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体系范文10篇

1.理论综述

1.1企业伦理纬度下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特点

1.1.1会计从业人员受到约束的特点

会计从业人员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份子，他们从事会计工作也是为了获得报酬用于家庭和个人消费。所以当工作中，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产生冲突时，会计人员就有两种选择，要么坚守原则，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要么不坚守原则，一切唯个人利益至上。国家与企业利益的维护需要会计从业人员能够坚守原则，否则国家与企业利益就会遭受损失。因此，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做到在企业伦理道德纬度下审视会计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不但可以维护企业与国家的利益，也能够使会计职业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归根到底，会计工作是由会计人员来完成的，因此必须使会计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受到制度和道德的约束，在规范化和制度化下完成工作。会计从业人员必须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该做的应该怎么做”。

1.1.2会计从业人员必须廉洁自律的特点

一个企业的账目都由会计人员掌握，会计工作主要是管理企业的“财与物”，会计从业人员必须在工作中做到廉洁自律，坚守原则，将公家的与自己的分清楚，树立国家与企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理念，同时用这种理念来指导日常工作，必须在思想上与行动上设立起坚固的防火墙，坚决抵制利益的诱惑和享乐主义的腐蚀，以清醒的头脑应对来自各方面的考验。

论文摘要：儒家的道德规范足一个层次分明的有机体系，由血亲道德、团体道德、社会道德三层次组成。儒家从血亲道德出发，以团体道德为依托，以社会道德为落脚点，追求三种道德而为一的终极道德。

论文关键词：儒家道德规范血亲道德团体道德社会道德

东周时期，周天子无力控制诸侯，各诸侯国之间战争连绵，天下大乱，礼崩乐坏，人们失去了约束和评判标准，臣轼君、子拭父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了解决这一困况，诸子从人际关系人手，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道家消极地提倡“老死不相往来”，否定人际关系;墨家超前地倡导“兼爱”，脱离了社会现实;法家偏激地强调严刑酷法，忽视了人性。唯有儒家能积极地从社会现状出发，针对各种人际关系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规范。如处理父子关系的孝、慈，处理兄弟关系的梯、友、恭，处理君臣关系的忠，处理朋友关系的信等等。

这些规范不仅是内、外两个方面的统一体，更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由个人到天下的有机体系。这个体系可以依据其适用范围分为三个层次:以孝为核心的血亲道德，适用于和个人有血缘关系的群体;以礼为核心的团体道德，适用于和个人发生直接关系的群体;以仁为核心的社会道德，适用于整个天下。这三个层次是相互依托、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整体。

1、以孝为核心的血亲道德是这个体系的出发点，仁、礼都是由其衍化出来的。由于中国进人文明社会较早，社会结构还很不成熟，个体家庭并未充分发展，家族成为国家的基本组织，血缘依然是维系社会的重要纽带。西周时周公“制礼作乐”，将这种血亲关系规范化、制度化，从此血亲关系融人社会的各个部分，成为各种关系的基础。孔子在全面继承三代文化的同时，也继承三代重视血亲道德的传统，他和他的传人们非常重视孝梯，将其作为其它规范的源泉。

首先，孝梯等血亲道德规范是仁义等社会道德规范的根本。他们认为爱夭下人的爱与爱父母的爱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要实现仁，就要先做到孝，就必须将对父母的爱施与天下，做到爱天下人就像爱父母一样，甚至视他们如自己的父母、兄弟。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梯。”其次，孝佛等血亲道德规范是礼等社会道德规范的灵魂。礼作为外在规范，有其内在的制定原则，从根本上讲就是将人的内在情感制度化，而作为人内心深处最基本情感的孝就成为礼的灵魂。

1职业道德建设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内在联系

第一，职业道德建设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职业道德建设的为重点，把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核心，使社会从业人员把诚信内化为深层的道德需求,形成良性的职业道德基础，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提供坚实的保障。职业道德伴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性的劳动分功而逐渐产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涵盖了从业人员的进行各种职业活动的人际联系。而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就是在各种社会关系处理中实现诚信这一核心目标，所以职业道德建设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同时，也为实现社会诚信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助推器。第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重要外部保障。职业道德建设不但需要从业人员内在的道德自省，还需要外部社会环境的道德监督和评判。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强调形成社会整体的诚信氛围，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诚信道德养成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业人员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用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准，实现自身客观公正的道德评判，并以诚信这一指标对自身行为进行校对，实现职业道德建设的自觉性，通过社会诚信体系这一外部环境对职业道德建设产生巨大影响。

2当前职业道德与社会诚信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相叠加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正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指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国家公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腐败滋生，不仅阻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而且影响了国家发展的稳定。公共服务事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医患纠纷”不断升级，“教育失德”不断出现，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新燃点，加剧了社会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等诸多问题则一次次拷问“社会的良心”都去哪了。从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容看，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凭、假证、假发票等等；企业失信则更是比比皆是，恶意违约、制作假账融资、百年老店使用过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现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瞒下”等等，这些行为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经济运行发展，更动摇了国家稳定的根基，甚至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有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物质文明急速增长，而精神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并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经历巨大经济变革的同时，原有的道德规范被打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达成社会共识，造成了社会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举并发不如逐一击破，因而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成为不二之选。

