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基础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黎卫金工作单位：闽江学院思政部

重视底线道德建设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

基础上，适应中国社会现实要求而提出来的克服国民伦理道德素质的本源性缺陷，必须加强底线道德建设。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素以崇尚伦理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过，我们的传统伦理主要以家庭、家族为核心和基础，因而“私德”显得相对完整和发达，而“公德”则未得到充分发育和发展。就是在这样的伦理背景中，我们启动了现代化，这样，在飞速发展的转型社会里，一方面“公德”———公共生活伦理的建设无可避免的出现滞后，另一方面“私德”———以私人关系、亲情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伦理规范未经任何“创造性的转化”而直接进入了“公德”的领域、代替公德发挥“作用”。这就是今人伦理道德素质的本源性深层缺陷。只有克服这种国民伦理道德素质的本源性缺陷，加强底线道德建设，才能减少并进一步遏制坑骗、假冒、贪污、行贿、巧取豪夺、权力寻租、腐败等等行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市场秩序，必须加强底线道德建设。市场经济使人们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这就要求一种起码的为全社会所有人都能奉行的道德规范来维持市场秩序。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提出、为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所发挥的观点：要在市场和其他任何领域中建立起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必须认可社会中存在的共同的规范标准。这种共同的标准是什么呢?应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能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和遵循的“普遍化”原则。这种道德规范标准必定是底线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通的人们不会无边地做好事，只要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他就是一个好公民，一个道德的人，这就必然使诚实守信、平等互利等基本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凸现出来。促使人们的道德境界从道德义务走向道德崇高，必须加强底线道德建设。底线道德是人们力所能及且必须恪守的基础的道德要求，它体现为人们对种种不可回避的道德义务的履行。相对于底线道德而言，高尚的道德是人们基于高度自觉之上成就高尚人道德格，达到崇高道德境界。践履高尚的道德要求，行为者由此会得到社会舆论的赞赏，从而获得一种道德自豪感和成就感；而履行基本的道德义务，这是行为者的应尽之份。义务的道德是高尚的道德的基础，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在能自觉自愿地履行道德义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尚的道德追求。当然，高尚的道德是义务的道德的灵魂，人们对道德的需求不应只局限于履行基本的道德义务上，而应在确实履行道德义务的基础上逐步在道德层次上跨越新的台阶。

底线道德的基本规定和价值尺度

义务———底线道德要求的基本规定道德义务，是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在道德上应尽的责任。不管个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都必然要对社会或他人尽义务。一般说来，人一生下来就被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氛围中，这种道德氛围作为社会道德的客观表现形式，对个体来说，是既定的、先在的、不依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必须首先学习、接受和适应它，方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群体的认同，参与社会生活，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底线道德是个体首先面临的客观存在的社会要求，是个体不可回避的道德义务。当然，由于个体自觉程度的不一样，他们履行道德义务的态度也并非一致。有的人把履行道德义务作为完善自己道德境界的基础，自觉自愿地去履行；有的人自觉程度不够，但迫于社会和公众的压力，在大部分场合能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有的人则唯我独尊、无视他人，这种人一旦危害、侵犯了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就理所当然要受到谴责甚至惩罚。公正———底线道德权利义务分配的价值尺度什么是公正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公正就是为一定的道德体系所认可的对社会成员之权利和义务的恰当分配。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公正就是道德的起点和基础，无公正便无道德可言，正如前苏联哲学家图加林诺夫所说，“公正可以称为最低限度的善。”公正原则表明的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对待的方式，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待时应对双方利益进行合理考虑，每个人都应当把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看成同自己的利益同等重要，不应以任何借口擅自侵犯和损害他人的利益。公正作为道德的基础，它并不对个人提出道德上的高标准，并不一味要求个人自我克制或自我牺牲，它只要求个人在发展自己时不要有损于社会和他人，只要求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有悖于义务和权利相一致的原则。然而仅此就可以使个人在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能出于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考虑而进行自我克制。因而符合公正原则要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除了正当的以外，也可能是高尚的，但不会是不合理、不道德的。

