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价值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韩玉璞工作单位：安阳师范学院

道德宽容的核心内涵道德宽容的核心内涵是道德自由、不干涉及尊重权利原则、实现公平正义的道德秩序。道德自由。道德自由是道德宽容的应有之义，应该说没有道德自由就没有道德宽容。道德自由是指道德主体自觉、自愿、自主地遵循反映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道德原则和公众共同认可的道德范式去行动，它由道德认识上的自觉、道德情感上的自愿、道德行为上的自主三个维度组成，以自觉自愿为主要特征［3］。而道德宽容的态度和行为也必须是行为主体自觉自愿的选择，行为主体非理性、非自愿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不能称为道德宽容。因此，道德宽容要求行为主体能够发自心灵地选取道德价值观念，具有深刻而自觉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觉悟，完全自主地选择道德行为，这实质上就是主体的道德自由。不干涉及尊重权利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文化的精华，也是道德宽容的核心实质。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干涉人们正当合理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给予别人自由的空间，给他人道德选择、道德实践的“有限”自由，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采取行动。绝不可用独裁思维和行动来宰制别人，绝不强迫要求别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与自己同一，不干涉并且尊重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也应该是道德宽容的核心内涵。当然，不干涉和尊重权利并不是所谓的完全自由，放弃原则，听之任之，那样只能导致整个社会状态的无序、混乱，会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不干涉及尊重权利原则的目的是对社会个体有利、对国家民族有益，是为了实现全社会的道德和谐秩序和历史发展秩序。因此，实现道德宽容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不干涉及尊重权利原则。实现公平、合理、正义的道德秩序。通常来讲，秩序是一个规范系统。虽然道德秩序相对于社会法制、宗教信条、政治策略等秩序要素显得力量较弱，但它却涉及面广，属于一个整体范畴的“秩序源”。我们知道，道德宽容的存在基础是个人平等、文化多样，也由此可知，追求个人平等、尊重文化多样是道德宽容始终不渝的目标。要实现公平、合理、正义的道德秩序，就要求各道德主体在坚持一定原则的前提下，以宽和的心态容得下并尊重异己的价值观念、异己的审美需求、异己的文化生态、异己的行为方式，而不是千方百计地排斥、打击、压制异己行为和异己观念。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会处于良性运行中，才能达到公平、合理、正义的道德秩序。

道德宽容的实现

道德宽容的真正实现，需要道德教育的指引与范导，需要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一）教育的指引与范导任何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都会以一种强大的、无形的、非秩序的力量深藏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内化为一个人的感情、意志、信念，以一个人的品性、意向示现与人，道德宽容亦是如此。心灵的改变最为艰难，某种道德观念要想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绝非易事，因为它的实现必须首先“征服”“占据”人们的心灵，从而获得意识上的肯定。因此，道德教化在道德主体的道德养成过程中必不可少，起到了指引与范导的引领作用。道德宽容的理念和原则既不会“胎生”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不会自动根植到人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它需要在道德主体中反复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宽容理念教化，才有可能在社会上自觉化、普遍化、共同化。道德宽容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道德主体的三种意识。培养道德主体的价值多样性、差异性意识。道德宽容首先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道德宽容的实施主体具备多样性、差异性的主动意识和认知能力。意识决定实践活动，如果道德主体不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会在实践中立己为标杆，以自己的道德意识为中心，干涉别人的道德自由权利，否定别人的价值理念、价值审美、价值选择。道德主体要想具有道德宽容的观念，进而将道德宽容付诸实践，就必须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所以，培养一个人的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成为其具有道德宽容观念的首要之举。一般而言，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培养：首先，要让人们明白，价值的差异性、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无法避免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价值追求、宗教理想、道德准则，它们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过程，依赖于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地理存在、文化传承甚至种族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地理区域内的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价值观念的追求、宗教信仰的理想等受社会分层、教育程度、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整齐划一、绝对同一，而是有差别的。其次，要培养出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还必须要培养人们用理解、宽谅、尊重的姿态理性和融地对待价值选择的差异性、多样性，任何压制、排挤、棒杀价值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做法只可能导致道德滑坡。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增强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实际上，主体平等是道德宽容得以存在和实现的重要基础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主体平等，就没有道德宽容。所以，对道德主体进行平等意识的教育也就成为实现道德宽容的必修课程。不具备平等意识的人极易产生两种极端倾向，即盲目性的优势论和习惯性的劣势论［4］。盲目的优势论者往往自视极高，把自己看做最好的，是别人的榜样，对他人一概采取贬低、蔑视的态度，不屑一顾，没有理解、尊重他人的意识，更不会去理解、尊重异己的价值理想和道德实践，这与道德宽容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而习惯性的劣势论者则步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缺乏自信，自觉矮人三分，习惯于用别人的观念、价值尺度来衡量自己，人云亦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尊严，甚至于成为别人的附庸。这样的人可以容忍别人，但绝不是宽容，因为这种容忍是被动的，缺乏道德自由的底蕴，只能属于道德容忍或道德纵容，不属于道德宽容。所以，只有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加强对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教育，才能消除以上两种不良倾向，逐渐养成人们的道德宽容习惯。一个人只有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平等、平等有什么重要意义，才有可能真正地从思想上接受平等，并按照平等的要求去做。所以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无疑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另外，道德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不容忽视，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将有助于人们平等意识的培养和形成。营造平等的社会氛围首先要从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上体现平等精神；其次要从舆论导向上大力倡导平等精神，创设一种平等的舆论氛围。培养道德主体的主体性意识。道德宽容意识的产生同人们的道德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是分不开的。所谓道德的主体性，是指人们在一定道德情境中对待所面临的道德客体时具有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5］，也就是人们在道德活动中具有主体性意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人们在实施道德选择时往往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和破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道德主体都能及时调节自身的需求和情感，坚定自己的信念，自主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使得道德活动的方法选择、手段使用、过程调控都指向活动的终极目标。如果道德主体具备自我选择的能力，他就会自主理性地选择尊重和不干涉的对象范围，促成道德宽容的实现。所以培养人们独立进行行为选择的能力也就是培养人们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与道德宽容的实现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主体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会促使主体对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具有明晰的判断，会成为道德主体从事道德实践的内生动力，同时也会引导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处处为社会、为他人着想，从而使正确的利益意识成为主体自性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道德宽容首先强调的是一种道义责任，只有当道德主体认识到自己对他人和社会所负的义务、责任和使命时，才不会画地为牢，推诿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才能够尊重他人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自由，心甘情愿地让渡或放弃某些权利或权力。综上可知，培养道德个体的主体性意识，关键在于培养道德主体的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责任意识，这将有助于人们把握道德宽容限度和实施道德宽容实践。（二）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人性的多样化使得任何有益目的的实现都必须制度化，道德宽容亦是如此。道德宽容意识的教育可以使道德宽容成为一种可能，但要使这种宽容意识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转化为人们自觉的道德宽容实践，仅有道德意识教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首先，道德宽容教育总是崇高化、理想化的。道德宽容教育所描绘的理想化的人性意识和道德图景虽然可提升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境界，引导和激励现实世界的人们为实现理想的道德宽容愿景而努力，但“劝导”和教育无法让人格各异的人在诸多的掺杂了利益存在的道德选择中保持“崇高”的道德宽容。其次，道德意识教育只有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认可才起作用，它是通过榜样示范、思想劝导、社会舆论等柔性手段和途径来进行的，对那些缺乏较高道德责任感和较坚定的道德信念，破坏、逃避道德建设的人往往无能为力，只能给予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不能保证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并将之真正付诸实践，就必须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使道德宽容得到制度的伦理关怀。为了使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撑和关怀，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种制度安排的伦理环境，这就是制度的伦理关怀。建立允许存在并尊重多元道德体系的制度是道德宽容在更广泛的领域得以实现的保证。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多元道德价值，尊重异己观念、异己价值、异己行为，反对一元道德价值体系。这就从制度内容本身体现出宽容，即容忍差异性、尊重多样性，并反映社会基本的、正义的价值理念。制度内容的正确性需要制度制定程序的严格来保证。这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度的制定者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利益。二是制度制定过程的基调是平等、尊重、协商、对话和讨论。任何组织、群体和个人的粗暴独断甚至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认定道德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与存在性都是行不通的。惩恶扬善是最为朴素而有效的道德准则。制度内容的宽容性和制度程序的正义性保证了制度的内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宽容原则和正义理念。但要真正实现道德宽容，同样需要在这一制度贯彻、践行的过程中把握好惩恶扬善的基本准则。一是扬善，要想扬善，必须报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和满足，才能再接再厉并且示范于社会。所以，对于符合人性和社会要求的道德宽容行为一定要大张旗鼓地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二是惩恶，即对排斥、打击符合正义的价值差异的态度和行为予以制度上的打击和制裁，使其为自己不符合道德宽容的行为付出实质性的代价。扬善是一种携带和引领，是正义和道德的肯定和彰显，它可以促使道德宽容与文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惩恶是一种制止和纠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人们在道德上步入歧途。制度的扬善和惩恶可以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促进个体的道德宽容自觉性的形成，在道德宽容建设中，这两种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一个社会的普遍的道德宽容才有可能形成。

