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成因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司法腐败法律人道德伦理教育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响、法律职业环境的不良以及部分司法人员道德素质偏低，司法意识腐败等是当前司法腐败的主要道德成因。我们应在法律信仰、人格独立、公平正义、“民本”思想和职业荣誉感等方面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科学的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养的学科体系、强化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和改进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方法等途径和方法加强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功能的发挥，依赖于一支接受了专门法律职业训练、具有过硬法律职业伦理素养(包括坚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司法道德素养、强烈的法律职业荣誉感、良好的从业心理素质等)的法律人(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等)队伍。从理论上来讲，法律人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中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职业伦理是不应该被怀疑的，然而目前有的法律人的道德素质和职业操守不能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一致的现象并非罕见。而这恰是能否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法律人应当比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伦理要求，这是由司法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司法腐败的道德成因

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司法职权，违反法律规范和职业伦理，以非正当手段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司法腐败是司法权的非责任化和权利化，是对合法利益的非法剥夺，是对社会公共权力的蹂躏，更是对法律的凌辱，它必然引起社会的混乱，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因此，它是最大的、最严重的腐败。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究其产生的道德成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人十分注重人际关系，但是这种人际关系是有差别的，不同的人际关系圈，亲密程度不同，情感深浅不一，则承担的道德义务也不同。因此，当法律责任与亲情义务发生矛盾时，人们一般会先顾及亲情义务，并依据亲情的疏密来权衡法律责任与亲情义务所承担的比重。若法律人把这种私人交往关系原则扩展到公共关系领域，并以此厘定是非，进而作为利益和后果配置的依据就有丧失公正的危险。司法腐败中的司法主体办人情案、关系案，就是以人际关系的亲疏乃至地位、身份的高低作为司法的依据，若推而至极便是亲者、近者非亦是，疏者、远者是亦非，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显然，缺乏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和统一伦理标准的传统伦理观和行为方式，抑制人们平等观念和普遍性公平意识的生长，表现在司法领域的人情关系、人际私情向司法公正宣示着的严峻挑战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不无关系。

论文关键词：司法腐败法律人道德伦理教育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伦理的影响、法律职业环境的不良以及部分司法人员道德素质偏低，司法意识腐败等是当前司法腐败的主要道德成因。我们应在法律信仰、人格独立、公平正义、“民本”思想和职业荣誉感等方面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构建科学的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养的学科体系、强化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与培训体系建设和改进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方法等途径和方法加强法律人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功能的发挥，依赖于一支接受了专门法律职业训练、具有过硬法律职业伦理素养(包括坚定的政治信仰、高尚的司法道德素养、强烈的法律职业荣誉感、良好的从业心理素质等)的法律人(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等)队伍。从理论上来讲，法律人作为现代法治国家中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职业伦理是不应该被怀疑的，然而目前有的法律人的道德素质和职业操守不能与司法公正的要求相一致的现象并非罕见。而这恰是能否实现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法律人应当比其他职业的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伦理要求，这是由司法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司法腐败的道德成因

司法腐败，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司法职权，违反法律规范和职业伦理，以非正当手段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司法腐败是司法权的非责任化和权利化，是对合法利益的非法剥夺，是对社会公共权力的蹂躏，更是对法律的凌辱，它必然引起社会的混乱，影响国家的安定团结，因此，它是最大的、最严重的腐败。司法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究其产生的道德成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人十分注重人际关系，但是这种人际关系是有差别的，不同的人际关系圈，亲密程度不同，情感深浅不一，则承担的道德义务也不同。因此，当法律责任与亲情义务发生矛盾时，人们一般会先顾及亲情义务，并依据亲情的疏密来权衡法律责任与亲情义务所承担的比重。若法律人把这种私人交往关系原则扩展到公共关系领域，并以此厘定是非，进而作为利益和后果配置的依据就有丧失公正的危险。司法腐败中的司法主体办人情案、关系案，就是以人际关系的亲疏乃至地位、身份的高低作为司法的依据，若推而至极便是亲者、近者非亦是，疏者、远者是亦非，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显然，缺乏权利与义务对等精神和统一伦理标准的传统伦理观和行为方式，抑制人们平等观念和普遍性公平意识的生长，表现在司法领域的人情关系、人际私情向司法公正宣示着的严峻挑战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不无关系。

