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范文10篇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单位犯罪是犯罪的一种具体形态，先来讨论一下犯罪问题。19世纪法国刑法学家、犯罪学家塔尔德曾经指出：“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用一般的社会规律来加以说明。”①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的基本概念，即“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上述犯罪概念表明，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概念，是一个坚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特征与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的形式特征相统一的犯罪概念，可以说，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一概念涵盖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因单位犯罪同样具备这三个特征，所以作一较深入的阐释。

（一）社会危害性。法律的规定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当某一种具体行为侵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或动摇了其统治秩序时，它必然以法律的形式把它约束起来，即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名正言顺地加以制约。我国刑法总则对于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外延作了概括的规定，分则中又将严重社会危害的内容分为十章，区别情况作了具体规定。社会危害性可以说从本质上体现了犯罪，从其表现形态来看可以划分为物质性危害和非物质性危害，前者是能够具体确定和度量的，又是具体有形的物质形态，后者是抽象的、无形的、不能具体测量的一种损害；还可以划分为现实的危害和可能的危害，前者是已经实现的社会危害，具体表现为实害犯，后者是可能发生的社会危害性，具体表现为危险犯或者不完整的故意犯罪形态，如犯罪的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等。某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危害程度的强弱大小，这些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的，因为法律毕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形式，它要适时而恰当地将其意志表现出来，必然要打上这一鲜明的特征烙印。同时，社会危害性还要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动态意向，在不断的改变中体现其历史形态和可比性质。为了把犯罪和违法行为相区分，社会危害性还有一个程度问题，即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用普通的道德规范加以调制就可以了。

（二）刑事违法性。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行为属我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只要触犯了这些条文即构成犯罪。与此相对应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这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我国刑法中的禁止性规范散见于刑法典、单行法规、附属刑法中，内容广泛。如果某一个人的行为，尽管具有某种社会危害性，只要它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同样不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性质。

（三）应受刑罚处罚性。某一具体行为也必须达到应当给以刑罚处罚的程度时，才能认定为犯罪。从一般理论上讲，构成犯罪必然要处以刑罚，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二者不可分离。通常情况下，有犯罪必然有刑罚，除非具有法定免除刑罚情节、享有刑事管辖豁免、超过追诉时效等几种情节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有罪无罚。从立法上看，所有的犯罪，都必须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一特征。

犯罪概念的上述三个特征，是辩证统一的，缺一不可的，三个特征中，社会危害性是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社会危害性特征派生出来的，三个特征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犯罪概念的总体，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总标准。

一、单位犯罪的否定——彻底的理论反思（一）法人本质学说之争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是与对法人本质的不同认识分不开的，现在理论上一般认为“法人拟制说”和“法人实在说”是法人能否犯罪的一个理论基础。法人拟制说认为，法人本不是人，是法律将其拟制为人的，它纯属观念上的存在。19世纪初，德国学者萨维尼完善了法人拟制说的主要观点，他认为，法人是法律以假设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权利义务主体。法人拟制说认为，既然法人是一拟制的主体，它也就不具备犯罪人应有的行为意志和行为能力，就不能犯罪，也不会产生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

法人实在说认为，法人和自然人一样属于现实存在的有机体，法人机关及其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应视为法人的直接行为。法人不仅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具有行为能力，由此直接引导出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结论。法人实在说是视法人为一种现实的存在物。法人实在说为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提供了理论根据，因而被刑法理论广泛认可。

我们认为，“法人实在说通过理论中的本人说调和了拟制说的部分观点，试图用其来解决学说的内部矛盾，但其做法并不成功，而且这种调和只能带来学说基点上的混乱和模糊。一个理论学说必须正确定位其所要解释的范围，法人实在说的优势在于阐释法人行为的外部效果上的逻辑性和现实的简便性，它一旦深入到法人内部关系上便显得无能为力。”法人实在说把法人分成几个机构，这些机构是法人的法律意义上的肉体。但是，我们得承认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法人的法律肉体和自然人的法律肉体从生物学意义上和法律构造意义上均存在根本上的不同，法人在生理机能上难以具备自然人的肉体所具有的自然选择结果下的和谐运作功能。”由此可见，法人实在说强调的是整体意义上的探讨，但没有考虑机关本身以及机关与机关之间的具体关系，所以忘记考察法人内部所具有的先天“精神分裂症”。

综和上述对法人实在说的批判，我们赞同法人拟制说。

（二）单位犯罪的肯定论和否定论的争议及其焦点单位或者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单位或者法人成为犯罪主体之利弊的评价如何？中外刑法界及其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肯定和否定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1.外国单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概况。早在罗马法时代，已出现了法人的概念，罗马法奉行“社团不能犯罪”的原则，认为法人不能成为犯罪主体。在封建刑法中也存在着把团体组织作为犯罪主体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一般来说，封建刑法所规定的团体组织的刑事责任，体现的是株连责任，而与现在刑法的罪责自负的原则相悖。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罪责自负原则确立，犯罪被看成是个人在其主观罪过的支配下实施的危害行为，刑事责任应该由实施犯罪的人担负。直至19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其刑事责任和刑法理论都不承认法人可成为犯罪主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随着法人数量的不断增加，法人犯罪愈演愈烈，因而各国家制定法律措施，包括刑事对策。英美法系主要国家逐渐树立了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观点，这种观点主要以法人“实在说”为依据。但目前也有学者提出废除说，认为是自然人的身体行为，对人适用刑罚；不符合罪及个人传统原理，是株连责任；罚金刑和行政处罚的罚款没什么区别。资本主义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一向恪守罗马法“社团不能犯罪”的原则，否认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这种观点主要是以法人的拟制说为根据。因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和司法实践均否认法人为犯罪主体。如在德国、日本中，否定说占了主导，他们认为：犯罪行为是身体的动静，只能由自然人实施；刑罚只针对有伦理的人；自由刑只对自然人适用，即使罚金在不能缴纳时易科自由刑，也否决了法人的犯罪能力；一个犯罪行为双重处罚，既罚自身，又罚代表。但近年来，某些大陆法系的国家也有学者提出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主张，如有人认为有犯罪能力但需在特别刑法中规定。