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

倡导道德宽容的最终目的是指导道德宽容实践，在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中彰显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一）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心愿。当今的国际社会呈现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发展极不平衡性两大特点。在此基础上，要想打破固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道德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并非易事。但只要各国、各民族都勇于承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在付出艰辛的努力后，符合世界发展要求的、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秩序就能够建立起来。世界的多样性表现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全方位的差异性，在这样“差异”的世界里建立需要“妥协”甚至“牺牲”的新秩序更需要宽容。因为，只有宽容、尊重、谅解才能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与和平、稳定、发展。但任何宽容和尊重都是有限度和底线的，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绝没有尊重、宽容可言。所以，建立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不但需要各国、各民族以符合现代道德规范的民族宽容心态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还必须打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二）普遍伦理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世界一体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日益明朗，整个世界将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园。在这种大趋势下，业已形成的、历史的处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与原则显然已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格局重组局面下各利益主体的要求，这就从客观上要求重建能够达成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共识的伦理规范与原则，即普遍伦理。当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得普遍性共识的达成极其艰难，它将遭遇到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重重阻拦。利益多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争的事实，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且很难调和；文化多元亦无可否认，而且文化激荡难以消除。因此，要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普遍伦理，就需要以民族利益为主体的利益团体放弃宰制性心态和文化霸权主义心态，适当进行利益“放弃”和文化“妥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平等的准则即采取道德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6］。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共识，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于普遍伦理建立的路径，西方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彼此通过“对话”“商谈”的手段来达成共识。所谓“商谈”就是在不同的道德主体、价值个体之间在没有外力施加影响的前提下进行基于平等的对话、协商、讨论，当然也可以争论甚至论战。商谈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绝不是靠经济甚至军事强势、政治强权来达成商谈对象中部分主体“无奈”状况下的统一，而是相互尊重对方合理正义的权利诉求。同时，商谈的主体还具有广泛性，它可以在不同的道德主体、文化主体之间进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化霸权主义和利益独裁行为。这样，普遍伦理才能够得以建立，道德宽容也才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三）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道德宽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道德宽容的张力得到了积极体现，它不仅有助于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从而倡导民主，增进自由，体现平等。因为构成世界文明的模式（文化、制度、宗教、习俗等）具有多样性，在融合中存在着可控甚或偶尔不可控的“冲突”，在借鉴、竞争的常态中需要文明对话。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且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7］。当然，“趋同”只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种状态，“趋近”才是诉求可行的现实，在“趋近”中必然是“和而不同”。这就要求在文明、文化大互动的进程中保持道德宽容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促进多元文化的激荡、冲突、交汇，进而推动文化的大融合，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当然，道德宽容在当代中国对处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大业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引言

人们关于自身道德观念、道德行为对于社会和人的意义的衡量。它对人们选择道德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每—个道德行为的选择，都出自一定的动机，抱着一定的目的。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道德选择，背后都隐蔽着一定的道德观念、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价值特别是道德行为是由其是否有益于社会的进步，是否能促进人类的精神文明和人类的进步发展来确定的。

二、道德概念分析

道德是在信仰支配下的行为规范。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道德作用的发挥有待于道德功能的全面实施。道德具有调节、认识、教育、导向等功能。与政治、法律、艺术等意识形式有密切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以仁义为基础的道德。“道德”指“道”与“德”的关系。孔子主张:“志于道，据于德。”(《论语•述而》)这里的“道”指理想的人格或社会图景，“德”指立身根据和行为准则。因儒家以仁义为道德的重要内容，故也以仁义道德并称。我们可以把道德活动规定为:是一种特殊的人类主体性活动，是人类主体出于高级的精神需要和道德动机而进行的旨在达到自我———他人或社会完善的实践精神性活动。道德动力的源泉，就是“价值”与“完善”。再回到“知行不一”上，大学生不让座，那是他认为让座没有价值，没有利益;他也认为无助于他的“完善”。或许社会的经验告诉他，钻营、关系、金钱、送礼甚至行贿受贿更有“价值”，更能使他得到“完善”，这样一来，他还会有道德动力么?没有道德动力，他当然就“知行不一”。

三、道德的本质

道德的支撑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言行建立于社会、生活、工作、学习环境之中的。它不同于法律，但它和法律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它们具有内在的联系和功能互补的基础。法律是一种强制措施，与道德相对应，前者是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保证执行的行为规范，是硬措施，后者则是一种自律行为，是软措施。具体说，道德是依照社会公众的舆论导向、长期形成的生活文化习惯、历史传统道德伦理，是受人们长期以来各种文化习俗交融熏染的内在因素。因此，硬性法律与软性道德是互相渗透、相互交融、互相补充、互相维护，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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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宽容的实现

道德宽容的真正实现，需要道德教育的指引与范导，需要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一）教育的指引与范导任何一种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都会以一种强大的、无形的、非秩序的力量深藏于人们的内心世界，内化为一个人的感情、意志、信念，以一个人的品性、意向示现与人，道德宽容亦是如此。心灵的改变最为艰难，某种道德观念要想成为现实的道德力量绝非易事，因为它的实现必须首先“征服”“占据”人们的心灵，从而获得意识上的肯定。因此，道德教化在道德主体的道德养成过程中必不可少，起到了指引与范导的引领作用。道德宽容的理念和原则既不会“胎生”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不会自动根植到人的心灵中生根发芽，它需要在道德主体中反复进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宽容理念教化，才有可能在社会上自觉化、普遍化、共同化。道德宽容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道德主体的三种意识。培养道德主体的价值多样性、差异性意识。道德宽容首先承认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道德宽容的实施主体具备多样性、差异性的主动意识和认知能力。意识决定实践活动，如果道德主体不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会在实践中立己为标杆，以自己的道德意识为中心，干涉别人的道德自由权利，否定别人的价值理念、价值审美、价值选择。道德主体要想具有道德宽容的观念，进而将道德宽容付诸实践，就必须具备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所以，培养一个人的价值差异性、多样性意识就成为其具有道德宽容观念的首要之举。一般而言，应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培养：首先，要让人们明白，价值的差异性、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无法避免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价值追求、宗教理想、道德准则，它们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过程，依赖于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阶段、地理存在、文化传承甚至种族的不同。即使是同一国家、同一地理区域内的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价值观念的追求、宗教信仰的理想等受社会分层、教育程度、性格特征、兴趣爱好、家庭环境、学校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可能整齐划一、绝对同一，而是有差别的。其次，要培养出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还必须要培养人们用理解、宽谅、尊重的姿态理性和融地对待价值选择的差异性、多样性，任何压制、排挤、棒杀价值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做法只可能导致道德滑坡。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增强了人们的平等意识，实际上，主体平等是道德宽容得以存在和实现的重要基础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主体平等，就没有道德宽容。所以，对道德主体进行平等意识的教育也就成为实现道德宽容的必修课程。不具备平等意识的人极易产生两种极端倾向，即盲目性的优势论和习惯性的劣势论［4］。盲目的优势论者往往自视极高，把自己看做最好的，是别人的榜样，对他人一概采取贬低、蔑视的态度，不屑一顾，没有理解、尊重他人的意识，更不会去理解、尊重异己的价值理想和道德实践，这与道德宽容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而习惯性的劣势论者则步入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缺乏自信，自觉矮人三分，习惯于用别人的观念、价值尺度来衡量自己，人云亦云，不具备独立的人格尊严，甚至于成为别人的附庸。这样的人可以容忍别人，但绝不是宽容，因为这种容忍是被动的，缺乏道德自由的底蕴，只能属于道德容忍或道德纵容，不属于道德宽容。所以，只有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加强对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教育，才能消除以上两种不良倾向，逐渐养成人们的道德宽容习惯。一个人只有深刻理解了什么是平等、平等有什么重要意义，才有可能真正地从思想上接受平等，并按照平等的要求去做。所以培养道德主体的平等意识无疑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另外，道德主体所处的社会环境也不容忽视，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将有助于人们平等意识的培养和形成。营造平等的社会氛围首先要从制度、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上体现平等精神；其次要从舆论导向上大力倡导平等精神，创设一种平等的舆论氛围。培养道德主体的主体性意识。道德宽容意识的产生同人们的道德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是分不开的。所谓道德的主体性，是指人们在一定道德情境中对待所面临的道德客体时具有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5］，也就是人们在道德活动中具有主体性意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具有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人们在实施道德选择时往往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和破坏，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道德主体都能及时调节自身的需求和情感，坚定自己的信念，自主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使得道德活动的方法选择、手段使用、过程调控都指向活动的终极目标。如果道德主体具备自我选择的能力，他就会自主理性地选择尊重和不干涉的对象范围，促成道德宽容的实现。所以培养人们独立进行行为选择的能力也就是培养人们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能力，这与道德宽容的实现是密不可分的。第二，主体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利益意识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会促使主体对自身担负的社会责任具有明晰的判断，会成为道德主体从事道德实践的内生动力，同时也会引导道德主体在道德活动中处处为社会、为他人着想，从而使正确的利益意识成为主体自性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道德宽容首先强调的是一种道义责任，只有当道德主体认识到自己对他人和社会所负的义务、责任和使命时，才不会画地为牢，推诿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才能够尊重他人的权利，不干涉他人的自由，心甘情愿地让渡或放弃某些权利或权力。综上可知，培养道德个体的主体性意识，关键在于培养道德主体的自主选择的意识和责任意识，这将有助于人们把握道德宽容限度和实施道德宽容实践。（二）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人性的多样化使得任何有益目的的实现都必须制度化，道德宽容亦是如此。道德宽容意识的教育可以使道德宽容成为一种可能，但要使这种宽容意识真正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转化为人们自觉的道德宽容实践，仅有道德意识教育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首先，道德宽容教育总是崇高化、理想化的。道德宽容教育所描绘的理想化的人性意识和道德图景虽然可提升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境界，引导和激励现实世界的人们为实现理想的道德宽容愿景而努力，但“劝导”和教育无法让人格各异的人在诸多的掺杂了利益存在的道德选择中保持“崇高”的道德宽容。其次，道德意识教育只有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接受和认可才起作用，它是通过榜样示范、思想劝导、社会舆论等柔性手段和途径来进行的，对那些缺乏较高道德责任感和较坚定的道德信念，破坏、逃避道德建设的人往往无能为力，只能给予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不能保证社会道德规范的共同遵守。因此，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宽容意识并将之真正付诸实践，就必须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强化制度的规约与支持，使道德宽容得到制度的伦理关怀。为了使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的养成得到制度力量的支撑和关怀，就必须为道德建设提供一种制度安排的伦理环境，这就是制度的伦理关怀。建立允许存在并尊重多元道德体系的制度是道德宽容在更广泛的领域得以实现的保证。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尊重多元道德价值，尊重异己观念、异己价值、异己行为，反对一元道德价值体系。这就从制度内容本身体现出宽容，即容忍差异性、尊重多样性，并反映社会基本的、正义的价值理念。制度内容的正确性需要制度制定程序的严格来保证。这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制度的制定者要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社会群体大多数的利益。二是制度制定过程的基调是平等、尊重、协商、对话和讨论。任何组织、群体和个人的粗暴独断甚至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认定道德价值体系的合理性与存在性都是行不通的。惩恶扬善是最为朴素而有效的道德准则。制度内容的宽容性和制度程序的正义性保证了制度的内容和制定程序符合宽容原则和正义理念。但要真正实现道德宽容，同样需要在这一制度贯彻、践行的过程中把握好惩恶扬善的基本准则。一是扬善，要想扬善，必须报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得到了物质和精神上的认可和满足，才能再接再厉并且示范于社会。所以，对于符合人性和社会要求的道德宽容行为一定要大张旗鼓地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和鼓励；二是惩恶，即对排斥、打击符合正义的价值差异的态度和行为予以制度上的打击和制裁，使其为自己不符合道德宽容的行为付出实质性的代价。扬善是一种携带和引领，是正义和道德的肯定和彰显，它可以促使道德宽容与文明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旋律；惩恶是一种制止和纠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人们在道德上步入歧途。制度的扬善和惩恶可以在人之本性的基础上促进个体的道德宽容自觉性的形成，在道德宽容建设中，这两种功能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备了制度的合理安排，一个社会的普遍的道德宽容才有可能形成。

