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宽容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韩玉璞工作单位：安阳师范学院

道德宽容的核心内涵道德宽容的核心内涵是道德自由、不干涉及尊重权利原则、实现公平正义的道德秩序。道德自由。道德自由是道德宽容的应有之义，应该说没有道德自由就没有道德宽容。道德自由是指道德主体自觉、自愿、自主地遵循反映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道德原则和公众共同认可的道德范式去行动，它由道德认识上的自觉、道德情感上的自愿、道德行为上的自主三个维度组成，以自觉自愿为主要特征［3］。而道德宽容的态度和行为也必须是行为主体自觉自愿的选择，行为主体非理性、非自愿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不能称为道德宽容。因此，道德宽容要求行为主体能够发自心灵地选取道德价值观念，具有深刻而自觉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觉悟，完全自主地选择道德行为，这实质上就是主体的道德自由。不干涉及尊重权利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文化的精华，也是道德宽容的核心实质。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干涉人们正当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给予别人自由的空间，给他人道德选择、道德实践的“有限”自由，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采取行动。绝不可用独裁思维和行动来宰制别人，绝不强迫要求别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与自己同一，不干涉并且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也应该是道德宽容的核心内涵。当然，不干涉和尊重权利并不是所谓的完全自由，放弃原则，听之任之，那样只能导致整个社会状态的无序、混乱，会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不干涉及尊重权利原则的目的是对社会个体有利、对国家民族有益，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道德和谐秩序和历史发展秩序。因此，实现道德宽容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不干涉及尊重权利原则。实现公平、合理、正义的道德秩序。通常来讲，秩序是一个规范系统。虽然道德秩序相对于社会法制、宗教信条、政治策略等秩序要素显得力量较弱，但它却涉及面广，属于一个整体范畴的“秩序源”。我们知道，道德宽容的存在基础是个人平等、文化多样，也由此可知，追求个人平等、尊重文化多样是道德宽容始终不渝的目标。要实现公平、合理、正义的道德秩序，就要求各道德主体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前提下，以宽和的心态容得下并尊重异己的价值观念、异己的审美需求、异己的文化生态、异己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排斥、打击、压制异己行为和异己观念。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会处于良性运行中，才能达到公平、合理、正义的道德秩序。

道德宽容的实现

道德宽容的真正实现，需要道德教育的指引与范导，需要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一）教育的指引与范导任何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都会以一种强大的、无形的、非秩序的力量深藏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内化为一个人的感情、意志、信念，以一个人的品性、意向示现与人，道德宽容亦是如此。心灵的改变最为艰难，某种道德观念要想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绝非易事，因为它的实现必须首先“征服”“占据”人们的心灵，从而获得意识上的肯定。因此，道德教化在道德主体的道德养成过程中必不可少，起到了指引与范导的引领作用。道德宽容的理念和原则既不会“胎生”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不会自动根植到人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它需要在道德主体中反复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宽容理念教化，才有可能在社会上自觉化、普遍化、共同化。道德宽容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道德主体的三种意识。培养道德主体的价值多样性、差异性意识。道德宽容首先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道德宽容的实施主体具备多样性、差异性的主动意识和认知能力。意识决定实践活动，如果道德主体不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会在实践中立己为标杆，以自己的道德意识为中心，干涉别人的道德自由权利，否定别人的价值理念、价值审美、价值选择。道德主体要想具有道德宽容的观念，进而将道德宽容付诸实践，就必须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所以，培养一个人的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成为其具有道德宽容观念的首要之举。一般而言，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培养：首先，要让人们明白，价值的差异性、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无法避免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价值追求、宗教理想、道德准则，它们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过程，依赖于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地理存在、文化传承甚至种族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地理区域内的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价值观念的追求、宗教信仰的理想等受社会分层、教育程度、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整齐划一、绝对同一，而是有差别的。其次，要培养出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还必须要培养人们用理解、宽谅、尊重的姿态理性和融地对待价值选择的差异性、多样性，任何压制、排挤、棒杀价值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做法只可能导致道德滑坡。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增强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实际上，主体平等是道德宽容得以存在和实现的重要基础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主体平等，就没有道德宽容。所以，对道德主体进行平等意识的教育也就成为实现道德宽容的必修课程。不具备平等意识的人极易产生两种极端倾向，即盲目性的优势论和习惯性的劣势论［4］。盲目的优势论者往往自视极高，把自己看做最好的，是别人的榜样，对他人一概采取贬低、蔑视的态度，不屑一顾，没有理解、尊重他人的意识，更不会去理解、尊重异己的价值理想和道德实践，这与道德宽容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而习惯性的劣势论者则步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缺乏自信，自觉矮人三分，习惯于用别人的观念、价值尺度来衡量自己，人云亦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尊严，甚至于成为别人的附庸。这样的人可以容忍别人，但绝不是宽容，因为这种容忍是被动的，缺乏道德自由的底蕴，只能属于道德容忍或道德纵容，不属于道德宽容。所以，只有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加强对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教育，才能消除以上两种不良倾向，逐渐养成人们的道德宽容习惯。一个人只有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平等、平等有什么重要意义，才有可能真正地从思想上接受平等，并按照平等的要求去做。所以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无疑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另外，道德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不容忽视，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将有助于人们平等意识的培养和形成。营造平等的社会氛围首先要从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上体现平等精神；其次要从舆论导向上大力倡导平等精神，创设一种平等的舆论氛围。培养道德主体的主体性意识。道德宽容意识的产生同人们的道德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是分不开的。所谓道德的主体性，是指人们在一定道德情境中对待所面临的道德客体时具有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5］，也就是人们在道德活动中具有主体性意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人们在实施道德选择时往往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和破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道德主体都能及时调节自身的需求和情感，坚定自己的信念，自主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使得道德活动的方法选择、手段使用、过程调控都指向活动的终极目标。如果道德主体具备自我选择的能力，他就会自主理性地选择尊重和不干涉的对象范围，促成道德宽容的实现。所以培养人们独立进行行为选择的能力也就是培养人们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与道德宽容的实现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主体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会促使主体对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具有明晰的判断，会成为道德主体从事道德实践的内生动力，同时也会引导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处处为社会、为他人着想，从而使正确的利益意识成为主体自性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道德宽容首先强调的是一种道义责任，只有当道德主体认识到自己对他人和社会所负的义务、责任和使命时，才不会画地为牢，推诿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才能够尊重他人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自由，心甘情愿地让渡或放弃某些权利或权力。综上可知，培养道德个体的主体性意识，关键在于培养道德主体的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责任意识，这将有助于人们把握道德宽容限度和实施道德宽容实践。（二）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人性的多样化使得任何有益目的的实现都必须制度化，道德宽容亦是如此。道德宽容意识的教育可以使道德宽容成为一种可能，但要使这种宽容意识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转化为人们自觉的道德宽容实践，仅有道德意识教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首先，道德宽容教育总是崇高化、理想化的。道德宽容教育所描绘的理想化的人性意识和道德图景虽然可提升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境界，引导和激励现实世界的人们为实现理想的道德宽容愿景而努力，但“劝导”和教育无法让人格各异的人在诸多的掺杂了利益存在的道德选择中保持“崇高”的道德宽容。其次，道德意识教育只有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认可才起作用，它是通过榜样示范、思想劝导、社会舆论等柔性手段和途径来进行的，对那些缺乏较高道德责任感和较坚定的道德信念，破坏、逃避道德建设的人往往无能为力，只能给予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不能保证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并将之真正付诸实践，就必须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使道德宽容得到制度的伦理关怀。为了使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撑和关怀，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种制度安排的伦理环境，这就是制度的伦理关怀。建立允许存在并尊重多元道德体系的制度是道德宽容在更广泛的领域得以实现的保证。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多元道德价值，尊重异己观念、异己价值、异己行为，反对一元道德价值体系。这就从制度内容本身体现出宽容，即容忍差异性、尊重多样性，并反映社会基本的、正义的价值理念。制度内容的正确性需要制度制定程序的严格来保证。这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度的制定者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利益。二是制度制定过程的基调是平等、尊重、协商、对话和讨论。任何组织、群体和个人的粗暴独断甚至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认定道德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与存在性都是行不通的。惩恶扬善是最为朴素而有效的道德准则。制度内容的宽容性和制度程序的正义性保证了制度的内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宽容原则和正义理念。但要真正实现道德宽容，同样需要在这一制度贯彻、践行的过程中把握好惩恶扬善的基本准则。一是扬善，要想扬善，必须报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和满足，才能再接再厉并且示范于社会。所以，对于符合人性和社会要求的道德宽容行为一定要大张旗鼓地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二是惩恶，即对排斥、打击符合正义的价值差异的态度和行为予以制度上的打击和制裁，使其为自己不符合道德宽容的行为付出实质性的代价。扬善是一种携带和引领，是正义和道德的肯定和彰显，它可以促使道德宽容与文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惩恶是一种制止和纠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人们在道德上步入歧途。制度的扬善和惩恶可以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促进个体的道德宽容自觉性的形成，在道德宽容建设中，这两种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一个社会的普遍的道德宽容才有可能形成。

