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改革范文10篇

【摘要】与同是改革者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相比，邓小平不仅权力基础深厚、威望高，也更有改革智慧。他慎重处理历史问题、以渐进方式推进经济改革、寻求变革中的稳定秩序、掌控党内分歧和社会思潮、运筹有利的战略环境，既有力推进了中国改革进程，又稳稳掌控着改革进程。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开放；智慧；稳定

谈到改革，人们往往会把邓小平的改革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对照，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有截然不同的结局。不得不认可这么一个事实：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后失败了，邓小平改革把中国带上一条发展的道路，一条新的道路。其中机缘巧合，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两国改革的起始条件不尽相同等，但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最高决策者的威望和智慧。对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据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他有一次在飞机上偶遇戈尔巴乔夫，曾问过“苏联改革为什么失败？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在短短几年内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后回答：“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①如果硬要把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放在一起比较，我认为有两大不同。一个是政治经验、资历权威和权力基础，戈尔巴乔夫同邓小平没法比。这是历史形成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民意呼声很高，但民意如流水，因时而变，没有几年戈尔巴乔夫就失去了政治明星的色彩，人们转而追逐更加激进的叶利钦。二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策略有重大失误。古往今来改革者很多，但改革成功者很少。改革对最高决策者的智慧要求是很高的，一方面，要求改革者有能力破除各种阻力，推进改革进程；另一方面，又要求改革者有能力掌控改革进程，不至于使改革这艘巨轮倾覆。回过头来看邓小平改革，我认为至少有五个方面值得总结。

一、慎重处理历史问题

邓小平启动改革的时候，面临这样一种形势：一方面必须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从“”的阴影中走出来，从过去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轨道转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到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在这个大转折过程中，不至于发生大的动荡。或者说，既要纠正的晚年错误，同时又不能够损害党的权威。我认为这与1956年赫鲁晓夫所面临的状况有相似的地方。相比较而言，邓小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赫鲁晓夫的智慧高一层。从1978年起，开始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进程。在思想领域，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质上是一次摆脱“”理论和个人崇拜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领域，进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各方面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回来，重新凝聚了人心，并且为改革准备了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国的改革开始正是以这种观念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为前导的。在这一过程中，怎样处理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对的评价，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清楚，“”迟早要有一个结论，但他起初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不要匆忙作结论。后来他看到，把历史问题放一放，集中力量搞建设的想法不太现实，无论是结束对历史是非和恩怨的纠缠，还是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依据，都没法绕过历史问题的评价，而且国际上也有种种猜测，担心中国的政策出现反复。一个时期，“”结束前27年历史的评价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历史评价的核心是对和思想的评价。1979年10月间，邓小平改变了想法，决定起草一份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十分警惕“非毛化”的说法，也绝不搞所谓“非毛化”。邓小平讲过，.“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①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这是苏联发展必须要走的一步，但是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较粗糙，没有经过党内的广泛酝酿、讨论，就以个人秘密报告的形式在党代会上讲出来，而且很快报告就泄露出去，等于是在大家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扔下一个炸弹，引起苏联国内以及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大震荡。这个教训邓小平、陈云等人始终记着，他们力图避免这种结果，在评价问题上，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不是草率从事，而是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起草、讨论、修改，其中包括四千人高级干部的讨论，才做出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个起草和讨论过程，也是在党内达成共识的过程。邓小平为起草历史决议定了三条原则，“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②决议采取的方式是把思想和“晚年错误”区分开。在这个前提下，彻底否定发动“”的理论和实践，同时肯定一生“功绩远远大于过失”。明确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但对思想作出新的诠释，突出地强调它的“实事求是”的特性，强调要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这样一个处理方式在当时是引起质疑的，有些人认为逻辑上说不通。但是对邓小平来讲，他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通过继续肯定和思想，维护党的正面形象，避免像苏共二十大后所引起的剧烈政治动荡；第二，对思想做出新的阐释，为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铺平道路，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第三，通过这一决议，大体上使人们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论基本结束，可以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对《决议》的评价，从开始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对的错误批判不够，有人认为对的否定过了头。以今天的观点看，决议对历史的总结，特别是对“”的总结是不够的，仅仅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还不足以真正汲取“”的深刻教训。然而，所谓“历史决议”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决议，它要寻求当时党内外“最大公约数”，考虑政治的可接受性。不能否定《决议》在当时的历史作用，所谓历史作用就是“历史之锚”，把历史固定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向前走。如果当时不做出这一决议，不把历史问题敲定，可以想象，多方力量还会不断为历史问题而缠斗。从历史实际进程看，从中苏对比看，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二、以渐进方式推进经济改革

