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维度范文10篇

一、问题及其意义

所谓“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是指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性及其理解。它至少涉及两个方面：其基本方面是，作为现代人类经济生活和行为的基本模式，市场经济是否有其内在的道德意义和价值尺度？这一问题的前提预设是，作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创造性成果而非自发性产物，市场经济的建立与运行必定有其内在的合道德性价值依据，或者说，它必定能得到某种道德证明的支持。问题在于，这种合道德性或道德证明的论据何在？另一个直接相关的方面是，如果我们确认市场经济的合道德性，那么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除了有其一般经济学考量和经济行为规范（经济制度或体制）之外，市场经济也必定有其特殊的道德考量和道德规范。问题在于，如何确立和理解这种特殊的道德考量标准和道德规范？前一方面关乎人类现代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本身的价值理解；后一方面则延伸到了有关人类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关系理解，以及基于这两大生活领域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理解。在作者看来，前一个方面往往为伦理学者所忽略，而后一个方面又常常成为经济学者和伦理学者之间的主要分歧点。

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自古有之，只是如今尤甚。中国先秦时期儒、墨两家的义利之争，西方古典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关于德与福关系的探究，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主题和观念。然而，在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们提出所谓“亚当·斯密问题”之前，这一问题并未演化成截然两分性（dichotomy）的知识合法性问题。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这一问题一直被置于道德哲学的整体知识框架内加以思考，它没有被分割成分属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两个独立无关的知识主题，因而也没有产生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经济伦理问题，亦即人类经济生活的合道德性或道德合理性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经济伦理问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这一问题终于凸显，以至成为近年来国内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和伦理学界）的一个热点。如果说伦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基本上还只是停留在一般道德批评或时论的层面，那么经济学界的有关讨论则已然触及这一问题的根本方面。诸如，“道德力量”在市场经济生活中是否发挥作用？道德是否构成市场经济的“成本要素”？经济学是否或应否“讲道德”（注：依我个人的理解，“讲道德”这一短语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语境中，具有两种不尽相同的意味：其一是马克斯·韦伯的“学术职责”意义上的，其二是知识论意义上的，相对于经济学而言，前者是某种外在性的社会负担，而后者却是一种内在的知识合法性承诺。）？又当如何“讲道德”？乃至中国经济学家自身的道德责任问题等等（注：较能典型反映上述状况的理论事实，是近期发生在经济学界的关于经济学该不该“讲道德”（我视之为经济学是否需要有必要的道德考量的问题）、如何“讲道德”（我视之为经济学考量经济生活中道德要素之作用的学理方式问题）的争论。参见盛洪《道德、功利及其它》，载《读书》1998年第7期；樊钢：《“不道德的”经济学》，《读书》1998年第6期；姚新勇：《“不道德的”经济学的误区》，《读书》1998年第11期；厉以宁：《经济学的伦理学问题》，三联书店1995年版，《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汪丁丁：《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三联书店1998年版，《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茅以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从理论上看，经济学界的前沿探讨实际揭示了这样几个根本性的问题：（1）市场经济本身的道德合理性之价值理解；（2）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知识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证明的关系理解；（3）作为一个延伸性的知识问题，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现代知识界限和相互对话（乃至相互支撑）的知识社会学理解。

我想特别申明的是，无论经济学界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如何，他们的探讨本身已经显示出对中国社会课题的理论自觉，不仅揭示和深化了经济伦理这一时代课题的中国意义，而且也表达了他们对经济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之现代知识结构特性的学理思考。作为一名伦理学学者，我乐于把他们的探讨看做是一种学科间对话的邀请，并愿意努力作出积极的响应，以求我们能够在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共同建立某种建设性的理论交往，推进经济伦理论域中“中国知识”体系的创生。

二、重释“亚当·斯密问题”

一、社会变迁与道德感的匮乏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在结构和价值两方面表现为从同构差序格局向领域分离和市场整合的结构模式转变;从精神向度到物性向度的迁移。这两个方面的变化相伴相生,导致了社会态势的平面化、多元化和物利化,客观上给人们的道德感带来了冲击。