“诚信友爱”是构建和谐社会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基本要求，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诚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诚信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进一步发扬光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人与人之间应当是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新型关系。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人们之间以诚相待，才能处理好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使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急功近利，弄虚作假，言而无信，尔虞我诈;一些地方存在道德冷漠症，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因此，以诚信为重点，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竞争与协作的关系，培育社会主义新型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二，诚信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道德规范。用诚信道德引导和规范经济行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交换关系，要求双方以信用作为守约条件。日益扩展的市场关系逐步构建起彼此相联、互为制约的信用关系链条，维系着市场关系和市场秩序。所以，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诚信经济，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属性。同时，市场经济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属性，如果对经济活动缺乏有效的约束和规范，一些人就可能以失信行为来谋不义之财。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失信问题较为严重，加大了企业交易成本，也影响了企业在经贸往来中的信誉。失信行为还从经济生活蔓延到政治、文化及人际关系领域，并滋生了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所以，诚信和失信的道德冲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道德建设的一对矛盾，这一矛盾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市场秩序的状况。加强诚信道德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来抓。

第三，诚信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政府的诚信，关系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决定着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高政府公信力的任务。政府的诚信建设，一是体现在制度的公正性层面;二是表现在政府行为的诚信层面。制度公正是政府公信度的基础。制度不公就会导致社会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引发社会利益分配失衡或利益冲突，并为各种不法行为、失信行为提供孳生的土壤。因此，坚持科学发展观，处理好“五个统筹”的关系，通过加强制度建设解决分配公正、司法公正、教育公正等群众特别关切的问题，是诚信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但是，符合社会公正的制度，要通过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去维护和实施，其实施的状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风，决定着政府的公信度和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不能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缺乏责任意识，致使政策扭曲;有的地方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时尖锐地指出：有些关系群众利益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观念不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奢侈浪费的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比较严重。因此，诚信政府建设，关系到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关系到社会诚信道德水平的提升。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当一个人出现问题时，社会习惯于从这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寻找原因。无论胡长青也好，成克杰也好，程维高也好，在他们“出事”之后，个人的道德堕落总是被列为主要的原因（最起码是原因之一）。然而，从媒体对程维高背景的报道，似乎这曾经也是一个好人和一个好官，最低限度，这曾经是一个在他周围的人看来，品行尚属端正的人。为什么一个品行尚属端正的人，在居于执掌权力的职位之后，就会成为一个道德堕落的人？仅仅是放松了道德自律吗？

在我看来，前几年提出的“以德治国”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体现在官员身上的社会总体道德水准的下滑已经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然而，仅仅提倡道德教育能够起到提升官员道德水准的效果吗？决定道德的，在个人的修养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因素？

我在南方某大学任教时，其间曾有一件事让我感触良深。有人批评该校的学生，批评的根据是这样一个事例：该校的学生在食堂用餐完毕后，把餐盘留在桌上就走人；而他在另一所大学见到的景象是，学生用餐之后，自行把餐盘带到残食台，倾倒残食、归还餐盘。他呼吁学生们从自觉倾倒残食开始，提高自我的道德素养。

对于这段批评，我是不敢苟同的。因为我也是食堂的食客之一，我了解各高校食堂在对待残食问题上的不同做法。我在另一所大学就读时，素来在残食台倾倒残食、归还餐具后离开，而当我来到这所大学任教后，我也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习惯于把餐盘留在桌上就走人。原因何在？在我就读的大学，食堂在门口处设置了专门的残食台，并用海报告知就餐者，在用餐完毕后将餐盘带至残食台倾倒残食、归还餐具。有人疏忽时，还会有工作人员上前提醒。而在我任教的大学，食堂并未设立残食台，而是让工作人员推着残食车，在食堂的各处收集就餐者留在桌上的餐盘。就餐者在用餐完毕后，如要将餐盘送至残食车，不仅不便，还会导致食堂走道的拥挤。在这种安排之下，就餐者将餐盘留在桌上走人是再自然不过的，即便如我，也改变了先前的习惯，入乡随俗了。

