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危机范文10篇

摘要：当前的网络社会面，瞄道德危机，这严重影响了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探求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现试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以及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三方面，对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进行较为全面、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网络社会；道德危机；成因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为人们开辟了一个极大开放和自由驰骋的空间—网络社会，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在当前的网络社会中，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病毒、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网上侵犯个人隐私等不道德现象大量出现，严重影响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而且带来了人际情感冷漠、人性异化等问题，可以说，网络社会正面临道德危机。如何实现网络技术和网络道德的协调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消除网络社会的道德危机，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网络社会，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探求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是解决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基本前提。本文试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来看

(一)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导致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是现实的，交往面相对狭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以家庭、家族、邻里、亲友以及充分放大了的家庭—国家的方式存在和维系着，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们是在一个“熟人社会”进行交往，交往的对象都是熟识的人。慑于道德他律手段的强大力量，以及长期形成的道德氛围，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既有的道德规范。而在网络社会这一虚拟空间中，网络行为具有了“数字化”或“虚拟化”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依赖现实的各种条件，也不再需要真实的身份，通过计算机终端，每个人都成为了一个个符号。人们上网进人网络社会就如同去参加一场假面舞会，“在这个舞会上，我所面对的‘你’和‘你’所面对的‘我’都消失了，我们都成了似曾相识的‘他人’”。在网络社会中，一个“在线交谈”中自称是妙龄少女的网络行动者可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而与之交谈的“英俊少年”可能早已是不惑之人。

当前学校德育关注最多的是德育体制改革及德育理论的探讨，常常忽视了我们教育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个体。目前许多道德教育不能结合学生的自我感，却集中在规范要求和道德判断上，很少考虑联系青少年生活中道德认同形成的因素。青少年道德心理存在认同危机意识，突出的表现在对道德价值态度的消极认识，缺少生活的目的感，表现出团伙行凶闹事、性骚扰、自杀、破坏公物行为、学校考试作弊、旷课、无秩序行为等等。此外，学校道德教育的许多方法，如价值澄清、亲社会技能培养、道德讨论训练、科尔伯格的道德二难与公正团体程序以及公众美德的范例等，这些教育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些方法之间在青少年道德教育中既缺少相互联系，又没有为青少年生活行为的核心成分提供一个清晰、具体的指导取向。此外，学校也忽略了青少年进行持续的道德目的感参与的服务，学校开设的社会服务性学习课程较少，在道德教育上需要一个轴心，那就是如何把学生道德价值观整合到他们的道德认同中去。

一、道德认同的危机

(一)主我与他者的危机米德认为，自我在婴儿早期并不存在，是通过与周围的社会符号互动而产生，离开社会不可能有自我。自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不仅是个人的、心理的，而且更是社会的，自我发展离不开共同的符号系统。个人的力量来自个人与社会的相互确认［1］，以自我身份感为关键内容的当代认同其实是用“主我”的眼光去审视“他者”，是以“我”为圆点去看待他者。一般而言，“主我”与其审视对象———他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向度:一是涉及到“主我”与“客我”的关系;二是涉及到主我与非我的关系。前者是自我的一种深度感和向内感;而后者则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更多的是主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而认同就是这些关系中的“我”的位置感和归属感。

(二)道德的表层危机

1．道德身份的丧失现代认同是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在当代社会中，作为认同重要标志的自我身份感有逐渐丧失的危险。而人的社会属性在某种意义上直接体现为人的身份感。而道德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指人们的道德资格和道德地位，即在道德领域中属于何种类型，如我是有道德的人、道德欠缺者、道德低下者、不讲道德的人［1］。当个体对角色期待成功时，他们作为道德行为者将体会到一种效能感，个体在人际关系中就能获得自我认同。现代人们在沉思“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2］，在寻找“现代人丢失的拐杖”。而现代认同危机则是人的自我身份感的丧失，是“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3］。自我身份感的丧失表现为个人的无意义感，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一个人感到无价值的倾向不断增强［4］。社会认同的直接对象是人的行为的普遍和客观的社会意义。当代认同是人的一种意义感，在对“我是谁”、“我在哪里”的追问中，真正的认同表现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并在对象身上发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

