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世界范文10篇

内容摘要：李安被认为是目前台湾最重要的新生代导演之一。他以“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而蜚声国际影坛，并从此开始了他冲击好莱坞的电影历程。李安以其在电影中表现出的关注家庭生活中的伦理，关注中西文化对比的执著精神，征服了世界影坛，在艺术上和商业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李安的成功在于他在影片中表现的家庭题材，他是以一个完整并且强大的叙事力来完成其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对比的主题。李安的这种独特的贯穿中西方文化的电影风格值得我们研究和思索。本文着重论述的就是李安学贯中西的导演风格。对从李安的个人经历、整个社会的背景以及他所拍摄的影片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意识与伦理道德批判意识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和论述。李安是中西方教育结合的产物，他的电影也是两种社会文化结合的产物。本文试图就李安及其所带来的“李安现象”作一深入的分析，以期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一种借鉴和学习。

序言

侯孝贤、杨德昌、李安三人被认为是目前台湾新生代最重要的导演。台湾著名资深影评人焦雄屏女士曾把侯孝贤和杨德昌两个人对电影的不同认知和信念加以对比，她认为侯孝贤是中国的传统的，感情饱满而丰富；杨德昌是西方的、现代的，感情冷静而内省。而李安所采取的是现代人的中庸之道，他游刃于杨德昌的理智和侯孝贤的情感之间，“取其道而用之”。学贯中西，正是李安的导演风格。

第一章与电影结缘

一、往事

李安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导演，当他拍摄完成其处女作影片也是奠定了其杰出导演地位的影片《推手》时，是1991年，当时他已经37岁。

内容摘要：李安被认为是目前台湾最重要的新生代导演之一。他以“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而蜚声国际影坛，并从此开始了他冲击好莱坞的电影历程。李安以其在电影中表现出的关注家庭生活中的伦理，关注中西文化对比的执著精神，征服了世界影坛，在艺术上和商业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李安的成功在于他在影片中表现的家庭题材，他是以一个完整并且强大的叙事力来完成其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对比的主题。李安的这种独特的贯穿中西方文化的电影风格值得我们研究和思索。本文着重论述的就是李安学贯中西的导演风格。对从李安的个人经历、整个社会的背景以及他所拍摄的影片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意识与伦理道德批判意识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和论述。李安是中西方教育结合的产物，他的电影也是两种社会文化结合的产物。本文试图就李安及其所带来的“李安现象”作一深入的分析，以期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一种借鉴和学习。

序言

侯孝贤、杨德昌、李安三人被认为是目前台湾新生代最重要的导演。台湾著名资深影评人焦雄屏女士曾把侯孝贤和杨德昌两个人对电影的不同认知和信念加以对比，她认为侯孝贤是中国的传统的，感情饱满而丰富；杨德昌是西方的、现代的，感情冷静而内省。而李安所采取的是现代人的中庸之道，他游刃于杨德昌的理智和侯孝贤的情感之间，“取其道而用之”。学贯中西，正是李安的导演风格。

第一章与电影结缘

一、往事

李安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导演，当他拍摄完成其处女作影片也是奠定了其杰出导演地位的影片《推手》时，是1991年，当时他已经37岁。

内容摘要：李安被认为是目前台湾最重要的新生代导演之一。他以“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而蜚声国际影坛，并从此开始了他冲击好莱坞的电影历程。李安以其在电影中表现出的关注家庭生活中的伦理，关注中西文化对比的执著精神，征服了世界影坛，在艺术上和商业上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李安的成功在于他在影片中表现的家庭题材，他是以一个完整并且强大的叙事力来完成其表达的中西方文化对比的主题。李安的这种独特的贯穿中西方文化的电影风格值得我们研究和思索。本文着重论述的就是李安学贯中西的导演风格。对从李安的个人经历、整个社会的背景以及他所拍摄的影片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意识与伦理道德批判意识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和论述。李安是中西方教育结合的产物，他的电影也是两种社会文化结合的产物。本文试图就李安及其所带来的“李安现象”作一深入的分析，以期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一种借鉴和学习。

