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底线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黎卫金工作单位：闽江学院思政部

重视底线道德建设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

基础上，适应中国社会现实要求而提出来的克服国民伦理道德素质的本源性缺陷，必须加强底线道德建设。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素以崇尚伦理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过，我们的传统伦理主要以家庭、家族为核心和基础，因而“私德”显得相对完整和发达，而“公德”则未得到充分发育和发展。就是在这样的伦理背景中，我们启动了现代化，这样，在飞速发展的转型社会里，一方面“公德”———公共生活伦理的建设无可避免的出现滞后，另一方面“私德”———以私人关系、亲情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伦理规范未经任何“创造性的转化”而直接进入了“公德”的领域、代替公德发挥“作用”。这就是今人伦理道德素质的本源性深层缺陷。只有克服这种国民伦理道德素质的本源性缺陷，加强底线道德建设，才能减少并进一步遏制坑骗、假冒、贪污、行贿、巧取豪夺、权力寻租、腐败等等行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市场秩序，必须加强底线道德建设。市场经济使人们之间的交往逐渐增多，这就要求一种起码的为全社会所有人都能奉行的道德规范来维持市场秩序。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提出、为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所发挥的观点：要在市场和其他任何领域中建立起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必须认可社会中存在的共同的规范标准。这种共同的标准是什么呢?应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能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和遵循的“普遍化”原则。这种道德规范标准必定是底线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通的人们不会无边地做好事，只要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他就是一个好公民，一个道德的人，这就必然使诚实守信、平等互利等基本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凸现出来。促使人们的道德境界从道德义务走向道德崇高，必须加强底线道德建设。底线道德是人们力所能及且必须恪守的基础的道德要求，它体现为人们对种种不可回避的道德义务的履行。相对于底线道德而言，高尚的道德是人们基于高度自觉之上成就高尚人道德格，达到崇高道德境界。践履高尚的道德要求，行为者由此会得到社会舆论的赞赏，从而获得一种道德自豪感和成就感；而履行基本的道德义务，这是行为者的应尽之份。义务的道德是高尚的道德的基础，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在能自觉自愿地履行道德义务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尚的道德追求。当然，高尚的道德是义务的道德的灵魂，人们对道德的需求不应只局限于履行基本的道德义务上，而应在确实履行道德义务的基础上逐步在道德层次上跨越新的台阶。

底线道德的基本规定和价值尺度

义务———底线道德要求的基本规定道德义务，是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在道德上应尽的责任。不管个人是否意识到，客观上都必然要对社会或他人尽义务。一般说来，人一生下来就被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及其相应的道德氛围中，这种道德氛围作为社会道德的客观表现形式，对个体来说，是既定的、先在的、不依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必须首先学习、接受和适应它，方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群体的认同，参与社会生活，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底线道德是个体首先面临的客观存在的社会要求，是个体不可回避的道德义务。当然，由于个体自觉程度的不一样，他们履行道德义务的态度也并非一致。有的人把履行道德义务作为完善自己道德境界的基础，自觉自愿地去履行；有的人自觉程度不够，但迫于社会和公众的压力，在大部分场合能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有的人则唯我独尊、无视他人，这种人一旦危害、侵犯了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就理所当然要受到谴责甚至惩罚。公正———底线道德权利义务分配的价值尺度什么是公正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公正就是为一定的道德体系所认可的对社会成员之权利和义务的恰当分配。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公正就是道德的起点和基础，无公正便无道德可言，正如前苏联哲学家图加林诺夫所说，“公正可以称为最低限度的善。”公正原则表明的是人与人之间一种相互对待的方式，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待时应对双方利益进行合理考虑，每个人都应当把其他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看成同自己的利益同等重要，不应以任何借口擅自侵犯和损害他人的利益。公正作为道德的基础，它并不对个人提出道德上的高标准，并不一味要求个人自我克制或自我牺牲，它只要求个人在发展自己时不要有损于社会和他人，只要求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有悖于义务和权利相一致的原则。然而仅此就可以使个人在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能出于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考虑而进行自我克制。因而符合公正原则要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除了正当的以外，也可能是高尚的，但不会是不合理、不道德的。

所谓道德底线，就是守卫人的最基本的尊严、良知的最低防线，也就是使人不至于堕落为禽兽的那条最后防线。每一种文明都必须具有道德底线，只有这样的道德底线存在，才能防止人的集体性道德犯罪与无意识全面堕落。在一种文化形态中，人如果偶发疯狂的不道德行为，那么一般不是这种文化的罪过，但是，如果这种文化形态能够容忍那些违反人道泯灭人性的行为长期的发生、进行，甚至成为一种非人的制度、习惯，而且这种文化形态不但没有发出抗议的声音与排斥的行动，反而业已将这些非人的制度、习惯融入自身，人们不再以罪恶为罪恶，不再以非人为非人，不再以羞耻为羞耻，那么这种文化一定在某些方面出现重大的缺陷。

