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范文10篇

摘要:盗窃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财产型犯罪，近年以来，盗窃罪的犯罪形式也不断发生演变，关于盗窃欠条这种新型的犯罪形式研究引人注目。本文从盗窃罪的法益保护出发，围绕欠条的相关性质进行分析，探究了盗窃欠条的刑法若干问题并进行评价。

关键词:盗窃;欠条;财产性利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各种侵犯财产型犯罪案件的犯罪形式也层出不穷。盗窃罪是侵犯财产型犯罪的典型代表之一，近年来关于盗窃欠条这种犯罪形式的讨论研究也成为了热点。与德国、日本等国家将侵犯财产型犯罪中的财产界定为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不同，我国刑法在侵犯财产型犯罪的篇章中，将盗窃罪的行为对象抽象规定为“公私财物”，对于财物范围缺乏更深层次的解释。在盗窃欠条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关于被盗欠条是否属于我国“公私财物”的范围，直接决定了案件的性质。

一、盗窃罪的法益保护

众所周知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1］关于盗窃罪保护的法益，笔者比较支持占有说。所谓占有是指行为人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这里的支配既包括对财物的直接的或现实的持有、监视和看管等物理力之管控，也包括社会一般观念认同的支配状态同样认为是对财物的占有。［2］盗窃罪保护的是公民对合法财产的占有权不受侵犯，一旦盗窃者以非法占有的目的，采取不法行为使得他人合法占有的财产脱离了他人的控制，就可能构成盗窃罪。

二、欠条的定性问题分析

摘要:入户盗窃作为盗窃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主观恶性、客观危险性、危害性等方面都更加严重，但是关于入户的认定却在理论上和实务中存在争议，而实践中入户盗窃案件却屡见不鲜，伴随而来的入户盗窃都是理论界焦点话题。对此笔者在本文中结合入户盗窃罪的特点，对入户盗窃司法认定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分析，旨在通过本文研究为入户盗窃罪理论研究提供有益支持，为入户盗窃司法认定提供科学指引。

关键词:入户盗窃;特点;司法认定

一、入户盗窃罪的特点

盗窃犯罪发生率一直以来居高不下，打击盗窃犯罪从未松懈，盗窃犯罪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而其中最严重的一种就是入户盗窃，入户盗窃给居民家庭人身及财产安全带来的危险性较大，对入户盗窃的立法惩处也更加严苛，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关于入户盗窃罪认定也十分重视，以下笔者就从一般特点和独特性两方面来进行分析。(一)入户盗窃罪的一般特点。入户盗窃罪从特点上来看具有盗窃罪具有的一般特点，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犯罪主体，一般主体，入户盗窃只要求行为人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第二，犯罪客体，入户盗窃与盗窃罪在侵犯客体方面具有一致性，即公私财物所有权;第三，犯罪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必须在主观上具有故意并且非法占有的目的;第四，犯罪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是以秘密的方式窃取公私财物。(二)入户盗窃罪的独有特点。入户盗窃不但具有一般盗窃罪的特点，还具有其自身特殊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是犯罪地点具有特殊性，既然是入户盗窃就必然是进入“户”，结合实践中入户盗窃多发地归类，大多位于城乡结合地区，此类区域人员复杂，流动性较大;二是犯罪时间大多集中在午夜到凌晨之间，这一时间段人们大多进入深度睡眠状态，还有上下午九十点、三四点，因为这一时间内许多家庭都上班不在家;三是犯罪手段主要表现为溜门撬锁、越窗而入，也有一些强行破门破窗的，这也是其社会危害性更加严重原因之一;四是犯罪主体上具有一定特殊性，大多是年轻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来人员，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技能、没有稳定收入，他们中很多都是团伙作案，并且很容易发展成团伙。

