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范文10篇

解读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首先要理解大众文化及大众文化在构造人类大众精神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影响力。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其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传播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大众传媒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大众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大众传媒的重要功能是传播文化的功能。有人说一张报纸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一部日记，它默记民族的文化演化与变革的轨迹，预示文化进化和传播的基本趋势。

大众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和满足。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得到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大众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100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

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塑造者、引导者。大众传媒是形成大众文化的重要手段和使者。如通过大众传媒建构了电视文化、流行文化、音像文化、摇滚文化等。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大众文化，不经过大众传播，就得不到继承和发展。而实际上，大众传媒在传播一定文化的同时，也在建构一定的价值意识形态。因为大众传媒通过传播的议题设置功能，能让人们感觉到那些被大众传媒所关注的传播内容便是主流的或是值得肯定和仿效的。

大众传播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使得大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大众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而且使人们更多地依赖电视等媒介，成为畸形的电视人或单面人。

以消费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所启动的大众文化市场构成了对精英文化和严肃文化的巨大冲击，使其在文化重构中以妥协退让为代价以适应市场，适应这个一统天下的大众文化时代。大众文化限制了人对文化享受的理解层次，使人类在大众文化消费中耗尽了空闲时间，失去了接触高级文化的机会。媒介在给予人们充分选择自由的幌子下，制约了人们接触其他文化媒介的可能性。使我们的文化环境逐渐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类似于自然环境中失去自主和多样性。这是十分可怕的。

引言凭借分解切割的、机械的技术，西方世界取得了3000年的爆炸增长，现在它正在发生内爆（imploding）。在机械时代，我们的身体在空间范围内延伸了。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发展，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又得到延伸，以至于能拥抱全球，抹去了我们星球上的时间差异和空间差异。我们正在迅速接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人的任何一种延伸，无论是皮肤的、手的还是脚的延伸，都影响整个心理的和社会的复合体。——马歇尔．麦克卢汉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反社会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霸权话语的狂乱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权？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结语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参考文献：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陈学明、吴松、远东著3《传播学概论》〔美〕威尔伯．施拉姆著4《传播学教程》郭庆光著5《文化帝国主义》〔英〕J．汤林森著6《世纪晚钟》高小康著7《科学的历程》吴国盛著8《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著

1、大众传播的特点及其与公众的关系

首先还得从大众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类型的特殊性谈起。显然，与大众传播相关的传播类型迥异于日常生活中的交流（"交流"与"传播"在英语中都是communication）。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交流双方是面对面（facetoface）的，信息的流动一般也是双向的（对话性的）；而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流动一般是单向的（one-wayflow），信息或文化产品是为那些基本上不在生产与传播现场的人们生产的，接受者参与或介入传播过程的能力极其有

（1）、比如在英国，传媒研究涉及的范围尽管极为广泛，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是媒体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这方面的重要著作有：戈尔丁(P.Golding)、墨多克(G.Murdock)等人的《传播政治》(CommunicatingPolitics)，P·Dahgren与C·Sparks的《传播与公民权：新时代的新闻与公共领域》(CommunicationandCitizenship:journalismandthepublicsphere)，J·Keane的《媒体与民主》(TheMediaandDemocracy)等。参见赵斌《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38-39）

（2）、参见：《法洛斯谈：媒体如何破坏民主》，《天涯》，1997年6期。

（3）、参见李宪源《传媒控制下的美国》《天涯》2000年第1期。

限，从而也就很难影响传播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大众传播中信息的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是断裂的。符号形式虽然是为了（姑且这么假设）公众生产与传播的，但这个过程恰好发生在公众的直接反应缺席的时候。由此决定了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情境极为不同。正因为这样，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在谈及大众传播时，应当用"传递"或"传送"（diffuse，transmit）的概念取代"传播"（交流）。

罪犯虽然是受到刑罚处罚的人，但作为人权的主体和国家的公民，他们在履行法定义务的同时仍享有法律确认的权利。《监狱法》对罪犯在服刑期间应享有的权利和合乎人道的待遇以及监狱管理人员必须对罪犯实行的文明管理，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66条、67条的规定，实际隐含了对罪犯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利益认可与关照：