首先是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与传统社会的同构差序格局不同,现代社会是领域分离和市场整合的结构模式。在传统社会,社会与国家同构,个人紧密依附于集体,人们的精神奠基和意义寻求,主要是在一种原有的、稳固的政治和社会框架中运行,个性化的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往往被一种集体性的存在和外在的观念框架与制度框架所笼罩和引导。而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共同体结构受到了消解,各个社会领域和各种社会主体基本上都拥有了自己的以市场为基础形成的相互独立、彼此平等的地位。可以说,社会已经由同质的单一性状态分化为异质的多样性状态。与此相应,新的社会整合模式不再是全社会都向着一个“崇高客体”集中,而是各个领域、各个主体在其自身之中寻求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定位。

社会生活的这种深刻变革对于个人而言,一方面是使其不断从传统社会体制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其在急速的市场化过程中失去了通常的稳定感和归宿感。在人们的独立性得到了空前增强的同时,其原有自我的内在统一性也受到了相应的消解和割裂,不得不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地对自我进行重新的定位和确证。人们的自我定位和确证活动,受市场化、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不停顿的变化等现代因素的影响,具有相当程度的平等性、多样性、开放性和不稳定性,而这又直接地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等方面的表现。当代人的人格表现,也因此呈现出多少有些肤浅、多样、易变的特征。

其次是社会发展从精神向度到物性向度的取向迁移。在经历了近30年改革之后,我们的民族一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却也出现了与我们灿烂悠久的文明史不相称的道德滑坡现象。利益关系抹平了道德差别,功利化的取向普遍化,道德状况从集体性失德演化到集体性失语。在这样稀薄的道德氛围中,传统的耻感意识被遗忘,道德的底线不断受到侵蚀,社会主义道德面临挑战。如果出现了普遍性的耻感意识的淡化和底线伦理的崩溃,我们的民族和社会就会失去道德上的维系,整个社会就会变成只由强权和物利主宰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谁拥有了强权或者金钱,谁就可以无耻无畏、横行无忌。

从个人的内在体验出发来看,传统的心理维系纽带已经消隐。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道德选择的迷茫和价值取向的紊乱,不能顺利地获得精神上的归依和自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干脆放弃了对自身的道德约束,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丢失、遮蔽了在精神和道德维度上的追求,放任自已沉沦于物化了的世俗世界。国人心底缺少对公平、正义、善良、秩序等社会规则的坚持和守护的勇气,以致道德滑坡现象时有发生。这在当前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审慎道德维度道德理性道德风险

[论文摘要]作为道德范畴的审慎乃是道德理性的集中体现，包含个体德性和道德思维两个层面，二者在道德实践中实现统一。道德审慎由复杂的善恶矛盾所决定，表现在协调个人善、家庭善与社会共同体善的矛盾冲突中。对伦理学内容进行综合训练以及对现实生活进行道德哲学反思，能够提高人的道德审慎能力。在后现代社会即将来临，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未知风险的冲击，强化道德审慎的思考和研究，对人类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是当下审慎研究之最主要目的。

一、何谓审慎

审慎(prudence)是许多学科常用的一个概念，指人们思考和行为的周密而谨慎。在中国古代，“审”本义是详知、明察。《淮南子·说山》曰:“万事由此所先后上下，不可不审。”《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由于事物或情况复杂难明，需要人们详加考察，权衡利弊，谨慎行事，以期获得良好的结果。故“审”内含慎重之意。《汉书·于定国传》明确将“审”与“慎”连用，如“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

古人运用审慎多见于司法案例，盖因司法实践关乎人身财产与生命安危，须对案情加以详究，做到量刑定罪、按律处罚，否则会冤枉当事者，影响民众对司法的信任。这种以司法公道为原则的理性审慎，内含法律和道德的双重性。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审慎的运用上经历了以法律内涵为主向以道德内涵为主的转换。《尚书·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意思是说，治民要明尚德正，慎施刑罚。应做到不欺侮无依无靠的人，任用应当任用的人，尊敬应当尊敬的人，处罚应当处罚的人。量刑处罚要考虑犯罪动机和悔罪态度，罪虽大，不是故意且知悔改，则“时乃不可杀”;罪虽小，但明知故犯又不肯悔改，则不可以不杀。周公在这里提出“宽猛相济”、“文武兼用”的治国原则，强调重视因罪获致的处罚对道德的影响。这一思想后为儒家所继承和发展。《荀子·成相》曰:“治之理，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将审慎看作道德规范的补充，并使其律法功能服从道德需要，强化了审慎的道德内涵。审慎单独用于道德见《大学》《中庸》出现的“慎独”范畴。《大学》曰:“所谓诚其意，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在独处时最易任情恣意，产生不合道德的行为。作为君子在独处时应严守道德规范，克制私欲，不能有丝毫懈怠。因此，“慎独”是儒学对个体自律的道德要求，以及对个体人格的道德关怀。

