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思想范文10篇

【摘要】没有专门论述德育思想理论，但在其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通过对讲话和相关文献的研究和分析,不仅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学习掌握在新的历史时期习对德育建设的新探索与新思考，还能进一步呈现出十八大后总书记关于德育思想的雏形与始廓。德育思想有其特征：一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二是继承性与时代性相融合，三是人本性与科学性相兼顾，四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结合。

【关键词】；德育思想；特征初探

没有专门论述德育思想理论，但在其系列的文献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通过对讲话和相关文献的研究和分析,不仅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学习掌握在新的历史时期习对德育建设的新探索与新思考，还能进一步呈现出十八大后总书记关于德育思想的雏形与始廓。关于德育思想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的系统论述，不仅为今后德育思想工作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还富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德育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它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德育理论的同时，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品质和内在特征。

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德育思想之所以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就在于在具体的德育思想工作中注重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深化发展对理论认识。

（一）深刻的理论性

一、关于德育思想的超越

长期以来，我党一向重视人的思想教育，将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生命线”和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在高等学校里也强调要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但是，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我们对研究生德育的自身规律缺乏研究，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式陈旧、落后。因此。尽管我们的教育者很辛苦，做了很多事，但在研究生思想深处还有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没有能够解决。一些从国外学成回国的导师和博士生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国内的研究生似乎没有什么价值判断的标准，找工作就是要钱多。在国外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压力很大，而国内研究生很轻松，拿个学位很容易，因而有些人觉得生活单调，缺乏一种激情和持久的动力。他们感到这种状况是十分可悲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研究生对思想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反而将此看成是束缚手脚的枷锁；还有一些研究生认为政治理论课炒冷饭，空洞乏味，没有实际作用，上课打不起精神，或干脆看其他书籍。这些情况在研究生中的表现比较普遍，说明我们的德育工作还没有真正到位，我们必须在德育思想上有所超越。

(一)统一模式的思想教育格局应该打破

也许是因为计划经济和传统思想教育方式的束缚，以往的研究生德育工作几乎采用同一模式的思想教育格局：同一层次的研究生上同样内容的政治理论课；从事思想工作的政工队伍习惯于用同一工作方法去对待不同层次、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研究生；开展德育活动较少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而且强行令其参加，将出席与否作为德育考评的内容；在德育管理中往往过于强调了“管”(管头管脚、管秩序、甚至还要管卫生)和“灌”(向学生灌输管理者的思想，其实有时灌输的思想未必正确)，而忽视了“引”和“导”(引导研究生自己去思考……。

近年来，这种格局有所改变，凡是德育工作取得成效的高校，往往都是实事求是地按照实际情况安排工作的。例如某高校根据国家对博士生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的具体要求，不拘泥于某一教材，不死扣教学时数和死板的教学方法，大胆进行改革，采用“集中强化、综合参与”、“课堂研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重视课程教学的后续效应”等综合措施，提高了博士生的学习兴趣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二)改变对研究生德育工作的传统看法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彭龟年等321名，不仅具名姓，且附列简历。明人伦的教育思想在他本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佐证。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结合当今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许多十五六岁的学生上完初中就失学了，很让人担忧。我们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是否有值得人们深思的地方呢？

二

一、历史未竞和时代呼唤的重大课题

关于继承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虽然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但由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际遇和革命、建设的任务，这一问题的解决始终同全盘性反传统的“拔根”运动纠缠在一起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解决。诚如国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末，弥漫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思潮和风气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作不遗余地的“拔根”运动，也许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和合理的，但并非是绝对正确和善美的。历史发展[/url]到21世纪，当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而必须强化民族化的应战成为一种价值共识，文化的主题自当超越“拔根”而要求“扎根”。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历史积淀和民众心理，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要坚持好继承优良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把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长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道德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德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以致使得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常常借助其传统道德来表现。现代德育是从传统德育变革演化而来的，既继承了它的许多合理的内核，又扬弃了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品德发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东西，并在新的层面和高度上加以发展。

现代中国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渗透和撞击时，如何既能保持本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又能吸收他国德育的有益成果，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因此，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体现国际性，前者要求新体系具有纵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一脉相承”，不致于“花果飘零”；后者要求该体系具有横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兼容并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并能独树一帜。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时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的现阶段，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首先，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德育思想，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捉升综合国力。党的十六大报告立足于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强调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应该说，报告的这一主张深得党心和民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没有振奋而统一的民族精神，国家就很难保持统一和稳定，更谈不上提高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谈不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环节，而且也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迫切需要挖掘民族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继承中华民族德育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的德育思想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注重成人之道的教育和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将家庭德育、学校德育、社会德育有机地统一起来，倾向于把德育生活化、行为化、全面化，浸润着内圣外王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光华，把个人的自我完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量齐观，从不离开社会的发展进步来谈个人的自我实现。这种德育思想恰恰有助于形成人我兼重、与群为一的民族精神。