2．道德失范社会道德信仰危机通过道德失范呈现于现象界。社会既有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否定。道德失范内在地隐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们行为层面的不合某种道德规范;其二，人们内在精神世界中意义系统被破坏、动摇。道德失范就是对原有的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系统怀疑、动摇乃至否定，出现了规范要求的“真空”，是一种行为规范的空虚状态。这导致人们在道德行为选择方面出现困惑，具体表现为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盛行，其根源在于道德失范为道德价值标准多元化的存在和滋生提供了生存空间，人们感到无论哪一种标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滋长，造成了人际关系的冷漠，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蔓延污染了社会环境。

一、道德信仰危机的表现

所谓信仰，是指人们基于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张力的认识而产生的一种对社会规范、个人理想的笃信与崇敬，并促使人们设定人生目标及付诸行动的情感动力。由此看来，作为目标的理想是信仰产生的前提，作为动力的情感是维系信仰发展的保障，作为方式的评价则发挥着坚定信仰的作用。而道德信仰在道德理想、道德情感、道德评价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危机，具体表现为道德理想缺失、道德情感麻木、道德评价失真。（一）道德理想缺失。道德理想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形成的并有可能实现的、对自身和未来道德社会发展的向往和追求。道德理想作为一种目标，在道德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而正是基于个体对某一道德理想的坚持，道德信仰才有其发生的前提。在针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状况的一项调查中显示，按照重要程度对个人理想的种类进行排序，居于前四的依次为：生活理想占比42.93%、职业理想占比23.52%、道德理想占比17.56%、政治理想占比14.14%。“从调查结果看，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竞争下，学生的个人理想更多的是‘生活理想’和‘职业理想’，更趋向于务实和生活化，他们追求美好生活、渴望成功，这样使得处于理性层面的道德和政治理想追求在无形中淡化（均在20%以下），特别是对社会、国家、集体、舆论等正面积极倡导的崇高理想更是涉及不多。”[1]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发现就道德理想而言，其所占的比重虽然不是最低的，但处境依然堪忧。“窥一斑而知全豹”，由学校推及社会，情况大抵也是如此。当代社会的整体道德理想态势每况愈下，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一种无所适从的消极的处世和生活状态，表现为心灵空虚、精神迷茫，无目的、无追求，当下的网络流行词“佛系”就是道德理想缺失现象在当下社会的典型反映。（二）道德情感麻木。道德情感是指“人们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估量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言行、处境时所产生的内心情绪体验，是人们基于一定的道德认识、出于满足自己的道德需要而生发的情感”[2]。道德情感为道德信仰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倘若没有道德情感的投入作为维系的纽带，道德信仰便难以为继。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在现实生活中掀起了轩然大波，2岁女童小悦悦在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两度碾压，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了18个路人，但都对此选择漠视，最后在一名拾荒阿姨的帮助下，小悦悦被送往了医院。可惜的是，八天后，年幼的小悦悦终因伤势过重而离世。这一消息经媒体曝光以后，在社会引起了广泛讨论，人们对此次事件发表了不同看法，有对司机的谴责，也有对18个冷漠路人的谴责。孟子曾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这种理应出于本能的同情与怜悯的道德情感却在现代社会慢慢地被消磨。“小悦悦事件”涉及的不仅仅局限于法律层面，更多的则是道德层面的探讨，是对人性的拷问，对良知的谴责，揭露了当下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全社会都在关注、追问和思考‘道德冷漠’问题”[3]。除此之外，社会上还涌现了各种触及道德底线的无德行为和缺德事件，可见，人们的道德情感早已经陷入麻木与冷漠的状态。（三）道德评价失真。“道德评价，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依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为标准，对他人或自身的道德行为和品质作出善与恶的价值判断，以达到扬善抑恶的目的。”[4]个体所持有的道德信仰在与这种行为的相互作用下，会逐渐内化于心并在人们的道德实践中表现出来，以坚定原有的道德信仰。随着自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上涌现了大批的“键盘侠”，这一群体依靠自身并不成熟的思维不计后果地妄加评论，给当事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精神伤害。今年4月发生在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恶意砍杀学生事件，在微博上引起了社会群体的广泛声讨，在评论区，有部分网友恶意使用并转载他人的照片，声称是犯罪嫌疑人照片，来博取他人的眼球，混淆他人的判断，这种行为不仅要受到道德的谴责，还应得到法律的惩罚。《人民日报》曾就这一普遍存在的网络乱象发表评论：“不假思索的‘键盘侠’未必可爱。”[5]文章中指出：他们在对某些突发性的社会事件进行评价时总是不结合具体的实际，而是只凭自己的猜想，这将会引起巨大的舆论压力与民众恐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滋生了某些不安定的因素，威胁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个体在道德行为中所受到的外界评价如果与自身既有的道德意识相偏离，那么这种行为就可能在外界评价的压力下实现自我否定，个体道德行为的主体价值也就难以得到确认。”[6]