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

倡导道德宽容的最终目的是指导道德宽容实践，在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中彰显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一）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心愿。当今的国际社会呈现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发展极不平衡性两大特点。在此基础上，要想打破固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道德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并非易事。但只要各国、各民族都勇于承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在付出艰辛的努力后，符合世界发展要求的、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秩序就能够建立起来。世界的多样性表现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全方位的差异性，在这样“差异”的世界里建立需要“妥协”甚至“牺牲”的新秩序更需要宽容。因为，只有宽容、尊重、谅解才能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与和平、稳定、发展。但任何宽容和尊重都是有限度和底线的，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绝没有尊重、宽容可言。所以，建立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不但需要各国、各民族以符合现代道德规范的民族宽容心态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还必须打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二）普遍伦理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世界一体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日益明朗，整个世界将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园。在这种大趋势下，业已形成的、历史的处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与原则显然已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格局重组局面下各利益主体的要求，这就从客观上要求重建能够达成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共识的伦理规范与原则，即普遍伦理。当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得普遍性共识的达成极其艰难，它将遭遇到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重重阻拦。利益多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争的事实，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且很难调和；文化多元亦无可否认，而且文化激荡难以消除。因此，要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普遍伦理，就需要以民族利益为主体的利益团体放弃宰制性心态和文化霸权主义心态，适当进行利益“放弃”和文化“妥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平等的准则即采取道德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6］。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共识，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于普遍伦理建立的路径，西方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彼此通过“对话”“商谈”的手段来达成共识。所谓“商谈”就是在不同的道德主体、价值个体之间在没有外力施加影响的前提下进行基于平等的对话、协商、讨论，当然也可以争论甚至论战。商谈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绝不是靠经济甚至军事强势、政治强权来达成商谈对象中部分主体“无奈”状况下的统一，而是相互尊重对方合理正义的权利诉求。同时，商谈的主体还具有广泛性，它可以在不同的道德主体、文化主体之间进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化霸权主义和利益独裁行为。这样，普遍伦理才能够得以建立，道德宽容也才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三）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道德宽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道德宽容的张力得到了积极体现，它不仅有助于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从而倡导民主，增进自由，体现平等。因为构成世界文明的模式（文化、制度、宗教、习俗等）具有多样性，在融合中存在着可控甚或偶尔不可控的“冲突”，在借鉴、竞争的常态中需要文明对话。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且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7］。当然，“趋同”只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种状态，“趋近”才是诉求可行的现实，在“趋近”中必然是“和而不同”。这就要求在文明、文化大互动的进程中保持道德宽容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促进多元文化的激荡、冲突、交汇，进而推动文化的大融合，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当然，道德宽容在当代中国对处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大业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作者：工作单位：