如此，一个似乎是道德问题的事件，在我看来几乎是一个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将餐盘留在桌上走人和将餐盘送至专设的餐食台，都是各自相应的制度安排所诱发的自然行为，单从这两种行为的对比当中很难得出两校学生道德素质的高下之分。在设置流动残食车的制度安排之下，将餐盘留在桌上走人是与这一制度相符合的行为；如同在设置残食台的制度安排下，将餐盘送至残食台一样是制度所要求的行为。在一个旁观者的眼里，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道德上差别，而这种差别是由相应的制度所造就的。对每一种制度中的行动者而言，他们的行为都是与制度相适应的，换言之，都是符合那种制度之下的正常道德要求的。对于前一种制度而言，把餐盘留在桌上走人没有道德上的可谴责性，对于后一种制度而言，把餐盘送至残食台也没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真正可以作出评价的，是两种不同的制度。例如，我们可以举例说，在后一种制度下，将由专人做的工作分散到每个人去做，可以减少食堂的人工；取消残食车，有利于减轻就餐高峰期的拥挤，等等。或许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我任教的那所学校最后改变了它的食堂残食收集制度，也将残食车改为残食台了，而学生们也顺应了新制度的要求，从把残盘留在桌上走人改为自行送至残食台。

这个事例触动我之处在于它让我想到，一个社会普遍道德的形成有其制度基础。中国人习惯上把道德作为一种个人化的素养，当个人达不到一定的道德要求时，社会往往把它归咎于个人道德修为的失败。但实际上，个人的道德并不是单独的、自足的，它也处在与其他复杂社会因素的互动之中。道德是一种行为规范，制度也是一种行为规范，道德是无形的、不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是有形的、具有强制力的，两者相较之下，后者往往是更直接的行为诱因。因此，当社会所提倡的道德与它的制度所实际允许的行为相去甚远时，在制度中的人基于趋利的本性，往往会选择与制度相适应的行为而逃避道德所加诸的约束。由于制度是人们交往的直接媒介，符合制度规则的行为被人们认为是可接受和遵循的行为，久而久之，制度会衍生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并在实质上替代社会所倡导的道德。在此情形之下，由原本的道德观念所导出的行为由于与制度不符，坚持那些道德观念的人反而被目为特立独行，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付出英雄般的勇气和其他的现实代价。