二、入户盗窃罪司法认定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入户盗窃都没有单独立法规定为犯罪，而刑法修正案八后只要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入户盗窃就可以直接认定为盗窃犯罪，但是理论界和实务中还是对入户盗窃罪认定有着诸多探讨，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认定入户中的“户”范围。刑法中关于户主要使用在入户盗窃罪、入户抢劫罪中，关于“户”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进行过界定，指的是供家庭成员生活且与外界隔离的场所，具有封闭性，所以一般来说对“户”范围的界定是进行限缩解释。同时，还要注意一点，关于入户盗窃的户的理解，并不单单从场所概念上来看，还要注意到其隐藏的户内财产和人身安全保护，所以也可以考虑到保护范围角度。(二)关于认定入户盗窃行为人主观目的。上文提到入户盗窃犯罪主观上需是故意切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认定犯罪中这一主观目的动机的认定是十分重要的，理论中很多学者认为关于主观目的时间节点认定至关重要，认为只有在入户之前就怀有非法占有目的，才能支持入户的非法性，否则以合法正当理由进入他人所居的户，但是在入户后产生犯罪动机，实施了盗窃行为就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罪。(三)入户盗窃罪的犯罪竞合。在新的刑法修订中将入户盗窃几种情形分别单独规定了罪名，除了本文所分析的入户盗窃，还有携带凶器盗窃，实践中经常会有入户盗窃行为人携带凶器，这就使得在认定中往往存在一定困难，笔者认为应当从犯罪着手进行分析，通常来说如果入户盗窃并携带了凶器并威胁到了人身财产安全的应当视为携带凶器盗窃，而入户盗窃则是从行为人进入户内开始。入户盗窃还与非法侵入住宅罪存在着竞合，非法侵入住宅是行为人未经特人许可而进入他人住宅或者进入他人住宅后被要求退出而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在入户盗窃中有时由于各种因素导致不能实施盗窃，构成入户盗窃罪未遂，但是其行为此时也符合非法侵入住宅情形，形成两者之间竞合，笔者认为这是典型的想象竞合，按照处理原则应当从一重罪处，还是应当按照入户盗窃未遂处。(四)入户盗窃罪转化的认定。行为人实施入户盗窃，在进入住宅后可能因为被发现而对住宅内的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此时就有可能转化为抢劫犯罪，但是对这种转化型犯罪一定要非常谨慎，尤其是入户盗窃行为人在住宅内的行为转化有可能就是入户抢劫，其定罪量刑都是非常严苛的。

