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罪范文10篇

摘要：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学者，对盗窃他人占有的本人财物的行为的认定有很大争议。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对此国内学界也是众说纷纭，并引发了关于盗窃罪客体的争论。关键词：盗窃罪；客体；所有权；占有1国内学界的争议1.1“所有权说”“所有权说”认为：盗窃罪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也是刑法的通说。在谈到盗窃罪的客体时，马克思关于盗窃林木的行为的精彩论述成为被引用的经典，“犯罪行为的实质并不在于侵害了作为某种物质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国家神经——所有权本身。”盗窃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然后进行索赔，让他人遭受了财产损失，实际上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符合盗窃罪的实质要件，因而应以盗窃罪论处。（1）从犯罪客体方面讲，被告的行为并未侵犯所有权，即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却构成盗窃罪。甲窃取的车辆是自己的，而乙只有使用权。显然，被告的窃取行为没有侵犯他人的所有权。即使是被害人因赔偿而受损，其损失的也并不是被盗物品，而是赔偿金，赔偿金并非被告窃取的对象，赔偿金所有权与被盗财物所有权虽然在价值上可比较甚至是等量的，但在权利主体和标的上则是完全不同的。（2）从故意犯罪形态上看，行为完成时仍不能成立盗窃罪既遂。甲将车盗走后，乙告知丢车，这时如果甲直接表明是自己将车偷开回来了，则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显然不可能构成盗窃罪。但根据前面的论述，其将车盗走无疑已属盗窃既遂。其实这种说法把既遂后发生的情形作为“应以盗窃罪论处”的前提条件，有倒果为因之嫌。（3）从刑罚裁量的角度出发，盗窃罪以“数额”作为量刑的主要依据。根据“所有权说”的观点，被告的行为使他人承担赔偿责任而致财产损失，在本质上是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应以他人的赔偿额而非被盗物品价值作为盗窃罪的“数额”。这与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实务相矛盾，况且对被告盗窃罪的量刑完全由被害人赔偿的数额来决定，实在难以解释。1.2“占有说”由于“所有权说”最大的症结在于：行为并没有侵犯所有权却被认定为盗窃罪。相对而言，“占有说”的思路自然就是：没有侵犯所有权也能构成盗窃罪。主要观点是：盗窃罪的法益不应限于所有权，而应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包括他物权及债权，他物权又包括占有权，这是一种合法占有），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这是一种事实占有，不同于合法占有）。当自己所有的财物由他人合法占有时，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就是财产犯的法益，因此，行为人盗窃他人占有的该财物，当然成立盗窃罪。简言之，占有亦属盗窃罪法益，前案虽未侵犯所有权但侵犯占有，故应认定为盗窃罪。此“占有说”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而可以有效地打击犯罪。这种观点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也回避了“所有权说”的尴尬。但在本案中，甲如果自行取回车，然后又告诉乙车已取回，其行为并不具备严重的或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但根据“占有说”的观点，甲将不可避免地被认定为盗窃罪。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无故占有他人财产不返还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此时的“占有”无疑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在此，所有权人不得已而将财产偷回的行为要定为盗窃罪，情理上很难说得过去，并且对这种情形一律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无论是对公民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来讲，还是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工作任务而言，都是一项不小的负担，也不符合我国现阶段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是，“占有说”将使盗窃罪主观上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我国盗窃罪的传统定义全面瓦解，这恐怕是持“占有说”的学者也不愿意看到的。2基于我国刑法的理解与分析“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非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解释成没有缺陷的才是智慧”。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我国刑法的范畴内，在不违背我国刑法的原则和精神的条件下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在本案中，所有权说与占有说的争论并不能解决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对这种行为作无罪处理，对此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这毕竟是一种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如不加以打击，难免轻纵犯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实际上，在我国刑法的范畴下，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在此，笔者同意国内有些学者的意见，盗窃罪侵犯的客体应当是事实上的“占有本身”。占有作为一种事实，总是处于一定的状态之下。因此，与其说法律保护的是一种占有事实，不如说法律保护的是一种稳定的、静态的占有状态。这里我们所论述的是对合法占有的侵犯。对于非法占有而言，这一观点同样可以解释。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对于非法占有，我们承认其为盗窃罪的客体并不是因为非法占有本身是一种合法权益，而是因为其代表了现存的将要为法律所规范的事实状态，任何人对之加以侵犯都可能构成犯罪。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其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限制了盗窃罪成立的条件。由此可见，不需要提什么新的理论，从刑法的本土资源出发，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本案中，甲将自己的摩托车借给乙使用，而后又偷偷取回，如果并未再向乙索要赔偿。此时，甲并不具有非法占有摩托车的目的，虽然其可能违约，但这是民法调整的范围，而非刑法关注的对象。而甲将摩托车秘密取回后藏匿，又向乙索要赔偿，此时甲便有非法占有该摩托车的目的，就应当构成盗窃罪。我国刑法采用非法占有说。该说认为盗窃罪的犯罪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盗窃罪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犯首先表现为对他人财物占有权的侵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地说，就是意图使用非法手段对他人所有的财物行使事实上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从而侵犯他人对某一特定财物的所有权的正常行使。“非法”，通常认为是指缺乏正当的理由、根据，既包括为法律所禁止，又包括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允许。“占有”，往往仅指事实上的占有内容，盗窃犯只希望将财物置于自己的实际控制之下，为事实上的使用和处分创造条件。占有目的，仅指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追求，决定着行为的方向，但并非客观行为的完成标志，盗窃行为的完成标志只能是使财物脱离原所有人和占有人的控制。3结语综上所述，盗窃罪的客体应当是财物的他人占有，同时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时，对侵犯他人财物所有权仅持放任态度，即不管是谁的财物都进行窃取，其针对的直接对象是占有本身，即直接指向被他人占有的财物，目的也是非法转移占有。在这中间，行为人更强烈地侵犯的是对被占有财物的财产秩序的保护，即刑法对占有本身的保护。这更加强了盗窃罪的侵犯客体是占有关系这一论点的力度。有学者还认为作为法律制度的所有权就是一种广义的所有权。在此，所有权只是一种抽象的权利，而现代社会里财物的经济效益主要是由对财物的占有、管理而取得的。因此为了保护所有权，首先必须保护占有本身。从刑法自身所追求的秩序价值来看也应认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是占有本身。

