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范文10篇

“以德治国”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它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庞大的系统工程。当前，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加大道德规范约束的力度，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和教育，切实增强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道德修养和反腐蚀、反腐败的免疫力，努力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成为身体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从而影响和带动人民大众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以德治国”是重要的治国方略，干部监督是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举措。要严肃党的纪律，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干部监督工作。干部监督贯穿于干部工作的全过程，涉及的内容多，工作的范围广，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各级不仅要从健全法制入手，不断完善各项监督机制，落实好主要领导负责制，还要随着形势的发展，紧紧围绕“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干部思想道德观念形成的各个重要环节，进一步强化道德意识，规范道德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真正融于整个干部队伍建设中，才能有效抵制一切腐朽思想的渗透和侵蚀，才能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如何强化“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对干部监督工作的指导，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深化认识，在强化干部监督的“德治”观念上下功夫。

干部监督是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有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德治，这一传统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在评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地区的时候，十分注重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水准，尤其是执政的各级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讲究道德、民风敦厚、官员体恤民情的社会，这种追求几千年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因此，我们在加强干部监督工作中，要以关心爱护干部、提高干部自身综合素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强化“德治”的监督观念，把干部监督工作放在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大局去考虑，牢固树立干部监督工作为全党工作大局服务的思想，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丰富内涵，在强化干部监督的“德治”内容上下功夫。

“德治”的一个积极内涵就是对于“治者”的德行和德性有较高的要求。针对这一传统的积极内容，迫切需要大力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充分发挥其表率和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广义上包括“公德”与“私德”两个方面。“公德”是大众化的，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主要依赖于社会的整体约束和个人自我改造来形成的；“私德”是指干部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和思想作风素养等方面的内容，是干部监督工作的重点，具体可综合为五个方面：一是政治理论素质；不仅应具备基本的马、列、毛、邓理论素养，还要看干部本人平时进行理论学习的基本情况和态度，以及理论学习的成效，看其是否能理论联系实际，是否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实际问题，是否真正做到了学与用、行与知的统一。二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态度；一方面要看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定、决议的坚定性和创造性，有无消极应付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有无全局观念。另一方面要对其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进行有效监督，看能否在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看是否忠诚地实践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否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否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做工作的根本尺度。四是个人品行修养；看其为人是否品行端正、忠诚坦白、胸襟开阔，处事是否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无艰苦创业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能否把社会道德规范和党纪国法的要求变成自觉行为，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侵蚀。五是廉政勤政情况；看其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情况，看有无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能否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苦乐观、人情观，能否经受考验，过好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

一、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根本职能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根本职能，也是教师的神圣职责和义务所谓教书育人，就是教师既要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又要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也就是说，教师在传授知识、开发学生智力的同时.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门需要明确的是“教书”与“育人”是密不可分的同一概念。高校是培养社会高级人才的摇篮，目前确实有一些教师认为育人是小学和中学的事情，他们只注重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或者是一些教师把育人工作留给了班主任和辅导员，自己只顾讲学问、做学问，轻视和忽视育人工作，这在学校不是个别现象，有一定的倾向性。

教师教育的对象是社会的未来，教师通过自己的劳动将科学理论知识传输给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教师能将前人和社会遗留、沉淀的精神财富传递给年轻的一代，使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适应现实社会，延续社会的发展，更是重要的职责。科学的飞速发展，把学生头脑当作“知识仓库”的时代已经过去，通过十几年学习的知识就指望用上一辈子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储备式的教育已被智力开发式教育和素质教育所代替，培养人才不再以知识储备为最终目标培养学生锻炼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准放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因此说，教师不仅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更要调整自己的素质结构，教师不仅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更重要的是要发展人，要以能够培养出承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培养出担负起跨世纪责任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为己任。