第六十六条罪犯的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应当列入所在地区教育规划。监狱应当设立教室、图书阅览室等必要的教育设施。

第六十七条监狱应当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

这两个条文中含有要求监狱设立图书阅览室、开展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图书阅览室是提供书籍和报刊资料的场所，(1)文化娱乐活动的常见形式就是读报、听广播和看电视。所以，设立图书阅览室和开展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的目的，应该包括依法为罪犯提供接触大众传播的条件和机会。曾参与《监狱法》制定的法律工作者，对该法第67条的释义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释义者指出：“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文化娱乐活动，有助于罪犯的身心健康，增强罪犯生活情趣、充实罪犯业余生活、活跃改造气氛，提高改造质量。因此，本条将组织罪犯开展适当的文体娱乐活动作为监狱一项法定义务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下来。实践中，罪犯文体娱乐活动的形式有多种多样。监狱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球类、棋类比赛，成立文艺演出队，设立文艺活动室等，也可以通过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电影等开展不同形式的文体娱乐活动。通过组织内容健康、活泼向上的文体娱乐活动，寓教于乐，促进改造。”(2)

事实上，根据我国法规的规定，凡是以国家强制力将一定社会成员隔离于社会、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场所和设施，包括已决犯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未成年犯管教所等，都应该为被依法隔离其中的囚犯(3)提供接触和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适当机会和条件。公安部制定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1982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收容审查所管理工作暂行规定》（1984）、《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1991年）、《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2000年），司法部制定的《劳动教养教育工作规定》（1993年）等，对此都有明确的规定。(4)

不言而喻，基于刑罚的性质和监管改造的需要，囚犯在关押场所内以大众传播为对象的视听阅读活动，必然经过执行刑罚的法律关系的过滤，从而在内容上表现出它们的不完整性，有的自由会受到限制，某些权利可能被暂停行使。例如，根据司法部制定的狱政规章《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规定，监管改造机关将对囚犯的媒介视听自由予以约束。该规范第30条规定：“按规定时间听广播、看电视。收听、收看时，坐姿端正，不准从事其他活动，不准闲谈走动，不准擅自开闭、选台。”第57条规定：“本规范是罪犯接受改造必须遵守的言行准则，是考核罪犯和改造表现的一项基本内容，是进行评审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实施奖罚的重要依据，所有罪犯都必须严格遵守，付诸实施。”尽管已有学者指出，《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第30条的规定，单纯强调罪犯行为矫止，而对分级处遇(5)的需要缺乏应有的考虑。这一规定适用某一级别的罪犯也许是适宜的，适用各级别罪犯则显然过于严厉，不利于激励罪犯接受改造。(6)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因触犯刑律而身处监管羁押场所的公民，其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权益之享有与行使将受到更多的约束与限制。

一、引言

“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加油好男儿”、“红楼梦中人”各档选秀类的电视节目充斥着荧屏,成为街头巷尾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这些节目受追捧的根源也许并不是其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变了，文化变了，它反映了大众文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如人们所说“超女现象意味着精英娱乐的审美疲劳和大众文化的崛起”。大众文化，即一种娱乐文化、商业文化的力量正在成为新的文化因素，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变成全球性的共同的生活方式。它在改变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千百万人的性格，它已经在中国创造出大众文化环境中的新的习俗，它使我们能感受到我们在重新被塑造。我们的穿着、谈吐、身份语言，我们对媒体的依赖，我们对生活方式安排，不知不觉在适应着已经变化的一切