3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职业道德建设的继承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奠定了历史的基石，而职业道德建设的多样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铺垫了最广泛的人际基础，同时其特有的实践性也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快速实现与时俱进提供了可能性。职业道德建设包含多方面内容，必须抓住要点，以点带面，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1职业道德建设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内在联系

第一，职业道德建设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职业道德建设的为重点，把诚信作为道德规范的核心，使社会从业人员把诚信内化为深层的道德需求,形成良性的职业道德基础，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提供坚实的保障。职业道德伴随着社会分工和专业性的劳动分功而逐渐产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涵盖了从业人员的进行各种职业活动的人际联系。而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就是在各种社会关系处理中实现诚信这一核心目标，所以职业道德建设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同时，也为实现社会诚信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助推器。第二，构建社会诚信体系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重要外部保障。职业道德建设不但需要从业人员内在的道德自省，还需要外部社会环境的道德监督和评判。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强调形成社会整体的诚信氛围，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诚信道德养成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业人员在社会诚信体系中用统一的道德评判标准，实现自身客观公正的道德评判，并以诚信这一指标对自身行为进行校对，实现职业道德建设的自觉性，通过社会诚信体系这一外部环境对职业道德建设产生巨大影响。

2当前职业道德与社会诚信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相叠加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正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中指出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国家公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导致腐败滋生，不仅阻碍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而且影响了国家发展的稳定。公共服务事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的缺失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医患纠纷”不断升级，“教育失德”不断出现，成为群体性事件的新燃点，加剧了社会道德滑坡的速度。而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等诸多问题则一次次拷问“社会的良心”都去哪了。从社会诚信体系的内容看，个人诚信缺失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假文凭、假证、假发票等等；企业失信则更是比比皆是，恶意违约、制作假账融资、百年老店使用过期原料等等；政府失信表现为“朝令夕改”、“暗箱操作”、“欺上瞒下”等等，这些行为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影响了经济运行发展，更动摇了国家稳定的根基，甚至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究其原因，有历史遗留的问题，有法制体系不健全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壮大，物质文明急速增长，而精神文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的发展，社会道德体系建设并没有实现与时俱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经历巨大经济变革的同时，原有的道德规范被打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新的道德规范无法在短期内完全达成社会共识，造成了社会道德迷失的真空期，多举并发不如逐一击破，因而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成为不二之选。

3以职业道德建设为突破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

职业道德建设的继承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奠定了历史的基石，而职业道德建设的多样性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铺垫了最广泛的人际基础，同时其特有的实践性也为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快速实现与时俱进提供了可能性。职业道德建设包含多方面内容，必须抓住要点，以点带面，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

摘要：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道德教育的哲学思考过于繁荣，而针对基础性的问题讨论却显得相对不足；对道德的价值认识不失为深刻，却不懂得如何融入课程并建构它们的体系；有接受新观念的勇气和能力，却没有俯身教育基本问题的态度和意识。这一切常常使道德教育显得随心所欲，缺少系统的体系和规律。德目主义有一种“平均主义”的立场，将德目不分彼此地融入德育过程，常常导致德育过程的混乱和无序。由此，道德教育必须关注“两个体系”的建立及其之间的关系。一个是价值体系，一个是逻辑体系。前者应当时刻洞察不断涌现的道德观念，并将之随时融入学校德育之中；后者则应当关注这些新价值的内在关系，努力构建其融入教育过程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德目之间的关系，最终建立起一个新的教育体系和秩序。

关键词：道德教育；核心价值观；德目体系；逻辑建构

不同德目在道德结构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地位，相互间绝非孤立无关、均等无序或松散结合。一些德目处于核心位置，具有奠基的性质，主导德性与教育的方向。与此同时，在个体道德养成和教育中，不同德目彼此关联、相互依赖，构成道德教育的逻辑和秩序：从道德自我到社会认知，从同情他人到民族精神，从日常规范到人生信念，依次学习、训练与培育，最终形成完整的德性。中国古典教化哲学不同于西方道德理论，十分关注德性之间的关联与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逻辑和秩序。对于中国人来说，“秩序”不仅作为社会体系的基本规则，而且也是道德教育的基本逻辑。相反，西方哲学着力于对德性本质的辨别与认识，却较少关注德性之间的逻辑关联和教育秩序。道德教育不仅要考虑道德认知的阶段和规律，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同时考虑德目的结构、体系和关系。如果失去对国家或社会责任等核心价值的支撑，道德教育必然丧失自己的本质与方向。因此，个人道德必须与社会道德相统一，生活道德必须与政治道德相统一，一般道德必须与核心道德相统一。

