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治理范文10篇

第一篇

根据市直机关工委《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实施方案》，结合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遵循道德建设规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坚持党员干部自我教育管理与发挥发改部门职能作用相结合，坚持个人品德教育与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教育相结合，坚持加强道德教育与依法解决问题相结合，坚持阶段性教育治理与强化制度建设、建设长效机制相结合，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道德领域的突出问题，引导机关广大党员干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推动机关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二、目标任务

根据市委要求，结合“四优”文明创建，加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着重查找机关工作中存在的影响依法行政、服务社会、工作作风和工作效能等方面的问题，切实解决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道德观念淡薄、诚信缺失以及精神状态不佳，缺乏事业心和责任感；服务意识不强，不愿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作风飘浮，办事拖拉推诿及吃拿卡要等问题，不断增强党员干部责任意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和文明意识，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服务质量，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根据市纠风办《关于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活动的实施方案》精神，结合我市统计部门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促进纠风工作开展，推动政风行风建设。结合《2012年全市纠正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切实解决诚信缺失、职业道德失范等问题，引导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进一步纠正不正之风，为促进转型发展，建设“皖北江南、文明”提供有力保证。

二、目标任务

通过大力推行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强化政风行风监管，健全职业道德规范。充分发挥道德评议在纠正诚信缺失、职业道德失范方面的重要作用，将道德评议纳入民主考评政风行风工作之中，深化民主考评活动，包括职业道德考评工作；深入开展创建人民满意的部门和行业活动，注重树立职业道德建设正面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采取多种形式，拓展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和民主监督的渠道，扩大教育治理活动的影响力，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促进统计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工作举措

根据省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治理活动的函》，根据我市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公民道德建设，促进纠风工作开展，推动政风行风建设，按照中央文明委领导批准的《关于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活动的方案》部署要求，结合《2012年全市纠正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切实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窗口行业诚信缺失、职业道德失范等问题，引导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进一步纠正不正之风，为促进转型发展，建设“皖北江南、文明”提供有力保证。

二、目标任务

专项教育治理活动要突出重点，注重实效，通过大力推行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强化政风行风监管，健全职业道德规范。充分发挥道德评议在纠正诚信缺失、职业道德失范方面的重要作用，将道德评议纳入民主考评政风行风工作之中，深化民主考评基层站所和服务窗口活动，促进纠风重点部门和行业带头做好民主考评，包括职业道德考评工作；深入开展创建人民满意的部门和行业活动，注重树立职业道德建设正面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全面推广电台、电视台、报社、网络等多种媒体联动的政风行风热线模式，拓展群众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和民主监督的渠道，扩大教育治理活动的影响力，吸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促进各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工作举措

摘要：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对工业社会的“法治”治理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要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由法治到德治的转变。新时代治理模式的构建急需一次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以其独特的视角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以德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治理模式，对后工业时代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重大的启蒙意义。

关键词：治理模式；公共管理；德治；德制；启蒙

20世纪中期，第三次浪潮悄然兴起，后工业时代来临了。这一变革对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人类又一次面临着社会治理模式解构与重构的重大考验，社会转型造成的混乱与迷茫以及新时代治理模式的重构亟待新的启蒙。张康之教授在其著作《公共管理伦理学》中以其独特的视角、宏观的视野运用现实历史主义的方法从社会制度的更替、治理模式的变迁、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价值的变化、社会领域的发展等多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的治理发展趋势，并建构性的提出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指出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质是德治，其实现的关键是德制的确立，其思想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具有十分重大的启蒙意义。

一、“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内涵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旗帜的政府再造运动使公共管理的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但是张康之教授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与前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政府实施干预市场失灵的政策却又出现政府失灵时寻求的新出路”。它在研究方法上存在许多观点、技术、理论的“生硬拼凑”，在思维方式又陷入了“政府——市场”两极思维的陷阱，[1]在价值上更多是效率取向的；在技术手段上则是广泛的市场化。然而“当我们逐渐加强政府活动的民营化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增加腐败和不道德行为的倾向”。“政府企业化（市场化）运作的改革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道德代价。”[2]（P156，158）可见新公共管理运动忽视了公共价值这一“公共行政”的灵魂。片面强调了社会关系的权力和法律向度而忽视了伦理向度，因此可以说它仍是囿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的建构。

