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年鉴范文10篇

“人权宣言”是直接宣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想国”的基本文本。进入“德法年鉴”时期，伴随着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他开始了致力于解构这个“人权理想国”的历史性进程，即对“人权宣言”进行批判性的阐述。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他所批判的“人权宣言”，是指产生于美国和法国的第一批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权文书，即“是真正的、发现这些权利的北美人和法国人所享有的人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436页，以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其中以产生于18世纪法国的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91年、1793年、1795年等几部宪法中的人权条款最为基本。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不仅从思想史上解构了反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要求的“人权理想国”，从而把人权还原为一种应当被超越的历史权利，而且从理论上奠定了在人权问题上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的基本根据，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解西方人权问题的理论传统。

一、何谓“人权理想国”中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自从北美人和法国人发现和创立人权理论以来，西方传统的人权概念向来都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权概念包含着两大基本的领域，即作为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的公民权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狭义的人权概念则仅指后者，即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它的主要内容正如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指出的，“这些权利（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等等。在西方，对人权做出广义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既包括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的公民权利，又包括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是与近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的过程相适应的。两个领域的权利对于人的解放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尤为重视的却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即狭义的人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使人能够行使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第440页）这里所讲的“人权”和所谓“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指的就是不同于参与政治共同体的权利即公民权利的所谓“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也就是狭义的人权。人们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以及设立政府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保障这种狭义的人权。这意味着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虽然也是一种重要的人权，但实质上它只不过是保护狭义的人权的一种手段。真正被称为“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的，只能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即狭义的人权。因此，马克思在考察有关“人权宣言”的文件时，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权宣言”对于人权理解的实际内容以及这种人权所理解的“人”的实际内涵。他指出，“人权之作为人权是和公民权不同的。和公民不同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第437页）这就是说，在以“人权宣言”为代表的西方人权观的理论视野中，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

揭示“人权宣言”把“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这是马克思对“人权宣言”关于人权主体的理解的一种还原。然而，“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作‘人’，只是称作‘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为人权呢？”（第437页）这是从理论上进一步还原这种人权的主体和解构“人权宣言”的具体、揭示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实质所必须加以说明和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把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这直接与政治解放及其所造成的人的二元化发展有关。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

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第437页）所谓政治解放指的是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实现的人在政治上的解放。马克思在谈及政治解放时认为，政治解放的直接结果就是封建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和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消灭。他指出，“旧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呢？一句话：封建主义”。（第441页）这种封建主义通过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等形式，使市民生活的要素与国家生活联系起来，甚至直接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市民社会由此而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这意味着市民社会并非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而是受到政治国家的直接支配的对象。人作为社会活动的承担者也因此在“按抽屉般分类”的等级政治结构中被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并具有了普遍性质的假象，丧失其独立主体的意义。政治解放打倒了封建专制权力，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消灭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由于政治的领域同时就是普遍性的领域，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的解放，也就意味着它“从一切普遍内容的假想中获得解放”。这种解放的直接后果就是“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第441页）因此，个人的普遍生成直接就是政治解放摧毁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等为形式的封建专制主义权力以及消除笼罩在市民社会之上的普遍性假象的结果。同时，这样的个人由于消除了笼罩在其上的普遍性假象，直接体现为特殊性个体的存在物的性质，显现出作为个人私利战场的市民社会成员的本来面目，即成为独立的、利己主义的人。这样，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成为了这种独立的、利己主义的个人的竞争的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在政治解放的过程中，从市民社会中摆脱出来，并把自己确定为不受市民社会的具体因素影响的公共事务的领域，它确认市民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把他们当作国家主权的平等的参加者。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使人在本质上也发生了二元化的过程，即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又是政治国家的参加者。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独立的利己主义者，并且与其他成员处于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排斥他人的倾向。作为政治国家的参加者，他与他人一起处于公共事务的平等参加者的地位，他既把别人当作类的存在物，也被别人当作类的存在物。因此，马克思在谈到这种政治解放时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第443页）两个方面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前者赋予人的独立，后者赋予人的平等，它们都既是人的解放的重要标志，也是保证竞争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