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最早将审慎与人类美德相联系，将审慎看作实现人生幸福的手段。他说:“给人幸福的不是身体上的好处，也不是财富，而是正直和谨慎。”[1](P74)在《尼克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阐述“中道”法则过程中，详尽论述了审慎及其对形成诸美德的意义。他认为，审慎是一种德性。德性是人的“被称赞的品质或可贵品质”[2](P26)。德性分两类:一是理智上的德性;另一是伦理上的德性。前者通过长期教化、培养而形成;后者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2](P27)。审慎属于理智德性，是人类长期实践积淀而成的道德智慧，作为规范被固定下来并通过反复教化以警醒后人。

摘要：新时代视域下公民道德建设,是说公民道德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彰显出不同特征，从其关涉的行为类型来看,既是认知行为，也是实践创构行为与价值重塑行为,并呈现三个理性自觉。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应该自觉认知向上向善的本质内涵，自觉践行积善成德的创构，自觉锤炼高尚道德品格。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只有从理性自觉认知、践行与价值这三个维度，才能落实和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新时代；公民道德；理性自觉；维度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时代课题。如何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等多个层面进行深入推进。认知自觉，实践自觉，价值锤炼自觉，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进程中必须深入把握的三个维度。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正是在这三个维度上不断合力完善的过程。

一、向上向善的认知维度

（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传统观念认知：向上的追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认知维度是理性自觉的前提。传统观念的认知是浅层次的，公民道德建设传统意义上是推动人积极向上的追求。正所谓：“人们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观念认知定位也会出没与穿梭在进步与保守的二维空间之中。”[1]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建立在对传统观念认知的基础上的理性自觉。当然，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积极的向上的追求过程。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对一般意义上的传统观念的内在超越与超脱。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也是构建进步的认知观念。从本质上来讲，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与思想道德规范，对公民施加正面影响，以提高公民道德认知、陶冶道德情操、锤炼道德品质、确立道德信仰、铸成道德行为，从而将社会的外在的道德需求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再外化为符合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活动或行为。积极向上是促进人向前进步的一种状态，一种优良的精神风貌和积极的心态。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旨趣就是让每一位公民拥有奋发有为、积极拼搏的自信状态。（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理性自觉的认知：向善的诉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向善的诉求是人们对道德建设的理性认知，超越了传统观念上的认知。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质上就是公民向善的过程。公民道德是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为中心，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道德信念、价值旨趣、行为规范等基本要求。不管是社会公德，还是职业道德，也包含家庭美德，都是为了促进每一位公民努力向善、求善、行善与追善。

二、积善成德的实践维度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德育中国化治理原则

论文摘要：参阅相关文献资料，结合社会发展情势，笔者认为网络社会是一个全新的德育发展场域，对其危害性的判断是一个扩展的社会发展症候，对其立场的选择是一个基于全球化视野的中国化维度，对其实行治理的依据是一个可尝试建构的原则框架，并基于实践层面提出系列建议。

一、网络社会:一个全新的德育发展场域

20世纪下半叶，互联网技术的发明与推广是继语言、印刷、无线电广播、电影和电视之后人类信息传播技术的又一重大革命，它标志着21世纪人类信息时代的来临。发展至今的互联网技术，正如美国学者戴维·莫谢拉所描述:"80年代的信息技术(IT)产业从主机转向个人电脑(PC)，现在个人电脑时代也正在让位于日益围绕全球网络基础结构的一门产业。”个人电脑使我们实现了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的数字化，而基于个人电脑之上的全球信息化网络建设更是将人们带人了遐想无限的异度空间。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最新调查表明，截至2005年6月30日，我国上网用户总人数达10300万，其中年龄在18岁以下的人数占15.8%,18~24岁占37.7%,25~30岁占17.4%。青年学生是网络时代的主角，在近40%的网络群体中，大学生又是主角的中心。大学生是社会重要的知识群体和未来祖国发展的核心力量，显然，开展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符合时代要求。

