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范文10篇

一、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是三位伟人的共识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所有政治家和革命家必须争取和动员的巨大社会力量，而与农民问题密切联系的则是土地问题。三代伟人都深刻地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

1.对农村和农民疾苦的了解是三位伟人重视农民问题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出身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从6岁就开始参加劳动，这使他十分了解农民的疾苦。他曾对梁启超讲过：“今之耕者，率贡其所或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民之困也。”[1](p.583)旧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据统治地位，地主和富农占据土地的70%到80%，农民占人口的八九成，但“现在的农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来耕田，所有生产的产品大半被地主夺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2](p.339)若是长此以往，农民便“不高兴去耕田，许多田地便渐成荒芜，不能生产了”。[2](p.340)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民生主义的实现程度，因此孙中山先生多次说道：“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解决一半了。[3](p.800)

也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很早便参加农业劳动，因而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他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4](p.110)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1927年1月，他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对农民和农村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孙中山和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基于民主革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状况，当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废除后，土地问题是不是不重要了呢？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低下，邓小平对此有充分的认识。邓小平早年一直生活在乡村，他很小的时候就帮母亲干农活，对中国农村的情况十分了解，他曾多次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5](p.238)“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5](p.117)

【关键词】邓小平//思想/理论指导/历史贡献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520(2001)04-0022-04

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对同志的评价，对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和思想，就成为我们历史研究和理论学习中永远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方面，邓小平有关与思想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行动指南，树立了科学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一

众所周知，在的一生中，他既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也在晚年犯过严重的错误。“”结束后，我们党内在如何看待一生的是非功过问题上，曾出现过“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不愿正视晚年的错误，并企图在实践中继续坚持这种错误；另一种则借口晚年犯了错误，而企图否定的伟大历史地位。显然，这两种错误倾向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都不可能对的历史地位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针对这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对的评价，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恰如其分。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对同样也不能例外。“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这一论断从整体上充分肯定了的一生是功大于过，从而坚决维护了在我党、我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3、邓小平爷爷植树

教学目标：

1、认识“邓、植”等13个生字。

2、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3、在读文感悟中，初步了解邓小平爷爷，激发保护环境，植树绿化的愿望。

教学准备：课前收集邓小平爷爷的资料及树木知识

摘要：邓小平科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内涵丰富，内容多元化，论述了科技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分别分析科技在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而且对科技进步的内在规律进行分析，以卓越的胆识，对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第一位变革作用，做出了科学判断，提出了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为核心的科技思想，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关键词：邓小平科技思想;战略;第一生产力;高度

1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1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这一论断，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一个新贡献。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充分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其是邓小平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相同的论断，其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发展的重要环节就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可以构成直接的生产力。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主要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构成，其中劳动者的地位又是最重要的。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生产力发展的全过程起到引导作用，促进劳动力提升，也使得生产要素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劳动力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邓小平在结合马克思主义论断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技术的功能和属性，结合中国的国情，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论断。1988年9月，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这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精髓。1.2科学技术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是核心要素，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关键力量。近50年，现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各个要素高速融合，并且渗透在各项生产活动中，切实提升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人类历史新阶段。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正如邓小平认为的那样，科学技术为生产力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并且确定了生产的主要方向，防止在生产中迷失方向。在大量的历史实践中可以充分地发现，这项理论指导着实践活动，实现了生产力的突破。在21世纪中期，人们成功地进行了科学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3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邓小平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了新的道路，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起到主导效果。很多新的工艺都是通过大量的实践得出，在科学技术的引导下形成。一系列新兴工业，都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从20世纪中叶一直到现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科学技术一直走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开辟了生产力发展的新领域，对社会生产力发展起到引导效果，在生产力发展环节中起到先决作用。在生产力的发展中，科学技术不仅仅起到先导效果，而且其还能促进生产力速度的提升。自从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理论在生产力发展实践中大量应用，提升了生产效率，缩短了生产周期，科学发现、技术开发和生产逐渐融为一体，更说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效果越来越突出，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其是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准。