本文作者：陈文珍工作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学理性资源

“基础”课道德教育部分的内容是通过一些主要概念、重要观点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具体道德规范要求而有机组合成的框架体系来展示的。这些概念、观点和具体的道德规范要求看似通俗易懂，实则隐藏着深厚的学理性资源。这些学理性资源在教材中或阐而未祥，或作为一种理论背景隐而未现。这种状况使得任课教师在教材中看到的往往只是简单的概念、观点和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要求，而对概念、观点和规范背后深厚的学理知识“视而不见”。在教学中，他们传递给学生的也就只有“是什么”，“要怎样”，不去引导学生去思考和追问“为什么”。缺乏“为什么”支撑的“是什么”不但难以让具备一定理性思维的大学生产生情感认同和行为效仿，相反还会诱发大学生的内心抵触情绪，因为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决定了他们需要一种建立在理性思维基础上的行为自觉。因此，有必要对“基础”课道德教育部分的主要概念、重要观点和知识的框架体系做一个学理性资源的探究。1．抓住道德教育的主要概念，以正确把握道德教育的内在涵义概念是道德理论体系结构的微观层面，“基础课”道德教育部分所涉及的主要概念有:道德、诚信、荣誉、集体主义、公共生活、私人生活、职业与职业道德、爱情与婚姻、恋爱道德与婚姻道德等。整个道德教育的内容就是以这些核心概念为基础而演绎的。这些概念在教材中都有一句话的定义，但由于教材本身的特点都没有深入的分析。如果教师仅停留在对定义结论的把握上，就容易使概念本身的鲜活性与丰富性丧失，就容易导致对整个道德教育内涵理解上的误差，因此，辨析这些概念对于从理论上正确把握道德教育的内涵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环节。在此，略举几例以说明:如:“道德”。道德，无疑是道德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范畴。教材的定义是:“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1］(P90)这是高度凝练的一句话。理解道德的内在涵义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第一，从起源上看，道德是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是在社会关系和人类自我意识形成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是道德产生的客观条件，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客观需要。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道德产生的主观条件。当个体有了自我意识，能反思人与人交往的应然规则，形成了有关责任、义务、善恶等道德意识，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意识到自己与他人或集体的不同利益关系以及产生了调整利益矛盾的迫切需要时，道德才得以产生。因此，道德既有社会价值，也有个人价值，既是社会的需要，也是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第二，从本质上看，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道德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它是以能动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引导和规范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实践精神”。第三，从实现方式上看，道德靠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作为对人的行为的规范，道德不同于法律，它不靠外在强制力来保障实现，而是借助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等更具潜在性的要素促使其实现。因而营造一种良好的道德风尚，就不是简单的道德规范的制定可以实现的。第四，从表现形式上看，道德可表现为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道德既可以表现为心理意识，即“善良动机”;也可表现为我们制定的具体的道德原则、规范的要求;也可表现为现实的行为活动，即“善良行为”。道德既是对人的思想意识的规范，也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道德既可表现为“德性”，也可表现为“德行”。当我们从这样几个角度把握了“道德”这一核心概念后，第四章的教学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学理基础。又如:“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这是一对相对应的概念，也是第五章“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里最重要的概念。根据教材的阐述，我们可以把“公共生活”理解为:人们在公共空间里发生的对他人和社会具有更为广泛和直接影响的，有着鲜明的开放性和透明性的生活;私人生活指具有封闭性和隐蔽性的家庭生活和个人生活。这对概念分开很容易理解，但事实上，它们本身并不是一对能如此简单分开的概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都在不断扩大，人们的私人意识和社会公共意识都在不断增强，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增多。如，不少大学生把以追求个人自由为目标的私人意识完全隔离在公共意识之外，拒绝社会公共意识的评价。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应注意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私人生活领域和公共生活领域的划界问题，看到两个领域的划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认识到私人意识只有在充分尊重和理解公共意识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健康合理的发展。这一对概念是把握第五章教学的关键。再如:“爱情”。爱情是大学生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但他们并不清楚爱情的本质涵义，因而也存在许多错误的爱情观念。教材中说:“所谓爱情是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的相互倾慕，并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一种强烈、纯真、专一的感情。”［1］(P164)立足于爱情的定义来把握爱情的本质涵义，关键是要能回答大学生中对爱情的一些困惑。如:爱情为什么是“一对男女”的感情;爱情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做基础吗;爱情一定要追求“成为自己终身伴侣”的结果吗?这是教学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以学生讨论为基础来回答。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也是我们爱情婚姻观教学的保障。2．深刻领会教材阐而未详、隐而未现的观点，以增强对教材的深度理解和把握道德教育部分教材中阐而未详，隐而未现的论题很多，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教材仅阐述到荣辱观可以增强人们的道德荣誉感和道德判断力;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使社会成员自觉内化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至于荣辱观与道德荣誉感和道德判断力的关系;荣辱观为何以及如何影响到大学生的成长成才;荣辱观与公民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之间的内在关系都没有详尽的论述。