一、隐蔽的结构：教育对“基本善”的关注

1.作为道德内容的德目与结构。张岱年在分析民族问题时提出“民族主体性”概念，认为任何民族都具有“民族的主体性”，即“民族的主体意识”，它包含这个民族的“独立意识”“民族自尊心”等。他认为一个民族必须具有一定的主体意识，才有可能具备“在全世界中参加竞争的能力”。①这一立场启示我们，作为德育内容的具体德目之间既不是均等或无序的，更不是自由松散的结合。不同德目在道德的结构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具有不同的意义。一些德目处于价值的核心位置，对其他德目起着制约作用，最终决定个体的道德成长与品德的性质。道德教育对“基本善”的关注，其意义实际不仅在于对相对主义的批判，更在于突出德目的结构及其逻辑关系的性质。作为一个整体而言，道德知识构成由德目组成的结构体系。一些德目处于较高的层次，具有奠基的性质和作用。换句话说，即某些德目可能是更为核心的道德，而另一些则是相对次要的。这些居于不同层次的德目依次相关联，最终形成完整的或体系性的道德。一个人爱什么、恨什么，并不是由单一的道德观念所左右，而是由作为整体的道德立场所支配。这就是为什么同样具有爱心的两个不同的人，在处理相同的道德问题时会做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判断和决定。法国哲学家马利坦认为，道德与道德之间是以结构关系相联系的。在他看来，信仰便是一切道德的核心，居于道德结构的中心，具有支配性的作用。他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信仰，那么“自然德行就只是倾向”，①而不是有真正内在联系的德行。②因为缺少了核心，一般的德行便是“不完全的德行”，而“不完全的德行之间是没有联系的”。③认识德目的这种结构性对于道德教育是十分重要的。当下学校德育对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许多争议，实际都源于我们对这种结构性缺少认识。如果学校德育只关注于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德目及教育，诸如和谐、宽容、友爱、同情和理解的教育，而缺少关于理想和信念这类具有核心价值的教育，那么，这种孤立、没有关联的道德教育就难以促进个体道德方向的建构。就个体道德生活而言，既需要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诸如团结、合作和友爱等道德品质，同时也需要学习和掌握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义务。因此，个人道德必须与社会道德统一，生活道德必须与政治道德统一。最终，这一“统一”表现于一般道德与核心价值的统一。社会学家帕森斯在分析人的社会行动时认为，人的社会行为具有结构性，作为个体的道德行动受到价值观的驱使，是在价值观的引导之下行动的。④在这里，所谓价值观包括核心价值观，其本质也是道德，但却是超越于一般道德的道德，是对一般道德有指导和约束性的道德。帕森斯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道德的一种结构性眼光。其体现在教育问题上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必须区分不同德目所具有的不同价值，不能平均化或均等性地加以看待。或许，在德目主义的“美德袋”思维中，不足之处正在于美德是由一个又一个道德相加的，它们之间并没有严谨的逻辑与结构。追溯教育的传统，尤其是中国古典德育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对德目的认识和安排有非常清晰的逻辑意识。比如“孝”和“廉”在中国古典德性中常常被视为核心内容，汉魏察举制甚至把“孝廉”作为“才性”的唯一标准。然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两者关系又不完全对称”，其中，常常认为“孝比廉更加具有本位性”。⑤没有孝作奠基，廉则有“伤本”的危险。由此，儒家哲学表现出自己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重要特点，这就是十分关注不同德性之间的关联与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逻辑和秩序。比如，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儒家主张“以仁释礼”，“仁”为基础，“礼”是目的，两者交错，“仁”具有决定性。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即荀子所谓“先仁而后礼”（《荀子•大略二十七》）的思想。在儒家德性论看来，既然不同德性的道德含义不同，那么，不同德性就不是完全平等的，相反，是按一定秩序排列和关联的。在孔子那里，智、仁、勇都很重要，被作为君子的三大德性，但各自的作用及地位却不完全等同；认为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不能被扰乱的，否则将产生严重的道德后果。孔子由此认为，“勇”必须合“礼”，否则“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并因而提醒人们，“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认为“仁性”是道德的基础和前提。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勇”是君子德性的一个方面，但不具有最终的意义，比“勇”更高的是仁、义、礼。可见，孔子虽然尚勇，但他视勇为“践义”的前提：“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他警告人们，“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论语•阳货》）。此外，君子从“入则孝”到“泛爱众”，直至“而亲仁”，是一个相互传递转换的关系。孔子云：“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事实上，德目的结构意识，始终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思维方法。