰恰就是“启蒙叙事”与“反启蒙叙事”视点不同的结果。视点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有关“儒教”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把儒教、儒学与宗教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这是因为他们对宗教的价值观具有了新的立场。这是非常有趣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新儒家，基于他们对宗教的范式和视点，都把儒教与哲学联系起来而自觉地把它与宗教划清界限。在这里，他们对宗教价值的低估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价值观上，他们相信哲学高于与科学对立的宗教，把儒教与宗教区分开来恰恰是为了保护和复兴儒家的崇高价值。但是，当大家重新认识了宗教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侯，逻辑就被颠倒了过来。把儒教、儒家与宗教联系起来，或通过宗教的视角来观察儒教、儒家，却又成为提高儒家地位或重建儒家价值理性的一种方式。儒教与宗教关系的这种异常微妙的变化，不管有多少历史事实和文献上的根据和支持，但作为视点的宗教价值观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正如前面所说，只要基于范式的观察中国哲学的视点发生变化，我们对中国哲学的“兴趣点”以及由此所观察到的中国哲学的形象就会发生变化。这决不是公然鼓励或大胆支持人们任意塑造中国哲学。作为观察对象的“视点”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宁可说它构成了我们观察的可能性和前提。从知识论上说，“视点”类似于金岳霖所说的“意念”，它是知识者获得“所与”的方式；从哲学解释学来说，它类似于伽达默尔的“前见”，它是解释者的预先装备，是解释得以发生的条件。因此，问题进一步的关键在于“视点”本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被观察的对象本身无从反抗和拒绝我们的视点，这的确容易使人放松对“视点”进行严格的反省并不够谨慎地加以运用。不过至少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对此起着抑制作用。只要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知识共同体，承认存在着知识的一定可公度性，“视点”及其运用就难逃或被淘汰或被选择的命运，时间和历史一直扮演着最好的证人的角色。这促使我们不仅要严肃认真地建立观察的视点，而且要反复尝试视点投向对象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在视点与对象的往返之间形成相得益彰的互动和共鸣。

20世纪以来我们观察和思考中国哲学的主要范式和视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研究主要是在西方哲学范式和视点引导下展开的。在相当的时期内，这种方式整体上被人们认为是正当的和富有成效的，他使中国哲学展现出了以往我们所不曾看到的面貌。运用起源于西方哲学范式的过程，不仅在前提上肯定了范式本身，而且也因中国哲学与所运用范式的不同关系而使之得到不同的合理性解释。现在，这一方式越来越引起我们一些人的不安甚至是强烈不满了。

敬业作典范爱拼才会赢

-----河南周口市荷花支行驻土地储备中心项目经理李莉

我叫李莉，现年31岁，大专文化，中共党员，经济师。自1996年起，连续九年被被评为“周口分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1998年、2001年，被评为“省级优秀出纳员”荣誉称号，2002年4月被周口市农行荷花支行派驻到周口市土地储备中心任客户经理。

担任客户经理以来，我受过冷嘲，遭过热讽，流过眼泪，但我视农行利益为生命，把客户当亲人，当朋友，没有灰心，没有叫苦，在管好项目资金的同时，努力提高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采取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结合自身实际，按照“提高效率，完善服务，追求效益，保证贷款质量”的宗旨，以高度的责任心、真诚友善的态度，用诚心感动了客户，以服务赢得了客户，最终得到了土地储备中心领导和员工的认可和一致好评。截止到2003年底，周口市土地储备中心在我行的项目贷款余额为2000万元，周口市土地储备中心在我行的月均存款余额为3400万元，土地储备中心及其相关客户在我行存款余额一直保持在月均5000万元，全年创造效益近300万元。

贴心服务，换回东风志不移

我永远也忘不了自己去土地储备中心的那一天，在遭到许多冷嘲热讽的时候，强烈的责任心提醒自己，作为农行的派驻项目经理，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农行的形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给农行丢脸。我详细的讲解了我的职责，一是提供服务，二是协助做好贷款资金的使用，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通过讲解，使客户了解了农行派驻客户经历的真正意图，得到了客户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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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为协助产业提高生产力及品质，工业工程开始在台湾发展。1963年在台湾中小型企业的重镇台中市，东海大学成立第一个工业工程系，以满足加工出口导向的中小型企业对生产线改善和质量提升的现场工业工程人才的需求。1980年代，随着新竹科学园区的设立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因应产业转型对高级人力的需求，新竹清华大学于1980年成立第一个工业工程研究所，并于1984年成立第一个工业工程博士班，带动了台湾公私立大学工业工程教育与研究的兴起。大量的工业工程毕业生进入各个产业领域，在以制造和出口为主的台湾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早期台湾工业工程的科研人员和学者分散在机械工程、化学工程等应用领域，限制了工业工程主题性的发展。经学术界多年的努力与研究贡献，终于得到台湾产官学界的肯定，在1992年台湾“国科会”将工业工程独立设为一级学科，并由王国明教授担任首任召集人。此后，研究计划与“国科会”的经费补助均逐年增加，为工业工程的发展与人才的培育提供了充足的环境［1］。随着产业升级，以制造为主轴的台湾传统产业也陆续外移或转型成知识经济的高科技产业，这让工业工程在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开始转变，不断引进新的管理方法，借助科技的力量以协助企业改善营运绩效。所以工业工程涵盖的领域逐渐扩展到更多的层面，逐步转换成以经营绩效为导向。本研究探讨工业工程在台湾产业界扮演的角色定位及其改变，归纳出一套工业工程典范移转的架构来分析功能与人员分布层面的移转。并以3个不同产业的领导厂商台积电、台塑与富士康为案例来验证此架构，探讨其典范移转的成果，比较其典范移转的形态。