改革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邓小平对改革指导思想的正确认识，加快了我国改革的步伐，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它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对改革性质的正确认识上。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识到需要对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既然要改，就要确定一个改革目标，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确定以什么模式作为改革取向。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对改革目标和任务的理解都是相互关联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大课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历程。在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探讨。但在探索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了重大失误，以至于在改革前中国社会陷入了全面危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严峻的社会现实促使邓小平反复思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思考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思路没有停止在过去总结社会主义特征的层次上。因为过去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和特征造成的，许多就是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特征和原则的名义下犯的错误。在邓小平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就在于没有真正抓住社会主义本质，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的。1979年7月，邓小平就说过：“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这是邓小平最早论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谈话，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发展生产力。

改革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一直在批判“唯生产力论”，邓小平在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就把社会主义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这在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突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段话说明邓小平已经意识到搞社会主义必须抓住本质，制定政策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1990年12月邓小平更加深刻的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摘要: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和邓小平同志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改革提出了不同的指导思想，二者既具有一脉相承性，又有着各自的时代特色。新时代下，习在改革必然性、改革任务和改革方法等方面，不仅继承了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而且对其进行了创新、丰富和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对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思想

2018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邓小平同志改革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和发展，必须将改革进行到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发展变化实际不断推陈出新。改革进程中，习根据新时代新情况，汲取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精髓，结合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改革任务、改革方法等进行了创新和发展。

一、改革必然性思想比较

任何一种改革思想的产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我国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后，又进入到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要根据我国的发展实际和要求，通过改革来完成。邓小平同志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面对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及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现实，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几经困难与挫折，第三次上台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时候，努力尝试改变国家这样的状况，认真分析了我国当时的国情。第一，是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对党、国家、人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人们一致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必须承认，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计划经济集中全国物力财力搞发展，短期内确实对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国家不断发展，计划经济的弊端开始显露，由于计划经济较强的控制力，遭致了对市场调节作用的忽视，生产不能够适应人民的需要，人民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大大减弱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为应对这种局面，萌发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人民的需求由“物质文化”转变为“美好生活”，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人民的新需求，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过去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造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严重，经济上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等差距明显，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政治上，贪污腐败现象日益猖獗；社会上民生发展仍然存在不少短板，人民就业、医疗等面临不少难题；生态方面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等，这些矛盾和问题使得新时代下必须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习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改革思想。

二、改革任务思想比较

一、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历史回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如今重读《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我们会发现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

(一)关于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邓小平从正反两个方面做了阐释。从正面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做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从反面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邓小平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是当代中国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关于对外开放，邓小平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等不同角度做了论述：其一，回顾历史，“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其二，面向现实，“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其三，展望未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二)关于改革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

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不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也不是二十年。”他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来看改革的地位和意义，认为“这场革命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识到需要对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既然要改，就要确定一个改革目标，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确定以什么模式作为改革取向。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对改革目标和任务的理解都是相互关联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大课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历程。在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探讨。但在探索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了重大失误，以至于在改革前中国社会陷入了全面危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严峻的社会现实促使邓小平反复思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思考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思路没有停止在过去总结社会主义特征的层次上。因为过去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和特征造成的，许多就是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特征和原则的名义下犯的错误。在邓小平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就在于没有真正抓住社会主义本质，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的。1979年7月，邓小平就说过：“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这是邓小平最早论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谈话，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发展生产力。

改革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一直在批判“唯生产力论”，邓小平在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就把社会主义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这在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突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段话说明邓小平已经意识到搞社会主义必须抓住本质，制定政策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1990年12月邓小平更加深刻的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本质搞清楚了，改革的目标自然而然也就明确了。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搞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改革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而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落实到实际工作上，就必须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邓小平在改革的进程中，始终以此作为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摘要]邓小平关于改革本质的思想，从理论层面看，主要体现在他对“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两大论断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上；从操作层面看，主要体现在关于改革是基本制度调整、运行机制转轨和体制转型三位一体，量变和质变结合的观点上；从深层依据上看，主要体现在他对“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辩证统一的深刻理解中。

[关键词]改革本质；自我完善；第二次革命；两个必然

近30年的改革史说明，“为什么要改革”和“如何改革”的讨论将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拓展和深化，特别是改革碰到较多问题和较大困难的今天。因此，进一步加深对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特别是其改革本质思想的理解，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统一：邓小平关于基本制度、体制、机制问题的新思维

二次大战后，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世界的主题。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痛定思痛，一方面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汲取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优长之处，进行持续不断的社会改革和政策调整，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迅速抓住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相比起来，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40年代的迅速崛起和50—60年代的高速发展之后，却逐渐把在经济发展粗放型阶段，在对抗资本主义包围威胁情况下形成的一套观念和体制固定化，并把它与资本主义的现展完全对立起来，从而逐步走向僵化，痛失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期间的邓小平，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挫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对我国建国以来历史的反复思考比较，最终得出这样的认识：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必须下大力气真正弄懂和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这就使他能够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高度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改革、社会主义改革的本质又是什么、应如何改革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邓小平对改革本质问题的把握，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改革的两个基本定位上，即“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两个基本定位，都是体现改革本质的，问题是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这既是自1950年南斯拉夫改革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进程中一直未解决的难题，也是苏东改革最终背离初衷走向剧变的关键之点。