【摘要】本文介绍了网络诈骗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及其特征，分别阐释了“处分过程”、“机器和计算机系统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财产性利益的性质”这几个关键理论支撑点，同时认为将盗窃罪的对象扩大解释到包含财产性利益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就没有必要新增设“计算机诈骗罪”与“计算机盗窃罪”。

【关键词】网络平台；盗窃罪；诈骗罪；区别；处分过程

随着计算机系统及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在互联网平台或利用计算机系统非法获取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案件，对于这类新兴案件，常常容易出现到底是定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的争议。本文主要分析了这两种犯罪的特征、构成及其区分点，在探究的同时也希望理论界能有更多此类研究和观点，以对司法实践处理这类新型犯罪有所指引。

一、网络诈骗犯罪与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1、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及特征。“网络诈骗罪”现阶段还不属于我国刑法规范意义内的一个罪名，同“网络犯罪”一样，都是依据犯罪学和司法实践，进行归类定性的一种犯罪类型。结合诈骗罪的定义，可以将网络诈骗罪概括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包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1]互联网的特性决定了网络诈骗犯罪的隐蔽性、突破地域限制、侵害范围广、诈骗方式层出不穷、诈骗犯罪团伙化、产业化的发展等特征，因此网络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侦破难度较大。2、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与上文中网络诈骗犯罪一样，我国目前没有网络盗窃罪这一罪名。结合司法实践经验以及计算机网络知识，网络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加密、编程、解码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服务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非法获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2]相比于传统盗窃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重在突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作案手段或侵犯的对象。网络盗窃犯罪可以理解为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性有：第一，犯罪构成的客体常常是他人的电子资金或电子货币、电信服务以及虚拟财产等财产性利益；第二，犯罪构成的行为常常是利用计算机系统漏洞、编程、解密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窃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第三，犯罪构成的主体往往具有高智商或过人的计算机网络技能，其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一般盗窃犯罪的主体。