2.从结构到秩序：德目关系与教育关系。中国传统哲学不仅认为德目自身具有相互关联的结构和秩序，而且由此也决定了教育关系的结构和秩序。在这一点上，既显示了中国古典哲学的道德逻辑，也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教育逻辑。对于中国人来说，“秩序”不仅作为社会体系的基本规则，而且也是道德教育的基本逻辑。在儒家学术看来，“礼”既是一种规范和仪式，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但礼的学习需要借助一种秩序来实现。《礼记》曰：“礼者，天地之序也。”并认为：“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其意是说，“礼”固然重要，但单纯“急于礼”也是没有用的。礼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含有“五经”之学，教育须以“祭”为起点，而后才能逐步扩大。在孔子看来，“祭”的活动才是教人尊礼的源头。儒家的礼乐教化有着严格的内在逻辑秩序，所以才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之说。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教化过程应当“由道而艺”，而不能逆而反之。他告诉我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同样，对于老子来说，这种“序”同样存在，甚至更为重要。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在老子看来，儒家的“礼”虽浩荡而治国，却处于道的末端，绝不应作为道德的本源。相反，只有“道”才是至高无上的，而礼只是道的外拟而已。韩愈在《师说》中将这一道德逻辑转变为教师从教的秩序，认为教育必须“先传道”而“后授业”，这一过程切不可随意颠倒。朱熹曾专门论述“人心”和“道心”的关系，成中英认为，此两种德性不可等而视之。他分析说，道心具有“主宰力”，是所谓“心性本体”的关键。①这一“心性逻辑”或“德性逻辑”甚至被儒家衍生为一种王道哲学，即所谓由“内圣”方可“外王”、从“修身”而达“天下”的秩序。在这里，古典教育并非片面强调个别德目的特殊意义，也不是热衷于教育过程的死板结构，而是强调道德教育对内在规律的尊重。与东方哲学不同，西方哲学非常注重对德性本质的认证与辨别，却较少关注德性之间的逻辑关联和教育秩序。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最高的德性，是一切存在的目的。然而，他同时认为，在教育中仍需要关注“具体的”德性，因为它们更具有“确定性”。②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氏对所列举的诸如慷慨、大方、温和、友善、诚实、机智和羞耻等进行了仔细的辨别与论述。但在他的论述中，却很少涉及这些不同德性之间的相互关联，更不用说依次的逻辑和秩序了。比如，他论述了“慷慨”与“大方”的不同，但对两者的关系却毫无讨论的兴趣。在论述“友爱”时，他辨别了各式各样的友爱，试图揭示出友爱的本质和特点，甚至也涉及另一德性“快乐”发挥的作用，区分出“有用”的友爱与“令人愉悦”的友爱，但他对友爱如何影响快乐或快乐如何影响友爱丝毫没有给予论述。当代西方诸多道德理论似乎继承了这样的传统。比如，柯尔伯格提出了道德发展理论，十分关注儿童道德学习的逻辑和结构，然而，他所关心的不是德目之间的相互关联，而是儿童道德学习与发展的阶段和层次。对于柯氏的理论，彼得斯不无幽默地分析说，“他自己恰有一个美德袋子”。③只不过这个袋子装的不是逻辑和关系，而是儿童道德学习的“认知”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柯氏的重点是儿童如何认识，而不是德性自身的结构。换句话说，柯氏的理论虽然也包含了“结构”和“关系”，但他的结构和关系指向的不是德目及德目学习的秩序，而是儿童作为道德主体的认识能力以及渐进发展的阶段。在他那里，低层次的认知包括对权威的认同，而高层次的认知则是对公正的理解。因此，尽管柯尔伯格已经关注到德性内容的区别，但他所更在意的不是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秩序。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既强调德目自身的内在逻辑，同时又强调必须遵循这一规律进行教育。他总结出一种具有“结构意义”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在他看来，道德教育应当从个人的道德情感着手，认为教育的起点应当从培养关乎个体自身的“自尊感”和“自豪感”开始。他曾反复强调“人要有自尊，自己尊重自己，善于珍惜个人的荣誉、自己的名声”，然后才能做到“追求道德上的完美，感受理想、高尚道德情操的魅力”。①苏氏认为，公民道德是学校德育的目标，但公民道德的培养必须以个体道德的学习为起点。在苏氏看来，一个人必须首先做到自我肯定，然后才有可能接受外在的教育。因此，他认为，自尊感和自豪感是一切“公民精神”的“基础”，也是构成道德教育的基本逻辑和秩序；②学校生活的安排应当是按从“人对人负责”到“人对社会负责”的顺序进行；正是依靠“个人—集体—社会”这种体系，实现教育的目的；③一个人只有按照这样的教育秩序，才能最终学会对他人的关怀和关心，直到建立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义务。苏氏对德目与学习的认识，揭示了德性内容与教育的结构性。个人的道德情感与作为核心价值的国家义务之间，应当有一个从低到高、从个人到国家、从小到大的教育设计。这一结构与层次的设计，给予核心价值观教育以重要启示。一方面，道德情感是道德教育逻辑秩序的关键环节，另一方面，道德情感又不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④由此他才提出，道德教育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即从个人情感到国家义务的延伸。