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缺陷就是道德底线的缺失。在中国哲学里，道德底线几乎被推到人性的至高点。孟子就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杨朱主张“为我”，墨子主张“兼爱”，都被孟子斥为“禽兽”，孟子心目中的“人”，也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底线，就是人和他人，包括“君”、“父”的伦理关系。虽然“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一旦不尊君重父，就同于禽兽。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里，儒家哲学对传统文化起了无可替代的支配性作用，可以说，儒家哲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然而，孔子喋喋不休的宣扬“仁者爱人”，孟子不遗余力的传播仁政德治，他们的理论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上看，并没有造成一种真正有人文气息，真正尊重人、爱护人的制度与习惯，反而使“仁义道德”变成泛道德主义，造成一批假道学的横行。这种文化缺乏一条起码的道德底线，也就是制止残暴无人道的事情发生甚至形成制度、习惯的那种内在的文化力量。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于五千年文明史，津津乐道于“四大发明”，直到今天，这些话语仍然被毕恭毕敬的写进历史教科书，让下一代享受意淫的快感。然而，“四大发明”无论如何伟大，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这个“孔”生出来的东西，所以火药被拿来做鞭炮吓鬼，指南针用于罗盘捉鬼，造纸术和印刷术则大用于佛经印刷。倒是这些东西传播到西方，不久就显出无穷的威力来。说到底，“四大发明”不是科学精神的产物，而是生活经验的造品。我们的传统有两大“不文明”，说“不文明”，是因为这两者都体现了野蛮的丛林社会的特征，而且，它们的残酷性不但没有被中国的仁义道德所批判、摧毁，反而在仁义道德的文化土壤中存在了千百年，成为社会制度、习惯。更可怕的是，这些非人的制度习惯在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侵入了文化的机体，甚至已经构成中国人传统品格的一个部分，这两大突出的“不文明”就是太监与小脚。

在春秋战国以前，殉葬是普遍的事情，如果没有生人殉葬，则以人样的“俑”殉葬。孔子对这种现象表示了他的愤怒，他曾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咒骂那些搞以俑殉葬的人绝种。但是从秦汉开始，宦官就已经出现在历史舞台，甚至已经走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沿，却从未有人对阉割制度表示愤怒。阉割，从很早就已经开始形成制度，历史久远时期的阉割情况已经很难找到详实的记载，但是近古的阉割，多少留下一些令人读之颤栗的文字。阉割太监的地方叫“蚕室”，《二刻拍案惊奇》记载，“因是阉割的见不得风，故引入内里密室之中，古人所云‘下蚕室’正是此意。”“蚕室”，一个多么诗意的名字。而“阉割”的雅称则叫“净身”，不熟悉中国文化奥妙的人很难想象到，如果我们说“到蚕室去净身”是何等的恐怖！中国人向来喜欢在血淋淋的现实前面冠上一些美妙无比趣味无穷的名字——即如人肉，宋代文人庄绰在《鸡肋编》中谈到，儿童的肉叫做“和骨烂”，是最鲜美的，因为儿童肉在煮烂后，可以连骨头一起全部吃掉。而年轻女子的肉则被称为“不羡羊”，意思是比羊肉更鲜美。男人的肉被叫作“烧把火”，意为烧不烂，是人肉中最不好吃的。而对人肉的通称则是“两脚羊”。——于是即便是阉割、吃人，照样在冠冕堂皇的名下进行。

清朝的阉割，有特定的手术师，称为“刀儿匠”。手术之前，先绑好手脚、腰，以防阉割过程中动作过大，无法完成手术甚至流血过多而死。手术前要吃臭大麻，吃到脑袋恍恍惚惚，肉皮发胀发麻。手术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割开一道口子，把睾丸挤出来，这时被割者会奇痛无比，唯一的止痛措施就是把猪苦胆劈成两片贴在球囊两边。第二步是“割势”，也就是割掉人鞭。要用锋利的刀一刀切去，创口插一根大麦杆类似的东西，接着一连几天忍饥挨饿，直到拔掉那跟管子，小便如常，才算阉割成功。整一部中国历史的所有太监都是为皇帝而产生，所有的毫无人道、泯灭人性的阉割与自阉，都是为了服务一个人，那就是皇帝。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的残酷性，就在于整个国家的所有能量都被调动起来满足一个人的随心所欲的需求，他完全可以挟风雷，发闪电，可以仁慈如父母，同时可以阴毒如世仇。在这种政治体制下，人民的生命不再是生命，而是机器，是附属于君主，可以任由使唤的机器。所以才会产生一个专门经过残忍的酷刑的折磨以换回皇帝一人的放心驱使的太监集团。阉割是生理上的，更是心理上的。经过阉割的太监，往往有更多的接近皇帝、讨好皇帝的机会，所以也有掌握大权的机会。而一旦掌握了实际权力，太监便会把他们的心理阴暗一面疯狂的发泄出来。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时代往往就是太监掌握大权的时代，东汉的“十常侍”、明朝的魏忠贤等等，他们一旦位极人臣，那种由生理缺陷引发的心理畸形就会以非常的手段表现出来，他们往往把世人作为仇敌，无所不用其极的发泄他们的畸形心理。中国历史上很多文化人饱尝太监的迫害，但是他们控诉的对象都是直接指向“某阉”，魏忠贤叫“魏阉”，就是没有人控诉那种把正常人变成太监的制度。