[摘要]随着改革的深入，司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司法腐败现象的严重性，使得公众对司法公正产生信任危机。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司法公正问题没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正确认识司法腐败，加强对司法公正的研究已势在必行。

[关键词]司法腐败；司法公正；道德成因

一、司法腐败

腐败是不正当地运用公共权力捞取个人好处的一种行为，也就是指为私人的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简言之，腐败就是以权谋私，这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一般共识。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这里需要作进一步解释的自然是“司法机关”的包容性。世界各国都把法院称作司法机关，这一点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把检察机关包括在司法机关的范围内显然也不是我国的独创，但视“公、检、法”为一家，大概要算是我国体制的特点。如我国《刑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司法工作人员，是指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因此，我国司法机关显然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内。与此相适应，在我国就有广义的司法和狭义的司法之分。广义的司法可以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司法人员的司法活动；而狭义的司法仅指法院的审判活动。本文所讲的司法是广义上的司法。

所谓司法腐败，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主要是警官、检察官、法官，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司法职权，违反法律规范和职业道德规范，以非正当手段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这个定义包含的主要特征有：(1)司法腐败的主体是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指的就是法官和法院。在我国则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上述这些机关中有资格享有和行使司法权的人员即司法人员构成司法腐败的主体。(2)司法腐败具有危害性。这是从行为的法律评价方面来讲的，行为人首先违犯有关主体的行为规范法，同时也违犯有关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既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人民的合法权利，又践踏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3)司法腐败具有不道德性。任何腐败行为都是从践踏道德开始的，因为法律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违犯了法律的腐败行为必然会背离道德规范和原则。作为司法腐败主体的司法人员无论是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还是索贿受贿、贪污渎职都是对道德的背弃，所以，司法腐败行为首先是一种不道德行为。(4)司法腐败具有交易性。主要表现为法钱交易，有时也表现为法情交易，甚至法色交易。这主要是指少数司法人员将法律赋予的权力商品化，背叛法律，收受贿赂，贪赃枉法。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农村留守儿童逐渐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教育缺失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综合我国学者观点，对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缺失原因分析主要集中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通过对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问题成因分析，进一步找到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原因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的农民外出务工而导致出现了农村留守儿童这一弱势群体。在全国妇联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一文中将“农村留守儿童”的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即“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7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辞海》中对道德教育的解释包括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习惯等方面的教育。①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问题成因的分析成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

一、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的研究现状

目前，学者们一致认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问题成因集中在家庭、学校教育两个方面，对其研究方法有根据调查问卷进行的理论分析，还有跨学科不同视角的原因分析。在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对社会、政府方面及深层次的原因分析不够成熟，这也是以后研究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原因的未来发展方向，同时也有助于学者们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道德教育问题成因分析并提出解决路径。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道德教育问题的成因分析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一般地广人稀、经济相对贫困落后，特别是教育投入和师资力量薄弱，对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本文中就指出了我国少数民族小学教师在师德建设方面所存在的现实弊端，并围绕师德建设优化问题展开对策研究。

【关键词】师德建设;少数民族小学教师;弊端;对策

教育发展要以教师师资力量为根本，而教师素质发展则要以师德建设为根本。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启迪者、人格的影响者以及道德的践行示范者，他们的教育品行是受到人们广泛关注与严格督促的。而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域、民族文化、历史、经济等等原因，小学教育建设不成体系，师德师风建设也存在很多问题。