一、单位犯罪的主体。

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公司、企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也是企业，由于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单位犯罪中所占比例较大，因而有必要将其摆在突出位置，这样有利于加强对公司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所以刑法中将二者分开表述，以示其重要性。

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受国家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不实行经济核算，所需经费由国家开支的单位。与公司、企业不同，事业单位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注重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国家预算对其拨付经费，它们的任务只能是从事公益性事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成为单位犯罪的可能性很小；而有些事业单位能够直接参加有关的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经济责任，甚至被推向市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虽然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是很有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

机关。机关是指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权力部门，主要指国家政权机关，如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等。这里的机关应从狭义上理解，即仅指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但即使是狭义的机关，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具体单位犯罪的主体。

团体。团体是指由某一行业、某一阶层的人员自主成立的组织，包括人民群众团体、社会公益团体、学生研究团体、文化意识团体、宗教团体等。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相比，团体的结构比较松散，履行的社会职能比较特殊，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影响。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

单位犯罪,通常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单位既包括法人组织，也包括非法人组织。我国刑事立法从一开始就采用“单位犯罪”的概念。

二、单位犯罪的特征

（一）、单位犯罪的主体特征

单位犯罪的行为主体是依法成立、拥有一定财产或者经费、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责任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单位本身的特征就是要求单位本身具有合格性和广泛性。所谓合格性,即看这个单位本身的资格,是不是一个合法的、合格的单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如果是为了实施违法犯罪而设立的一个公司、企业,然后以这个公司、企业的招牌为幌子实施违法犯罪的,则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而直接以个人犯罪处理.所谓广泛性言外之意就是这是里的“单位”,不论是法人还是非法人,不管是国有性质还是非国有性质,甚至是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等社会组织,依法都有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之规定,除了独资、私营企业外,即使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只要有一个合格的单位,就可以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存在.