教师必须对这些阐而未详的观点做出详尽的解答，才能帮助学生真正明确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如:“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教材仅用不到两版的篇幅概括了对待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和。这一态度隐含的理论，如:个人与传统关系问题;精华与糟粕区分的理论标准问题;文化复古主义和的危害问题，教材均未做出解答，需要教师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做出理性分析。如:“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与社会公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教材中虽论证了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也指出了社会公德是维护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但没有解释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为何在今天如此突出强调社会公德建设。其实这一论题隐含着一个理论，即:社会公德建设的彰显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是分不开的，是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的内在要求。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使得公共生活领域更为广阔，公共生活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而公共生活需要公共秩序，公共秩序需要社会公德来维系。教师只有这样进行联系实际的解读，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公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再如，“日常生活视域中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关系”，教材把公共生活、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中的道德与法律规范放在第五章和第六章里一并讲解，其目的就是为了突出日常生活视域中道德与法律的相互关系。但教材在具体内容展开时，仍然是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分开讲述的，这要求我们教师在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过程中，能够结合公共生活、职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具体事例从道德与法律的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凸显道德与法律在日常生活视域中的相互关系。如，我们可以对拾金不昧、不当得利、公序良俗、诚实守信、见死不救、购物发票、赡养抚养等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进行道德和法律的分析，在具体分析中加深对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关系的理解。3．完整把握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内在结构，以更好地理解道德教育的内在逻辑“基础课”道德教育部分所凸显的主题是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完整地把握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内在结构。把握住了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内在结构，也就把握住了这一板块理论展开的内在逻辑。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结构是由核心、原则、基本规范、重点和三大生活领域的道德要求五大部分组成。具体说来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善、敬业奉献为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以诚信建设为重点;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的具有一定内在逻辑的结构体系。基础课的道德教育就是围绕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五个方面内容来展开的。教师不仅要从宏观上把握好这一逻辑结构，还要明了结构内部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这样才能在教学中有的放矢、游刃有余。道德的核心，即道德的灵魂，它在道德体系结构中居支配和主导作用，“它决定并体现着社会道德建设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规定并制约着道德领域中的种种道德现象。道德建设的核心问题，实质上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1］(P103)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人际关系客观上要求以为人民服务为道德建设的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呼吁以为人民服务为道德建设的核心。道德的原则问题是对道德中心问题即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之间关系问题的总的回答，它是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根本指导，它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根本要求，表现了道德的社会本质和人们行为的基本方向。我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这就是说，集体利益相对于个人利益具有首要性和优先性。公民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从最基础、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方面，对已有的社会主义道德内容的具体化。它通过“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个字简单明了地提出了对每个公民的基本行为的具体要求。要理解这一基本规范的作用和意义，必须理解公民和人民的区别。公民是法律概念，人民是政治概念;公民指全体社会成员，包括了人民，而人民的范围要窄;公民所表达的一般是个体概念，人民所表达的往往是群体概念。2001年中央首次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形式针对公民的基本行为提出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具体规范要求，有利于每个公民的践行，有利于公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是道德建设的三个着力点。所谓着力点，就是力的作用主要集中之点，指致力于完成某项任务或工作时重点着手之处。也就是说，我们抓住了这三个方面，有利于整个道德建设的顺利展开。要让这三个着力点发挥作用，在社会公德教育里，要看到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私人意识和公共生活规范意识都在扩张，极易产生矛盾，因此，如何保持二者之间的必要张力，以增强社会公共道德意识是我们教学的重点。在职业道德教育里，要透过就业的现象，看到职业的本质。在家庭美德教育里，要牢牢把住爱情与婚姻的本质，这样才能对各种错误的恋爱婚姻观进行批驳。总之，“基础课”道德教育内涵的丰厚的学理性资源，有助于师生道德认知水平的提高，这既是我们完成道德教育的教学任务的坚实基础，也是我们教师科研攻关的目标。