一、少数民族小学教师师德缺失的成因分析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特别是在教育建设方面不够重视、投入较少、无法为学生提供相比于城市中的教育环境空间，严重缺失家庭教育，无论对教师还是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培育都存在不少的问题。就以小学教师师德建设为例，其存在严重的师德缺失问题，这影响了小学教育发展的顺利推进。在本文看来，造成少数民族小学教师师德缺失的成因应该包含以下三点。（一）教师原因。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部分少数民族小学教师缺乏对自身道德品德的培养，对学问的研讨也不够深入，无法做到言出必行，有错就改，尤其近几年出现学历高能力低的现象较多。所以说如果从教师角色层面分析，少数民族小学教师普遍是缺乏思想道德修养建设的，特别是年轻教师，他们在理论行为层面的学习相对浅显，没有坚定的意志且严重缺乏敬业爱岗的奉献精神，在工作中得过且过。这种行为思想在管理相对宽松的少数民族小学中是时有发生的。（二）学校原因。上文谈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小学在物质环境建设方面缺乏有效性、深入性，在物质建设层面尚有缺陷，更不要谈师德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目前许多地区学校未能及时对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只重视教师能够为学校教育建设带来什么，这种单方向的索取行为不利于少数民族小学师资力量建设壮大，对师德师风建设存在严重负面影响。（三）社会原因。少数民族小学本身是少数民族地区重要的社会单元，而教师则是单元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客观讲师德师风建设是能够由点及面影响整个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的。但是少数民族地区给予小学建设的支持并不是很到位，无论从物质亦或是精神层面都如此。而在新时期、新环境背景下，少数民族小学师德建设也受到来自于社会中某些不良思潮的冲击与影响，某些关于教师的负面事件已经影响到少数民族小学当前的师德建设工作进程[1]。

二、少数民族小学教师师德建设工作的开展对策

摘　要:现行民事及刑事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漏洞造成现下广为流传的“撞伤不如撞死”的说法，本文针对该现象从刑事及民事法律两方面进行成本—效益的法经济学分析，探究该种说法的法经济学成因，并提出解决路径，以形成对此类二次碾压行为的有效约束机制。

关键词:交通肇事;法经济学

2006年4月，在四川省新津县，一名69岁的老人抱着年仅7个月的孙女准备穿过街道时，被一辆急速行来的桑塔纳轿车撞到，事故发生后司机并未停车下来探视伤者情况，反而倒车将仍在路上挣扎的老人活活碾死。在该案例发生之后，类似交通肇事后司机反复碾压的案例时有发生，引发了导致肇事司机做出此类反复碾压行为的法律和道德成因的探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法律的遵守、规避或者抵制行为，从根本上说，就是取决于他们对法律权利义务及其蕴含利益的评价，取决于这种法定利益与其自身利益诉求之间差距的大小。理性的犯罪分子常常对其犯罪收益与购买犯罪的价格(刑罚)进行得失比较，只有在犯罪收益大于成本时，他们才会选择犯罪。因此，对反复碾压行为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对此类行为的分析将结合刑事责任成本与民事责任成本两部分进行分析。法律主要通过实施刑罚产生威慑力从而预防犯罪，因此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当刑罚的严厉程度增加时，犯罪的概率和数量便会降低。对于一个潜在的违法者来说，预期的惩罚成本相当于惩罚严厉程度与惩罚概率的乘积。当后续行为即二次碾压行为的惩罚严厉程度和惩罚概率不会大幅增加，但犯罪成本降低时，二次碾压行为则自然成为一个理性犯罪人的最终选择。

一、刑事责任成本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第1款，在没有发生交通肇事后逃逸或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情况下，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通常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二次碾压这种行为，如果从刑法要件分析，客观上有杀人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杀人的直接故意，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但在实务中，由于肇事者通常会以“不知撞到人继续前进才造成二次碾压”这样的借口来掩盖其杀人故意，造成主观要件难以证明，仅能将此类行为定性为“交通肇事二次过失”，在量刑上并不能产生过大区别。这就造成交通肇事者追加犯罪的边际惩罚成本近趋于零。同时，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撞死也将一定程度降低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尤其是在缺乏道路监控设施的农村及城市偏远街道，被害人便成为最为关键的犯罪目击者，从交通肇事者的角度来看，在缺乏第三人目击和监控设施的情况下，被害人的存活无疑将成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否会受到法律惩罚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交通肇事之后对被害人实施二次碾压致使其死亡便将大幅降低惩罚概率。综合以上两点，交通肇事者的二次碾压行为在现行制度下将降低其惩罚概率且惩罚严厉程度的小幅增加相对与民事惩罚成本的大幅降低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其惩罚边际成本近趋于零。

二、民事责任成本分析

一、对研究状况与历史的简单扫描

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的。从那时到现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不仅产生数量庞大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而且已出版相关教材和专著10余部。

