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范文10篇

[提要]时下"道德法庭"屡见于和其他媒体上，本文针对《刘庄村有个"道德法庭"》的报道谈点自己的感想，对"道德法庭"的称谓提出质疑，并法院的"指导"行为对司法权的不良及原因，以凸现"道德法庭"与法治的冲突，进而对"道德法庭"提出几点初浅的建议。

[关键词]"道德法庭"现代法治司法权

一、引言

三月十六日人民法院报主编的《正义周刊》53期有一篇报道--《刘庄村有个"道德法庭"》。其主要内容是在沂蒙山区苍山县地处偏僻、落后、民情复杂的刘庄村由于纠纷不断，依行政手段很难治理，为此九八年在该县磨山法庭指导下成立了"道德法庭"，"法官"由村里的9名威信高的老干部、老党员、群众代表担任，他们以道德为评判标准及时、主动地处理纠纷和做思想工作，收到了显著成效，即"自’道德法庭’建立以来，该村没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无一人上访，有力地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稳定。"这篇报道图文具备、生动形象，而且很及时的回应了"以德治国"的号召，不失为一篇好报道。但它引起我更大的兴趣是该"道德法庭"在上的意义和对法治的影响。在此谈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二、对"道德法庭"称谓的质疑

我对"道德法庭"有似曾相识之感，甚或是一种不自觉的亲切感，这也许是多数同胞们的感受吧！因为人普遍有着一种的深厚的道德情节，特别是在"功利主义"兴起、"道德滑坡"现象显著的今天，这种亲切感更加浓厚，它好象使我们有了精神上的满足感。然而这些都只是一种感性认识而已，当我理性地面对它时，"道德法庭"使我想到了法国大革命中罗伯斯庇尔专政时在广场上的道德法庭。在那里，道德成为审判的依据，法律化为乌有，许多人经过道德法庭的审判而成为断头台上的冤魂，却有无数法国人为之歇斯底里着。"起于反异化的道德理想本身发生异化，从神人同敬的理想实验国，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奢血国！"[01]时间往后推移近二百年，中国的中竟也演绎了类似的故事，以高尚的道德要求一切人，针对人的内心思想与道德进行批斗和审判，结果造成了当时中国人的普遍的不道德。这些泛道德主义观念造成的灾难足以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正因为如此刘庄村的"道德法庭"不可能是上述的真正的道德法庭，正如它的双引号所暗示的它是名不副实的和比喻性质的。这里的"道德法庭"只是在磨山法庭的"指导"下成立，司法人员只是对"法官"提供有关的法律咨询，并未直接参与，"道德法庭"的运作并无司法权的运用，它是一种类似与村民自治的组织而已。但是"道德法庭"这一称谓在媒体与日常生活中的热衷使用说明了在我们的意识或无意识中对"道德理想国"怀念。仅仅就这一称谓的使用无疑会强化国民的泛道德主义意识，能给中国法治之路造成不小的冲击。而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早在80年代初就有了陈忠诚教授发起的对当时流行的"道德法庭"的质疑，并以此称谓的逐渐消失为凯旋。[02]现在"道德法庭"又有复出之势，足可见中国传统力量的巨大。在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质疑此称谓。由于早有前辈们充实的质疑，我在此就简单地概括几点"道德法庭"称谓的弊端以示强调。（1）称谓缺乏性和规范性，虽然它只是一个比喻，但其本身就带有着法律与道德不分这种观念，如果再在大众中推广分明是强化了人们的这种观念。（2）称谓缺乏严肃性和准确性，容易误导大众，使民众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仰，甚至造成对法律的排斥。（3）称谓与市场经济观念不符。市场经济鼓励人们在不违反法律的条件下追求正当利益，而不是以道德为主要的市场行为评判标准。它的使用会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道德的建立。（4）称谓是"借用了法庭的名义，使其内容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法律的强制力量，从而制造出一种较有影响力的社会舆论，事实上达到了干预法庭公正审判的效果，影响了审判独立性的发挥。"[03]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背道而驰的。

本文作者：樊帅李克艳工作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法国模式

法国作为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传统国家，亦有法典编纂的习惯。在弱势群体的保护立法方面，较之德国更具有法典化的形式，但是由于法国是典型的福利型国家，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救助相比社会保险的覆盖面要小得多，原因在于社会保险已经成为法国社会的主要福利。［6］在立法保护方面同样分为宪法保护、一般法保护、社会法保护、专门法保护四个层次。与德国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保护方面，法国通过法典化形式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典》，为弱势群体提供了系统化保护。在宪法保护层次，1958年《宪法》序言中援引《人权宣言》关于基本人权的相关规定。在一般法层次，主要由《法国民法典》予以保护，该法也规定了妇女、未成年人、雇工等特殊人群的基本权利(可参见《法国民法典》第88条，第1384条，第1780条)。在专门法层次，法国制定了《社会保障法》与《劳动法典》，社会保障法以行业为标准对社会保险进行划分并明确规定了对“特殊待遇”享有人的保护。①由于法国社会保障的水平较高，几乎超越法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出现各种弊端，②被许多学者诟病。劳动法对劳动合同作出详细规定，并对劳动者进行保护。在专门法保护方面主要对特殊主体进行立法保护，涉及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老年人和农民等。除了以上法律外，在社会救济方面，③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