道德宽容的实现

道德宽容的真正实现，需要道德教育的指引与范导，需要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一）教育的指引与范导任何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都会以一种强大的、无形的、非秩序的力量深藏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内化为一个人的感情、意志、信念，以一个人的品性、意向示现与人，道德宽容亦是如此。心灵的改变最为艰难，某种道德观念要想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绝非易事，因为它的实现必须首先“征服”“占据”人们的心灵，从而获得意识上的肯定。因此，道德教化在道德主体的道德养成过程中必不可少，起到了指引与范导的引领作用。道德宽容的理念和原则既不会“胎生”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不会自动根植到人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它需要在道德主体中反复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宽容理念教化，才有可能在社会上自觉化、普遍化、共同化。道德宽容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道德主体的三种意识。培养道德主体的价值多样性、差异性意识。道德宽容首先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道德宽容的实施主体具备多样性、差异性的主动意识和认知能力。意识决定实践活动，如果道德主体不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会在实践中立己为标杆，以自己的道德意识为中心，干涉别人的道德自由权利，否定别人的价值理念、价值审美、价值选择。道德主体要想具有道德宽容的观念，进而将道德宽容付诸实践，就必须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所以，培养一个人的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成为其具有道德宽容观念的首要之举。一般而言，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培养：首先，要让人们明白，价值的差异性、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无法避免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价值追求、宗教理想、道德准则，它们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过程，依赖于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地理存在、文化传承甚至种族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地理区域内的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价值观念的追求、宗教信仰的理想等受社会分层、教育程度、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整齐划一、绝对同一，而是有差别的。其次，要培养出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还必须要培养人们用理解、宽谅、尊重的姿态理性和融地对待价值选择的差异性、多样性，任何压制、排挤、棒杀价值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做法只可能导致道德滑坡。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增强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实际上，主体平等是道德宽容得以存在和实现的重要基础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主体平等，就没有道德宽容。所以，对道德主体进行平等意识的教育也就成为实现道德宽容的必修课程。不具备平等意识的人极易产生两种极端倾向，即盲目性的优势论和习惯性的劣势论［4］。盲目的优势论者往往自视极高，把自己看做最好的，是别人的榜样，对他人一概采取贬低、蔑视的态度，不屑一顾，没有理解、尊重他人的意识，更不会去理解、尊重异己的价值理想和道德实践，这与道德宽容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而习惯性的劣势论者则步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缺乏自信，自觉矮人三分，习惯于用别人的观念、价值尺度来衡量自己，人云亦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尊严，甚至于成为别人的附庸。这样的人可以容忍别人，但绝不是宽容，因为这种容忍是被动的，缺乏道德自由的底蕴，只能属于道德容忍或道德纵容，不属于道德宽容。所以，只有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加强对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教育，才能消除以上两种不良倾向，逐渐养成人们的道德宽容习惯。一个人只有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平等、平等有什么重要意义，才有可能真正地从思想上接受平等，并按照平等的要求去做。所以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无疑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另外，道德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不容忽视，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将有助于人们平等意识的培养和形成。营造平等的社会氛围首先要从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上体现平等精神；其次要从舆论导向上大力倡导平等精神，创设一种平等的舆论氛围。培养道德主体的主体性意识。道德宽容意识的产生同人们的道德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是分不开的。所谓道德的主体性，是指人们在一定道德情境中对待所面临的道德客体时具有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5］，也就是人们在道德活动中具有主体性意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人们在实施道德选择时往往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和破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道德主体都能及时调节自身的需求和情感，坚定自己的信念，自主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使得道德活动的方法选择、手段使用、过程调控都指向活动的终极目标。如果道德主体具备自我选择的能力，他就会自主理性地选择尊重和不干涉的对象范围，促成道德宽容的实现。所以培养人们独立进行行为选择的能力也就是培养人们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与道德宽容的实现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主体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会促使主体对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具有明晰的判断，会成为道德主体从事道德实践的内生动力，同时也会引导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处处为社会、为他人着想，从而使正确的利益意识成为主体自性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道德宽容首先强调的是一种道义责任，只有当道德主体认识到自己对他人和社会所负的义务、责任和使命时，才不会画地为牢，推诿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才能够尊重他人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自由，心甘情愿地让渡或放弃某些权利或权力。综上可知，培养道德个体的主体性意识，关键在于培养道德主体的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责任意识，这将有助于人们把握道德宽容限度和实施道德宽容实践。（二）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人性的多样化使得任何有益目的的实现都必须制度化，道德宽容亦是如此。道德宽容意识的教育可以使道德宽容成为一种可能，但要使这种宽容意识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转化为人们自觉的道德宽容实践，仅有道德意识教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首先，道德宽容教育总是崇高化、理想化的。道德宽容教育所描绘的理想化的人性意识和道德图景虽然可提升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境界，引导和激励现实世界的人们为实现理想的道德宽容愿景而努力，但“劝导”和教育无法让人格各异的人在诸多的掺杂了利益存在的道德选择中保持“崇高”的道德宽容。其次，道德意识教育只有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认可才起作用，它是通过榜样示范、思想劝导、社会舆论等柔性手段和途径来进行的，对那些缺乏较高道德责任感和较坚定的道德信念，破坏、逃避道德建设的人往往无能为力，只能给予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不能保证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并将之真正付诸实践，就必须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使道德宽容得到制度的伦理关怀。为了使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撑和关怀，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种制度安排的伦理环境，这就是制度的伦理关怀。建立允许存在并尊重多元道德体系的制度是道德宽容在更广泛的领域得以实现的保证。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多元道德价值，尊重异己观念、异己价值、异己行为，反对一元道德价值体系。这就从制度内容本身体现出宽容，即容忍差异性、尊重多样性，并反映社会基本的、正义的价值理念。制度内容的正确性需要制度制定程序的严格来保证。这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度的制定者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利益。二是制度制定过程的基调是平等、尊重、协商、对话和讨论。任何组织、群体和个人的粗暴独断甚至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认定道德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与存在性都是行不通的。惩恶扬善是最为朴素而有效的道德准则。制度内容的宽容性和制度程序的正义性保证了制度的内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宽容原则和正义理念。但要真正实现道德宽容，同样需要在这一制度贯彻、践行的过程中把握好惩恶扬善的基本准则。一是扬善，要想扬善，必须报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和满足，才能再接再厉并且示范于社会。所以，对于符合人性和社会要求的道德宽容行为一定要大张旗鼓地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二是惩恶，即对排斥、打击符合正义的价值差异的态度和行为予以制度上的打击和制裁，使其为自己不符合道德宽容的行为付出实质性的代价。扬善是一种携带和引领，是正义和道德的肯定和彰显，它可以促使道德宽容与文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惩恶是一种制止和纠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人们在道德上步入歧途。制度的扬善和惩恶可以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促进个体的道德宽容自觉性的形成，在道德宽容建设中，这两种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一个社会的普遍的道德宽容才有可能形成。