序言

侯孝贤、杨德昌、李安三人被认为是目前台湾新生代最重要的导演。台湾著名资深影评人焦雄屏女士曾把侯孝贤和杨德昌两个人对电影的不同认知和信念加以对比，她认为侯孝贤是中国的传统的，感情饱满而丰富；杨德昌是西方的、现代的，感情冷静而内省。而李安所采取的是现代人的中庸之道，他游刃于杨德昌的理智和侯孝贤的情感之间，“取其道而用之”。学贯中西，正是李安的导演风格。

第一章与电影结缘

一、往事

李安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导演，当他拍摄完成其处女作影片也是奠定了其杰出导演地位的影片《推手》时，是1991年，当时他已经37岁。

在张艺谋、陈凯歌、巩俐、葛优以及众多中国电影新生代不断成为世界影坛的新闻话题的同时，来自台湾的李安先后推出《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和后来的《理智与情感》，来自香港的吴宇森在好莱坞先后导演了《终极标靶》、《断箭》、《变脸》和《碟中碟（2）》，陈冲与顾长卫合作拍摄了《纽约的秋天》，华人导演似乎已经进入了世界电影主流。2001年，美国《时代》周刊在评选年度10大优秀影片时，竟然同时有四部华人导演的电影榜上有名，在被传媒塑造为一个文化盛典的奥斯卡评奖中，李安的《卧虎藏龙》获得了10项提名4项大奖。华人俨然成为了新世纪世界电影文化的一道风景。

的确，中国元素是一道风景，在我们为世界电影中越来越醒目的东方元素而弹冠相庆的时候，我们也会意识到，对于这个由经济强权所支配的世界来说，中国更像是一个陌生的奇观、一个遥远的童话、一个离奇的故事，因而，《花木兰》其实是一个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故事，《卧虎藏龙》中的东方侠士和东方美女只不过是为看多了《007》与《终极警探》中那些肌肉发达、动作勇猛的西方英雄和挺胸露臂、金发碧眼的性感女郎的西方观众提供了新鲜快餐。

在好莱坞电影历史上，利用外国演员、外国导演和外国题材、外国人物来征服外国观众，一直卓有成效。从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好莱坞陆续吸收了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等许多国家的优秀导演、明星，如喜剧大师卓别林、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演员葛丽泰·嘉宝、费雯·丽、英格里·葆蔓等都来自欧洲，好莱坞还有许多导演、演员、甚至制片人来自东欧、拉美、加拿大等等，而许多美国电影的题材也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所有这些外来人和外来文化都经过好莱坞的商业改造，有时甚至是美国的政治改造，一方面为主流的美国电影带来异域情调和注入文化营养，另一方面也为美国电影进入外国市场带来文化亲同感和文化共鸣。90年代以来，不仅像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中国的花木兰、圣经里的摩西出埃及这样的东方故事、题材纷纷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而且一直被好莱坞排斥的华人导演、演员、摄影师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邀请到好莱坞创作主流电影。好莱坞一方面利用东方情调来为主流好莱坞观众创造一种文化奇观和获取新的市场资源，同时也利用这些电影人在原住国和地区的地位、影响、名声来获得华文化圈的认同。好莱坞以一种"世界电影"的形象为自己进入东方做了文化包装。

近年来，"好莱坞"兴起一种怀旧热、古典热，而时下这群怀旧的西方人又欣喜若狂地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历史和文化，而那些有着东西文化学术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导演们，既能游刃有余地利用东方历史文化资源，又对西方人的心理需求和观影习惯了然于心，把西方人所熟知的方式和概念融会在充满奇观的东方故事中，温柔、敦厚、神秘的东方文化在潜意识中给了他们一种母性和家园的感觉，所以好莱坞也开始借助"东方化"来实现西方人的"还乡"梦想。