二、大众文化的定义在定义

大众文化时，雷蒙?威廉斯的一段话是经常被人引用的：“大众文化不是因为大众，而是因为其他人而得其身份认同的，它仍然带有两个旧有的含义：低等次的作品（如大众文学、大众出版商以区别于高品位的出版机构）和刻意炮制出来以博取欢心的作品（如有别于民主新闻的大众新闻，或大众娱乐）”，“它替代过去民间文化占有的地位的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现代意识。”首先它表述了知识界对大众文化长久以来的轻蔑和谴责态度，其次它显示了大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得到的重新确认。在我看来，大众文化就是以现代都市为中心，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大众传媒（主要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普通大众获得感性愉悦、并融入生活方式之中的日常文化形态。如通俗小说、消遣性杂志、畅销书、卡拉OK、流行歌曲和电子游戏等。大众文化是当代通俗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复合体。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衍生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间，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它的发展是为了适应人们消遣、娱乐的感性需要,这就注定了它不以思想性、现实性和社会性为要义，而更加注重娱情性、消遣性和休闲性；不是表达思想、认识、理解,而是宣泄快感、直观和情趣，带有游戏的性质。它既代表了以大众消费为中心的新的文化产业、文化工业的生产，又是现代社会创造出来的新的生活方式。

三、大众文化意义

生活的世俗化、文化的大众化、通俗化，在90年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消解着20世纪以来出现的所有崇高的、理想的、形而上的、深刻的观念、思想和神话，直接导致人们对近的和远的所有苦难和困惑的遗忘。事实上，90年代中国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它的力量在于人们在面临新的生存压力时，必须去重新寻找和确立自己的身份。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生活的世俗化、享乐化，文化的通俗化、平面化对于一直生活在某种统一标准和模式限制之中的中国人来说，无疑具有解放人性的功能。这意味着，在中国文化的上下文中，大众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解放人性的功能和消解理想和神话的功能同时并存。任意的消遣文化嬉戏不加以限制和引导的话，又容易导致相对主义的产生。如果一切都是漂浮不定和相对的，那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就没有了标准。所以我们在一方面肯大众文化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精英文化的位置。因为高雅文化还是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最高结晶，它们的融入对社会文化整体品位的提升具有巨大的引导作用，况且，这也符合大众文化的多元包容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文化生态。四、大众文化对艺术的影响复制技术对艺术的影响话说，在数码复制的艺术中，原作不具有不可取代的独一无二性。例如，对激光唱片来说，母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光盘刻录机不仅能无限制的复制，而且字复制过程中没有丝毫的丢失和损耗，因此，包括第一张唱片在内，所有的光盘都是母盘，也都不是母盘。本雅明的关于机械复制给艺术及社会造成的危机实际上真正发生在数码复制高度发达的现代。总之，虽然高科技的复制技术给我们消费（欣赏和占有）艺术品带来了极大便利，社会大众接触和消费高雅艺术的机会越来越大，但是传统艺术作品的光景效应也因此丧失了，传统社会中被凝视和膜拜的艺术无情地被现代社会的快餐文化和一次性艺术所取代。艺术品复制的数码化还导致了大众审美趣味的通俗化和平面化。不断加剧的大众化、通俗化和平面化正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艺术的一大特征。因此，由高科技复制技术所导致的这些在艺术和文化审美价值上的深刻转变是我们今天需要不断反思的重要文化现象。

第一节公共传媒空间中的身体资本

第二节全球消费主义中的第三世界媒体

第三节多元价值的媒体神话反省

第四节公共空间中的当代影视问题

中国的语境是很沉重的，从本世纪初的"激进尚力"原则，本世纪中的"政治控力"原则，本世纪后期的"知识乏力"原则，到当前的"媒体权力"原则，中国学术文化和文艺批评正一步步地走出巨大的权力阴影，使个体精神个体素质得到伸张。对此的确值得欣慰，但对灵肉之争，对升华与沉沦之争仍应引起注意。我以为，如果将一味大众文化"神化"，将其变为一个新的"中心"，一个新的"神话"，就势必会造成新的"一元"。

大众文化以及大众的世俗关怀都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人之为人的"最低纲领"，在满足这一层面之后，我们应有"最高纲领"（或起码的"中级纲领"），即不断超越自我，达到新的生命存在高度。这样不断发展自己，不断超越的民族和文化，才是新世纪的新型民族和文化，才有可能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站在世界学术文化的前沿，与西方进行真正意义和全新水准的跨世纪对话。