摘要：大陆法系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学者，对盗窃他人占有的本人财物的行为的认定有很大争议。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对此国内学界也是众说纷纭，并引发了关于盗窃罪客体的争论。关键词：盗窃罪；客体；所有权；占有1国内学界的争议1.1“所有权说”“所有权说”认为：盗窃罪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这也是刑法的通说。在谈到盗窃罪的客体时，马克思关于盗窃林木的行为的精彩论述成为被引用的经典，“犯罪行为的实质并不在于侵害了作为某种物质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国家神经——所有权本身。”盗窃他人保管之下的本人财物然后进行索赔，让他人遭受了财产损失，实际上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符合盗窃罪的实质要件，因而应以盗窃罪论处。（1）从犯罪客体方面讲，被告的行为并未侵犯所有权，即未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却构成盗窃罪。甲窃取的车辆是自己的，而乙只有使用权。显然，被告的窃取行为没有侵犯他人的所有权。即使是被害人因赔偿而受损，其损失的也并不是被盗物品，而是赔偿金，赔偿金并非被告窃取的对象，赔偿金所有权与被盗财物所有权虽然在价值上可比较甚至是等量的，但在权利主体和标的上则是完全不同的。（2）从故意犯罪形态上看，行为完成时仍不能成立盗窃罪既遂。甲将车盗走后，乙告知丢车，这时如果甲直接表明是自己将车偷开回来了，则没有造成任何损失，显然不可能构成盗窃罪。但根据前面的论述，其将车盗走无疑已属盗窃既遂。其实这种说法把既遂后发生的情形作为“应以盗窃罪论处”的前提条件，有倒果为因之嫌。（3）从刑罚裁量的角度出发，盗窃罪以“数额”作为量刑的主要依据。根据“所有权说”的观点，被告的行为使他人承担赔偿责任而致财产损失，在本质上是侵犯他人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应以他人的赔偿额而非被盗物品价值作为盗窃罪的“数额”。这与我国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实务相矛盾，况且对被告盗窃罪的量刑完全由被害人赔偿的数额来决定，实在难以解释。1.2“占有说”由于“所有权说”最大的症结在于：行为并没有侵犯所有权却被认定为盗窃罪。相对而言，“占有说”的思路自然就是：没有侵犯所有权也能构成盗窃罪。主要观点是：盗窃罪的法益不应限于所有权，而应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包括他物权及债权，他物权又包括占有权，这是一种合法占有），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这是一种事实占有，不同于合法占有）。当自己所有的财物由他人合法占有时，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就是财产犯的法益，因此，行为人盗窃他人占有的该财物，当然成立盗窃罪。简言之，占有亦属盗窃罪法益，前案虽未侵犯所有权但侵犯占有，故应认定为盗窃罪。此“占有说”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而可以有效地打击犯罪。这种观点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将此类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也回避了“所有权说”的尴尬。但在本案中，甲如果自行取回车，然后又告诉乙车已取回，其行为并不具备严重的或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但根据“占有说”的观点，甲将不可避免地被认定为盗窃罪。在我国实际生活中，无故占有他人财产不返还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此时的“占有”无疑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恢复应有状态。在此，所有权人不得已而将财产偷回的行为要定为盗窃罪，情理上很难说得过去，并且对这种情形一律要求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无论是对公民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来讲，还是对国家司法机关的工作任务而言，都是一项不小的负担，也不符合我国现阶段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是，“占有说”将使盗窃罪主观上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我国盗窃罪的传统定义全面瓦解，这恐怕是持“占有说”的学者也不愿意看到的。2基于我国刑法的理解与分析“法律的制定者是人不是神，法律不可能没有缺陷。因此，发现法律的缺陷并非是什么成就，将有缺陷的解释成没有缺陷的才是智慧”。正是基于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我国刑法的范畴内，在不违背我国刑法的原则和精神的条件下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在本案中，所有权说与占有说的争论并不能解决问题。对此有学者提出对这种行为作无罪处理，对此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这毕竟是一种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如不加以打击，难免轻纵犯罪，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实际上，在我国刑法的范畴下，我们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在此，笔者同意国内有些学者的意见，盗窃罪侵犯的客体应当是事实上的“占有本身”。占有作为一种事实，总是处于一定的状态之下。因此，与其说法律保护的是一种占有事实，不如说法律保护的是一种稳定的、静态的占有状态。这里我们所论述的是对合法占有的侵犯。对于非法占有而言，这一观点同样可以解释。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对于非法占有，我们承认其为盗窃罪的客体并不是因为非法占有本身是一种合法权益，而是因为其代表了现存的将要为法律所规范的事实状态，任何人对之加以侵犯都可能构成犯罪。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其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限制了盗窃罪成立的条件。由此可见，不需要提什么新的理论，从刑法的本土资源出发，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本案中，甲将自己的摩托车借给乙使用，而后又偷偷取回，如果并未再向乙索要赔偿。此时，甲并不具有非法占有摩托车的目的，虽然其可能违约，但这是民法调整的范围，而非刑法关注的对象。而甲将摩托车秘密取回后藏匿，又向乙索要赔偿，此时甲便有非法占有该摩托车的目的，就应当构成盗窃罪。我国刑法采用非法占有说。该说认为盗窃罪的犯罪目的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盗窃罪对他人财产所有权的侵犯首先表现为对他人财物占有权的侵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简单地说，就是意图使用非法手段对他人所有的财物行使事实上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从而侵犯他人对某一特定财物的所有权的正常行使。“非法”，通常认为是指缺乏正当的理由、根据，既包括为法律所禁止，又包括为一般社会观念所不允许。“占有”，往往仅指事实上的占有内容，盗窃犯只希望将财物置于自己的实际控制之下，为事实上的使用和处分创造条件。占有目的，仅指行为人的主观意愿和追求，决定着行为的方向，但并非客观行为的完成标志，盗窃行为的完成标志只能是使财物脱离原所有人和占有人的控制。3结语综上所述，盗窃罪的客体应当是财物的他人占有，同时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时，对侵犯他人财物所有权仅持放任态度，即不管是谁的财物都进行窃取，其针对的直接对象是占有本身，即直接指向被他人占有的财物，目的也是非法转移占有。在这中间，行为人更强烈地侵犯的是对被占有财物的财产秩序的保护，即刑法对占有本身的保护。这更加强了盗窃罪的侵犯客体是占有关系这一论点的力度。有学者还认为作为法律制度的所有权就是一种广义的所有权。在此，所有权只是一种抽象的权利，而现代社会里财物的经济效益主要是由对财物的占有、管理而取得的。因此为了保护所有权，首先必须保护占有本身。从刑法自身所追求的秩序价值来看也应认为盗窃罪的侵犯客体是占有本身。

