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范文10篇

回顾中国传媒产业近两年的发展之路，产业内部各行业的产值规模、增幅以及组成结构都发生着迅速变化。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媒介,传媒业涵盖了信息生产、加工、传播和基础等领域,具有典型的信息服务业的特征;同时,传媒的信源(即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具有强烈的文化、人文特征,使得传媒业也属于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将传媒业归为信息服务业与文化产业交叉的一个边缘性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报刊、杂志、还是广播、电视,我国传媒业改革的力度与深度都是以往任何年代所不可比拟的。国内四大媒体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的发展非常迅速。各类报纸、杂志的种类繁多,发行量迅速扩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数量也增长很快,受众人数急剧上升。据最新统计数据,2002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029种,平均每个期刊每期发行量为2万份左右,报纸2137种,平均每份报纸每期发行量为9万份左右。电视节目套数2058套(同期美国只有850个频道),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2%,电视受众11亿多;广播节目套数1933套,人口覆盖率为90%以上;户外广告媒体数量更是超过140多万个。据2004年1月15日CNNIC第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宏观上各项数据均保持快速增长的速度,到2003年年底,我国网民数达到了7950万,上网计算机达到3089万台,网络国际出口带宽总数达到27216M,CN下注册的域名数、网站数分别达到34万和59.6万。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影响最广、增长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产业之一,正在以超出人们想象的深度和广度迅速的发展。这组数字说明,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由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组成的巨大的大众传媒信息网。作为这些媒体的主要收入的广告收入也有大幅度的提高,2002年,大众媒介的广告经营实现了21世纪以来的全面快速增长。各类媒介广告增长率均接近或超过20%。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电视广告营业额达到231.03亿元,增长28.8%,占营业总额的25.58%;报纸广告营业额达到188.48亿元,增长19.52%,占总营业额的20.87%;广播广告营业额达到21.90亿元,增长19.80%,占营业总额的2.42%;杂志广告营业额达到15.21亿元,增长28.25%,占营业总额的1.68%。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传媒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媒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并正在成为一个冉冉升起的朝阳产业。从发展的角度看,传媒产业将是经济效益显著并最具成长性的产业之一。

在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环境逐步优化，平面媒体政策相对宽松、广电媒体市场准入大门渐启、市场拓新先机开始显现、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传媒业正呈现出强劲的产业化发展趋势，传媒产业雏形已经形成，并且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带动或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从传媒资本的角度看，中国传媒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明显加快，而且国家的有关政策也开始松动，由原来的严格控制到现在的限制性进入。

中国电视、互联网、手机用户、网民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广告收入增长迅猛，媒体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品。但人均广告支出只有美国的2％到3％，前景看好。中国新媒体用户大多小于三十岁，其中四分之一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媒体上市公司是传统媒体的二到三倍。2007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已经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年度增幅更是达到75％。中国网络广告市场展示出令人期待的高速增长势头。未来的三到五年，是中国新媒体迅猛发展时期。

最近20多年来,中国大众传媒形态变化巨大,市场引导、商业取向、消费主导倾向明显,都市生活、财经、文化娱乐类传媒发展迅猛,政治意识形态严重泛化的局面大为改观。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潮流并与之深刻互动,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迄今,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动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内变革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筹资方式社会化与市场化、逐项审批的中外合资合作、传媒集团化等方式为主要特点。随着中国进入WTO,2000年至2002年间,中国大众传媒领域经历了一定的徘徊。制播分离一度终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传媒投融资遭遇清理,有限的对外合作合资项目受到严控。我国传媒产业未来必将高歌猛进。

近年来，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发展，一种新的社会舆论形态开始出现，有人将其称为“人人都是报道者”的时代。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互联网的论坛、博客、播客(视频分享)等成为消息的渠道。

索引擎、聚合站点、网络论坛、博客、播客、手机、移动多媒体，乃至新近出现的微型博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收发信息、沟通交流的方式和手段。

第一节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第二节全球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第三节多元价值的媒体神话反省

第四节公共空间中的当代影视问题

中国的语境是很沉重的，从本世纪初的"激进尚力"原则，本世纪中的"政治控力"原则，本世纪后期的"知识乏力"原则，到当前的"媒体权力"原则，中国学术文化和文艺批评正一步步地走出巨大的权力阴影，使个体精神个体素质得到伸张。对此的确值得欣慰，但对灵肉之争，对升华与沉沦之争仍应引起注意。我以为，如果将一味大众文化"神化"，将其变为一个新的"中心"，一个新的"神话"，就势必会造成新的"一元"。

