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论范文10篇

康德伦理学的魅力之一是其逻辑上的优美性。也正是这种优美性促使我们思考：它的疆域究竟可以拓展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我们希望首先将它拓展到物权问题上并试图构建一种关于物权的道义论。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物权概念比法学上的物权概念要广泛得多、基本得多，它不仅涉及物的所有与使用，也涉及物的道德地位。

一、物权道义论的可能性：定言命令形式所预留的逻辑空间

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和基础是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所论证的定言命令，这个命令有三种表述形式。这三种形式是否在逻辑上是等价的，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它们不等价，会导致什么样有趣的结果？

我们这里主要考察其第一和第二种表述形式。定言命令的第一表述形式（A）是：“除非我愿意自己的准则也变成为普遍规律，我不应行动。”(P17)第二表述（B）是：“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手段。”(P47)

第一表述是在说一个行动的准则应该是可普遍化的，而第二表述则明确了这种普遍化的限度，即不能将“人性”仅仅作为手段。诚然，这个限制已经包含在第一表述中了，因为第一表述强调的准则可普遍化就是指与他人“人性”（即意志能力）不发生冲突；因此，从第一表述可以推出第二表述。

这个推理也可以这样作出。假定我有一个行动准则（a）：“我愿意将人性作为手段”。这个准则有两个命运：要么在意愿上不可普遍化（～A（a）），即有人不愿意将人性作为手段；要么在意愿上可以普遍化（A（a）），即别人也愿意将所有人性作为手段。第一种命运依据第一表述（A），不能导致你的行动；但是，这个不可普遍化意味着接受其否命题（～a）：“我愿意将人性作为目的”，而该命题是可以普遍化的（A（～a））；也就是说，a的不可普遍化蕴涵着～a的可普遍化，即～A（a）蕴涵A（～a）。而第二种命运依据第一表述（A），则意味着别人也“自主地同意”了这种行动，即人人都愿意将自己的人性作为别人的手段或自己的手段，那么，这种自愿性就意味着他已经不仅仅是作为手段，而同时也作为目的了——因为，自主地同意某个行动及其准则就意味着将自己的人性“作为目的”。这就是说，任何人性的手段化，如果在意愿上不可普遍化，它就是将人性仅仅作为目的；而只要在意愿上可普遍化的，它就不可能仅仅作为手段，而同时也是目的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析取命题：要么将人性仅仅作为目的，而不作为手段；要么同时作为目的，而不仅仅作为手段。

传统规范伦理学有三种形态，即道义论、功利论与德性论。道义论和功利论，都可以转化为德性论。

故此，先从道义论与功利论讲起。

一、日常生活中的功利论与道义论

何为功利论、何为道义论

何谓功利论？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它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看行为的结果。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于弊的行为，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

当代美国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给功利论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功利原则十分严格地指出，我们做一件事情所寻求的，总的说来，就是善（或利）超过恶（或害）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恶超过善的最小差额）”（引文加重点为原作者所加）。“这里的‘善’与‘恶’，是指非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注：［美］弗兰克纳：《善的求索》，辽宁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功利论又分行为功利论与规则功利论。所谓行为功利论，是说不依据规则，而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决定行为，只要它能够带来好的效果便是道德的。规则功利主义是依据规则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行为即为道德行为。

［摘要］作为自媒体和“类人际传播”的典型代表，微博在信息传递与舆论生成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渐显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微博都能触及并对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尤其在反腐领域，微博的信息裂变模式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体现，对营造网络民主和社会公正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本文对传播学场域中的微博反腐进行了道义解读，并对其运行机制和优化方式进行了讨论，为微博反腐和网络民主提供借鉴。

［关键词］微博反腐；道义；网络舆论；运行机制优化；传播学

作为网络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微博在博客等相关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为时下使用最为广泛的传播工具，注册用户数量不断增长，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微博的门槛较低、使用便利，尤其是微博的信息传递模式符合“混沌理论”中“蝴蝶效应”的原理，信息的传递往往会在其固有机制的作用下，呈现出几何级数的传播效果。作为自媒体和“类人际传播”的典型代表，微博在信息传递与舆论生成方面的优势正在逐渐显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微博都能触及并对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1－4］尤其在反腐领域，微博的信息裂变模式已经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体现，对营造网络民主和社会公正的良好氛围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5］当然，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微博反腐体现了我国在网络民主和网络监督方面的极大进步，较之于之前的论坛发帖、博客爆料等，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一、微博反腐的信息传播特征与效应分析