二、道德信仰危机的原因

道德信仰危机是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总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层面，即急功近利的道德环境、权轻责重的道德规范、趋利避害的道德主体。（一）急功近利的道德环境。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7]当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急功近利的道德环境，在这一不良环境的影响下，人们往往推崇利益至上，追求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把道德放在身后，道德理想更是无从说起。因此，在面对某些道德现象时，人们不会再以客观公正的道德标准作为衡量尺度，取而代之的则是以个人的利益作为唯一的标杆，“于是，世俗取代了理想，功利取代了道德。从某个角度说，这股世俗化、功利化的大潮迅速泛滥为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是目前道德危机的一个根源”[8]。（二）权责失衡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对于道德主体来说，应是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统一的价值体系，但在目前的道德生活中，二者却呈现出不对等的趋势，人们更多的是强调义务和责任，过度地讲奉献，而忽视了基本的权利诉求，即正当的回报。而当道德奉献与道德回报机制长期处于不对等的状态，抑或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讲奉献而得不到回报，那么，无疑此时的社会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一个道德奉献与回报机制严重失衡的社会。做了善事的人没有得到褒奖反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做了恶事的人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却可以继续为所欲为，这很容易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同时，这种不对等的道德规范极易挫伤人们的道德情感，这就使得道德失去了原本该有的感召力，导致人们对道德信仰逐渐丧失了信心。（三）趋利避害的道德主体。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治理方式，“其有效性的获得依靠社会成员在道德认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认同感与责任感，而这种感性认同与理性认知均诉诸于道德主体意识的建构和完善”[9]，在传统社会中，基于物质生活的匮乏和精神生活的贫乏，其亟须道德观念来规约人们的欲求以确保社会的长期发展，同时人们拥有大量的自主时间可以进行自我反省，对道德的需求极其强烈，道德信仰根植人心。但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精神生活的形式日益多样化，在道德生活中也出现了多元的价值选择。在进行价值选择时，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等诸要素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会逐渐丧失其理性成分而使主体沉迷于物欲之中，使得人们对道德的需求急剧减少，道德逐渐失去其应有的社会规范作用而沦为个人的主观选择。这造成人们愈加物质化与功利化，每个人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尽可能地规避危害自己利益的行为，这使得道德评价失去了其本身具有的道德规约力，而趋向一种利益关系。同时，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奉献，意味着要有所担当，要为别人付出，但当人们都趋利避害的时候，道德信仰就会难以形成。

