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范文10篇

教学目标

知识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西汉兴衰的基本脉络主要的基础知识有：汉初统治者采取比较宽松政策的原因及措施、文景之治的含义、汉武帝大一统在政治思想上采取的措施、光武帝时出现的“光武中兴”的局面。

通过学生对诗文、史料的阅读和分析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学生对汉初经济发展状况文帝、景帝采取措施的历史短剧的表演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和认识事物的能力。

通过学生对汉初经济发展状况，文帝景帝时采取措施等历史剧的表演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和认知事物的能力。

教学目标

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有：汉武帝的用人政策；“推恩令”；盐铁专营，五铢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

二、通过了解汉武帝用人政策、兴办太学的做法等，认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

三、通过本课的教学以，使学生了解到汉武帝的大一统是西汉强盛的顶点，同时要认识到经济上的发展是大一统的物质基础，说明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是实现强盛的重要原因。对待汉武帝要辩证地认识：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确是雄才大略，更可贵的是他有勇气承认错误。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摘要：本片主要从课文的四个方面论述了《大一统的汉朝》这一课，作为教师只有把握好整课的内容，才能将知识全面、完整的教授给学生；只有理清本课的逻辑，才能提取出主要内容；只有把握好先进的前沿基础，才能让学生汲取先进的思想；只要抓住重难点，才能有所取舍，功半事倍。

关键词：文景之治；汉武帝

一、主要内容

本课选自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12课，题目为《大一统的汉朝》，分为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大一统、东汉的统治这三节通过题目与小标题的对比，可以理解为刘邦建立的汉朝结束了楚汉之争，又可理解为汉武帝的大一统。就文景之治而言，文帝和景帝采取的政策有降低赋税，提倡节俭，以身作则，“以德化民”。汉武帝时期，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加强大一统的局面，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巩固郡县制的成果，加强中央政权，选贤任能，北击匈奴，开发西域交通，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二、逻辑

本课的总抓手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文帝和景帝面对西汉初社会刚建立的时期，经济凋敝，田野荒凉的景象，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及汉武帝面对诸侯分封割据的王国问题，都采取了合适的政策，从而推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但是在西汉后期，朝廷腐败，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下，势必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本课位于第三单元“统一国家的建立”主要包含秦汉两个王朝，通过写秦的短命以及汉朝在吸取秦的亡国教训的基础上从第11课至17课用大篇幅从农民起义、汉朝的建立、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多方面描述了一个由弱到强的大一统的汉王朝。本课题目为《大一统的汉朝》但是就题目而言可以分为两层含义：一是指汉高祖结束了楚汉之争，实现了国家在领土和政治方面的统一；另一方面的“一统”是指汉武帝实现的“大一统”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思想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另外还包括度量衡的统一，边疆安定，政局稳定。本课主要从政治角度、上层建筑的角度来阐释本课，在教材导入部分，通过刘邦和文武百官的对话，引出汉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出现过的第一个盛世。本课编辑的线索有两条：一是按照时间顺序和王朝发展的一般规律（由弱—强—弱）来进行，与本课的三个小标题紧密切合，汉初文帝景帝父子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受到战乱破坏的社会得到恢复为汉武帝在位时的各项政策得到强有力的支撑，而后进入到鼎盛时期，与公元9年，被王莽夺权，西汉灭亡，东汉建立。另一条是按照横向的线索进行的，主要涉及的内容有文帝、景帝以及汉武帝所采取的关注民生、廉政公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等。就文帝时期，文帝面对西汉初年残破的景象，采取了开源节流的方针政策，就开源方面：奖励耕作。就节流方面：提倡节俭。景帝时期，继承了文帝的政策，重视“以德化民”。武帝时期，分别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采取了措施，最终实现了大一统。

摘要：中西方历史上，随着地域辽阔的帝国的建立，都曾产生过“大一统”的理念，但各自的发展结果则不尽相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变成了无数次的事实，而且深入人心到如此地步，以致在国家处于政治分裂之时，地不分南北，人不论民族，人们都以实现政治统一为己任。相比之下，欧洲的“大一统”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始终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很少将之变成政治现实。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人们在历史上同样怀抱着“大一统”的观念，但结果却是如此之不同，确实值得深思。本文力图较系统地考察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以便对上述问题做一解答。

关键词：大一统；帝国；连续性

从辞源学上说，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的第一句话，即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注解《公羊传》时，将其解释为：“大”乃为“推崇、重视”之义；“一统”乃“元始”之义，是根基、基础的意思。“大一统”就是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建政统和法统的根本。也就是说，“大一统”一词最早主要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是对王朝由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后来，更进一步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P.32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協”，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彊、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P.393)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P.797)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摘要：中西方历史上，随着地域辽阔的帝国的建立，都曾产生过“大一统”的理念，但各自的发展结果则不尽相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不仅变成了无数次的事实，而且深入人心到如此地步，以致在国家处于政治分裂之时，地不分南北，人不论民族，人们都以实现政治统一为己任。相比之下，欧洲的“大一统”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始终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很少将之变成政治现实。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人们在历史上同样怀抱着“大一统”的观念，但结果却是如此之不同，确实值得深思。本文力图较系统地考察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的形成、发展和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异同，以便对上述问题做一解答。

关键词：大一统；帝国；连续性

从辞源学上说，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的第一句话，即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注解《公羊传》时，将其解释为：“大”乃为“推崇、重视”之义；“一统”乃“元始”之义，是根基、基础的意思。“大一统”就是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建政统和法统的根本。也就是说，“大一统”一词最早主要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是对王朝由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后来，更进一步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P.32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協”，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彊、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P.393)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P.797)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出台后，推动着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向纵深发展。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形成的全国一盘棋、教育大一统的局面在新的课程改革中将被画上句号，成为历史。高课标以多样性为原则，处处洋溢着多姿多彩的多样化精神。冲破传统教育的大一统束缚，尽显多样性原则是高课标的一大特点。