就专著与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黄瑚《新闻伦理学》、王天定《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陈汝东《传播伦理学》等。这些撰著已经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基本理论、原则规范、内涵等各方面内容，较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论文来看，仅以CNKI收录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可获得专门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的论文617篇和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还不包括CNKI未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及国内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论文数量巨大。

就研究开始的具体时间来看，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新闻道德的准则》首次将新闻职业道德引入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但当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关注，直到1982年，由于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各行各业加强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新闻领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新闻职业道德概念随之开始在新闻界流行和普及，并为各界所认同。

总括1979年至今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阶段：

一、新形势下的高校师德问题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是在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发生的，具有鲜明的社会转型期特征。

（一）教师职业理想、信念淡漠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教师的职业理想是其献身于教育工作的根本动力，教师的职业认同是其教书育人的精神支柱。在价值多元化、利益格局多元化的今天，高校教师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越来越凸显，少数教师受社会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影响，职业理想不再像以往那样浓郁，表现为利益考量多了、理想情怀少了，个体意识强了、全局观念弱了，批判精神浓了、建设心态淡了，权利意识升了、责任意识降了，不能很好地平衡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价值行为的选择上缺乏必要的责任感、大局观。（二）师生关系、师生规范淡薄没有爱心，就没有教育。大学需要大爱、师爱。师爱要求教师对学生有爱人之心、立人之德、树人之情。在现有的辅导员系列和教师系列分开、人文学科教师和自然学科教师并列的体制下，有的教师主观认为与学生之间的交往应该是辅导员、班主任的事情，有的自然学科教师认为立德树人应该是人文学科教师的事情，不主动地走进学生、深入学生。特别是教师不能帮助各类困难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心理上的问题，导致他们一定程度上产生困惑、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而且，由于面临着极大的科研压力，一有时间和机会，教师都要忙着写论文、报课题、拿项目，无暇、无心、无力同学生深入交流，这种状况使师生之间成为“陌生人社会”。（三）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科学研究是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事业，自诞生之始就把追求真理、揭示客观规律作为崇高目标。一个阶段内，高校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少数教师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滋长，违反科研伦理、滥用学术权力、学术失范行为时有发生，损害了学术界、教育界的公信力和教师的良好社会形象。（四）教师人格魅力、美德伦理下滑中国历来崇尚“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风，就是师风，就是师德的社会传播力和历史影响力。亲其师，则信其道。高尚的师德师风，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育。大师之所谓大师，不仅因为他对人类知识和科学作出了理论贡献、方法贡献，更重要的还因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道德示范常常对社会的信仰体系和道德规范起着引领和典范作用。以高校教师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者和维护者，然而不得不承认，传统的君子之风、绅士之风在当下大学教师身上并未得到继承，现代的公共意识、社群意识未能发扬。相反，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不能自重、自省、自励，给社会道德风气带来消极甚至恶劣的公共影响。

二、师德问题产生的机理毫无疑问，道德问题的主观成因是十分重要的，教师自身的问题当然是师德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5］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对师德问题而言，伴随着社会转型，大学也在不断转型重构之中，教师的生活形态、知识的生产形态、文化的生成形态都发生了许多重大改变。因此，分析道德问题的体制基础和客观成因，对于我们加强师德建设、治理道德问题不失意义。（一）片面的发展导向，导致学校重队伍建设轻师德建设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许多高校已经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成为人才资源相对充裕，表现为资源总量稳步增长、队伍规模不断壮大，教师结构不断优化，教师竞争力不断提高。然而，其中也有许多大学因为受到排名、舆论的压力，在队伍建设过程中往往过于重视教师队伍的数量、规模等硬指标，对教师文化、教师核心价值等关注不够，存在一手较硬、一手较软的现象，造成了队伍建设和师德建设的不平衡、不协调。在考察教师上，往往过于重视教师个人的学历、履历、职称、职务等，而对教师的师德、师风关注较少，考察不够，德才兼备原则在口头上讲得多，行动上落实少。（二）片面的科研导向，导致教师考核体系忽视师德对一流大学而言，当前对教师的评价许多指标只是停留在科研标准上，对教师考核重科研轻教学，偏重考察教师的情况，对教学质量的评价更简单化为对教学工作量的数量考核，将教学工作量视同教学质量。更严重的是对于教师师德的考查存在缺失，导致考核体系中重才轻德，在师德考核方面缺乏持续性与长期性。（三）片面的行政导向，导致学校重管理轻治理教师是师德的承担者，高校师德建设应该主要依靠教师，师德标准的制定、师德问题的鉴定、师德责任的评定，应该主要依靠教师来进行。当前许多高校管理意识浓厚，治理思想薄弱，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处置不当。有的高校学术组织碎片化，依附于职权部门，独立性不强，学术委员会或其下属的学术道德委员会有关师德工作的一揽子问题，并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管理体系。教师有关师德建设问题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教师对师德建设的支持和参与度都低。