1、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

所谓单位犯罪，就是由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据我国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的主体为单位，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而且只能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构、团体这些特定的社会组织体。单位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式，也同样离不开犯罪的这一本质特征。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这些特定的社会组织体对刑法所保护的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范围一般主要存在于国家的经济流通、社会管理和行政管理等领域。综上所述，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即是单位本身犯罪，而不是单位的各个成员的犯罪之集合。一、单位犯罪的概念单位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也称为法人犯罪，是相对于自然人犯罪而言的，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1979年制定的刑法只规定自然人可成立犯罪，没有规定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逐步实施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单位犯罪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了打击包括法人组织与非法人组织在内的单位犯罪，1987年的《海关法》第47条第4款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工具和违法所得。”这是我国首次规定单位犯罪的问题。此后我国陆续规定了一些其他种类的单位犯罪。1997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据此，所谓单位犯罪，就是由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危害社会的行为。至此，我国系统的规定了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二、单位犯罪的特征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的基本概念，即“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上述犯罪概念表明，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概念，是一个坚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特征与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的形式特征相统一的犯罪概念，可以说，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一概念涵盖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所以，我国的单位犯罪同样具备下面几个特征：（一)单位犯罪主体的特定性依据我国刑法第30条的规定，单位犯罪的主体为单位，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而且只能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构、团体这些特定的社会组织体。所谓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谓企业，是指没有公司化的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联合企业、“三资”企业以及外国企业；所谓事业单位，是指从事公益性活动的非经营性组织；所谓机关，主要是指国家机关，根据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规定，党的机关也包括在内；所谓团体，是指社会团体。以上这些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单位，必须是合法成立的。该单位必须合法存在、享有民事主体资格。有学者称单位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表现在“单位犯罪是两个犯罪主体”即复合主体。由自然人主体与单位主体共同构成。(二)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这样那样损害的特性。单位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式，也同样离不开犯罪的这一本质特征。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这些特定的社会组织体对刑法所保护的特定领域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范围一般主要存在于国家的经济流通、社会管理和行政管理等领域。其社会危害性范围虽然不及自然人犯罪范围那样广泛，但是由于这些犯罪组织体的能量大，因此其社会危害性程度则是自然人犯罪所不能比拟的。[4]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另一方面要采取有利措施予以从严打击。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单位犯罪不仅具有社会危害性这一本质特征，同时其社会危害性还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构成犯罪，如果单位所实施的违法活动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况，则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三)单位犯罪的刑事违法性违法行为有各种各样的情况，犯罪是一种违法行为，但不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而是触犯刑律的行为。单位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形式，当然也离不开刑事违法性这一重要特征。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单位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特别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能构成单位犯罪，才应当负刑事责任。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尽管是以单位名义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也不构成单位犯罪，单位也不负刑事责任。因此，单位犯罪的刑事违法性不仅是我国新刑法所确定的罪行法定的重要原则，也是单位犯罪的重要特征，离开了刑事违法性这一重要特征，单位犯罪也就无法谈起。综上所述，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即是单位本身犯罪，而不是单位的各个成员的犯罪之集合。单位成员之间是按照单位的统一要求和一定秩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共同形成单位整体的，是由单位的决策机构由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是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或者以单位名义为本单位全体成员谋取非法利益，为单位谋取合法利益的行为，不可能成立任何犯罪；仅仅为单位少数成员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也不成立单位犯罪，须刑法明确规定才可够成，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有单位犯罪的，不能够成此罪。三、单位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就单位故意犯罪而言，是否一定要有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对此，有观点认为构成单位犯罪必须以此为主观要件。还有观点认为，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是指这样一种心理事实，单位犯罪的决策机关在决定某一事项时，虽然认识到该事项违反法律规定，但在为单位谋利的狭隘动机驱使下，仍然决定实施这一行为，而直接实施单位犯罪行为的单位成员，也不是出于个人私利。尽管为单位谋取的非法利益可能使其全体成员分享，但核心是为单位本身或者说为单位整体谋取非法利益，否则，就不成其为单位犯罪。笔者认为，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要件。就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而言，大多数是出于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但有些单位故意犯罪的成立并不需要有谋利的目的，如刑法第229条第1款规定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因此，将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作为单位犯罪的要件，将放纵一部分的单位犯罪，不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1][2][][]（二）单位犯罪是否一定以本单位的名义笔者认为单位实施犯罪行为不一定都用本单位的名义，因为首先有些单位犯罪并不需要什么名义就可以实施，其次有些单位犯罪为了使犯罪更加隐蔽，往往隐蔽自己的单位名称，对外没有什么单位名义。单位秘密绕关走私就是如此。最后有些单位犯罪不是以自己单位名义实施，相反却是假冒他人的名义进行。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6月18日的《解释》第3条明确规定，即使是用单位的名义实施，但如果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同样应当按照自然人犯罪而不是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因此，“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并非所有单位犯罪的必备条件。（三）单位犯罪是否必须在“职务活动或业务范围内”实施。对此，有论者认为，单位的犯罪行为必须与自己的业务活动相联系，超出单位业务范围，或者与单位业务活动无关的行为不能成为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一种犯罪是否可以由单位来实施，具有法定性，即只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才可以是单位犯罪。但从目前的刑法规定来看，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也并非必然与本单位的业务活动有关，或者必须是在单位业务范围内。不可否认，有些单位犯罪可能与本单位的业务有关，如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但有些犯罪根本与本单位业务活动风牛马不相及，例如，单位组织淫秽表演罪，怎么能说这种犯罪与单位的业务活动有关呢？而且在实践中，虽说单位的权利能力限定在业务范围之内，但单位超出业务范围之外的活动也并非一概无效。因此，将单位犯罪限定在职务活动或业务范围内实施明显地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四）单位犯罪行为的主体究竟是法人还是单位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法人说与单位说。法人说认为，法人与自然人是相对应的一对概念，它并非一类真正的人，而是依法建立或是法律拟制的类似于自然人的一些具备行为能力的人，用法人定义更符合该类犯罪主体的一些本质特征，具有科学性。其次，非法人单位犯罪比较少见，法人定义基本可概括该类犯罪的全貌。最后，用法人定义有利于与国际接轨，便于操作和司法执行。单位说认为，法人无法概括当前单位犯罪的全貌，使一些单位逃避法律的制裁，并且法人犯罪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理论概念，许多国家立法也采用法人的说法。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单位犯罪中存在单位与自然人的双主体。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应确定为单位。首先，我国刑法的规定，单位犯罪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它要求能够成为单位犯罪主体的只能是公司等法人或其他合法存在的非法人组织。就单纯从字面解释而言，自然人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具备这一条件或资格的。其次，如果承认自然人也是单位犯罪的主体也就是在事实上承认了单位犯罪实际上是单位与自然人共同犯罪。然而在单位犯罪中，单位代表人或直接责任人等单位成员的行为应视作单位的行为。单位是拟制的人，其意志只能通过具体的个人行为来体现，而不能脱离个体单独存在。因此，在单位危害社会的时候，不存在单位与单位成员共同犯罪的情况。如果单位与其内部的自然人共同犯罪，自然人则必须是以独立的个人身份并且是为牟取个人非法利益，如果其以单位成员身份参与犯罪，则不属于共同犯罪。因此认定单位与其内部自然人共同犯罪，该自然人必须既有单位犯罪的故意，又有个人犯罪的故意。这种共同犯罪一般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其一，单位内部的自然人不是以单位成员的身份而是以独立的个人身份，且为了个人利益而与单位共同实施的故意犯罪。如某甲是某公司的职员，他预谋从香港走私一批外烟进口，但资金不足，便与公司经理商定，由公司提供贷款，走私违法所得，双方按四六分成。某甲走私后，非法牟利100万元，某甲得40万元，公司分得60万元。某甲与公司就成立走私罪的共犯。其二，单位内部的自然人与单位的整体意志相吻合，且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单位成员的身份，为牟取个人利益而实施的犯罪。如某企业职工王某见自己的企业不景气，便向单位领导建议，由企业出资800万元，他自己筹集500万元，由他负责从国外走私香烟在境内销售，所得利益由企业与他个人均分。企业决策机关经验就决定，同意王某的建议并立即筹款实施。如前所述，此种情况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单位内部的一员，王某实施的犯罪应构成单位犯罪；另一方面，王某具有为自己牟利的目的，他的行为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应当肯定这是王某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共同犯罪。总之，单位犯罪的主体只能是依法成立的、具有一定组织机构的，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等单位，而不是法人或单位与自然人的混合主体。单位的性质不影响单位犯罪的成立。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的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的情况。具备下列行为之一的，均不视为单位犯罪，而只能以自然人犯罪处罚:(1)个人为进行违法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2)公司、企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3)盗用、借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所得或私分的。我国对单位犯罪原则上采取双罚制，即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处罚金，同时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刑罚。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摘要：根据刑法原理，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在现行刑法规定下，单位犯罪中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单位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自然人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制度还有待通过刑法的修订来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刑罚适用

0引言

我国刑法规定对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是以犯罪主体所应判处的自由刑的法定最高刑或生命刑为标准来确定的，这是为自然人犯罪量身定做的追诉时效期限。当单位犯罪时，适用这种追诉时效制度则会出现很多难题，因为单位犯罪由于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是组织体，不能判处如自然人一样的自由刑和生命刑，刑法规定对犯罪单位只适用罚金刑。在刑法分则中，单位犯罪有单罚制和双罚制两种处罚模式，对于实行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即只处罚单位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对于实行双罚制的单位犯罪，既处罚单位又处罚单位责任人员。因此，在单位犯罪中应如何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是否应对单位犯罪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及如何适用？以下试述之。

1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

在现行刑法的规定下，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追诉时效，学者之间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对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可以适用其直接负责的主管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即以有关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可能判处的自由刑或生命刑来确定。①而有学者认为，“追诉时效只能适用于自然人犯罪，而不能适用于单位犯罪。因为：第一，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虽然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二者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主体，因此，法律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就不能适用于单位。第二，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并不是与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大小相一致的。如果笼统地将法人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应适用的追诉时效期限适用于单位，势必造成追诉期限的长短与刑事责任的大小脱节的现象。”第三，我国刑法第87条是以法定最高刑为不同期限的自由刑和生命刑的根据来确定追诉时效期限的，而单位犯罪的法定刑都是罚金，因此将追诉时效的规定适用于犯罪单位，未免太牵强附会。②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据此将单位犯罪完全排除在追诉时效制度之外，也与法理不符。追诉时效制度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依据刑罚的基本原理，规定在刑法总则中，对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的犯罪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刑罚的基本的制度，应当适用于单位犯罪。理由如下：