其实，好莱坞的东方元素不过是被好莱坞化的东方。因而，东方元素在世界电影中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点缀。当然，也许在当今这个信息传播不平衡的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为东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别是当我们试图"走向世界"，试图"国际接轨"的时候更是如此。

摘要：“真实”有时候是人们最渴望也最不敢面对的词汇，“虚拟”是看似飘忽存在，人却难以捉摸的感觉。电影镜头记录着真实和虚拟的生存空间，而这种真实和虚拟，有时候很难建立在一个由理性思想建构的和谐空间中，但是，有时候“心灵”却可以让这种虚拟和真实同时存在。《楚门的世界》以人们对现代生活的视角出发，引发电影与受众之间的情感审美体验，激发人们对现代精神生活的思考，体验生活对心灵的震颤。

关键词：真实虚拟镜头空间心灵

“真实”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中不单单指生活真实，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有对“真实”的别样理解。平日里我们把生活真实理解为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和事，它属于客观事实。而艺术真实的主体是艺术家在人生体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生活真实的加工、提炼、改造等活动，以另外一种所谓的虚拟的形式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和真谛，使其更鲜活、更典型、更集中地表现艺术家对生活真实的主观评价和情感。艺术真实凝聚着艺术家对事物理解的观念和真实情感。艺术家的这种主观评价和情感与生活真实相一致或者基本一致。艺术真实是事真、情真、理真的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形式。如果用情感的角度去看待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存在，那么你会发现，真实在人们的心灵中的存在是非常复杂的。《心理学大辞典》中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那么，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空间社会中，如何看待和判断自己身边的“真实”状态，电视、电影、广播、各种媒介的艺术真实真的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生活真实的艺术化结果吗？那么，如何衡量这个结果的好坏呢？

电影是媒介传达方式之一，它是一个商业行为的文化符号，从这个词汇诞生之日起便与生活这个词汇紧密相连。电影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镜头是艺术家记录剧本的工具，影片是沟通观众、演员和生活真实，塑造艺术真实的桥梁，通过影片引起观众对事件、事物的情感沟通。在旧有的观念中影片的情节都是导演、演员根据编剧剧情的需要情景再现的一个过程，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影片的类型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革。一种以电视传媒为介质，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以生活真实的发展为线索而被实时记录下来的镜头出现了，即所谓的“真人秀”，还有人把它定义为“特定虚拟空间中的真实故事，以全方位、真实的近距离拍摄和以人物为核心的戏剧化的后期剪辑而做成的节目”而获得广泛的经济效益的电视节目。但是有多少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这种虚拟空间建立在一个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的时候，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真”是否真的体现了艺术真实的价值？

一、镜头内真实的情感——真

好莱坞的派拉蒙影业制作公司，拍了一部纪实性电影名字叫做TheTrumanShow。创下了很客观的票房成绩，全美首映票房：S|31542121.00(单位:美元)，全美累计票房：S|125618201.00(单位:美元)，海外累计票房：S|138500000.00(单位:美元)。如此高额的票房成绩显然证明该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剧中的男主角对他的成功以及公司的成功却全然不知，换另一个角度思考的话，我们应该会产生另一种疑问：这种成功是真的成功，还是凌驾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一个闹剧呢？

[论文关键词]第六代个人化都市边缘人小人物影像

[论文摘要]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以个人化的叙事策略和对都市场景与边缘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以及强烈的影像塑造意识，体现出他们共同的“代”的意识与审美特质。

以张元、娄烨、王小帅、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电影导演群体是在80年代相对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时也是在中国电影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中开始拍摄的。与“第五代”相比，他们有着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导演也拒绝这种代际划分。但就笔者个人的看法，随着“第六代”作品的不断问世，他们在电影审美追求上的共同之处也渐次清晰。因此，对他们电影的整体特征进行描述，也许是可行的。