德法两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得失

弱势群体保护的立法借鉴，应当对他国经验进行比较分析，以批判的视角分析利弊，并结合本土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此基础上完善我国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一)德法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成功经验第一，社会保障立法完备，法典化程度较高，法律之间的协调性较强。德法作为高福利国家，社会保障体制是较为完善的，德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立法的形式确认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7］通过经验积累构建了一套合理完善的社保体系。法国在弱势群体保护方面与德国有许多相同之处，同样也是以法典化的手段对社会保障制度予以确认，但以行业为基础的保障体制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这是立法之初始料未及的，［8］尽管如此，法国的社会保障法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专门法保护方面，法国的立法是积极的，并且还建立了一系列社会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第二，立法层次清晰、形成多元化立法保护体系、实行宪法监督。德法两国通过立法形成了宪法、一般法、社会法与专门法的保护层次，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完备的保护体系。德国通过社会法系统化，将保障支出分为保险型、赔偿型、福利型与救助型四个方面。［9］前三类对弱势群体而言属于一般性保护，而救助型则属于针对弱势群体的专门立法。德国通过的《社会救助法案》确定了对弱势群体保护的“需要原则”(即满足失业贫困人群的生活保障需要和生命尊严需要)，以最低收入作为救助标准，［10］救助面涉及失业者、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由于德国法律历来秉持严谨性、逻辑性的特征，其立法的精细化程度可见一斑。法国立法体系与德国略有不同，其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复杂，由《社会保障法》规定，以四个保障制度覆盖全体国民，总制度覆盖私营工商业部门的薪金雇员与法国电气燃气公司职工，农业制度涉及农业雇员及其家人、非领薪者和农业人员，专门制度涉及公务员、矿工、飞行员、法兰西铁路公司等。［11］在社会救济方面以特殊人群为主，涉及儿童救济、老年人救济。第三，社会福利覆盖面广、救助机构专业化。德法两国的社会福利几乎覆盖所有公民，这是两国社会保障立法的有效结果。高覆盖率并不是短期能达到的，这与GDP成正比关系，并且还与该国的福利政策密切相关。德法两国的福利支出在本国GDP中所占比重都较高。在救助机构方面，德法两国都设立了专门机构进行保护，专门机构主要包括国家机构与民间机构两种。在德国，司法保护方面确立了司法机关的专属管辖制度，例如劳动法院专门管辖劳动争议案件，此外还设立了专门的社会法院对社会保障纠纷进行专门管辖。［12］在法国同样也有类似的机构，在社会救助方面有社会急救中心、aimayousi等。(二)德法两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不足第一，社会保障体制超越本国经济承受能力，造成严重财政负担。德法两国社会保障支付几乎占GDP总额的三成左右，由于高福利必须要有高财政支出为前提，高财政支出又以GDP作为基础，所以一个国家的高福利须依靠该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达到内需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由于近年来欧洲国家的高失业率(或低就业率)和社会老龄化的影响，经济形势一直疲软，这为高福利的实现带来了极大挑战。以法国社会保险的“转移支付”为例，法国的劳动力成本比经合组织(OECD)的平均成本高出7至8个百分点，且同期相比也呈现增长趋势［13］，而另一方方面，社会保险总制度的社会保险基金近80%来源于雇主与雇员缴纳的社保费，［14］，由于专门制度的需要使政府不得不将总制度中的社保基金“转移支付”给专门制度，然而一旦总制度中的社保基金出现“赤字”必然加重政府投入与税收，一方面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加重了普通劳动者的负担，由此必然给弱势群体的保护造成制度性阻碍。第二，社会保险与社会救济失衡，激化社会矛盾。德法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四个方面。由于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层次性，即首先参加社会保险，其次才是社会补助，最后才是社会救济，前两者属于一般性保障，后者则属于特殊保障，处于“补充”角色。由于特殊群体属于社会少数，故相应的立法较之社会保险就显得薄弱。