“人权宣言”是直接宣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想国”的基本文本。进入“德法年鉴”时期，伴随着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他开始了致力于解构这个“人权理想国”的历史性进程，即对“人权宣言”进行批判性的阐述。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他所批判的“人权宣言”，是指产生于美国和法国的第一批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权文书，即“是真正的、发现这些权利的北美人和法国人所享有的人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436页，以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其中以产生于18世纪法国的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91年、1793年、1795年等几部宪法中的人权条款最为基本。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不仅从思想史上解构了反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要求的“人权理想国”，从而把人权还原为一种应当被超越的历史权利，而且从理论上奠定了在人权问题上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的基本根据，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解西方人权问题的理论传统。

一、何谓“人权理想国”中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自从北美人和法国人发现和创立人权理论以来，西方传统的人权概念向来都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权概念包含着两大基本的领域，即作为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的公民权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狭义的人权概念则仅指后者，即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它的主要内容正如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指出的，“这些权利（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等等。在西方，对人权做出广义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既包括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的公民权利，又包括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是与近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的过程相适应的。两个领域的权利对于人的解放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尤为重视的却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即狭义的人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使人能够行使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第440页）这里所讲的“人权”和所谓“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指的就是不同于参与政治共同体的权利即公民权利的所谓“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也就是狭义的人权。人们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以及设立政府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保障这种狭义的人权。这意味着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虽然也是一种重要的人权，但实质上它只不过是保护狭义的人权的一种手段。真正被称为“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的，只能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即狭义的人权。因此，马克思在考察有关“人权宣言”的文件时，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权宣言”对于人权理解的实际内容以及这种人权所理解的“人”的实际内涵。他指出，“人权之作为人权是和公民权不同的。和公民不同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第437页）这就是说，在以“人权宣言”为代表的西方人权观的理论视野中，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

揭示“人权宣言”把“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这是马克思对“人权宣言”关于人权主体的理解的一种还原。然而，“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作‘人’，只是称作‘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为人权呢？”（第437页）这是从理论上进一步还原这种人权的主体和解构“人权宣言”的具体、揭示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实质所必须加以说明和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把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这直接与政治解放及其所造成的人的二元化发展有关。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

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第437页）所谓政治解放指的是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实现的人在政治上的解放。马克思在谈及政治解放时认为，政治解放的直接结果就是封建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和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消灭。他指出，“旧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呢？一句话：封建主义”。（第441页）这种封建主义通过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等形式，使市民生活的要素与国家生活联系起来，甚至直接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市民社会由此而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这意味着市民社会并非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而是受到政治国家的直接支配的对象。人作为社会活动的承担者也因此在“按抽屉般分类”的等级政治结构中被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并具有了普遍性质的假象，丧失其独立主体的意义。政治解放打倒了封建专制权力，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消灭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由于政治的领域同时就是普遍性的领域，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的解放，也就意味着它“从一切普遍内容的假想中获得解放”。这种解放的直接后果就是“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第441页）因此，个人的普遍生成直接就是政治解放摧毁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等为形式的封建专制主义权力以及消除笼罩在市民社会之上的普遍性假象的结果。同时，这样的个人由于消除了笼罩在其上的普遍性假象，直接体现为特殊性个体的存在物的性质，显现出作为个人私利战场的市民社会成员的本来面目，即成为独立的、利己主义的人。这样，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成为了这种独立的、利己主义的个人的竞争的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在政治解放的过程中，从市民社会中摆脱出来，并把自己确定为不受市民社会的具体因素影响的公共事务的领域，它确认市民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把他们当作国家主权的平等的参加者。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使人在本质上也发生了二元化的过程，即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又是政治国家的参加者。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独立的利己主义者，并且与其他成员处于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排斥他人的倾向。作为政治国家的参加者，他与他人一起处于公共事务的平等参加者的地位，他既把别人当作类的存在物，也被别人当作类的存在物。因此，马克思在谈到这种政治解放时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第443页）两个方面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前者赋予人的独立，后者赋予人的平等，它们都既是人的解放的重要标志，也是保证竞争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