一、个人化的叙事策略

“个人化”这一概念，滥觞于日本的“私小说”创作，它是一种无视社会意义、专写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写作。是在现代主义哲学思想活跃，“反传统情绪、个人主义思想，为之弥漫。一般人由关心国家变为关注自我，由国家主义转为‘沉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思潮下，某些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极端失望的作家的产物。笔者之所以借用“个人化”这一概念，是因为“第六代”的叙述艺术，与小说界的“个人化”写作很类似。

“个人化”叙述的特征首先是，放弃“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回归个人的叙事状态，远离公共话语和宏大叙述，而面向个人的狭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从《头发乱了》，到《北京杂种》、《小武》、《长大成人》、《苏州河》、《月蚀》、《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无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等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精神状态，成为影片中作为主人公的个人化叙述的中心话语，虽然在这些作品中有社会因素存在，但那不过是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们的作品中，尽管有很多对社会阴暗现象的揭示，但叙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气，而只是一种“平民当事人”的个人化讲述与宣泄。其次，是叙述中总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虑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们的故事在大众心目中几乎无足轻重，但由于导演与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龄、经历、命运方面往往具有相关性——如姜文，在《日光灿烂的日子》中，干脆找一个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与自己经历的相关——人物形象便不仅是解读影片的显形符码，还成为解读导演的隐形符码，因此有理由认为“第六代”电影具有纪实与自传的叙述性质。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长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当的内心独白方式，表现某种敢于抗争的、玩世不恭和任性的、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化”叙述成了第六代表达个人情绪的一种策略。

在张艺谋、陈凯歌、巩俐、葛优以及众多中国电影新生代不断成为世界影坛的新闻话题的同时，来自台湾的李安先后推出《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和后来的《理智与情感》，来自香港的吴宇森在好莱坞先后导演了《终极标靶》、《断箭》、《变脸》和《碟中碟（2）》，陈冲与顾长卫合作拍摄了《纽约的秋天》，华人导演似乎已经进入了世界电影主流。2001年，美国《时代》周刊在评选年度10大优秀影片时，竟然同时有四部华人导演的电影榜上有名，在被传媒塑造为一个文化盛典的奥斯卡评奖中，李安的《卧虎藏龙》获得了10项提名4项大奖。华人俨然成为了新世纪世界电影文化的一道风景。

的确，中国元素是一道风景，在我们为世界电影中越来越醒目的东方元素而弹冠相庆的时候，我们也会意识到，对于这个由经济强权所支配的世界来说，中国更像是一个陌生的奇观、一个遥远的童话、一个离奇的故事，因而，《花木兰》其实是一个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故事，《卧虎藏龙》中的东方侠士和东方美女只不过是为看多了《007》与《终极警探》中那些肌肉发达、动作勇猛的西方英雄和挺胸露臂、金发碧眼的性感女郎的西方观众提供了新鲜快餐。

在好莱坞电影历史上，利用外国演员、外国导演和外国题材、外国人物来征服外国观众，一直卓有成效。从20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好莱坞陆续吸收了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等许多国家的优秀导演、明星，如喜剧大师卓别林、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演员葛丽泰·嘉宝、费雯·丽、英格里·葆蔓等都来自欧洲，好莱坞还有许多导演、演员、甚至制片人来自东欧、拉美、加拿大等等，而许多美国电影的题材也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所有这些外来人和外来文化都经过好莱坞的商业改造，有时甚至是美国的政治改造，一方面为主流的美国电影带来异域情调和注入文化营养，另一方面也为美国电影进入外国市场带来文化亲同感和文化共鸣。90年代以来，不仅像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中国的花木兰、圣经里的摩西出埃及这样的东方故事、题材纷纷出现在好莱坞电影中，而且一直被好莱坞排斥的华人导演、演员、摄影师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被邀请到好莱坞创作主流电影。好莱坞一方面利用东方情调来为主流好莱坞观众创造一种文化奇观和获取新的市场资源，同时也利用这些电影人在原住国和地区的地位、影响、名声来获得华文化圈的认同。好莱坞以一种"世界电影"的形象为自己进入东方做了文化包装。