二、德目主义何以应当批评

注册会计师审计是建立在财产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之间、以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为基础的经济监督活动，在实施的过程中除了要保持其独立性外，还应注重专业胜任能力和职业责任的提升，坚持诚信、独立、客观与公正，并恪守职业纪律。一旦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出现滑坡，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审计活动就会因此而面临危机。近年来，我国审计环境虽然有了明显改善，但接连出现的重大审计舞弊案件都对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敲响了警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在强烈谴责会计造假行为的同时，也对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将在文中对我国当前CPA（指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人员）审计职业道德的失范现状、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提升CPA审计职业道德、重构其道德体系的对策。

一、CPA审计职业道德的内容

（一）注重专业胜任。对CPA而言，专业胜任能力不但包括基本审计知识与审计能力，要求审计人员通过学好专业知识培育更高的职业判断力，并从中获得充分的从业经验，还包括在具体工作中的特殊要求。因此，CPA在进行审计工作前，要经过教育和培训，保证其具备专业胜任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审计实践中，CPA要持续了解和掌握已经出台的法律、技术以及审计实务的发展情况，把专业知识与技能放在审计工作前沿的同时，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胜任能力，以确保为审计对象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二）强化职业责任。对CPA来说，职业责任要求其要保持充分的职业怀疑态度，审慎对待任何一项审计任务。例如，在确认审计的重要性水平的过程中，应该全面考虑审计对象有可能发生的财务风险，要对搜集证据的烦琐性做必要的准备。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需要CPA始终保持对职业的怀疑态度，即便消减重要性水平会使得搜集证据的规模和难度增加，也不应错过丝毫的财务造假业务。此外，在保持必要的职业怀疑态度的同时，还应要求每位CPA高度重视审计工作，不能由于工作量的增加而产生工作懈怠，不能由于审计过程的烦琐而有意降低审计工作量等。（三）诚信、独立、客观与公正。把诚信视为CPA审计职业道德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但要求CPA要诚实面对一切审计工作，在审计实践中不弄虚作假，不向社会提供和制造虚假财务信息，还应保障在回答有关关系人的财务问题时均保持诚实态度。独立是CPA执行鉴证业务和有关服务业务之灵魂，唯有保持CPA审计行为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审计对象和被审计信息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客观性指的是CPA在执行审计业务的过程中，能够客观对待所有审计证据和相应的财务数据与信息，不对任何信息进行主观臆测，不捕风捉影，杜撰财务信息。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CPA要时刻树立正确的职业态度，最大限度地降低外部环境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公正性指在对CPA保持独立性做出要求的基础上，提供的审计结论不但不应侧重于审计对象，也不应对审计委托人进行包庇。（四）恪守职业纪律。对CPA来说，在执行审计任务时，要对大量的基础数据和信息进行归纳和整理，尤其要对审计对象的财务信息进行分析和研判。其中的部分财务信息能够对外公布，部分财务信息由于和审计对象的核心机密有关，对企业的战略发展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审计对象谋求更大发展或者摆脱竞争压力的过程中，这些数据和信息所产生的价值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CPA就要在保证审计工作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对有关财务信息保守秘密，在恪守职业纪律的过程中，不但不与其竞争者进行信息交流，也不会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向其他人透露信息。

二、CPA审计职业道德失范及其成因

（一）CPA审计舞弊难起诉。由于制度和法律的原因，我国CPA审计造假舞弊被起诉的概率处于较低水平，其原因主要有：第一，诉讼举证过程十分艰难。由于制度和法律的约束，针对CPA的诉讼取证相对困难，且技术难度处于较高水平。从这个角度讲，CPA被起诉的概率很低，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也十分有限。以目前的情况看，在涉及CPA的民事诉讼案件里，要求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证明CPA在履行审计义务过程中存在舞弊行为，其难度可想而知；第二，起诉主体界定不清。在我国当前时期，很多企业（比如被审计单位）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完善，审计委托人一般为审计对象的管理当局者和经营者。而经营者是以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身份出现的，在审计委托里处在绝对支配地位。基于这种特殊关系，CPA会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屈从委托人的意图，出具造假的审计报告，在重大利益面前，还会和委托人之间产生合谋。（二）CPA审计违规处罚轻。按照我国CPA审计舞弊案的处罚情况，针对CPA的处罚呈现出注重行政和刑事处罚而轻民事处罚的特点。所以，如果审计过程中的相关主体的既得利益被虚假会计信息误导，继而产生明显经济损失时，违法的一方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以上责任分别处在不同范围之内，用以调节不同的法律关系，彼此之间不可替代，不能因承担行政与刑事责任的考虑而降低或者消除民事责任。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我国恢复审计制度以后，尚无任何一起由于CPA和会计师事务所违法而承担民事责任的事件。这种缺乏民事赔偿法律机制的事实让违规CPA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物质利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审计违规现象的发生和蔓延。（三）独立审计的制度缺陷。CPA在选择执行企业制度时，因为投资人分散以及远离企业经营环境等原因，投资人与债权人一般不直接委托CPA进行审计，也不会直接向CPA付费，只是通过委托经理人的形式代为执行。这样一来，就在审计活动中构建了一种制度陷阱——经理人选择独立审计实现对自己的监督，然后支付给CPA相应费用；同时，CPA要对那些不付费的投资人与债权人等社会群体负责，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独立审计，其独立性是难以得到保证的。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会计师事务所都要挂靠行政单位而存在，而挂靠单位多为审计对象的行业主管部门。这就使得这些行政主管部门会出于对相关利益的考虑而做出阻止CPA审计的行为，甚至会限制CPA发表客观审计意见的机会。（四）CPA审计失信成本低。对CPA来说，选择失信还是授信，一般要考虑失信成本是否存在，差距为多少。而实际上，对任何审计失信的行为都存在一定风险，而当CPA希望接受额外收益和其所承担的风险保持均衡，同时CPA因为失信而取得的收益不低于诚信效用时，CPA就会放弃职业道德，谋求个人利益。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CPA行业存在过分保护的情况，这不但导致了CPA失信现象的发生，还显著强化了CPA进行会计造假和徇私舞弊的行为。