对我国弱势群体立法保护的启示

在功能上，两者差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调控对象的差异，法律同道德的结构由各自的功能所决定，法律在行为调控上要求的是人们的外部合法行为，而道德则不仅仅要求外部行为，同时更注重人们心里行为动机，产生内在的影响。从调控关系上来看，道德的调整是多元化的，没有明确标准，其主要是调整阶级内部关系，而法律则首先是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与冲突，其次才是调整阶级内部利益矛盾，标准唯一。此外，在调控角度与范围上，法律主要从权利义务角度控制调节人们的行为活动，不追究有道德缺失但没有违法的行为，主要针对破坏影响阶级利益与社会秩序的行为。而道德则是从现实利益的角度，调整人们现实生活活动与社会关系，道德的范围更为广泛。

总体来讲，道德同法律各有优缺点，与法律相比，道德具有灵活性、广泛性、适应性等优势，但由于其力量不足，导致其效用与法律相比较为有限，公共道德范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从另一方面来讲，法律则具有保障性、强制性、确定性等优势，具有很强的调整约束力量，但范围有限，对日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的覆盖面较窄。然而，从两者特征来看，道德同法律的差异看似对立，实则互补，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与协调，不仅在结构上互相联系，在功能上也是互相促进的。

公共道德法制化的内涵及时代价值

我国自古为礼仪之邦，中国传统道德主要表现在儒教上面，中国传统道德主要是自身的人格道德，自古以来，古人所表达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等思想精神都体现出了道德的内在特征。然而，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经济、文化、政治整体不断进步，道德的局限性逐渐体现了出来。面对着日趋多元化复杂化的社会，人们对待社会的眼光与行为更加体现出了自保性与谨慎性。其次，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使得每一个个体承担着各自的社会功能，道德观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逐渐体现了出来，社会主体之间的道德冲突不断。此外，从政治发展的方向来看，现代社会逐渐向高效、民主的政治治理模式发展，是一个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发展的模式，面对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唯有法律能够使社会道德规范提升到国家意志地位，同时更需要道德力量的补充发挥，为法律提供思想理念基础与价值的支撑。公共道德的局限性在社会交往范围的广阔性与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下日趋体现出来，现代化的道德，也有必要从人格道德转化为制度道德。

如今，社会公共道德的缺乏更加体现出了道德法制化的重要性。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疾病使我们的子子孙孙受感染，到今天也不能痊愈，他在书中强烈批判了中国人“窝里斗”、“脏、乱、差”、“死不认错”等现象，他的一语“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到了现代倒成了蛮荒之邦”不得不让现代社会人们加重对社会公共道德缺失的反思。如今社会上的公共道德丧失现象不胜枚举，例如13年3月4号吉林长春所发生的“盗车杀婴”案，作案者周某在盗走车后将车内两个月大的婴儿掐死埋在路边，这一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在强烈谴责之余不禁反思，公共道德与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如何共融。上海大学教授顾俊说过：“如果大家都觉得我可以随便欺骗人，坑害别人，而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陷入恶性循环。”面对触目惊心的道德沦丧事件，面对社会的“价值迷茫”现象，要提倡乐善好施的社会风气，进行道德法制化保护显得尤为必要，仅靠公共道德规范进行约束，已经无法取得成效，只有更严格的法制化实施才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社会与公众的行为。道德法制化是时代的要求，公共道德对社会的良性多元化发展起着关键的支撑作用，现代社会的公共道德，不仅需要体现到社会风俗等规范当中，更需要使道德体现出现代社会发展制度所体现出的自觉、明确与普遍平等的精神，邓小平曾经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见制度化的重要性。作为调整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法律法规与公共道德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城市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出现已有几百年历史，对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公共道德建设与法律法规已经较为完善，而我国由于历史原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建立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公共道德发展的缓慢让社会认识到了道德缺失所带来了负面影响，而道德法律化则能够弥补短时间发展所造成的缺陷。此外，再加上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公共道德处在较为混乱的阶段，新的体系尚未形成，而原有私德起不到良好的社会调节作用，因而，公共道德的法制化更体现出了时代价值与意义。

公共道德法制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在古代，教化子女是一项重要的家庭事务。为使家族世代繁荣昌盛，古人可谓煞费苦心。留下了许多经典家训，诸如《增广贤文》《颜氏家训》以及近代的《傅雷家书》等，这些体现了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剖析传统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与现代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背景及特点，从社会学的视角论析当代家庭道德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一、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传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教育子女的重担主要落到了家庭。在长期的家庭道德教育实践中，人们通过不断摸索积累了丰硕的家庭教育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道德教育文化。孔子在《论语》中记载“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司马光在《温公家范》中则指出“远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要义;远耻辱，是贫家教子第一义;至于科第文章，剖民儿郎自家本事”。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我国古代关于“家训”“家范”一类的著述，公开印刷发行的就有120多种，那些家族谱牒中记载的相关家庭道德教育，更是不胜枚举。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之所以受到上至统治阶级、下到平民百姓的重视，是因为它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传统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体现出家国一体