二、网络平台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摘要]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这一问题争议纷纷。本文认为，在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数额较大”问题上，判定标准是犯罪构成要件；在盗窃非实行人员为逃脱使用暴力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上，判断标准则应当是行为性质；而盗窃后以暴力解救同伙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上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关键词]盗窃罪；抢劫罪；转化抢劫罪

前言

关于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的认识和理解上，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巨大争议。[1]这种争议不仅停留在学术界，而且在司法实务界也非常普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处理这一问题作出了诸多批复和司法解释，但是迄今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本文选择几个争议问题略谈一己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数额较大”问题

（一）学术分歧

摘要: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文明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盗窃现象在当下的社会仍然存在，盗窃罪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也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本文主要对盗窃罪及盗窃罪的法律适用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盗窃罪;法律规定;法律适用

一、盗窃罪概述

(一)盗窃罪的含义及构成条件

自古以来盗窃罪就是国家法律设定中的一个关键项目，因为盗窃的行为并没有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而减少。盗窃无论是从法律上来讲还是从社会文明认知的角度上来看都是非法夺取或占据他人财物的行为，这里的非法也即未经他人同意或在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盗窃罪在我们国家是案发率最高的一种犯罪行为，而且该行为对社会安全和稳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由于盗窃行为发生的范围过于广泛，盗窃罪的构成要素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界定，但是基本的构成条件是明确的，盗窃罪的构成条件就是，偷盗人在物主不知道的情况下，非法获取他人财物，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该行为就可以被认定为盗窃。

(二)盗窃罪的本质特征

一、秘密窃取行为中秘密的含义

这里的秘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密，而是有其特定含义的。首先，所谓的秘密并不是对任何人的秘密，而只是针对窃取的当时财物的控制人而言的。其次，所谓秘密只不过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说行为人自认为财产控制人不知道或者没有发觉其窃取财物的行为，对秘密窃取的成立并无影响。基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与客观事实的关系，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财物控制人真的没有发现，此类行为是最典型的秘密窃取行为。第二，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以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已经发现了行为人的行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掩耳盗铃”行为。此类行为仍为秘密窃取，控制者的发现对行为人的秘密窃取没有影响。第三，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已经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并没有发现其不法行为，此类行为尽管控制者没有发现，但是已不再是秘密窃取行为。第四，行为人在盗窃走财物时自认为控制者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真的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此类行为当然已不再是秘密窃取，如果行为人没有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此种行为是较典型的抢夺行为，应认定为抢夺罪。在前面两条所谈到的秘密性，必须贯穿于行为人盗窃财物的全过程。如果在秘密窃取的过程中，行为人的行为被财物控制人发觉，行为人马上公开夺取或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这已经超出了秘密窃取的范围，应认定为抢夺罪或抢劫罪。但是，这种秘密性只需保持到行为人对财物取得了控制权，即使被控制人发觉而持物逃走，也不能否定秘密窃取行为的成立。但是有一点是应当值得注意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转化型犯罪，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但因其取得财物后而采取了行为的暴力性，刑法上采取了另外的评价标准，定其为抢劫罪。这是一种罪的转化规定。