“人权宣言”是直接宣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想国”的基本文本。进入“德法年鉴”时期，伴随着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转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他开始了致力于解构这个“人权理想国”的历史性进程，即对“人权宣言”进行批判性的阐述。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他所批判的“人权宣言”，是指产生于美国和法国的第一批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权文书，即“是真正的、发现这些权利的北美人和法国人所享有的人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1版，第436页，以下引该书只注页码），其中以产生于18世纪法国的著名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以及1791年、1793年、1795年等几部宪法中的人权条款最为基本。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不仅从思想史上解构了反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要求的“人权理想国”，从而把人权还原为一种应当被超越的历史权利，而且从理论上奠定了在人权问题上马克思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的基本根据，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解西方人权问题的理论传统。

一、何谓“人权理想国”中的“人”

在马克思看来，自从北美人和法国人发现和创立人权理论以来，西方传统的人权概念向来都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权概念包含着两大基本的领域，即作为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的公民权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狭义的人权概念则仅指后者，即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它的主要内容正如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指出的，“这些权利（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等等。在西方，对人权做出广义的理解，即把它理解为既包括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的公民权利，又包括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是与近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的过程相适应的。两个领域的权利对于人的解放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尤为重视的却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即狭义的人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指出，“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使人能够行使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第440页）这里所讲的“人权”和所谓“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指的就是不同于参与政治共同体的权利即公民权利的所谓“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也就是狭义的人权。人们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以及设立政府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保障这种狭义的人权。这意味着参加政治共同体的权利虽然也是一种重要的人权，但实质上它只不过是保护狭义的人权的一种手段。真正被称为“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的，只能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即狭义的人权。因此，马克思在考察有关“人权宣言”的文件时，直截了当地揭示了“人权宣言”对于人权理解的实际内容以及这种人权所理解的“人”的实际内涵。他指出，“人权之作为人权是和公民权不同的。和公民不同的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第437页）这就是说，在以“人权宣言”为代表的西方人权观的理论视野中，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

揭示“人权宣言”把“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这是马克思对“人权宣言”关于人权主体的理解的一种还原。然而，“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作‘人’，只是称作‘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为人权呢？”（第437页）这是从理论上进一步还原这种人权的主体和解构“人权宣言”的具体、揭示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观的实质所必须加以说明和回答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把人理解为市民社会的成员，这直接与政治解放及其所造成的人的二元化发展有关。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只有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

的关系，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第437页）所谓政治解放指的是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而实现的人在政治上的解放。马克思在谈及政治解放时认为，政治解放的直接结果就是封建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和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的消灭。他指出，“旧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呢？一句话：封建主义”。（第441页）这种封建主义通过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等形式，使市民生活的要素与国家生活联系起来，甚至直接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市民社会由此而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这意味着市民社会并非独立于政治国家的领域，而是受到政治国家的直接支配的对象。人作为社会活动的承担者也因此在“按抽屉般分类”的等级政治结构中被固定在特定的位置上，并具有了普遍性质的假象，丧失其独立主体的意义。政治解放打倒了封建专制权力，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消灭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由于政治的领域同时就是普遍性的领域，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的解放，也就意味着它“从一切普遍内容的假想中获得解放”。这种解放的直接后果就是“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第441页）因此，个人的普遍生成直接就是政治解放摧毁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等为形式的封建专制主义权力以及消除笼罩在市民社会之上的普遍性假象的结果。同时，这样的个人由于消除了笼罩在其上的普遍性假象，直接体现为特殊性个体的存在物的性质，显现出作为个人私利战场的市民社会成员的本来面目，即成为独立的、利己主义的人。这样，市民社会实际上就成为了这种独立的、利己主义的个人的竞争的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在政治解放的过程中，从市民社会中摆脱出来，并把自己确定为不受市民社会的具体因素影响的公共事务的领域，它确认市民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把他们当作国家主权的平等的参加者。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化，使人在本质上也发生了二元化的过程，即既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又是政治国家的参加者。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他是独立的利己主义者，并且与其他成员处于激烈的竞争中，具有排斥他人的倾向。作为政治国家的参加者，他与他人一起处于公共事务的平等参加者的地位，他既把别人当作类的存在物，也被别人当作类的存在物。因此，马克思在谈到这种政治解放时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第443页）两个方面对于人的存在来说，前者赋予人的独立，后者赋予人的平等，它们都既是人的解放的重要标志，也是保证竞争得以正常进行的基本条件。