近年来，"好莱坞"兴起一种怀旧热、古典热，而时下这群怀旧的西方人又欣喜若狂地把目光投向了东方历史和文化，而那些有着东西文化学术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导演们，既能游刃有余地利用东方历史文化资源，又对西方人的心理需求和观影习惯了然于心，把西方人所熟知的方式和概念融会在充满奇观的东方故事中，温柔、敦厚、神秘的东方文化在潜意识中给了他们一种母性和家园的感觉，所以好莱坞也开始借助"东方化"来实现西方人的"还乡"梦想。

其实，好莱坞的东方元素不过是被好莱坞化的东方。因而，东方元素在世界电影中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点缀。当然，也许在当今这个信息传播不平衡的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为东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别是当我们试图"走向世界"，试图"国际接轨"的时候更是如此。

回首新中国电影走过的坎坷历程,会发现追随着电影发展的脚步,一代代的女性导演以她们的大胆、执著、睿智,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为中国的电影和世界电影的接轨,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一批学院派女导演如旭日东升,生机勃勃地跳入了电影导演的行列,不仅壮大了电影导演的队伍,而且由于她们的性别身份,也的确给电影创作带来了新视角、新题材和新手法。再加上近年西方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影响,中国女性执导的电影和相关的电影理论研究更加异彩纷呈。本文试图对20年来中国女性执导的电影及研究中的有关情况,做一个粗略的梳理。

异彩纷呈:女性电影的界定与分类

到目前为止,女性电影的概念如何界定,还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电影理论学者朱蒂丝·梅恩把女性电影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根据消费对象而言,针对女性观众的充满情绪的通俗剧电影,号称“泪水片”(WEEPIES)。其中尤以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好莱坞的通俗剧最为常见,影片大多为男性导演所摄制。另一种是依据作者而言,就是女性导演拍摄的影片。(1)这两大类型的电影,前者侧重影片的议题,只强调影片的中心议题是否关心到女性生存状况,不太关注导演的性别,后者侧重导演的性别身份,把女性电影限定在女性导演的范围内。

国内多见的分类方式是把女性电影归为三类:女性题材或主体的电影、女性主义电影、女导演创作的电影。(2)其实,对女性电影的界定,简单概括实为两大维度,即创作主体和创作题材。

从创作主体上讲,强调女性电影必须是由女性执导。这里又大致分为两种不同的看法。

作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而流行的一种电影类型，“作者电影”从其产生开始就有着来自于法国电影界的理论支撑，有着其自身的独特风格。而作为一种兼具理论探索与实践支撑的电影类型，“作者电影”从产生开始，其影响就逐步扩散到世界各地，成为了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对后世电影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的电影类型。在“作者电影”的创作者中，法国导演特吕弗作为“作者电影”的重要理论家与电影创作者，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作为特吕弗的代表作，其在电影《四百击》就以极为生动真实的电影风格讲述了叛逆少年安托万在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流浪之路。而时至今日，当重新对这部电影进行审视，其对导演自我人生的投注表达，叙事策略上的真实风格与创新的拍摄手法可以说正是“作者电影”的一个代表，对后世的电影发展有着巨大的示范意义所在。