二、秘密窃取与财物控制支配关系

所谓秘密窃取就是以秘密的非法的手段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而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一个新的非法支配关系。也就是说完整的窃取行为包括两个行为过程，首先是行为人必须先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次是行为人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中，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是窃取行为的第一步，行为人也只有首先完成这第一步，他才有可能进一步建立起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由于对财物控制方式存在不同，导致了窃取行为的第一步；即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也会因财物的性质不同而存有程度上的差异，有的可能是彻底破坏，有的可能不是彻底破坏，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行为人破坏了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以后，新的控制支配关系也就开始形成了。但是如何才能算是已经建立了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呢？一般的说，如果行为人由于其行为而使其本人或第三人已经对他人所控制支配的财物获得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力，并且使原来的控制者不能再行使控制支配力，或者至少原控制者对财物控制支配力的行使显然受到阻却时，就可以说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已经建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直接决定着秘密窃取的存在。如果行为人取得的财物与他人根本就不存在控制支配关系，则根本谈不上对该财物的窃取。但是又应如何判断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存在呢？从一般意义上讲，只要主体在事实上对财物拥有了控制力，则主体与财物之间就可以形成控制支配关系，至于这种控制支配力是合法还是非法可以在所不问。有时，尽管主体对财物可能是非法控制支配，行为人也仍可以对其取得而成立秘密窃取，如秘密窃取他人控制的赃物、违禁品等。由于具体财物的种类繁多，物质性质的各不相同，控制人与财物的法律关系也是各有差异的，所以对具体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判断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而必须以财物为基础，综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社会生活习惯、常识等综合加以判断。

三、秘密窃取手段的类型

摘要：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是我国第一大犯罪。在司法实践中，有些疑难盗窃问题还存在不同认识，为此，本文重点论述了盗窃罪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别，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分等问题，以此希望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盗窃罪；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既遂；未遂；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犯罪是我国第一大犯罪。从公安部门的统计来看，盗窃犯罪在立案数上一般占整个刑事犯罪的70%左右，有的高达80%.而且盗窃罪又是一种最为复杂的犯罪。从犯罪形态上看，它涉及到普通盗窃、加重盗窃、共同盗窃和盗窃未遂等刑法总则的所有基本理论问题；从盗窃对象上看，它涉及到盗窃一般财产、盗窃珍贵文物、盗窃电力、水力、等能源，以及盗窃技术成果等无形资产；从盗窃主体上看，它涉及到自然人盗窃与单位盗窃等等。笔者拟就盗窃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疑难问题略陈管见,以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完善。

一、盗窃罪的主观方面认定

盗窃罪的主观罪过表现形式是直接故意,不存在间接故意的盗窃。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根据行为人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所持的态度,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二者在构成因素上有相同之处又存在区别。相同点是二者在认识因素上都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或必然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在意志因素上都不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二者的区别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的心理态度不同。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是希望意志,即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而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是一种放任意志而非希望意志,盗窃罪从认识因素上讲是“明知”。这种“明知”一是必须明知其盗窃的公私财物具有经济价值,二是必须明知其盗窃的对象在他人控制之下,三是必须明知其盗窃对象的价值在较大以上。从意志因素上看,盗窃罪的犯罪故意表现为行为人希望并且追求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行为人决意实施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是以追求非法获利这一犯罪目的为前提的。这一点,从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上可以看出,行为人采取的是“秘密窃取”的行为。关于“秘密窃取”,是指犯罪分子采取自以为不使财物所有者、保管者发现的方法,暗中窃取其财物。”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盗窃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不愿让人知道,不想让人知道,意欲避开财物所有人或持有人的发现,在其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将其财物据为己有。这就是说,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决意或选择的直接故意。再者盗窃罪的主观方面排斥间接故意的存在,是因为盗窃罪中存在着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只能同时存在于罪过表现形式的故意犯罪中,而且是直接故意中。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观上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达到某种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追求。盗窃犯希望通过实施盗窃行为达到非法占有财物的结果。犯罪动机是驱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一定犯罪目的的内心起因或意识冲动。司法实践中盗窃罪的犯罪动机很多,有的是图财,有的是追求享乐,有的是生活困难,有的是主动模仿,有的是报复等等。无论犯罪动机怎样,都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因此，盗窃罪的主观罪过表现形式是直接故意,不存在间接故意的盗窃。