【摘要】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综述整理工作，对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进行梳理概括，在解读马克思原著的文本世界的同时，沿着马克思哲学世界观演变的几个重要时期，展示他关于人类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从而阐明马克思自身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考，探析他这一哲学思想与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及其现当代教育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解放;教育;全面发展

马克思哲学的主旨暨蕴含于马克思一生学术和政治活动中对于人类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是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的这一人类解放理想的实现也将意味着人类的全面彻底解放，描述了一幅全体人类得以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图景。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的要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习多次指出:“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之前也曾经谈到:“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要朝着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的目标迈进”。因此教育要承担起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土壤的重大社会责任，就必须将自己的目标与主旨确立在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及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这一高远的立意之上。马克思提出和完善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有一个由人本主义的抽象直观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考察的渐进过程。本文将沿着马克思哲学世界观演变的几个重要时期，展示他关于人类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逻辑，从而为“十三五”规划制定的当代深化教育改革的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提供价值取向上的参考意义。

一、马克思人类解放哲学思想的演变及其内在逻辑

1、批判“政治解放”，诉求“人类解放”

实践和实现人类解放是马克思诉诸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人类解放目标的提出和清晰化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即由声讨专制压迫致力政治解放，到反抗“经济暴政”寻求经济解放，再到反对一切奴役诉求人类解放。1843年10月马克思移居巴黎并直接参与工人运动之后，在《德法年鉴》发表了两篇对德国历史和现实进行批判的文章，在那里他明确提出“人类解放”的概念和理想: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批判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提出“人类解放”的目标;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进一步将人类解放的主体实践力量落实在无产阶级身上。1844年2月，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的经典论断中第一次指出:“鲍威尔的错误是在于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一般国家’，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出的条件只能说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全人类解放混淆了起来。”鲍威尔认为正是宗教限制了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德国犹太人要争取政治上的解放，只要放弃犹太教成为无神论者，只要使宗教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就实现了人类解放，基督徒也是如此。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本质，将宗教信仰与国家事务混为一谈。

近代法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法的形而上学。因为近代法哲学都以私有财产为既定的前提，从未批判和否定这个前提。离开法的现实基础，在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之外抽象地探讨法权问题，从而陷入法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法哲学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直到《哥达纲领批判》始终着力于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在颠覆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建构了在“感性活动”原则基础上社会存在理论。

一、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一般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法和国家，而不是法和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法和政治国家的基础；法和政治国家的本质必须从“本质的矛盾”即“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1]来说明。也就是说，法的形而上学的秘密和实质必须在市民社会本身的自我分裂中才能得到解释和说明，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在现实的矛盾中才能得到落实。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法哲学批判，就是这方面工作的继续和展开。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他不仅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而且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初步哲学分析的基础上，看到了政治解放及其所确立的法、人权的局限性，进而找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克服市民社会的异化状态，克服人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状态，实现人类解放的承担者。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是在一般的法哲学批判范围内进行的，但毕竟是他所实现的对法的形而上学的第一次清算，并且为以后在社会存在理论意义上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颠覆确定了基本的方向。尤其是马克思通过这个时期的法哲学批判，得出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2]的结论，为马克思进一步批判法的形而上学指明了方向。

二、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相互联系的三个层面阐明了自己对现代法权的辩证态度，即从异化劳动揭示了私有财产和现代法权的本质；从“法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的观点揭示了现代法权的起源和发展规律；从共产主义的立足点阐明了现代法权的辩证意义。马克思此时的众多表达还是抽象的，并且仍未从总体上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马克思毕竟开始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开始了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和现代法权之本质的深层次批判，基本方向更加正确了。

摘要：近代法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法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法哲学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始终着力于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在颠覆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建构了在“感性活动”原则基础上社会存在理论。研究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近代法哲学；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社会存在论