一、导演掌控下的自我投注与主体表达

作为20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电影运动，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给法国乃至全世界的电影发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理论渊源而言，法国新浪潮电影承接了当时欧洲社会所普遍具有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文明的发展进行了怀疑，当时的年轻人经历了世界大战所带来的身心创伤，目睹了现代的文明社会对于人类心灵的压迫，因而普遍具有孤独、怀疑、焦躁的心灵状态。于是，包括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相关理论盛行一时，新浪潮电影运动就此展开。在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以《电影手册》为主要阵地，巴赞、特吕弗、戈达尔等一批电影人从理论角度对传统电影的那种僵化风格提出了批判，并提出要拍摄具有导演自身风格的电影。导演不再是剧本和制片厂之下的机械受控者，而应当成为电影的真正制作者，这也就是“作者电影”的由来。可以说，这种“作者论”在电影中“重新彰显了电影作者的主体性方面”[1]。以此为理论指导，新浪潮电影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电影创作实践，并由此开始对整个世界的电影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传统电影与现代电影的分界点。而在其中，作为新浪潮电影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以及“作者论”的直接提出者，特吕弗以其代表作《四百击》亲身践行了“作者电影”的理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特吕弗和他的《四百击》正是“作者电影”的典范代表。“作者电影”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于电影的“作者”重要性的强调。作为西方理论中有着悠久含义的词汇，“作者”一词从人文主义开始就为西方文艺理论家们所重视，并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中被理论家们所一再强调。“作者”作为文艺创作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主体要素，其从诞生开始就与主体自我的自由性、创造力所深深联系在了一起。而在电影领域，“作者”一词所指的就是导演这一电影的直接创作者。“作者电影”所强调的就是导演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与自身风格，是对当时日益走向僵化刻板的电影制作方式的一次反拨。在1954年，特吕弗在法国《电影手册》杂志上就以《法国电影的某种倾向》一文指出，“导演应该而且希望对他们表现的剧本和对话负责”[2]，批判了当时法国传统的编剧型电影。这一理论的提出重新彰显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独立价值，确立了电影导演所应具有并在电影中得以展现的风格魅力，强调了导演自身在其电影创作过程中的自我投注与倾入。电影《四百击》就正是其中的代表。其中的主角安托万的流浪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导演特吕弗自身童年经历的一个投影。特吕弗以影像空间中流离在家庭与校园之间的少年形象暗示了自身的童年岁月，以自传式的自我投注为这部电影塑造了自身的深刻烙印。《四百击》的名字来自于法国的一句俚语，原意说的是胡作非为的蠢事，电影因而也有另一个《胡作非为》的译名。而和电影内容相结合，这个名字就代表了对于主人公少年时代叛逆行为的代称。而从导演自身的经历而言，特吕弗的童年并不幸福。从小生父不明，幼年时由外婆抚养，少年时与母亲和继父之间并不亲近。家庭里的陌生感和学校中的规矩令他从小就排斥这些存在。如特吕弗自身所言“和别人的青春期比起，我的青春期相当痛苦”[3]，而所有这些在他的电影《四百击》中都得以体现。影片围绕着少年安托万的生活展开。同样是幼年时由外婆抚养，同样是母亲和寄付组成的家庭，看似完整的家庭环境中，其所潜藏的是陌生与疏离的情绪表达。而在学校中，老师的严厉管教之下是对学生的不信任感。这些情节在塑造着调动观众情感的情绪氛围的同时，其所蕴藏的则是导演特吕弗自身童年时代的情感回忆。在这种环境下，安托万的逃离，和好朋友逃学去看电影，偷父亲办公室中的打字机……这些叛逆的行为表达了安托万对自身生活的失望与反抗。而这种自我投注的情节设计为电影本身灌输了自传式的气质与超越时空的情绪氛围，塑造了影像世界中属于叛逆少年安托万的影像空间，在此之下，则是导演特吕弗所亲身经历过的童年世界。导演自我与影片的主角达成了情绪体验上的一致性，这在影像空间的情节背后传达出了来自导演自传式表达的情感符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电影《四百击》所描绘的正是悬置在影像世界里的导演自身的童年经历，少年安托万则是特吕弗童年形象的自我象征。而这种导演掌控下自我投注的象征表达，这一导演主体化风格的鲜明显现，这正是“作者电影”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