摘要：根据刑法原理，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在现行刑法规定下，单位犯罪中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单位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自然人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制度还有待通过刑法的修订来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刑罚适用

0引言

我国刑法规定对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是以犯罪主体所应判处的自由刑的法定最高刑或生命刑为标准来确定的，这是为自然人犯罪量身定做的追诉时效期限。当单位犯罪时，适用这种追诉时效制度则会出现很多难题，因为单位犯罪由于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是组织体，不能判处如自然人一样的自由刑和生命刑，刑法规定对犯罪单位只适用罚金刑。在刑法分则中，单位犯罪有单罚制和双罚制两种处罚模式，对于实行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即只处罚单位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对于实行双罚制的单位犯罪，既处罚单位又处罚单位责任人员。因此，在单位犯罪中应如何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是否应对单位犯罪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及如何适用？以下试述之。

1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

在现行刑法的规定下，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追诉时效，学者之间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对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可以适用其直接负责的主管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即以有关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可能判处的自由刑或生命刑来确定。①而有学者认为，“追诉时效只能适用于自然人犯罪，而不能适用于单位犯罪。因为：第一，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虽然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二者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主体，因此，法律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就不能适用于单位。第二，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并不是与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大小相一致的。如果笼统地将法人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应适用的追诉时效期限适用于单位，势必造成追诉期限的长短与刑事责任的大小脱节的现象。”第三，我国刑法第87条是以法定最高刑为不同期限的自由刑和生命刑的根据来确定追诉时效期限的，而单位犯罪的法定刑都是罚金，因此将追诉时效的规定适用于犯罪单位，未免太牵强附会。②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据此将单位犯罪完全排除在追诉时效制度之外，也与法理不符。追诉时效制度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依据刑罚的基本原理，规定在刑法总则中，对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的犯罪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刑罚的基本的制度，应当适用于单位犯罪。理由如下：

论文关键词：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刑罚适用

论文摘要：根据刑法原理，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在现行刑法规定下，单位犯罪中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单位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自然人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制度还有待通过刑法的修订来进一步完善。

0引言

我国刑法规定对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是以犯罪主体所应判处的自由刑的法定最高刑或生命刑为标准来确定的，这是为自然人犯罪量身定做的追诉时效期限。当单位犯罪时，适用这种追诉时效制度则会出现很多难题，因为单位犯罪由于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是组织体，不能判处如自然人一样的自由刑和生命刑，刑法规定对犯罪单位只适用罚金刑。在刑法分则中，单位犯罪有单罚制和双罚制两种处罚模式，对于实行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即只处罚单位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对于实行双罚制的单位犯罪，既处罚单位又处罚单位责任人员。因此，在单位犯罪中应如何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是否应对单位犯罪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及如何适用？以下试述之。

1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

在现行刑法的规定下，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追诉时效，学者之间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对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可以适用其直接负责的主管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即以有关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可能判处的自由刑或生命刑来确定。①而有学者认为，“追诉时效只能适用于自然人犯罪，而不能适用于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制度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依据刑罚的基本原理，规定在刑法总则中，对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的犯罪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刑罚的基本的制度，应当适用于单位犯罪。

一、我国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概念厘定

通常认为，单位贿赂犯罪是指单位实施的行贿罪或受贿罪，犯罪主体必须是单位，客观方面表现为根据本单位的意志，以单位的名义实施的受贿、行贿行为，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具有为单位谋取利益的目的，包括纯正的单位贿赂犯罪和不纯正的单位贿赂犯罪，具体的罪名范围随着刑法的修订而不断扩大。①依此狭义说，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就应当包括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单位)对单位行贿罪、(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单位)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等6个核心罪名。但特定体系所摄，既有其核心要素，也应有与核心要素并存的边际要素。作为一种特殊犯罪类型，贿赂犯罪应是一个完整的犯罪体系，也只有在完整的犯罪体系中才能更好地明晰各罪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刑罚轻重。贿赂犯罪体系的核心固然为受贿类犯罪和行贿类犯罪，但不应仅限于此，直接与受贿、行贿行为构成对向这一并存关系的关联行为也应纳入其中。因为受贿与行贿是一个对向的发展过程，彼此互为存在的前提，是共同犯罪中的必要共犯，相互在必要共犯中构成对方的对向犯，且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还会介入外在的促成行为———介绍贿赂行为。因此，为全面审视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规制效用，应当将行贿、受贿及其直接关联行为都纳入贿赂犯罪体系，只要与某一单位贿赂犯罪直接构成对向关系的犯罪都应视为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的罪名。质言之，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应是单位实施行贿行为、受贿行为构成的犯罪及其与之构成对向关系的关联犯罪所形成的犯罪体系。需要指出的是，单位行贿罪与单位受贿罪并非互为对向的完全对向犯，而是互不直接关联的贿赂犯罪，这两个在罪名上被冠以“单位”的贿赂犯罪通过与其他不纯正的贿赂犯罪或行为相关联，彼此才共同处于完整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之中，其他由单位实施的贿赂犯罪亦然。具言之，单位行贿罪的对向犯是受贿罪，单位受贿罪的对向犯是对单位行贿罪，(单位)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对向犯则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对向犯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对向犯则是不受刑罚处罚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行为，介绍贿赂罪的对向犯则是受贿罪、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据此，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罪名范围不限于前述单位直接实施的6个核心罪名，还应包括其他5个与之构成对向关系的自然人实施的关联贿赂犯罪(具体见图一)。