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注重“小家”与“大家”的结合。将家庭教育与社会大环境相结合，不仅涵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还涉及了家庭成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拉近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统一。如先秦儒家推行克己复礼、推己及人的思想，发展到后期出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的论断。宋代更有“民胞物与”“仁者与物浑然同体”的学说。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将家庭教育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认为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把家庭道德教育中的孝悌思想带入到社会中，使其得以推广，在处理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可以更加游刃有余。传统的家庭道德法制教育认为“孝”是“德之本”“人伦之始”。它不仅指孝敬父母长辈，还上升到了“以孝治天下”的高度，甚至成为古代君主治理天下的重要凭证和基础。《大学》中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放在首位，因为它是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熏陶出一个人的优秀品质。“齐家”则是建立在修身的基础之上。同时“修身”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只有具备了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丰富的才学，才可以在社会上大展拳脚，在治国平天下的进程中一展所学，建功立业。

(二)传统家庭道德法制教育体现出与宗教相结合

本文作者：孙光妍毕晓棠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从深层次去思考廉政建设的完善问题:只有靠道德防范于未然,靠法律惩治于已然,实行预防与惩治双管齐下的措施才是当前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保障。由于目前法制建设已日趋加强,而道德规范建设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因此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实行德法兼济的治理手段才是完善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德法兼济完善廉政建设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制定职业道德法律

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生活和专业领域的分殊,导致职业道德的兴起。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履行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职业范围内的特殊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职业道德具有特殊性,不同的职业其道德内容是不同的,如医生的职业道德主要是救死扶伤,而教师的职业道德主要是教书育人。同时职业道德与个人道德也是有区别的,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应体现是职业道德,在工作时间以外应具备个人道德。我们知道道德建设作为防治腐败的第一道防线是脆弱的。首先,道德建设主要靠自律,而自律的力量是有限的。自律对那些具有道德心的人有效,对那些利欲熏心,丧失道德心的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他们不可能自觉接受没有强制性和威慑力的道德规范的约束。在腐败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等不道德行为就有可能滋生蔓延。其次,道德依靠舆论的力量来保证实施,而舆论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因为舆论的褒扬不能激起所有人的道德理想,舆论的谴责也不能唤起所有人的道德良心。第三,公务员道德的核心内容是权力道德,公务员道德对公务员职业行为的约束最主要、最关键的也是对其权力的约束。而对权力的约束,仅凭软性的道德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强制性的制度约束力量,即得到以法律为后盾方能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和公务员的认真履行,这就是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建设。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就是以立法形式把公务员的从政道德规范确定下来,并以法制力量保证他们有效实施。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一部关于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立法,尽管已颁布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对司法领域内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但这些法律中仅有部分条款是关于其职业道德的规定,并不是完全的职业道德法。而许多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已经制定了完全的廉政道德法律。如美国在1993年制定了5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6、菲律宾在1989年制定了5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6,他们都以立法的形式规范了公务员的从政道德,并以法制的力量保证其有效地实施。我们国家如能及早地制定出这样的从政道德法就可以明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规定对公职人员从政道德教育和监督的措施,确认管理廉政事务的机构及其职责权限,具体规定对违反从政道德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及程序。总的来说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国家利益至上,忠实地履行法律规定,公正地执行公务,恪尽职守,严禁利用公职及其影响谋取私利。维护政府的公正形象,提高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保持秩序稳定。具体的行为规范主要有:(1)严禁在公务活动中送受礼品。(2)不准经商。(3)限制公职以外的活动。(4)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5)禁止不正当使用政府未公开信息和国家财产。(6)回避。(7)对离职人员活动的限制。有了这样的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律,国家机关中的公务人员就有了具体的良心规制,在其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努力做一个好官。职业道德法律建设除了内在制约之外,还有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外在制约,这就是法律责任。公务员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是被涵括于道德与法律的一般关系之中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对特殊关系。其特殊性表现在主体是特殊的)))公权力执行者;内容是特殊的)))是公权力主体的职业道德(而非其作为一般公民的常人道德)与其执法责任(而非其作为一般公民的违法犯罪责任)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可通过图例予以说明。在上图例中,A为圣人道德,是应在公权力主体中提倡的区域,是公权力主体有选择权的区域;C为常人道德,是公权力主体成其为公权力主体之前首先成其为人的起码条件;B为职业道德区域,这是公权力主体承担道德责任的区域,是公权力主体无选择的区域。在对公权力主体进行道德评价时,既不能依圣人道德否定其合格性,也不能依常人道德降低其应负的高于常人道德,不同于常人道德的道德责任。职业道德的上限是圣人道德的下限,达到此点就是一名完全合格的、应受到充分肯定的执法者;职业道德的下限是常人道德的上限,当一名执法者的道德水平临近常人道德是,其执掌公权力的资格就处于危险境地了[1]。从三者之间的关系上看,对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影响最为深刻的应当是常人道德,即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其道德要求应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人的标准的确立。为了加强公务员的职业道德法律建设,还必须进一步完善起支撑作用的全民统一的道德规范建设。