二、叙事特征转向：贴合真实生活经验

《四百击》作为“作者电影”的代表作品之一，其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电影中对于无序人生的真实生活的贴切表达。传统电影在其叙事的表现策略上大多沿用的是经典好莱坞时代的线性叙事策略，其包括完整的从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叙事结构，以及在时间向度向前推进过程中的种种因果逻辑的设计和安排。而其中，“而戏剧性和巧合（叙事意义上的偶然性）也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无巧不成书’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4]。例如以《关山飞渡》《育婴奇谭》等为代表，经典好莱坞时代的诸多电影将这种叙事策略逐步推向了巅峰。相比于这种传统叙事策略，以《四百击》为代表的则是另一种叙事方法。正如新浪潮电影运动中的电影理论家们所强调的，“作者电影”所追求的是对于真实生活的表达，反对那种在电影中一味追求戏剧冲突和因果逻辑的叙事策略。在“作者电影”的叙事表达中，其所着力体现的是那种并非总是由无数因果冲突所交织的戏剧生活，而是一种更加贴切于生活原型的由许多无意义的琐碎小事所掺杂的生活逻辑。《四百击》就是特吕弗对于这种非传统化叙事策略的表达实践。在青少年的成长历程中，家庭和学校往往构成了其人生建构过程中的支柱性力量。因而在以青少年为主角的电影中，家庭和学校往往成为了其影像世界中的地理坐标，为电影中的戏剧冲突提供了主要的助推力量。然而，对于电影《四百击》而言，这种传统的戏剧化的叙事特征被导演赋予了最大限度的削弱与调整。电影围绕着少年安托万的生活进行了影像表达，而这种表达在电影中则呈现为了片段化的呈现。从安托万在学校被处罚为开端，影片围绕着安托万的生活进行了碎片化的影像刻画。安托万逃课和朋友出去玩，安托万向老师撒谎被揭露，安托万被家长处罚后离家出走和好友一起厮混，安托万偷打字机结果被发现，安托万被关进少管所，安托万从少管所逃跑……这些片段化的事件构成了整部电影片段化的叙事结构。家庭和学校同样是少年安托万的生活两极，然而在《四百击》的非逻辑化的无序表达之中，它们不再被刻意的从生活空间中抽离出来成为戏剧化了的空间符号，而是更为自然地被囊括进了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了安托万生活片段中的背景影像。在此之下，电影从一个情节跳跃到另一个情节，其中缺乏连贯因果逻辑的铺垫和收束，也不具有从开端到高潮再到结尾的完整叙事结构。在《四百击》中，安托万会在离家出走后偶然发现母亲和其他人幽会，会在没有事先谋划的条件下选择从少管所中逃离，电影摒弃了对于事件前后戏剧冲突的强调与刻意描绘，代之以白描化的客观表达与写实刻画。疏离的家庭，严苛的学校，白天繁忙的大街上行走的人群，夜晚寂寞的街道里孤独的身影，在此之下，安托万的日常生活并更加完整的建构了起来。电影中最为突出的情感传递在于安托万的表情，从他和好友去玩转盘机器时兴奋的样子，到和家人看电影之后的兴高采烈的神情，再到被带去少管所的车上和得知被父母抛弃后的流泪的样子。这些表情以影像的形式对安托万的生活片段进行了情感的传递刻画，在白描化的内敛表达中传递出了更加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情感共鸣。而从电影的叙事表达来说，导演正是借由这些看似无序的人生片段的描绘，在更高层次上对人物的内在情感世界进行了真实的情感传递，表达了生活中的琐碎事件里的真实生活经验。电影本身有自身的特异性所在，是将生活中的逻辑与线索进行更高具象化了的影像建构。因而在传统电影的叙事策略中往往强调戏剧化的强烈冲突与起承转合的叙事结构。然而，相比传统电影，以《四百击》为代表的“作者电影”则是另一种“散文”化了的叙事策略。这一电影类型不再是对生活中的戏剧冲突追求集中的线性表达，而是力求达成一种贴近于生活原貌的片段化了的影像表现，在看似非逻辑的无序事件之上，建立起影像世界中主人公们的内在情感画像。如特吕弗所言：“在我看来，电影是散文艺术，要拍摄美，却又好像没有刻意雕琢。”[5]电影《四百击》正是在这种叙事策略下，以片段化的无序影像最大限度的保留了生活经验的真实风貌，从而在情感的传递上达成了更加真实的共鸣体验，进一步唤起了观众们切身的情感经验。而以此为开始，这种现代化的电影叙事方法逐步流行开来，与传统的经典叙事策略达成了互补，从而完成了现代电影的叙事模式建构，对后世电影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华语电影世界而言，王家卫的一系列电影便可看见对这种叙事方法的继承。包括在《重庆森林》《阿飞正传》中的那种非轴心式的断裂化的叙事结构，对人物形象的切断前因后果的片段化刻画，以及在此之下对人物的情感心理状态进行重点展现的表达策略。这种对生活偶然无序的真实经验进行描绘的方式，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于“作者电影”叙事方式的继承与发展。