三、道德信仰危机的化解

道德信仰作为主体在道德的意识层面的体现，其重塑路径最终应回归主体自身，笔者认为应通过树立道德理想、培育道德情感、强化道德评价的方式来实现道德人格的发展与道德社会的进步，而道德教育作为落实价值取向的重要途径，其在这三者中都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一）树立坚定的道德理想。道德理想以目标的形式在道德信仰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因此，树立道德理想是开展道德信仰危机重塑的前提工作。“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能激发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鼓舞斗志、振奋精神。”[10]在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提出“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11]，所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有其必要性及现实性。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因其特有的开放性、实时性、互动性等特征，被社会各层群体所广泛接受与使用，并且已经成为大众学习、工作与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新媒体不仅仅是传播信息的工具，更为重要的价值则在于它具有塑造思想观念的教育功能。基于此，应充分发挥新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使网络平台成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的第二课堂，扩大受众的普及面；要依托互联网的功能，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载体，建立理想信念教育的新平台，实现受众间的良性互动。通过这些具体的方式实现道德理想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宣传与教育，促进主体道德理想的树立，以此规避由于急功近利的外部道德环境而带来的不良影响，达到重塑道德信仰的目的。（二）培育强烈的道德情感。道德情感在道德信仰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是道德信仰得以建构的精神纽带。但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很多人虽然在理智层面上了解道德规范的重要作用，但在情感层面上对道德予以排斥，而道德情感作为主体实施道德行为的精神力量，其必须要借助于教育的引导与激发才能实现其特定的功能，基于此，进行道德教育是培育道德情感的有效途径。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一方面，应增加道德情感教育的比重，充实情感教育的内容，丰富情感教育的形式，如进行道德情境模拟法、道德案例分析法等，以此来充分提高受教育者的参与度；另一方面，要将道德情感教育与道德实践二者充分结合，道德实践是道德情感的来源，道德情感又是道德实践的内在驱动力。因此，应积极引导受教育者参与道德实践，获得饱满的情感体验，并加深其对道德的理解，用以激发其学习和实践道德的兴趣。这样，在道德情感的推动下，利益不再是道德主体衡量道德行为的标准，取而代之的则是基本的道德感，这会促进道德生活的正向发展，并加快推进道德信仰的重塑工作。所以，“我们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情感体验，鼓励他们积极投身于道德生活的实践，不断激发他们的道德情感，才能真正达到提高他们道德素质的目的”[12]。（三）完善科学的道德评价。前面说过，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评价出现了一些偏差，即道德评价中存在着权利与义务间不对等的关系。因此，首先，要建立健全道德评价体系，这一体系要始终以主流的价值观为导向，以具体的评价原则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提供正确的道德选择标准，对道德上明确禁止的行为和大力提倡的行为进行严格的区分，并合理区分不道德行为、道德行为和超道德行为，明确道德评价的正面价值导向。其次，道德评价中人们过多地强调责任与义务，而忽视了基本的道德权利，造成道德评价的不公正，因此，需要设计出赏罚分明的层级道德奖惩机制，对于超道德行为应给予称赞，同时进行必要的物质的或精神的补偿或奖励，处于超道德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两者之间的道德行为，理应得到应有的肯定。所以，必须要在奉献与回报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奖惩机制，使尽义务的人得到应有的回报，实现道德权利的基本诉求，而没有履行义务的人则要受到一定的惩罚。最后，道德评价还需要发挥道德教育的引导性作用，实行有层次、有重点的道德教育，“不应过度拔高道德的标准，以超道德代替道德，道德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应是教育人们遵守基本道德规范，不违背普通道德义务的要求”[13]，在这一评价基础上，塑造人们因达不到基本的道德规范而理应具有的羞耻感，同时，社会对于超道德的行为应予以高度的褒奖，不对超道德行为作具体的规定，而是让人们形成“能达到这种崇高会更好”的观念。道德信仰作为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会带来无穷的意义与价值，我们的社会也需要一种科学的道德信仰来指导我们在道德生活中的具体实践。近年来，由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协调发展，当代社会出现了普遍的道德信仰危机现象，而解决危机的出路只有一条，即重塑道德信仰。因此，若要从源头上解决这一危机，就必须进行道德信仰的重塑工作。

职业道德

诚信，无论对于投资者、债权人还是社会公众而言都有极大的意义。缺乏诚信将会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交易链条中断，一系列赊销、赊购业务难以进行，股票、债券及其他衍生金融工具无法发展。从美国的“安然”、“世通”到“施乐”、“默克”，从我国的“琼民源”、“红光实业”到“银广夏”、“ST猴王”，无一不是会计行业诚信缺失导致财务舞弊，在财务报表中多报利润，使投资者上当受骗。通过这一系列事件，会计行业应有诚信意识的觉醒，努力消除诚信危机，使整个社会经济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发展。