二、我国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立法反思

由11个罪名构成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理应具备该类犯罪应有的统一性，具言之，表现在罪间关系上应为罪名的完整性，相关犯罪都应纳入刑法规制之内，不漫不漏;表现在刑罚体系上应具有处罚立场的同一性，轻重均衡。据此，需要结合单位贿赂犯罪现象，根据完整性和统一性原则对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罪名体系和刑罚体系予以理性审视。(一)罪名体系不完整。从前文图一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对向犯关系图可知，就逻辑关系而言，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罪名缺位较多，如缺少非国有单位受贿罪，单位介绍贿赂罪，单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外国国有单位、国际公共组织受贿罪等。有学者据此认为，这些行为在现实中并非不可能发生，也并非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刑事立法对其却并未做出规定。①1．对称性罪名不完整。从逻辑上根据对向犯的对称性原则找出的这些所谓欠缺的罪名，并非都能在现实中发生，有的行为即使发生也并不一定就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毕竟对向犯并非入罪的充要条件。因此，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罪名是否完整，应根据前述对称性缺失罪名的现实可能性和社会危害性进行理性分析。首先，无需增设非国有单位受贿罪、(单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外国国有单位、国际公共组织受贿罪。虽然单位贿赂体系中有自然人实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并不意味着单位可以实施任何自然人构成的犯罪。非国有单位与国有单位不同，并无不可交易的公共职能或职权，其存续的价值就在于通过市场交易赚取利润，其单位利益具有单一性，不存在牺牲单位利益为单位换取贿赂的情形，这只是讨价还价的市场交易行为，并无社会危害性，不可能将其作为受贿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故无需设置非国有单位受贿罪。事实上，在商业贿赂中，行贿犯罪几乎成为民营企业家的“专属罪名”。①而单位与单位之间、单位与自然人之间虽有业务往来，却不存在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特有的人身亲密关系，故单位无法利用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进行受贿，故也无需增设(单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现实中虽然存在外国国有单位的受贿行为，但国有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刑事管辖权以国家主权为前提，一国对另一国的国家机关无法进行刑法规制，否则有干涉一国内政之嫌，故无需增设外国国有单位受贿罪。同时，罚金刑是当下针对单位犯罪中的单位的唯一刑罚，而国际组织的经费则来自各会员国的缴纳，其职权也来自各成员国的让渡或认可，涉及到诸多国际因素，难以对其判处罚金，不宜对其进行刑法规制，故也无需增设国际公共组织受贿罪。其次，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行为虽然是自然人实施的，但该行为与单位实施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构成对向犯，需审视其入罪必要性和可行性。整体观之，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1)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受贿行为本身具有危害性，它不但危及了国际公共组织的利益，也可能在我国境内引发与之具有对向关系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同一行为过程中受贿行为的危害性重于行贿行为，故需要予以刑法规制:(2)《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6条第2款不但明确规定了“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还要求“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其规定为犯罪，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已于2005年10月27日通过了该公约，且只是对该公约第66条第2款(争端解决方式)作出了保留声明，故我国有义务在刑法中规定该罪名:(3)我国基于该条约义务和国际惯例，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理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4)增设该罪名，“有利于我国与国际社会顺利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合作，有利于我国司法机关向受贿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追回赃款。”②2．介绍贿赂罪的范围狭窄。从前文图一可知，我国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包括三种类型: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但是，介绍贿赂罪当下仅限于自然人实施，且只能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受贿，不包括单位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有学者认为，介绍贿赂罪独立成罪的理由自始不能成立，基本构架变为“受贿犯罪———行贿犯罪”二元体系，将有利于我国刑法中贿赂犯罪罪名的具体设置。③介绍贿赂在公务贿赂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中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其对相关贿赂行为促成的危害性也毋庸置疑，“很多情况下，介绍贿赂者甚至是权钱交易的始作俑者。”④有学者认为，在商业贿赂领域将介绍贿赂行为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或者“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帮助犯定罪处罚。⑤也有学者直接建议我国刑法应增设商业贿赂领域的介绍贿赂罪。⑥介绍贿赂罪的存废之争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但一直围绕介绍贿赂罪与贿赂犯罪共犯的界限展开，废除论往往以贿赂罪共犯可以直接将介绍贿赂行为纳入其中为由，否定该罪存在的必要性;⑦保留论则强调介绍贿赂行为与贿赂罪共犯的区别和其自身的中立性，以证成该罪存在的必要性。①至此，介绍贿赂罪应否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全面规定，需要正面审视介绍贿赂罪的自身价值。介绍贿赂罪的价值不仅在于其与贿赂罪共犯的区别和其自身的中立身份，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其补充适用的法律地位和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一方面，介绍贿赂的实行行为表现为介绍人在行贿方和受贿方之间穿针引线，沟通撮合，促成行贿受贿行为的完成。但介绍贿赂罪的实行行为并不限于撮合沟通的行为，有时候也会在此基础上实施转交贿赂或代收贿赂的行为，这是更进一步的介绍贿赂行为，因为其仍然以撮合行贿方和受贿方为中心，主观上也是以促成贿赂达成为目的，并未与行贿方或受贿方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据此，介绍贿赂罪在贿赂犯罪体系中处于补充适用的法律地位。介绍贿赂罪和行贿罪、受贿罪共犯的关系是交叉竞合的关系，介绍贿赂罪的存在是为了防止有的介绍贿赂行为因不能以行贿罪共犯或受贿罪共犯论处而逸出刑法规制的范围。另一方面，介绍贿赂罪是滋生贿赂犯罪的温床，如果废除此罪，会使得本不完备的贿赂犯罪体系更加破败不堪。将介绍贿赂行为单独入罪，可以最大程度地教育那些潜在的介绍贿赂人，从而对其起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同时，将实施介绍贿赂行为且情节严重的人判处介绍贿赂罪，让其充分感受到我国打击贿赂犯罪的强硬态度和打击力度，进而实现贿赂犯罪的特殊预防。因此，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应当充分发挥介绍贿赂罪的存在价值，将单位构成的贿赂犯罪纳入介绍贿赂罪的范围之中。(二)刑罚处罚的基本立场混乱。相同的人和相同的情形必须得到相同的或至少是相似的待遇，只要这些人和这些情形按照普遍的正义标准在事实上是相同的或相似的。②仅就刑法规定的内在逻辑而言，对同样的情况采取相同的处理方式，应该是立法的基本规则。③根据法学评价同一律这一原理，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刑法对贿赂犯罪的处罚立场无论如何取舍，理应全面坚持并一以贯之，但现有的单位贿赂犯罪的刑罚规定体现出来的相关基本立场混乱不堪。1．法益范畴的混乱:公务贿赂犯罪与商业贿赂犯罪的轻重矛盾。就贿赂犯罪的法益具体范畴的划分而言，世界主要国家均将其分为公共部门(publicsector)的贿赂和私营部门(privatesector)的贿赂，而且这种贿赂犯罪类型的划分在一些关于反腐败的最重要的国际公约中也得到了体现，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际商务交易活动中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和《反腐败刑法公约》即是。④在我国大陆地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商业贿赂现象，《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规已经提出了商业贿赂这一概念，该种贿赂行为构成犯罪时，实为前述私营部门的贿赂犯罪，具体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与此相对应，公共领域的贿赂犯罪则是与公务行为相关的公务贿赂犯罪，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含对国家工作人员有影响力的人)和国有单位利用公务实施的贿赂犯罪，具体包括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的其他9个剩余罪名。纵观我国现有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刑罚处罚公务贿赂犯罪和商业贿赂犯罪的基本立场互相矛盾，并不统一(具体参见表一)。我国大陆地区公务贿赂领域中自然人实施的受贿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死刑，自然人实施的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明显重于商业贿赂领域中自然人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最高法定刑———有期徒刑15年，更重于自然人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有期徒刑10年。这意味着对公务贿赂犯罪的处罚应明显重于商业贿赂犯罪。但是，商业贿赂中自然人实施的各种行贿犯罪和受贿犯罪的法定刑与公务贿赂中自然人利用影响力实施的各种贿赂犯罪的法定刑却完全相同:受贿类犯罪的法定刑均为拘役至有期徒刑15年，行贿类犯罪的法定刑均为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商业贿赂中各种行贿犯罪的法定刑与公务贿赂犯罪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法定刑也完全相同:均为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这又意味着对公务贿赂犯罪的处罚应等同于商业贿赂犯罪。进一步比较还发现，在商业贿赂中单位实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有期徒刑10年，而单位实施的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分别为有期徒刑5年、有期徒刑3年、有期徒刑3年，远低于前罪的有期徒刑10年。这又意味着对公务贿赂犯罪的处罚明显轻于商业贿赂犯罪。至此，公务领域贿赂犯罪与商业贿赂犯罪的刑罚立场完全混乱，毫无犯罪体系的统一性可言。2．行为类型的混乱: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的轻重冲突。就现有《刑法》规定而言，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受贿类犯罪的法定刑基本上重于行贿类犯罪的法定刑，但也有相反的规定。单位受贿罪的法定刑是拘役至有期徒刑5年，无论向其行贿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商业工作人员，还是国有单位或私营单位，其法定刑均不变。但单位实施的行贿类型中，除了单位实施的对单位行贿罪(拘役至有期徒刑3年)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拘役至有期徒刑3年)外，其余行贿犯罪的法定刑都不比单位受贿罪的法定刑更轻:单位实施的行贿罪法定刑与单位受贿罪相同(拘役至有期徒刑5年)，单位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法定刑(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都比单位受贿罪的法定刑(拘役至有期徒刑5年)更重。差距最为明显的是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法定刑是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但与之形成对向关系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行为却不是犯罪，根本不能对其予以刑罚处罚(具体参见表二)。这在单位贿赂犯罪的类型体系结构上显得极不协调，同样有违刑罚处罚的统一性。3．主体身份的混乱:单位贿赂犯罪与自然人贿赂犯罪轻重不一。在现有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单位实施的贿赂犯罪和自然人实施的贿赂犯罪在刑罚处罚上也轻重不一，明显矛盾。自然人实施的受贿行为涉嫌构成的三个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或有期徒刑15年，单位实施的单位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则为有期徒刑5年;自然人实施的行贿罪的法定刑为拘役至无期徒刑，单位实施的单位行贿罪的法定刑为拘役至有期徒刑5年;自然人实施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为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单位实施的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为拘役至有期徒刑3年，这说明自然人实施的贿赂犯罪明显重于单位实施的贿赂犯罪。但是，单位实施的对单位行贿罪与自然人实施的对单位行贿罪的法定刑却完全一样:拘役至有期徒刑3年;单位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贿罪与自然人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和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行贿罪的法定刑也完全一样:拘役至有期徒刑10年(具体参见表三)。这又说明单位实施的贿赂犯罪和自然人实施的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价，刑罚处罚相同，明显与前述立场不同，故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基于主体类型的刑罚立场已被割裂开来。