近代法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法的形而上学。因为近代法哲学都以私有财产为既定的前提，从未批判和否定这个前提。离开法的现实基础，在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之外抽象地探讨法权问题，从而陷入法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法哲学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直到《哥达纲领批判》始终着力于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在颠覆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建构了在“感性活动”原则基础上社会存在理论。

一、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一般哲学批判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进行批判的第一部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法和国家，而不是法和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法和政治国家的基础；法和政治国家的本质必须从“本质的矛盾”即“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1]来说明。也就是说，法的形而上学的秘密和实质必须在市民社会本身的自我分裂中才能得到解释和说明，对法的形而上学的批判也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在现实的矛盾中才能得到落实。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法哲学批判，就是这方面工作的继续和展开。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法的形而上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他不仅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而且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初步哲学分析的基础上，看到了政治解放及其所确立的法、人权的局限性，进而找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克服市民社会的异化状态，克服人权与公民权的对立状态，实现人类解放的承担者。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是在一般的法哲学批判范围内进行的，但毕竟是他所实现的对法的形而上学的第一次清算，并且为以后在社会存在理论意义上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颠覆确定了基本的方向。尤其是马克思通过这个时期的法哲学批判，得出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2]的结论，为马克思进一步批判法的形而上学指明了方向。

摘要：结合青年主体，比照经典作家的青少年成长，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青年的说服力；改善话语体系，通过各种形式的诵读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感性化、亲民化、日常化，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青年的感染力。回应利益关切，通过诵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让青年学生体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解决切身利益问题时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升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青年的号召力；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青年政治思想、道德水平与素质，完善高校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

关键词：原著诵读；青年；政治思；想及道德提升

总书记在《求是》2020年第17期发表重要文章，又一次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键在教师。”教师教学的关键在“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1]，从而“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总书记的反复强调，就是要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理服人，用经典理论分析政治，涵养正气，引导青年学生把读经典、悟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

一、结合青年主体，比照经典作家的青少年成长，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青年理想信念的说服力

同样的青年时代、同样的读书时期、同样的面临就业，同样的青春期、叛逆期、恋爱期，马克思却有着惊人的不同：完成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如何做到？1.站在道义制高点，树立远大理想信念。17岁，正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任性的年龄，马克思却拥有了不凡的见解和伟大的抱负，他在中学毕业时的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已经开始确立起为全人类服务这个崇高的理想了，当然此时马克思是以唯心主义为主导，还没有摆脱宗教有神论的束缚。考入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但他更喜欢哲学和历史。虽然起初很讨厌黑格尔哲学的稀奇古怪的调子，但后来一深入进去，就马上被迷住了，他写道：“在这惊涛骇浪的思想海洋上，我进行过长期的巡游和探索，我在这里找到了真理的语言，并紧紧抓住了它。”他开始信仰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去世后，他的门徒分为左、右两派。右派（老年黑格尔派）坚持黑格尔的反动、保守的思想体系；左派（青年黑格尔派）学习黑格尔辩证法，得出了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以布鲁诺·鲍威尔和赫斯为代表，他们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批判，轻视实践，只是口谈革命，实际上不关心政治和害怕群众的觉醒。马克思当时在思想上接近青年黑格尔派，并参加了他们的一个组织“博士俱乐部”，在这个组织中，马克思年龄最小，仅22岁，但他博学多才，使得其他比他年长的成员极为赞赏。鲍威尔钦佩地说，马克思是一个思想的仓库；而赫斯说：马克思是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但是马克思与其他成员不同，他更重视实践活动，他在23岁时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盛赞了贬斥神、主张精神自由的古希腊唯物论哲学家伊壁鸠鲁，歌颂了为人间盗来火种、带来光明而牺牲自己却被宙斯锁在高加索山崖，天天被老鹰啄食肝脏的希腊神化中的英雄普罗米修斯。这充分反映了马克思要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统治的斗争而献身的革命精神。但这时，马克思依然只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还不具备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观条件。2.把从事革命实践的活动同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者转变为辩证唯物主义者，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他始终坚持不断地把从事革命实践的活动同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在这一转变中，有两个时期是关键的。第一个时期，是24岁的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取得博士学位，本打算到波恩大学任教，但由于政府阻挠未能如愿，原因是他曾参加过思想激进的“博士俱乐部”的活动，与鲍威尔等一起发表过反政府的言论。1842年，24岁的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报纸订户由800户很快增加到3400户。在办报期间，他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多方面的问题，始终站在贫苦劳动人民的一边，坚决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有一次，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案”问题展开了辩论。林木占有者把穷人在林中捡拾枯枝当柴烧这个传统习惯做法看作盗窃林木，要求莱茵省议会作出法律规定，严加惩处。在议会辩论中，在国家生活中，与黑格尔哲学讲的根本不同，起作用的不是理念，而是等级制度和经济利益。黑格尔的观点一用来解释社会现实，就显得破绽百出，于是黑格尔哲学在他的心目中彻底动摇了。他转而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由于感到对批判黑格尔哲学和评价法国共产主义思想来说，自己的知识太少，需要从政治舞台退到书房学习。就在这时，费尔巴哈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宗教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著作，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使马克思受到很大启发。第二时期，是26岁的马克思在法国巴黎创办《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与那些仅仅鼓吹理论批判、脱离实践、蔑视群众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决裂了。这时，他还拒绝了普鲁士政府通过曲折途径要他去柏林做官，企图收买这位有才干的“刀笔奇才”的邀请，于是生活陷入了极大的困境。这样，坚持革命观点的马克思在封建专制的普鲁士无立足之地了，于是他决定去法国巴黎这个工人运动和进步思想的中心去继续研究和宣传革命理论，这得到了已经与马克思成婚的燕妮的支持。在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他还继续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时的态度是极为认真严肃的，他是怀着追求真理的巨大热情和忘我精神的。他在总结自己对待科研的态度时说：“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3]这些斗争实践和科研工作，使马克思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又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巴黎时期，他和卢格共同创办了《德法年鉴》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这些思想标志着马克思已经彻底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那么，在今天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年代。“90后”“00后”能否实现由空想到理想、再由理想到现实的过渡？能否实现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一句话，我们能否安全落地？答案：同样可以，至少可以从这个不凡的年轻人的成长经历中得到启发。