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

倡导道德宽容的最终目的是指导道德宽容实践，在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中彰显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一）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心愿。当今的国际社会呈现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发展极不平衡性两大特点。在此基础上，要想打破固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道德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并非易事。但只要各国、各民族都勇于承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在付出艰辛的努力后，符合世界发展要求的、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秩序就能够建立起来。世界的多样性表现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全方位的差异性，在这样“差异”的世界里建立需要“妥协”甚至“牺牲”的新秩序更需要宽容。因为，只有宽容、尊重、谅解才能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与和平、稳定、发展。但任何宽容和尊重都是有限度和底线的，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绝没有尊重、宽容可言。所以，建立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不但需要各国、各民族以符合现代道德规范的民族宽容心态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还必须打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二）普遍伦理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世界一体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日益明朗，整个世界将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园。在这种大趋势下，业已形成的、历史的处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与原则显然已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格局重组局面下各利益主体的要求，这就从客观上要求重建能够达成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共识的伦理规范与原则，即普遍伦理。当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得普遍性共识的达成极其艰难，它将遭遇到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重重阻拦。利益多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争的事实，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且很难调和；文化多元亦无可否认，而且文化激荡难以消除。因此，要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普遍伦理，就需要以民族利益为主体的利益团体放弃宰制性心态和文化霸权主义心态，适当进行利益“放弃”和文化“妥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平等的准则即采取道德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6］。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共识，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于普遍伦理建立的路径，西方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彼此通过“对话”“商谈”的手段来达成共识。所谓“商谈”就是在不同的道德主体、价值个体之间在没有外力施加影响的前提下进行基于平等的对话、协商、讨论，当然也可以争论甚至论战。商谈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绝不是靠经济甚至军事强势、政治强权来达成商谈对象中部分主体“无奈”状况下的统一，而是相互尊重对方合理正义的权利诉求。同时，商谈的主体还具有广泛性，它可以在不同的道德主体、文化主体之间进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化霸权主义和利益独裁行为。这样，普遍伦理才能够得以建立，道德宽容也才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三）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道德宽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道德宽容的张力得到了积极体现，它不仅有助于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从而倡导民主，增进自由，体现平等。因为构成世界文明的模式（文化、制度、宗教、习俗等）具有多样性，在融合中存在着可控甚或偶尔不可控的“冲突”，在借鉴、竞争的常态中需要文明对话。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且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7］。当然，“趋同”只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种状态，“趋近”才是诉求可行的现实，在“趋近”中必然是“和而不同”。这就要求在文明、文化大互动的进程中保持道德宽容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促进多元文化的激荡、冲突、交汇，进而推动文化的大融合，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当然，道德宽容在当代中国对处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大业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作者：韩玉璞工作单位：安阳师范学院

道德宽容的实现

道德宽容的真正实现，需要道德教育的指引与范导，需要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一）教育的指引与范导任何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都会以一种强大的、无形的、非秩序的力量深藏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内化为一个人的感情、意志、信念，以一个人的品性、意向示现与人，道德宽容亦是如此。心灵的改变最为艰难，某种道德观念要想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绝非易事，因为它的实现必须首先“征服”“占据”人们的心灵，从而获得意识上的肯定。因此，道德教化在道德主体的道德养成过程中必不可少，起到了指引与范导的引领作用。道德宽容的理念和原则既不会“胎生”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不会自动根植到人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它需要在道德主体中反复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宽容理念教化，才有可能在社会上自觉化、普遍化、共同化。道德宽容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道德主体的三•40•种意识。培养道德主体的价值多样性、差异性意识。道德宽容首先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道德宽容的实施主体具备多样性、差异性的主动意识和认知能力。意识决定实践活动，如果道德主体不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会在实践中立己为标杆，以自己的道德意识为中心，干涉别人的道德自由权利，否定别人的价值理念、价值审美、价值选择。道德主体要想具有道德宽容的观念，进而将道德宽容付诸实践，就必须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所以，培养一个人的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成为其具有道德宽容观念的首要之举。一般而言，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培养：首先，要让人们明白，价值的差异性、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无法避免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价值追求、宗教理想、道德准则，它们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过程，依赖于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地理存在、文化传承甚至种族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地理区域内的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价值观念的追求、宗教信仰的理想等受社会分层、教育程度、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整齐划一、绝对同一，而是有差别的。其次，要培养出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还必须要培养人们用理解、宽谅、尊重的姿态理性和融地对待价值选择的差异性、多样性，任何压制、排挤、棒杀价值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做法只可能导致道德滑坡。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增强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实际上，主体平等是道德宽容得以存在和实现的重要基础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主体平等，就没有道德宽容。所以，对道德主体进行平等意识的教育也就成为实现道德宽容的必修课程。不具备平等意识的人极易产生两种极端倾向，即盲目性的优势论和习惯性的劣势论［4］。盲目的优势论者往往自视极高，把自己看做最好的，是别人的榜样，对他人一概采取贬低、蔑视的态度，不屑一顾，没有理解、尊重他人的意识，更不会去理解、尊重异己的价值理想和道德实践，这与道德宽容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而习惯性的劣势论者则步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缺乏自信，自觉矮人三分，习惯于用别人的观念、价值尺度来衡量自己，人云亦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尊严，甚至于成为别人的附庸。这样的人可以容忍别人，但绝不是宽容，因为这种容忍是被动的，缺乏道德自由的底蕴，只能属于道德容忍或道德纵容，不属于道德宽容。所以，只有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加强对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教育，才能消除以上两种不良倾向，逐渐养成人们的道德宽容习惯。一个人只有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平等、平等有什么重要意义，才有可能真正地从思想上接受平等，并按照平等的要求去做。所以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无疑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另外，道德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不容忽视，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将有助于人们平等意识的培养和形成。营造平等的社会氛围首先要从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上体现平等精神；其次要从舆论导向上大力倡导平等精神，创设一种平等的舆论氛围。培养道德主体的主体性意识。道德宽容意识的产生同人们的道德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是分不开的。所谓道德的主体性，是指人们在一定道德情境中对待所面临的道德客体时具有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5］，也就是人们在道德活动中具有主体性意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人们在实施道德选择时往往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和破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道德主体都能及时调节自身的需求和情感，坚定自己的信念，自主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使得道德活动的方法选择、手段使用、过程调控都指向活动的终极目标。如果道德主体具备自我选择的能力，他就会自主理性地选择尊重和不干涉的对象范围，促成道德宽容的实现。所以培养人们独立进行行为选择的能力也就是培养人们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与道德宽容的实现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主体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会促使主体对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具有明晰的判断，会成为道德主体从事道德实践的内生动力，同时也会引导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处处为社会、为他人着想，从而使正确的利益意识成为主体自性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道德宽容首先强调的是一种道义责任，只有当道德主体认识到自己对他人和社会所负的义务、责任和使命时，才不会画地为牢，推诿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才能够尊重他人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自由，心甘情愿地让渡或放弃某些权利或权力。综上可知，培养道德个体的主体性意识，关键在于培养道德主体的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责任意识，这将有助于人们把握道德宽容限度和实施道德宽容实践。（二）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人性的多样化使得任何有益目的的实现都必须制度化，道德宽容亦是如此。道德宽容意识的教育可以使道德宽容成为一种可能，但要使这种宽容意识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转化为人们自觉的道德宽容实践，仅有道德意识教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首先，道德宽容教育总是崇高化、理想化的。道德宽容教育所描绘的理想化的人性意识和道德图景虽然可提升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境界，引导和激励现实世界的人们为实现理想的道德宽容愿景而努力，但“劝导”和教育无法让人格各异的人在诸多的掺杂了利益存在的道德选择中保持“崇高”的道德宽容。其次，道德意识教育只有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认可才起作用，它是通过榜样示范、思想劝导、社会舆论等柔性手段和途径来进行的，对那些缺乏较高道德责任感和较坚定的道德信念，破坏、逃避道德建设的人往往无能为力，只能给予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不能保证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并将之真正付诸实践，就必须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使道德宽容得到制度的伦理关怀。为了使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撑和关怀，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种制度安排的伦理环境，这就是制度的伦理关怀。建立允许存在并尊重多元道德体系的制度是道德宽容在更广泛的领域得以实现的保证。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多元道德价值，尊重异己观念、异己价值、异己行为，反对一元道德价值体系。这就从制度内容本身体现出宽容，即容忍差异性、尊重多样性，并反映社会基本的、正义的价值理念。制度内容的正确性需要制度制定程序的严格来保证。这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度的制定者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利益。二是制度制定过程的基调是平等、尊重、协商、对话和讨论。任何组织、群体和个人的粗暴独断甚至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认定道德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与存在性都是行不通的。惩恶扬善是最为朴素而有效的道德准则。制度内容的宽容性和制度程序的正义性保证了制度的内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宽容原则和正义理念。但要真正实现道德宽容，同样需要在这一制度贯彻、践行的过程中把握好惩恶扬善的基本准则。一是扬善，要想扬善，必须报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和满足，才能再接再厉并且示范于社会。所以，对于符合人性和社会要求的道德宽容行为一定要大张旗鼓地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二是惩恶，即对排斥、打击符合正义的价值差异的态度和行为予以制度上的打击和制裁，使其为自己不符合道德宽容的行为付出实质性的代价。扬善是一种携带和引领，是正义和道德的肯定和彰显，它可以促使道德宽容与文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惩恶是一种制止和纠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人们在道德上步入歧途。制度的扬善和惩恶可以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促进个体的道德宽容自觉性的形成，在道德宽容建设中，这两种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一个社会的普遍的道德宽容才有可能形成。