[摘要]德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继承优良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源于继承，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传统德育思想开发的原则方针主要有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和综合创新，思路方法有尊重与发掘、清源与超越、转化与创造等。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之实现过程，就是中国德育的创新之过程和中国现代新德育的形成过程o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现代法制规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德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继承优良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源于继承，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之实现过程，就是中国德育的创新之过程和中国现代新德育的形成过程。因此，在德育创新过程中，坚持继承民族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创新的问题。

一、历史未竞和时代呼唤的重大课题

关于继承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虽然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但由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际遇和革命、建设的任务，这一问题的解决始终同全盘性反传统的“拔根”运动纠缠在一起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解决。诚如国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末，弥漫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思潮和风气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作不遗余地的“拔根”运动，也许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和合理的，但并非是绝对正确和善美的。历史发展[/url]到21世纪，当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而必须强化民族化的应战成为一种价值共识，文化的主题自当超越“拔根”而要求“扎根”。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历史积淀和民众心理，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要坚持好继承优良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把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长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道德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德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以致使得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常常借助其传统道德来表现。现代德育是从传统德育变革演化而来的，既继承了它的许多合理的内核，又扬弃了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品德发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东西，并在新的层面和高度上加以发展。

现代中国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渗透和撞击时，如何既能保持本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又能吸收他国德育的有益成果，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因此，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体现国际性，前者要求新体系具有纵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一脉相承”，不致于“花果飘零”；后者要求该体系具有横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兼容并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并能独树一帜。

[摘要]德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继承优良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源于继承，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传统德育思想开发的原则方针主要有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和综合创新，思路方法有尊重与发掘、清源与超越、转化与创造等。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之实现过程，就是中国德育的创新之过程和中国现代新德育的形成过程o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传统美德相承接、与现代法制规范相协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德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继承优良传统、创造社会主义新德育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创造源于继承，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造。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现代化转化之实现过程，就是中国德育的创新之过程和中国现代新德育的形成过程。因此，在德育创新过程中，坚持继承民族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问题，也是一个方法创新的问题。

一、历史未竞和时代呼唤的重大课题

关于继承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虽然近代以来一直受到关注，但由于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际遇和革命、建设的任务，这一问题的解决始终同全盘性反传统的“拔根”运动纠缠在一起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解决。诚如国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自19世纪中期开始直到20世纪末，弥漫于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思潮和风气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作不遗余地的“拔根”运动，也许这在当时是必须的和合理的，但并非是绝对正确和善美的。历史发展[/url]到21世纪，当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当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而必须强化民族化的应战成为一种价值共识，文化的主题自当超越“拔根”而要求“扎根”。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在解释制度建构和制度变迁时提出了“路径依赖”的理论。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历史积淀和民众心理，仍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因素。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要坚持好继承优良传统和体现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原则，就必须把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扎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丰厚土壤，才能真正生长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道德的参天大树。中国传统德育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并将继续做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以致使得华夏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特质常常借助其传统道德来表现。现代德育是从传统德育变革演化而来的，既继承了它的许多合理的内核，又扬弃了其中不适应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品德发展要求的糟粕和世俗的东西，并在新的层面和高度上加以发展。

现代中国在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渗透和撞击时，如何既能保持本国优秀的道德传统，又能吸收他国德育的有益成果，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已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严峻课题。因此，我国现代道德教育内容新体系既要具有民族性，又要体现国际性，前者要求新体系具有纵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一脉相承”，不致于“花果飘零”；后者要求该体系具有横向开放的功能，使中国道德教育内容“兼容并蓄”，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平等的话语权并能独树一帜。

一、“学为圣贤”：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标

圣、贤二字本来是指人类个体通晓天地万物的特质。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化浓厚的伦理色彩，“圣贤”的内涵逐渐过渡为一种以道德人格为主的理想人格。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睿智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在圣贤人格目标及其追求的论证与设计上，而儒家关于“圣贤人格”的德育目标的思想主要是从圣贤人格的优越性、圣贤人格学习的可能性、“学为圣贤”目标确认与分层等三个方面展开的。