另一种反人性而且长期存在的现象是妇女缠足。缠足的起源，一般认为在南唐李煜统治时期。南宋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一书中记载，南唐主李煜有一宫女，曾以帛缠足，使其纤纤如新月，“回旋有凌云之态”，从此缠足开始流行。19世纪，一个西方人布莱森夫人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的儿童生活》，其中记述了中国的妇女裹脚：“裹脚时先将带子的一端放在足背下，然后缠住四个小脚趾，裹到脚底下，用另外一根绳子将脚后跟与拇脚趾拉紧靠近，在脚底下留个缺口。缠完时，带子的头就被牢牢地压住，这样过一两个星期。此外还要不时地更换新带子，但动作要迅速，否则的话，血液会在失去知觉的脚内重新流通，那痛疼是无法忍受的。”（见《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现在我们不难找到缠足之后的小脚的照片，还有小脚的X光照片。缠足就是把四个脚趾都缠进脚板下面，活生生的把脚缠成尖削形。给小脚女人准备的鞋子，都是畸形的尖头小鞋。太监的阉割是为皇帝而阉割，女人的缠足则是为男人而缠足，女人的缠足，就是为了满足男人的驾驭心理与畸形的审美心理。而承载着中国文化传承的使命的中国古代文人，大多数并没有对这种非人的社会陋习表示不快，相反，他们往往怀着一种畸形的审美眼光，从毒瘤中发现艳若桃花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赞美过“小头鞋履窄衣裳，天宝末年时世妆”。清代的李渔则更加猥亵地赞美小脚：“瘦欲无形越看越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为了男人地“用之在日”与“用之在夜”，便教整个民族千百年的妇女从六七岁开始忍受裹脚这种非人的折磨——仿佛妇女天生就是来给男人“用”的——而这些以道为使命而自得的文化人，居然大多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只有极少数人对缠足曾发出过抗议的声音，清朝张宗法在《三农纪》中从人道主义儒学的角度批评裹脚的恶习：“人赋鸿濛，万物皆备于一身，得天地之气生，受四时之法成。然贵贱虽殊，其宝命一也。仁者补之，尤恐招损，今俗尚缠足，堪伤天地之本元，自害人生之德流，而后世不福不寿，皆因先天有戕，此语可为智者道也。”然而他对此也无法阻止，只是开了一张药方以减轻裹脚的痛苦。裹脚的陋习，直到清朝灭亡，才逐渐消失。

“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每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是做官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为我们在当前形势下明辨是非，区别善恶，分清美丑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树起新的榜样。

从近几年一些党政干部违法违纪，直至走上严重犯罪道路的案件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不少干部所以沦落为犯罪分子，都和他们不知荣辱有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荣辱观，而不同的荣辱观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孔繁森、任常霞等一批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始终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万事民为先，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相反，胡长清、成克杰等腐败分子，把手中的权力视为特权，把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背弃了党的宗旨，丧失了党性原则，完全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如果荣辱观出了偏差，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就不能按照人民的意愿办事，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就必然导致滥用权力。当前，在党员干部队伍中的确存在着一些“不以为耻”，甚至“以耻为荣”的现象：有的不以钻营跑官为耻，反以跑官为荣，认为自己有本事、有能力；有的不以贪为耻，反以给人办事、收钱收物为荣，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有的不以搞假数字、假汇报为耻，反以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为荣，认为自己政绩突出等等。存在这些荣辱不知的观念和行为，恰恰表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不知荣辱正是腐败的源头，势必导致私欲膨胀，最终跌入腐败的深渊。现实生活的实践告诉我们：知荣才能高尚，知耻才能得廉，不知荣辱，难以为官。

“八荣八耻”不仅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和做官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更是鉴定真假党员干部的标准。人品官德看端行。共产党的“官”不论“品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应该有官居“九品”，责尽十分的精神。我们每个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八荣八耻”，以“八荣八耻”为镜子、为标尺，认真照一照，量一量，看看自己是真是假，是否合格。要坚持从我做起，以廉政勤政为荣，以腐败堕落为耻，做当荣之事，拒为耻之行，做一名知荣辱、干实事的党员干部。(2005.5.11)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了文学批评双方(批评家与创作者)的道德底线问题，认为在目前比较混乱的批评现状下，求真务实，并注重作为批评家应有的职业素养应该是批评家言说的基本职业道德；同时，作为被批评的对象，文学创作者也要以正确的态度面对批评，井提供健康的批评环境。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学批评双方道德底线