摘要:盗窃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财产型犯罪，近年以来，盗窃罪的犯罪形式也不断发生演变，关于盗窃欠条这种新型的犯罪形式研究引人注目。本文从盗窃罪的法益保护出发，围绕欠条的相关性质进行分析，探究了盗窃欠条的刑法若干问题并进行评价。

关键词:盗窃;欠条;财产性利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侵犯财产型犯罪案件的犯罪形式也层出不穷。盗窃罪是侵犯财产型犯罪的典型代表之一，近年来关于盗窃欠条这种犯罪形式的讨论研究也成为了热点。与德国、日本等国家将侵犯财产型犯罪中的财产界定为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不同，我国刑法在侵犯财产型犯罪的篇章中，将盗窃罪的行为对象抽象规定为“公私财物”，对于财物范围缺乏更深层次的解释。在盗窃欠条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关于被盗欠条是否属于我国“公私财物”的范围，直接决定了案件的性质。

一、盗窃罪的法益保护

众所周知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1］关于盗窃罪保护的法益，笔者比较支持占有说。所谓占有是指行为人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这里的支配既包括对财物的直接的或现实的持有、监视和看管等物理力之管控，也包括社会一般观念认同的支配状态同样认为是对财物的占有。［2］盗窃罪保护的是公民对合法财产的占有权不受侵犯，一旦盗窃者以非法占有的目的，采取不法行为使得他人合法占有的财产脱离了他人的控制，就可能构成盗窃罪。

二、欠条的定性问题分析

盗伐案件因盗伐林木罪的司法解释对盗伐林木“数量较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盗伐林木“数量较大”，以二至五立方米或者幼树一百至二百株为起点。）的要求，在被偷盗林木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往往被转为行政处罚。而偷盗房前屋后的相同数量的相同林木，价值达到了“数额较大”（2013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盗窃罪的标准可被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在相似的犯罪构成条件下同样的行为却得到了不一样的处罚，而盗伐林木除了侵犯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外，更破坏了生态环境，理应受到更重的惩罚，但现实却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局面。因此，在必要情况下无法适用盗伐林木罪这一特别条款可以将盗窃罪作为补充适用。

案情设定：2015年某月，张某在林区使用油锯、铁铲等工具挖走林权权属属于村集体所有的松树15棵出售，价值达3000元，经鉴定测算这15棵松树材积未达到两立方米，另查明这些松树并非珍贵树木。那么，对张某公安机关应该如何处理呢？在林业案件警务实践中存在不少类似盗伐案件，所盗取的林木达到盗窃“数额较大”标准却未达到盗伐“数量较大”的入罪条件的案例，针对这种情况可否从盗窃罪入手对盗伐林木的犯罪行为进行刑法上的规制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盗窃罪与盗伐林木罪是一般条款与特别条款的关系，相较于盗窃罪，两罪基本犯罪构成同是以秘密手段窃取公私财物，但盗伐林木适用于特定空间、特定客体对象。根据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原则，对张某的行为应该适用刑法第345条盗伐林木罪，而不能因为盗伐行为未达到立案标准而适用一般条款，这违背了《立法法》第92条之规定，不符合刑法罪刑法定的原则。故张某的行为因所盗伐的松木材积数量上未达到盗伐林木罪立案要求应该转行政案件处理或不予立案。如果认同这种观点就会面临所盗取的木材相同价值的情况下，盗伐森林资源而被惩治的风险反而远小于盗窃房前屋后林木的窘境（根据司法解释：偷砍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种植的零星树木，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按特别法条定罪反而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无法实现公平正义，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于是就有必要对该观点重新检视。首先，上述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立法法》第92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通常对该条文的理解是当某一事项同时符合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构成要件时，应优先适用特别规定。而当某一事项不满足特别规定的构成要件时，《立法法》并没有做禁止性规定，故一般规定在特别规定不能适用时，具有对特别规定的补充作用。因此盗伐行为因为司法解释在数量上不满足而被排除适用盗伐罪的情况下，可以适用盗窃罪作为补充。其二，从立法目的上来看，刑法在盗窃罪之后又将盗伐林木罪独立出来单独立法，是为了强化对森林自然资源的保护，并非为了限制盗窃罪的适用范围。