回顾中国传媒产业近两年的发展之路，产业内部各行业的产值规模、增幅以及组成结构都发生着迅速变化。作为社会信息传播的媒介,传媒业涵盖了信息生产、加工、传播和基础等领域,具有典型的信息服务业的特征;同时,传媒的信源(即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具有强烈的文化、人文特征,使得传媒业也属于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将传媒业归为信息服务业与文化产业交叉的一个边缘性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报刊、杂志、还是广播、电视,我国传媒业改革的力度与深度都是以往任何年代所不可比拟的。国内四大媒体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的发展非常迅速。各类报纸、杂志的种类繁多,发行量迅速扩大。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数量也增长很快,受众人数急剧上升。据最新统计数据,2002年全国共出版期刊9029种,平均每个期刊每期发行量为2万份左右,报纸2137种,平均每份报纸每期发行量为9万份左右。电视节目套数2058套(同期美国只有850个频道),电视人口覆盖率达92%,电视受众11亿多;广播节目套数1933套,人口覆盖率为90%以上;户外广告媒体数量更是超过140多万个。据2004年1月15日CNNIC第十三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宏观上各项数据均保持快速增长的速度,到2003年年底,我国网民数达到了7950万,上网计算机达到3089万台,网络国际出口带宽总数达到27216M,CN下注册的域名数、网站数分别达到34万和59.6万。互联网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影响最广、增长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产业之一,正在以超出人们想象的深度和广度迅速的发展。这组数字说明,我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由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组成的巨大的大众传媒信息网。作为这些媒体的主要收入的广告收入也有大幅度的提高,2002年,大众媒介的广告经营实现了21世纪以来的全面快速增长。各类媒介广告增长率均接近或超过20%。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电视广告营业额达到231.03亿元,增长28.8%,占营业总额的25.58%;报纸广告营业额达到188.48亿元,增长19.52%,占总营业额的20.87%;广播广告营业额达到21.90亿元,增长19.80%,占营业总额的2.42%;杂志广告营业额达到15.21亿元,增长28.25%,占营业总额的1.68%。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传媒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传媒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并正在成为一个冉冉升起的朝阳产业。从发展的角度看,传媒产业将是经济效益显著并最具成长性的产业之一。

在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环境逐步优化，平面媒体政策相对宽松、广电媒体市场准入大门渐启、市场拓新先机开始显现、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传媒业正呈现出强劲的产业化发展趋势，传媒产业雏形已经形成，并且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带动或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从传媒资本的角度看，中国传媒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明显加快，而且国家的有关政策也开始松动，由原来的严格控制到现在的限制性进入。

中国电视、互联网、手机用户、网民数量已经是全球第一，广告收入增长迅猛，媒体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品。但人均广告支出只有美国的2％到3％，前景看好。中国新媒体用户大多小于三十岁，其中四分之一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新媒体上市公司是传统媒体的二到三倍。2007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已经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年度增幅更是达到75％。中国网络广告市场展示出令人期待的高速增长势头。未来的三到五年，是中国新媒体迅猛发展时期。

最近20多年来,中国大众传媒形态变化巨大,市场引导、商业取向、消费主导倾向明显,都市生活、财经、文化娱乐类传媒发展迅猛,政治意识形态严重泛化的局面大为改观。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潮流并与之深刻互动,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迄今,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动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内变革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筹资方式社会化与市场化、逐项审批的中外合资合作、传媒集团化等方式为主要特点。随着中国进入WTO,2000年至2002年间,中国大众传媒领域经历了一定的徘徊。制播分离一度终止,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传媒投融资遭遇清理,有限的对外合作合资项目受到严控。我国传媒产业未来必将高歌猛进。

近年来，随着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发展，一种新的社会舆论形态开始出现，有人将其称为“人人都是报道者”的时代。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互联网的论坛、博客、播客(视频分享)等成为消息的渠道。