二、为人师表是师德最高表现

教育是以人为工作对象的。教师要把先进的知识体系和思想意识传输到学生头脑中，就首先要赢得学生的尊敬、信任和爱戴，让学生接受你的个人，才能达到接受你的知识及思想。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校好比一种精致的乐器，它奏出一种人的和谐的旋律，使之影响每一个学生的心灵—但要奏出这样的旋律，必须把乐器的音调准，而这种乐器就是靠教师和教育者的人格来调音的。”学生如何看教师，他们在教师身上发现了什么;每一个教师或教师群体在学生面前表现了人的品质的哪一个方面，哪一些方面;教师的思想信念，教师精神生活的丰富性，教师道德面貌的完美性等等。所有这些属于教师或教师群体的人格魅力的表现，都是能够趋使学生检点自己、影响自己、鼓舞自己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那么，什么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呢？为了使问题更加明晰和易于集中讨论，本文在此把讨论的范围确定在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特别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以德治国”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它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和庞大的系统工程。当前，贯彻落实江总书记“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加大道德规范约束的力度，要以党员干部为重点，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和教育，切实增强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道德修养和反腐蚀、反腐败的免疫力，努力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成为身体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模范，从而影响和带动人民大众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以德治国”是重要的治国方略，干部监督是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举措。要严肃党的纪律，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干部监督工作。干部监督贯穿于干部工作的全过程，涉及的内容多，工作的范围广，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各级不仅要从健全法制入手，不断完善各项监督机制，落实好主要领导负责制，还要随着形势的发展，紧紧围绕“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干部思想道德观念形成的各个重要环节，进一步强化道德意识，规范道德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真正融于整个干部队伍建设中，才能有效抵制一切腐朽思想的渗透和侵蚀，才能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如何强化“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对干部监督工作的指导，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深化认识，在强化干部监督的“德治”观念上下功夫。

干部监督是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有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德治，这一传统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在评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地区的时候，十分注重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水准，尤其是执政的各级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讲究道德、民风敦厚、官员体恤民情的社会，这种追求几千年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因此，我们在加强干部监督工作中，要以关心爱护干部、提高干部自身综合素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强化“德治”的监督观念，把干部监督工作放在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大局去考虑，牢固树立干部监督工作为全党工作大局服务的思想，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丰富内涵，在强化干部监督的“德治”内容上下功夫。

“德治”的一个积极内涵就是对于“治者”的德行和德性有较高的要求。针对这一传统的积极内容，迫切需要大力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充分发挥其表率和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广义上包括“公德”与“私德”两个方面。“公德”是大众化的，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主要依赖于社会的整体约束和个人自我改造来形成的；“私德”是指干部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和思想作风素养等方面的内容，是干部监督工作的重点，具体可综合为五个方面：一是政治理论素质；不仅应具备基本的马、列、毛、邓理论素养，还要看干部本人平时进行理论学习的基本情况和态度，以及理论学习的成效，看其是否能理论联系实际，是否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实际问题，是否真正做到了学与用、行与知的统一。二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态度；一方面要看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定、决议的坚定性和创造性，有无消极应付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有无全局观念。另一方面要对其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进行有效监督，看能否在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看是否忠诚地实践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否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否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做工作的根本尺度。四是个人品行修养；看其为人是否品行端正、忠诚坦白、胸襟开阔，处事是否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无艰苦创业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能否把社会道德规范和党纪国法的要求变成自觉行为，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侵蚀。五是廉政勤政情况；看其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情况，看有无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能否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苦乐观、人情观，能否经受考验，过好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

自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和方略以来，理论界对“以德治国”已有不少解读。这些解读的具体观点虽然不尽一致，但大体上都是从治国手段的角度立论的。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和社会调控力量，当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建构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但道德首先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作为一种合目的性要求和文化价值而存在的，并且同人类的“终极关怀”联在一起。而“治国”所涉及的也不只是“如何控制”的方式和技术问题，同时还有价值立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因此，仅仅从“手段”或“工具”的角度理解“以德治国”，不但是比较偏狭的，而且还会由此引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把以德治国简单地归结于对人的道德教化与感化。基于科学的道德论和治国论，我认为应从治国依据、治国手段和治国目的等三大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

一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

摘要: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是新形势下管党治党的总要求，其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依规治党强调以党章为主体的党内法规体系对党员干部的约束作用，力求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刚性约束和教育评价;以德治党强调以教育为手段的传统道德对党员干部的教化作用，力求将思想引入“道德之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柔性引导和文化传承。二者相辅相成、互融互动，相互结合，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基础。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以德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和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将整顿党风、从严治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中央治党治吏的决心信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问研究。从党的十八大到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提出，再到党的即将召开，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实效、新进展。在新形势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必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视角下，对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加以梳理、总结及展望，推动党的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一、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