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

倡导道德宽容的最终目的是指导道德宽容实践，在解决道德领域的问题中彰显道德宽容的现代价值。（一）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心愿。当今的国际社会呈现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发展极不平衡性两大特点。在此基础上，要想打破固有的国际政治、经济、道德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并非易事。但只要各国、各民族都勇于承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宽容，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在付出艰辛的努力后，符合世界发展要求的、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秩序就能够建立起来。世界的多样性表现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全方位的差异性，在这样“差异”的世界里建立需要“妥协”甚至“牺牲”的新秩序更需要宽容。因为，只有宽容、尊重、谅解才能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与和平、稳定、发展。但任何宽容和尊重都是有限度和底线的，那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以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绝没有尊重、宽容可言。所以，建立公正、合理、正义的国际新秩序不但需要各国、各民族以符合现代道德规范的民族宽容心态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还必须打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二）普遍伦理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世界一体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日益明朗，整个世界将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大家园。在这种大趋势下，业已形成的、历史的处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关系的伦理规范与原则显然已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格局重组局面下各利益主体的要求，这就从客观上要求重建能够达成最低限度的普遍性共识的伦理规范与原则，即普遍伦理。当然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使得普遍性共识的达成极其艰难，它将遭遇到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等因素的重重阻拦。利益多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争的事实，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且很难调和；文化多元亦无可否认，而且文化激荡难以消除。因此，要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普遍伦理，就需要以民族利益为主体的利益团体放弃宰制性心态和文化霸权主义心态，适当进行利益“放弃”和文化“妥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平等的准则即采取道德宽容的态度去理解、尊重其他国家和民族［6］。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成共识，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关于普遍伦理建立的路径，西方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了商谈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彼此通过“对话”“商谈”的手段来达成共识。所谓“商谈”就是在不同的道德主体、价值个体之间在没有外力施加影响的前提下进行基于平等的对话、协商、讨论，当然也可以争论甚至论战。商谈的这种特质决定了它绝不是靠经济甚至军事强势、政治强权来达成商谈对象中部分主体“无奈”状况下的统一，而是相互尊重对方合理正义的权利诉求。同时，商谈的主体还具有广泛性，它可以在不同的道德主体、文化主体之间进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化霸权主义和利益独裁行为。这样，普遍伦理才能够得以建立，道德宽容也才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三）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道德宽容道德宽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道德宽容的张力得到了积极体现，它不仅有助于社会个体成员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共同价值理念，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促进多元文化的良性互动，从而倡导民主，增进自由，体现平等。因为构成世界文明的模式（文化、制度、宗教、习俗等）具有多样性，在融合中存在着可控甚或偶尔不可控的“冲突”，在借鉴、竞争的常态中需要文明对话。文明对话不仅是各种文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且是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与观照的方式［7］。当然，“趋同”只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一种状态，“趋近”才是诉求可行的现实，在“趋近”中必然是“和而不同”。这就要求在文明、文化大互动的进程中保持道德宽容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促进多元文化的激荡、冲突、交汇，进而推动文化的大融合，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的文化和思想基础。当然，道德宽容在当代中国对处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推动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维护祖国的统一大业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道德教育的两种类型

或许是与道德的两种类型相应，古今中外普遍存在两种类型的道德教育：第一种是道德规范教育或道德品质教育（或称品德教育、德性教育、美德教育、品格教育等）。由于道德规范教育在字面上就容易使人联想到是把外在的道德规范灌输与强加给学生，所以人们一般很反感，而主张品（美）德教育。第二种道德教育的具体形式和名称也多种多样，如：道德知识教育、知性德育、认知德育、理性德育、思维德育、价值澄清教育、智慧德育等（两种道德教育也可以分别概括为“德”的教育和“道”的教育）。毫无疑问，两种道德教育都是人类所需要的，各有自己的作用、价值，但也各自存在局限、不足。

（一）品（美）德教育、“德”的教育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如果要存在、稳定，其成员必须具备一些最低限度的品德，遵守一些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否则，社会就会动荡、混乱。品德教育在这里面的作用与功能是巨大的，其价值是不容质疑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在理性德育兴盛一段时期之后，传统的品德教育又开始回归。例如在美国，“品格教育成为今日美国公共学校最具前瞻性和最流行的道德教育形式。”它存在几大局限与不足：（1）人类社会的美德很多，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美德不断产生，因此“美德袋”越来越大，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而且，哪些美德是基础的、普适的，哪些不是，并没有客观的标准。（2）品德究竟能不能教？这个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至今也没有科学的答案。（3）品德教育如果说在方法与途径上可以避免灌输的话，那么在意图与目的上则很难避免灌输。柯尔伯格指出：“使这种传统的道德教育发生效果就是使它的反民主反宪法性质暴露得更为明显。”美国当代著名德育专家纳什教授也指出：美德教育培育的是“一种依从性道德”，“就好的方面而言，依从性道德支持尊重、责任、自律……就坏的方面而言，依从性道德会助长顺从、从众和温顺”。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信仰自由、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与尊严的时代，每个人有自己的发展自由。所以教育不能把教育者选定的所谓品德在没有经过学生理性自决的情况下教给学生。（4）最为重要的是，品德的属性是中性的，各种坏人、违法犯罪分子、恐怖分子身上也可以具有各种所谓的品德或美德。例如：坏人身上也可能具有勤奋、严谨、节制、勇敢、意志等美德。因此，品德可能对他人或社会带来危害。这一点早已为人们所注意。例如，《论语·阳货》指出：“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苏格拉底指出：对于节制、正义、勇敢等美德，“你不认为它们既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吗？拿勇敢来说，不谨慎的自信就是鲁莽。无理性的自信对人有害。”康德指出：“聪慧、机智、判断力以及心灵的其他才能，不管你如何称谓它们，或者作为气质上的特质的胆识、果断以及坚韧，毫无疑问，在许多方面都是善的并且令人想望。然而，如果要运用这些天赋才能和这些在特有性状上被称为品质的意志，不是善的话，则这些天赋才能和品质也可能变得极其恶劣而且有害”；例如节制有度、自我克制、冷静思虑等，“若不以善的意志为原则，这些特质也可能变成极端的恶，一个恶徒的沉着冷静，比起没有这一特质来，不但更加危险，而且在我们看来，也更为可憎。”当代美国著名伦理学家麦金太尔也指出：“勇敢有时支持非正义，忠诚使杀人成性的侵略者更肆无忌惮，慷慨有时削弱了行善的能力”，“当一种忠诚指向一个方向，另一种忠诚指向另一个方向时，悲剧冲突也有可能发生。”（5）节制、勇敢、诚实、廉洁、忠孝、仁爱等品德或道德规范只是道德的各种具体形式或表现、现象，不是道德的根本。正如《道德经》第18章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38章还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因此，片面地强调与追求品德教育，不过是舍本逐末，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扬汤止沸，没有多大作用。由于品德教育存在的种种不足，第二种道德教育应运而生。实际上，在那些大教育家的道德教育中，两种道德教育是结合在一起的，而更重视后者。