（一）微博反腐的信息传播特征微博反腐以自媒体平台为载体，具有自媒体信息传播的主要特征。①微博反腐的信息传播完整地体现了“蝴蝶效应”，其流程为：知情者将腐败信息提供给第一传播者（爆料人）———经爆料后引起网民的关注———对事件进行发掘和发酵———得到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有关部门的重视。微博反腐的信息传播主体（即微博反腐的主要传播者）主要为新闻工作者、民间反腐人士和利益受损的社会公众等。其中，新闻工作者因其信息来源广泛，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一些腐败案件一旦经过新闻工作者的报道，其可信度极高，并会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形成强大的舆论；而对民间反腐人士来说，他们同样具有较强的新闻素养，通常会严格调查取证后才会公布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这类反腐主体具有强烈的爱憎情感，因此，通过网络检举的腐败信息往往具有强大的轰动性，其可信度也较高。［6］腐败是对社会公正的践踏，是对他人利益的不当谋求，部分社会公众的利益将会受到损害，因此，受害群众也是微博反腐的主要信息提供者，但是他们所检举的腐败案件通常要得到其他传播者的协助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在于：腐败的受害者一定会站在自己的立场，所传信息可能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只有在新闻工作者或者民间反腐人士的协助下，才能提升其可信度。（二）微博反腐的正负效应分析1．正效应。近年来，以微博这种新的“自媒体”为平台，大量的腐败案件被挖掘出来，微博反腐的有效性得到了阶段性的印证。实际上，微博信息传播以“混沌理论”为基础，传播迅速、范围广泛，尤其在与其他即时通讯工具结合之后，会实现信息的“无时滞”传播，具有较强的信息时效性。［7－10］在微博中，简短的字数、简单的操作使反腐消息的传播迅速而便捷，一键式的转发和评论更使消息不断发酵，继而形成巨大的舆论场，对腐败者和腐败的实际监督者以及国家公权力形成强大但无形的压力，能够“敦促”事件得到快速的解决。这是因为，在微博的舆论场域中，腐败事件更加透明和公开，加之微博具有互动和开放特征，社会公众的舆论监督意愿更强，行为也更为主动，信息的传播本身也就形成了一种约束和制约，为反腐工作的高效提供了动力。2．负效应。虽然借助微博反腐的效率较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微博场域中，信息传播较快以及网络匿名特征，使得信息的生成、传递、反馈等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失真、失实，一些虚假信息（甚至包含恶意成分）会经过微博在网络和现实世界快速传播，甚至由于事件自身的敏感性，在信息扩散的过程中一些非理性的行为会对当事人（可能是无辜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此外，在微博反腐的负面效应中，由于在线上和线下之间、反腐主体和围观者之间、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具有话语优势，即便这一方已经部分地失去了社会责任感与自我控制的能力，但是在“法不责众”的心理支配下，极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颠倒事实，使真相埋没在舆论之下。［11］当然，这种由于网友的盲目跟风形成的“网络暴力”以及媒介审判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到司法判断和司法公正。

二、微博反腐的合理性解读———基于公民社会道义的视角

传统规范伦理学有三种形态，即道义论、功利论与德性论。道义论和功利论，都可以转化为德性论。

故此，先从道义论与功利论讲起。

一、日常生活中的功利论与道义论

何为功利论、何为道义论

何谓功利论？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它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看行为的结果。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于弊的行为，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

当代美国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给功利论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功利原则十分严格地指出，我们做一件事情所寻求的，总的说来，就是善（或利）超过恶（或害）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恶超过善的最小差额）”（引文加重点为原作者所加）。“这里的‘善’与‘恶’，是指非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注：［美］弗兰克纳：《善的求索》，辽宁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功利论又分行为功利论与规则功利论。所谓行为功利论，是说不依据规则，而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决定行为，只要它能够带来好的效果便是道德的。规则功利主义是依据规则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行为即为道德行为。

传统规范伦理学有三种形态，即道义论、功利论与德性论。道义论和功利论，都可以转化为德性论。

故此，先从道义论与功利论讲起。

一、日常生活中的功利论与道义论

何为功利论、何为道义论

何谓功利论？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它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看行为的结果。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于弊的行为，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