三、我国CPA审计职业道德体系的重构

中华民族是一个知荣辱、重礼仪的民族，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道德传统。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思想史上，以儒家道德规范体系为主，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深厚影响。

“仁、义、礼、智”是两千多年前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的道德标准。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继承古代思想家的道德合理内核，摒弃封建糟粕，并结合时代特色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提出来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推陈出新，使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具有很强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精神。

1“仁、义、礼、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

我国历史文化经历了先秦文化的孕育及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初步形成以及到汉代成型的过程。具体来说:

1.1在2500年前，齐国管仲在治国实践中开始注重社会荣耻感，他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可覆错也。何谓四维?一礼、二义、三廉、四耻。”“礼”是指上下、贵贱、长幼、贫富的等级秋季;“义”是对国家、社会的道德义务;“廉”是指坦荡无私，清正廉洁;“耻”是指对坏事的羞耻心。管仲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可见，礼、义、廉、耻四种道德被看作是治国四纲，其兴衰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及长治久安。

1.2孔子在管仲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基本道德规范体系，即“智、仁、勇”“三德”。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孔子在《论语》中曾三次将“智、仁、勇”三种道德素质，才能逐步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精神境界，这正是儒家君子人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境界。

根据中央、省、市、区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为全面加强人口计生系统党员干部思想道德体系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以下简称“两大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具有人口计生工作特色的惩防体系基本框架，推动我区人口计生工作再上新的台阶，制定本意见。加强两大体系建设是深入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讲诚信既是党员干部道德修养的重要体现，也是源头治理腐败的社会基础。加强两大体系建设，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内在素质，提高全社会文明素养与和谐程度，有利于以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带出明礼诚信的民风社风，以政府公信力引领社会诚信力的普遍提高；有利于凝聚发展合力，激发创造力，加快形成务实、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和谐、文明、向上的人文环境，公平、诚信、开放的发展环境。加强两大体系建设要切实与深入学习贯彻《廉政准则》结合起来，与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与加强机关作风建设结合起来，与创建最佳办事环境结合起来，进一步促进党员干部以德为本，以诚立身，推进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诚实守信、文明和谐的良好风尚。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强教育为基础，以完善制度为重点，以强化自律为关键，以监督惩戒为保障，切实加强以领导干部道德操守为重点的党员干部思想道德体系和以政府诚信为引领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着力解决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和社会诚信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源头治腐，促进党风、政风、行风的进一步好转，为加快全区转型发展和建设幸福美好新提供有力保证。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工作大局，结合人口计生工作实际，把两大体系建设贯穿于人口计生工作的各个领域和环节，充分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服务、保障和促进作用。二是坚持改革创新、务实进取。紧密结合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新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把握新形势下两大体系建设的规律，开拓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破解工作难题，扎实有效地推进两大体系建设。三是坚持惩防并举、重在建设。注重激发教育的内生动力，科学运用惩戒手段，着力彰显纪律和法律的外在约束力，不断完善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四是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抓住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党政机关诚信为引领，坚持分类指导，加强制度建设，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工作全力，强化监督检查，扎实推进两大体系建设。五是坚持秩序渐进、统筹推进。既坚持高点定位，着眼长远，又立足现实，务实推进，提高两大体系建设的系统性、前瞻性，既注重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又注意工作推进的过程，提高两大体系建设的科学性、实效性。

三、总体目标

摘要：社会道德是一个网络式、普系化结构，教师道德在这个结构中处于十分重要的特珠地位。这种作用表现在他对社会新一代迸德品质的形成；对社会新型道德关系的形成；对社会道德的进步巨大促进作用中。

关健词：教师道德社会道德结构特珠性

教师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在社会道德结构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是一个即有理论意义，更有实践意义的课题。本文就此谈点浅见。

一、社会道德结构是一个网络式结构，是各种道德多样化的统一。随着教育的产生而形成的教师道德，在社会道德结构中。历来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

人类的社会生活按其基本特征可以划分为三大基本领域，即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除了在一切社会生活领域都适用的一般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外，在一些领域还需要特殊的道德手段来调节。与此相适应，社会道德可以具体分为婚姻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三大部分。

各种道德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因时代而异的。在原始社会，由于没有阶级对立，没有广泛的社会分工，道德调解主要局限在氏族内部的公共生活中，因而氏族的社会公德居于主导地位；进人阶级社会，道德也分化为阶级的道德，所以社会公德的主导地位为统治阶级的道德所代替；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从根本上清除了阶级对立产生的根源，虽然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具有较高程度的公德性质，但是这些原则的具体化除了表现为场所道德而具有的普遍的适应性之外，它更多的是表现为职业道德所具有的特殊性。据此可以说，职业道德是我国现行道德结构中的骨干部分。