二、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建设

公务员来自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社会大环境的道德规范建设必将深刻地影响着公务员的从政道德法律的实施,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建设将有助于公务员行政道德法律的建设。统一的道德规范建设绝不是走历史的老路即不是对古代整体主义和新中国成立时所尊奉的集体主义的简单重复其内容是将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有机结合。即建立真正的集体主义。而真正的集体主义是建立在最广泛的个人利益基础之上,它必然包含着对个人利益的重视。真正的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优越,能够增进个人和群体的共同利益。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是合理的,但是一味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只强调个人对集体的义务而忽略集体对个人的责任,这是不合理的。我们曾经对集体主义者有过这样错误的片面认识,结果是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许多危害。我们应该重新理解集体主义,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集体主义中统一起来,既要强调集体主义对集体利益的重视,也要强调集体主义对个人利益的尊重。这样的集体主义才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从而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合理性[2]。这就需要在综合古今中外伦理道德思想结晶的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统一道德规范,体现出真正的集体主义的本真含义。我国21年颁布的5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6就是一部以统一社会道德标准对各种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有形尺度。但是它原则性有余而对公民的行为举止规范的不够细化、具体,如在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中规定: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到底如何讲礼貌、如何保护环境等没有具体的规定,使人们在实际适用过程中难以把握和应用。在全民统一道德标准建设方面做的比较好的有台湾。如1978年5月1日台湾颁布了5国民生活须知6,它有6章99条,包括一般守则、食的方面、吃的方面、住的方面、行的方面和育乐方面,对个人、家庭、人际交往礼仪等都做了简要规定,反映出古今结合、中西合璧的人伦意向。下面仅就5国民生活须知6对在公共场所的个人行为要求的规定来审视全民统一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候车、购物(购票)入场,均应遵守先后秩序。公共场所应遵守规定,不可随意吸烟,并不得乱抛杂物,践踏草坪,攀折花木。参加竞技,不可无谓叫嚣。尤其在国际竞赛场合,不可左袒己方,而失礼于彼方。绝对不可随地吐痰、随地便溺及随地吐弃果实渣滓。茶饭既毕,应将餐具理好,坐椅亦应放回。野餐后,其纸巾、饭屑、竹筷、木盒等,应放置于垃圾桶内,或集中自行带回。不可用自己刀叉在公用盘碟内取用事物。当街过道,不晒衣服,屋外车具,不可妨碍交通。不得于道路中击球游戏,不得于公路及铁路中间,放置石块,及其他障碍物,妨害行车安全。不难看出,5国民生活须知6尽管没有浓郁的理论色彩,但它以应当的物态化方式展示出一种吞吐古今、融合中西的现代人伦意向和道德意识,对于中国伦理文化特别是全民统一的道德规范建设富有启发意义,有鉴于此,我们的统一道德规范建设应着力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应然的方式规定出各种行为规范,使人们有一种义务感;第二,在原有的5公民道德实施纲要6的基础上明确化、具体化地规定出所要求的行为内容,使公民在行为时有依据的标准;第三,吸纳古今,兼采西方,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公民道德规范。第四,由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全力推行。即在全社会树立起一条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尺,对各种腐败现象进行道德评价,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

“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校园进程中，道德成为校园法治建设的有益补充。县司法局积极探索将法治宣传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的“德法同行”普法模式，以道德规范推动法治权威力量，以法治宣传强化道德教化作用，让广大师生树立“学法崇德”良好行为习惯，给广大师生营造了一片和谐的校园环境。

一是道德教育融入校园文化阵地。县在筹划建设法治校园阵地时，将道德教育融入其中，将“法”与“德”有机融合，实现法治与德治的双重教育；在各校园宣传栏中，将具有地域特色的教学文化同法治文化相结合，融合法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的漫画让师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道德与法律的熏陶。

二是法制宣传进入学生学习课堂。为推进“送法进学校”活动深入开展，县司法局结合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各中小学普法职责和内容，明确了“送法进课堂”的责任科室，切实增强了中小学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扎实推进中小学生法律素质教育，同时协助学校把青少年法制教育纳入学校整体教学规划。