三、我国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立法改革路径

刑事立法应当构建“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在法网设置方面，应当逐渐实现严密化;而在刑罚配置方面，则应当逐渐实现刑罚的轻缓化。①基于前述立法反思所揭示的当下困境，我国大陆地区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应当修改完善，一方面要增设相关罪名或扩大适用范围，严密我国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另一方面还要统一单位贿赂犯罪的刑罚立场，以形成轻重有序、统一协调的刑罚体系。(一)严密刑事法网，形成完备有度的罪名体系。就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罪名完善而言，如前所述，应当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并进一步扩大介绍贿赂罪的适用范围，以形成完备有度的罪名体系。1．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根据前述反思理由，我国刑法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由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是现有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对向犯，我国刑法向来是先规定受贿罪，然后再规定行贿罪，且现有立法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视为“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被规定在《刑法》第164条。因此，建议将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规定为《刑法》第163条之一，便于维护现有法典体系的稳定。但是，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并非商业领域的贿赂犯罪，而是外国公务领域的贿赂犯罪，对其法定刑的设置应当参照公务贿赂犯罪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法定刑。同时，虽然该罪是公务领域的犯罪，但我国刑法没有义务也不便维护国外政府或国际组织的廉洁公正形象，而应从该罪与我国关联的利益出发进行规制，可参照其对向犯———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的“商业利益”的规定，将该罪中职务便利谋取的利益也限定为“商业利益”。据此，可以在《刑法》中增加第163条之一:“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商业利益，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2．扩大介绍贿赂罪的适用范围。与其他国家的贿赂犯罪规定相较，“介绍贿赂罪的设立是中国刑法的一大特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遗憾的是，该罪的受贿方仅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过于狭窄，应当将其扩大到私营部门。”②但是，目前我国《刑法》第392条仅将介绍贿赂罪限定在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的情形，且将该罪的犯罪主体仅限于自然人，根据前述反思理由，亟需将介绍贿赂罪扩大到其他对向性的贿赂犯罪之中。应将介绍贿赂罪的主体扩大到单位，在自然人介绍贿赂的行为类型之后增加单位犯的条款。同时还应扩大其犯罪对象，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外，还包括国有单位、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影响力的人、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等犯罪对象，从而形成全面完整的介绍型单位贿赂犯罪体系。就其法定刑的设计而言，依然要坚持前述公务贿赂犯罪重于商业贿赂犯罪、自然人贿赂犯罪重于单位贿赂犯罪、受贿犯罪重于行贿犯罪的基本立场，同时还要继续贯彻介绍贿赂犯罪轻于行贿犯罪的原则。就法条的具体修改而言，在现有介绍贿赂罪的基础上，将《刑法》392条第1、2款修改为:“介绍贿赂，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的:(二)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介绍贿赂的;(三)向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介绍贿赂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增加《刑法》392条第3、4款为:“介绍贿赂，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向非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的;(二)向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介绍贿赂的。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增加《刑法》392条第5款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至此，介绍贿赂罪全面贯穿于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之中，且完全遵循了前述的刑罚基本立场。(二)坚持同一立场，构建协调统一的刑罚体系。如前所述，从法益范畴、行为类型和主体身份进行考察可知，现有单位贿赂犯罪体系的刑罚立场紊乱，矛盾重重。因此，为了建构统一协调的刑罚体系，前述基本的刑罚立场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均应予以全面贯穿，并据此对现有的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相关罪名的刑罚幅度进行适当的调整。1．公务领域的贿赂犯罪应重于商业贿赂领域的贿赂犯罪。就社会危害性来看，在通常情况下，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由于涉及对国家公权力的腐蚀，其社会危害性比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社会危害性要大。①究其原因，公务贿赂犯罪与重大的公共利益直接关联，而商务贿赂犯罪则与特定私营主体利益或市场竞争秩序相关。公务贿赂犯罪直接涉及到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公务行为与各种公共利益相关联，一旦公务行为加入直接交易的贿赂行列，则公共利益会遭受极大的损害，更为严重的是，由此导致公民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往往会动摇执政之基，“如果不把打击重点放在民众最不能容忍的公务贿赂大案要案上，容易使犯罪人产生‘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感慨。”①也有学者认为，商业贿赂中贿赂者通过支付不正当好处获得交易机会或有利交易条件，直接损害其竞争对手的合法利益，进而损害消费者权益，并最终损害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甚至损害全球的公平竞争秩序。②但商业贿赂损害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所在单位的利益，因为商业贿赂中的受贿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贿赂的行为，此处的“职务”是其所在私营单位的职务，维护的利益当然是私营单位的利益;以此为基础，商业贿赂才会“打破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侵害其他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权利”。