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党建工作随之也面临新形势、新考验。强调，“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1］从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实践发展来看，党的建设迈入了新常态。在这一时代课题和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应运而生。全面从严治党中“全面”二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哲理。从主体角度来看，“全面”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从对象角度来看，“全面”涵盖了从党员领导干部到普通党员。从内容角度来看，“全面”涵盖了从思想建设到制度建设，其中思想建设是灵魂、是根本，突出了道德、思想在党建中的作用，即以德治国;制度建设是载体、是保障，突出了规章、制度在党建中的作用，即依规治党。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组成，为历代国家领导人所高度重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就提出要从严治党，并将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2］邓小平多次强调党要管党的思想，始终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思想建设，一手抓制度建设。［3］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4］全面从严治党在以往从严治党的基础上，强调了“全面”二字，这就决定了在从严治党的内容上，以德治党要从严，依规治党也要从严。以德治党、依规治党分别为管党治党划出了党员干部行事标准的高线和底线，进一步丰富了从严治党的内涵与外延，体现了“全面”的真正含义。从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二者的辩证关系来看，依规治党强调了以党章为主体的党内法规体系对党员干部的约束作用，以德治党强调了以教育为手段的传统道德对党员干部的教化作用。二者互为补充、互融互动，同质同向、同频共振，前者力求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后者力求将思想引入“道德之笼”，二者共同织密织牢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笼”，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基础。

二、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刚性约束和教育评价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和主持人：

阳光、空气、花园、大地，我们渴望时刻置身其中。工作、家庭、社会、和平，我们期冀能够安身立命！亲人、朋友、友爱、幸福，我们祈求拥有永恒！

每一天，当我们迎着朝阳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自由施展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每一晚，当我们沐着晚霞返回归途、走进家门，尽情享受着家庭的温馨幸福；每一次，当我们呼朋唤友、徜徉公园街头，随意放飞着现实与梦想的翅膀……这一切，让我们感受着这世界无上的美好，倍增着我们对于这人间至真生活的眷恋。

今天，当我穿着这身海一般湛蓝的税服，头顶着闪闪发光的国徵，站在这讲台上时，（来自）我感到异常的激动。穿上这身服装时，每次我都禁不住看它一眼。或许是关注一下自身作为税务人的形象；也或许是兴奋自己又重新扬帆起航了。但它不由地时时让我知道，我是一名国税人，是一名道德的赤诚的清廉的国税人。

道德，以它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特性把我们每一位公民紧紧牵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一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我国早在孔孟时代就提出“礼义廉耻”等一套道德规范，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文化习惯。上世纪初，蔡元培曾经这样概括他所理解的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公民道德：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者尽于是矣。一个古老国度的现代化进程走到今天，对于公民道德的认识和理解当然应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深远，也更加具有社会进步的时代内涵。然而，曾几何时，随着改革开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公民却忘记了道德，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思绪繁乱之时，“好雨知时节”——在二十一世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共建和谐和谐社会”说出了内里的心声。

而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国税人，加强道德建设，做一名真正的国税人在新时代下显得如此重要。崭新的世纪大门已为我们开启。每个人都渴望祖国建设的步伐不断迈进。我们，一群为国聚财的税务官，一群共和国的收税人，唯有加强道德建设，加强自身修养，才能对得起这身海蓝的税服，对得起头顶的国徵，才能自豪地说一声，我是一名真正的国税务。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德治思想

[论文摘要]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新时期治国方略的理性认识。邓小平德治思想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

一、邓小平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德治理念的提出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德治理论的理论基石。

唯物辨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德治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德治的一切要素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因此，在进行德治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环境等多方面要素，避免孤立的看问题。同时，德治思想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存在规律的。因此，我们要取得德治的成效，只有认识和把握其客观规律，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对邓小平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多种多样的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就自然会产生出各种思想观点，造成思想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和加速社会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和延缓社会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德治思想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充分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使人们用先进的思想去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那么，什么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呢？为了使问题更加明晰和易于集中讨论，本文在此把讨论的范围确定在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特别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一、以德治校势在必行

1.“以德治校”,是对“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落实

同志在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条件下,于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首先使用了德治的概念,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以德治国”的思想,并明确赋予德治以新的内容,把德治与法治有机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①这是对治国理论的全面总结和阐述,也是对我国古代德治传统的批判继承和中国共产党治国学说的理论创新。宣传落实同志的以德治国思想,对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以德治国,其核心是德治。德治,即用德去治理,其有两层意思:一是要确立社会主体道德规范;二是要用它们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以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实行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用体现共产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去教育全体社会成员,提高其道德觉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德治国,落实到学校就是以德治校。所谓以德治校,就是贯彻“以德治国”的精神,坚持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来全面规范学校的教育教学行为。这是在学校里贯彻“以德治国”思想的具体体现。

2.“以德治校”,是学校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