张康之教授所提出的公共管理模式是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全新建构。总体而言,可将“公共管理”理解为后工业社会会中的多元管理主体对以伦理关系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社会关系的治理，是基于社会道德制度的德治模式；它倡导服务精神以及“合作型”的信任关系，是一种服务型的治理模式；同时又是一种基于合作理性的合作治理。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本质是德治。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

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是德治与法治关系在现代社会发展背景下的一种科学形态。探讨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科学精神，需关注以下几方面，首先，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决不仅仅意味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应该从更深刻层面上把握两者结合的科学精神；其次，合理定位德治民法治结合的价值旨归，以避免治理理念的混淆；第三，明确治国理念如何变为治理实践，使德治与法治的结合获得可操作性。

一、德治、法治思想的学界观点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有自己的重要作用。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337页)对德治与法治关系的揭示，表明中国政府对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达到了一种新的理性高度，它既与传统治理遥相呼应，又有其独特的时代创新精神，理论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深度研究。就目前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把理论界对德治思想的研究观点概括为以下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以德治国”的基本主张就是“政府以道德为手段治理国家”。道德具有调整人的行为的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通过发挥道德的作用，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所谓德治，是在通过道德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就是说，国家的治理需要道德在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领域发挥教育和协调作用。”(王小锡主编：《以德治国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59页)这种观点坚持，法治具有强制性，它可以限制人的行为而不能改变人的内心思想，道德在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方面有着法律不具有的特殊功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惟有从思想上改造人，才能最终达到“有耻且格”。这显然是一种工具主义德治观，它一方面将道德作为功利化的统治手段，它以追求社会稳定、实现政治统治秩序为要务，另一方面在事实上将道德理解为狭义的道德规范，没有认识到道德的多元性。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一种行为规范，道德还是一种价值理念、社会精神和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

第二种观点认为，德治强调的是一种民间治理。德治“并不是指由统治者推行的‘治国之术’，而仅仅表示一种规范和相应形成的多少带有自发性的民间的社会秩序。”(马戎：“罪与孽：中国的‘法治’与‘德治’概说”，《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2)这是一种侧重于私人的、精神的而非公共的、行为秩序层面的德治观。它将德治限于类似于西方与基督教相关联的“德治”，是区别于政治层面的民间“小传统”的伦理规范，是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宗教相关的“宗教”。“习惯法的支配原则与官府之法的支配原则不尽相同。前者是一套实用性知识，其应用关乎民生日用，因此主要受实用理性支配。后者则相反，作为一种精英知识传统，它的符号意味更强，文化选择色彩也更浓。”(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40页)从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分析理路出发，德治的治理主要立足于社会非政治(政府)层面，这合乎于德治的自律性特质，且“德治”的“治”不仅仅指政府“治理”社会的规范或原则，可以有更广泛的内涵。但仅仅将德治局限于民间治理，则面对复杂的社会公共关系，如何凝聚共同体的生命力，是值得反思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95页)德治还需要发挥在一个共同体内起到预设公共精神空间的功能。

第三种观点认为，德治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德治(ruleofmoral)是与法制相对立的范畴，其核心不仅仅是强调要依靠、通过道德治理社会，更在于强调德规优于法规、道德高于法律。在实际生活中，它则是以道德规范作为事实上社会的最高规范体系。”或者说，“广义的‘德治’是指，凡充分发挥道德在社会生活(包括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应有功能，以达到维护和稳定社会目的的国家控制模式。”而狭义上的德治是指，“仅依靠道德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来实施统治的国家控制战略”(冯振萍，陈路芳：“论传统德治与现代德治”，《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1)。这种认识是与德治具有关联性的德法关系的复杂性有关的。同时它也认识到道德的工具性价值功能在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广义德治观认为德规高于法规，这显然是受康德道德观影响，认为法只是道德的一种特殊形态，它以特殊的形式和手段实现道德的目的。却没有认识到道德与法的区别，即法具有道德所不具有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的技术规则。同时以社会秩序为目的，没有考虑到德治要解决人的内心信念的问题。人的主体内在价值的培养，人的精神世界问题决不等同于社会规范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德治首先是治官而非首先治民。德治的内涵涉及四个方面：一是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二是教化；三是治者的道德垂范；四是在法与道德之间寻求平衡，使立法司法具有道义性。(上海社科院2001年3月10日“学习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这种德治强调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应当以身作则、自身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这种观点的思维定式还是沿袭古代中国德治的“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认为为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对百姓的道德言行以及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即“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仅靠对共同的价值信仰、权威认同和道德行为规范而忽视德治必须体现施政的社会公正性，历史证明，社会秩序维系于官员之个体道德而无外在制衡措施是不可取的。同时，如果将作为官员的责任作为一种道德要求，这决非是康德意义上出于责任的那种高尚道德行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4页)，而不过是降低了对公职人员的要求罢了。不能把德治仅仅理解为是“为政以德”这种传统式的道德教化，它还是一种社会正义的诉求，一种社会美德的寻注。而这后者正是德治的精神实质之所在。