一、法经济学视域中的成本－效益分析法

法经济学是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用经济学理论分析法学，其中成本－效益分析法是经典分析范式。成本－效益分析法是通过比较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效益来评估项目价值的一种经济决策方法。它的基本原理是:针对支出目标，提出若干实现方案，运用技术方法，计算出每种方案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比较方法，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成本－效益分析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就是分析法律行为的成本以及社会实效。以监狱为例，既要考虑罪犯的生活成本、监狱工作人员的工资薪酬等支出，也要考虑罪犯的劳动产出、改良效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维护等效益，从而衡量监狱的价值。本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研究盗窃，就是将行为人假设为理性的经济人，将盗窃视为特殊的“经济行为”，研究盗窃的成本与效益，并指导盗窃预防。

二、成本－效益分析法运用于盗窃犯罪预防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盗窃是指违反被害人的意志，以平和手段转移占有的行为。盗窃罪的财产犯罪性质使得盗窃预防有别于人身犯罪的预防。在人身犯罪中，行为人往往为了报复、泄愤而剥夺他人人身安全。犯罪动机萌发于极度激化的矛盾，行为人实施侵害时受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而盗窃犯罪是为了获得财物，具有贪利性，源于较缓和的矛盾。因此，行为人在实施盗窃时，会冷静思考，理性分析，择优选择。因此盗窃是理性行为。经济行为也是受利益驱动的理性行为。因此盗窃行为与经济行为有共同性。法经济学跨越了法学与经济学，为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法学问题搭建了桥梁，可借助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分析盗窃。当然，运用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范式分析盗窃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在法经济学中，行为人被假设为理性的“经济人”，是理智的，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不会感性行事①。而现实中的人受智力和情感影响，不可能完全理性。其次，成本－效益分析法对分析对象进行量化，用数学公式进行分析，取最优解。而分析盗窃时，很难将全部成本和效益量化。所以，对盗窃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借助成本－效益的思维方式进行分析。为了尽量克制该局限性，研究中将更加注重社会调查和实务资料的运用，减少理论与实际的差距，使研究结果接近社会真实。

三、盗窃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

盗窃行为的成本有道德成本，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成本，刑罚成本。道德成本是指盗窃行为遭受道德谴责的可能性。盗窃犯是自然犯，与法定犯相比，公众对自然犯有更明确的价值判断。因此，行为人遭受道德谴责的风险很大。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成本是指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盗窃的否定性评价。当盗窃失败后，行为人要返还“赃物”，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还会受治安管理处罚。刑罚成本是指刑法对盗窃的否定性评价。我国对盗窃罪的刑罚有财产刑和自由刑，财产刑是罚金和没收财产，自由刑是限制人身自由。盗窃行为的效益分析。盗窃行为的收益有显性收益和潜在收益。显性收益指盗窃成功获得的赃物。潜在收益是指行为人积累的经验以及反侦察能力，该收益像长期投资，通过提高日后盗窃成功率实现收益。由于刑罚只能改造价值观念，潜在收益能一直为行为人使用。盗窃行为的盈亏模式。当盗窃失败，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刑罚时，收益为负值，是亏本的。当盗窃仅触犯民法时，要退还赃物，可计算的收益为零，表面上没亏损，但计入道德、劳动力等成本，实际是亏损的。盗窃成功时，行为人无疑是盈利的，而且获利颇丰，因为盗窃行为可以说是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