1工业工程的角色

早期在台湾的一些劳力密集型产业，工业工程部门是为了协助工厂大量生产环境下的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省而设立，工业工程的任务包括制定标准作业程序与作业时间，通过标准化与合理化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这时期的工业工程人员通常要针对制造程序的单元加工制造及其组装程序进行工作研究，进而制定其作业标准;这类型的工业工程组织多是包含在工程部门或制造部门内的课级单位，其角色可以称为“工作研究者”，定位在生产作业层级。

随着制造业的精进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这种角色扮演已逐渐式微，Bailey与Barley［2］以美国大学的工业工程课程内容来验证此趋势，同时呼吁工业工程人员应回归到工作研究的范畴，从基础的工程领域出发并结合社会科学以改善“工作”本质。然而制造技术与产业需求正在加速改变。高科技公司如半导体业具有制程演进快、机台种类多、制程复杂等特性，同时售价下降的速度也很快。所以为了快速达成量产与加速制造成本的下降，必须透过不断提升生产力和优良率来辅助制程及产品设计，并仰赖工业工程人员以提升机台的综合效能(overallequipmenteffectiveness，OEE)、降低生产周期以及存货等。因此，Padillo与Meyersdorf［3］提出半导体厂必须在厂长之下有工业工程部门的组织设计，并须包含3个功能群组。1)模式建构:包括产能规划、生产计划与管制、在制品(WIP)管理，以及生产线作业员数目规划等。2)工厂设计:包括新厂的产能设计与工厂布置，而旧厂也须持续进行改良。3)生产力提升:针对机台操作方式、维修方式及OEE定期追踪与分析，以持续发现提高生产力的机会。依据此精神，工厂的工业工程部门组织如图1所示。其中AreaIE是搭配不同制程模块，其功能包括机台生产力、工厂机台布置、人员配置以及工作方法改善等。CapacityIE的定位是产能规划以及维护产能之参数，并对瓶颈机台提出改善措施。Modelinggroup则是负责开发分析模式以辅助生产计划与制造系统设计等决策。这个组织架构已涵盖工业工程在半导体厂内的角色，目前半导体厂也多有类似的设计。其中，一部分计划时间周期较短的业务如生产线派工与机台效率可以由制造部负责，而中期的生产计划与产能规划则由生产管理人员与工业工程人员负责。这样的组织已能满足工厂管理和生产绩效的需求，但只涵盖个别工厂。当一家公司有多个工厂时就须有另外的中央单位进行厂间业务的整合以及处理跨厂资源分配的决策。

有别于在工厂的角色扮演，Riel［4］针对工业工程在工程经济评估上的角色提出其见解。工厂内的工程经济评估着重于单一机台更新或是产能扩充进行评估，但一般不会针对非生产的项目如信息系统、人因工程等计划来作经济性评估。Riel强调工业工程人员可以藉由其兼具工程与管理的训练，在制程工程师和管理会计人员之间扮演桥梁的角色。换言之，工业工程的角色是把工程人员的领域知识藉由成本模式萃取出来，经由合理的专业判断后再把成本信息转交给会计人员，其提出的概念架构如图2所示。同时，工业工程人员也须依项目性质来设计适当的经济评估程序与决策分析方法。如果项目的评估结果是无法接受的，也要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并指出可以改善的方向。这点也是工业工程教育必须广泛涉猎工程与科技知识的原因，唯有深入了解项目的技术内容，才能导引项目朝可获利和成功施行的方向设计与规划。工业工程不仅支持工厂内的生产决策，而且将触角延伸到生产以外的项目评估，能导引公司以正确的方式来评估一些策略性的项目如新事业的投资，发挥工业工程兼具工程技术与管理背景的专长。