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

倡导道德宽容的最终目的是指导道德宽容实践，在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中彰显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一）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心愿。当今的国际社会呈现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发展极不平衡性两大特点。在此基础上，要想打破固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道德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并非易事。但只要各国、各民族都勇于承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在付出艰辛的努力后，符合世界发展要求的、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秩序就能够建立起来。世界的多样性表现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全方位的差异性，在这样“差异”的世界里建立需要“妥协”甚至“牺牲”的新秩序更需要宽容。因为，只有宽容、尊重、谅解才能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与和平、稳定、发展。但任何宽容和尊重都是有限度和底线的，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绝没有尊重、宽容可言。所以，建立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不但需要各国、各民族以符合现代道德规范的民族宽容心态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还必须打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二）普遍伦理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世界一体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日益明朗，整个世界将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园。在这种大趋势下，业已形成的、历史的处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与原则显然已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格局重组局面下各利益主体的要求，这就从客观上要求重建能够达成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共识的伦理规范与原则，即普遍伦理。当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得普遍性共识的达成极其艰难，它将遭遇到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重重阻拦。利益多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争的事实，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且很难调和；文化多元亦无可否认，而且文化激荡难以消除。因此，要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普遍伦理，就需要以民族利益为主体的利益团体放弃宰制性心态和文化霸权主义心态，适当进行利益“放弃”和文化“妥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平等的准则即采取道德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6］。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共识，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于普遍伦理建立的路径，西方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彼此通过“对话”“商谈”的手段来达成共识。所谓“商谈”就是在不同的道德主体、价值个体之间在没有外力施加影响的前提下进行基于平等的对话、协商、讨论，当然也可以争论甚至论战。商谈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绝不是靠经济甚至军事强势、政治强权来达成商谈对象中部分主体“无奈”状况下的统一，而是相互尊重对方合理正义的权利诉求。同时，商谈的主体还具有广泛性，它可以在不同的道德主体、文化主体之间进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化霸权主义和利益独裁行为。这样，普遍伦理才能够得以建立，道德宽容也才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三）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道德宽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道德宽容的张力得到了积极体现，它不仅有助于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从而倡导民主，增进自由，体现平等。因为构成世界文明的模式（文化、制度、宗教、习俗等）具有多样性，在融合中存在着可控甚或偶尔不可控的“冲突”，在借鉴、竞争的常态中需要文明对话。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且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7］。当然，“趋同”只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种状态，“趋近”才是诉求可行的现实，在“趋近”中必然是“和而不同”。这就要求在文明、文化大互动的进程中保持道德宽容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促进多元文化的激荡、冲突、交汇，进而推动文化的大融合，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当然，道德宽容在当代中国对处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大业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主体间性;理论;视角;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

论文摘要:当前大学生网络道德教育存在混乱与无序、放纵与极化、极端自由思想等问题，根据主体间性理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予以矫治:在网络道德教育目标上以培养具有“人类和谐”观念的人;在网络道德教育内容上要教学生学会宽容;在网络道德教育实践观上从“对象化活动”到“交往”。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人类进人了全新的网络时代，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于现实社会的网络社会，甚至有人夸张地形容今天的社会是“无时不网、无处不网、无人不网”。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人际交往和工作方式，人们不仅生活在现实社会，也生活在网络社会中。

毋庸质疑，网络的发展给高校学生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提供了一个更自由的空间和更广阔的平台。但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大学生正处子人生观、价值观、民族文化意识形成的阶段，网络上不同的民族观、价值观、宗教观、道德观强烈地交织在一起，对大学生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思想上的冲击。所以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的教育和宣传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网络及网络道德的概念与特点

网络就是一群通过一定形式连接起来的计算机。网络信息交流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私人信息交流工具，也提供了一个更快捷、更经济、更有效、更直观的公共渠道和途径。网络信息交流方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在信息交流系统上具有开放性和广泛性;在信息交流资源上具有分散性和共享性;在信息交流活动上具有协同性和实时性;在信息交流表现方式上具有交互性和综合性。