大众文化以及大众的世俗关怀都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人之为人的"最低纲领"，在满足这一层面之后，我们应有"最高纲领"（或起码的"中级纲领"），即不断超越自我，达到新的生命存在高度。这样不断发展自己，不断超越的民族和文化，才是新世纪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站在世界学术文化的前沿，与西方进行真正意义和全新水准的跨世纪对话。

解读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在构造人类大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响力。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其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得大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更多地依赖电视等媒介，成为畸形的电视人或单面人。

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启动的大众文化市场构成了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其在文化重构中以妥协退让为代价以适应市场，适应这个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限制了人对文化享受的理解层次，使人类在大众文化消费中耗尽了空闲时间，失去了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媒介在给予人们充分选择自由的幌子下，制约了人们接触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第一，大众传媒背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在西方国家，大都是政党或利益集团掌握着传媒产业的控制权，因而大众传媒的利益出发点并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通过满足民众的传媒需求，达到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政治目的。这就使得大众传媒的社会舆论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出现了背反现象，比如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大众传媒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助长了社会不良文化传播等。而我国的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喉舌，是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渠道。通过大众传媒，既能及时地传达党的意志，又能充分反应人民的需要，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平台。因而，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最容易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当前组织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通过大众传媒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共鸣。第二，我国大众传媒运作目标明确、导向鲜明，既倡导主流，又坚持一元与多样的统一，不存在传媒之间互相“掐架”情况。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各大主流媒体能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步调一致，态度鲜明，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也是我国大众传媒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特色和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所在。而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的和历史的种种原因，大多数传媒企业没有统一舆论制作和宣传的标准，往往在一些领域存在截然不同的依据和结论，造成了媒体宣传上的混乱，使受众无所适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第三，在新闻自由问题上，我国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新闻自由，是以不能触及现行制度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同时西方国家还实行“两面自由”政策，在鼓吹自己的同时，又把自己的“自由观”强加于人，否认别人的新闻自由的存在。而这种所谓的“新闻自由”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闻的“自由放任”，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歪曲事实、诋毁侮辱的报道。例如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某新闻女主播问男主播:“那个中国战机驾驶员叫什么?”“WANGWEI(王伟)”“什么?WRONGWAY?噢!!!!!怪不得会往侦察机上撞!原来他的名字就叫WRONGWAY(走错道)”。播音员用了两个英文单词WANGWEI和WRONGWAG的谐音表达，表面看是嘲弄讥笑，实则是幸灾乐祸，而本质是逃脱罪行，掩盖事实真相。［4］我国的新闻自由是坚持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对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大众传媒，都采取积极支持、发展引导的态度。我们反对的是没有原则性的抽象的新闻自由，因为这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

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及其表现

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及方式具有制约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大众传媒予以阐释和散播，另一面也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反馈和调整。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众传媒所处环境不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选定相应的目标、内容和方式方法与之相适应，以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媒环境发生了巨变，从经济角度看，经由传媒时代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大众传媒捕捉到了这样的信号，及时地将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发挥了积极的效用。第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有双向影响作用。大众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5］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具有正面引导、感染熏陶的作用，它所表达的主张、意见、倾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是一致的，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那些反动宣传、陈规陋俗、封建迷信、歪理邪说等不健康的舆论氛围，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优化大众传媒环境，排除不良传媒信息的干扰或攻击，营造健康的大众传媒生态，才能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的显现。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评估具有参照作用。评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评估要有参照物，但是无论是教育的过程还是教育的主体、客体，都时刻处于变化当中，很难直接从其本身找出参照的标准进行评估，再加上主体(教育者)和客体(被教育者)因为趋利避害等主观因素影响，使评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也影响到了整个评估的全面性、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大众传媒为教育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人们心态和面貌的动态窗口，“通过观察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从舆论环境所反馈的各种信息中，教育者就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教育的各种效果”，［6］从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反馈及提升工作。基于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当前世界各国牢牢抓住大众传媒这一重要载体和手段，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当然，这也说明了当下加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国家、社会和大众传媒界必须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出发，进一步做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工作。