经验性资源

“基础”课道德教育的经验性资源，主要是指历史发展和人们现实交往的发展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所积累的传统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等各项丰富的、有助于人类进步与发展的优秀的道德资源。这些优秀的道德资源往往通过现实生活中典型的道德人物的言行所展示的优良道德品质来体现。我们的道德教育应该充分发挥道德典范身上的优良道德品质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良好的示范性作用，以引导大学生见贤思齐，争先创优，做一个真正的有道德的人。道德本身具有“实践精神”，道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导大学生过一种符合社会需要的德性生活。现实中，大学生的行为选择除了受其理性认知的影响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心理机制的影响力。影响大学生行为选择的心理机制主要有模仿和暗示。模仿是仿效别人的言行举止而引起的与之相类似的行为活动。暗示是用含蓄的、间接的方式对别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影响。大学生的年龄特征使他们不太喜欢别人教他们具体去怎么做，如果我们简单地用教材中的道德规范去要求学生，自然会引起其反感，但是，我们若采取历史和现实生活中鲜活的道德资源，让他们在感动之时，自然地接受道德典范的心理暗示，在生活中自觉、不自觉地模仿其行为，并把这种模仿慢慢转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习与性成”，良好的品性随着这种习惯的养成也就自然而然地生存了。这样我们道德教育的目的也就实现了。这种教育方式，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榜样示范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我们在“基础”课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要善于挖掘历史和现实中丰富的道德资源，借助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人物生动地展示出来，给我们以激励和示范，以引导大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模仿道德人物的道德行为，并在这种模仿的过程中养成自己良好的道德品性。榜样示范法成功的关键在于榜样的选取。生活是丰富多彩、良莠并存的，大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道德认知水平和辨识能力，我们在经验性资源的选取上，必须做到既要符合道德教育教学目的的要求，又要符合大学生的身心特点，具体说来应注意一下几点:第一，要崇高感人，有代表性。人性是向往美好和追求崇高的。大学生更是对人生价值的实现和自我的完善有着强烈的追求，他们向往崇高、渴望对自我的不断超越。道德典范人物身上崇高感人的事迹，往往成为了他们奋发向上的原动力。如:我们开展的向我校历史文化学院的英雄大学生李春华学习的活动，让我们看到了舍己救人的崇高;了解放弃公费读研究生的机会而去贵州山区志愿支教的大学生徐本禹，让我们看到了助人为乐的崇高;认识携带并无血缘关系的妹妹求学12年的洪战辉，让我们看到了道德责任的崇高;资助了183名贫困孩子的爱心大使丛飞，让我们知道了慈善的崇高，等等。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崇高感人事迹极易唤起同学们的道德情感认同。第二，要真实可信，有说服力。道德典范的事迹一定要具有真实性，只有真实的才有说服力。在当前我国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人们的道德观念本身呈现出复杂多变、善恶杂陈的特质，大学生的身心特征又决定了他们更容易怀疑我们的正面道德教育。这要求我们在道德教育经验资源的选取上，切不可不加调查证实，或者任意夸大其词。一旦学生发现我们的经验性资源与现实有出入，他们甚至可能会全盘否定我们的观点，从而使道德教育失效。为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到真实性，我们在资料的选取上应多选身边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典型。发现熟悉的人、熟悉的事所蕴含的道德意义。第三，要源于生活，有可行性。道德典范人物的优秀事迹应该是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相似的，这样，才有效仿的可能性。假若典范人物的所作所为与我们的实际生活距离很远，相差太大，以至于学生即使愿意按照榜样人物的做人方式去待人处世，也感觉自己没有能力去做，那么，这种榜样人物就不能起到榜样的作用。我们从2007年开始评选的年度道德模范包括助人为乐模范、见义勇为模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孝老爱亲模范，他们的事迹都是我们每天要做的事，只不过他们能把这些事做出了道德的境界，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也能够学习的典范。英国学者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中写道:“在光辉的榜样———人类的最优秀代表———的指引下，每个人不仅仅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在尽职尽责方面，必然使自己的品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P11)人是天生的模仿者，我们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广泛挖掘优秀的道德资源，让优秀的品格通过优秀的人物的影响而广为扩散，以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的提升。

实践性资源

道德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有所不同。法律具有强制性，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并靠强制手段来实行的；道德则靠人们的理想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以及教育等力量来维持的。道德诉诸人的内心自觉，而法律则诉诸国家的强制。

目前我国政策法规的监督体系缺乏独立性，有时显现出权威性不强。实施监督时受到干扰和阻力太多。对已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往往大事化小、避重就轻、将功抵过，减少了以权谋私者的风险，强化了违法违纪者的侥幸心理。

今天我们要倡导和建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历史依据

从历史上看，我国有三种典型的治国方略：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说过：“仁者爱人”。确立儒家“为政以德”、讲求“德治”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主要是指以德治君治吏，认为治君治吏是以德治国的关键。自汉武帝确定“唯儒独尊”后，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德治”传统。儒家讲求“明道、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的法家讲究“术”、“势”、“权”，视百姓为刁民，主要是重刑，使用强制手段。道家的无为而治往往兴盛于历经战乱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对民众的压榨有所收敛，采取无为而治。