所谓“圣贤人格的优越性”主要是说明圣贤人格是值得追求的（“最好的”）特质。第一，圣人是最合乎人性本质的道德人格。孟子曰：“圣人之于民，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孟子·公孙丑上》）北宋邵雍言：“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皇极经世·观物篇四十二》）明儒则称：“圣人与众人一般，只是尽得众人的道理”。（吕坤：《呻吟语》卷四《圣贤》）这一逻辑既为“学为圣贤”埋下了可能性的伏笔，也为“圣人”存在的可能性作出了论证。第二，圣人之所以能够出类拔萃成为“人之至者”乃是因为圣人与天道的统一。孔子说要“志于道”（《论语·述而》）。荀子也说：“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朱熹则干脆说：“道便是无躯壳的圣人，圣人便是有躯壳的道”。（《朱子语类》卷一三零）圣道合一，既加强了圣人的权威性，也强化了学为圣人必须“存天理”、“致良知”的必要。第三，由于圣人得道，所以圣人便成为人之极品，古人便赋予了圣贤以人格上的极致性乃至神秘性。《孟子·尽心下》曰：“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朱熹注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孟子章句集注·尽心章句下》）王阳明也说：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金，但以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传习录》卷上）《中庸》对“圣人”的解释则为：“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为了具备这种才德完备、富有魅力的理想人格，亿兆士子才产生了孜孜以求的持久动力。

儒家不仅赋予圣贤人格以得道与超凡的智慧与品德，使之具有了吸引人模仿、追求的效果，而且还充分论证了“圣人与我同类”、圣人可以学而至之的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的这番问答代表了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持久的人性假定与教育逻辑。为何人人皆可以为尧舜？重要原因之一是圣贤具有与凡人的同类性。《孟子·告子下》明言“圣人与我同类”。荀子也说“涂之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所以“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及至王阳明等人，更出“满街都是圣人”（《传习录》卷下）的惊人之语。由于儒家在将圣人神圣化的同时又一再强调圣人与我同类的特质，所以儒家的圣贤人格就具有可以趋近的特质。儒家系统内的教育家们对此一直充满信心。

圣人可以趋近是一个问题，如何趋近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趋近圣人？儒家的回答是：学而至之。荀子曰：“尧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变故，成乎修，修之为待尽而后备也。”（《荀子·荣辱》）朱熹说：“而今紧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此可超凡入圣。”（《朱子语类》卷八）由于儒家在逻辑上既描述圣贤人格的无比优越，强化了人们“心向往之”的冲动，又论证了圣贤人格可以学而至之的现实可能性，堵住了“虽不能之”的种种借口，所以“学为圣贤”便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古代史的一个具有特色的一贯的文化冲动。在“学为圣贤”的具体目标解释上，中国儒学曾有过许多智慧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针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梁启超为实现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亡，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公德思想。梁启超的公德思想以“利群”为核心内容，以国家思想、合群爱国、权利、自由、自尊自治等为具体内容。梁启超的公德思想启示我们在今天要充分发挥德育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切实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社会主义公德教育。