三是德法同行共建和谐校园。开展青少年“学法崇德”主题教育活动。自2015年5月下旬开始，我局在县各中小学定期开展法制讲座、法律知识竞赛等活动，并多次参加学校班级开展的“德育主题”班会活动，以各种形式激励学生学法守法、崇德立德。

一、从道德与法律之关系说起

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长久以来就是学界十分关切的话题。通常认为，道德和法律是人类文化史总结、提炼出来的两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手段和制约机制。法律一般地说是由国家机关制定、认可和解释，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以合法和违法为基本范畴调整行为关系、治理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道德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个人良心等非强制性力量发挥作用，以善和恶、正当与不正当为基本范畴调整行为关系、治理社会秩序的价值导向体系。法律意味一种限制，人必须把自己置于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这就是美国著名法哲学专家博登海默所说的：“规范性制度的存在以及对该规范性制度的严格遵守，乃是在社会中推行法治所必须依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P239)与法律对义务的履行的制约具有外在的强制性相区分，道德对义务的履行的制约不具有外在的强制性，道德（律）意味着个人的自我立法、自我命定，道德行为是个体的自我约束行为，即自律行为，内蕴着个体的自觉与自愿。主体的意志对于道德规范来说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道德是自由的体现，道德使人得到自由，而不是感到限制。作为某种规范，道德的本质不是强制而是自由。也就是说，道德行为一定是自由行为。所以，伦理学尽管肯定道德作为规范也是法律，但强调这是自己给自己立法。一般意义的法律没有自己的加入，总是带有强制性。道德（律）通过人自己的加入，自在的必然性就转化成为我的必然性。规范由法律转换为道德（律），表现为主体自身的行为动机由原来的外在约束转换为内在约束，由外在的立法和命令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立法、自我命令。尽管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执行道德律也是强制的，道德法则对理性者也表现为一种绝对命令，但道德律作为自律由于是自我强制，所以不体现出被迫性，不让人感到是异己的、消极的。这是道德律与一般的法律的基本不同。

进一步说，道德规范社会生活靠的是内在的良心。良心是公民在履行社会职责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强烈的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良心就是每个人的自律，道德良心内在于个体自身，没有良心就没有道德。良心是道德的自律性最集中的表现形式。道德有行为规范的要求，却没有对违规行为的硬性制裁。道德规范不须使用强制性手段为自己开辟道路。可见，道德规范是非制度化的，非外在化的一种特殊的规范。道德规范的特殊性，就是在于它是柔性的，是一种软约束，重在教化，重在范导。道德不是一种制约行为的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影响选择的价值向导，它的命令以“应当”为联系词，但不一定是“非得如此”的规范，而更具有劝导的意味。而法律是刚性的，法律是一种硬约束，重在制裁，法律不允许对它的命令有任何相反的作为，甚至不允许提出疑问。法律从制定到实施，靠的是国家强制性手段来为自己开辟道路。总之，法律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觉悟。如果说法律是以“必须怎样”为调解尺度，那么道德是以“应该怎样”为调解尺度。如果说法律的至高无上出于人们的畏惧，那么道德的崇高感出于人们的敬仰。法律规范的主要作用，体现为在人们犯罪之后给予必要的惩罚。道德规范的主要作用，体现为在人们犯罪之前给予道德教育，使人们有羞耻之心，有道德责任心和道德义务感，并使这种义务感和责任心能够转化为人们的实际行动，从而不去违法犯罪。法律与道德的这种不同，导致这样的情况：迫于压力而循规蹈矩的人可以是法律意义上的好公民，但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能自觉自愿做好事的善人。在一定情况下，一个人所做的在法律上不允许的事却可能是合乎道德的。如一个人处理了一件由他代管的物品，使这件物品的所有者蒙受损失，这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作为一种背信行为，这种做法应受到惩罚。但在道德上它却是正确的。假如他只有挪用他保管的这件东西方能使自己和他人免于一场大祸，他也许就可以这样做而不受良心责备。在法律面前他可以是有罪的和该受罚的，但在良心和道德法庭面前他是无罪的。这又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不一致。