文学批评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一个时代出现的优秀批评家往往是屈指可数，较之优秀的作家，数量很不成比例。但他们却对文学的健康发展做了贡献。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就很有一些艺术素养高、敢于直言的，并颇有学术造诣的批评家，比如茅盾、胡风、李长之、李健吾等等。但近20年以来随着社会市场化、商品化的急剧推进，文学的大幅度边缘化，很大一部分批评家耐不住寂寞，经不住诱惑，也开始急剧地蜕化，红包评论、炒作评论、人情评论等纷纷登场。而面对纷至沓来，良莠不齐的种种评论，文学创作者(其中不乏一些文学大家)似乎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应有的豁达心态。针对文学批评界出现了这种道德下滑现象，笔者想谈谈文学批评双方的道德底线问题。

1批评家的道德底线

首先，文学批评应该建立存文学文本的基础之上，而不是针对作者。当代文学批评经常针对的是当代的作家及其作品，所以对批评家来说，就有了许多外在的压力或诱惑。作为一位严肃的文学批评家，该如何作为?

我们一定要守住一个先定原则：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当然，这只是前提，任何公民都无权对另一位公民进行人身攻击。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各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情况，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政策文件，今年初又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这不仅是从制度层面遏制腐败，规范廉洁从政行为，也是着眼于解决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问题。

所谓领导干部道德底线，就是廉洁从政最低的限度、最起码的准则和最基本的要求，是道德与否从量变向质变转化的关节点。它是一个由多方面道德规定构成的体系，像一张大网，托着领导干部的良心和灵魂，谁挣脱了它，谁就会掉入罪恶的深渊。我们应当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正确把握和科学运用领导干部的道德底线，构筑道德屏障，使各级领导干部坚守道德底线，走出一条既靠制度约束又靠道德规范的反腐倡廉的新路子。

一、高度重视领导干部道德底线问题

做人要讲人品，做官要讲官德。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有道德上线和道德底线两个方面的要求。道德上线是追求的目标和导向，道德底线是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仅有道德上线是不够的，仅有道德底线也是不行的，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不可或缺。长期以来，我们党一直重视领导干部的道德上线建设，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焦裕禄、孔繁森等众多先进典型，目的在于为领导干部树立标杆，提倡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这无疑是非常必要、重要和正确的。正是由于党的积极倡导和先进人物的模范带动，我们党在各个时期才有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领导干部，才保证了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但同时应当看到，我们对领导干部道德底线方面存在的问题重视不够，抓得也不够。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来说，只有道德上线的倡导而没有道德底线的约束，就如同一个“漏斗”，掉队的会越来越多。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少领导干部守不住底线，成为腐败分子，给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为极大损害。因此，当前必须把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解决道德底线问题提上议程、摆上位置。

从全局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迫切需要领导干部坚守道德底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的道德准则。我们坚持了这一条，就能走出执政兴亡的周期率。人民群众看党是否坚持了这一条，主要看身边的领导干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如果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个人捞好处的领导干部越来越多，如果与民争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领导干部就失去了从政操守，不是真心实意而是虚心假意、不是全心全意而是三心二意，这样如何能赢得老百姓的拥护？因此，各级领导干部的道德问题，与党的生死存亡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守住从政的道德底线，也就是在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忽视和放弃道德底线建设，无异于逐渐放弃党的执政地位。

从根本看，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需要充实完善领导干部道德底线建设的内容。中央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依靠制度反腐倡廉，对领导干部管理和约束的制度规定越来越多、越来越缜密，但是在这些制度中，缺少对道德进行管理和约束的内容。或者说，在制度规定中，硬性的东西比较多，软性的东西比较少；管行为的规定比较多，管心灵的东西比较少；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一手长一手短、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不配套的情况。从领导干部产生的源头分析，突出表现为：在干部选拔上，看思想政治表现情况，主要看政治方向、政治观点等“大节”，而对道德底线筑得牢不牢、有什么缺陷，视为“小节”不予重视，更没有把道德作为硬性指标，落实到实际操作中；在公开选拔中，无论是笔试还是面试，很难把人的道德水准考出来；在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和干部考察中，由于道德指标没有量化，加上人们对谈话内容跑风漏气的担心顾虑，很难把握被考察者道德的全面真实状况，这也是产生“带病提拔”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干部考察的道德评价体系，将其作为建立科学的干部选拔制度的重要内容，真正从制度层面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要求；迫切需要把道德内容纳入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中，以此形成系统的领导干部道德管理制度，成为旨在管住人们思想和灵魂的一个体系。