二、改善话语体系，通过各种形式的诵读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感性化、亲民化、日常化，增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青年的感染力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财政局及局支部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自己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以财政会计改革为重点，积极认真学习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省市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决定，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扎实有效地开展会计事务管理和全县会计集中核算工作，强化会计执法力度，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做出了一定成绩，园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自己××××年度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和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狠抓政治理论学习，增强廉洁执政意识，促进思想观念、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的明显改进。

会计集中核算制度改革是贯彻落实中纪委四次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是财政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为了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腐败而作出的正确决策。有利于解决会计信息失真，会计秩序混乱等问题，维护正常的财经秩序，实现勤政廉洁的政府形象。

首先，成立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建立起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纠风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并结合与县财政局鉴订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纠风工作责任书》。多次召开会议，具体研究、制定和细化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把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到岗位，形成一级抓一级，级级有责任。坚持自己负总责亲自抓，分管领导全力抓，把党风廉政和反腐纠风工作同业务工作同安排、同落实、同检查，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其次，狠抓学习教育活动，增强机关班子和广大干部职工的廉洁执政意识。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的宗旨教育是防止腐败的一项基础性方法。今年以来，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开展干部职工思想作风组织纪律整顿和狠刹“四股歪风”教育整顿活动，学习党的十六界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章》、《行政许可法》，加强对班子、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的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纪律作风教育、道德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增强抵御各种诱惑的自觉性和自控能力，减少产生腐败的源头。坚持每周的政治理论学习必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有关规定。同时，通过学习教育活动，使自己进一步增强了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提高了政治鉴别力和职业道德修养，巩固了宗旨观念，强化了服务意识、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牢固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增强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提高了拒腐防变能力。全年在各项学教活动中自己记学习笔记篇万余字，写心得体会篇。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明确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结合以上各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机关严格了管理，重新修订完善了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同志们学有依据，干有标准，规范行为，增强广大干部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自己及班子成员对照《廉政准则》和《责任书》及有关要求，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揭摆问题，自查自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出措施，立即纠正。经过测评，满意率达到了。