二、危害判断:一个扩展的社会发展症候

从理论和纯粹的视角来看，现实中的道德是网络道德的延伸，以网络为手段进行的活动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但基于网络道德的特殊属性，即全球性、开放性、自由性、虚拟性、非人性化，网络道德又与现实道德相差甚远。网络道德的特殊属性带给大学生群体的冲击大致表现为:有的大学生沉溺于网上聊天、网上游戏，从而导致成绩下降;有的沉溺在虚拟世界中，搞网恋;有的则为成为黑客，用各种手段破坏公共网络的正常运转;不健康内容充斥着网上最热、最活跃的聊天室和BBS;有的沉迷于色情网站，不能自拔……凡此种种将使大学生人格发展错位，严重弱化大学生个体社会化进程，导致大学生道德自律性弱化或丧失。网络道德的失范行为，至少会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危害国家的政治安全及社会稳定，导致人类知识匾乏，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干扰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与效果。

本文作者：杜蕾工作单位：德州学院

大学生网络道德与网络偏差行为的一般情况分析

以性别为分组变量，量表总分和相应维度为因变量，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在网络道德量表上，量表总分和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女生的得分均高于男生。在网络偏差行为量表上，量表总分和各维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且男生的得分均高于女生。以专业为分组变量，量表总分和相应维度为因变量，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在网络道德量表上，网络道德总分、网络道德认知维度和网络道德情感维度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而网络道德意向维度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且文科的学生得分高于理科。在网络偏差行为量表上，量表总分和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专业差异，且理科学生的得分均高于文科学生。以年级为分组变量，量表总分和相应维度为因变量，做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在网络道德量表上，网络道德认知维度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而量表总分、网络道德情感和网络道德意向维度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经LSD检验发现，在对良好行为的积极情感和网络道德意向维度上，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均显著优于大四的学生［1］。在网络偏差行为量表上，量表总分和相应维度都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经LSD检验发现，在网上过激行为、网上色情行为，网上欺骗行为三个维度上，大四学生显著高于大一、大二、大三的学生。

大学生网络道德与网络偏差行为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网络道德量表和网络偏差行为量表各维度做Pearson相关分析（表1），结果表明，大学生网络道德各维度与网络偏差行为各维度间均呈显著的负相关［2］。这表明，女生更容易遵守网络道德，受到网络道德约束的可能性更大，而男生更容易脱离网络道德的约束，做出一系列偏差行为，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与别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更高。这可能与性格和压力有关［3］。男生更加的张扬，更喜欢去挑战一些约定俗成的东西。

学生网络道德与网络偏差行为的回归分析

摘要：当前社会背景下，教师职业道德问题频上“热搜”，教师失德一度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因此，对于教师师德建设的研究具有极高的实践意义。本研究从概念、维度、问题、策略、工具、政策六个方面，分析近年来对师德建设已有研究成果，总结其内容，发现其不足，深入探索在新时代“准则”背景下，未来小学教师师德建设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小学教师;师德建设;文献综述学

高为师，德高为范，“师范”二字有千钧之重。教师是否具有良好的师德是其职业是否能长远发展的“验金石”。我国对于教师师德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彼时，孔老夫子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以身作则”等思想开始践行流传，时至今日依然是教师立于三尺讲台的基本准则；后有唐朝韩愈所做《师说》，“传道、授业、解惑”的思想使其成为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较全面地在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而在今天，对于师德建设的研究又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其新的时代意义。

一、概念研究

小学教师是履行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职责的专业人员，需要通过严格的培养与培训，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后方可参与教学工作。关于师德，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一般来讲，广义的师德指教师的一切个人道德，而狭义的师德指教师及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学活动、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时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师德建设是指不同主体，例如政府、学校和教师，他们各自发挥其主体作用，使教师的职业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简单来讲，就是要求教师具有以身立教的使命感，始终坚持正确的师德导向，不断加强自身道德观念的建设、提升自身内在道德修养（见表1）。

二、维度研究

［摘要］新时期高校辅导员素养的应然分析阐明，高校辅导员的素养结构是一个由价值维度、能力维度和知识维度构成的“三维”结构。基于调查的实然分析表明：目前辅导员队伍的价值维度素养整体较高，能力维度素养尚不能充分适应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的要求，知识维度素养还存在着较为突出的问题。高校辅导员素养的提升策略是进修培训、学历提升、交流研讨和实践反思。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素养；应然分析；实然分析