一、道德教育之人性基础

对康德道德教育的人性基础的研究就是对其道德教育之可能性的研究，它也是研究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的前提或逻辑起点。因为道德教育以道德为前提和主要内容，而道德则以人性（本文特指人的道德本性）为前提或逻辑起点，所以道德教育作为对人的道德性的培养，必须以人性为前提或逻辑起点。人性问题自古就是一个十分有争议性的问题，几乎每一位哲学家都对其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从总体上看，中国哲学传统走性善论的道路，这种观点认为人在道德本性上是善的，它与中国人崇尚孔孟之道是一致的。虽然孔子对“性”与“天命”等类似话题都有所避讳，但孟子的性善论尤其是他的“四端说”却非常符合中国人独特的道德情感心理，因而为人所称道和奉行。西方哲学传统的主流是性恶论，这与他们的宗教传统尤其是其基督教传统是一致的。该取向在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为西方绝大多数的政治哲学家都试图通过严密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来防止人性的堕落在政治上的负效应。作为一名典型的西方哲学家，康德虽然不主张人性本恶的思想，但他对人性的看法也并没有中国人那样乐观。在其《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中，康德详细地论述了其有关人性的思想。在他看来，人在本性上既不是道德上善的也不是道德上恶的，道德并不是人天生就有的，人所有的仅仅是选择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就已经是现实的或现存的，人有选择向善的可能，也有选择行恶的自由，可以说，道德是人选择的结果。在这一问题上，重要的不是人的禀赋，不是人的倾向，而是人的有意识的选择行为，因为这一行为蕴含了直接决定道德的因素—动机，也即行动者的主观准则。对康德而言，道德只与动机有直接的关系，与后果或任何其他因素都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动机并不是人天生就有的，因此，与动机直接相关的道德就无法直接从人的天性中获得。诚如康德所言：“人在道德的意义上是什么呢？以及，他应该成为什么？是善还是恶？这必须由他自己来造成，或者必定是他过去所造成的……善与恶必须是他的自由任性的结果……从而他在道德上就既不能是善的也不能是恶的。”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或儿童，当他无意识地做了一件对人有利的事情或损害人利益的事情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是道德上善的或道德上恶的，我们只能说他在道德上无所谓善恶，或者说他是天真无邪的。因为，无意识就是无动机，而无动机也就无所谓道德。简而言之，人在道德本性上是空白的。不过，也正是因为人在道德本性上的这种空白才使得道德教育成为可能，如果人天生在道德上是善的或恶的，那么，从理论上讲，对人进行道德教育就是徒劳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康德对人的道德本性的研究是其道德教育思想的基础或前提，这同时构成了康德对道德教育之可能性的论述。

二、道德教育之必然选择

在康德那里，道德教育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是必然的，它是人成为人的必然选择。而要理解这种必要性和必然性，首先就必需从道德哲学的层面理解道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康德的全部哲学思想都是在为人的道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作论证。在康德看来，人是一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这也就是说，他是自然存在和自由存在的统一体。人的自然存在表现为人的本能需求，在此，他和其它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人的自由存在也就是人的道德存在（在康德那里，自由与道德是同一个东西），它是人与地球上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所在，是人作为人最根本的规定性。一旦丧失其自由或道德，人就堕落为一完全的自然存在者而和动物无异，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丧失了人作为人的资格。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可以说，人是为道德而存在的。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康德为人的道德性做出了如下辩护：“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在此，人性也即人的道德性，以人性为目的也就是以人的道德性为目的。可见，对康德而言，道德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它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必要条件甚至是人存在的目的。一个没有道德的存在已经不配再被称之为人了，因此，道德与其说是好人和坏人的区分标准，不如说是人和非人的区分标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以道德为标准对地球上的动物进行等级划分。在潜意识中，他们将地球上的动物划分为三个等级：人、禽兽以及禽兽之下。在他们看来，虽然禽兽不会做道德的事，但它至少不会做不道德的事，而那种不道德的人由于做出了不道德的事情，因此在禽兽之下。这就表明，人们在潜意识或自然的情感中，是无法接受一个毫无道德的人成为人的，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这样的人排除在人类的行列，甚至将其排除在禽兽之外，而这也就是人们经常骂一个坏事做尽的成年人“禽兽不如”的根本原因。这可以看作是对道德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实践证明。由上可知，虽然人并不天生就具有道德，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道德对人而言都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人必须要拥有道德以成为——道德的存在，这就决定了人必须经过后天的培养来获得它，而这种对人的道德性的后天培养也即是道德教育。可以说，道德教育是人获得道德的必然途径，又由于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所以，道德教育也就成了人之为人的必然选择，这即是说，人只有通过道德教育才能成为人。总之，要想成为人，就必须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要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就必须通过道德教育。这就是康德所谓“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的根本内涵。

三、结语

“人是惟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而更为重要的是，“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可以说，教育是人成为人的根本。而在康德那里，道德教育不仅构成了教育的主体部分，而且是教育的根本，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对康德而言，道德教育才是人成为人的根本。而由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其道德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对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探讨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而且有利于我们更透切地理解道德教育作为人成为人的根本这一思想的具体内涵；同时，由于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主体部分和根本，因此，对康德道德教育的哲学基础进行深入探究也就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康德的整个教育思想。由此可见，无论就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本身而言，还是就康德的整个教育思想而言，对康德道德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探究都很有意义的。