当代美国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给功利论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功利原则十分严格地指出，我们做一件事情所寻求的，总的说来，就是善（或利）超过恶（或害）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恶超过善的最小差额）”（引文加重点为原作者所加）。“这里的‘善’与‘恶’，是指非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注：［美］弗兰克纳：《善的求索》，辽宁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功利论又分行为功利论与规则功利论。所谓行为功利论，是说不依据规则，而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决定行为，只要它能够带来好的效果便是道德的。规则功利主义是依据规则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行为即为道德行为。

传统规范伦有三种形态，即道义论、功利论与德性论。道义论和功利论，都可以转化为德性论。

故此，先从道义论与功利论讲起。

一、日常生活中的功利论与道义论

何为功利论、何为道义论

何谓功利论？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它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看行为的结果。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于弊的行为，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

当代美国道德家弗兰克纳给功利论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功利原则十分严格地指出，我们做一件事情所寻求的，总的说来，就是善（或利）超过恶（或害）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恶超过善的最小差额）”（引文加重点为原作者所加）。“这里的‘善’与‘恶’，是指非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注：［美］弗兰克纳：《善的求索》，辽宁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功利论又分行为功利论与规则功利论。所谓行为功利论，是说不依据规则，而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决定行为，只要它能够带来好的效果便是道德的。规则功利主义是依据规则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行为即为道德行为。

传统规范伦理学有三种形态，即道义论、功利论与德性论。道义论和功利论，都可以转化为德性论。

故此，先从道义论与功利论讲起。

一、日常生活中的功利论与道义论

何为功利论、何为道义论

何谓功利论？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它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看行为的结果。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于弊的行为，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

当代美国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给功利论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功利原则十分严格地指出，我们做一件事情所寻求的，总的说来，就是善（或利）超过恶（或害）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恶超过善的最小差额）”（引文加重点为原作者所加）。“这里的‘善’与‘恶’，是指非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注：［美］弗兰克纳：《善的求索》，辽宁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功利论又分行为功利论与规则功利论。所谓行为功利论，是说不依据规则，而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决定行为，只要它能够带来好的效果便是道德的。规则功利主义是依据规则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行为即为道德行为。

传统规范伦理学有三种形态，即道义论、功利论与德性论。道义论和功利论，都可以转化为德性论。

故此，先从道义论与功利论讲起。

一、日常生活中的功利论与道义论

何为功利论、何为道义论

何谓功利论？功利论作为一种道德理论，它主张人的行为道德与否，看行为的结果。凡行为结果给行为者及其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或带来利大于弊的行为，则是道德的，否则就是不道德。

当代美国道德哲学家弗兰克纳给功利论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功利原则十分严格地指出，我们做一件事情所寻求的，总的说来，就是善（或利）超过恶（或害）的可能最大余额（或者恶超过善的最小差额）”（引文加重点为原作者所加）。“这里的‘善’与‘恶’，是指非道德意义上的善与恶。”（注：［美］弗兰克纳：《善的求索》，辽宁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功利论又分行为功利论与规则功利论。所谓行为功利论，是说不依据规则，而是根据当下的情况，决定行为，只要它能够带来好的效果便是道德的。规则功利主义是依据规则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行为即为道德行为。

内容提要：侵权法理论的不断发展和环境侵权自身的特殊性对传统环境民事责任理论提出了挑战。出于维护正义、稳定社会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以环境侵权损害填补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民事责任的社会化为各国民法和环境法所共同关注。本文分析了实现环境侵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前提的三个转变途径，即道义责任向社会责任的转变、个人赔偿机制向社会赔偿机制的转变、单一侵权损害赔偿向综合性社会安全体制转变。主张在这三种方式协调合作的基础上，构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的综合协调机制，并对我国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制度体系的建立提出了建议。

主题词：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社会化

环境侵权的研究是民法与环境法交叉的主要领域之一，也是环境法在形成与发展初期理论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以往的研究焦点基本上囿于归责原则、举证责任、因果关系、责任范围等侵权法的基本范畴，但随着侵权法理论的不断进化与发展，侵权责任社会化的思路逐步被引入了有关环境侵权理论的研究。

环境侵权广义上包括环境污染行为和环境破坏行为。本文所指的环境侵权是狭义的环境侵权，特指环境污染侵权，即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所指“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