［关键词］梁启超；公德思想；德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道德意识淡薄、政治意识麻木，国家政权风雨飘摇，中国被迫开始近代化之路。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在出走日本期间，不断思考救国救民道路，提出“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即要实现救中国就必须实现国民的自新自救。因此，梁启超认为，国民公德的培养是培育新民、实现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因此，梁启超在其《新民说》中提出了在当时振聋发聩的公德思想，这一思想在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对于德育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梁启超公德思想的提出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已经初步完成了其现代化进程，他们为了抢占更多的世界市场向当时落后的东方国家发起进攻。沉醉在“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清政府对于外来侵略反应迟钝，穷于应付。当时的中国，在政治上，对外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蚕食鲸吞，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对内贪污腐败、统治腐朽。在经济文化上，小农经济逐步瓦解，文化教育僵化衰败，整个大清帝国摇摇欲坠。在这个民族危亡之际，时代精英纷纷提出自己的救国救民方案，中国因此被迫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清政府地主阶级的精英阶层最先体会到中国衰败的阵痛，于是作为应对西方挑战的应急措施，地主阶级的政治精英开展了以“勤远略”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这场运动旨在以军事工业的现代化带动和促进现代民用工业的发展，实现“自强”，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序幕。但是在这一现代化活动中，地主阶级的精英们始终没有条件突破传统性的束缚，只能在传统的制度和心理文化的土壤上嫁接先进的技术，最终随着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而最终破产。作为对洋务运动的否定和发展的维新运动，则是试图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向深入发展，其中政治体制的变革最引人注目。维新派试图学习日本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但是由于社会利益错综复杂，加之近代国民缺乏民族国家观念，特别是顽固势力囿于封建统治秩序，使得政治变革在短时期内迅速地积累起了大量的矛盾。地主阶级顽固派为了避免政治秩序的失序以及对自己统治的威胁，残酷镇压积极的维新分子，这一推进政治民主化的现代化尝试也只能在内部因素的破坏下以失败告终。至此，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的以工业化和民主化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化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在失败后，梁启超出走日本，“对梁启超来说是个人的一大不幸，因为这使他失去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其改良主义理想的机会和权力。但从思想方面来说，流亡是一次意外的良机，由于政治活动的暂时中断，使梁有充裕的时间发挥他的思想才华。”[2]梁启超在日本期间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化进程受阻的原因，将近代政治精英们对器物和制度层面的思考延伸到对人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文化心理的自我剖析和建构。他开始将变革中国、实现救亡图存的期望转向了普通国民，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提出“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将培育新民作为拯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径，将推进中国的现代化的重心还原到社会主体的现代化。梁启超提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1]可见，公德的培养成为当时挽救民族危亡的逻辑起点。但是，中国社会深受儒家传统道德文化影响，强调对人独善其身以及私人与私人之间的道德教化，而忽视对于涵盖社会和国家间公德关系的教化，在几千年的教育中“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1]例如，《皋陶谟》的九德，《洪范》中的三德，《论语》中强调的温良恭俭让、忠信笃敬等等，都导致社会“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1]在这样的道德环境下，“彼持束身寡过主义者，以为吾虽无益于群，亦无害于群，庸讵知无益之即为害乎！”[1]广大国民纷纷秉持束身寡过主义，缺乏公共意识，认为于集体无害便是一种德性，只享受群体赋予的权利而不尽己之责任，梁启超将之比喻为“无穷之债客”，对于集体“日夜蠹食之而瓜分之”[1]，从而造成国民一盘散沙的状态，国家无法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而日渐衰落。除却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一直将宗法等级制作为社会制度的核心，形成了以家族聚民的传统。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使得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具有不可分性。几千年来，公共生活领域的缺失也造成了近代社会公德捉襟见肘的不堪现状。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中国近代以来被迫地卷入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当中，面临着社会方方面面整体的、剧烈的和根本性的社会转型。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逐渐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种趋向于开放的经济状态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中的自给自足成分，打破了狭隘、散漫的生活状态，加之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中国近代社会商品的交往逐渐产生，与此相关的社会公共生活也开始出现并不断地扩大。从社会结构来看，每一次救亡图存的探索过程都逐步消解中国传统的家国一体的政治制度，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向着近代民主化的方向逐步前进，这使得社会中的各个基本领域从政治领域的强制统合中逐步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不可分性也不复存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已经不能束缚于单一强制的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社会公德成为保障社会公共生活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梁启超在当时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公德”思想。

二、梁启超公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摘要：朱熹主张学校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并且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即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他认为，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关键词：朱熹德育明人伦方法

南宋大儒朱熹是位著名的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学识渊博，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均有。《紫阳朱氏建安谱》附有朱熹著作总目凡41种，400百余卷，著述何止等身！非专业人士恐怕毕其一生精力也只能接触其宏富著作之一二，更不敢枉谈研究，对朱熹思想的发掘须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断的努力。下面就朱熹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说一点浅见，也只是隔靴挠痒，不得要领甚至谬误处，期待读者和专家批评。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市场经济日益发展，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高校大学生的德育教育面临着困境和挑战，大学生的道德状况喜忧参半。对于大学生道德状况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和儒家德育思想的精髓，将其思想和方法融入高校德育教育中，以寻求破解之法。

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大学生；德育教育

2016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强调了高校在培养人才过程中要重视道德的作用。报告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我们要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新时代的要求加以继承创新，并把这些核心思想在高校德育教育中融合贯通，古为今用，以体现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大学生是当代青年，是祖国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国家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学生的道德素质、精神面貌是一个国家精神文明发展水平的体现。因此，重视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一代，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德育教育，古有孔孟之道，尊卑礼仪、修身养性等是每个人的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大学生也应迈向求学生涯的新时代。但新时代大学生群体中却出现道德滑坡、行为失范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可借鉴儒家德育的思想与方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融入大学生的德育教育之中，以提高大学生的道德境界。

一、新时代大学生德育教育状况

大学生的德育教育，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的道德教育、思想教育以及政治教育等的总称。大学生德育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根据历年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的道德状况总体表现是积极向上的，但也存在着道德缺失和行为失范的现象。

1新时代大学生有志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道德状况总体态势积极健康向上作为新时代祖国栋梁的大学生肩负着服务社会，振兴国家的重任，他们关心国事民生、关心家庭自然、关爱自身发展。近年的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面貌整体呈积极健康向上的态势，他们衷心拥护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对党治国理政能力充分肯定和信赖；他们有较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党和国家在应对国际复杂局势和处理国内复杂问题时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有志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有95．4％的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表示乐观［1］。总的来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的大学生是积极乐观朝气蓬勃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一代，他们有抱负有梦想有追求，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兴起以及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大学生在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时容易陷入道德情感困惑和迷茫，道德观念模糊和易变、道德行为多面和叛逆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