增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大力发展传媒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的大众传媒产业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传媒工具的研发和应用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以互联网为例，目前互联网上的信息绝大部分都来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利用网络进行的价值观兜售、观念感染、思想宣传等方面都有相当的能量，他们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和研究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但是相对而言，虽然21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但是整个互联网的管理、利用和开发，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强化;从产业规模来说，我国大众传媒产业在人均量值上还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在一些农村或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大众传媒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非常有限，既很难满足当地人民的休闲娱乐的需要，也影响到党的舆论宣传工作的开展。同志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7］从而在大众传媒普及化、大众化的基础上，培养民众的信息识别能力和利用开发能力。第二，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督管理，使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西方国家妄图通过大众传媒、技术和资本输入等方式，对我国进行“全盘西化”，实现“和平演变”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国际的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暗潮涌动;在国内，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一些人利用大众传媒散布歪理邪说、妖言惑众、制造破坏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因此，加强党对大众传媒的政治领导，把握大众传媒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志曾强调:“我们党一贯强调，要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该管的要管住，重要的宣传阵地和传播手段，一定要把好关口，丝毫不能出问题”。［8］为此，要尽早出台大众传媒法案，建立健全传媒制度规范，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监督、市场监督和群众监督，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区分好、引导好、发展好传媒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切实加强对大众传媒行业的管理，推动大众传媒产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总之，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把握舆论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坚守主阵地，唱响主旋律，我国大众传媒产业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发展有方向、前进有动力，才能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才能做好、做实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和赞誉。第三，不断提升大众传媒教育水平。大众传媒教育是指教育者通过对受众的传媒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的传授，从而培养和提升他们对各种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利用、开发和再创造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大众传媒的思想属性、政治属性以及道德属性，因而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所以加强大众传媒教育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一要提升教育主体的媒介素养。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可以是教师、传媒主管部门，也可以是研发者、使用者。这里主要是指大众传媒的经营者，因为他们直接参与了大众传媒内容和形式的研发和实现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了源头和主导的作用。所以，在经营过程中，大众传媒经营者既要着眼于经济利益，更要重视社会效益，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自我，自觉加强行业自律和道德修养，坚决抵制传媒的低俗化、媚俗化、娱乐化倾向，“通过大众传媒各项具体功能的融合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科学发展，实现国家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的协调共进”。［9］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使大众传媒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贴近大众生活、贴近社会实际、贴近群众需要，通过丰富的传媒形式，反映人民的要求、愿望以及意见和建议，传递健康向上的舆论信息，营造亲民、便民、助民、惠民、富民、乐民、安民的舆论氛围，全心全意做好传媒服务工作;三要做好一些特殊群体的传媒教育工作，尤其要抓好青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传媒教育。这部分群体大都生活阅历不足，社会经验较少，自我分析、判断能力不强，更容易受到一些不良传媒信息的诱导。必须以“人文主义关怀”和“心理疏通引导”的方式，加强对青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传媒教育管理工作，以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第四，创新在新兴媒体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科学技术的推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大众传媒经历了原始传播、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等发展阶段。在电子传播阶段，依次出现了第一媒介电话广播、第二媒介电影电视、第三媒介互联网等传播手段。而在互联网传播阶段，我们发现，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与互联网、移动终端、数字电视等新技术的融合，已成必然趋势，并逐渐衍生出了大量的新兴媒体。尤其是当前出现的诸如网络视频、新一代电子报纸及电子杂志、楼宇电视、车载移动电视、博客、播客、视客、网络社区、微博、飞信、阿里旺旺、IPTV、BBS、QQ、UC、MSN等新兴媒体，使舆论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传播手段综合多样，文、图、声、影、网全面覆盖，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信息传播开辟了一条简捷而又高效的空中通道，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新兴传媒的超地域性、超隐蔽性、超互动性、超共享性、超便利性以及极强的个性化等特征，深深地吸引了大量青年群体，这也预示着它必将成为东西方争夺青年思想意识形态控制权的重要工具。所以面临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刻的数字化传媒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政府、社会、学校以及媒体人，都应责无旁贷地做好新兴媒体的教育、引导和管理工作，积极探索、创新新兴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推向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

本文作者：周建平工作单位：安徽工商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英国以及英国传统影响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法官在整个法律家阶层里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拥有对联邦宪法最终的解释权以及宣布议会制定法违宪的权力；所谓“九个老男人”（Nineoldmen）－－现任大法官中已有女性——在整个国家政治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联邦法官并非民选产生，又终身任职，于是一些人不免对法官们享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有所疑虑，有人还特别为这种统治形态造了个新词，认为美国的政体并非平民之治（democracy），而愈来愈成为法官之治（judgeocracy）了。