解除诚信危机，关键是要加强会计行业职业道德建设。究其原因：一方面，从“人”的角度来看，诚信就是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兼顾他人的利益，讲求互利和双赢。落实到会计人员身上，就是要求会计人员应当实事求是，如实反映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情况，严密保守因工作关系而获取的秘密。只有这样，才能使会计工作者在维护广大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实现自我利益和自我价值。由此，会计职业道德遵守的过程，就是诚信危机解除的过程，在利益主体上，二者实现了统一。另一方面，从“物”的角度来讲，之所以强调会计诚信问题，目的在于保证会计工作质量，避免因会计人员失职而导致投资人利益受损事件的发生，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

由此可见，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是消除诚信危机的核心和根本所在。而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需要运用发展的眼光和创造性的思维。在我国市场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要合理配置社会资源，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诚信就成了维护市场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的前提和基础，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石。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如何抓住这一发展的契机，取得外国投资者的信任，争取更多投资机会，这需要有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思维，以全新的视野观察问题、分析形势。从我国目前会计工作实际情况来看，因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问题而引发的经济案件屡见不鲜，其中既有从业环境的影响，也有会计教育的疏忽。面对这些问题，要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重塑良好职业风尚，依笔者之见，应从如下三方面进行。

一、净化从业环境

产生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观念偏差和不良职业道德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上的不良动机，也有客观上的环境因素。

论文摘要：当前的网络社会面，瞄道德危机，这严重影响了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探求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现试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以及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三方面，对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进行较为全面、详细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网络社会；道德危机；成因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突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为人们开辟了一个极大开放和自由驰骋的空间—网络社会，为人类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但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严重的伦理道德问题。在当前的网络社会中，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病毒、网上侵犯知识产权、网上侵犯个人隐私等不道德现象大量出现，严重影响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而且带来了人际情感冷漠、人性异化等问题，可以说，网络社会正面临道德危机。如何实现网络技术和网络道德的协调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消除网络社会的道德危机，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网络社会，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探求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成因，是解决网络社会道德危机的基本前提。本文试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网络社会运行的现实背景、网络主体的人性心理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网络社会本身的特点来看

(一)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导致道德约束力的弱化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是现实的，交往面相对狭窄，人与人的关系主要以家庭、家族、邻里、亲友以及充分放大了的家庭—国家的方式存在和维系着，在一定意义上说，人们是在一个“熟人社会”进行交往，交往的对象都是熟识的人。慑于道德他律手段的强大力量，以及长期形成的道德氛围，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既有的道德规范。而在网络社会这一虚拟空间中，网络行为具有了“数字化”或“虚拟化”的特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依赖现实的各种条件，也不再需要真实的身份，通过计算机终端，每个人都成为了一个个符号。人们上网进人网络社会就如同去参加一场假面舞会，“在这个舞会上，我所面对的‘你’和‘你’所面对的‘我’都消失了，我们都成了似曾相识的‘他人’”。在网络社会中，一个“在线交谈”中自称是妙龄少女的网络行动者可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而与之交谈的“英俊少年”可能早已是不惑之人。

布劳代尔（FernandBraudel）将金融活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则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玒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カ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真的适用於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non-westernsocieties）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於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文末参考文献）。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1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危机

1.1生产劣质商品

经济活动中一些经济主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惜生产大量的劣质、不合格商品，进行一些损害消费者身体健康的经济行为。例如：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法者，他们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无所不用其极，或者生产、销售假、假酒等，或者制作“黑心馒头”，亦或者销售过期食品等等。这显然是他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这不仅损害了他们的信誉，而且给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1.2违反法律，进行不法勾当

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仍不是很健全，仍有待完善。而此时，一些经济参与者为了尽可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惜去违反法律，进行一些不法勾当。例如：进行走私、偷运、偷税、漏税、抗税等。这些违法行为不仅使他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国家利益，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1.3迎合低俗趣味

摘要：现代化进程中，我国的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发生了深刻的碰撞和变化，并给农村带来种种社会问题，给和谐新农村建设设置了一定阻碍。因此，重构农村伦理道德体系意义重大，必须从现实问题出发，深刻剖析农村伦理道德体系的现状，并全面系统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探寻成因，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重建农村伦理道德体系的具体措施和方法，确保和谐新农村建设又好又快地进行。