一、利用环境设计来预防校园盗窃犯罪的必要性

校园是一个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场所，本应该有一个安静且良好的环境，但是近几年来学校校园里的盗窃事件却频频发生，影响了学生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校园的治安环境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无论是从国家惩治犯罪的打击重点出发，还是从学校自身发展的管理体制来讲，校园治安环境似乎都没有被真正的重视起来。校园盗窃犯罪同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以及其他暴力犯罪相比，社会危害性以及人身危险性都较小，但是造成的影响以及发展的潜在性却更为严重。校园盗窃犯罪针对的对象是在校的学生，对他们而言，不仅损失了财物，而且容易形成对周围环境的不安全感或恐惧感，严重影响了平日的学习和生活。所以，如何预防校园盗窃犯罪应该是学校和全社会的当务之急。根据犯罪学的观点，犯罪行为的发生有四个必要环节:潜在犯罪人、犯罪对象、适宜的作案环境和适宜的作案时机。什么时候实施犯罪、在哪里实施犯罪、如何实施犯罪等这些都与周边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如果对可能发生犯罪的地点实施有针对性的规划和设计，使其不具备犯罪的条件，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抑制犯罪的作用。但是我国传统的犯罪学预防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把预防犯罪发生的重点放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是通过刑罚惩罚制裁犯罪的威慑力来震慑潜在的犯罪，第二是降低甚至消除民众的犯罪动机，这种效果往往通过长期的教育是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比如在家庭教育上从小进行道德教育，在学校教育上强制性地进行道德教育、纪律教育等。然而，美国克拉克教授认为环境是很大的犯罪诱因。以上两种方式固然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犯罪发生的作用，但都只注意到了对潜在犯罪人的预防，而忽视了对引发犯罪发生的环境因素的作用，笔者认为，对潜在犯罪进行有效预防与对犯罪环境进行设计规划应当进行有机结合，才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传统的观点认为犯罪预防的环境方面主要依靠门、窗、墙壁等实物，然而其实这是片面的。众所周知，犯罪的实施分为产生犯罪动机与目的、着手实施犯罪两个阶段。依靠门、窗、墙壁等实物仅仅是犯罪环境预防的一部分，这些实物只是通过设置物质来阻止犯罪行为，这并不是主动的预防犯罪。犯罪预防的环境设计还包涵更深层面的防卫:也就是通过环境告诉潜在的犯罪分子———如果在这里实施犯罪存在很大的难度和很高的被发现风险，通过这种方式来使犯罪分子放弃实施犯罪的念头从而抑制犯罪。显然，这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及有效的方法。简言之，从校园环境设计出发来预防校园盗窃犯罪的发生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利用环境设计来预防校园盗窃犯罪的可行性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犯罪问题由于城市化而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传统的环境设计，一些理论学家开始提出新的城市规划以及如何改造公共及私有空间，比如简•雅各布斯提出要加强监视公共空间，奥斯卡•纽曼提出通过建筑来减少易于犯罪的空间。直到20世纪70年代，犯罪学家雷•杰佛瑞在一书中提出应当注重事前对犯罪的预防来降低犯罪，而不是通过事后处罚犯罪来抑制犯罪，首次提出“犯罪预防性环境设计”的概念。这一理论在西方国家被较广泛地运用，然而在我国的运用却并不十分成熟。校园环境是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犯罪预防性环境设计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以及该理论在社区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成功经验表明，合理地设计、规划校园环境可以有效地抑制校园犯罪，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

三、校园盗窃犯罪预防的环境设计体系研究

校园盗窃犯罪采用的行为方式并不复杂，即表现为乘人不备，秘密窃取。多发的地点是寝室、教室、图书馆等处。这些地点大多缺少学校专门人员的监管，学生在这些地点学习或是活动的时候又缺乏警惕性。多发的时间多出现在无人目睹犯罪行为的空白时间，例如寝室同学外出活动但忘记锁门、课间休息离开教室却将物品放在教室内，以上看似短暂的时间却为盗窃犯罪的实施提供了适宜的时机，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校园盗窃既有盗窃行为的共性，但因其犯罪环境的特殊性也有其本身的特地，因此我们在进行校园盗窃预防性环境设计规划时应当基于校园盗窃的特点。笔者认为，校园盗窃预防性环境设计的基本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几点:

一、秘密窃取行为中秘密的含义

这里的秘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密，而是有其特定含义的。首先，所谓的秘密并不是对任何人的秘密，而只是针对窃取的当时财物的控制人而言的。其次，所谓秘密只不过是行为人主观上的自我认识，也就是说行为人自认为财产控制人不知道或者没有发觉其窃取财物的行为，对秘密窃取的成立并无影响。基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与客观事实的关系，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财物控制人真的没有发现，此类行为是最典型的秘密窃取行为。第二，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以为财物控制人没有发现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已经发现了行为人的行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掩耳盗铃”行为。此类行为仍为秘密窃取，控制者的发现对行为人的秘密窃取没有影响。第三，行为人在盗窃财物时自认为财物控制人已经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并没有发现其不法行为，此类行为尽管控制者没有发现，但是已不再是秘密窃取行为。第四，行为人在盗窃走财物时自认为控制者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而事实上控制者真的发现了其不法占有行为，此类行为当然已不再是秘密窃取，如果行为人没有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此种行为是较典型的抢夺行为，应认定为抢夺罪。在前面两条所谈到的秘密性，必须贯穿于行为人盗窃财物的全过程。如果在秘密窃取的过程中，行为人的行为被财物控制人发觉，行为人马上公开夺取或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这已经超出了秘密窃取的范围，应认定为抢夺罪或抢劫罪。但是，这种秘密性只需保持到行为人对财物取得了控制权，即使被控制人发觉而持物逃走，也不能否定秘密窃取行为的成立。但是有一点是应当值得注意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转化型犯罪，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行为人取得财物的行为是秘密窃取，但因其取得财物后而采取了行为的暴力性，刑法上采取了另外的评价标准，定其为抢劫罪。这是一种罪的转化规定。

二、秘密窃取与财物控制支配关系

所谓秘密窃取就是以秘密的非法的手段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支配关系而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一个新的非法支配关系。也就是说完整的窃取行为包括两个行为过程，首先是行为人必须先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次是行为人建立起自己或第三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其中，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是窃取行为的第一步，行为人也只有首先完成这第一步，他才有可能进一步建立起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由于对财物控制方式存在不同，导致了窃取行为的第一步；即破坏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也会因财物的性质不同而存有程度上的差异，有的可能是彻底破坏，有的可能不是彻底破坏，但这些都不影响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行为人破坏了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以后，新的控制支配关系也就开始形成了。但是如何才能算是已经建立了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呢？一般的说，如果行为人由于其行为而使其本人或第三人已经对他人所控制支配的财物获得事实上的控制支配力，并且使原来的控制者不能再行使控制支配力，或者至少原控制者对财物控制支配力的行使显然受到阻却时，就可以说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已经建立。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直接决定着秘密窃取的存在。如果行为人取得的财物与他人根本就不存在控制支配关系，则根本谈不上对该财物的窃取。但是又应如何判断他人对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存在呢？从一般意义上讲，只要主体在事实上对财物拥有了控制力，则主体与财物之间就可以形成控制支配关系，至于这种控制支配力是合法还是非法可以在所不问。有时，尽管主体对财物可能是非法控制支配，行为人也仍可以对其取得而成立秘密窃取，如秘密窃取他人控制的赃物、违禁品等。由于具体财物的种类繁多，物质性质的各不相同，控制人与财物的法律关系也是各有差异的，所以对具体财物的控制支配关系的判断是不能一概而论的，而必须以财物为基础，综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社会生活习惯、常识等综合加以判断。

三、秘密窃取手段的类型

摘要: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文明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盗窃现象在当下的社会仍然存在，盗窃罪严重危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也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本文主要对盗窃罪及盗窃罪的法律适用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关键词:盗窃罪;法律规定;法律适用

一、盗窃罪概述

(一)盗窃罪的含义及构成条件

自古以来盗窃罪就是国家法律设定中的一个关键项目，因为盗窃的行为并没有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而减少。盗窃无论是从法律上来讲还是从社会文明认知的角度上来看都是非法夺取或占据他人财物的行为，这里的非法也即未经他人同意或在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盗窃罪在我们国家是案发率最高的一种犯罪行为，而且该行为对社会安全和稳定，对人们的正常生活都有着非常严重的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由于盗窃行为发生的范围过于广泛，盗窃罪的构成要素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界定，但是基本的构成条件是明确的，盗窃罪的构成条件就是，偷盗人在物主不知道的情况下，非法获取他人财物，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该行为就可以被认定为盗窃。

(二)盗窃罪的本质特征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通知》和省政府2012年4月27日召开的全省电力设施保护和反窃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严厉打击破坏、盗窃电力设施和盗窃电能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正常供用电秩序，决定从2012年6月1日起至12月30日止，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打击破坏、盗窃电力设施和盗窃电能专项行动工作。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维护正常的供用电秩序，严厉打击破坏、盗窃电力设施和盗窃电能的违法犯罪活动为重点，坚持“依法治电”和“打防并举”的方针，按照“组织到位，职责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合作到位”的工作原则，采取宣传发动、集中普查、重点突破、组织督查等工作方法，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纠正违章用电，打击破坏、盗窃电力设施和盗窃电能的违法犯罪活动，查处损坏、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各种行为，创造良好供用电环境，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