法官的地位高，影响大，但是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中却很不愿意抛头露面。你很少能看到法官面对电视记者的摄像机侃侃而谈；报纸常对法官的判决意见加以报道和评论，不过法官自己亲自对媒体发表意见的情况却不太常见。甚至，一些著名法官对大众传媒压根儿就不关注。英国上诉法院院长丹宁勋爵就承认他平常不大看报；担任大法官到91岁高龄的霍姆斯更是以不读报而著称——好在美国的最高法院不组织大法官们集体学习报纸。英国人潘尼克（DavidPannick）在他关于法官的书里曾专门谈起法官们对待媒体以及大众的矛盾心情：一方面他们不愿意为大众所了解，希望只是做孤独的圣徒一般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大众传媒中对法官以及司法活动的描写和评论充满了误解和曲解，应当澄清却又不知从何做起。

法官不仅仅不太乐于跟媒体交往，而且不少国家还对于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设置了种种制度性的障碍。例如，传统上记者对法庭活动只可以进行文字报道，摄影通常是被禁止的。我们看到西方报章对于法庭审理案件的报道，所配的图片总是法庭速写师所提供的速写画。轰动一时的辛普森刑事审判全过程均由电视现场直播，这在美国的司法史上是相当例外的事件，而且这种直播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反对者认为电视直播给法官带来了异乎寻常的压力，因而是弊大于利的做法。另外，法院还严格禁止新闻媒体对于法院尚未审结的案件作出带有暗示或明显倾向性的报道或评论。黑格先生因涉嫌杀人被捕，英国某法院正待审理，《每日镜报》忽然出现大字标题——“杀人犯被逮捕归案”，并报道说黑格已被指控杀人，且交代其他案犯，供出死者姓名云云。首席法官戈达德勋爵怒气冲天地说：“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情了。应该惩罚他们。”结果，《每日镜报》被罚款一万英镑，当天的值班编辑蹲了三个月的班房。惩罚之后，戈....

【出处】

【写作年份】1998

【学科类别】未分类

第一节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第二节全球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第三节多元价值的媒体神话反省

第四节公共空间中的当代影视问题

中国的语境是很沉重的，从本世纪初的"激进尚力"原则，本世纪中的"政治控力"原则，本世纪后期的"知识乏力"原则，到当前的"媒体权力"原则，中国学术文化和文艺批评正一步步地走出巨大的权力阴影，使个体精神个体素质得到伸张。对此的确值得欣慰，但对灵肉之争，对升华与沉沦之争仍应引起注意。我以为，如果将一味大众文化"神化"，将其变为一个新的"中心"，一个新的"神话"，就势必会造成新的"一元"。

大众文化以及大众的世俗关怀都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人之为人的"最低纲领"，在满足这一层面之后，我们应有"最高纲领"（或起码的"中级纲领"），即不断超越自我，达到新的生命存在高度。这样不断发展自己，不断超越的民族和文化，才是新世纪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站在世界学术文化的前沿，与西方进行真正意义和全新水准的跨世纪对话。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一个学期便过去了，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学期，新气象，回顾年学生会生活部所做的工作，现制定新的学期里的工作计划。

在新的一学期，我们要继承去年好的方面.

对生活部所有工作方面中不好的一面及时发现并改正，虽然生活部的工作极其枯燥乏味，但是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1.关于每周的卫生检查.

我们要做到监督责任，选取不足之处给予改正。

2.关于“生活小贴士”.