盗伐从形式上完全符合盗窃通过秘密手段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构件，且相较于一般的公私财物被盗，森林资源的破坏具有难以恢复原状、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特点，因此盗伐的社会危害性和应罚性更强。另外，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罪的规定并不存在“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规定。这表明，刑法并不禁止对盗伐林木的行为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认定为盗窃罪。因此，以盗窃罪论处不但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还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由上可见，在盗窃罪之后再规定盗伐罪，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对自然资源的特殊保护，在不能对盗伐林木的犯罪分子进行特别罪名惩治的情况下，对犯罪分子以一般性罪名定罪量刑，是符合刑法原则和立法法要求的。

作者：游志豪

案情介绍

林某于2001年11月16日下午窜到南宁市金牛市场第232号投注站，趁工作人员不备，盗打了206号彩票。因做贼心虚，与其母纪某串通，由其母兑奖，本人则躲到云南。11月16日下午，该投注站向福彩中心报告，称被盗打一张29选7的复式彩票，流水号为206，总价合计2．2万余元，要求注销206号彩票。由于没有彩票凭证，中心机房按规定拒绝这一要求。当日广西风采29选7玩法的第91期开奖，共有4注彩票中了一等奖，206号彩票也在其中。由于本次一等奖保底奖金为200万元，206号彩票中奖金额共60万余元。11月17日，纪某持206号彩票到彩票发行中心桂南管理处要求兑奖。经该中心工作人员初步验证，纪某所持206号彩票的号码和流水号与232号投注站报称被盗打的号码一致。为慎重起见，该中心没有当即办理验票和兑奖手续。经公安机关调查后，林某涉嫌盗窃罪、纪某涉嫌包庇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观点争议

对于本案如何处理和定性引起很大争议。其争执的主要观点有如下几种：

一、关于林某定罪问题的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林某盗打彩票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理由是，林某盗打彩票的行为符合盗窃罪构成的客观方面要件，即行为人秘密窃取了他人的财物（彩票），客观上已给他人（232号投注站）造成了经济损失；林某在主观方面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之目的；林某窃取的彩票价值数额较大，总价合计2．2万余元，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数额要求。

摘要:“多次盗窃”中的“盗窃”不应当仅仅局限于“入户盗窃和在公共场所扒窃”，也包括其他形式的盗窃在内；在“多次”的理解上，应当从自然观察的角度来看，进行形式的理解，而没有必要比照有关“多次抢劫”的司法解释中的类似规定，对其进行实质解释；理解累计盗窃数额的“多次盗窃”，应当在司法解释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从保护法益、维护正常的财产秩序的立场出发，进行合理妥当的处理。

关键词:盗窃罪多次盗窃

现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明确地将“多次盗窃”和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并列，作为盗窃罪的成立要件。但是，何谓“多次”？“多次盗窃”中的“盗窃”与盗窃“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中的“盗窃”是否一回事？均不明确，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较大的争议。针对这种情况，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同时，还在第五条第（十二）项中规定：“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最后一次盗窃构成犯罪，前次盗窃行为在一年以内的，应当累计其盗窃数额”，对“多次盗窃”的标准及其应用进行了说明。

但是，争论并没有就此而结束，以上《解释》反而平添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多次盗窃”中的“次”该如何认定？“多次盗窃”是否就是仅指“入户盗窃”和“公共场所扒窃”？同时，“多次盗窃”需要累计数额的该如何计算？这些问题成为新的争议焦点。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从刑法保护法益、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多次盗窃”中的“多次”

（一）“多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