（二）知性德育、道的教育第二种道德教育有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形式与能力方面，强调道德认识、道德思维、道德推理、道德判断、道德选择、理智、智慧等的培养。例如柯尔伯格就认为：“我们……把道德教育看成是对道德发展的促进而不是直接传授一些固定的道德准则。……促进道德发展是以促进儿童的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为基础的。”霍尔、戴维斯也认为：“道德教育并不是对于做正当事情的教育，而是指道德思维的性质和作出决定的技巧和能力方面的教育。”威尔逊提出的“道德思维的直接教学”也属于道德理性教育，他指出：道德教育与科学教育或古典教育相似，“都是在某一特定的思维方式上或生活领域中的教育”。二是重视内容与实质方面，强调道德知识、道德理论、道德真理、道德规律等的学习和掌握。当然，知性德育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一直存在许多问题：第一，或者偏重于形式与能力方面（如西方），或者偏重于内容与实质方面（如当今我国）；第二，偏重形式与能力的认知德育或理性德育，在理论认识或实践中都没有上升到培养道德智慧的高度，对道德智慧重视不够。第三，由于伦理学一直没有为人们提供科学的道德知识、道德理论，没有发现多少道德真理和道德规律，加上其他各种原因，偏重于内容的道德知识教育往往沦为道德信息教育、道德教条教育、道德命令教育等“关于道德知识”的教育，或关于具体的道德规范、品德的名称、概念之类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教育，在方法与途径上普遍存在灌输、死记硬背、训练、题海战术应付考试等现象。因此，知识德育在当代我国遭到了人们普遍地批判。但是，知性德育或道的教育的作用与价值却是毋庸质疑的。它是对人们在道德方面的启蒙与解放，使人从道德必然王国进入道德自由王国，能够培养个体道德的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培养道德智慧，实现道德上的觉解，甚至能够培养人们的道德维护能力与道德建设能力。那么，抛弃第一类道德教育，直接对学生实施第二类道德教育，可以吗？回答是否定的。第一，对于年幼学生来说，由于其一般认知能力还没有发展起来，因此不可能培养其道德认知能力，也就不可能理解和掌握道德知识、道德真理。第二，对于年龄较大（如对大学生）却缺乏第一类道德教育的人，即便成功对他们进行了第二类道德教育，由于他们从小错过了道德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期，没有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缺乏道德品质与道德实践能力，因此在遭遇道德情境时，他们虽然努力想要做出道德行为，但却显得很笨拙、反应不够敏捷，甚至出于好心而把事情做糟。

（三）两种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我国古代的教育基本上是道德教育，包括两大层次：小学和大学，没有中学。那么，小学的道德教育与大学的道德教育有什么根本差别？大体上可以认为：小学道德教育应以第一类道德教育为主，大学道德教育应以第二类道德教育为主。朱熹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提出了“小学学其事，大学学其理”的观点：“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所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现代教育一般划分为三个层次：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那么，两种道德教育在层次上的关系就应当是：小学以第一类道德教育为主，第二类道德教育为次；大学以第二类道德教育为主，第一类道德教育为次；中学则二者兼重，是小学与大学之间的过渡类型。两类道德教育之间的区别不仅仅是层次上的，更有性质上的差别。在当代西方，道德教育属于价值教育的一个部分。因此，就出现了“道德价值教育”这一概念。道德科学教育的提出，必将产生深远的意义。它可以回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全面发展及其教育问题时，为什么没有提出德育。马克思指出：“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第一，智育。第二，体育……第三，技术教育……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马克思并非偶然忽略了德育。实际上，他甚至反对道德教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灭。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施蒂纳却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在阶级社会，对人民的道德教育就是对人民的思想与精神的控制与奴役；而在劳动人民内部，根本利益的一致、合乎人性的人际关系等，自然而然会产生道德，人们也自然会自觉地遵守道德。因此，道德教育是多余的。例如，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对英国的部分纺织工人进行深入调查之后就发现，虽然他们没有受过什么学校教育，但是“他们极其虔诚、受人尊敬，过着正直而又平静的生活”；工人们和附近的农民、乡绅一样，“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人，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使人过不道德生活的诱因。”显然，马克思反对的只是道德价值教育。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自然科学昂首阔步得到大发展，各人文社会科学也正在兴起，这其中就包括道德科学。因此，道德科学如果作为一门科学进入学校教育，列入课程表，想必马克思是绝不会反对的。

二、道德教育的两大目标：培养“守道德的人”和“懂道德的人”

一、文化自信夯实道德建设的价值基石

坚持文化自信，加强道德建设，应强化文化自信的认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p33)显然，文化自信具有密切联系的三层内容，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它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开拓了我们文化自信的深厚泉源，奠定着道德建设的价值基石。阐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3]可见，道德建设离不开文化自信这个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力量的推动。历史表明，无数炎黄先贤恪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创建了辉映全球的华夏道德，使文明古国同时成为礼仪之邦。中华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充盈着道德理性大智慧：庄子的“天人合一”阐明了自然界“天地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规范了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伦理原则及为人处世的起码美德，管仲的“忠孝节义”表述了健康人品的基本准则，王充的“仁、义、礼、智、信”夯实了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道德基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更孕育着求真务实、崇学向善、勤劳勇敢、开拓创新、牺牲奉献的道德因子。诸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意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向善品质，“讲求实事、不尚空谈”的务实风气，“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舍身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恢廓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以及各种卓越的伦理著述等，都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奠定了重要的道德基石，也为中华文明诠释出高尚的道德价值内涵，为人类历史发展特别是道德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力量。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文化自信更加自觉和全方位展开，以此为基础的道德建设如火如荼，彰显出自身独特的神韵与魅力。现当代中国，坚持文化自信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成果丰硕，最耀眼、最核心者是革命、建设、改革途程中创造与展现出的一系列道德精神。共产党人为完成救亡图存历史使命，以开天辟地、牺牲奉献的大无畏精神，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带领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一个落后挨打、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天换地，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迈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康庄大道，亿万群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品质获得了新的时代跃迁。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大放异彩；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熠熠生辉。它们同我们党所创立的先进文化相伴随，离不开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确引领。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4]新时代里，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民族复兴进程的加快，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铸魂强基工程的全面推进，诚信中国、品质中国、品格中国、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等从不同角度与层面愈益彰显出道德建设的崭新风貌，提供了加强道德建设最科学最直接的民族先进文化的价值引领。实践表明，坚持文化自信引领道德养成，是道德建设的价值前提条件。文化自信成为人们重视、学习、了解、发扬与推广本民族道德的内在动力，从根本上促进着道德建设的健康开展；文化自信有利于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对道德要求的践行，使本民族与国家独具的道德生活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同时，文化自信对中华文化内在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持久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打造出科学对待传统道德的鉴别力，以自觉把握和适应文化与道德建设发展规律。多次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5]今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党中央领导人民紧张有序投入抗疫斗争，目前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两个多月来的不懈奋战，为社会安宁和人民康乐，既有冲锋在前的医护人员，也有忠于职守的基层工作者和社区保安，还有疾驰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员与外卖小哥。同心战疫，共克时艰，深化了家人感情，拉近了社区、乡邻、个人间距离，极大增强了民族的道德凝聚力。2020年3月10日，在武汉视察时赞扬说：“大家夜以继日、不辞辛劳、默默付出，悉心为群众服务，为遏制疫情扩散蔓延、保障群众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武汉党员、干部不怕牺牲、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6]4月4日庚子年清明节全国下半旗，各族人民一起深切悼念为抗击肺炎疫情牺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首都北京参加活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国家以最高规格的祭奠向英烈哀悼，人民以最深的怀念为逝者送行。慎终追远，这庄严肃穆的仪式，寄托着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昭示着慨然前行的奋发之志，夯实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道德底蕴，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赞许。许多外国政要及友好人士真诚表达了哀悼和支持，伊朗驻华使馆在微博中发文：“中国以国之名祭奠肺炎遇难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对个体尊严与生命的尊重与敬畏，也读懂了14亿中国人集体情感释放背后的团结与力量。”[7]显然，坚持文化自信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仅要克服盲目的文化自负与不当的文化自卑，还要挖掘和继承好民族文化传统，与时俱进促使优秀道德因子发扬光大，为加强新时代道德建设发挥出巨大的价值引领。

二、文化自信彰显道德建设的价值取向

价值论揭示，价值取向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决定人们的利益选择，为其提供行动方向。我们党坚持文化自信价值基石，决定其提倡的道德建设出发点及落脚点均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发展。唯物史观阐明，利益本质上表征为社会关系范畴，是人类一切活动之原动力，显示出主体需要同满足需要的客体之间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p187)无论是认识或改造自然及社会，人们都直接或间接为谋取一定之利益，获得与改善自己生存、发展的条件。因此，“人类的实践就是不断创造利益、检验利益和享用利益的过程，并在这个永恒过程中与自然界、社会群体、个体之间产生种种关系，实际地创造和享用某种物质与精神利益，并在处理与协调这些社会关系中显现自己特有的价值取向，衍生出一定群体乃至社会大力提倡与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导向。”[9](pp11-12)党的性质与宗旨表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正是我们党产生和发展的党性原则，凸显出鲜明的价值目标。以高度文化自信为基础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彰显出我们党为人民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伟大价值取向。文化自信为正确处理群己关系确立基本道德价值准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智慧，“义利相间、以义为先”“和气生财、善解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宽以待人、厚德载物”等文化底蕴渗透到道德建设理念中，成为人际交往谨慎克制欲望和尊重他人意愿的现代阐释，转化为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及群体关系的道德价值准则。张岱年先生指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问题，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是价值观的核心问题”。[10](p482)从价值观上认真解决群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指导人们实践中把握正确的价值取向、进行公允的价值评价、采取有利的价值行动，为道德建设提供了正确的主体尺度。还要看到，价值取向关联着社会关系，涉及人的本质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18)社会由个人组成，群体与个体相互依存，其利益紧密联结、共同促进。显然，价值取向必然衍化为奉献精神与利益原则的关系问题，即坚持群体诉求和个体诉求相统一，需要道德建设坚持集体主义的主导价值取向。报告强调：“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1](p34)只有在道德建设中使人们言行同社会发展要求一致，才能实现闪光的人生价值。在抗击肺炎战斗中，全国4万多名医务工作者火速驰援湖北武汉等重灾区，许多人除夕之夜团圆饭来不及吃背起行囊就出发，两个多月的“连轴转”涌现了无数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家为社会的感人事迹。2020年3月10日，专程到武汉视察时深情地说：“广大医务工作者坚韧不拔、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展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12]，称赞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这也是对所有正确处理群己关系、确立基本道德价值准则者的崇高褒奖。文化自信为维护国家稳定与繁荣发展高扬爱国价值观。爱国主义历来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及全国人民道德建设共同价值支柱。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爱国”作为公民最根本的做人标准和道德情操，同“敬业、诚信、友善”一起成为个人价值准则，也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与基本要素。从道德层面讲，爱国是公民应自觉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新华月报》1949年创刊号上题词时，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作为“国民公德”明确提了出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坚持与时俱进。2001年9月，党中央颁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2006年10月，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2013年12月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对个人行为层面凝练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把“爱国”置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首位。报告要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1](pp34-35)这都为新时代坚持文化自信，不断培育爱国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指导。可以说，五千多年华夏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品格——家国情怀，宛如一条柔韧的纽带，将个人成长、家庭发展与国家兴旺紧密相连，高扬着对国家与家庭共同体的认同、热爱、奉献与担当，成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心理基础和爱国情感产生的伦理前提。这次抗击肺炎战斗，海内外炎黄子孙同仇敌忾，捐款捐物，以各种途径聚集起战疫的磅礴力量。国内许多学校还开展以“向逆行者致敬”“在战‘疫’中成长”“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活动，通过征文、绘画、手抄报、录制小视频等形式多元化地开展防疫宣传，引导学生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延展了爱国价值观在“落实、落细、落小”中的现实化维度。文化自信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贯彻现实道德价值旨归。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道德建设的现实价值旨归。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比存在很大差距，生产力总体水平相对落后，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还不高，发展也很不平衡。但是，我们党提出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不仅体现了对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也体现了对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相当长历史过程的深刻认知。新时代，坚持文化自信加强道德建设，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多次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常怀忧民、爱民、惠民之心，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稳定等民生问题，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3](p86)今年自疫情发生以来的两个多月里，的战“疫”日程满满当当：10多次密集召开中央高层会议，4次亲赴一线考察调研，与40多位外国政要及国际组织领导人通过各种渠道密切沟通，介绍“中国经验”，阐述“中国主张”，提出“中国倡议”……他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说：“1月20日，我专门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同时强调：“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14]在这场关乎全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关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战的“两个战场”中，党中央领导各级政府始终将“百姓”与“民生”放在重要位置，多管齐下构筑起全方位保障防线，不仅彰显我国以民为本的制度优势，也为提振民众信心、共克时艰，全面打赢“双线战役”具体贯彻着现实道德价值旨归。