200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财政局及局支部的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自己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财政会计改革为重点，积极认真学习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省市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决定，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扎实有效地开展会计事务管理和全县会计集中核算工作，强化会计执法力度，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做出了一定成绩，园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自己2004年度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和执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狠抓政治理论学习，增强廉洁执政意识，促进思想观念、职业道德和工作作风的明显改进。

会计集中核算制度改革是贯彻落实中纪委四次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是财政工作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为了从源头上治理和预防腐败而作出的正确决策。有利于解决会计信息失真，会计秩序混乱等问题，维护正常的财经秩序，实现勤政廉洁的政府形象。

首先，成立了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建立起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纠风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并结合与县财政局鉴订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纠风工作责任书》。多次召开会议，具体研究、制定和细化本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把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人到岗位，形成一级抓一级，级级有责任。坚持自己负总责亲自抓，分管领导全力抓，把党风廉政和反腐纠风工作同业务工作同安排、同落实、同检查，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其次，狠抓学习教育活动，增强机关班子和广大干部职工的廉洁执政意识。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的宗旨教育是防止腐败的一项基础性方法。今年以来，组织全体职工认真开展干部职工思想作风组织纪律整顿和狠刹“四股歪风”教育整顿活动，学习党的十六界四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章》、《行政许可法》，加强对班子、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的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纪律作风教育、道德法制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增强抵御各种诱惑的自觉性和自控能力，减少产生腐败的源头。坚持每周的政治理论学习必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有关规定。同时，通过学习教育活动，使自己进一步增强了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提高了政治鉴别力和职业道德修养，巩固了宗旨观念，强化了服务意识、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牢固树立了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增强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提高了拒腐防变能力。全年在各项学教活动中自己记学习笔记3篇万余字，写心得体会8篇。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明确工作责任，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作用。结合以上各项学习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机关严格了管理，重新修订完善了包括党风廉政建设在内的各项规章制度，使同志们学有依据，干有标准，规范行为，增强广大干部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自己及班子成员对照《廉政准则》和《责任书》及有关要求，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揭摆问题，自查自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得出措施，立即纠正。经过测评，满意率达到了100%。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就国外马克思学家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英国著名马克思学家卡弗通过对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考察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程度，得出的结论是青年恩格斯思想领先于马克思；日本著名马克思学家广松涉基于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明确提出青年恩格斯引导青年马克思的论断；里格比等马克思学者也提出青年恩格斯对青年马克思有很大影响。笔者认为，国外学者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的探讨是有启迪意义的，但广松涉非常极端的观点却难以成立。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学术关系/国外马克思学

【正文】

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一直是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热点。先是初期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大为流行，然后是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致论”与“对立论”针锋相对。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学者(既包括“对立论”者也包括“一致论”者)还系统考察了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学术关系。不论是“对立论”者还是“一致论”者，在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结论惊人的一致：青年恩格斯极大地影响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鉴于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已经非常熟悉，对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也已有所评介，[1]本文主要对著名马克思学家卡弗、广松涉等人关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研究作一介绍和评析。

一、卡弗论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的关系

英国马克思学家卡弗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关系》一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来考察恩格斯早期思想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对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来考察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程度。1842年3月布鲁诺·鲍威尔被波恩大学解雇后，恩格斯的兴趣和抱负就从文学和哲学转向更直接的政治问题方面。这时恩格斯开始给《莱茵报》写稿，而几乎在同一时间马克思的撰稿对象也从《德国年鉴》转到《莱茵报》。两人都对1841年12月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以及当时的其他政治辩论进行了批评性评论：马克思针对财产法和济贫问题，恩格斯针对陪审审判制度和德国统一问题。在回应赫斯发表在《莱茵报》上的一篇关于集权与现代国家的理论性文章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合拍。马克思写了《集权问题》一文；[2](P289-291)恩格斯写了《集权和自由》一文。[3](P392-397)总之，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兴趣和观点是一致的，两人在各自的著作中都考虑了社会阶级问题，两人都不是典型的青年黑格尔派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