一、高校德育不理想的原因及表现

为什么我们的一些高校德育失去了当年的风采，为什么我们高校培养的人才的道德水平出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生活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精神信仰、道德伦理观念逐渐从一元转向多元。我们的高校德育建设落后于时代的步伐，长期以来，高校的道德教育的目标推崇的是一种“圣人和英雄道德”，特别是由建国初期保留下来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讲奉献不讲索取”以及见到危险就挺身而出，不计报酬的劳动和工作等观念，片面强调奉献和自我牺牲，忽视了学生目前的价值观念和觉悟水平，弱化了对大学生进行最基本的底线道德教育。底线道德是道德的最低层次，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遵守和履行的道德行为准则和基本道德义务。在高校德育内容之中，我们强化了德育教育的“圣人目标”，但是却弱化了最基本的底线道德教育，在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本就受社会生活多元化影响的背景之下，造成了学生道德选择的迷惑，进而导致学生知行不一、行为失范。从总体上看，大学生的道德状况是积极向上的。但是，伴随着社会生活多元化的冲击，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某些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在侵蚀着部分大学生的心灵，使其出现道德滑坡现象，甚至做出道德沦丧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部分大学生存在一些是非不明、荣辱不辨的现象。他们丢掉了道德标准和规范，丧失了崇高理想和信念。其次，大学生诚信的缺失。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早就被视为底线道德，但是在今天的大学校园，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同学间欺诈行为也屡见不鲜。第三，两性道德的失范。大学生谈恋爱无可厚非，但是一些大学生情侣在公众场合表现过分亲昵，言语、行为不堪入目；缺乏基本的责任感，把爱情当做游戏，对性行为缺乏理性控制等。第四，对基本的道德准则的无视。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不排队买饭，图书馆、教室肆意占座等，种种在上幼儿园时老师就教育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却在大学校园中被部分大学生们肆意践踏。以上一系列现象都给高校德育工作敲响警钟，在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目标时，请不要忽视大学生的底线道德教育。

二、加强对大学生底线道德教育

重视和强化底线道德有助于大学生提升道德境界，追求自身的完善。目前，高校德育追求“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更应该从基础抓起抓好。在社会生活多元化的时代，高校德育在面临多重挑战和冲击的时候，更要加强大学生的底线道德教育，决不能听之任之。“底线道德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是道德的下限，是所有社会成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恪守的。否则，就是不道德，行为者就会受到社会舆论和内在良知的谴责，甚至被外在强制约束。”底线道德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衡量人类行为善恶最基本标准。从我国传统德育来看，“圣人”的道德设计，一旦摒弃基础底线，不但没有使多少人真正成仁成圣，反而使一些大学生忽视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合理的底线道德是指符合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力所能及的道德水平，只要守住道德底线就算及格，就可以算一个合格的公民。代表未来公民主要形象的大学生群体，加强他们的底线道德教育，是对他们进行最起码的公民教育。所以，加强大学生的底线道德教育是实现其他德育目标的基础，要想实现更高层次的道德，底线道德是不能逾越的。重视底线道德教育，并不是说让大学生放弃对崇高道德的追求。事实上，履行基本的道德义务是高校青年学生道德境界提升的基点。高校在进行道德教育时设定的德育目标对不同的学生也要有针对性和层次性，道德教育不仅在时间上具有阶段性和顺序性，而且在空间上具有多维性和层次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固态模式，是可以根据现实予以适时调整的，所以德育既要根据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目标，坚持德育目标的主导性，也要考虑学生在多元化社会生活背景下品德发展的多样性。在现实生活中，每个学生的思想品德达到的水平和具体发展的目标是不尽相同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生阅历、不同的家庭环境，因此，必须根据他们的思想品德的实际状况和德育发展要求确定具体的德育目标，将德育的总目标进行分解，遵循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的规律，使德育目标与学生的实际状况和发展要求相适应，同时兼顾学生的可接受性和德育目标的可实现性。但是底线道德教育是德育目标得以开展和进行的基础和保障，是对所有大学生的最低要求，所以说底线道德教育与崇高的道德理想之间是相互统一的，道德底线教育是进行崇高理想教育的基础。

三、加强底线道德教育的途径

（一）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

9月20日，是党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6周年，也是我国第5个“公民道德宣传日”。近些天来，随着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的隆重举行，一批从普通人中走出的道德榜样，在以其人生之火点燃了美丽的道德之烛，在充分展现道德精神力量让人感动的同时，再度引发了人们对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关系的深思。

这些年，在政府的推动、学者的呼吁、民众的参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理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习惯于自觉地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在接受法律“约束”的同时，享受着法律带给我们的各种“福利”：良好的社会治理生态、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诚信的民商交易秩序以及稳定、可预期的生活方式。