三、文化自信拓展道德建设的价值实践

文化自信在奠定道德建设价值基石和彰显价值取向的同时，积极拓展着道德建设的价值实践。几十年来，我们党一贯要求弘扬传统美德，搞好继承转化，提升个人道德素质，借用梁启超的话讲“重点还是私德”。多次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15]坚持文化自信加强道德建设，必须人人讲道德、守道德，既使公德不废，更重私德养成。文化自信注重从严自律以强化道德修养价值。古人十分讲究“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将“修德”放在首位，做人做事做官第一位是崇德修身，合理性因素值得肯定。人民群众特别是党员、干部涵养品德的路径很多，总原则是按照新时代“有品德”要求搞好修身立德，达到“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实践中坚持文化自信进行自我修养，具体表现为两个紧密联系的维度。一是内向维度：实现道德内化。即个体在社会化活动中通过学习、选择与价值认同，将外在的主流道德目标、价值观、道德规范与行为方式等，转化为自身内在的行为准则与价值目标，形成良好的个体道德素质。道德内化的形成，也是个体道德心理诸要素相互作用、道德品质整合之过程。二是外向维度，转为行动指导。内在道德素质一经养成，个体就会凭借这一精神要义从自我完善的角度，排除种种干扰，自觉进行道德规范行为，外化为正确的道德实践，即变他律为自律，完成他律与自律的有机结合。两个维度现实统一，达到“慎独慎微”，有“君子人格”之风。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16](p133)“慎微”则指坚持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多次指出：“‘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各级干部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带头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努力营造良好从政环境。”[17]显然，要达到慎独慎微的高洁境界，必须练就严格的律己能力。许多人特别是党员、干部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这种能力，在违法乱纪中成了罪人。强调：“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时。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同时，还得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踏踏实实修好公德、私德，学会劳动、学会勤俭，学会感恩、学会助人，学会谦让、学会宽容，学会自省、学会自律。”[18]实践中修养品德，必须模范遵守基本道德规范，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党员、干部更要走在前列、做好表率，努力做一个人格伟大、道德高尚之人。文化自信培植修养定力以提升道德情操价值。坚持文化自信修养品德应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品德情操要求变成个人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理念。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先后来到宁波、湖州、杭州等地，深入港口、企业、农村、生态湿地等，就统筹推进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行调研。他指出：“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要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19]实际上要求党组织和干部在实践中，应努力做到“情”“心”“力”的结合，不断提升道德情操。不过，道德情操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必须长期坚持、培植定力。“定力”为禅语，是佛法之中枢，也是修行之关键。“有定力者，正念坚固、心地清净，不随物流、不为境转，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假象难惑、名利难诱，定学修持到一定程度自然开慧。”[20](p21)党中央明确要求：“坚持‘三严三实’，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充分利用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性教育基地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和熏陶，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拒腐定力。”[21]可见，道德定力是人们在锤炼做人为官优良品行中具有的坚定不移决心与矢志不移信念。换言之，人们根据要求一旦确定好自身修养德行计划，实践中就要处变不惊，强权不屈，遇腐不乱，财色不迷，始终恪守养德目标不动摇，在名、利等诱惑面前潜静涵养道德定力，达到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强调：“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礼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22]这不仅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对一切有志于坚持文化自信加强道德品质修养者的共性嘱托。我们一定要管住个人爱好，严肃私德，培养健康生活情趣，净化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防止成为坏人“围猎”的对象。这样才能用文化自信高尚的道德情操之笔，绘写出新时代的多彩人生。文化自信倡导知行合一以完善道德人格价值。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坚持文化自信加强道德建设，既要化知识为“德性”，还要化知识为“德行”，在现实化中知行合一。《论语•宪问》中孔子特地告诫学生：“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倡扬学以致用、知行统一的“真君子”，厌恶知行脱节、流于空谈的“假道学”。大到考量国际与社会，小到比照单位和个人，在商业、外交、文化乃至人情往来活动中，知行统一、言行一致都是基本的价值标准和要求，核心是讲“诚信”，恪守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对当代中国公民来说，实践知行合一，是培育正确道德价值观的根本路径。要求人们：“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22]在文化自信基础上达到知行合一，对进一步完善道德人格有重要价值。“人格”一词来自拉丁文persona（面具）。旧时舞台上演员大都戴有某种特殊面具，显示剧中人物角色与身分，使其既有呈现于外给观众明确印象之面目，又有经遮盖存在某些不能显露的自我特质。显然，人格即个性，是人类个体做人的内在素质、综合性品格。当代健康人格应是在思想道德、心理素质、智能结构及行为方式上，都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凸显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时代风貌。对党员、干部来说，应成为自尊自律、知行合一的道德楷模，自觉克服“假大空”等不正之风，切实摒弃“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二元人格，以良好的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在夯实文化自信基础上升华好道德人格的实践价值。2020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抗疫工作时指出：“要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而不是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来给基层增加负担、消耗基层干部的抗疫精力。要在斗争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对那些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对那些工作不投入、不深入的干部，对那些不会干、不能干的干部，要及时问责，问题严重的要就地免职。”[14]战“疫”期间，在有关会议上多次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积极完善矛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机制，及时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现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他还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要求教育引导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积极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并在3月底视察浙江安吉等地的讲话中反复加以重申，为坚持知行合一、推动工作落实提供了科学指导。

论文关键词：博客价值多元化社会责任感

论文摘要：博客现象是近年来全球互联网文化领域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平等话语权，促进了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共存”，更使得多元化的价值观日渐形成。但博客也导致了一些例如社会责任感淡化，利用博客漫骂、攻击他人，暴露他人隐私等道德问题的出现。对于博客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加以充分利用和发展，而对于负面的影响我们应给予正确引导和规范。

道德价值观是人的价值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主体根据自己的道德需要对各种社会现象是否具有道德价值做出判断时所持有的内在尺度，是人们处理社会、家庭、职业与自身深层利益关系的价值准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博客成为当前网络交流平台中最新、影响力最大的新媒体。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方式因为博客在中国地快速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也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产生影响。

“博客中国(Blogehina)”于2002年8月率先引入博客理念。2005年底中国大陆博客注册用户已突破1000万新华网北京2007年1月l0日专电，中国互联网协会1013的(2007中国互联网调查报告》称，中国的博客数量已经高达2080万。作为私人性和公共性的有效结合，博客绝不仅仅是纯粹个人思想的表达和日常琐事的记录，它所提供的内容可以用来进行交流和为他人提供帮助，是可以包容整个互联网的，具有极高的共享精神和价值。例如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事件和刚刚在中国发生的5·1汶川大地震等事件，博客们都以最快速、最真实的优势，向人们传播事件的最新消息。

针对博客对人们道德价值观的影响这一问题，本文以写博客或者阅读博客的网民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22份，回收20o份，回收率91％，问卷有效率为100％。同时选择新浪博客、博客中国、中国博客、老年博客网等网站作为观察点，进行长期的网络观察，认为博客对道德价值观产生了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一、博客对道德价值观的正面影响

中华道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历史长河中所凝聚成的许多优秀思想和精神，不仅在古代曾经哺育了无数英雄豪杰和仁人志士，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

中华文明素称礼仪文明，中华道德与中华文明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方面造就了中华道德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华道德的历史复杂性。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承认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受封建****制度的制约，具有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比如“三纲”之说、“三从”之论等等。但同时我们更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千万不能因为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许多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一味地否定甚至放弃中华道德。这是因为，其一，任何一个民族道德的更新发展都不可能割断本民族的道德历史，其二，中华道德虽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更有支撑起民族正气和脊梁的优秀思想和精神。所以笔者以为，一味地否定甚至放弃中华道德，我们这个民族当代道德的发展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讲，撇开中华道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梳理其优秀传统就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人的价值，注重人格的尊严。孔子说，天地之行人为贵，就是说在天地之间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孟子则进一步指出，因为人人都有良知，所以也就都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这个内在价值不是别人给予的，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内在价值的内容就是人的道德意识。正因为人有道德意识，人与禽兽就区别开来了，人就具备了独特的内在价值，人也就有了做人的尊严。孟子有两句名言，一是“所欲有甚于生者”[1](P475)，意指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更宝贵的，这就是人格尊严；二是“所恶有甚于死者”[1](P475)，意指我所厌恶的有比死亡还更厉害的，这就是丧失人格。这两句话正是肯定人的价值和注重人格尊严的表现。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注重，是中华道德优秀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一优秀传统的熏陶下，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这就是一方面强调要把自己当人来看，要学会自爱自尊自重，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从而开发人的价值，赢得做人的尊严；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刻刻注意把别人当人看，要做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也就是要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道德传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点，是中华道德的一个基本特色。