既然有人将“委屈奖”标榜为道德宽容，这里再来讨论道德宽容。在坎托-斯佩伯看来，“道德宽容以对宽容对象的道德否定（至少是不赞成）为前提，道德宽容是一种基于思考、权衡的自觉选择。”[2]宽容必与自由相联系，情感上自愿、行动上自觉。“委屈”，尤其是“被委屈”显然与自由无法关联，当然不是宽容。假定“委屈”从属于“宽容”的结果，在此需明白，道德宽容是有限度的，有领域的质的规定，也有量的约束。伦理的底线是法律，只要跨越了法律，就不能有宽容，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自然律法。“量上的约束”则可理解为“宽容绝不意味着接受被拒绝的观念和异己的要求，即是说，它并不触及自身的真理信仰和这种信仰的坚定程度，从宽容中产生的压力并不会导致自身信念的相对化。”[3]倘若因宽容而丧失道德真谛，丢弃信仰，这就是妥协与退让。看看“委屈奖”带来的结果，是否真的达到“成就大我”、“和谐社会”。《镜花缘》中“君子国”的君子的做法与“被委屈者”的行为在此有几分相似，倘若这些“被委屈者”真的是“委屈者”。“君子国”中君子“好让不争”演变为“因让而争”，让小人坐收渔翁之利，利用君子的德行而得到便宜，获其好处。是否这一做法，就让小人变得高尚，钱广荣用“分苹果”对此加以了论述。一个蛮横不讲礼，在公共场所任意打骂的人，显然是“缺德”之人，“那么‘先拿’、拿小’者的行为价值就意味着姑息和纵容甚至培育了‘后拿’、‘拿大’者的不道德意识，讲道德的良果同时造出了不讲道德的恶果。”[4]众多的服务行业片面地要求员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极力忍气吞声。这实际上是忽视了“道德人”的理念，委屈的是道德主体的自尊、人格、权益，委屈了道德正义，而奖出的是对恶行的妥协和退让，因此，“委屈奖”实质就是“屈辱奖”。委屈不是维系道德而是亵渎道德；不是道德宽容而是道德妥协。

“次道德”是道德还是不道德近年来，“次道德”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界定“次道德”，最关键的是对“次”定义。从语义角度来分析，“次”有时间上的“其次”，地位上的“次要”和价值上的“次等”三层含义。[5]时间的维度让“次道德”丧失了“道德”独立存在的特性和一以贯之的纯粹。“道德”是循道获德，即遵循着“道”（根本原理、原则）而获得“德”。这意味着它是属于一个人自身的好东西，尤其是实践事务上的优秀品质。同时它是一个人从内心要求自己的东西，即内心的准则，而不是外在的要求。[6]地位上的“次要”揭示了“次道德”不属于社会的主流道德，那作为“非主流道德”的“次道德”自然不能成为“自身的好东西”，更不可能是“优秀品质”。“次道德”价值上的“次等”是相对于不法侵害行为过程中不道德行为的消极性而言，它的积极性是“次等”的，但绝不能因为犯罪主体履行了“次道德”的义务和责任，就忽视它不道德的一面而本末倒置。更何况，在通常情况下，这种行为的中止是基于外界的压力，主要是法律的威慑而采取的，从这点来说，它就不是“道德”。因此，从语义的三个维度探究的结论是：“次道德”不属于“道德”的范畴，是“非道德”，更准确地说是“不道德”。从逻辑角度来论证，“次道德”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提出的：在个体选择“恶”行时，出于某种动机或偶然情况而又中止更“恶”后果发生，或主动采取措施防止更“恶”后果发生，而采取的“善”的行为。[7]可以用这样的公式来陈述其逻辑结构，即“大恶—善—小恶”。可见，单纯的善的行为是道德行为，单纯的恶的行为是违法犯罪行为抑或是不道德的行为，只有善与恶交织在一起的行为才是“次道德”行为。但这种交织是有内在的规定性。首先其必须是“恶”行，也就是说“次道德”行为的实施主体是违法者，所实施的是不正当行为，这是该行为的逻辑起点，具有先在性；在“恶”行已实施的前提下基于“善”意或非“善”意而随后采取了“善”行。这期间的“善”意“善”行仅仅是“恶”行的附属品，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直接指向是中止或避免更“恶”之行。“善”在其间仅是桥梁与中介，虽然重要，但绝不能改变该行为本身“恶”的性质。“恶”不仅是逻辑起点，也是“善”的逻辑指向。“善”与“恶”是本质区别，“大恶”与“小恶”是量的差异。所以，“次道德”无论如何，其实质就是不道德。

“见义巧为”是道德应然还是道德功利“见义巧为”是近年来在未成年人中大力推广的一种基于未成年人自身道德能力的大小而保护自我、又承担有限社会责任的行为。这一新名词在未成年人中推广，是道德实践的一次新探索，有着积极意义。但将“见义巧为”无限制地推广到全体公民中，用“巧为”取代“勇为”，值得商榷。“见义巧为”高举“珍爱生命”的旗帜，把“巧”等同于“智”，把“勇”视为鲁莽，认为有勇则无谋，这显然缺乏对“勇”这一辞令的起码认知。在词典中，“勇”的本义是果敢、胆大。孔子说“勇者不惧”，“勇”是一种“不怕”的心理态度，是一种大无畏的行动表现。古希腊把“勇敢”作为四主德之一，中国的传统道德也把“勇”与“知”“仁”并列奉为三达德。这里可以肯定的是，“见义勇为”的“勇”属于道德的范畴，是一个道德辞令，“勇”即勇敢、勇德。《左传》说“率义之谓勇”，“死而不义，非勇也”。作为道德辞令的“勇”与“义”紧密相连，合二为一，也就是“义勇”。荀子在《荀子•荣辱》中将此称作为“士君子之勇”：“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因此，“见义勇为”中的“勇”是“士君子之勇”，而非“小人之勇”，更不是不含智慧的鲁莽之勇，凭此“勇”定能“为”。“为”是“见义勇为”的实质。“见义勇为”的道德主体是以他人或社会的道德诉求为出发点，“见义勇为”正是有所作为，是为“义”勇敢的行为。现时代“见义勇为”理应成为道德的实然，指征道德的现实运行状况；定位于道德的应然，代表着道德运行的方向及其理想境界；更应作为道德的必然，成为一个道德人面临“义”的无二选择。厘清“勇”和“见义勇为”，再来对比“见义巧为”。试图用“见义巧为”来取代“见义勇为”，用意很明显，就是突出“巧”。在这个命题中，“巧”是首要且核心的，由它来决定“为”。“见义巧为”的前提是避害，这要求行为人在为之前要三思，要评估“为”的风险和利益得失。在“见义巧为”中，行为人以自己为中心，以有利于自我利益的增加或实现，至少不减少为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巧”中含“智”是必然，没有聪明才智的人难有“巧为”之举。但“巧为”是以“勇为”为前提，若“巧”中缺“勇”，那么，在公共利益或他人生命财产受到侵害，而他要阻止侵害或挽救损失必须付出或损失自我利益时，“巧人”自然会以“巧为”为由选择“不为”，成为怯懦者。甚至因“巧为”的屏障，让他们在选择“不为”时更加心安理得，没有任何道德自责和焦虑。这显然不是应倡导的主流道德，不是道德的应然，其实质是道德功利。

基于论争的道德再思考

道德新名称，并不等同于新事物，并不意味它一定引领道德的前行，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委屈奖”、“次道德”和“见义巧为”实质是道德妥协的结果。但现阶段，道德生活总处于论争中，人们总在道德焦虑中面临深刻的道德困惑，这值得人们深思。