2邓小平科技思想的战略重点——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1科技发展的基础——不抓教育不行。邓小平把科学技术与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深刻阐述了科技与教育的关系。认为科研要靠教育输送人才，教育和科研同等重要，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他把优先发展教育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大计。认为经济与教育、科学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教育的改善是提升社会经济的重要措施，通过教育可以促进科技发展，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全民素质也能得到切实提升，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结合科技革命形势和国内各项根据科学技术发展进行的改革方案，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环节中提出了新的方案，教育要实现现代化，要面向未来，要面向世界。教育要为促进现代化服务，为促进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服务，为迎接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挑战服务，确定了迎接和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总对策。2.2科技发展的关键——科研工作必须要走在前面。邓小平根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指出，要促进高科技的发展，科研工作必须走在前面。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的技术革命中，科学技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在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一些新兴学科的诞生，这些新兴学科又进一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切实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从研究开发到产业化的过程是，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科学技术这种超前于生产并对生产起着巨大促进作用的特点，即科学技术走在生产的前面，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最重要的客观依据。然后进行技术开发，最后才进入高技术产品化、市场化的阶段。根据高科技发展的规律性，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后来，在指导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始终强调“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的战略思想，并明确地指出各行各业各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这不仅符合我国的实际，而且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基本规律的要求，指明了我国科技与生产力发展的正确方向。2.3科技发展的重点——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邓小平倡导发展高科技，其提出要实现产业化，其一，应该充分挖掘中国科技潜力，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争取走在世界前沿。早在1986年，邓小平就与一些科学家建立密切联系，促进高技术研究，提升采用高技术研究发展规划，在“863计划”的促进下，我国的航天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都实现了很大的突破。当时邓小平确立了我国发展各项技术的领域，明确了技术的主题，共制作了15个主题，实现了很大突破，为20世纪末和下个世纪初的科学技术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国防建设。其二，邓小平顺应高科技的发展模式，促进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方向明确，将高科技迅速转化成成果，实现了科技产业化。在1990年，邓小平提出科技产业化发展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他指出：“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殷切地勉励大家：“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上述的一系列举措都进一步表明邓小平在科技发展环节的前瞻性，其在科技发展中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谋略家，可以准确地分析中国的实情。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稳定/安定团结

【正文】

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一难题。邓小平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在纵览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形势，深刻洞察中国近现展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独特的社会稳定理论。认真学习、深入领会邓小平这一思想，对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保持我国社会的长治久安，顺利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第三步战略目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保持社会稳定，是邓小平长期一贯的思想

邓小平的稳定思想，由来已久，它萌发于民主革命时期。早在1948年8月他写给中央和的《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就说：“人民对我们的第一要求就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1]因此，要推行团结大多数的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

建国初期，在主持大西南工作时，他更加重视稳定工作。1949年11月，就贵州新区的工作给二野五兵团的电报中认为，“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1]1950年5月，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又特别强调：“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1]7月，在欢迎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搞好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不出乱子，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同年12月，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1]

一

的创新思想是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背景下，在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刘少奇在阐释思想时着重强调思想在创新视角上的价值内涵。他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情况，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1)刘少奇的分析准确地把握了思想的精神实质，肯定了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伟大贡献。

思想的创新价值在于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灵活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上，坚信，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是勇于创新的党。如果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墨守成规、不思创新，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就不会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故强调：“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的创新思想在与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更加明确。20世纪30年代，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一度盛行，深刻认识到这一思潮的危害性。他严肃指出，教条主义的前途必定是革命事业的葬送，“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3)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谈到党的干部队伍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时，多次强调“创造力”，认为“创造力”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创造力”在这里的真正含义是指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上，的创新思想有着鲜明的体现。秋收起义失败后，领导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他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对中国革命的道路进行了创新性的思考，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正确阐述了中共领导下的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的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束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共和国的缔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上，的创新思想也有生动地体现。人民共和国的建国方案是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以创新的精神不断探索而逐步形成的。关于国体和政体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即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此后，多次论及这个问题。在1948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把“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改为“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经济方针上，创造性地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理论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在1956年4月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科学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1957年2月写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是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以创新的思维，全新的概念，提出和初步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中共“八大”提出的许多新方针、新设想是富于创新精神的，对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思想的创新性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邓小平曾精辟地阐释思想的创新价值。他说：“他创造性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4)