索引擎、聚合站点、网络论坛、博客、播客、手机、移动多媒体，乃至新近出现的微型博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收发信息、沟通交流的方式和手段。

本文作者：李克孙晓蕾工作单位：山东大学品牌与传播研究所

在艺术社会学视野下，大众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它的发展体现了审美创造与审美意识的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深深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并构成了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各种形态，其自身具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两重性。在精神上，大众文化体现生产者的审美意识与精神内涵；在物质上，大众文化迎合并引导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充盈文化市场。“大众文化所具有的商品性、日常生活性、娱乐性和技术性等特征影响和改变当代大众的审美观念及审美方式。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审美价值取向由伦理中心走向多元化——时尚、世俗、感性化。”

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大众文化的审美特性：第一，大众文化的娱乐性。目前的文化市场上，各种娱乐节目争奇斗艳，如《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中国好声音》等，这类节目能让观者开心愉悦、开怀大笑，普遍受到大众的欢迎。大众文化借助发展速度突飞猛进的大众传媒，可以最广泛最大限度地娱乐观众，观者在娱乐的同时也不断地受到大众文化产品的刺激并将产生新的娱乐诉求。娱乐性这种新的审美特性随着大众文化的逐渐普及化，在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缺失。如大众文化的大众化与普遍性，造成其与传统文化、经典文化连接上的断层，最终将导致文化产品精神内涵的缺失或者匮乏。第二，大众文化的矛盾性。大众文化的矛盾性体现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上，大众文化是现代工业化的产物，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现代化的特性，但从大众文化产生的时间顺序来说，它产生于传统文化之后，又必然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大众文化的矛盾性也体现在商业特性与文化特性中，文化产品既具有商品价值又具有精神文化价值，商品特性决定大众文化受控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调控作用成为平衡两者之间的途径，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商业特性与文化特性往往相背而行。在今天，大众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补充，并对主流文化产生一定的冲击，但大众文化的特性决定了它不能取代主流文化，更不能占据与支配整个文化市场。第三，大众文化的媚俗化。在市场竞争激励的前提下，大众文化在满足受众娱乐的同时，受利益等条件的驱使，一些内容上表现为肤浅、庸俗，形式上显示出享乐、拜金、腐败等倾向，从而造成大众文化的媚俗化、低趣味，极大地影响了文化市场的良好发展，并进一步导致了受众思想上的腐败与文化素养上的庸俗。大众文化媚俗化在新闻界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明星绯闻的炒作、英国BBC窃听丑闻以及对社会阴暗面的大肆报道等，这些都表明大众文化缺乏一定的规范，一味地媚俗，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大众文化对审美的正面价值是主要的，对审美蕴藏着巨大的创造潜力，我们应积极挖掘其对审美的精神价值，充实其精神内涵。”②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与剖析，也应朝着学术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以推动国家文化的健康发展。“大众文化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况，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大众文化是对审美观念的解放，也是对审美需要的极大满足，承认人们的感性生活和物质享受的合理性，改变了审美文化的封闭状态和单一格局，实现了审美的共享，促进了审美文化的繁荣。”③面对大众文化的广泛传播，如何利用自身的文化优势，更好地发挥大众文化的作用，必须加快进程。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应该发扬其优势，舍其不足，理性分析其自身的审美特性，并借鉴外来文化的先进观念和文化产品的制作经验，丰富和提高自身的素养。利用市场的调节作用，调和大众文化与传统文化、经典文化的关系，使它们在和谐统一中相互发展，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补充、互通有无。

【内容提要】

［内容摘要］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一个新的能动角色，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而国际贸易中大众传播的内容也倍受各方的关注，影视产品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由此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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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前，我们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参与塑造当今的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其范围不断扩大。大众传播对国际贸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国际贸易交易对象与范围的广泛性不仅丰富了大众传播的内容与效果，而且也正在逐渐容纳大众传播媒介为其贸易标的。可见，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正在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二者也必然在此过程中长足发展。