正因为道德和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不同的范导和调节作用，所以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道德和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首先，历史和现实都表明，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法律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如道德可以成为人们的内在约束力，有道德的人可以自觉地按照理论原则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又如道德可以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有了道德，人们就可以获得某种理想性和崇高性以及内在驱动力。纯粹靠暴力无法形成真正的和谐社会，理想的社会不能缺少道德的熏陶。道德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从自然世界超生出来，进入文明社会的保证。然而，法制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保障机制，是防止作恶的有力武器，是调节冲突的有效手段，是制约行为的基本手段。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将法律置之于不顾，而仅仅依靠个人超凡的道德理想来生存。同样有许多问题并不涉及道德，因此要靠法律来解决。法律为了调整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安宁、维持社会现状、实现大多数人的权益而存在。法制之所以不可缺少，不仅是因为法律可以限制人的行为，防止犯罪或惩罚犯罪，起震慑作用，而且可以规范人的行为。有国家就有法制，法制并且是文明国家的象征。文明的现代国家甚至被称作法治国家。文明的现代社会甚至被称作法治社会。建设文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既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又要坚持不懈地推进道德建设。任何充分的德性伦理都需要法律作为其副本，就像任何充分的法律制度都需要道德作为副本一样。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支持、相互补充。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二、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当然，法律与道德之间除了存有以上重要的区别之外，也有深刻的关联。人们把道德规范称之为道德“法”或道德“律”，本身就表明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深刻关联。不过，学界在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联问题上，形成了各有偏重的两种趋向：

如何理解德法互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合作，其中道德与法律以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和谐、互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应该承认，作为两种调节手段，道德与法律具有明显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从作用机制来说，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道德主内，法律主外；从操作方式来说，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恶扬善。其实，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对道德和法律对于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的行为的不同作用有过精辟的论述，那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德与法律，不可相互替代或混淆。法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政治建设，道德建设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构来说，“依法治国”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随意性和任意性，以此保证国家社会生活秩序和人们的合法权益：“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

其次，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不仅不表明两者的对立，反而决定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具体地说，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儒家与法家的有关论述是典型的例子。儒家推崇德治，法家力主法治，为此拉开了旷日持久的儒法之争。尽管如此，双方都没有绝对否认道德或法律的作用，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道德与法律的互补：一方面，孔子在幻想德治的同时并不排斥法律的作用，还将树立法律观念视为君子必备的修养，于是《论语》中才有“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说法；另一方面，韩非在奉法而治的过程中，也肯定道德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社会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构中，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更是一个都不能少。不仅如此，只有协调两者的关系，才能确保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体现为由他律到自律的过程。就目前的社会环境而言，道德要靠法律的保证做后盾。而道德作为一种自律，一种习惯，其影响和效果要深远和持久得多。这就决定了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谐建构应先用法律树立权利和义务观念——法律规定“不应该做的”，就坚决不去做。另一方面，法律又需要道德的支持。违法一定与道德相连，但违背道德的不一定违法。失德与违法、犯罪之间有一片断层带，这个断层地带显然要靠道德自觉来规范。法律必须以社会上公认的道德为基础和前提，如果缺少道德基础，法律不仅会失去自身的权威甚至会法不责众。究其原因，是因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律的落实程度，与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密切相关。人的素质不同，对法的理解也就不同，执行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于是，经常会出现这种的情形，同样的法规，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再次证明，法律离不开人的素质，离不开道德的支撑。法律规范是一种外在力量，对人类来说只是一种外律或他律。基于这种情况，法律的实施和贯彻只有借助于道德才可能使它内在化，变他律为自律，把外在规范提升为内在的自律准则。这也决定了实施法律应该“以教为先”，首先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律知识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

众所周知，中国具有德法合一的传统，儒家崇尚的礼，是集道德与法律于一身的。从魏晋时代起开始以礼入法，使礼拥有了与法同等的意义，道德审判与法律审判往往合一。中国古代的德法合一传统，无疑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历史借鉴。

[摘要]法科学生作为法院人才的后备力量，是未来法律适用工作的主力军。培养一支德法兼修的法科学生队伍，对完善法院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下，面对“德法兼修”培养模式创新进路的需要，各大高校仍然对其给予高度重视，“德法兼修”教育内容没有做到因材施教，教育方式方法固化单一，思政教育工作队伍尚需壮大，教育实效欠佳等问题。故而，明确培养“德法兼修”的法学专业人才是法学教育的首要工作，紧扣法学学科特点，拓展育人方式，明晰班主任、辅导员老师在思政教育中第一责任人的地位，提升法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工作水平，就成为不断完善“德法兼修”培养模式下法院后备人才队伍建设的一条可选之路。