二

邓小平的创新思想是“”结束后，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的。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邓小平丰富和发展了的创新思想，并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全面理解邓小平的创新思想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内容提要〕本文对1977年之后至90年代初，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进行考察和评估，认为邓小平的决断是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出发，努力促进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不仅为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战略支点。邓小平在1989年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对策，使中国在西方的制裁面前，稳住了阵脚，并成功地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关键词：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对美政策/邓小平

邓小平自1977年在中国政坛再次复出后，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从对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作出决断，到积极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直至处理1989之后的棘手事件，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他探索出的一整套对美战略和策略思想，不仅对促进和稳定当时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们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和处理当今的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邓小平与1977之后的中美关系进行考察，并试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双方因为台湾问题，一直未能建交。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对中方做出承诺，要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因受“水门事件”的影响，无法实现诺言。福特继任总统后，在台湾问题上仍然是举棋不定，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陷入了僵局。这种局面直至卡特总统上台初期仍然未有根本性的改观。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1977年，随着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再次复出，打开对美谈判僵局的艰巨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7年8月，为寻求解决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CyrusVance）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向中国外长黄华提出，美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否定这一项声明，也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声明”。CyrusVance，HardChoice：CriticalViewsinAmericanForeignPolicy（SimonandSchuster，1983），pp.82-82.

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就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0页。）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注：《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这些思想表明：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民主与专政的统一。

和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本质的上述基本观点，他们通过对现存制度下两种类型的民主作深入的对比和分析，揭示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最高类型的民主，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首先，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指出：“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社会主义民主最本质的特征和核心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邓小平坚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人民民主的观点，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他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要把民主与专政结合起来，“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是资本主义民主所无法比拟的民主。指出：“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6～367页。）“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0页。）邓小平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民主的本来意义是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社会主义民主的出现，使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使多数人的统治第一次以国家制度的形式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利。与资产阶级民主相比，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的民主。

二关于民主的地位问题

【摘要】与同是改革者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相比，邓小平不仅权力基础深厚、威望高，也更有改革智慧。他慎重处理历史问题、以渐进方式推进经济改革、寻求变革中的稳定秩序、掌控党内分歧和社会思潮、运筹有利的战略环境，既有力推进了中国改革进程，又稳稳掌控着改革进程。

【关键词】邓小平；改革开放；智慧；稳定

谈到改革，人们往往会把邓小平的改革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相对照，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有截然不同的结局。不得不认可这么一个事实：戈尔巴乔夫改革最后失败了，邓小平改革把中国带上一条发展的道路，一条新的道路。其中机缘巧合，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两国改革的起始条件不尽相同等，但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最高决策者的威望和智慧。对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据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他有一次在飞机上偶遇戈尔巴乔夫，曾问过“苏联改革为什么失败？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在短短几年内就解体了？”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后回答：“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①如果硬要把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放在一起比较，我认为有两大不同。一个是政治经验、资历权威和权力基础，戈尔巴乔夫同邓小平没法比。这是历史形成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民意呼声很高，但民意如流水，因时而变，没有几年戈尔巴乔夫就失去了政治明星的色彩，人们转而追逐更加激进的叶利钦。二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策略有重大失误。古往今来改革者很多，但改革成功者很少。改革对最高决策者的智慧要求是很高的，一方面，要求改革者有能力破除各种阻力，推进改革进程；另一方面，又要求改革者有能力掌控改革进程，不至于使改革这艘巨轮倾覆。回过头来看邓小平改革，我认为至少有五个方面值得总结。