［关键词］大众传播；国际贸易；促进；融合

第一，大众传媒背后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在西方国家，大都是政党或利益集团掌握着传媒产业的控制权，因而大众传媒的利益出发点并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通过满足民众的传媒需求，达到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政治目的。这就使得大众传媒的社会舆论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甚至出现了背反现象，比如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大众传媒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助长了社会不良文化传播等。而我国的大众传媒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喉舌，是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重要渠道。通过大众传媒，既能及时地传达党的意志，又能充分反应人民的需要，成为党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平台。因而，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也是最容易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当前组织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通过大众传媒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共鸣。第二，我国大众传媒运作目标明确、导向鲜明，既倡导主流，又坚持一元与多样的统一，不存在传媒之间互相“掐架”情况。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各大主流媒体能按照统一部署和要求，步调一致，态度鲜明，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也是我国大众传媒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特色和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关键所在。而在西方国家，由于政治的和历史的种种原因，大多数传媒企业没有统一舆论制作和宣传的标准，往往在一些领域存在截然不同的依据和结论，造成了媒体宣传上的混乱，使受众无所适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第三，在新闻自由问题上，我国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所鼓吹的新闻自由，是以不能触及现行制度的根本利益为前提的。同时西方国家还实行“两面自由”政策，在鼓吹自己的同时，又把自己的“自由观”强加于人，否认别人的新闻自由的存在。而这种所谓的“新闻自由”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闻的“自由放任”，其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歪曲事实、诋毁侮辱的报道。例如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某新闻女主播问男主播:“那个中国战机驾驶员叫什么?”“WANGWEI(王伟)”“什么?WRONGWAY?噢!!!!!怪不得会往侦察机上撞!原来他的名字就叫WRONGWAY(走错道)”。播音员用了两个英文单词WANGWEI和WRONGWAG的谐音表达，表面看是嘲弄讥笑，实则是幸灾乐祸，而本质是逃脱罪行，掩盖事实真相。［4］我国的新闻自由是坚持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对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大众传媒，都采取积极支持、发展引导的态度。我们反对的是没有原则性的抽象的新闻自由，因为这对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

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及其表现

第一，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及方式具有制约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一定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大众传媒予以阐释和散播，另一面也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反馈和调整。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大众传媒所处环境不同，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选定相应的目标、内容和方式方法与之相适应，以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大众传媒环境发生了巨变，从经济角度看，经由传媒时代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大众传媒捕捉到了这样的信号，及时地将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因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发挥了积极的效用。第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具有双向影响作用。大众传媒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5］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具有正面引导、感染熏陶的作用，它所表达的主张、意见、倾向，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任务是一致的，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那些反动宣传、陈规陋俗、封建迷信、歪理邪说等不健康的舆论氛围，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优化大众传媒环境，排除不良传媒信息的干扰或攻击，营造健康的大众传媒生态，才能保障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效果的显现。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考核评估具有参照作用。评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评估要有参照物，但是无论是教育的过程还是教育的主体、客体，都时刻处于变化当中，很难直接从其本身找出参照的标准进行评估，再加上主体(教育者)和客体(被教育者)因为趋利避害等主观因素影响，使评估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也影响到了整个评估的全面性、客观性和有效性。而大众传媒为教育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人们心态和面貌的动态窗口，“通过观察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从舆论环境所反馈的各种信息中，教育者就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教育的各种效果”，［6］从而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估、反馈及提升工作。基于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影响，当前世界各国牢牢抓住大众传媒这一重要载体和手段，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政党利益和社会利益服务。当然，这也说明了当下加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国家、社会和大众传媒界必须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出发，进一步做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工作。