侵权行为法自身功能的转变带来了环境侵权构成要件的重构，实现了侵权行为法内部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环境侵权自身的特点和平衡经济发展与受害人权益保护的需要共同决定了环境侵权损害其他社会填补制度（包括社会赔偿机制和社会安全体制）存在的必要性；不同层次的损害填补制度共同构成了环境侵权损害填补制度的体系，力求实现对受害人及时充分的救济。因此，在寻求侵权行为法自身突破的同时，必须积极建立其他的损害填补方式，通过多种损害填补制度的协调合作，构建体系化的损害填补制度。

笔者认为，构建环境侵权损害填补综合协调机制的前提是实现三个转变：其一为道义责任向社会责任的转变，主要是对环境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调整，包括违法性要件的抛弃、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兴起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其二为个人赔偿机制向社会赔偿机制①的转变，包括责任保险制度、财务保证制度和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其三为单一侵权损害赔偿向综合性社会安全体制转变，包括建立社会保险制度、责任集中制度和国家给付制度。

这是一篇关于自由主义的论文。我所关注的自由主义是一种在现今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中占有突出地位的自由主义版本：在这种自由主义中，正义、公平和个人权利的概念具有一种核心地位，而其哲学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康德。作为一种断言权利优先于善、并与功利主义概念相对立而加以典型定义的伦理，我所了解的这种自由主义最好应描述为“道义论的自由主义”，对于我认为熟悉这一学说的人们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可怕的名称。

“道义论的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关于正义的理论，尤其是一种关于正义在诸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中具有首要性的理论。我们可以将其核心陈述如下：社会由多元个人组成，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利益和善观念，当社会为那些本身不以任何特殊善概念为先决前提的原则所支配时，它就能得到最好的安排；证明这些规导性原则之正当合理性的，首先不是因为它们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是能够尽善，相反，是因为它们符合权利（正当）概念，权利是一个既定的优先于和独立于善的道德范畴。

这就是康德的自由主义，亦是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所主张的自由主义，也正是我想对之提出挑战的自由主义。为反驳正义的首要性，我将论证正义的诸种局限，个中深意在于，这些局限亦是自由主义的局限。我所谓的局限不是实践上的，而是概念上的。我的要意并不是说，无论正义的原则多么高尚，它永远都不可能充分付诸实践，相反，我是指这些局限存在于正义理想本身。对于一个为自由主义允诺所激励的社会来说，问题决不单单是正义总难完全实现，而是这一观念存在缺陷，这一渴望并不完善。但是，在探究这些局限之前，我们必须更清楚地了解申明正义之首要性的意图。

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却又相关的方面来理解正义的首要性。其一是直接的道德意义。正义的首要性主张，正义之所以是首要的，在于正义的要求超过其他道德利益和政治利益，无论这些利益可能有多么迫切。依此观点，正义就不仅仅是诸种价值中的一种价值，可以随情况的变化来加以权衡和考量，而是所有社会美德中的最高美德，是一种在其他社会美德能够提出其要求之前所必须满足的美德要求。如果世界的幸福只能通过不正义的手段来促进，那么有可能以适当方式普遍推行的就不是幸福，而是正义。而且，当某个体权利发生正义问题时，即使是普遍福利也不能僭越这些权利。

但是，单单在其道德意义上，正义的首要性很难将这种自由主义与其他为人熟知的自由主义变种区别开来。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在强调正义的重要性，并坚持个体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约翰·斯图嘉特·密尔把正义叫做“所有道德的主要部分，和不可比较的最神圣、最有约束力的部分”，洛克认为，人的天赋权利比任何联邦所能僭越的权利都要强大（1690年）。但这些都不是我们在此所关注的更深意义上的道义论自由主义所要讲的。因为这种充分道义论伦理不仅有关道德，而且有关道德的基础，它所关注的不只是道德法则的重要性，而且还有其引申意味，康德将之称为道德法则的“决定性根据”。

按照充分道义论的观点，正义的首要性所描述的不仅是一种道德优先性，而且也是一种证明的特权形式；权利（正当）优先于善，不仅是指其要求在先，而且在于其原则是独立推导出来的。这就意味着，与其他实践戒律不同，正义的原则是以一种并不依赖于任何特殊善观点的方式而得到其正当合理性证明的。与之相反：如若给定其独立的特性，则权利便约束着善并设定着善的界限。康德认为：“善恶概念不是先于道德法则而定义的，如果先于道德法则，那么，前者似乎就必定具有基础地位；相反，善恶概念必须在道德法则之后并通过道德法则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