第二，强调为民族、为国家的整体主义理念。所谓整体，就是民族和国家；所谓整体主义，就是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并服务于民族和国家。正因为中华道德强调整体主义理念，就形成了顾全大局、乐于奉献、公而忘私、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历代传颂的“国耳忘家，公而忘私”[2](P4)、“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4](P105)等至理名言，就是对这一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示。正是在中华道德整体主义的优秀传统的熏陶下，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顾全大局、乐于奉献的仁人志士，从而使得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虽历经无数次内忧和外患，但始终能够一次次获得新生，走向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

第三，强调以义为上，重视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即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私利与公利的关系。中华道德从来就不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据《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据朱熹的解释，之所以要“富之”，乃因为“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1](P208-209)中华道德一方面不简单地否定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感到，如果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全然不受任何约束和引导，那势必会造成现实的利益关系的恶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道德提出了以义为上的重要思想。孟子的一段话充分反映了这一主张：“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P475)以义为上的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基本要义：其一，利必须要受义的制约。追求物质生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P138)，因此必须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其二，求利要符合义的规范。为什么求利要符合义的规范呢？这是因为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满足是人人都有的欲望，欲固不可禁，但假若人人各顺其欲，现实的利益关系势必恶化，所以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1](P98)亦即要求人们在求利的过程中要符合义的规范，这样才能人人各得其利。其三，反对一味追求私利，提倡将求利的欲望升华到谋民利、国利、天下利的高度。正因为中华道德强调以义为上，因而形成了中华民族见利思义的优秀品质，在经济生活中讲道德，成为家

摘要：近年来，社会上频发一系列僭越底线道德的事件，同时又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开始质疑追求高标道德的传统。在这样的状况下，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重新得到审视。毫无疑问，道德教育不仅要教育人们守住底线，还要引领人们实现超越、走向崇高。在这两种价值的博弈之中，应实现理想人格与现实目标的统一，确保道德规范与道德信仰的适切，促进价值引领与体验实践的结合，构建个体良善与社会至善的良性社会生态。

关键词：底线道德；高标道德；坚守；融通

当我们以道德的眼光观察社会时，我们不难发现，媒体频繁使用“突破道德底线”来形容一些“耸人听闻”的公共事件；同时，各种各样的“道德楷模”借助媒体推广进入公众视野。一方面是底线模糊，一方面又是楷模跌出，这种令人困惑的“差距”缘何产生？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在这个急速变化的转型社会，该如何坚守道德底线、树立道德高标？接下来，我们就从分析现实困境入手，以实现两种取向价值的融通。

一、现实困境：底线的僭越和高标的质疑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也随之得到极大的改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岁月已经不复存在，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一面，中国正大踏步地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光明前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增强，但是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受西方多元价值观的影响，社会的风气变得更加功利化和浮躁，这种缺乏理性的浮躁心态已经演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充斥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1]，甚至连最为需要用理性与沉稳的思考来做研究的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弄虚作假的现象，使得人们对道德现状充满忧思。1.底线的僭越——道德“滑坡”。“滑坡”是指事物的水平“从上到下”，或事物的质量较之前有所降低。道德“滑坡”就是道德从一个较高的水平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其在现实生活层面的真实形态就是社会底线道德的日渐突破[2]。2008年大地震中的“范跑跑”事件，在人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社会上兴起对师德底线的大讨论。仅时隔三年，广东佛山发生了两岁女童小悦悦遭汽车碾压、18名路人漠然旁观的事件，整个社会舆论哗然，面对幼小生命的垂危，经过的路人竟选择冷漠无视，无人上前救助，“小悦悦事件”以女童小悦悦的医治无效去世画上句号，悲剧结局触动人心，许多舆论不再是抽象的道德思辨，而是以人之常情常理去审度，引发了公众对道德滑坡的焦虑，许多声音不约而同地表达对道德冷漠的批判、痛恨。社会中僭越底线道德的风气如同一种恶性流感蔓延到学校中，诸如校园暴力事件的频发、校园性骚扰事件的爆出以及最近的演员学术抄袭造假事件等。学校本应是社会中的道德净土，如今也发生了这些恶性事件，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面对这些道德失范现象，“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俨然演变成为人们对当今社会表达一种无奈情绪的主观宣泄[3]。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迫使人们开始对社会道德的现状重新审视，并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热切的期待，它同时也警示我们，必须重视局部的“滑坡”状态，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防止其危及全局。2.高标的质疑——道德“虚无”。由于西方多元价值观的涌入，中国传统一元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多种多样的观念涌喷，这种价值多元不可通约的衍生结果就是价值标尺的缺然。面对底线僭越产生的道德滑坡，人们开始质疑道德追求至善的传统，认为现代社会不应沉湎于过去陈旧古板的道德传统。同时，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好人没好报的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该不该舍己救人的争议，少数人道德情感麻木，道德意志缺失，动摇了对于高标道德的传统信仰，从而出现了道德虚无的声音。道德“虚无”指的就是人们道德信仰的一种空虚的精神状态，其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彼亦—是非，此亦—是非”的现象。道德虚无主义意味着对高尚道德的排斥，通过对道德的重新书写使得道德信仰被彻底废黜，道德标准的消解是虚无主义拒斥的后果。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促使人们产生对于传统圣贤道德的质疑、对至善至美道德的否定，在他们看来过去那些至高至善的道德理想在现在成为人们的道德重负和道德枷锁。底线的僭越和高标的质疑产生了社会上的道德危机现象，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与道德相关的词语，诸如道德沦丧、道德绑架等成为人们描述当前道德现状的常用词语。面对接踵而至的道德失范现象，人们不禁要反思当下道德危机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人们将视线投向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党的报告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期望通过学校这一社会中的净化器来重新找回失落的道德良善。底线和高标在道德教育中对应的恰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教育一直以来就有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强调基于底线进行底线道德教育，指向合格公民的培养；另一种，则是侧重用高标道德去教育学生，以美德陶冶人的品性。在这两种不同声音的影响下，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重新得到审视。

二、取向博弈：道德教育的两种价值取向

一、现代性: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真实

启蒙运动以降，凭借祛魅后理性的“大胆使用”、对人世俗世界的解放以及对人的自由的眷顾，现代性逐步获得了拓展的合法性、合理性和人们的内心认同。现代化理论的开拓者帕森斯(T．Parsons)认为:西欧的理性化是现代社会唯一的源头。西欧经过以启蒙运动为标志的理性化洗礼，出现了西欧的现代性，而这个理性过程是有方向性的过程，不是随意性的过程，而且这个理性化过程具有“普世性”意义。他甚至充满乐观地预示，西方的现代化必然会由西方世界向全球扩张，到了21世纪，或更加久远的时间里，现代化会成为世界的主要趋势，最终实现他所言说的现代性社会的完成①。帕森斯的预言不无道理。“理性与自由是西方启蒙运动倡导的核心价值观”②。理性成为现代性前进的原初动力，它开启了人类的智慧之光，凭借此种光辉，人们创造了“盛大”的物质世界。自由成了现代人追求的精神曙光，它们把人从天国的世界里解放出来，不仅归还了人的荣光，而且让人在世俗的世界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和身体满足。现代人在“理性”与“自由”的现代性气质中品味着人性解放后带来的直观真切的快乐。现代性的优越性在辉煌的器物繁荣与现代人自由解放的生活方式之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检阅。理性直接推动了现代科技呈几何级的增长。现代人理性的觉解，开启了人对自然物理世界的探究和规律性把握。在理性的观照下，科学世界日臻丰富和完善，大自然的神秘性不再，桀骜不驯的浩瀚宇宙也被人类洞开。现代人依靠科学理性的武装成功地以自己的意志造就着属于自己的世界。科学理性迅速与技术理性、经济理性联盟，现代社会空前地技术化、数字化，现代经济规模空前增长，琳琅满目的商品成了科技制成的最有说服力的结晶。现代人充分地享受着商品社会和市场社会带给人们的便利、富足、快感和幸福。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在科技促成的繁荣世界里越来越凸显着它卓越的品格。解放性激活了现代人对知识的渴望。理性的大胆使用与人的思想解放相辅相成。理性的大胆使用，思想禁锢的解放，推动了人们对工具性知识的渴求。知识具有求真的基本性格，在知识的视野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魅惑人心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可知的。在主客二分的两个世界里，现代人作为主体性的宰制者，对客体性的周遭世界进行了有效地认识和把握。各种自然知识、社会知识、人文知识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现代人越生成知识就越需要知识，知识世界成为了现代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向往，知识人最受人尊敬。人们表现出对知识的膜拜性渴望。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因其对效率时代的突出贡献，对物理世界的有效控制，对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积极助推，越来越成为炽热和风靡的宠儿，“学好数理化”曾经作为一个时代的口号，令几代人为之痴狂。总之，解放理性让知识成为另一种“神圣”，使现代人找到了新的自信。自由性确立了现代人对事实占有的合法性。自由作为现代性挺进的最具号召力的气质，一开始就得到了人们心向往之的积极响应，甚至为了自由可以舍弃生命与爱情。现代性所倡导的自由，不仅是精神上的自由释放和心理慰藉，也是身体上的自由满足和器物的自由获得。个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享受对器物等事实物的占有。在自由性的鼓励与感召下，现代人对事实的占有与获取具备了完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所以，现代性高举理性、解放、自由的旗帜，拓殖了科技、知识与事实的广阔天地，汇聚了时间与空间上的无上荣光，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主流社会形态。因此，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事实上，现代性及其社会都已经成为不得不承认与面对的现实。然而，现代人在品享现代性硕果的同时，却难掩内心的焦灼。现代性带来的成就正变得越来越荒诞，除了人们要支付高昂的或显在或潜在的代价来弥补得不偿失的发展成就之外，最关键的是人们无以弥补内在人格的分裂、信仰世界的空匮、精神寄寓的迷离、人际信任的流逝等。道德空气的稀薄正在使人们越来越质疑“现代文明”到底是何种文明、为谁的文明?现代性的灿烂辉煌为何在这个结点上让人产生了恐慌与不满呢?