③从现实的角度看，公共部门贿赂犯罪与私营部门贿赂犯罪的划分反映了各国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在公权力高度集中、公共部门在整个社会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国家，私营部门贿赂犯罪容易被忽视;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对分离的二元结构已牢固树立的国家，私营部门贿赂犯罪较早引起重视。④据此，我国刑法现阶段对公务贿赂的处罚应重于商业贿赂的处罚。在坚持公务领域贿赂犯罪应重于商业贿赂领域的立场上，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15年，前文所增设的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最高法定刑也应为有期徒刑15年，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最高刑则应从有期徒刑15年调整为有期徒刑10年;由于自然人对利用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10年，自然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应从有期徒刑10年调整为有期徒刑5年;由于单位对利用影响力的人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3年，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应从有期徒刑10年调整为有期徒刑2年;由于自然人向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介绍贿赂罪最高刑为有期徒刑3年，自然人向非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介绍贿赂罪最高刑为有期徒刑2年。(具体参见表五)2．受贿类犯罪应重于行贿类犯罪。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的轻重应根据彼此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确定，且将其在贿赂犯罪体系中全面贯彻。有学者认为，行贿人和受贿人都不属于真正的被动方，因为在贿赂犯罪实际发生之前，双方必须达成一致;从量刑的角度看，区分贿赂双方谁主动谁被动是有意义的。⑤依此，对索取贿赂型受贿罪的处罚应当重于行贿罪，且收受贿赂型受贿罪应当轻于行贿罪，但仅以引发贿赂的作用确定刑罚轻重，不但忽视了行为的具体结构，也会割裂同一罪名的共同法定刑。由于受贿的实质是受贿主体的职务便利与财物之间发生的非法交易，受贿一方的职务便利总是与公务权力或者业务权力相关联，这种权力无论是在公务领域，还是在商务领域，都因其具有能够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属性，天生就会面临金钱腐蚀的诱惑，这也是“权力滋生腐败”的逻辑预设，这就要求拥有这些权力的行为人具有更高的自制力和忠诚度，以确保这些权力远离腐败。即使面临外界行贿方的诱惑，权力的行使者也应当正当履行职责，不能据此将部分刑事责任分配给行贿方。从犯罪发生的过程考察，“受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犯罪，而行贿、介绍贿赂人的犯罪目的必须通过受贿人的犯罪活动才能实现”，⑥受贿方所起作用更大，理应予以重处。《法国刑法典》据此将行贿罪和受贿罪分列于不同的章节，将受贿罪规定在第二章“公务员危害政府罪”之中，而将行贿罪则规定在第三章“公民危害公共管理罪”之中。事实上，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犯罪立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受贿从严、行贿从宽，⑦并且，出于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等司法实务或刑事政策的需要，行贿犯罪在司法实践中一直被视为反腐败工作的“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⑧在坚持受贿犯罪应重于行贿犯罪的立场上，由于单位受贿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5年，则单位实施的任何行贿罪的最高法定刑都应低于有期徒刑5年，据此应当将(单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和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降到有期徒刑5年以下:单位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最高刑应由有期徒刑10年改为有期徒刑2年，单位实施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最高刑应由有期徒刑10年改为有期徒刑3年(具体参见表五)。3．自然人贿赂犯罪应重于单位贿赂犯罪。有学者认为，单位贿赂犯罪和自然人贿赂犯罪并无差别，在犯罪客体上都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在犯罪的主观方面罪过内容实际上是同一的;造成的危害结果又相当，且贿赂犯罪本无具体的被害人，故建议取消单位受贿罪，但同时又认为单位行贿罪与行贿罪的法定刑要等同。①还有学者认为国家机关不能作为犯罪主体，也建议单位受贿罪中凡国家机关以单位名义收受贿赂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追究刑事责任。②该主张实际上混淆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为证成单位贿赂与自然人贿赂的等价性直接否定了单位犯罪的应有价值，殊不妥当。尽管还有学者主张，不管是单位还是自然人，在实施相同犯罪行为时，对法益的侵害程度都是相同的，③但我们不能据此无视单位犯中自然人的主观恶性和利益归宿，更不能要求单位犯中的自然人承担与自然人犯罪同样的刑事责任。应根据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自身特点，在单位贿赂犯罪体系中规制二者时做出应有的轻重区分。同一犯罪类型，单位犯罪理应轻于自然人犯罪。首先，从主体的产生根据上考量，单位的成立需要依法进行合法性审查和许可，即单位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天生具有合法性，如果自然人为了犯罪去成立公司、企业，则直接以自然人犯罪论处;而自然人的出身不存在合法性审查环节，即使违反基本国策的超计划生育，也必须进行户口登记，而自然人的七情六欲普遍存在，其人身危险性随时外化为犯罪行为。其次，从主观罪过的形成过程观之，单位共同目标的存在就表明单位具有独立于单位任意成员的意志，即单位具有独立的整体意志，④单位犯罪需要决策机构商议犯罪内容，参与人员较多，难以形成背离单位合法目的的主观罪过，参与其中的自然人主观恶性不大，通常较为消极;而自然人犯罪直接由其决定实施，易于形成犯罪意志，主观恶性较大，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从犯罪动机出发，可以认为与纯正的自然人贿赂犯罪相比，单位贿赂犯罪中的自然人的可谴责性要低一些。⑤再次，从犯罪所得收益的归宿分析，单位犯罪要求犯罪所得归单位所有，处于单位的实际控制之下，而自然人的犯罪所得无论是归其本人所有，还是归其他人所有，均在该自然人的控制之下，根据谁受益谁担责的原理，单位犯罪中的自然人刑事责任理应轻于自然人犯罪的刑事责任。最后，现行刑法在受贿犯罪体系中完全坚持了自然人贿赂犯罪重于单位贿赂犯罪的基本立场，自然人实施的受贿罪的法定刑是拘役至死刑，但国有单位实施的受贿罪的法定刑则是拘役至有期徒刑5年，二者法定刑的差别十分明显。在坚持自然人贿赂犯罪应重于单位贿赂犯罪的立场上，结合前述修改犯罪法定最高刑的调整情况分析，由于自然人实施的对单位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有期徒刑3年，则应将单位实施的对单位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调整为有期徒刑2年，并将单位实施的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调整为有期徒刑3年，将单位实施的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法定最高刑调整为有期徒刑2年。同时，根据前述介绍贿赂罪的修改，再将前述介绍贿赂罪体系中相关罪名的法定最高刑纳入其中，就形成了轻重有序、相互衔接的单位贿赂犯罪刑罚体系(具体参见表五)。