增强我国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大力发展传媒产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的大众传媒产业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传媒工具的研发和应用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以互联网为例，目前互联网上的信息绝大部分都来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利用网络进行的价值观兜售、观念感染、思想宣传等方面都有相当的能量，他们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关注和研究是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但是相对而言，虽然21世纪以来，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但是整个互联网的管理、利用和开发，仍然比较薄弱，特别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待进一步强化;从产业规模来说，我国大众传媒产业在人均量值上还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在一些农村或者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大众传媒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非常有限，既很难满足当地人民的休闲娱乐的需要，也影响到党的舆论宣传工作的开展。同志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7］从而在大众传媒普及化、大众化的基础上，培养民众的信息识别能力和利用开发能力。第二，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督管理，使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前，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世界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西方国家妄图通过大众传媒、技术和资本输入等方式，对我国进行“全盘西化”，实现“和平演变”的图谋一刻也没有停止，国际的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暗潮涌动;在国内，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一些人利用大众传媒散布歪理邪说、妖言惑众、制造破坏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因此，加强党对大众传媒的政治领导，把握大众传媒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志曾强调:“我们党一贯强调，要把新闻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里”，“该管的要管住，重要的宣传阵地和传播手段，一定要把好关口，丝毫不能出问题”。［8］为此，要尽早出台大众传媒法案，建立健全传媒制度规范，加强对大众传媒的行政监督、市场监督和群众监督，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区分好、引导好、发展好传媒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切实加强对大众传媒行业的管理，推动大众传媒产业规范、健康、有序发展。总之，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把握舆论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坚守主阵地，唱响主旋律，我国大众传媒产业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发展有方向、前进有动力，才能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才能做好、做实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戴和赞誉。第三，不断提升大众传媒教育水平。大众传媒教育是指教育者通过对受众的传媒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的传授，从而培养和提升他们对各种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利用、开发和再创造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大众传媒的思想属性、政治属性以及道德属性，因而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所以加强大众传媒教育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一要提升教育主体的媒介素养。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可以是教师、传媒主管部门，也可以是研发者、使用者。这里主要是指大众传媒的经营者，因为他们直接参与了大众传媒内容和形式的研发和实现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体现了源头和主导的作用。所以，在经营过程中，大众传媒经营者既要着眼于经济利益，更要重视社会效益，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求自我，自觉加强行业自律和道德修养，坚决抵制传媒的低俗化、媚俗化、娱乐化倾向，“通过大众传媒各项具体功能的融合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科学发展，实现国家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的协调共进”。［9］二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使大众传媒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贴近大众生活、贴近社会实际、贴近群众需要，通过丰富的传媒形式，反映人民的要求、愿望以及意见和建议，传递健康向上的舆论信息，营造亲民、便民、助民、惠民、富民、乐民、安民的舆论氛围，全心全意做好传媒服务工作;三要做好一些特殊群体的传媒教育工作，尤其要抓好青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传媒教育。这部分群体大都生活阅历不足，社会经验较少，自我分析、判断能力不强，更容易受到一些不良传媒信息的诱导。必须以“人文主义关怀”和“心理疏通引导”的方式，加强对青年和大学生群体的传媒教育管理工作，以提升他们的媒介素养。第四，创新在新兴媒体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科学技术的推动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使大众传媒经历了原始传播、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等发展阶段。在电子传播阶段，依次出现了第一媒介电话广播、第二媒介电影电视、第三媒介互联网等传播手段。而在互联网传播阶段，我们发现，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与互联网、移动终端、数字电视等新技术的融合，已成必然趋势，并逐渐衍生出了大量的新兴媒体。尤其是当前出现的诸如网络视频、新一代电子报纸及电子杂志、楼宇电视、车载移动电视、博客、播客、视客、网络社区、微博、飞信、阿里旺旺、IPTV、BBS、QQ、UC、MSN等新兴媒体，使舆论传播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传播手段综合多样，文、图、声、影、网全面覆盖，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信息传播开辟了一条简捷而又高效的空中通道，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新兴传媒的超地域性、超隐蔽性、超互动性、超共享性、超便利性以及极强的个性化等特征，深深地吸引了大量青年群体，这也预示着它必将成为东西方争夺青年思想意识形态控制权的重要工具。所以面临着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刻的数字化传媒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政府、社会、学校以及媒体人，都应责无旁贷地做好新兴媒体的教育、引导和管理工作，积极探索、创新新兴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推向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

本文作者：周建平工作单位：安徽工商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