然而，对于法治，我们在尊重并且赞美的同时，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法治，仅仅是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虽然公正、平等、高效、便捷、稳定的特性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但仍会有美中不足。比如，尽管罚款如同达摩克力斯之剑在头顶上高悬，但随地吐痰、闯红灯、酒后驾车、“牛皮癣”小广告、踩踏草坪等现象仍是屡禁不止。就如同经济运行领域有市场失灵一样，社会治理领域同样也有“法律失灵”。而解决“法律失灵”的灵丹妙药之一，就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法治社会，离不开道德建设。

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道德是高标准的法律。法律治理视野中的“人”，既不是雷锋同志一样的“好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中人”：这个人可以不做好事，但不能做坏事；可以在法律范围内随心所欲，但不能超出法律的边界为所欲为；这个人并不需要具有多么高尚的道德品质，只要行为符合法律的规范。一个全部由“中人”组成的社会，可能会是一个超级稳定状态的社会，但注定不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前途的社会。一个社会不可能全部都是好人，“乌托邦”注定是我们长远的理想，因此这个社会需要法律作为治理的手段调整社会关系；但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好人，极端化的“恶人谷”只会在小说中出现。因此，这个社会同样需要道德建设来教化人心，引导善行，让民众在不为非的基础上还能行善。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法律追求的是最底线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而道德倡导的则是终极的天下大同和社会和谐。

法律是硬性的，道德是柔性的。正因为法律是硬性的，才会有权威性、公正性，才会让民众感知、认同并服膺，正所谓法无信不立。但反过来说，法律的硬性特征使得法律的引导和教育功能不如道德这种柔性的手段那么明显。“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不容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在以公正无情的面目示人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已经注定了法律可以规范行为，但不能深入内心；法律可以治标，但不一定能治本。而道德的柔性特征正是对法律的有益补充，在“法不责众”式的轻微违法行为的治理中，直对人心的教化可能比只管行为的处罚有效得多。

法律毕竟是一种“奢侈品”，道德却是“物美价廉”。法律的运行，即法治的实现，是有成本的，从立法到执法到司法再到守法，每个环节的成本都不可小视。看似简单的一个制度设计，无形之中会增加多少行为的负担、交易的约束和执法司法的配套，这笔账很难精确算出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字。因此，法律是一种“奢侈品”，有限的资源只有花在刀刃上，才能实现预期的治理目标。但道德确实“物美价廉”，感化人心的成本肯定要比约束行为的代价小得多。如果可以用廉价的方式实现部分治理的目标，我们又何乐而不为，把有限的法律运行资源配置在更加需要的地方。

一、教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其一言一行都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提升教师职业素养，以身作则，才能在学生群体中树立依赖、信任与威信，完成教育育人的任务。1.对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一名合格的教师，首先应该具有对教师职业的自豪感、育人的责任感以及对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素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他教与自教。所谓的他教主要是通过人与人之间交往、言行、生活习惯等潜移默化形成。而自教是在潜移默化中不断的完善自我道德情操，实现自我升华。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应该培养出时代需要的学生，其自身不仅需要具有丰富的知识、开阔的眼界，同时还应该具有前瞻性，能够准确的认清当前社会发展形式，能够为学生揭示更多的科学现象，提升学生的兴趣。2.为人师表。教育是社会中重要的行业，是构成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作为国家公民，不仅需要遵守公民的基本规则，同时更需要做到为人师表，起到表率作用。为人师表不仅是教育职业赋予教师的特殊要求，也是从事教师职业的基本前提，是一种十分关键的育人手段，教育功能显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通过自身良好的言行去感化学生、教育学生，将自身作为学生的模范，言传身教。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中，应该将为人师表作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通过优秀的师德感染学生。3.具有创新精神与能力。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对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才迫切需求，同时创造力亦是这个时代背景下最主要的特征，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关键，是国家不断发展前行源源不断的动力。教师作为社会重要的职业，教书育人亦是一件创造性过程，新时代下，教师必须具有创新教育理念，不断的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构建多元化的知识体系，提升自我创造能力。当然，教师必须严于律己、科学严谨、勇敢创新，在本科学领域中不断专研，开拓创新。