摘要：根据刑法原理，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在现行刑法规定下，单位犯罪中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单位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自然人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制度还有待通过刑法的修订来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刑罚适用

我国刑法规定对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是以犯罪主体所应判处的自由刑的法定最高刑或生命刑为标准来确定的，这是为自然人犯罪量身定做的追诉时效期限。当单位犯罪时，适用这种追诉时效制度则会出现很多难题，因为单位犯罪由于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是组织体，不能判处如自然人一样的自由刑和生命刑，刑法规定对犯罪单位只适用罚金刑。在刑法分则中，单位犯罪有单罚制和双罚制两种处罚模式，对于实行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即只处罚单位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对于实行双罚制的单位犯罪，既处罚单位又处罚单位责任人员。因此，在单位犯罪中应如何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是否应对单位犯罪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及如何适用？以下试述之。

1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

在现行刑法的规定下，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追诉时效，学者之间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对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可以适用其直接负责的主管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即以有关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可能判处的自由刑或生命刑来确定。而有学者认为，“追诉时效只能适用于自然人犯罪，而不能适用于单位犯罪。因为：第一，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虽然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二者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主体，因此，法律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就不能适用于单位。第二，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并不是与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大小相一致的。如果笼统地将法人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应适用的追诉时效期限适用于单位，势必造成追诉期限的长短与刑事责任的大小脱节的现象。”第三，我国刑法第87条是以法定最高刑为不同期限的自由刑和生命刑的根据来确定追诉时效期限的，而单位犯罪的法定刑都是罚金，因此将追诉时效的规定适用于犯罪单位，未免太牵强附会。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据此将单位犯罪完全排除在追诉时效制度之外，也与法理不符。追诉时效制度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依据刑罚的基本原理，规定在刑法总则中，对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的犯罪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刑罚的基本的制度，应当适用于单位犯罪。理由如下：

1.1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制度适用于单位犯罪，符合追诉时效制度的立法设计理念追诉时效制度是现代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基本刑罚制度，是刑法人道主义和社会合理性的具体体现，是对社会自我调节、净化和运行机制的尊重，是对犯罪人自我改造和自我约束的积极社会效果的承认，是对司法机关和自诉人及时行使求刑权的积极督促，也是有配置司法资源、减少司法成本、节约社会财富的必要措施。可见，追诉时效制度是依据刑事法哲学原理和刑事政策学原理制定的一种刑罚制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单位犯罪已成为现代社会一种广发的犯罪，理应通过在单位犯罪中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