辅导员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提升辅导员素养结构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维护高校稳定的重要保障和长效机制，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时期高校辅导员素养的应然分析

笔者认为，新时期高校辅导员的素养结构应该是价值、能力、知识三个维度相统一的“三维结构”。

1．价值维度素养

摘要：随着市场日趋成熟，当今市场竞争逐渐从产品主导化向品牌主导化转变，时代背景促使企业要得到生存和发展空间就必须重视品牌和消费者的关系。营销道德作为一个热点话题以来，引起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具有良好营销道德的企业具有更好的企业信誉，也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更容易与企业建立长久稳定的品牌关系，消费者也倾向于重复购买拥有营销道德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因此营销道德、消费者感知风险和品牌关系质量三者之间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通过营销道德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企业处理消费者与品牌关系以降低消费者的感知风险提供新的视角，使企业能更好地解决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营销道德。

关键词：营销道德；消费者感知风险；消费者品牌关系；消费者信任

一、前言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营销活动不断渗透社会经济生活的众多领域，对公众与社会的影响也日益加深，然而营销领域道德严重缺失的行为也层出不群。这不仅损害消费者和社会长远的利益，而且破坏市场经济以公平为竞争基础形成的秩序。20世纪60年代，营销道德被西方学者觉察，但是在我国，营销道德的研究相对较少。品牌关系质量是衡量消费者和品牌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Price和Mould（1999）认为，在服务提供者致力于与消费者建立良好关系时，消费者将会信任其行为，并容易产生较高的顾客满意度。即企业与消费者之间建立的品牌关系质量越高，消费者便越对企业充满信任感，感知风险随之降低。但是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姚作为（2005）和张晓路（2009）虽都对品牌关系质量与消费者感知风险之间的关系有多涉及，但姚作为（2005）对品牌关系质量的研究比较单一，没有深入划分各具体维度，张晓路（2009）较笼统对品牌关系质量维度中介作用研究几乎空白。综上所述，营销道德、消费者感知风险和品牌关系质量三者之间存在相互的作用，但以品牌关系质量为中介变量来系统地分析营销道德和消费者感知风险关系研究很少。本文通过营销道德对消费者感知风险的影响研究，探讨企业处理消费者与品牌关系以降低消费者的感知风险提供新的视角，使企业能更好的解决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企业的营销道德。

二、文献综述

1.消费者感知价值与品牌资产关系的研究。Shimp、Chen、Bearden（1982）、Agarwal、Dubinsky（2003）和Teas（2004）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消费者感知的产品品质与其感知风险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品牌的名称、企业的声誉等营销元素通常被消费者作为降低自身感知风险的重要的依据。Dawar和Parker（1994）通过研究也发现，品牌声誉对消费者的最终购买决策具有重要影响。Heiman和Muller（1996）认为，良好的品牌声誉有利于口碑传播并降低消费者自身的感知风险。Mitchell、Greatorex（1993）和Assael(1998)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消费者购买自己所熟悉的或者知名度较高、企业品牌形象较佳的产品时所感知的风险，相较于购买比较陌生的或无名气产品要小很多。2.营销道德对消费者认同的影响研究。消费者感知风险会受到消费者自身条件的影响，如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知识水平等，性别和职业对消费者感知风险也有影响，比如女性要比男性、职业稳定的要比职业不稳定的消费者的感知风险更加敏感。除此之外，消费者感知风险还会受到企业因素的影响，如企业规模的大小、品牌声誉、产品或服务质量、口碑效应等因素对消费者感知风险都有负向的影响，价格水平与消费者感知风险呈现正向相关关系。Peter和Ryan（1976）等学者认为，产品其类型影响不显著时，消费者消费不同的产品时，感知风险实质上是有一些差异的。消费者的感知风险越高，其感知价值就会越低，购买意愿和满意度也会越低，重复购买的可能性就越小。

摘要：感恩是永恒的话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感恩教育内在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维度；世情、国情和党情的现实维度；宏观、中观和微观的逻辑维度；针对性、可行性和示范性的实践维度。四维度指导下的思政课感恩教育创新，需要重视感恩教育的连续性，务必强调感恩教育的多面性，应当点出感恩教育的层次性，必须突出感恩教育的实践性，以实现对实践基础上感恩教育理论发展的超越。