三、加强和改进大学师德建设对师德问题，既要回答“怎么看”，更要思考“怎么办”。

要在“辩证看”的基础上，努力“务实办”。加强师德建设，治理师德问题，既要从微观的教师个人着手，也要从总体的学校管理着手，重在提高师德治理能力，形成科学规范的师德治理体系。（一）采取主体性的提升路径。1．加强中华传统师德教育，提高教师的信念伦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习强调“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6］中华民族文化历来重视师德，从孔子到孙中山都提倡师者的“修德”。但是，近代以来我们对传统道德体系的激进革命，对传统君子人格和师者风范的盲目自弃，加剧了信仰匮乏、伦理失范、道德蜕变和文化低俗。因此，加强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传统师德教育尤为重要，培育和实践以传统师德为主的教师核心价值观和“教师人格”尤为重要。这也是在中国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体现民族特色的需要。我们要通过各种形式，引导教师向往和追求讲师德、守师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在快速变革的社会保持内在的定力和沉静的品格，努力让中华民族传统师德成为教师词典中的“关键词”、教书育人的“导向标”和职业生涯中的“压舱石”。2．完善现代师德治理体系，提高教师的规范伦理。人是道德的主体，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内在依据。教师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和引领者，具有明确的道德主体性。建构教师师德主体制度：一是明确教师主体地位。高校教师的师德建设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归根结底要通过教师的道德自觉来加以贯彻和体现。师德的外在律令只能取消教师个人对道德的自主选择和判断，而无法体验自主的道德行为的责任感，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完成道德义务。当前师德建设要从单面的客体向度，转向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同存并重。要创造条件，运用各种形式，强化教师的道德主体意识，把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教师的内在道德需要，提升面对道德情境、道德问题时的自我选择、自我判断的能力，以及积极践行道德并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的态度和精神。二是构建师德评估体系。有了权利体系，也要有规则体系，二者不可偏废。近年来，我国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但从实际情况看，有关规定的可操作性、执行的有效性等还存在一定问题，例如一些规范设定的目标比较模糊，可资参考的标准比较抽象，没有实施细则，许多文本流于一种道德宣言。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能检验、可执行的师德管理评估体系。这一评估体系要充分考虑一般性与特殊性，考虑师德作为道德的范畴和作为管理对象的范畴，形成可量化与超越量化的指标。能够以数量、数据、规模加以衡量的就以量化方式考核，能够加以说明和给予规范的就以可规范化形式考核，不可量化但可以言说和感觉的就以超越量化的形式考核。例如教师培育高质量人才的数量、产出创新成果及其影响力等就可以量化考核；教师的知识传授风格、教学技巧等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具有不同的特点，就宜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或教学对象意见等加以评估；而体现教师精神境界的形而上的方面就宜以超越量化的方式评估。三是推进教师分类管理。在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只有少量的研究型大学具备相对完整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项职能，不能用高校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来要求和考核每一个学校每一名教师，要积极探索建立教师分类管理与分类评价制度。可以尝试把教师岗位分为“教学科研并重岗”“研究为主岗”“教学为主岗”等不同类型，对不同岗位的教师提出不同的岗位职责和师德要求，实行不同的评价方式。3．改进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美德伦理。师德问题，不是孤立的教师个人问题，而是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因此，解决师德问题，不能止步于个人，而应该从加强教师群体建设中找出路。一是引导教师实现学风和师风相促进。教师队伍总体质量的提高既靠教师的学术能力，也靠教师的道德力量。衡量一个教师水平的标志是知识生产力和道德感染力的结合。一方面，教师要严谨笃学，养成求真务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恪守学术道德，发扬优良学风。