日本大众传媒特征的定型分析

“定型”又称为刻板印象是美国政治传播学家李普曼提出来的，定型是指一方群众对另一方群众所持有的简单化看法，通常表现为一种价值评价或者好恶情绪。日本媒介的他者定型是指在某种程度上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媒介通过筛选、加工、放大、缩小、聚焦等手段进行传播而形成的。日本大众传媒在媒介的发展过程中主义采用公正报道、平衡报道、煽情报道和渲染报道三种方式来强化对华报道的他者定型。公正报道，顾名思义就是日本大众传媒采取积极的报道态度，对发生的事实如实地进行报道。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日本传媒做到切身实地考察，对事实做到了如指掌，同时，对于疑难的地方，日本大众传媒会做进一步积极调查，包括实地访问、民间询问等。正是基于这种性质，这类报道一般是大众比较受欢迎的，应该它反映出一种积极的人生观。虽然有大部分读者更喜欢浏览怪异的文章，但总难以抹灭很多读者喜欢积极类的文章的人生态度。平衡报道是指客观公正的反应事实的真相，媒体绝不带有一点的个人意见和主观思想。所谓客观报道，就是在报道中仅叙述客观事实真相和别人对此事的评价，而报道个人不直接发表观点和评论。有些日本媒体以客观报道为名，却将中国的正面新闻做负面处理，这说明日本的部分媒介只是打着客观报道的幌子而实际进行主观报道。尤其是对华道道的内容上，日本大众传媒具有明显的倾向性，引用台湾官员的“非和平方式等于武力”观点，将中国政府非和平方式说成是武力，如“中国审议武力行使法案，给台独派施压”等。在报道中，采用单方面批判中国没有必要制定反分裂法等。煽情报道则是一切媒体对新闻事件炒作的法宝，将新闻信息进行聚焦、放大进行传播，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媒体的受众率、发行量和收视率等硬指标。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商业化的媒体采用煽情化、戏剧化和刺激化的手段对华报道，如部分报道将某种民众游行视为对日的威胁，目的在于激发日本民众的“爱国情绪”。但是这种报道只是日本传媒报道中占比极低的报道，部分日本积极传媒对此也十分反对。渲染细节报道也是日本大众传媒惯用的报道手法，媒体对某一个侧面进行重点报道和细节进行渲染时，可能导致受众群体产生有失客观的想法。报道重大政治事件时，往往只强调事件的表面现象，过分渲染与政治无关的小插曲，过分的渲染细节导致日本媒介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大肆的报道游行者烧毁日本国旗、向日本领事馆投酒瓶以及砸日本料理店和日本车，渲染部分中国民众的偏激行为的细节。纵观这四类日本大众传媒报道，大抵是各有所长，也各有其缺点，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哪一种报道才是正确的，因为日本大众传媒也是考虑到读者的需求才进行报道题材选取的，注重的是商业利益。

改善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的几点思考

1.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的影响因素分析第一，日本大众传媒偏好于新奇的事件，尤其是带有强烈负面色彩的新闻。这是与日本大众的心理有密切关系，由于多数消费者对异类报道具有强烈的接受欲，日本大众传媒为了盈利，特别把报道骇人听闻的事件作为一个重点。日中两国的关系一直十分复杂，近年来还出现许多争端。以“钓鱼岛事件”为例，日本大众传媒是极力主张对立而不是和平解决，主要是为了商业目的：因为主张和平的报道根本禁不起中国人的胃口，而恰恰是一系列负面的新闻才能成为卖点。第二，商业化气息的不断浓重使得日本大众传媒的伦理不断失去重心。由于日本的政治制度总体上属于保守的，因此日本大众传媒内部“接受命令而作报道”的记者也占有很大比重，他们对独立判断事件的立场不够坚定，因此极大地收到了舆论的牵制。举例而言，如果日本民族的利益与日本传媒报道的伦理道德出现相悖的情况时，“接受命令而作报道”性质的日本大众传媒很显然会选择第一种情况。2.改善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的几点思考第一，要用理性思维去评判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的“左倾错误”。由于存在一部分日本对华报道时尤其喜欢选取负面新闻或者耸人听闻的事件，因此我们姑且可将其看做是夸大激进型的“左倾错误”。在历年日本大众媒体对一些史实的报道上，日本对一些实际并没有真实地报道，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渲染”，除维护日本自身的利益之外，与日本大众传媒的理念也有很大关系。日本大众传媒则受到西方传媒观念的深刻熏陶，对异类事件或负面事件充满极大的报道热情。因此，我们在讨论日本大众媒体对华报道的政治立场和报道内容时，应多方位地进行全面分析，而不能根据中国媒体传统的标准“以偏概全”。第二，不能根据日本部分媒体的极端言论来反映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的负面色彩。媒体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大众的舆论，但这并不表示媒体应受大众舆论支配。而日本存在部分媒体使用过分偏激的报道来讽刺中国，以致日本国内部民众也对此难以置信。我们虽不能改变他们这种激进报道的立场，但我们不能将这部分媒体的观点置于高层，因为这只能作为日本大众传媒中偏离整体情况的一些“游离态”。第三，日本大众传媒应倡导客观报道的原则，做到公正、写实，从而降低中日两国的误解程度；同时，日本大众传媒在对华报道过程中应加大与中国媒体的互通力度，双方应积极进行经验交流，不仅增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还增强了中日关系的友好性。对于积极夸大报道中国负面事件的日本媒体，应做到三思而后行，尽量考虑到这类报道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对中国的各种事件作真实报道。日本大众传媒不能保留原有的“听命”的职业道德，尽量做到切身实地调查，这不仅能够增强日本大众传媒的报道自主性，又能从一定程度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互通。第四，中日两国的关系不能单以传媒报道来反映，更应关注政府之间的立场。中日两国政府都应该保持良好的立场，同时保持自我克制，维持大局。这才是解决中日两国关系的有效之道，从中国的实际就可以反映这一点：2005年中日两国关系持续僵直，各地游行示威不断涌现，而中国政府并未由此煽动，而是极力引导社会舆论正常进行，这从一定程度上使中日关系的削弱作用降至“冰点”。当然，日本也有部分政治家意识到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也积极端正立场，从而使两国关系继续回暖。