关键词：四维度；思政课；感恩教育；创新

2004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学校教育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要位置”。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因此，弄清楚感恩教育内在包含的关系，搞明白实施感恩教育的重点，知晓思政课感恩教育的关键是贯彻和落实好意见及讲话精神的重要基础。感恩教育内在包含四个维度，深入理解该四维度对思政课感恩教育的开展及其创新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感恩教育的四维度

感恩教育内容丰富，意义重大，是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内在包含了历史的发展、现实的价值、逻辑的推演和实践的策略等四个维度。1.历史维度。感恩教育并非无本之源，有着深厚历史文化之源。感恩教育尊源头、重现实、明方向，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首先，孝是传统美德，做人根本，我国的孝悌伦理观倡导孝老、敬老，是中华民族对人感恩意识的基础要求。《孝经•三才》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传统孝悌伦理道德观演绎成了忠、孝、节、义。即“忠”为报君恩，“节”为报夫恩，“义”为报友恩。这些报恩传统中的精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进行感恩教育的源和本。其次，当代对传统优秀感恩道德没能做到很好传承。当前开展感恩教育是对社会缺感恩、少报恩、失图恩氛围的清醒认识，现阶段开展感恩教育需要结合实际大力弘扬传统优秀感恩典范。针对当下感恩教育活动形式繁多、内容粗浅、实效参差不齐等现象，全国各教育主体乃至全社会都在实施、倡导感恩教育以期早日实现真心感恩全覆盖。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结合实际对优秀传统感恩理论的提炼和升华，它需要感恩意识的真养成，更需要感恩实践的真付诸。感恩教育的实施和效果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长远之计。2.现实维度。强化感恩教育是鉴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是对现实精准把握的正确决定。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各地区间交往越来越频繁，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感恩祖国乃至感恩世界是促进经济更好全球化的重要依托。中国是促进和实现世界和谐的重要参与者、是提供中国方案解决世界共同难题的重要贡献者，但感恩世界发展大融合带来的成绩、感恩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意识必须时刻牢记。二是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期、社会转型的加快期，社会矛盾容易突发、社会风险易于出现，纵然面临各种问题、困难、矛盾和挑战，但国家建设却取得了长足进步。因此，感恩伟大的祖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义不容辞。三是基于党情的变化，党的执政条件优化，党员数量和结构变化，始终面临着“四大风险”和“四大考验”，[1]但中国却依旧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得出了十八大以来极不平凡的5年的重要判断。为取得更大更高的成就，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领导能力，加大对广大党员乃至全国人民的感恩教育顺理成章。3.逻辑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感恩教育形成了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逻辑体系。宏观上，党的十八大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旨在要求全体公民感恩图恩报恩知恩。爱国即要担起感恩祖国之责，敬业则要学会增强感恩岗位之能，诚信需要紧守报恩社会之德，友善需要倡导知恩同胞之情。中观上，各地贯彻落实党的感恩教育理念，大力协同，积极开展跨领域感恩教育，其中不乏内容充实、形式活泼、成效显著的感恩教育活动。微观上，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各层次学校、每位公民均开展和实施了相应感恩教育。家庭提供基本人伦道德教育、学校实施德育培养计划、公民自觉践行感恩理论。4.实践维度。感恩教育需重在内容上的丰富和形式上的创新，更应重在能体现成效的行动上。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决定理论。感恩教育的实施、发展和创新应尊重实践。当前我国感恩教育在实践性上体现了针对性、可行性和示范性的有机结合。首先，国家对于各教育主体开展的感恩教育有针对性的要求。其中包括开展的内容、形式、方法、时间、场合等均有相关规定，尤其指出需要符合法律法规、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出更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感恩教育活动。其次各级教育主体对开展感恩教育有能够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可行性追求。它们需要在以校园为主体的场所上开展感恩教育以增强和谐社会的基础、提升校园感恩文化、提高学生德育素质。最后，受教育主体对具有示范性的感恩教育有极大需求。他们不仅想成为社会、家庭所认可的道德践行模范，更想成为为实现中国梦贡献智慧的积极践行者。正是有越来越多的感恩教育主客体的亲身示范、坚决实践，才逐步形成了受教育主体的主动性感恩道德实践。

二、思政课感恩教育创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