摘要: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主体内容之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它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加以提出、逐步展开并达到成熟的，其内容主要涵盖了“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中国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进行这样的改革”三大方面。新时代，深入学习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于深入理解和掌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形成;当代价值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就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思想，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社会主义改革思想。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是围绕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任务的重新认定而加以提出、逐步展开并达到成熟的。它的形成发展，又是与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相互伴随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新时代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前，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978年9至10月间，邓小平在谈到实现现代化必须解放思想、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时，就已经提到了改革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有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还提出应该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伟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同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又联系解放思想，克服官僚主义，提出了改革问题，他认为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等问题，“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同时，提出了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思想:一是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三是要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这些思想的提出，为确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显然，这一阶段，邓小平还主要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说明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的，这里所说的革命，也主要是指实现四个现代化，还主要不是从改革本身来揭示其性质和含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以及改革开放实践的逐步展开，邓小平对实行改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提出必须对现行领导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进行改革，这就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使之不仅成为经济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而且成为政治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的谈话中指出，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这就将改革开放这两大政策联系起来，进而从其思想实质上深刻阐述了实行改革的意义。同年10月初，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代表时，第一次谈到了改革的革命含义，并把改革开放相提并论作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宏伟目标的“根本政策”，并认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稍后，在会见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中则进一步提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那样的革命。”这一阶段，邓小平在讲到改革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明确地从政策重新选择的角度来讲改革，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解决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即全面改革;二是明确地把改革也归结为开放，强调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

【关键词】邓小平/行政改革/渐进式改革

【正文】

行政系统是国家权力体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构成及运行方式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由此决定了行政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将直接关系到一国行政管理的效能和国家的治乱兴衰。因此，应当谨慎地选择行政改革的途径与方式。

从各国实践看，行政改革的方式一般分为两种，即“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和“投石问路”的“渐进式改革”方式。所谓“激进式改革”，是指决策层把改革的目标公诸于众，然后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在较短时间内全面推行改革措施，争取一次性实现改革目标。而“渐进式改革”则是指在改革的实践中，根据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不断确定改革的任务和调整阶段性目标，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完成，从而达到改革的整体要求。对于当代中国的行政改革，邓小平主张立足实际，从有利于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稳定发展出发，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略。

一、我国行政体制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从我国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邓小平所倡导的这种渐进式改革思路和方略，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特点

[论文内容提要]农村改革是邓小平领导全国改革的先声,邓小平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和立足点,将中国改革步伐一步步向纵深推进｡邓小平立足国情､立足现实､破立结合､实事求是以及始终坚持安定团结的改革思想特点,是中国农村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对今天的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的解决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改革是邓小平领导全国改革的先声,农村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是邓小平确立其全面改革思想的现实依据｡邓小平正是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以农村改革经验为立足点,将中国改革步伐一步步向纵深推进｡

一､立足国情､立足现实,强调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摆脱了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经过1952年——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社会实现了两大转变:一是封建的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转变;二是封建的农民向社会主义集体农民的转变,从而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村社会呈现出百废待兴的局面｡

但是,由于受传统农业的影响,特别是“左”倾思想的干扰,把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诬蔑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把发展商品生产等同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为地阻碍了农村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从1957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1966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时期,情况更加困难｡”[1]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状况，并对它作出切合实际的估量。

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一般被称作人民民主制度。就国体(即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来说，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即政权的组织形式)来说，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政党制度来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国家结构形式来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在这种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制度，是历史形成的，是广大人民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进行选择的结果。

现代中国曾经面临着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即：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主张的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军事专政，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由某些中间党派的领袖人物和中间人士主张的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上自由、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由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受到了检验。其结果是：第一种方案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其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也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就是原先持有这种主张的人，除极少数走向反动以外，多数也承认了这种主张不具备现实性，因而在实际斗争中站到了共产党的一边；只有第三种方案，即共产党提出的方案，逐步地赢得了全国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的。这种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使得广大人民摆脱了几千年来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成了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它保护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它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与以往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根本不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不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而是依靠和保护广大人民的机关。正因为如此，与旧政治制度比较，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坚持这种基本制度。

既然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发展和改革的社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它的一些具体制度和一些制度的具体环节上还存在着若干缺陷和弊端。正因为如此，我们又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以便使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是，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这些矛盾。由于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这里，为我国进行政治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提供了理论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