另一方面，要具有道德魅力，注重养成教师人格。一个教师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成师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二是引导教师实现“经师”和“人师”相结合。大学者，大师之谓也。习强调：“这样的大师，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这样的大师也是中国传统所谓“经师”和“人师”的完美统一。教师要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要从片面重视知识传授向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方面转变，甘当人梯，甘当铺路石，静下心来研究，潜下心来育人，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三是引导教师实现“道德批评”与“道德实践”并重。师德的改善，固然需要教师的“道德批评”，但更需要教师的道德实践。当前师德领域一些现象值得人们反思。比如，有些教师一方面抱怨“人心不古”“师风不存”，一方面又不能在人格修养上做到以德修身、为师以德；一方面抱怨“斯文扫地”，一方面又不能在学术规范上做到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等。这种相互矛盾、“双重标准”的心态，这种只批评不践行的方式，既是当前较为普遍的现象，更是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每一位教师都应该成为道德建设的参与者，而不能只当旁观者；都应该成为道德环境的维护者，而不能只当享受者；都应该成为躬身行德的实践者，而不能只当评头论足的“批评家”。4．发挥和谐师生关系，提升师德主导作用。教师在教育体系当中应当注重与学生之间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每一个学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教师对待每一个学生都应当采取合适的教育方式，使他们能够受到最合适的教育。教师在师生关系之间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引导学生如何成长，这是教师在师生关系当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是发挥师德作用的重要方向。此过程中教师需要主动地去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1）教师首先要将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在和谐的师生关系当中教师的称职程度是非常重要的。称职的教师能够受到学生更多的依赖和信任，道德品行良好、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的教师很容易受到学生的喜爱。（2）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沟通的过程中需要发自内心地关心学生，对于在学习方面有困难的学生应当给予更加深层次的关注。（3）教师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改进其交往方式，要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这样的教师会受到学生更多的尊重。（二）构建保障性的提升路径。1．完善师德制度机制，加大规范力度。师德制度的建立能够保障对教师的考核有合理的依据。一是要加强考核制度建设。学校在对教师进行考核的过程中要将师德列入考核指标，这样的考核制度能够加强教师对于师德的重视程度，完善的师德考核制度体系能够有效地在校园中营造出尊师重德的良好氛围。二是要推进监督制度建设。在培育良好师德的过程中不仅仅需要教师本身注重师德的培养，也需要社会和学校共同推进，需要制定相应的师德监督制度，对一些没有师德的教师进行处罚。建设师德监督制度需要各方面的努力，需要学校，学生、同行对师德进行综合监督。三是要建立健全惩处制度。为了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既要弘扬师德先进，对违反师德行为的教师也应依法依纪处理，对于那些在师德方面失范的教师一票否决，这样才能将师德监督制度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2．完善保障体系，推进师德建设工作。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教师队伍的建设对于高校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需要高校各个方面高度重视。学校的相关部门在推进师德建设工作中需要协同配合，并将相关政策体系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高校领导应高度重视师德建设工作，在师德建设工作中负起领导责任，并不断提高教师及学校各个部门对于师德建设工作的重视程度，使师德建设工作走向深入。二是要提供条件保障。为了使高校在师德建设工作方面取得明显进步，需要提供一定的条件保障。比如在资金方面需要持续投入，师德建设费用应列入学校经费常规预算。充足的师德建设经费有助于建设一流的教师队伍，并在一流的教师队伍中加强师德建设。