论文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论文摘要：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是由法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决定的，德法同构是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新探索。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就法治与人治问题开展讨论，曾出现过三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要法治，不要人治；二是法治与人治应当结合；三是法治概念不科学，同“法制”概念没有什么区别，应当抛弃。虽然经过长期的讨论和争鸣，“要法治不要人治”的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但是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法治概念和依法治国的口号、方针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看法和疑虑。

我们今天讨论的德治不是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德治。古代传统德治，即主张用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统治人民，这是儒家的一种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德治”不仅仅是社会治理方法的概念，也是反映当时时代特征的概念。我们今天讨论的德治主要是从治理方法上而言的，同时德治的社会基础、性质特点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为什么说“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呢？

1.“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是由法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全面总结二十多年基本实践和经验，深入思考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时，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思想，提出“以德治理”的重要思想，把道德建设摆在党的重要工作之中，摆在事关国家兴衰的全局性的位置，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这一思想必将对我国社会稳定和道德风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以德治理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

近年来我国继续进行全民“四五”普法教育，各行各业全面推行依法治理，推进了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央领导以战略家的眼光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个结合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动员全体人民在学习法律的同时，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用传统的文化影响人，形成新的道德风尚。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紧密相连的，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法律和道德都是属于上层建筑的，它们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手段，法律属于外在的“他律”，道德体现内在的“自律”，道德治“本”，法律治“标”，依法治国是运用法律的强制力采保证国家社会生产有秩序地进行，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以德治国依靠的是社会舆论、人生价值和人的良知以及人们的传统习惯来维系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并在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国际和国内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无论在民主法制建设，还是在思想道德领域，都面I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尤其表现在理想信念方面，假冒伪劣、弄虚作假在一些地方盛行，封建迷信、邪教抬头，黄、赌、毒、娼和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渗入，一些行业的不正之风等等，种种表现不得不令人深思，德治不能忽视。

思想道德领域历来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无产阶级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道德的土壤，又有着时代特征，传统美德和现代美德的结合体现了时代性与历史继承性相统一的新道德。我们要结合当今社会的实际，深入思考，深入理解以德治国的内涵，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有机的结合，自觉投入德治实践。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德治思想

[论文摘要]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新时期治国方略的理性认识。邓小平德治思想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

一、邓小平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德治理念的提出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德治理论的理论基石。

唯物辨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德治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德治的一切要素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因此，在进行德治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环境等多方面要素，避免孤立的看问题。同时，德治思想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存在规律的。因此，我们要取得德治的成效，只有认识和把握其客观规律，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对邓小平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多种多样的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就自然会产生出各种思想观点，造成思想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和加速社会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和延缓社会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德治思想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充分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使人们用先进的思想去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论文关键词]邓小平德治思想

[论文摘要]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新时期治国方略的理性认识。邓小平德治思想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

一、邓小平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德治理念的提出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德治理论的理论基石。

唯物辨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德治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德治的一切要素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因此，在进行德治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环境等多方面要素，避免孤立的看问题。同时，德治思想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存在规律的。因此，我们要取得德治的成效，只有认识和把握其客观规律，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对邓小平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多种多样的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就自然会产生出各种思想观点，造成思想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和加速社会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和延缓社会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德治思想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充分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使人们用先进的思想去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自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和方略以来，理论界对“以德治国”已有不少解读。这些解读的具体观点虽然不尽一致，但大体上都是从治国手段的角度立论的。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和社会调控力量，当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建构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但道德首先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作为一种合目的性要求和文化价值而存在的，并且同人类的“终极关怀”联在一起。而“治国”所涉及的也不只是“如何控制”的方式和技术问题，同时还有价值立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因此，仅仅从“手段”或“工具”的角度理解“以德治国”，不但是比较偏狭的，而且还会由此引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把以德治国简单地归结于对人的道德教化与感化。基于科学的道德论和治国论，我认为应从治国依据、治国手段和治国目的等三大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

一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