工业工程除了要有好的分析工具与方法外，还要提高执行力，因此项目管理与变革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Sink［5］提出工业工程人员必须做变革管理的专家(changemaster)或是变革人(changeagent)，才能有效落实所规划的项目。他指出大部分项目改善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不是因为缺乏专业技术知识，也不是因为提供错误的解决方案，而是因为缺乏有效的项目管理、变革管理以及适当的团队关系管理，甚至组织再造。所以，工业工程的执行力来自专业能力、变革意愿与项目管理技巧。同时要面对3个层面的挑战:1)解决方案(solutiondelivery):工业工程有许多工具、方法以及解决方案，但应该发展完整具体的解决方案，并避免因对问题的认识不足而产生解决方案的偏差(solutionbias)。2)项目管理(projectmanagement):这个挑战不在于像PERT(programevaluationandreviewtech-nique)等技术，而是在于项目团队人员的领导与与变革过程的关系管理。3)变革管理(changemanagement):这是最动态变化与复杂的挑战，因为变革过程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而其效果也可能不如预期。台湾高科技公司中，工业工程人员的角色是多元化的［6］，就工厂管理而言是生产效率专家;就公司企划活动而言是资源整合者。工业工程人员的角色是一位对外能协调事务、整合资源，对内能利用管理手法及项目团队达成工作目的;另一方面，工业工程人员也是催化剂与诱导者(facilitator)，将变革顺利实施成功。1990年代工业工程人员在台湾企业流程再造(BPR，businessprocessreengineering)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些公司如飞利浦与台积电甚至由原有的工业工程单位衍生出组织效率或是营运效率等部门专门负责企业流程再造与变革管理的工作，以因应公司成长组织调整的需求。KuoW．［7］观察美国工业工程科系有减少的趋势，认为这是由于科技进步的速度太快，但工业工程无法与时俱进。早期的工业工程偏重于机械设计与制造，20世纪后期走向电子与电机领域，21世纪新兴的产业是生物科技与纳米科技，但工业工程人员对新兴科技的认识太少，同时生物科技与纳米科技的研究人员也不了解工业工程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因此，工业工程人员应该多了解科技与商业社会的脉动去贴近前瞻的需求，然后才能将正确的工具应用在问题上。

摘要：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在我国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对体育学科和学校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现实的操作中，存在严重的“应试教育”。笔者就此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体育中考；应试教育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加青少年体质的意见》（[2007]中发7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全面组织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并逐步加大体育成绩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成绩中的分量。”为全面贯彻落实这一文件，同时，也是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张扬和培养学生的个性特长，浙江省对2009年的体育中考进行了改革：(1)重视过程性评价，细化学习过程评价标准，使其更具操作性、合理性。评价检查内容包括：两课三操。即初中三年体育课成绩、体育活动课和眼保健操、早操、课间操的质量；《国家学生体质锻炼标准)达标的质量，即初三毕业生近两年数据分析汇总表。抽测部分学生指标；耐久跑训练指标质量，即1000米(男生)、800米(女生)得分和游泳。(2)加大体锻效果(现场考核)分值比例：中考体育总分为30分。(3)增加学生自主选择的项目：除50米为必测外。其余两项考试项目．学生都可进行选择：立定跳远和一分钟跳绳二选一；一分钟仰卧起坐和篮球运球上篮二选一。尽管各县市的情况不同所测项目也不尽相同，但改革措施有效地调动了教师、学生的教、练的积极性。体育中考成绩都较以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在实际的体育中考过程中，在操作方便与政策方面还有许多漏洞，给体育中考的可信度与实际效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仍然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在教学中，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应试现象”严重。

虽说浙江省在中考改革中明确提出要重视过程性评价，并明确规定评价内容包括两课三操，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县、市并没有把这项列入体育中考成绩，而是主抓要测试的三项。即考什么抓什么。这使得体育课内容单调乏味，学生也是被动的为了分数去学、去练，极大的减弱了学生对体育课的兴趣。而且，这种“应试现象”也势必带来以下两个结果。

其①考试内容与教材内容相脱节，与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要差甚远。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初中三年的学习内容应包括：球类、田径、体操、武术、游泳、健美操、舞蹈和野外活动，以及体育与健康知识等许多内容。而大部分的县、市，体育中考项目只涉及其中的几项，远远达不到新课程标准的要求。这使得教师在制定教学计划时无从人手。如果根据教学大纲安排则与考试内容搭不上边，但要是根据考试内容安排，那么又违背教学大纲的基本原则。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考虑到学生和家长们的需要，不得不违背原则以考试内容为中心制定计划。其②体育课变成素质课。就从我市的体育中考项目来看，除了篮球运球投篮属于技能项目，其余考的全是身体素质。为了给学校、家长一个好的成绩，不得不使教师把体育课改为训练课或是素质课。

初中阶段正是学生身体素质发展的关键时期，但由于我们的体育中考项目偏少，如果只把体育教学的目的仅仅局限在体育考试上，不遵循全面发展的原则，一味地追求考试的成绩，那么势必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