建构主义理论主张引导文化理念，而不是积极主张负面事件。本文主要通过建构主义理论“定型”分析日本大众传媒对事件报道的理念和立场，并针对改善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简要地给出几点思考。纵然有一部分日本大众传媒报道带来较浓烈的负面报道色彩，我们也不能一再地用负面心理去分析，一味地在这种负面报道上加以批判。真正地做到理论思考，并积极增进互通关系，发挥政治主导性，才是解决中日两国关系的有效途径。另外，日本大众传媒报道有一定的特色和优点，我国的传媒报道也应做到有选择地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促进我国传媒报道事业的发展。

本文作者：沈朝旭

一、民法精神的内涵

民法精神是人们长期从事民法理论和民事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从而指导民事活动的、体现民事行为本质属性的一种意识。一般为人们认可的民法精神有平等、自愿、诚信和公序良俗。平等，所谓人人生而平等，即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平等是民法最根本的精神，是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重要标志之一，反映了民法产生时原始的状态。从法律角度讲，平等可理解为三点：第一，民事主体平等地参与民事活动；第二，民事主体平等地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第三，民事主体的合法权利受到平等的保护。自愿，也可称为意思自治，即在法律禁止之外，民事主体可自由地基于其意志进行民事活动。自愿的核心在于自由，即当事人意志的自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其基本理念是保障和鼓励人们依照自己的意志参与市场交易，强调在经济行为中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让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形成合理的预期。

私权神圣，即民事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具体地说，指私权应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不受任何人或任何权利的侵犯，非依公正的法律程序，不得被限制或剥夺。私权受到侵犯时，应获得相应的救济，亦即民事主体所拥有的民事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既不受其他民事主体的侵犯，也不受公权力的侵犯。

诚信，即诚实信用，要求当事人以诚待人、恪守诺言、不欺不诈和言而有信。具体到民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意图诚实、善意、行使权利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信守承诺和法律规定，最终达到所有获取民事利益的活动，不仅应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而且也必须使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的基本原则。

公序良俗，即一切民事活动不应当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二、大众传媒中民法精神的缺失

作为现代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大众文化以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它的传播载体———大众传媒能遵循市场经济原则，以市场要求取代精神要求。在这种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物化形态的商业化运作中，大众传媒以其强大的影响力传播了大众文化。在这个大众文化凯歌高奏的时代里，民众丧失了自身的判断力和理性，不仅欣赏品位和格调下降，而且发生着价值和信仰危机。在这个媚俗的商业化时代里，大众成为媚俗的牺牲品。

解读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

解读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在构造人类大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响力。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特征是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有标准化和模拟个性的特色。大众文化是包含在主流文化之内，它是一个社会内与公众舆论、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大致趋同、基本适应的、又是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有地域性、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产业性等种种特征。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民众，不仅需要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也需要表达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现象共生的是周末版和星期日刊的兴旺发达及最体现大众文化特征的晚报和都市报的异军突起，成为报业发展的生力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它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它的浸染力通过大众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

文化对大众传媒的引导和影响作用在地域文化差异和地域传媒差异上也得到了充分凸显。我们可以说，一个最突出的例证是东西方传媒存在很大差异，而这差异本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代表，在此我们不作论证。以中国传媒为例，南北大众传媒有很大不同。北派传媒（以北京为代表）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强，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当然也不乏前卫。因为北京是首都，是先进文化最先引荐和争鸣的地方。北京文化的豪爽大气、天子脚下的豪迈与责任感也使其排版大方质朴洗练富有冲击力。语言简练准确沉稳。而南方的报纸则信息性、商业性很强，注重舆论监督，娱乐版追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