[关键词]法科学生；人才梯队建设；德法兼修；问题应对；行动逻辑

一、培养一支“德法兼修”的法科学生队伍，对完善法院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职业者拥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价值追求与共同的奋斗目标。培养一支德法兼修的法科学生队伍，让他们在毕业之后既拥有精深的专业水平，又拥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对于包括法院在内的各个实务部门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法学院校与包括法院在内的实务部门通力合作，于法科学生求学阶段，在提高其知识水平、专业素养的同时，加大力度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从长远来看，这是为法院系统储备人才，完善法院人才梯队建设的必选动作。法科生在校期间要重视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创新手段，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法学学习过程中，把法学院校建设成为培养卓越法律人才的首要阵地，让法科学生真正能以“德法兼修”的面貌进入到社会当中，不仅仅为未来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更为法治国家的建设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通过前往各大高校，面向师生发放调查问卷、选取师生进行个别访谈、在法学院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的调研，我们不难发现，在近些年，法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在法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建立健全了法科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课程体系改革和教材建设初见成效，教育主管部门也从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思政教师职业发展、思政教育研究、思政课程建设等方面入手，推出了一系列的利好措施。但尽管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面临的问题也毋庸回避，故而在对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思考，提出有针对性且切实可行的创新路径，对于将法院人才储备工作前移至高校培养阶段，完善法院人才梯队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德法兼修”培养模式下法院后备人才队伍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对法科学生思政教育的重要性认识程度不够

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实践已经证明，廉政建设必须德法兼济，只有靠道德防范于未然，靠法律惩治于已然，实行预防与惩治双管齐下的措施，才是廉政建设的有力保障。

德法兼济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第一，制定职业道德法律。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履行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职业范围内的特殊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职业道德具有特殊性，不同的职业其道德内容是不同的，如医生的职业道德主要是救死扶伤，而教师的职业道德主要是教书育人。职业道德与个人道德也是有区别的，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应体现职业道德，在工作时间以外应具备个人道德。职业道德建设必须以法律为后盾方能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障。目前我们国家虽已制定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等司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法律，但是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法律建设还没有全面展开。许多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公职人员服务的领域已经制定了全面的廉政道德法律。如美国在1993年制定了《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菲律宾在1989年制定了《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标准法》，以立法的形式规范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并以法制的力量保证其有效实施。我们国家如能及早地制定出这样的从政道德法，就可以明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的基本原则，规定对公职人员从政道德教育和监督的措施，确认管理廉政事务的机构及其职责权限，具体规定对违反从政道德法行为的处罚尺度及程序。

有了这样的职业道德法律，公职人员就有了外在的、具体的“良心”规制，在其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努力做一个“好官”，并在公职人员之间形成良好的政治文明的风气。

第二，倡导职业道德品质建设。行政职业道德法律与公职人员的个人道德应在公职人员自身达到协调统一。为了避免“好人”未必是“好官”，或“好官”未必是“好人”的现象出现，我们应加强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有机结合，使两者达到内在的和谐一致，这就是职业道德品质建设。这个建设的过程不仅仅是要从外部的宣传、教育来起作用，更重要的是由公务员本身的道德修养来决定，最主要的就是守法观念的培育。遵守法律、履行法律规范必须先在内心中树立起对法的崇敬，源自公职人员心灵深处对法律的至上权威以及法律所内涵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价值要素的深切认同和自觉服从，能内在地驱动公职人员的积极守法行为，严格依法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自觉、自愿遵守行政道德法律的规定，既做“好人”，又做“好官”。

第三，加强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建设。公职人员来自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社会大环境的道德规范建设必将深刻地影响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法律的实施，统一的社会道德规范建设将有助于公职人员行政道德法律的建设。我国2001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是一部以统一社会道德标准对各种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有形尺度。但是它原则性有余而对公民的行为举止规范的不够细化、具体，如在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中规定：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到底如何讲礼貌、如何保护环境等没有具体的规定，使人们在实际适用过程中难以把握和应用。因此我们的统一道德规范建设应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1、以应当作为的方式规定出各种行为规范，使人们有一种义务感。2、在原有的《公民道德实施纲要》的基础上明确、具体地规定出所要求的行为内容，使公民在行为时有具体可操作的依从标准。如：茶饭既毕，应将餐具理好，坐椅亦应放回。野餐后，其纸巾、饭屑、竹筷、木盒等，应放置于垃圾桶内，或集中自行带回等。3、由国家在全社会范围内全力推行。这样就在全社会树立起一条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尺，好人的标准由此而生。广大党员干部首先必须是好人，约束自己在8小时工作之外不搞腐败交易，同时人民群众也可以对各种腐败现象进行道德评价，扩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

法律和道德是社会进步的双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是法律的支柱，离开了道德，法律仅仅是外在的约束和强制.如果说法律能约束人们的行为不超出法律的规定，道德则可以激发出人们巨大的热情和负责精神，用自己的道德行为去弥补法律的不足。法律是在道德基础上对道德的超越，是道德的升华。因此，法律应以完善道德为目的，从而把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直接纳入法律规范中，使之制度化、法律化，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法律作为其强制力保障的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法律的规范建设，实现了法律与道德的统一，德法互助必将推动廉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