（一）正确认识中国现代转型社会所处的道德场景，提高道德自信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社会开始了现代转型，直至今日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仍处于转型进行中。伴随转型的深入，传统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人与人道德间依赖、信任的感性认知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更加重视自己利益并根据利益契约合作、更加冷漠和更加不信任的理性认识所取代[8]。但熟人社会的道德痕迹，如道德双重标准①等仍深刻影响着当下道德生活。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法治国家的建设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盘根错节中，呈现出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和公民社会共融共生或此消彼长的道德场景。在这样的道德场景中，陌生人社会的“利益”、“冷漠”和“不信任”和熟人社会带来的道德标准的不确定，强烈冲击着主流道德，道德焦虑油然而生。因此，在我国现代转型社会，构建社会的和谐，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首先要做的是增强道德自信。“差异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多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9]，我们应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对现阶段多样的道德场景应正视但不必过分焦虑与担忧。而且更应明晰，熟人社会已是历史，虽有着传统积淀，具有深刻影响，但在当下已丧失了存在的客观可能性和必要性；陌生人社会仅仅是市场经济的附属品，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暂时阶段，过渡时期；未来的社会只属于公民社会，这是历史的潮流。我们不惧怕非主流道德的冲击，因为“人类社会思想文化来源的多样化，是一种正常状态。社会思想的多样化，有利于促进思想的解放，激发起社会的活力。”[10]我们更应不惧怕道德论争，因为道德论争也是转型与多元社会的常态表现。只有通过论争，才能明辨是非，认清本质，助推社会和谐。

[摘要]不同宗教之间，宗教与世俗社会之间应当相互宽容、相互容忍，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相互对话、相互理解，以切实实现和保障宗教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为此我们须承认人的意志自由，实施政教分离原则以及世俗政治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原则。

[关键词]宗教宗教宽容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宽容一词来源于拉丁文tolerare，意为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具有耐心和公正的容忍。在各种论述宽容的文献中，对宽容问题的讨论最多也可能是最早的，是关于宗教的宽容。

宗教是超越现世的，是宽容的，它最关心的就是人的灵魂或精神的自由与解脱。因此，宽容与容忍才是真信仰，才是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前提。而要切实地做到宽容，就必须彻底超越与超脱对现世利益与权力的争夺。那些在宗教上不宽容、损害宗教自由与信仰自由的人，实际上往往并非为了维护宗教，而是在其背后总是隐藏着世俗利益及权力的纠缠。

为什么宗教本身主张仁慈、宽容，却往往不见容于世人，甚至宗教各宗各派之间也常常不能相互容忍?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思索、探寻、解答，并在实际当中不断地推动问题的解决，便构成了人类争取宗教宽容、宗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历史。

宗教信仰自由，哪怕是容忍的问题，依旧没有考虑。不过，教权与王权的纷争，新教与旧教的对立却促使人们、尤其是纷争对立的双方或多方的思想家、理论家去不断地思索与探求这两种权威的界限及其正当的联系，思索宗教宽容、宗教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问题。直至人们的思想成熟到提出并坚持对天赋自由权利的要求，爆发为争取自由权利的革命，建立宪政体制，确定“政教分离”原则，也就是说，世俗权威的问题通过世俗权力的分立，也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及其相互制衡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一般说，宗教权威并不直接参与其中，宗教权威不应当具有代行世俗权力的权利。事实上，宗教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理想、一种坚持正义的坚定主张、一种尽可能以自身的善行去抵消现实社会中人的悲痛的努力。因此宗教的任何攫取与凌驾世俗权力的企图及实践，无论成功与失败皆与宗教的事业有害无益。反之，世俗政府也不应该具有决定、支配以及干预宗教的权力，尤其不可以决定公民的宗教信仰。因此，世俗权威在宗教及其信仰的问题上应当严格恪守中立的立场。也就是说，世俗政府只可以拥有有限而决非无限的权力，它只有权确立全民都可以接受的、有限的一些普遍原则，象天赋自由权利原则，政教分离原则，政治权力分立及其相互制衡原则，等等。否则，宗教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思想与言论自由都将不复存在。

摘要：社会的快速发展。如何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现代大学生急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加强学习，培养高尚的品德、健全的人格，全面提高个人修养，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础。大学生在交往中，遵循“平等尊重、真诚相待、宽容理解”三原则，掌握交往艺术，才干使自己的交际环境得以改善。

关键词：修养构建人际关系

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和人的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如何构建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每一位大学生急需解决的问题。提高个人修养，正确评价自己，对待他人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苛刻，改善人际关系的有效途径。

1提高个人修养

修养，从广义看，指人们政治、道德、学术以及技艺等方面进行的勤奋学习和涵养锻炼的功夫，以及经过临时努力达到一种能力或思想品德；从狭义看，指思想品德修养。一个人，一个什么样的人，由个人修养来决定的而个人修养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的要求，经过学习和陶冶，为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各方面进行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塑造，包括文化修养、道德品质修养和人格修养，孔子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1.1文化修养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值得人们一想再想，左想右想。以前我已经就这个话题说过一些想法，我想就这个话题再说一些。

我想主要围绕这些核心来谈这个话题：历史与时代，宽容与可能，农业道德到现代，中国国情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个多暴力革命的国家，这方面我在《紫色偏执批判》中对中西方政治演化进行了集中历史对比，事实非常清楚。无论原因在于基督教对西方民众的麻醉作用，还是中国人更有愤青传统，事实是：西方的相对和平的社会生活给他们的休养生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在更短的历史条件下却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发展，远远把一些古老的国家甩在后面，以至于在今天“西方”几乎等同“先进”就是一个明证。中国的多暴力特征在上个世纪依然存在，但是站在新世纪的门槛，“改良”这个词汇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提起。“改良”有可能替代“革命”吗？

改良的实质我认为是宽容，同时也是一种历史观的体现。在一个不宽容的社会环境与一个不理性的时代，改良思想的流行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宽容不是狭隘的政治性宽容，一定是更为宽泛的文化的宽容。我注意到在我自己所经历过的中一切逻辑是非黑即白的，是不宽容的。甚至在之后的环境也是不宽容的。但是大约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无论形成文字的具体条文怎么规定，但文化中的宽容几乎已成定局，我们可以挑选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象征来分析一下。以往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单位选主持人一定是字正腔圆、相貌端正，尤其重要的还有符合传统审美的面条体型。但是半边天栏目中体态丰满的孙越（？）与后来出现的满口南方口音的孙仪伟打破了多少年的传统。我认为这个文化的象征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它说明了一种传统的突破，一种单一指标的废弃，更可喜的是，这个选择被大众接受了！甚至后者的意义超过了前者的意义，因为一个社会的宽容说到底是民众的宽容。