一、慎重处理历史问题

邓小平启动改革的时候，面临这样一种形势：一方面必须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使中国从“”的阴影中走出来，从过去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的轨道转到现代化的轨道上来，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到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在这个大转折过程中，不至于发生大的动荡。或者说，既要纠正的晚年错误，同时又不能够损害党的权威。我认为这与1956年赫鲁晓夫所面临的状况有相似的地方。相比较而言，邓小平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赫鲁晓夫的智慧高一层。从1978年起，开始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历史性进程。在思想领域，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实质上是一次摆脱“”理论和个人崇拜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领域，进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调整各方面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把几十年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回来，重新凝聚了人心，并且为改革准备了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国的改革开始正是以这种观念上和政治上的变革为前导的。在这一过程中，怎样处理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对的评价，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邓小平清楚，“”迟早要有一个结论，但他起初认为条件还不成熟，不要匆忙作结论。后来他看到，把历史问题放一放，集中力量搞建设的想法不太现实，无论是结束对历史是非和恩怨的纠缠，还是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依据，都没法绕过历史问题的评价，而且国际上也有种种猜测，担心中国的政策出现反复。一个时期，“”结束前27年历史的评价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历史评价的核心是对和思想的评价。1979年10月间，邓小平改变了想法，决定起草一份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十分警惕“非毛化”的说法，也绝不搞所谓“非毛化”。邓小平讲过，.“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①1956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这是苏联发展必须要走的一步，但是赫鲁晓夫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较粗糙，没有经过党内的广泛酝酿、讨论，就以个人秘密报告的形式在党代会上讲出来，而且很快报告就泄露出去，等于是在大家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扔下一个炸弹，引起苏联国内以及包括东欧国家在内的共产主义阵营的大震荡。这个教训邓小平、陈云等人始终记着，他们力图避免这种结果，在评价问题上，采取了很谨慎的态度。不是草率从事，而是经过两年多的时间起草、讨论、修改，其中包括四千人高级干部的讨论，才做出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个起草和讨论过程，也是在党内达成共识的过程。邓小平为起草历史决议定了三条原则，“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思想。②决议采取的方式是把思想和“晚年错误”区分开。在这个前提下，彻底否定发动“”的理论和实践，同时肯定一生“功绩远远大于过失”。明确思想“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但对思想作出新的诠释，突出地强调它的“实事求是”的特性，强调要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党的理论。这样一个处理方式在当时是引起质疑的，有些人认为逻辑上说不通。但是对邓小平来讲，他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主要有三个：第一，通过继续肯定和思想，维护党的正面形象，避免像苏共二十大后所引起的剧烈政治动荡；第二，对思想做出新的阐释，为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铺平道路，提供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第三，通过这一决议，大体上使人们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论基本结束，可以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对《决议》的评价，从开始到现在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对的错误批判不够，有人认为对的否定过了头。以今天的观点看，决议对历史的总结，特别是对“”的总结是不够的，仅仅从政治上彻底否定“”，还不足以真正汲取“”的深刻教训。然而，所谓“历史决议”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决议，它要寻求当时党内外“最大公约数”，考虑政治的可接受性。不能否定《决议》在当时的历史作用，所谓历史作用就是“历史之锚”，把历史固定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向前走。如果当时不做出这一决议，不把历史问题敲定，可以想象，多方力量还会不断为历史问题而缠斗。从历史实际进程看，从中苏对比看，我们可以体会到邓小平的政治智慧。

二、以渐进方式推进经济改革

改革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邓小平对改革指导思想的正确认识，加快了我国改革的步伐，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它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对改革性质的正确认识上。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认识到需要对过去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既然要改，就要确定一个改革目标，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确定以什么模式作为改革取向。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对改革目标和任务的理解都是相互关联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

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大课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历程。在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们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探讨。但在探索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了重大失误，以至于在改革前中国社会陷入了全面危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严峻的社会现实促使邓小平反复思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思考的过程中，邓小平的思路没有停止在过去总结社会主义特征的层次上。因为过去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是由于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和特征造成的，许多就是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特征和原则的名义下犯的错误。在邓小平看来，这里面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我们遇到的许多问题就在于没有真正抓住社会主义本质，没有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的。1979年7月，邓小平就说过：“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这是邓小平最早论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谈话，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发展生产力。

改革以前很长一段时期里，我们一直在批判“唯生产力论”，邓小平在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就把社会主义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这在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突破。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段话说明邓小平已经意识到搞社会主义必须抓住本质，制定政策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1990年12月邓小平更加深刻的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