二、荒诞的割裂:挣脱道德规约的现代社会生活

事实上的恐慌与不满，与几种荒诞的学理割裂与相隔有关。首先是科技与“灵魂”的割裂。理性主导的科技至上是现代社会得以迅捷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科技从来都不只是理性的，它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不仅是对周遭世界的真的把握，更应该是在文明的道德、人格、精神的引导下，以人类的福祉为最核心、最原初的价值诉求，指向人类进步的崇高之善境。其实，这也是科学的道德元素，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社会关怀的融合。“凡是出类拔萃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把人格、道德、精神放在第一位的。道德、精神、善是导向。不讲善，真何以导向?!”③爱因斯坦在评价居里夫人时讲:“第一流人物对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更大”④。缺失道德作为灵魂的科学就必然陷入不道德的、无信仰的伪科学，也就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理性自酿的危机与风险。“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科学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期望和价值判断．．．．．．，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也是危险的”⑤。而事实上，遭受异化的现代科技理性变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剔除道德的元素、越来越远离人类的终极福祉，也越来越抽离人文、泯灭情感、陷入荒诞。这种科技的迅猛发展伴随着对人类社会不负责任的戕害和对自然环境的豪取掠夺。科技失却灵魂，就失却了道德规约，就会给人类带来无限风险性焦灼和隐忧。现代人对企业家不讲良心、对商家不讲诚信的愤怒与无奈、对工业污染的深恶痛绝、对核弹的高度恐惧、对能源枯竭的高度紧张等等，都是这种焦灼和隐忧的具体表现。其次是知识与德性的割裂。理性演化成知识是现代性的突出标志。知识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已经成为真实的际遇。被奉为圭臬的知识将现代人置入精致的数字化、计算化、精准化与效率化的生活方式之中。但是，这种奉为显学的知识主要是指科学知识，是排斥了人的元素的抽象知识。它在物理世界里积极拓殖，在自然世界里深度开掘，唯独没有将人的价值世界反思、人内心的道德定律、人的情感世界眷顾与认同、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等作为探究和引领的主题。这样的知识在逻辑与抽象的狭隘空间里按照自己的轨迹演绎，即使与人融合，也是条块状、分割化地存在。它已经不再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知识即美德”，因为在苏氏那里，知识最主要的是关涉人的知识、关涉人自省、自查、自反、自知的知识。现代知识与人的相隔也导致知识与德性的割裂。现代知识只教人“如何生存”而不教人“为何生活”。真正的人的知识被湮没在狂澜般的无德的知识之中，没有自省，也没有自知。“苏格拉底的教诲异化了。无德的知识承诺了人的幸福计算，‘有知’‘无德’成了发展方向”⑥。知识的道德阙如，必然导致知识的信马由缰。人们只关注对世界“是什么”的追问，而漠视了对世界“为什么是”的省思。“无德”知识的癫狂，必然会带来人们内心的困厄，为什么知识的丰富没有解决人类的灾难、没有给人带来心里的宁静、没有让人与人之间得到充分的信任与包容?再次是事实与价值的割裂。鼓励对事实的占有，对事功性事物的获得是激活人开拓进取的原初动力。个体对事实占有的合法化是现代性解放品性的重要体现。不过，这种事实性占有还需要有价值的规约与考量，事实与价值之间必须建立既相互通融又相互眷顾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体的事实性占有既要考虑到与自我共在的他者的占有，还要考虑到自我占有的限度，不能无限地向自然与他者攫取。考虑到事实占有过程中的他者、限度与方向，是价值与事实融合的桥梁。而异化的现代性之所以导致人们欲望的不可遏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为地将事实与价值割裂了。自我作为事实占有的目的不再照顾他者，不再考虑限度，也失却了方向的有效思虑和引导，在无限度占有中陷入人与人之间悖论地存在。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现代社会人们普遍感觉到的一种道德生活的悖论情形是，一方面公共生活的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人们之间的交流却越来越困难”⑦。这无疑是价值缺失于事实造成的后果。其实正如尼布尔所言:“康德关于必须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当作手段的准则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理性的伦理准则”⑧，如果这种目的仅限于无价值规约的狭隘的自我，没有任何让渡的事实占有，必然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不信任、相互算计和自我价值观的迷惘、困厄与颓废。科技背叛了灵魂、知识抽离了德性、事实脱离了价值，现性就挣脱了道德的规约，野蛮、自负又没有澄明的方向，“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⑨就成为现代性不得不面对的又一真实后果。现代人对现代性事实与学理上的恐慌与不满就因此无法排遣。而道德传播的方式与其存在的社会背景及其理解与思维方式紧密相关，“道德不可能不传递所积累的道德经验(由社会传递给集体，由集体传给个人，由个人传给个人，由上代传给下代等)，所以，它取决于社会交往的条件、社会舆论发生作用的方法，取决于现有的以传播关于准则和价值的观念的沟通思想的手段”⑩。现性挣脱了道德的规约，作为道德传播主流方式的道德教育也必然遭致了某种程度的异化与畸变。德育的“科技化、知识化、事实化”都在违背着“以德化人”的本质属性与目的。那么，如果我们改变道德的传播方式，在道德教育过程中试图规避与消弭上述割裂，是否会有益于现代社会秩序的整饬、有益于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引领、有益于现代人幸福感受的获得呢?

三、道德教育:现代性境遇下的自我救赎

道德教育遭遇了“非道德的”现性的宰制与戕异，偏颇与失衡便在所难免。道德教育必须首先实现对自我的救赎方能担承使命。规避和消弭上述割裂是道德教育实现救赎的逻辑前提和基本路径。道德教育应为科学嵌入灵魂。无论在科学求真的精神品质上，还是在科学的方法论、科学内容、科学思维范式上，都应当嵌入它的灵魂———即一切科学的发展应当为着人类福祉的考量，应当具有道德、人格与精神的价值导向。所以科学嵌入道德元素才能找到灵魂寄托。“道德与科学不同，它不是单纯地给人提供客体本身的知识，而是使人理解他周围的文化价值”瑏瑡。因此，科学围绕人的价值、以人的终极福祉为准绳才算是找到了它自己的灵魂。早在上世纪80年代，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就写道:“必须学会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平衡起来”，“应该在新技术中加入高情感的因素”瑏瑢。道德教育不能走向纯粹的科技理性，不能被冰冷的数据和机械的数理逻辑束缚。道德教育要善于激活科学哲学沉思的勇气，在科学生成与传播的过程中，追加最基本的人伦情思，让科学以及做科学研究的人积淀基本的道德素养，具备为人、为人的未来福祉负责的基本道德担当。所以，道德教育自身不能科技化，更不能商业化、消费化、经营化，也不能用科技的内容与方式来框定道德教育的模式。不仅道德教育自身不能科技化，道德教育还要借助于科学灵魂的发现，来实现对人的心灵的触动与引领，让人包括科学人在内，都能得到道德的润泽与启蒙。道德教育为知识融入美德。美德是否可以以知识的形式融入到人的内在结构之中，即美德是否可教?如果是美德以作为人的知识，即涉及到人的价值、情感与精神的本体性知识是可教的，而这种教化的过程恰恰正是人的美德生成过程。苏格拉底对智者派的批判，主要是嫌智者派把道德排除在知识之外了，认为他们既败坏了道德，也败坏了知识。苏氏理解的知识不仅是追问“是什么”的求真，也是追问“应是什么”的求善，是二者内在的相互砥砺和监督，任何一方的独立都会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缄默”或“暴政”。现如今知识脱离道德而存在，不仅是知识对道德的挤占与暴政，还造成道德的缄默和人的对自身生成境遇之思的终结。知识的繁荣并没有带来人对自身和生活的意义之思的深邃和满足。因此，拯救现代人对生存意义的焦灼、对自我与他者共在的恐慌与防备、对自然遭侵占后报复的恐惧与惊怵，必然要自现代人接受道德教育始，就在知识之中融入道德的元素，以知储智、以知养善。所以，道德教育过程，应该是将美德融入知识并开启人的智慧、提升人的善良意志的过程，在“道德要求中包括这样的知识，它转化为内心的命令，它从情感上承认某种行为的必需性”瑏瑣。道德教育要让人在受到知识教化的同时，也能够得到内心的启迪、对生命的感悟、对周围世界价值的追问等。道德教育为事实圆融价值。现代性鼓励人们通过事实的占有来激起更大的社会参与热情。事实性占有的直观性、实在性、当下性与功利性，随即点燃了人们的原始动力，也助推了人们欲望的一发不可收拾。其实，不是所有事实都可以占为己有。必须有价值判断的涉入、价值参照的鉴别、价值方向的定位，否则无区别、无让渡、无限度的事实性占有，必然会导致社会的无序和人内心的恐慌与混乱。对事实与价值之间是否能够圆融统一的争论由来已久。不证自明的是事实占有的自由必须要有价值尺度的规约。“自由之所以是一种崇高的价值，乃是因为如果理性是处于物质的和心理的强制之下，它就不可能真正起作用”瑏瑤。所以，对事实之真的把握，必然要有对价值之善的权衡。道德教育要让每一个参与者明白，一个人的存在和对事实的占有，必须考虑到与自己共在的他者和他者对事实获得的合法性。道德的价值不仅陶冶自我的内在涵养，还在于为人与人和谐共处提供内心的约束和参照。所以，道德教育有必要在一开始就为事实圆融价值的元素，事实置于价值的检视之下，不至于为了事实性占有而陷入狂野的纷争和精神的虚无。道德教育不与各种割裂妥协方能实现救赎，也才能匡正道德教育的本真，发挥自身的价值，履行自身的使命。那么，现代性境域下道德教育到底应该担承何种使命呢?这不仅是对道德教育的本体追问，也是对它的价值沉思，是必要的追问与沉思。