二、当今时代背景下提升教师职业道德的途径

21世纪是一个竞争的时代，归根到底是教育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必须重视人才培养。教师职业道德素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才培养的效果。因此，新世纪必须加强对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的提升，为人才培养提供保障。1.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学习。教师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的进行学习，丰富自身知识结构。在学习过程中，不仅需要向优秀教育工作者学习，吸收前辈的经验，发挥前者为其奠定的教育基础；同时，还应该向学生学习，通过对学生的观察与了解，掌握学生发展中的真实需要，以便及时的更改教学理念，学习相关专业知识等。国家教育部门，应该积极开展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学习，强化对教师的培训，定期组织教师进行职业道德培训与考核，提升教师从业标准等。教师自身必须树立不断学习的意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教育资源不断增多、教育手段也更加多元化，教师只有不断的学习，才能适应教育改革的发展，才能适应学生成才的需求。同时，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为提升教师职业道德提供生长的土壤，在求知的道路中不断成长。2.通过教育实践检验自我职业道德。实践是真理验证的唯一标准，在教育领域中亦是如此。教师通过师范专业进修，以及在自身不断学习中学到各种职业道德技能，还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过程，才能将其转化为自身的习惯性思维。同时，通过教育实践，教师能够对自身职业道德素质进行检验，认识到自身职业道德素质中存在的缺陷，以便于不断的完善自我品德。加强教师职业道德培养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通过教育实践不断的检验，然后不断的完善。通过反复的磨练，帮助教师塑造更加良好的职业品质，让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榜样，发挥模范作用。3.教师必须学会自我反省。自我反省是教师提升自我职业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教师应该认真学习相关教育规范文件，通过师德规范，对自我言行进行及时、定期的反省，并勇于纠正自身不符合师德规范的行为，保证自身思想、行为都能够符合教师职业道德要求。

三、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教师职业道德素质是发挥教师职业能力的关键，也是我国素质教育推广与实施的重要影响因素。教师职业道德包含了人格、思想、原则、行为规范等多种方面的内容，在培养过程中，不仅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同时也需要不断反省自我，加强在教育实践中的自我检验，促进自我职业道德提升，满足师德规范要求。

摘要：近年来，社会上频发一系列僭越底线道德的事件，同时又受到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开始质疑追求高标道德的传统。在这样的状况下，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重新得到审视。毫无疑问，道德教育不仅要教育人们守住底线，还要引领人们实现超越、走向崇高。在这两种价值的博弈之中，应实现理想人格与现实目标的统一，确保道德规范与道德信仰的适切，促进价值引领与体验实践的结合，构建个体良善与社会至善的良性社会生态。

关键词：底线道德；高标道德；坚守；融通

当我们以道德的眼光观察社会时，我们不难发现，媒体频繁使用“突破道德底线”来形容一些“耸人听闻”的公共事件；同时，各种各样的“道德楷模”借助媒体推广进入公众视野。一方面是底线模糊，一方面又是楷模跌出，这种令人困惑的“差距”缘何产生？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现象，在这个急速变化的转型社会，该如何坚守道德底线、树立道德高标？接下来，我们就从分析现实困境入手，以实现两种取向价值的融通。

一、现实困境：底线的僭越和高标的质疑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也随之得到极大的改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的岁月已经不复存在，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一面，中国正大踏步地迈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光明前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增强，但是面对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受西方多元价值观的影响，社会的风气变得更加功利化和浮躁，这种缺乏理性的浮躁心态已经演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充斥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1]，甚至连最为需要用理性与沉稳的思考来做研究的学术界，也开始出现了弄虚作假的现象，使得人们对道德现状充满忧思。1.底线的僭越——道德“滑坡”。“滑坡”是指事物的水平“从上到下”，或事物的质量较之前有所降低。道德“滑坡”就是道德从一个较高的水平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其在现实生活层面的真实形态就是社会底线道德的日渐突破[2]。2008年大地震中的“范跑跑”事件，在人们对其进行口诛笔伐的同时，社会上兴起对师德底线的大讨论。仅时隔三年，广东佛山发生了两岁女童小悦悦遭汽车碾压、18名路人漠然旁观的事件，整个社会舆论哗然，面对幼小生命的垂危，经过的路人竟选择冷漠无视，无人上前救助，“小悦悦事件”以女童小悦悦的医治无效去世画上句号，悲剧结局触动人心，许多舆论不再是抽象的道德思辨，而是以人之常情常理去审度，引发了公众对道德滑坡的焦虑，许多声音不约而同地表达对道德冷漠的批判、痛恨。社会中僭越底线道德的风气如同一种恶性流感蔓延到学校中，诸如校园暴力事件的频发、校园性骚扰事件的爆出以及最近的演员学术抄袭造假事件等。学校本应是社会中的道德净土，如今也发生了这些恶性事件，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面对这些道德失范现象，“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俨然演变成为人们对当今社会表达一种无奈情绪的主观宣泄[3]。道德领域存在的问题，迫使人们开始对社会道德的现状重新审视，并且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热切的期待，它同时也警示我们，必须重视局部的“滑坡”状态，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防止其危及全局。2.高标的质疑——道德“虚无”。由于西方多元价值观的涌入，中国传统一元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多种多样的观念涌喷，这种价值多元不可通约的衍生结果就是价值标尺的缺然。面对底线僭越产生的道德滑坡，人们开始质疑道德追求至善的传统，认为现代社会不应沉湎于过去陈旧古板的道德传统。同时，近年来出现的一些好人没好报的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该不该舍己救人的争议，少数人道德情感麻木，道德意志缺失，动摇了对于高标道德的传统信仰，从而出现了道德虚无的声音。道德“虚无”指的就是人们道德信仰的一种空虚的精神状态，其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彼亦—是非，此亦—是非”的现象。道德虚无主义意味着对高尚道德的排斥，通过对道德的重新书写使得道德信仰被彻底废黜，道德标准的消解是虚无主义拒斥的后果。这从另外一个方面促使人们产生对于传统圣贤道德的质疑、对至善至美道德的否定，在他们看来过去那些至高至善的道德理想在现在成为人们的道德重负和道德枷锁。底线的僭越和高标的质疑产生了社会上的道德危机现象，使得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与道德相关的词语，诸如道德沦丧、道德绑架等成为人们描述当前道德现状的常用词语。面对接踵而至的道德失范现象，人们不禁要反思当下道德危机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人们将视线投向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党的报告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期望通过学校这一社会中的净化器来重新找回失落的道德良善。底线和高标在道德教育中对应的恰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道德教育一直以来就有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强调基于底线进行底线道德教育，指向合格公民的培养；另一种，则是侧重用高标道德去教育学生，以美德陶冶人的品性。在这两种不同声音的影响下，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重新得到审视。