关键词：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危机；重建；和谐新农村建设。

农村的伦理道德体系是用来调整农村社会行为规范的伦理思想综合体。生产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引起伦理道德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导入引起了这一体系的深刻变化。总体而言，我国农村的伦理道德建设不断完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原有的一些旧传统、旧道德、旧观念开始动摇，小农的狭隘观念和家长制观念被破除，消极、封闭、保守逐步向积极、开放转变，与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时间观念、竞争意识、公平意识、效率观念、民主科学、平等互利等新伦理、新思想、新观念逐步形成，[1]并在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也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设和谐新农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整个大环境的变化是深刻而巨大的，农村社会也不例外，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农村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应运而生，诱发了当代农村伦理失范、道德滑坡和良好社会风气的不断弱化，如果这些问题我们不高度重视、及时解决，和谐新农村建设将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面对农村社会整体的进步但农民的伦理道德体系却处于失范状态以及人文环境不断下滑的悖论，我们只有直面危机，剔骨疗伤，深入剖析，才能透过诸多的失范表象找寻问题的根源所在。

一、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伦理道德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个体伦理道德价值的迷失。

摘要：距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已过去十多年，但这场危机爆发出的金融市场长期存在的伦理问题和道德沦丧问题尚未得到彻底的解决。十多年之后，我们现在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和道德风险比之以往有着更充分的条件和更复杂的表现形式。因此本文从金融伦理学的角度探讨金融市场的发展，探究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伦理；道德风险

一、引言

金融伦理在现代金融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是突然性，而是以无限制追逐超额利润、过度创新金融衍生品等行为导致的道德风险不断累积、最终爆发的结果。盲目投资，资金断裂，也映射了背后金融机构和从业人员的道德沦丧——当抛弃自律和不遵守行业自律时，公开信息的质量也就自然而然的得不到保障。由于伦理冲突和道德缺失导致的金融机构危机甚至破产的例子数不胜数，如巴林银行、包商银行的倒闭等。金融危机的爆发虽引发着人们对金融伦理道德问题的深思，但金融伦理道德在危机事件中发挥的作用还待进一步研究。伴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多元化发展，融资环境错综复杂，要想金融市场长久健康发展，就必须深入分析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伦理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在探索中重建金融伦理的新秩序。

二、金融伦理的相关内涵

经济与伦理是在企业经营活动中普遍存在又相互矛盾的存在。现阶段我国市场法律制度和监管机制虽在不断完善，但金融市场中的诚信缺失以及道德问题仍时有发生。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经济不是纯粹的财务工具，伦理的价值因素也应当包含在里面，交易应该建立在诚信与契约的伦理精神之上。纵观金融发展史，不难发现，金融伦理一直在金融市场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作用。在货币早期的借贷中，人们强调还本付息的交易规则，谴责不遵守公序良俗的人们的行为，重视对金融交往过程中的礼节等，都显示了伦理在金融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政府干预调节过程中，道德也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摘要:会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在会计诚信危机严重的当今社会越来越被重视，甚至是被认为是解决会计及行业诚信危机的主要办法。本文重点对会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的相关含义进一步界定，并对两者对会计专业教育的重要意义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关键词:会计伦理;会计职业道德;会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

一、会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基本含义

(一)伦理与会计伦理含义的界定

在我国，“伦理”是基于“道德”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的，最早出现在《礼记•乐记》，所谓“乐者，通伦理者也”。强调伦理的最初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调整人伦关系的规范。在西方，“伦理”一词源于希腊语，被认为与“道德”含义基本相同的哲学概念，是人们对道德现象进行的理论思考。综其所述，伦理即在“道德”的基础之上，以“道德现象”为研究内容，强调其在对社会道德现象分析的基础上研究社会个体间、个体与社会以及个体与环境等关系并揭示其发展规律的一般性规范，而在伦理学界往往会将伦理学具体分为“理论伦理学”与“应用伦理学”两个部分。会计伦理属于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部分，具体指以会计工作职业道德现象为研究对象，包括会计人员关系伦理、会计工作关系伦理、会计机构关系伦理以及会计行业伦理等各个方面，可以说会计伦理主要讲的是在会计工作环境下的伦理关系分析，其核心是将伦理置于会计环境中进行相关关系的哲学分析，以进一步揭示其内部发展规律的研究。①

(二)道德、职业道德及会计职业道德含义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