三、拍摄方法与镜头表现的创新表达

［摘要］“真实”有时候是人们最渴望也最不敢面对的词汇，“虚拟”是看似飘忽存在，人却难以捉摸的感觉。电影镜头记录着真实和虚拟的生存空间，而这种真实和虚拟，有时候很难建立在一个由理性思想建构的和谐空间中，但是，有时候“心灵”却可以让这种虚拟和真实同时存在。《楚门的世界》以人们对现代生活的视角出发，引发电影与受众之间的情感审美体验，激发人们对现代精神生活的思考，体验生活对心灵的震颤。

［关键词］真实；虚拟；镜头空间；心灵

“真实”在这个多元的社会中不单单指生活真实，在文学、艺术领域也有对“真实”的别样理解。平日里我们把生活真实理解为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人和事，它属于客观事实。而艺术真实的主体是艺术家在人生体验的基础上，通过对生活真实的加工、提炼、改造等活动，以另外一种所谓的虚拟的形式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和真谛，使其更鲜活、更典型、更集中地表现艺术家对生活真实的主观评价和情感。艺术真实凝聚着艺术家对事物理解的观念和真实情感。艺术家的这种主观评价和情感与生活真实相一致或者基本一致。艺术真实是事真、情真、理真的三位一体的高度统一形式。如果用情感的角度去看待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存在，那么你会发现，真实在人们的心灵中的存在是非常复杂的。《心理学大辞典》中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那么，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宇宙空间社会中，如何看待和判断自己身边的“真实”状态，电视、电影、广播、各种媒介的艺术真实真的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生活真实的艺术化结果吗？那么，如何衡量这个结果的好坏呢？

电影是媒介传达方式之一，它是一个商业行为的文化符号，从这个词汇诞生之日起便与生活这个词汇紧密相连。电影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镜头是艺术家记录剧本的工具，影片是沟通观众、演员和生活真实，塑造艺术真实的桥梁，通过影片引起观众对事件、事物的情感沟通。在旧有的观念中影片的情节都是导演、演员根据编剧剧情的需要情景再现的一个过程，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影片的类型也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革。一种以电视传媒为介质，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以生活真实的发展为线索而被实时记录下来的镜头出现了，即所谓的“真人秀”，还有人把它定义为“特定虚拟空间中的真实故事，以全方位、真实的近距离拍摄和以人物为核心的戏剧化的后期剪辑而做成的节目”而获得广泛的经济效益的电视节目。但是有多少人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这种虚拟空间建立在一个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的时候，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真”是否真的体现了艺术真实的价值？

镜头内真实的情感——真

好莱坞的派拉蒙影业制作公司，拍了一部纪实性电影名字叫做TheTrumanShow。创下了很客观的票房成绩，全美首映票房：S|31542121.00(单位:美元)，全美累计票房：S|125618201.00(单位:美元)，海外累计票房：S|138500000.00(单位:美元)。如此高额的票房成绩显然证明该剧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剧中的男主角对他的成功以及公司的成功却全然不知，换另一个角度思考的话，我们应该会产生另一种疑问：这种成功是真的成功，还是凌驾在别人痛苦之上的一个闹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