二、取向博弈：道德教育的两种价值取向

摘要：中小学师德建设过程中出现了过度理想化、空洞化、功利化等问题，凸显了学校师德底线意识的薄弱、底线思维的缺乏。师德底线是教师不应逾越的行为界限，文章认为，在中小学师德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底线，运用好底线思维，并在厘清师德建设底线思维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中小学师德建设面临的困境，提出师德建设过程中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关键词：师德底线；底线思维；中小学

一、基本概念厘定

1.师德底线。即教师不应逾越的行为界限，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处理问题所要遵循的道德上的规范。教师主要有两个道德义务，一是对自己所教学生有应尽的道德义务。教师自古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不论是在教学过程中还是在校园活动中，教师都要做好行为示范。二是对整个教师行业有应尽的道德义务。教师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教师群体，每一位教师都应该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为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师德底线是教师不可逾越的行为界限与约束，即合格教师绝对不能做什么的界限。2.底线思维。即保证底线的思维方法，底线思维意味着做事要考虑越过底线的后果，要尽自己最大努力避免出现坏的结果。底线思维注重大局，关注事情的未来发展并预知下一步行动，始终对各种准备工作和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教师不仅要坚守职业道德底线，还要具备控制行为方向的前瞻性意识，无论是在自身修养还是在教学实践中，都要以“底线思维”指导自身言行。教师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预测最有可能出现的打破底线的行为，并深刻认识到一旦打破底线将要面对的批评与处罚，从而坚守底线。

二、中小学师德建设面临的困境

师德建设是教师发展之根本，本应作为学校建设的重点，但实际上中小学在师德建设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影响了师德建设。1.中小学师德建设理想化。古人推崇“圣人”，追求“道德”与“理想”，导致传统社会把师德过度理想化，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道德要求。一项关于教师对社会看法的调查发现，70%~80%的教师对于牺牲家庭和亲人以及不顾健康坚持工作的师德形象表示不认同，40%左右的教师对长期以私人钱财补助困难学生的师德形象也存在反感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教师对当前社会的一些过度理想化的师德形象存在不满。只讲无私奉献而忽视正常合法的物质利益需求，使得道德要求超出了一般教师可以达到的高度，长期如此，极易使教师背上道德重负。同时，脱离实际的师德标准很容易让师德建设成为一些领导或教师的做秀，不利于教师综合素养的提升。2.中小学师德建设空洞化。2005年教育部出台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然而其关于师德建设总体目标的表达较为抽象，显得高不可及。具体到学校层面，一些中小学在实施方面缺乏经验，导致师德建设趋于空洞。2019年7月，教育部公开曝光了6起违背师德底线的案例，这些事件给中小学师德建设敲响了警钟，反映出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在学校层面未得到贯彻落实的问题。师德建设是学校建设的重点，但一些学校制订的规则脱离教师发展实际，影响了师德建设的成效。例如，学校为应付上级领导检查，简单制订教师行为规范，却没有配套的具体标准和奖惩措施，教师行为规范流于形式，没有对师德建设起到有效影响。3.中小学师德建设功利化。社会上个人主义、利益主义盛行，一些教师在面对选择时倾向于自身利益优先，还有个别教师意志薄弱没能坚守住底线，最终迷失在功利场。同时，社会的一些功利氛围使得学校师德建设也充满了功利性，教师可以通过职称晋升、完成公开课任务等方式获得许多现实利益，忽略了内在自我道德素养的提升。而师德功利化造成师德底线下移，个别教师为自身利益屡屡在师德底线边缘试探，无视规章制度，最终造成恶果，对自己、学生、教师群体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此外，对于教师而言，掌握制度所要求的专业技能更能提高自身地位、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也能够减少面对学校目标和家长期望的压力，种种因素促使教师为争取更为实际的利益满足和地位获得，而忽略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建设和自身的师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