道德既是协调利益关系的约束性规范，也是人们探索、认知、完善自我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在生产实践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中，人们凭借理性选择了有道德的生活和行为，从而更好地实现自利与互利，并推进社会共同理想的实现。另一方面，道德有时也体现为律己向善的天性，成为人们履行人生角色、完成道德使命、完善升华自我的内在力量。道德之于人类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道德教育则承载着科学认知自我及世界本性、优化公序良俗、凝聚社会共识、参与社会实践等重要使命。

一、道德和道德教育

道德是一种实践活动、一种秩序规范，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关于道德的起源，历史上出现过神启论、心源论（天赋论）、情感欲望论等诸多观点。马克思主义学说认为，道德起源于社会生产劳动，这一观点突显了道德的实践性。在社会斗争、利益冲突的淬炼中，道德逐步成为护航人类社会演进的重要文化创设，它通过意志、舆论、观念的限制或激励，达到协调利益关系、规范行为实践之目的。因此，道德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道德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价值理念等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道德的限制性不言而喻，但是它对人类社会来说，并非自缚天性的精神枷锁，相反，道德是通过柔性的规范来追求个体与社会的完善。因此，道德在本质上是人类对自身的肯定，是一种向好向善的力量。或者说，道德是人类通过必要的约束来帮助自己。这份约束的背后，则是对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积极追求。甚至有道德的生活本身，也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之一。正因为如此，无论哪种社会形态、哪种政治制度，都对道德和道德教育投以高度关切。事实上，在东西方各种文明谱系中，道德一直是古今圣贤哲人乐此不疲的研究领域，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类整体的社会理想托付给了道德。古希腊城邦时期的美德伦理、中世纪的宗教伦理、近现代西方基于契约论形成的商业伦理、中国儒家的心性美德伦理、礼仪规范伦理、理学伦理、心学伦理，乃至今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历史长河中重要的文明成果。虽然价值向度和文化气质的不同会导致道德内涵、道德标准的差异，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往往也相去甚远，但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却有趋同性，那就是：人应当有道德地生活，道德是保障社会稳定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公共机制。正如康德所主张的，人不仅要灵性地存在，而且要有尊严地存在，人是有理性的，理性让人选择了道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使人真正成为目的，获得独特的价值尊严。[1]既然道德是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道德教育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环。道德教育担负着形塑品质、指导实践、协调利益等重要使命，成为人类认知自我、发展智慧、实现尊严、和谐互利、传衍文化的必要条件。

二、道德教育的公共价值

1.认知层面：科学认知自我。道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驱动力。道德的生发、培育、凝练、内化和践行都离不开对人性的认知。“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德尔斐神庙的铭言，被苏格拉底奉为毕生的课题。关心自身正是道德和道德教育的出发点。首先，对人性的理解是道德养成的基石，道德反过来又使人性得以完善和升华。如果说人的欲望是河水，道德则是堤坝，其目的是控制和疏导河水，避免欲望的任性妄为。因此，道德可以看作是人类的自我塑造——既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式的自我激扬，也包括对人性幽暗面的警惕与扼制。《荀子•礼论》提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正是因为人能够认识人性的复杂，才会萌生以道德止恶扬善的思想与实践。古往今来，“德治”是许多人的社会理想，和“霸道”或法治比起来，德治更具有根本性和普泛性，它不需要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启动军队、警察、监狱等强制力量，也不需要复杂的管理程序，而是依靠内心的力量使人自觉地趋向善。实现德治的前提即是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并以合理的道德标准、道德观念引领实践。以礼让为例，与不择手段的争抢相比，显然后者能更快更直接地实现行为利益目标。但是人与动物的分殊在于，人能够对自身本性有所觉知，并对行为加以调节控制。人会考虑他人的情绪体验、舆论评价；会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加以权衡；会以价值观来调节行为方式，乐于成为符合自身道德标准的人。道德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人性这片土壤，没有对人性的深刻认知，一切道德都是空中楼阁。激励倡导或约束节制都是基于对人性的信心而进行的自我完善。同时，道德也积极作用于人性，引导人们在更高的层次上遇见更美好的自己。正如《伦理学的邀请》一书在封面所强调的：伦理学的唯一目的是努力提升自身。[2]其次，道德教育有助于个体与他者、与世界的和谐统一，形成良性的人我关系、群己关系。道德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从汉字解析的角度，“伦”和“德”都涉及人与他人的关系。在“伦理”“伦常”等词汇中，“伦”本身就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德”以“彳”为偏旁，意味着“德”和多人相关，追求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这也意味着“德”是公共领域重要的精神机制。人类理想社会的一些关键词，如公正、正义、平等、秩序、规则、合作、和平等等，每个词里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芒。如学者所言，“人类之所以需要道德，是因为道德具有帮助人更好地认识社会现实，调节人我关系、群己关系，激励人不断向上，使人能够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和谐的发展等多种功能”。[3]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德不孤，必有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近悦远来”等等，都体现了对人我关系、群己关系的深刻思考，体现了看重关系和谐、看重公共利益的价值向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人的本质寓于社会关系，就需要在个性与共性、自利与互利之间达成平衡。在处理人我关系、群己关系的过程中，道德成为必要的协调与规范。为了实现自利与互利，人们学会了以同理心对他人的处境与情绪感同身受，以忍耐宽容对自身的心理行为施以积极控制，即使在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仍能抑制冲动、抵御诱惑，以理性的方式趋近长远目标，以互利的方式保障个体利益。有学者提出，自我控制是道德行为之本[4]，是人在社会关系中习得的重要生存智慧。2.实践层面：干预社会实践。实践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石，离开实践，人类将一事无成。实践既是道德的起点，也是道德的终点。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研究，深深植根于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实践还是道德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社会实践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善与恶、公与私、正义与邪恶、诚信与谎言、道义与利益等道德问题交织其间，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道德的普泛性、经常性和重要性。道德一方面依赖于实践，另一方面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历史演进中表现出富有韧性的持守和传衍功能，因此，道德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与文化惯性。比如，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已走进历史，但封建的道德不会立即消亡，而要延续相当长的时期。道德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它对实践具有反作用，它能够通过价值尺度、思维观念、社会风气等方式，凝聚共识、选择方向、辨别分析，从而对实践产生引领、调节、评判等作用。道德虽然不具有强制力，但却在无形之中不断表明对实践的态度，并努力把心灵引导到它所推崇的价值理念之中。虽然以道德的一己之力并不能从根本上左右实践的方向和进程，但不容否认，道德是历史合力的重要因素。道德之于实践，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呈现为积极作为的姿态，柔性但却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人生理念。干预实践一直是道德无须言说的目标，其作用的方式往往呈现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道德的内化与外化正是道德教育的永恒主题。道德教育不仅要激发善念，“把灵魂引导到真理”，同时更要引导人们把真理转化为实践。不仅要看见善、懂得善，更要德育论衡追求善、践行善，把善落实到行动和细节。与专业技术教育不同的是，道德教育不仅仅存在于课堂，也不仅仅存在于求学时段，而是弥散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持续为整个的漫长人生。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五年寒窗固然能培养出工程师，但学会做人，则需要一辈子。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关于道德教育的思考和体悟，《论语》的“见贤思齐”“吾日三省吾身”，《孟子》的“求诸己”“自反”“身正”，都是道德的自我塑造。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儒家还倡导积极作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5]修心修身是起点、是基础、是路径，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应用、是实践、是目标。道德对于实践的积极作为，体现了人对世界的主体关系，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和发展。3.社会层面：凝聚社会共识。道德不仅是个人修为，更是国家大事。道德共识是关涉立国价值的思想基石。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受制于经济关系的变化，往往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阶级性。在人类历史上，一切道德体系的进退消长，无不植根于经济基础。比如，封建社会的道德，其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其目的是维护具有差序格局分明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成为不幸和奴役的实用法典。[6]当时代的车轮驶入现代，公平、平等逐步成为价值共识之后，维护等级差序的道德规范必然要淡出历史舞台。《独立宣言》中一句“人人生而平等”，不仅为美国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也为国家的独立与振兴提供了观念力量。同时，它也集中体现了新道德的价值尊严。崭新的道德体系犹如灯塔，照亮了历史的航程。道德体系的更新不是非此即彼、一蹴而就的，往往有传承、有保留、有创新、有淘汰。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道德失范、信仰迷失、文化混乱的现象。如何直面道德乱象、确立核心价值、凝聚社会共识，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至关重要的课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把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党的十八大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和道德理想。这两项重要举措，不失为我国在社会转型期破解文化焦虑、超越既有体系、更新道德内涵的理论探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三个层面十二个词的背后，是中华民族对原有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重新审视，是面向世界放眼未来的创新与突破，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顺应社会潮流的理论探索。其间，既有对自身传统文化资源的珍视与尊重，也有对其他价值谱系的吸收与借鉴。当然，道德的内涵发展没有止境，只要生产实践在不断发展，道德体系必然随之更新完善。只有经过历史与实践的砥砺，才能形成具有独特文化气质和价值向度的道德体系。但就现阶段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道德教育的基本遵循。它回答了“需要什么人”和“培养什么人”的根本问题。

三、道德教育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