这里牵涉到另外一个话题，改良与传统的其中一个分别就是：改良者之间部分人是认同政府就是民众的一个体现，政府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们认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所以改良政府和制度首先是改良民众；从而导致改良派的眼睛是朝下的，把关注点放在民众身上，因为民众提高了政府与制度自然就水涨船高了。实际上改良派就是宽容派，他知道任何政府与任何制度都是等待改良的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完美的政府与完美的制度，不完美的政府与不完美的制度是历史的常态。革命派相反，觉得政府是天然的坏蛋，是与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政府是“异者”，政府之失误与“我”无关，与民众素质无关，政府的任何失误都是由其反动性所决定了的。那么假如具有这样的心理基础，革命就是必须的了，其他任何事情都可以不计，即便流血、即便动乱、即便鱼死网破也要争一个革命者的名义和勇气。

我说，革命的实质是一种道德支撑。革命者抨击改良主义者最常见的手法不是别的，正是从道德角度挑起就可见其端倪。革命者最常用攻击改良主义的词汇是：顺民，奴才，既得利益者，当权者，献媚者，软骨头等等。所有这些指向都是道德的，没有一个是理性的历史观或哲学观或文化观。

一、后现代文化相对论的由来

文化相对论包括认识、观念、思维方式和道德,它对各个人文领域中的后现代思想有不同的影响。在社会和文化研究领域,它指的是多元合理性。它认为,文化观念和社会习惯都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构成独特的"身份"。任何社会或文化,只要其正常运作,便应视为合理。在政治学或伦理学的领域,文化相对论指的是反宏大话语和反元理论。它坚持政治和伦理是一种实践,既不应当受制于任何普遍原则,也不应试图形成任何普遍性的公理结构。它认为权力的基础不是"正确"的理念,而是正确性不断被争夺的话语。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文化相对论的结论是"文本"(text),本身没有固定的意义;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人对同一文本本来就有不一样的理解。

文化相对论虽与后现代思想交叉错杂,但它却形成和发展于十九世纪后叶和二十世纪前叶这个现代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文化相对论在后现代思想中强调的是文化的平等、多元和相互尊重,但在它的形成期,它所宣扬的却是文化的等级差别,单一发展趋向和西方文化优越。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在赫伯特.斯宾塞和爱德华.塔勒这样的思想家那里,文化相对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文化进化论的影响,成为强调各文化间文明与原始阶段互具差别,强调西方文化比其它文化发达而且优越的学术。〔注1〕进入二十世纪后,经过了一次大战,到二次大战之前,文化相对论在以伯阿斯为代表的新一论家那里才发生根本的变化。〔注2〕

爱尔文.赫奇在《文化与道德:人类学的价值相对》一书中总结了文化相对论在二十世纪中期的这一关键的转折。他指出,在西方,现性所不能阻止的战争和经济衰退深刻地动摇了人们对西方科学文明自然演进的信念。社会秩序的破坏,人性的蹂躏,人在种种现代制度和机制面前的彻底无助,使得西方道德价值那原本建立于物质文明之上的自信一下子滑落到崩溃的边缘。在这一现实面前,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相对论一反以前的乐观自信,转受悲观论和怀疑主义所支配。它开始脱出西方中心论的巢臼,以多元观看待世界文化差异;它开始拒绝文明/原始的文化等级区分,倡导文化平等的观念;它开始摈弃关于西方社会、道德和知识的优越感,而接受非西方价值、信念和制度的合理性。〔注3〕

斯宾塞式或伯阿斯式的相对论都是现代西方思想的产物,但延续并影响后现代思想的却只是伯阿斯式的相对论。伯阿斯式的相对论避免以西方价值去判断非西方文化。它倡导价值中立,但却并非是无价值或价值虚无论。它坚持不同文化的平等地位,包含着对文化本身内在价值的价值判断。它提倡对非己文化的尊重,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相信每一民族都有选择和拥有自己文化的自由和权利,这也是一种价值。这些基本价值观念因倡导"宽容"而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当然,实际上倡导宽容的文化相对论并不一定以宽容作为价值基础。功能主义的文化相对论即以文化体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其基础。它认为,文化体制的存在自有其道理,文化成员往往是在不自觉地得益于它。功能性文化主义排除自由主义价值,一方面显得更为价值中立,另一方面却又因无法评判那些虽实际存在,但却具有压迫性的文化体制因素,而陷入道德虚无主义的困境。

自由主义和功能主义文化相对论共存于当前的后现代文化相对论中,形成了下面要讨论的温和和强硬的后现代价值观立场差别。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本来就没有纤陌分明的界限。文化相对论延续至二十世纪后叶,成为后现代问题,主要是由于它在这一时期的后现论那里有集中的表述,而不是因为它本身就只能或必然是后现代问题。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次来了解后现代价值观：一、价值的基本性质,二、价值对知识活动的导向作用,三、价值的社会政治意义。在这三个层次上,后现论都不存在单一整合的立场,都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分歧或矛盾。

论文关键词：博客价值多元化社会责任感

论文摘要：博客现象是近年来全球互联网文化领域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平等话语权，促进了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共存”，更使得多元化的价值观日渐形成。但博客也导致了一些例如社会责任感淡化，利用博客漫骂、攻击他人，暴露他人隐私等道德问题的出现。对于博客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加以充分利用和发展，而对于负面的影响我们应给予正确引导和规范。

道德价值观是人的价值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主体根据自己的道德需要对各种社会现象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做出判断时所持有的内在尺度，是人们处理社会、家庭、职业与自身深层利益关系的价值准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博客成为当前网络交流平台中最新、影响力最大的新媒体。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方式因为博客在中国地快速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产生影响。

“博客中国(Blogehina)”于2002年8月率先引入博客理念。2005年底中国大陆博客注册用户已突破1000万新华网北京2007年1月l0日专电，中国互联网协会1013的(2007中国互联网调查报告》称，中国的博客数量已经高达2080万。作为私人性和公共性的有效结合，博客绝不仅仅是纯粹个人思想的表达和日常琐事的记录，它所提供的内容可以用来进行交流和为他人提供帮助，是可以包容整个互联网的，具有极高的共享精神和价值。例如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事件和刚刚在中国发生的5·1汶川大地震等事件，博客们都以最快速、最真实的优势，向人们传播事件的最新消息。

针对博客对人们道德价值观的影响这一问题，本文以写博客或者阅读博客的网民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22份，回收20o份，回收率91％，问卷有效率为100％。同时选择新浪博客、博客中国、中国博客、老年博客网等网站作为观察点，进行长期的网络观察，认为博客对道德价值观产生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一、博客对道德价值观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