一、打破课程设置时序上的大一统，扩大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

长期以来，几乎全国都在同一时期上同一种课程。根据现行教学大纲的规定，普通高中第一学年统一开设历史必修课，毕业论文讲授《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下)，第二学年统一开设历史选修课，讲授《世界近代现代史》(上、下)。在什么时间，开什么课，讲什么内容，各地区、各学校无权选择。在各种形式的统一考试的压力下，各地区、各学校无法选择。为了提高教育效益，经济主管部门早已改变了对企业统得太死的做法，给企业更多的选择权。为了提高效果，教育主管部门同样也该改变对学校统得太死的做法，给学校更多的选择权。高课标顺应了这一趋势，在“教学建议”中指出，“各地区、各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教学顺序。这就是说课程设置时序上的大一统被打破了，各地区、各学校有了自主选择权。同一教学内容的开设时间将呈现多样性。这也就意味着每学年、每学期都要搞的大范围的统一考试也要随之结束了，学生的考试压力自然也就减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也就随之增大了。

二、打破教材上的大一统，保障对高质量的特色教材的需求

多年来，全国中小学几乎都在使用统编教材。

不管各地区之间存在多大差异，却都要使用同一种版本的教材，这其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还由于统编教材是各地区、各学校的唯一选择，造成了许多学生身受其害、学校无可奈何的事情多有发生。

《我们》作为20世纪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的奠基作，融科幻和讽刺于一身，其中戏剧化的情节模式、反讽的叙事手法、哥特式的美学风格也被后来的反乌托邦文学所继承，足见其艺术价值所在。《我们》作为一部融科幻和讽刺的预言小说，采用了日记体的形式，将主人公D-503的生活片段像冰糖葫芦一样串联起来。通过古屋与大一统国、“靡非”与“造福主”、“我”与“我们”的对立，表现了对个性与共性、幸福与自由的反思和透视。而这种反乌托邦的题旨亦是通过具体的叙事手法（戏剧化、反讽和哥特式因素）实现的。

一、戏剧化

大一统国中的“我们”没有姓名，而是用字母加数字的编号命名，元音是女性，辅音是男性。人物被抽象化、印象化和符号化，如主人公D-503有一双猴子般的毛茸茸的手；男性号民S-4711的身形被折成两道弯儿，形如其名；可爱的O-90全身则由一些圆组成以及两颊如鱼鳃的U等等。通过这种对人物外部特征的戏剧化、漫画式刻画，象征了人的“异化”主题。《我们》中的戏剧化色彩不仅表现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上，扎米亚京还借用了悬念、发现和突转等重要的戏剧技法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在形成过程中，常常出现悬念、发现和突转等戏剧技法。主导的悬念有：I-330的真实身份极其接近D-503的目的，还有她在古屋的消失之谜。而所有这些悬念都在随后的发现中得到了解答：I-330是靡菲的首领，她接近D-503是因为其是“一体号”的建造工程师，希望借助他完成革命的计划。但在夺取“一体号”的计划实施中，情况又出现了逆转，D-503接到了造福主的电话，大一统国准备对所有号民进行伟大的手术———幻想摘除术，革命能否成功，主人公D-503的结局如何……所有这些又形成了新的谜。这样的精心安排和对戏剧技法的巧妙运用，使得作品扣人心弦，情节跌宕起伏，在读者的心理上产生强烈的戏剧化效果。

二、反讽

在《我们》中，反讽的叙事策略可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主要表现是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扎米亚京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我们》就体现了其高深的幽默讽刺技巧。小说标题的设置就颇为巧妙，“我们”既是全文的主题内容，亦是小说的反讽对象，警示了现代社会中机器和国家对人个性的抹杀、对自由的驱逐和对思想的统治。行文中作者也往往寓庄于谐、正话反说，如“一个好医生，当病人还健康的时候，他就着手治疗了；实际上病人要到明天、后天，甚至一星期以后才会生病。这是预防措施”。另外，关于幸福和自由，作者也做了另类的诠释。正是这些嘲讽的语调、反讽的语言和讥笑嘲弄的文字，揭示了大一统国理性至上的荒谬及其统治工具的残暴。从更宏观的情节与场景来看，作品中还存在着情境反讽。号民们的工作、生活严格按照作息条规执行：他们在同一时间起床、就餐、工作、散步和就寝，就连性生活也被纳入了数学的轨道，有了它特有的组织形式。另外，在选举庆典上，靡菲们投了反对票，但《大一统国报》对此的诡辩却是：“人人都明白，如果把他们的选票计算在内，就未免太荒唐了。那样做无异于把偶然混进音乐会大厅的几个病人的咳嗽声，也当做是一首恢宏雄壮的交响曲的一部分……”（122）这种啼笑皆非的言论拆解了其政治话语的价值合法性，揭穿了大一统国极权统治的真相。反讽的语言和情境是作者表现主题、组织情节结构的重要手段，它打破了读者惯常的阅读习惯，达到了消解权威历史话语的目的。

三、哥特式因素

摘要：两千年来，"大一统"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关键词：国家主义重农抑商社会意识文官体系双重性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一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5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7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

两千年来，"大一统"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一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5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7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摘要：两千年来，"大一统"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关键词：国家主义重农抑商社会意识文官体系双重性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一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5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7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