[内容摘要]在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诚信状况却令人堪忧，诚信缺失已成为保险业不容回避的严峻挑战。本文将保险学与经济学、伦理学相结合，探索了市场经济中处于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冲突与摩擦下的保险诚信问题，认为构建以诚信为本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对于促进中国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保险业；伦理；诚信；制度

Abstract:InsuranceindustryhasgainedrapiddevelopmentinChina.However,absenceinintegritygraduallybecomesadisturbingproblemandseverelychallengesChina’bininginsurancewitheconomicsandethics,thispaperfocusesonanalysisofinsuranceintegrityunderconflictionofmoralsandeconomicinterestsinmarketeconomy.Itconcludesthattobuildtheethicdimensionalityandmoralfoundationbaseduponintegrityisofgreatimportanceto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insuranceindustry.

Keywords:insurance;ethic;integrity;system

责任编辑：单丽莎收稿日期：2006.10.23保险业的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诸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概念。由于在中国目前的保险市场上，诚信缺失已成为保险业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因而，将保险学与经济学、伦理学相结合，探索在市场经济下处于伦理道德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摩擦中的保险诚信问题，并进而思考如何推进诚信制度建设，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业发展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当前我国保险业的诚信缺失及社会根源

道德作为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构成社会文明的重要因素，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良好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有所不同。法律具有强制性，是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并靠强制手段来实行的；道德则靠人们的理想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俗以及教育等力量来维持的。道德诉诸人的内心自觉，而法律则诉诸国家的强制。

目前我国政策法规的监督体系缺乏独立性，有时显现出权威性不强。实施监督时受到干扰和阻力太多。对已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往往大事化小、避重就轻、将功抵过，减少了以权谋私者的风险，强化了违法违纪者的侥幸心理。

今天我们要倡导和建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加强“组织文化道德建设”的历史依据

从历史上看，我国有三种典型的治国方略：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说过：“仁者爱人”。确立儒家“为政以德”、讲求“德治”的政治思想和理念，主要是指以德治君治吏，认为治君治吏是以德治国的关键。自汉武帝确定“唯儒独尊”后，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德治”传统。儒家讲求“明道、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条件。

中国古代的法家讲究“术”、“势”、“权”，视百姓为刁民，主要是重刑，使用强制手段。道家的无为而治往往兴盛于历经战乱之后，百姓需要休养生息，对民众的压榨有所收敛，采取无为而治。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学校道德建设正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如何认识和确立学校道德教育的基础与基本内容，便是其中重要的问题之一。

确立学校道德教育的基础，我们应根据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特征，精神文明建设的程度以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基本精神，从总体上认识这一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经济关系决定道德的基本内容和原则。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这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的机制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它既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又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有着明显区别，还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单一公有制经济。我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商品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其它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有着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并存。它既不同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也不同于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还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产品经济。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形式并存，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这既不同于原始社会公有制的平均分配，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按私人占有分配，还区别于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要把提高青少年素质作为工作重点”。“坚持不懈地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努力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四有”新人。用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思想文化建设，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所以社会主义思想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这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现实地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这个阶段的最基本内容是社会主义起码的文明、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社会主义起码的公德教育；主要内容是爱国主义教育，正确人生观教育，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主导内容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理想性内容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教育要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服务和服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大力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这说明我国的各级各类教育都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作为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方针。《纲要》还明确指出：“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摆在首位”，“要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要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对中小学生还要注意进行文明行为养成教育”。这些都是我们确立学校道德教育的基础与层次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学校道德教育的基础性内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系统的和谐。建设核心价值体系，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追求和谐社会这一共同理想，在实践中，坚持价值体系的辩证性，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根据时展潮流和当代中国现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谐社会需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其中，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

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根本。建设核心价值体系，巩固思想道德基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着力回答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密切结合实际，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引导全体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当前社会发展的多样化局面，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其中必然蕴涵着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体制结构特别是传统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这种社会转型是以国际现代化潮流为背景的自觉选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起点和立足点，以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与文明化为基本价值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它不仅直接冲击人们旧有的思想，也进一步引起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并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

人们对社会生活利益追求和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必然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和引导，巩固思想道德基础。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凝聚党心、赢得民心，进而团结整个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的旗帜。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