本文作者：王瑞韩云工作单位：苏州科技学院

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生产者道德自律的机制剖析

1.信息非对称与生产者道德自律的关系在现实中，信息常常是不对称的。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够生产出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生产者的生产可能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有些产品生产过多，而另一些产品又生产过少；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也可能会出现失误，比如购买了一些有害健康的伪劣商品，而错过了一些有益健康的优良商品。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并且生产者往往相比消费者处于信息的优势地位，导致生产者冒着道德风险，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安全，生产劣质有害的产品，去追逐更大的利润。2.信息非对称弱化生产者道德自律的主要机制首先，生产者的道德追求欲望降低。爱尔维修说：“如果我生在一个孤岛上，孑然一身，我的生活中就没有什么罪恶与道德了。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现道德，也不能表现罪恶。那么，我们对道德和罪恶这两个名词必须怎样了解呢？必须了解对社会有益的行为和有害的行为。”［1］企业并非独立于社会之外，而是社会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生产者在生产有形物质产品的同时，也在生产一种无形的产品———社会效应。在改革初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各行各业的人嗅到了较为自由、较为开放的商业气息，纷纷下海经商，力求赚得第一桶金。这种人员的复杂构成，也造成了生产者不同的伦理价值观。当生产者生产或者销售劣质、假冒产品的时候，首先对消费者的权益甚至人身安全造成了危害，造成消费者的恐慌，特别是目前环境恶劣的食品行业，给消费者造成一种“吃什么都是错的”定性思维。其次给其他诚信的生产者也造成了损害，如果这些生产劣质产品的生产者同样可以获利，甚至获利更多，那么久而久之，其他一些诚信的生产者也会加入，造成恶性循环。这种行为导致了生产者诚信的缺失，给社会也会带来严重的负效应。在利益面前，生产者的道德追求欲望越来越低。其次，来自生产者外部的约束软化。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重中之重，被提到了首要的位置。由于我国不同于西方或者较发达国家的国情，在变革初期并没有一个可以全盘照搬的成功模式，一切都在摸索中前行。所以只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去检验，去创新，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麦金太尔说过，“假如在一特定社会中，对外在利益的追求变得压倒一切，那么，美德的观念可能首先被削弱，然后也许就几乎被全然抹杀，虽然其模拟物可能还很丰饶。”［2］虽然我们提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但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水平同精神文化的发展还是存在一定的现实落差。我认为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制度的约束不够，我们的重心还是较多放在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比重相对较轻。二是精神文明建设并不像经济发展这么立竿见影，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更长久的过程，所以相比于经济发展，效果没有那么显著。这样更加给人造成一种道德的滑坡和缺失的影响。道德沦丧的问题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存在，并不是现阶段特有的问题，更不应因此就消极面对。虽然存在着道德滑坡的现象，但是并不能说大家都不讲道德，如果大家普遍没有道德的话，那社会肯定比现在要混乱的多，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放下对道德的追求，有道德需要，社会的发展才可以呈现稳定的局面。最后，社会规范向生产者的内化产生障碍。第一，受教育水平以及个人素质的制约。不同的教育，铸就不同的个体。甚至同样的教育，对于不同的个体也有不同的效果。这种外在的不同，导致生产者内化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当个体的外部正确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开始自觉的内化成内心的信念，自觉的规范自己的行为，进行自律，达到更高的境界。而对于那些错误的积累，即使产生内化，也是错误的，甚至导致严重的后果。素质较高的生产者，对道德会有强烈的需求，更加积极主动的去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而素质较低的生产者，对道德的需求较弱，大多数是被动的去接受，而不是主动实现。另外，就是社会风气的制约。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会带来良好的效应，如果道德自律是多数生产者的追求和做法，那些少数的不自律者以及处于观望中的生产者自然也会效法，不然肯定会受到舆论的压力和谴责，进而形成良性的循环。但是目前的情况看，社会风气并不乐观。食品生产者不吃自己生产的东西，足见食品的不安全。但是民以食为天，即使不吃自己生产的东西，并不能保证不吃到别的生产者生产的有毒有害食品。生产者相互投毒，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即使生产者得到了利益，但是拿命去赌的代价也是很大的。这种不好的风气，使一些原本自律的生产者也慢慢被同化，导致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了生产者道德自律的内化。