二、整治目标

总目标是：将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纳入社会综合治理范围，对可能影响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和施工实施严格的监督管理，建立和完善经贸委、公安等部门和电力企业紧密合作的长效机制，依法有效打击和防范盗窃、破坏电力设施和盗窃电能的违法犯罪活动。

具体目标是：

【摘要】本文介绍了网络诈骗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及其特征，分别阐释了“处分过程”、“机器和计算机系统不能成为诈骗罪的受骗者”、“财产性利益的性质”这几个关键理论支撑点，同时认为将盗窃罪的对象扩大解释到包含财产性利益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就没有必要新增设“计算机诈骗罪”与“计算机盗窃罪”。

【关键词】网络平台；盗窃罪；诈骗罪；区别；处分过程

随着计算机系统及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在互联网平台或利用计算机系统非法获取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案件，对于这类新兴案件，常常容易出现到底是定盗窃罪还是诈骗罪的争议。本文主要分析了这两种犯罪的特征、构成及其区分点，在探究的同时也希望理论界能有更多此类研究和观点，以对司法实践处理这类新型犯罪有所指引。

一、网络诈骗犯罪与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

1、网络诈骗犯罪的概念及特征。“网络诈骗罪”现阶段还不属于我国刑法规范意义内的一个罪名，同“网络犯罪”一样，都是依据犯罪学和司法实践，进行归类定性的一种犯罪类型。结合诈骗罪的定义，可以将网络诈骗罪概括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托计算机网络技术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包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1]互联网的特性决定了网络诈骗犯罪的隐蔽性、突破地域限制、侵害范围广、诈骗方式层出不穷、诈骗犯罪团伙化、产业化的发展等特征，因此网络诈骗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侦破难度较大。2、网络盗窃犯罪的概念及特征。与上文中网络诈骗犯罪一样，我国目前没有网络盗窃罪这一罪名。结合司法实践经验以及计算机网络知识，网络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加密、编程、解码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服务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非法获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2]相比于传统盗窃罪，网络盗窃罪的概念重在突出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作案手段或侵犯的对象。网络盗窃犯罪可以理解为盗窃罪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特殊性有：第一，犯罪构成的客体常常是他人的电子资金或电子货币、电信服务以及虚拟财产等财产性利益；第二，犯罪构成的行为常常是利用计算机系统漏洞、编程、解密以及其他计算机网络技术或电子金融转账系统，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窃取电子资金、财产性利益或盗用电信服务的行为；第三，犯罪构成的主体往往具有高智商或过人的计算机网络技能，其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一般盗窃犯罪的主体。

二、网络平台中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都匀电网在历经一起又一起“人祸”之后，自**年6月再次增加群众护线人数，缩短巡线周期，积极开展状态巡线，加大了群防外力破坏电网安全的力度，使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案件大大减少。**年未发生因盗窃引起的线路倒杆事故，群防群治对遏制外力破坏电力设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电力设施被盗严重，电网安全时时受到威胁

翻开都匀电网电力设施被盗案件统计表，映入眼帘的是一串串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年至今，都匀电网35千伏以上电力设施被盗案件518起，35千伏以下案件372起，盗窃案件占外力破坏案件的80%。其中被盗窃和破坏35千伏及以上高压线路17.5公里，中、低压配电线路113公里，倒杆21基，盗窃塔材213件、破坏配电变压器136台，破坏通信光缆1.5千米。因盗窃电力设施引起的停电120起，引起35千伏以上线路跳闸213起，占外力破坏跳闸总数的12%，直接经济损失588．91万元。仅2003年12月发生在福泉的盗窃拉线一案，就造成110千伏两条线路倒杆、烧毁ADSS电力光缆、烧毁倒杆地段346亩生态林的严重后果，直接经济损失108万元。

说起线路护区防护，总让人感觉到是个头疼的工作，所有的线路、设备都在户外郊区，盗窃电力设施的行为隐蔽无常，防不胜防，如何做好线路防护工作成为保证电网安全亟待解决的难题。

群众护线有效预防盗窃案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