学校德育功利化倾向，是当今学校德育缺乏实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的表现、成因、和解决思路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学校德育的功利化倾向的表现及后果

1.学校德育的理性思考。学校德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价值就在于“提高、扩展人的价值，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才能，就在于使人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人的尊严，人格更高尚，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注：孙喜亭：《人的价值、教育价值、德育价值》（下），《教育研究》1989年第4期。）只有人的价值提高了，才可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聚焦我们当前的学校德育，其过程就是教育者把社会所要求的品德规范传授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形成这种品德的过程，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和必须服从的强制性。“不顾品德内化规律，否定道德学习主体化，用规范宣讲取代心性修养的纯外砺过程成为中国德育现实的主流特征。”（注：檀传室：《德育美学观探讨》，《南京师大1996年博士论文集》第4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功利化倾向不同于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学说，它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注：杨昌勇：《也论德育的适应与超越》，《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要求公众利益服从个利益。”（注：杨昌勇：《也论德育的适应与超越》，《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而本文所说的功利化是指学校德育中存在的片面强调外在价值（社会公众价值），而忽视本体价值（育人价值），总要求德育出现即时的、显性的功效，忽视或轻视德育的长期效益。

2.学校德育功利化的表现。首先，在考虑德育问题时，重政治而轻道德。长期以来，学校德育往往被涂上功利主义的色彩，德育工作的出发点完全从属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忽视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德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驱使青少年参加政治学习和大量的社会政治活动，忽视了对青少年的国民基础文明教育、行为习惯训练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其次，把现实生活中的品德问题政治化。学校德育习惯以政治的立场和尺度，来认识道德问题，把一些本来属于道德教育与评价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如把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与其政治立场相联系，把道德品质的好坏，当做政治上是否可靠的依据，使一些本来属于道德范围内的问题政治化；或者干脆从工具主义立场出发，把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当成政治上进身的手段，将学校德育窄化为政治教育，使德育无法获得相对独立的品格与地位，无法实现真正道德育人功能。行动上的偏差来自理论上的误解，把德育只理解为思想品德教育，容易忽略了“小德”；同样把德育只理解为道德教育或道德品质教育，就会忽略了“大德”，使人迷失政治方向。因此，德育既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同义语”（注：王逢贤：《德育原理纲要》，东北师大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页。），更不是“道德教育的简称”（注：王逢贤：《德育原理纲要》，东北师大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页。）。在理论上，对德育的内涵缺乏完整的理解，在德育实践中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受到历史的惩罚。

学校德育功利化倾向，是当今学校德育缺乏实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的表现、成因、和解决思路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学校德育的功利化倾向的表现及后果

1.学校德育的理性思考。学校德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价值就在于“提高、扩展人的价值，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才能，就在于使人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人的尊严，人格更高尚，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注：孙喜亭：《人的价值、教育价值、德育价值》（下），《教育研究》1989年第4期。）只有人的价值提高了，才可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聚焦我们当前的学校德育，其过程就是教育者把社会所要求的品德规范传授给受教育者，受教育者形成这种品德的过程，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和必须服从的强制性。“不顾品德内化规律，否定道德学习主体化，用规范宣讲取代心性修养的纯外砺过程成为中国德育现实的主流特征。”（注：檀传室：《德育美学观探讨》，《南京师大1996年博士论文集》第4页。）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功利化倾向不同于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是一种伦理学说，它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注：杨昌勇：《也论德育的适应与超越》，《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要求公众利益服从个利益。”（注：杨昌勇：《也论德育的适应与超越》，《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而本文所说的功利化是指学校德育中存在的片面强调外在价值（社会公众价值），而忽视本体价值（育人价值），总要求德育出现即时的、显性的功效，忽视或轻视德育的长期效益。

2.学校德育功利化的表现。首先，在考虑德育问题时，重政治而轻道德。长期以来，学校德育往往被涂上功利主义的色彩，德育工作的出发点完全从属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忽视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德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驱使青少年参加政治学习和大量的社会政治活动，忽视了对青少年的国民基础文明教育、行为习惯训练和道德情操的培养。其次，把现实生活中的品德问题政治化。学校德育习惯以政治的立场和尺度，来认识道德问题，把一些本来属于道德教育与评价的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如把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与其政治立场相联系，把道德品质的好坏，当做政治上是否可靠的依据，使一些本来属于道德范围内的问题政治化；或者干脆从工具主义立场出发，把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当成政治上进身的手段，将学校德育窄化为政治教育，使德育无法获得相对独立的品格与地位，无法实现真正道德育人功能。行动上的偏差来自理论上的误解，把德育只理解为思想品德教育，容易忽略了“小德”；同样把德育只理解为道德教育或道德品质教育，就会忽略了“大德”，使人迷失政治方向。因此，德育既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同义语”（注：王逢贤：《德育原理纲要》，东北师大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页。），更不是“道德教育的简称”（注：王逢贤：《德育原理纲要》，东北师大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1页。）。在理论上，对德育的内涵缺乏完整的理解，在德育实践中就会出现偏差，甚至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受到历史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