生产者道德自律的原因分析

对生产者而言，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利润，而和生产者相关的利益者中，尤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冲突更为显著，这里以塔克的“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博弈模型，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分析生产者道德行为。（一）从短期博弈分析短期博弈是指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短期内，根据各自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的一种行为。（参见图1）图1是生产者是否自律和消费者是否购买的短期博弈的收益情况。生产者在他的两列中选择，消费者在他的两行中选择。生产者有两种选择：是自律，还是不自律。消费者也有两种选择：即购买，还是不购买。将生产者和消费者所选择的两种决策组合起来，共有四种结果，将其放在ABCD四个格子中，每个格子中的数字代表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四种结果中的获利情况。右上角的数字代表生产者的获利，左下角的数字代表消费者的获利。一个极端是A格，生产者选择自律，消费者选择购买，生产者获得稳定的收益2，消费者获得稳定的收益2。因为此时生产者卖出产品获得利润，而消费者买到好的产品对自身有利，二者获得了双赢。另一个极端是C格，生产者选择自律，消费者选择不购买，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到了负收益，分别是-3和-1。因为生产者生产好的产品没有卖出去，较大的成本却没有回收，是一种损失。而对消费者而言，没有买到好的产品，相对来说也是一种小小的损失。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是，生产者不自律，消费者购买，如B格，在生产者不自律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产品得到的是负收益，而生产者则获得了最大收益6。因为消费者花了钱，买到的东西确是有害的、伪劣的，对自身是一种很大的损失；而生产者花费很小的成本，却得到了很大的收益。同样在生产者不自律的情况下，如D格，消费者选择不购买，收益为1，而生产者的损失也很小，为-1。因为生产者虽然没有卖出产品，可是成本很小，所以损失相应也小；而消费者没有购买差的产品，相对来说，是做了对自身有利的决策。从这个简单的模型中，我们看到不自律对生产者来说是最好的选择。比如生产者选择自律，消费者购买的话，生产者得到的利润较小，但是消费者选择不购买的话，得到的损失却相对较大。而在生产者不自律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生产者得到最大的利益，即使消费者不购买，生产者的损失也较小。所以在这种信息非对称的条件下，生产者在考虑了对方可能的策略之后，选择一种对自己最优的策略———不自律，以获得更大的收益。从短期来看，信息是非对称的，消费者一般来说不能辨认出产品的好坏。如果生产者选择自律，那就势必会增加生产成本，从而产品价格上升，销售量下降，竞争力减弱，因此而遭受损失甚至破产。在短期内，生产者更多的是关注生存，而不是建立长期的品牌效应或者良好的社会效应。未来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也许三五年后，企业早已不复存在。在快速发展的商业大潮以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生产者首先想到的是短期利益。因此，在利益的驱使下，生产者将会抛弃自律带来的较少收益和较高的风险，而选择不自律带来的暴利以及较小的损失。也就是说，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短期博弈中，生产者选择不自律，能够获得最大的收益和最小的损失，是最优的策略。（二）从长期博弈分析长短期博弈是指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各自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既考虑短期，更考虑长期，所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的一种行为。（参见图2）图2是生产者是否自律和消费者是否购买的长期博弈的收益情况。生产者在他的两列中选择，消费者在他的两行中选择。生产者有两种选择：是自律，还是不自律。消费者也有两种选择：购买和不购买。将生产者和消费者所选择的两种决策组合起来，共有四种结果，将其放在ABCD四个格子中，每个格子中的数字代表了他们在四种结果中获得的收益情况。右上角的数字代表生产者获得的收益，左下角的数字代表消费者获得的收益。一个极端是A格，生产者选择自律，消费者选择购买，生产者和消费者得到共同的最大收益5。因为各取所需，达成共赢。另一个极端是C格，生产者选择自律，消费者选择不购买，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得到了负效益。因为都没有实现对各自有利的结果。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是，生产者不自律消费者购买，如B格，生产者得到较小的利益1，而消费者是负收益-2。因为消费者花钱买到的却是劣等品，是一种较大的损失；而生产者虽然卖出了产品，得到了收益，但是长期来看，消费者不会再上当，不会继续购买，所以收益很小。而D格，生产者不自律，消费者不购买，对于消费者来说至少没有损失，对于生产者来说，是负收益，因为成本没有收回。在这个类似图1的模型中，我们看到自律对于生产者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将会得到最大的收益和最小的损失。比如无论消费者选择什么策略，生产者选择自律都是有利的。从长期来说，信息相对来说是对称的，消费者在长期的购买行为中，能够辨别出产品的优劣，购买行为大多是理性的。而对于生产者来说，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好的产品也建立起了良好的口碑，以及一定的品牌效应。坏的产品自然也得到消费者的一致抛弃。生产者在长期的发展中，他所看重的不再仅仅是企业的生存，更多的是企业的长久的发展和兴旺。在激烈的竞争中，怎样才能长久的获得收益，怎样才能长久的得到肯定，只有生产者不断地自律，不断地保证产品的质量，提高产品的性能，做良心产品，做良心企业，企业方可不断超越。因此，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长期博弈中，生产者自律是最优的选择。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发展，获得最大的收益，也有利于消费者的安全和利益，同时也可以带来正的社会效应，形成良性的循环。综合以上生产者和消费者短期和长期博弈的两个模型，我们看到，从短期来看，生产者更注重生存，更看重眼前利益，而不想寄望于不确定的长远利益。生产者在短期博弈中，选择不自律，是获利的。但是从生产者发展的长远来看，自律是最好的选择。生产者持久的道德自律，会带来品牌效应，诚信效应，这样也会带来更多更稳定的利润。不仅对自身很有益，对消费者和社会也很有益。这种持久的道德自律，带来的社会效益将是不可估量的，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生产者的道德自律，以达到和谐稳定持久的发展。

生产者道德自律的实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